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英国敢不敢再战马岛 美国态度很关键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xw/201002/0220_1921_1550527.shtm

核心提示：凤凰卫视2010年2月20日《新闻今日谈》中，郭一鸣对1982年马岛战争的形势与当今英阿对阵的形势做了比较，他指出，今日若马岛再爆发战争，美国介入可能性不大，而英国若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就很难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而当前形势下，英国向阿根廷妥协的几率很大。

郭一鸣：问题就在于，阿根廷的强硬能够撑多久。英国人把军舰派来了，它能够强硬，能够坚持强硬下去吗？还是最终会妥协，或者说，联合国出面来斡旋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就是美国。

我们刚才讲，美国在1982年的那场战争里面，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记得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曾经讲到，当时其实英国要打阿根廷时候，英国国内包括军方，他们都认为不可能打。因为距离8000公里海域，去那么远的地方打仗，打赢的可能性不大。当时美国评估也觉得不可能打，但当时英国有一个领导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铁娘子”的称号，就是在打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打出来的。当时她坚持要打，而且说了一句话，说英国根本没有输的可能性。她一方面，在阿根廷占领马尔斯群岛的第三天，她就派出军舰了，跟今天现在的情况有点接近，现在三艘军舰也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开过去；然后，她一方面跟美国求援，让美国来帮忙。

当时美国是里根在执政，里根也是一个很强硬的美国领导人。他当时让英国借用一个美国的基地，距离 3000多公里，事实上等于提供了中途的作用，中途加油，中途补给，让英国人使用它这个基地。另外，温伯格还透露，当时美国还暗地里边提供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英国人就是用这种“响尾蛇”的空对空导弹，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军队进行攻击。

温伯格后来还在回忆录里面非常得意的讲，说如果没有他本人，没有美国大力的支援，恐怕这场战争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没有把话说明，事实上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支援的话，英国人要打赢还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我想在今天，双方濒临战争，阿根廷为什么强硬，其中还有一个考虑，过去阿根廷，政府是一个军政府，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跟美国的关系很紧张。今天的阿根廷，它跟美国的关系不算非常好，也不算太差。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像过去那样，一面倒的支援英国来打阿根廷呢？我想，美国未必会这么做，所以我想阿根廷今天很强硬，就看英国。如果英国考虑到种种的因素，加上撒切尔夫人已经成为历史了，今天的布朗首相，他的态度应该跟撒切尔夫人应该还是会不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阿根廷继续强硬下去，国内国际的因素促使它强硬下去的话，英国人最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做出让步或者妥协的可能性，我觉得会大一些。▲


提出琉球群岛主权回归要求时机已到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jp100224.shtml

　 (2010-02-24)：一直以来，日本不断在中国东海制造无理要求。中国应通过有关层面提出琉球群岛主权回归要求。从性质上看，中国面临的不是海洋争议，是海洋领土被侵略侵占，是反侵略光复国土的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渔业资源、石油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受到严重侵犯。中国46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中，有150万～190万平方公里被相关国家觊觎或侵占。很多争议以前并不存在，各国对中国对黄海、东海、南海的历来主权也无异议，只是在近20年多来才几乎突然增多，个中因素很值得揣测。

　　中国可以对日提出琉球群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所谓的冲绳）主权归属问题，为什么一直沉默不提？战后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规定，琉球群岛主权是未定的，清朝是中国的，至少是个中国独立保护国。提出来，中国将在海洋划界、钓鱼岛等日本一手制造出的问题等方面掌握战略主动，整个东海是中国的内海，琉球群岛、琉球海沟都位于中国境内，未来海洋划界将在琉球群岛以东至少200海里处与日本划分中间线（中国人口多，还可以继续东推）。如此，理由、依据和战略上极大有利于中国，日本制造出来的诸多问题将恢复其伪命题的本来面目，不攻自破、迎刃而解，东海可以成为中国的内海，并彻底打破所谓第一岛链的制约和束缚，东部战略海疆大门为之豁然开朗。日本方面要搅浑水，中国也要义正词严提出历史与国际法事实。在东海和南海，可以公开在有关被占岛屿及其附近水域宣布进行战略导弹试验或军事演习，他国人员和设施不限期撤离则后果自负。中国南海的“九条断续线”作为中国的南海海洋国界，这一立场决不要后退和动摇。一是立足巩固现有，二是主张主权未定的海洋国土。

