雾里看花

中共十八大期间的权力安排问题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3/news-gb2312-1043920.html

德国之声 于 2010-03-20： 本周，中国"两会"虽然结束，但围绕着"两会"的话题却并未结束。香港媒体关注的首先是"两会"结束后到中共十八大期间的权力安排问题。另外，针对泰国政局此起彼伏的动荡，香港媒体批评泰国人理性精神不足。

香港《明报》报道，中国两会3月14日闭幕后，政坛焦点开始集中到2012年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而各方政治势力在人事方面的角逐已经展开，从今年两会上或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报道写道："在中共的政治局人事布局中，年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2002年的十六大以1935年划线，生于1934年的李瑞环就要退下，1935年出生的曹刚川就可留任；2007年的十七大以1940年划线，生于1939年的曾庆红就要退下，1940年的贾庆林就获留任。以此推算，2012年十八大，当以1945年划线，则1944年以前出生者都在退休之列。因此，现任9名常委中，只有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953年生）、常务副总理李克强（1955年生）两人可以留任。"

《明报》的报道写道："政治局委员中，若无意外，副总理王岐山（1948年生）、中宣部长刘云山（1947年生）、国务委员刘延东（1945年生）、中组部长李源潮（1950年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1946年生）、副总理张德江（1946年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1945年生）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949年）都在留任之列。除了上述11人之外，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中办主任令计划（1956年生）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1955年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1947年生）、统战部长杜青林（1946年生）等人也是入局的热门人选。特别是令计划，作为胡总的大管家和心腹助手，其仕途一直被看高一线。有消息称，他可能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取代已经68岁的刘淇，出任北京市委书记，从而提前入局卡位。"

该报接着写道："此外，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较费思量。到底是维持现任的9常委制，还是恢复到十六大以前的7常委制，消息较纷纭。不管哪种制，留任的11名委员中一定有人要原地踏步，除了习、李两人的常委身分毫无疑问外，王岐山、汪洋、李源潮、俞正声4人也呼声较高。而剩下的1席或3席，很大机会就是刘云山、刘延东、张高丽、张德江、薄熙来5人之争，而其中刘云山和张德江已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处于有利位置，这种激烈的竞争大概也是薄熙来"两会"上不惜高调、急于争取表现的原因吧。"

报道最后写道："一般相信，十八大和十六大的性质接近，只是部分交班，属过渡性质大会，因此，不太可能有"政坛黑马"破格入常委（如十四大的胡锦涛、十七大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情形。不过，还有3年时间，变量仍多。"

另外，泰国局势这几天也引人关注。香港《太阳报》发表评论，批评泰国人理性精神不足。文章写道："自他信零六年九月被推翻后，泰国国内各个派别的抗争活动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整体社会稳定或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无论哪个团体都认为，在这样的局势面前退让，是让自己吃亏的举动。这一思维集中体现了理性精神的缺乏。"

文章写道："所谓理性精神，就是剥离人性的情绪，直达事物的核心，并努力使争取自己利益的行动不致于损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一九九一年八月，前苏联发生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当时形成包括支持戈尔巴乔夫、支持叶利钦以及支持政变者在内的三派力量。在这样各方一触即发的局势下，只要三方稍不理性，立即就可能酿成一场流血冲突。政变发生几天后，叶利钦在莫斯科街头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但他却并非呼吁人们去"痛打落水狗"，而是呼吁人们克制，不要做出非理性的举动。不管叶利钦其人的历史功过，至少他的这一呼吁避免了前苏联发生一场流血冲突。"

文章最后写道："在一个现实社会里，人们之间永远会有利益冲突，而且所谓的制度都是由人制定和实施的。因此若人本身缺乏理性精神，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发挥作用，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好的制度。如果具备理性精神，那么再大的问题都可以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得到解决；反之，则只能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徘徊。" ▲◆★●■☆


北韩局势不同寻常 体制崩溃倒计时？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3/20/20100320000006.html

襄阳=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 2010.03.20 )