　　要克服美国肯定会介入南海冲突的误区。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美国肯定会介入南海冲突。不错，美国在南海有航行利益、亚洲安全权力谋取等企图。但争取的主要还是海洋安全航行权力，这方面可以做出规划或按国际通行惯例，保证战时或收回海洋主权之后的美国安全权益，但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领海权。只要有战略决心，美国会不情愿但最终会这样做，因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国是越来越有利，充满许多战略时期，比如金融危机。而美国连台湾问题直接介入的可能都很小，何况南海问题呢？但南海周围国家极力炒作美国介入的因素，实际是狐假虎威，扰乱中国的战略决心。而国内一些人也过于忌惮于美国所谓的介入南海局势，尤其是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而事实是，只要运作得当，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南海争端。不必过于担心这一点。

　　中国可以不必承认这些有个国家单方面制造出来的所谓争议，不要忍气吞声，更不要在占据时势主动的情况下突然做出一些不可捉摸的让步。在黄海北部和黄海南部，有关国家与中国争夺相关海域；在中国东海，日本单方坚持按照所谓的中线原则划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日本还无视历史事实，一直占据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却只字不提其长期窃据的琉球群岛，刻意抹杀其历史文化。在中国南海水域，除中国控制6个礁和中国台湾驻守最大的太平岛外，共有39 个岛礁被侵占，其中越南一国就占有27个，该国多次联合外国公司在中国海域进行所谓海洋勘探和开发石油。有关国家竞加紧开发资源，并把国际开采资金和公司引入其中，增大国际化力度和事实占领程度。一些国家也已确从油气开采中获得巨大实惠。

　　国际海洋法存在重大缺陷，无论从法理还是事实都存在巨大不公平性。而个别国家不严肃地引用联合国海洋法，不顾中国多次主权宣示和警告，不顾历史事实和海洋法的具体实施细则和以往判例，无视现实地理条件与海洋法的理论界定之间的客观差异，不恰当引用其中对其有利的条款，甚至断章取义，使中国46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中的一些海域面临“主权归属争议”。根据海洋法，一个岛屿周围的主权水域可延伸到1500平方公里，可以附带控制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并影响到大陆架和对海底资源的分割，这就是有关国家与中国激烈争夺海洋主权、岛屿主权的关键原因之一。

　　中国的海洋家底并不厚实。中国海洋国土绝对面积数位居世界第四，但海洋面积和海洋资源相对贫乏。中国海岸线18000公里，岛屿线 14000公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中国对12海里以内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具有完全主权。连同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最长350海里的大陆架，中国共对46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水体、海床及其资源能源、海洋勘探和水体以上空域部分的管辖权。中国陆地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加上 4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面积，中国总体管辖国土面积应是1420万平方公里。另外，在中国管辖区内，还有6500多座岛屿。但从中国拥有13亿人口方面看，不仅中国海洋国土总面积不算大，人均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更是极端贫乏，而且目前面临着被多方蚕食和瓜分的现实危险。

　　维护领土领海主权与完整考验一个国家的战略智慧、战略意志与战略能力，中国需要拿出战略胆识和战略决断，要充分尊重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听取他们的心声。中国周边邻国众多，不可能追求绝对的平静和安宁，取得相对稳定就不错了，适当有些紊乱未必是坏事，因为有时候“树欲静而风不止”，追求的绝对和平与平静往往是一相情愿，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法则长期是丛林法则，只是各方都心照不宣而已，大同社会至少可见的未来几百年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永远的乌托邦。

　　中国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海域以及陆地，攸关中国巨大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纵深，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一旦被有关国家心照不宣地联合切割或者占据，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战略安全大门将被关闭，如果届时中国进出自己的领海却要经过他国的允许，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严重被动，无奈懊悔可想而知，而且中国的海洋国土面临被他国窃据的岛链所包抄和分割的危险境地。

　　维护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国土，与维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做负责任大国、和平发展等理念并不矛盾。保障领土与领海安全是国家核心的第一安全要务，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占据核心和首要位置，并非坚持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就不是和平发展、就是不负责任。在维护海洋国土和陆地国土方面，能解决的可以考虑解决，不能解决的不必着急，可以搁置起来、冻结起来，留待子孙，因为我们祖国有强大的发展空间，民族有源远不息的未来，机会在于时间、在于发展、在于未来。轻易作结或不对等的让步可能造成历史性的严重被动与不利。不要让子孙埋怨和唾骂。

　　对于海洋谈判，必须考虑到谈判双方的人口多少、陆地面积多寡、工业和经济布局、历史依据等多种要素，绝不能简单地以所谓中间原则进行严重不对等不公平的所谓平分，这正是国际海洋法的严重缺陷。此外，还有领海基线界定并延伸、大陆架自然延伸、历史依据乃至国家战略力量等许多选择。在主权和领土领海问题上，国内法要适当高于国际法，不能陷入海洋法和国际法中的一些严重不公平陷阱，该拒绝的要懂得拒绝，要懂得规避，该坚持的要坚持到底。中国全国人大不要批准通过国际海洋法，以此作为重要外交缓冲。总之，以国家利益和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为首要，不要急于谈判，决不能以划拨领海为让步取得协议签署或者和谐发展、和谐环境。

　　中国在快速发展、上升，时间和发展在中国这边，中国的优势越来越大，无可比拟。而一旦签订则无法在未来收回。最困难的时期，中国都挺过去了，我们还怕什么？急什么？未来更不必怕什么，更不必急什么！！当前和今后，内心焦急的绝对不是中国！失去的领海与领土是几百年的GDP都挽回不来的，中国近代以来相继失去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它们能赶上中国多少年的GDP?它们有多么重要的安全、资源、经济和战略意义？！难以估量，无法估量。既然不选择战，拖下去又如何？切记切记。

　　中国要旗帜鲜明争取争夺伸张对琉球群岛、苏岩礁、整个南海9条断续线、白龙尾岛、整个藏南的所有主权，能收回的收回，收回不了得放着，但一直声索下去！不要急促签订条约！要敢于善于使用武力和威慑！开拓疆土，时不我待。要敢于修改、否定或退出联合国海洋法，立足国内法，不要受到掣肘。这才是底线。不要怕美国干预南海争端，美国不会也不敢，现在的言论都是烟幕弹，不要上当受骗。考虑在南海进行导弹试验，能收回的岛屿收回，收回不了搁置或炸掉，或加大石油渔业开发，或导弹试验。对日本强词夺理占领的国际公海“冲之鸟”礁，大不了炸掉。在领海领土方面，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必须争取战略主动，拿出战略意志和气魄！

　　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土和领海争端的主张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头里隐含了一个根本前提：坚持主权在我。他的白话语意思是：领土领海问题解决不了，就暂时搁置起来，让后代解决，一代解决不了二代，二代解决不了三代以致无穷，总有解决的时候，后代总比我们聪明。看来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争议还是继续搁置为好，最忌急于解决，断了后路，造成永久的遗憾。还有：不能中国单方面搁置争议、停止开发，而任由其他方面炒作争议、火热开发！▲ 董海全 《联合早报网》


从反腐打黑看中共的“执政能力”
http://www.zaobao.com/yl/tx100225_001.shtml

    （2010-02-25）唐逸鸿：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了一次“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居第一位的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这一点其实不用调查也能看出来。腐败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威胁和挑战，民众对反腐败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突出矛盾”，也是中共迫切需要全力对付的“头号难题”。

　　套用一个“通用”的句型，天下苦腐败久矣！民众已经是在“底线”的附近“承受”着腐败的侵害。在这样的形势下，反腐败就是最大的“民心工程”。只有反腐败，才能得民心。这不但是中国能否持续发展、避免出现乱局的关键，也成了共产党的社会威望、权力基础、执政能力以至历史地位的一个重大考验。

腐败侵蚀着中共的权力基础

　　自从放弃“阶级斗争”，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成就之上。三十年来的经济提升和生活改善，也确实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但是，这种支持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改革应该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利益，发展成果应该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如果成果只被一小部分人占有，或者分配很不公平，这种发展就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也就无法成为中共权力地位的基础。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这正是当今中共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权力腐化破坏了起码的利益秩序和社会公平，使很多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从而影响了对领导改革的中共的支持，削弱了民众以前因为经济成果而对干部的腐败和专权的相对容忍，威胁到中共执政地位的政治基础。

　　对于这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十七大报告就把话说得很直白：“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只是，需要强大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才能使中共的干部们在个人利益和“党的生死存亡” 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反腐败也是一杆“伟大旗帜”

　　中共有很多“伟大旗帜”，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形势和人心向背之下，反腐败其实是最“伟大”、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中共如果能扛起这杆大旗，下定决心果断行动并取得成效，反腐败其实也可以成为中共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成为其执政地位的又一个有力支持。

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因为腐败的其实正是中共自己的干部。但是，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展示出自我纠错的能力，哪怕只是部分解决或缓解腐败问题，配以经济继续发展的成果，就仍然可以得到起码的支持，至少，其权力地位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将可以继续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反过来说，如果中共自己不能扛起“反腐败”这面旗帜，各种反对力量就可能将它扛起来作为号召。说得严重一点，如果有一天“反腐败”成了“反中共”的同义词，对中共来说就不只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严重危机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对于反腐败，党内还有另一种顾虑，就是担心揭开腐败的“盖子”，会让民众“触目惊心”，会影响党的“光辉现象”，进而威胁到党的地位。这曾经是反腐败上踌躇犹豫的原因之一。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局面，这种想法显然已经过时了。