北韩的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后，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预测说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寿命“可能只剩下三年”。在这种情况下，各方纷纷担心，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北韩体制崩溃可能会进入“倒计时”。

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和梨花女子大学统一学研究所19日在江原道襄阳大明度假村内共同举办了“南北关系专家大型讨论会”。在讨论会上，西江大学教授Kim Yeong-Su主张说：“北韩现在正在一点点消耗可以坚持的时间。”

北韩体制从今年年初开始“脱离原先轨道”，因此有言论称：“今年之内北韩局势很有可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Kim Yeong-Su表示：“正如货币改革失败所体现的那样，北韩对市场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信息流通速度也很快，不断出现深有意义的变化。”北韩老百姓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南韩化妆品和电饭锅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名品”，甚至连电视剧《IRIS》和《善德女王》也非常受欢迎，而且，军队状况也和过去截然不同，不断发生新兵逃离军营的事情。他还表示：“现在必须要防止即将倒下的枯木（北韩）倒向南方。”

当天，庆南大学教授柳吉表示：“北韩发生剧变的可能性至少超过20%。”他强调，像以前那样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援助促使北韩体制发生变化的想法是一种奢望，但要让北韩‘快点崩溃’的态度也超出我们的能力之外，因此，“应该制定现实的（剧变）对策。”高丽大学教授柳浩烈表示：“北韩今年还会运用悬崖外交和传统的欺骗战术，但如果同美国之间的对峙局面恶化，金正日可能会丧失统治力。”统一研究院博士朴泂重等专家主张说：“金正银继承权力最终会失败。”就北韩今年面临危机的根据，专家指出了4到6月春荒期至少缺粮50万吨、南韩和中国等外部援助不充分、国民对金正日的不满情绪迅速扩散等。

相反，庆南大学教授金根植表示：“我们决不能凭借北韩很快会灭亡的主观臆测(wishful thinking)，把所有精力放在对北政策上。政府针对北韩的不稳定状况制定对策固然重要，但也要针对北韩恢复稳定的情况做准备。”他指出，如果北韩得到中国的援助，就不会马上发生剧变事态，如果一味对北韩施压，只会导致其采取强硬手段。

当天，曾担任北核六方会谈韩国代表团团长的前国家情报院第一次长李秀赫在首尔三淸洞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虽然六方会谈进展不顺利，经常受挫，但没有可以替代六方会谈的对策。现在要做好准备应对北韩剧变。”▲◆★●■☆


418潜艇蒙难记：新中国海军潜艇的首次沉没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0-03/748597.html

2003年5月2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海军一艘常规动力361号潜艇在内长山以东我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沉痛之余，熟悉中国海军史的人们，不禁会想起40多年前的另一起潜艇遇难事件——418号潜艇海底失事。那次事故导致38名官兵牺牲。

其实，潜艇事故并不鲜见，各国海军都经历过潜艇事故惨剧。据不完全统计，潜艇自1940年到1988年共发生事故628起，导致沉没的为285起。二战后至1990年，各国潜艇发生非战斗沉没事故共约91起(其中核潜艇15起，死亡600多人；常规潜艇76起)。导致核潜艇沉没的原因很多，而在常规潜艇中，分列前三位的分别是碰撞、进水和不明原因。

　　那么，45年前我海军418号潜艇失事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潜艇上浮时正好撞在大舰底下

　　1959年12月1日，人民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舰在舟山海域进行攻潜演习。中午时分，演习已近尾声，海上气候骤变，风起云涌，波浪滔天。 418号潜艇正在海下50米全速前进，划着巨大的之字形，以躲闪水面舰艇的搜索。这是一次探索性的演练，因为人民海军自1954年夏组建潜艇部队以来，所有艇员都是从全军挑选出来的，是全军战士中的精英。经过在旅顺潜艇学习队的学习，这些稍有文化的中国军人已在苏联教员的帮助下初通了潜艇操作技术，但对攻潜、反舰等战法、技法并不熟悉。此次演习，便是中国潜艇自己摸索的开始。

　　418号潜艇艇长名叫张明龙。出海之前，他爱人就要分娩了。风浪颠簸之中，他仍有一种将为人父的喜悦。副艇长王明新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是专门来艇上锻炼的。他也刚刚当了父亲。航海长金作印毕业于大连海校，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之一。艇政委马振民在出海前生病，支队临时将他换下，派支队组织科干事张前冲来艇上代理政委。

　　这次演习并不顺利。因为418号潜艇年久失修，有些机械已经出现疲劳。而且昨天全支队作鱼雷攻击演练时，竟一发也没命中目标。更令艇领导气恼的是，还把一枚价值15万元的教练鱼雷给弄丢了。

　　下午1时40分，是预定演习结束的时间，与418号潜艇配合训练的“衡阳”号护卫舰，按计划已到预定海区停车漂泊。按规定，水面舰艇在驶离海区前，不得停车，这是为了使潜艇在水下能监听到舰艇的声音，以确保上浮的安全。

　　这时，“衡阳”号向水下投射了3枚陆军用的手榴弹(当时限于技术装备，水面舰艇与水下潜艇联络只能采用这种办法)，潜艇声纳兵听到3声爆炸后，报告艇长可以上浮。

　　由于距离近，艇长和全体水兵都听到了手榴弹的3声爆响。于是，艇长张明龙下达了“准备上浮”的口令。

　　随着警报一声长鸣，艇员迅速就位，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各舱就纷纷报告：“准备完毕。”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艇员还没有水密意识，实际上全艇并未按规定全部关闭水密隔舱的水密门。

　　轮机长王发全启动排水系统，机舱内一阵轰鸣，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高压气下被挤出水柜，艇体开始上浮。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潜艇不断地上浮着，从30米处向水面接近。艇员们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等待着出水、打开舱门，以便透一口海上的新鲜空气。然而越往上浮，越接近了灾难。“衡阳”号像一堵黑墙压在了418号潜艇上空。 本来海面上已经风平浪静，结束演习的水兵正在甲板上擦拭大炮。突然，军舰庞大的身躯明显地颤动了一下。舰身的晃动是常有的事，当时并无人在意。可就是这一下颤动，“衡阳”号尖削的舰艏把上浮的418号潜艇艇桥一切两牛！霎时间，肆虐的海水狂卷着扑进艇舱……

　　仅仅3分钟，3个舱室全被淹没。海水呼啸着向艇内涌去。此时，如果第二道水密舱门关闭好，潜艇还能浮在水面上。然而，第二个水密舱门没有关严，第三个水密舱门关严了，但第四个水密舱门又没有关严，于是，海水很快就灌满了3个舱室。潜艇渐渐下沉到40米深的海底。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和17名士兵当场遇难。

轮机长竟然奇迹般地生还

　　在潜艇下沉过程中，正在五舱的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听见四舱的人在使劲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门喊话筒高喊：“五舱快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并没有排水装置，全靠五舱排水。他赶紧冲过去，一边喊着新兵陆正德的名字，一边向排水管道阀扑过去。这个排水阀平时很少使用，上面的胶皮已经老化。王发全喊叫着让陆正德快拿螺丝刀来。陆正德从工具箱中取出螺丝刀，与王发全一起打开排水管道阀。顿时，海水带着强大的压力喷涌而出。很快，五舱水也没过膝盖，又扑向通过六舱的水密门。而四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敲击声也渐渐停止了。王发全看到五舱也已十分危险，如果海水再没过水密门，连自救的可能也没有了。

　　“快撤！赶快到六舱去！”王发全冲着陆正德等仅存的4个战士大声喊道。

　　他让战土们带着氧气和再生救护板等东西，从五舱撤到六舱。六舱也有5个人，另外首舱还有5个人，但已经无法联络了。六舱的10名战士紧紧地靠在一起，等候着救援。

　　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土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15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8米。

　　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40多米，而深度表只有8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8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另8名水兵逃生。这8人是轮机兵梁兆秀、班长云清明、士兵贵宪良、舱信兵张永平、轮段兵梁益均、轮机兵李慎清、陆正德、仲室明。

　　他们开始做最后的逃生准备。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死亡率很大。可破损的418号潜艇一点救生器材都没有。大家在大舱里摸黑寻找，摸到什么算什么。有人摸到一把扳子，有的摸到了弹夹，有的新兵急于出去，干脆空着手。受过苏联专家训练的军士长王发全已有5年的训练经验。他告诉大家，出去之后，先抓住艇边，停一会儿再上浮。告别的时候，大家的手在一起紧紧地握了握。因为许多人知道，这样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又绝不能在这里等死。王发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鱼雷发射管，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爬了出去。所有的人都送出去了，王发全摸索着用扳子拧下几个大螺母，把它们绑到了身上，手里还拿着刚刚找到的工具袋。他爬出艇去，在海底停了一会儿，便开始扔掉手里的工具。他的身体开始上浮，四周的水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升了一会儿，他已经快憋不住了，手里的工具也丢得差不多了……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呼”地升上了海面……

　　这一升不要紧，在离艇的15人中(首舱的5人是否离艇不得而知)，只有轮机军土长王发全一人生还。

　　王发全在事后回忆说：“前面的9人钻出舱口后，我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饿肚皮？我就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可我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只8米啊！

　　“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我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尽。海面黑乎乎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4具尸体，其余10人失踪。”

　　海难惊动了全军上下

　　当时人民海军只有8艘潜艇，它们就是共和国的“镇海法宝”，所以，潜艇遇难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最高决策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指示：“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并派时任海军潜艇部部长的傅断泽将军当天赶到现场。空军运输机日夜兼程，从各地运来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上海市委立即派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往救援。刚刚指挥完演习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一听这个噩耗，牙齿咬得格格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忍受着剧烈的、长久的痛苦，一种无法向人倾诉的痛苦，思绪就像这东海一样变化着，一时狂暴，一时平静，每一朵浪花都给他带来的是同样的苦汁。他率59艘舰船组成强大的救护舰队，奔向出事海区。因为潜艇里可能还有人，空军也出动了，将大批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运到现场。

　　真是天不遂人愿，海面上的风越刮越大，救援舰队来到时，海面上竟刮起了8级大风，甚至把潜艇呼救浮标钢缆刮断了。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失事浮标上的一部有线电话与艇上联系的途径也失去了。

　　失事浮标钢缆的断裂使人们无法标志418号潜艇准确的失事位置，而当时测定技术又很落后，重新测定到艇位已在3天之后，从而丧失了最佳救援时间。

　　陶勇心急如焚，命令要尽一切力量重新测位。

　　由于气候恶劣这一意外情况，直到68小时之后才在40米海底找到了418号潜艇。

　　当王发全浮出水面时，脸色青紫，生命仍很危险。回到舟山的陶勇听到这个消息，很激动，立即派高速炮艇护送王发全到上海，电示舰队后勤部、卫生部让 411医院作好救治准备：“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该同志！”

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振民接到指示后，马上行动，向上海打捞局借来两个单人减压舱，从海研六所请来3位潜水生理专家。王发全被送到411医院时，已陷入深度昏迷。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抢救，医生张洪泽两次进减压舱为他治疗，终于使他转危为安。这时，陶勇从舟山返沪，船刚一靠码头，便直奔411医院看望

　　王发全。当他那疲劳过度布满血丝的双眼看到王发全后，上去紧握着王的手摇动不止，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直到出了病房，他才对刘部长说：“要不惜多花点钱把王发全生活搞好，想吃什么给他做什么。”

　　走出几步，他又回头关照：“记着，你把有功的医护人员提个名，我要奖励他们！

　　418号潜艇的沉没，使东海舰队的领导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正在住院的饶守坤副司令员也赶到了舰队机关。中央军委、海军党委对此十分重视，责令东海舰队 “迅速查清原因，要刘·其责任人员严肃处理”。上级工作组随即派到上海。开会的时候，工作组认为：“此事不但要处理当事人，对分管作战的舰队领导，也要给予处分。”

　　陶勇站起来说：“我是舰队司令员，潜艇沉没，主要责任在我。对当事人和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处分也是应该的，但对舰队分管领导给予处分我有看法。出事期间，饶副司令员在医院治病，因此我建议上级不要给饶守坤同志处分。”

　　舰队其他领导也都赞成陶勇的意见。

　　饶守坤见此情景也表了态：“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虽然出事时我在住院，但我也要吸取教训。”

　　最后，上级领导还是采纳了陶勇的建议。

　　王发全被救上“昆明”号舰后，东海舰队派鱼雷快艇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上海抢救。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电话指示：“组织力量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

　　经过全国几乎所有减压专家的共同努力，从水下40米深处漂浮出海的王发全，竟奇迹般活了过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专程看望了他。

　　418号潜艇在失事两个半月后被打捞出水。后来它被拖离大海，安置在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操场上，成了新一代潜艇兵的形象教材。而在祖国最大的群岛—— 舟山群岛的烈士陵园里，有一个墓群特别醒目。它由38座坟墓组成，其正面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书写着“一三八五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几个字。这个墓群坐落在烈士陵园的正中间山道上，站在其前面，正好可以眺望茫茫东海。这38座坟墓就是418号潜艇失事时牺牲的官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世人不知的故事。因为烈士墓碑上没有留下任何事迹。即便在今天，不少年轻的舟山人也不知道，45年前曾有一群无私无畏的中国潜艇兵，为探索潜艇这一当时的尖端武器的作战技术性能而捐躯在茫茫东海。他们是一群沉默的海魂。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尹家民  ▲◆★●■☆


胡锦涛提出学习日本的讲话没有过时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jp100320.shtml

  (2010-03-20) 2010年开始至今，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中国越传越广，那就是中国GDP有希望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正像许多理性人士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是在经济总量上有望超过日本，而人均收入、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许多领域和日本存在巨大差距，胡锦涛主席2008年访日讲话称“向日本学习”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中国和日本有两个“远”，一是感情，二是差距。前者情有可原，后者必须缩小。

　　在1980年的中国人看来，日本三十而立，从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又一个三十年，在而今的中国人看来，日本的形象和实力一落千丈。其实，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只是我们看日本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进步，不应该表现为北京上海的房价是东京的8倍，而是社会和谐和综合国力的整体发展，否则就会成为跛足虚胖的巨人。当中国许多领域跃居世界前列，日本却还横亘在前面，并向中国提供了富士苹果、卡拉OK和几乎所有的电视拍摄转播设备，甚至在中国人祖传的陶瓷、中药等领域也具有某些优势。

　　足球有助于我们更简单地解开日本成功之谜。像丰田和索尼一样，日本用足球证明，只要专注于目标，苦干实干加巧干，就一定能跃身于亚洲乃至世界之巅。每逢世界足球大赛，日本广告压倒性闪耀，照相机摄像机等“长枪短炮”清一色日本制造，世界顶级俱乐部足球赛丰田杯每年都在东京举行，日本足球水平也迅速崛起。在1996年奥运会上，日本足球队以1：0战胜巴西，巴西队主教练扎加洛惊叹：“日本人有机会让世界震惊！”

　　近日在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表示，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显然，日本在促进社会公平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吸取。

　　上哪个台唱哪出戏，在世界舞台上，国家还在较量，毕竟换了内容。牢记历史显然应该持之以恒，但是和牢记历史同样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加强和努力。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发表讲话称，“日本人民善于学习、善于创造，勤劳智慧、奋发向上”，“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时隔两年，他的讲话在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具有很强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根据王锦思著作《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记载，抗日战争中需要同仇敌忾，和平发展中应该学习日本。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环保领域向日本学习，在精益生产方式上向日本学习，在全民防灾救灾上向日本学习，甚至在足球体制改革上也向日本学习。2010年元旦前后，大雪使北京机场多次航班延误。被誉为中国公共外交第一人的赵启正认为，东京下再大的雪也不会出现类似问题，北京应向东京学习。我们应该用日本所长比较中国所短，参照、反省和借鉴，卧薪尝胆，奋起直追。王锦思  联合早报网》▲◆★●■☆


住房掠夺了居民 10万亿元财富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guancha/20100320/0532759979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住房“掠夺”了居民10万亿元财富

　　尹中立

　　此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靠出口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一定是受制于人，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央下决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2010年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其目标是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就是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使消费占GDP的比重逐渐增加。

　　如何增加消费？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消费在最近几年是如何被挤占的，我的分析结果是，住房制度改革及房价高速上涨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逐渐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消费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的“元凶”。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储蓄率迅速上升和消费比例迅速下降的时间是在1999年以后出现的。1999年以前的国内消费占需求结构的比例一直在 50%以上，1999年至2007年间国内消费占比从50%下降到4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约1.5个百分点。同样，1999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 以下，基本上稳定在37%上下。但1999年以后迅速上升，从1999年的36.8%上升到2007年51%。

　　因此，要分析消费的问题，应该将时间瞄准在1999年前后。我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1998年中推出的，在时间上和消费出现趋势性变化的时点恰好吻合，看看二者之间存在什么逻辑关系。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住房制度的市场化与货币化，该目标于2000年基本实现。随着住房改革的完成，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前的单位分房变为自己到市场去购买住房，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房改之前，居民用于住的支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房改之后，此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迅速增加。1998年之前，全国住宅销售收入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一直为5%左右，1998年以后迅速上升到15%以上，2009年该比例达到了36.8%。

　　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相应发生变化，政府可以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在1999年之前，只有深圳等个别城市的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城市开发的资金来源，但1999年之后，政府在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过程中获得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多。199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68 亿元，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595亿元，2001年为1295亿元，2002年为2416亿元，2003年为5421亿元，2009年为1.5万亿元。几乎是以每年增长1倍的速度在增长。在不少城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超过50%。这些收入对于政府来说是新增的收入。

　　当然，房地产开发商是这个过程最大的受益者，它们通过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获得丰厚的收益。从每年出台的财富排行榜中就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在财富排行榜中的前100位富豪里，大多数与房地产有关。

　　通过对比住房制度改革前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前，土地在1998年之前基本上是没有价格的，也就是说，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1998年之前基本上不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随着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程度越来越深，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通过土地这个媒介越来越多的财富从居民手里转移到政府与企业手里。

　　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房改后的十年间有多少财富从居民手里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帐下。从行业内的经验数据看，建筑成本大约占住房销售收入的 30%，将每年的住宅销售收入减去建筑成本得到的“住宅开发毛收入”就是政府与企业通过出让土地及房地产开发获得的收益，该数大约等于政府与企业通过住宅从居民手里“掠夺”的财富(其中还有一部分财富通过土地拆迁回到了居民手里，这部分数量不大，可以忽略不计)。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 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

　　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果的严重失衡。为了更进一步说明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财富重新分配的事实，笔者将数据进行还原，将每年的商品住宅的“住宅开发毛收入”从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里减掉，再将“住宅开发毛收入”加到居民储蓄里去，在确保总储蓄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储蓄作结构性的调整，结果发现，修正后的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在1999年前后基本上保持不变。1999年之前的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的七年算术平均数是50.1%，1999之后的七年算术平均数是51.0%，几乎完全相等(因为2007年以后的现金流量表还没有公布，无法计算储蓄的结构)。

　　此项研究结果足以表明，导致1999年前后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及房价的上涨。如果住房分配制度没有改变或房价没有出现上涨，则中国的财富分配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不会出现消费占比迅速下降的问题。

　　既然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关键是住房制度改革和房价上涨过快，那么，要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就应该在这两个方面上做文章。首先，要重建与土地有关的制度。

　　住房制度改革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在土地。建国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土地实际上被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房改之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理论上和政策上对土地要素如何合理地参与社会再分配没有明确地给出答案，即使是《物权法》也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笔者认为，该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时间拖得越长矛盾积累越多，可能会积重难返。

　　从国外的经验看，在土地私有制国家里，普遍强调土地的共有属性，用不动产税、遗产税等方式来实现土地的“共有属性”目标，我国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更应该强调土地的“共有属性”，这是我国有关房地产领域制度建设的立足点。

　　其次，理顺房价的关键在税制调整。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导致土地价格扭曲的根本原因是“分税制”，如果不理顺财税体系，抑制房价的政策都是徒劳。应该对当前的分税制体系进行改革，财权适当下放，最起码要使地方的财力与事权进行匹配。

　　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住房制度改革是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关键，但将住房制度退回到1998年以前的状态也是不现实、不理性的。笔者认为可以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进行适当的调整，加大住房保障的覆盖面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规定“将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住房保障建设”，或“将土地出让金封闭运行”，这样可以确保从居民手里得到的财富回归到居民手里。政府应该将50%以上的城市居民纳入到住房保障范围内。

　　在涉及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住房用地应该减免所有的费用成本，政府也应该用财政支出来建设部分住房，供低收入群体使用。显然，政府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已经出台很多政策。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些政策并非短期的应急之策，而是长期需要落实的政策，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必须政策。（作者：尹中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国家领导人制装解密 背后隐含意识形态流变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21/03471990741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1日  华龙网-重庆晚报

　　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深色中山装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一种理解是，自开国大典以来，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作为军委最高统帅主持国庆阅兵时，都放弃军装而穿中山装，是“不失传统，用意深远”。而事实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特供之一，每一件“国服”的背后，都“隐含”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流变。

　　“特别加工部”制作出“毛装”

　　1956年3月至4月，沪上21家服装店，208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这些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做了改进。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中共“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拍了标准像，并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这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之后，毛泽东的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为领导人制装也要讲政治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但为领袖裁衣，并不轻松。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

　　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做过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两天后，余元芳送来了衣服，而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事实上，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制衣还有很多规矩。据田阿桐回忆：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国务院退回修改 短期难出台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21/03321990735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1日  中国网

　　记者获悉，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收入新政”)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这一次是被退回了，还需要修改。”3月18日，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再度被空前关注。决策层也就此问题频频吹风，继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调整“收入分配”的信号之后，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要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决心。

　　在此情况之下，国家发改委操刀的收入新政，也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据悉，这份文件发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始终也未能与公众见面。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年底出台就不错了”

　　“方案被国务院退回来了，原因是还需要修改。”发改委一位参与者私下告诉记者。杨宜勇日前也对媒体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方案曾转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中央领导表态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来。”

　　记者采访获悉，尽管收入新政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但具体内容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循。据介绍，该收入新政版本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税调整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将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在发改委内部，具体操刀新方案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在2009年明确指出，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同年8月25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不过，对于正在讨论中的新方案，不少专家学者还颇有争议。记者了解到，专家学者们不满意的地方包括，新收入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但却未设定任何定量的指标，也未设立基尼系数的具体目标。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已经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发改委不可能搞出操作性很强的细则性方案。”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毕竟，该方案由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八个部委会商之后共同形成，很多东西只能是原则性的。”专家据此认为，这些因素的协调会导致收入新政被推后，“年底出台就不错了。”

　　利益调整阻力大

　　从2003年开始，为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劳动执法等。

　　2003年被看成是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认为，这一轮改革的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

　　目前的政策如果说在“提低”方面有切实成效的话，“扩中”和“调高”则乏善可陈。李实等学者则指出，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杨宜勇也表示，“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在“调高” 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 公众最为关注的物业税和遗产税，具体推行仍无时间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收入新政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利益调整阻力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撰文称，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也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之内可以完成。比如，“要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次调节，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打破垄断，但这需要时间和智慧。”据《华夏时报》报道(来源：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