　　老实说，腐败问题恶化到这种程度，已经使中共形象的“光辉”所剩不多了。拖延迟疑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勇敢地揭开盖子，对中共的形象和威信未必是坏事，因为民众对腐败的估计和认知，很可能比真实的情况还要糟。揭开盖子，让民众看到实情，也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希望，感受到中共自我纠正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会给腐败分子以强大的压力。总的来说，正面效应是巨大的。在这一点上，重庆扫黑所得到的热烈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共需要“向上提升”

　　另一方面，中共还需要重建自己在中国社会格局中的地位。本来，中共已经把大部分优秀分子都吸收进去，组成一个“先进群体”，具有相对超然、中立的地位，并以此来领导国家、协调社会。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先进性”也是其“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基础。

　　然而，伴随着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和权力腐败，中共这个群体似乎已经向下沉溺，下降到与民众争抢经济利益的位置上。干部集团直接与其他群体展开利益争夺。他们把党政部门搞成“公司”，把权力行为变为“生意”，自私自肥，与民争利。甚至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勾结，靠手中的权力攫取非法利益。

　　这种情况，把中共自己推到了社会矛盾的旋涡之中，成为矛盾的一方，而不再具有超然地位和协调能力。这严重影响到了中共的道德基础和执政能力。

　　因此，中共需要重新“向上提升”，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重回超然、中立的地位，才能有效号召社会、领导中国。

　　当然，这不是要求中共干部都做苦行僧。他们也应该有适当的报酬，甚至给以高薪。但是，这种报酬不能与权力行为直接挂钩，不能依靠权力来获取。同时，中共需要与利益集团分割，与“黑社会”翻脸。这将是艰难的，但也是必须的。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重建平衡与规则，才能走上正轨。作者：唐逸鸿是旅美学人 ▲


中美俄最新解密档案:中苏同盟阻碍中共军队攻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4712

    2010-2-23    文章作者: 沈志华       

　　沈志华根据中、俄、美三国最新解密档案研究表明，解放军武力攻台取决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解放军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援台的政策取向等三个因素，真正阻止中共攻占台湾的，不是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挽救了台湾和蒋介石政权。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最终阻断了中共对台湾的收复。然而，沈志华根据中、俄、美三国最新解密档案研究表明，解放军武力攻台取决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解放军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援台的政策取向等三个因素，真正阻止中共攻占台湾的，不是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访苏 中共备战攻台

　　1949年12月16 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会谈。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空军基地，而中共方面没有海军和空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即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对此，斯大林谨慎地回答：“援助形式需要进行周密考虑”，“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提供干预的借口”。显然，斯大林不同意让苏联军事力量直接参与攻打台湾，但是愿意帮助中国尽快建立海空军。

　　访苏期间，毛泽东在想方设法与斯大林周旋，处理中苏同盟条约问题的同时，仍十分关注解放军攻占沿海岛屿和备战台湾的军事进展。

　　中共在明知海空军实力不如国民党，而苏联又不肯给予直接军事支援的情况，仍积极备战，计划首先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再进一步攻占台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消极态度。

　　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政府曾倾向于不让台湾被共产党军队所占有。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鉴于台湾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美国曾设想利用岛内的自治运动来达到由美国控制台湾的目的。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以所谓独立或托管方式，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都行不通了。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否应该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这一点，鉴于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前往莫斯科而显得尤为迫切。 12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

　　 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同一天，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栗裕在军事会议上提出：美国不可能派军队保护国民党。他强调，美国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它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也难以同英、菲、日等盟国取得一致意见。

　　粟裕认为，美国至少需要5年才能动员足够多的军队在远东发动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他们不会派军队到台湾，但可能会提供飞机、大炮和坦克。就当时美国高层的政策动向来看，他的判断是对的。

　　中苏同盟促美改变对台政策

　　杜鲁门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弃台声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防止两国缔结联盟。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对此非常清楚，所以频频向毛泽东示好，不仅指示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退出安理会，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草案。

　　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动手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并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等等。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因中苏结盟而告消失，他的对台政策在国内备受攻击。蒋介石则敏感地预言： “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

　　中苏结盟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 “新的、有力的挑战”。

　　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频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一项新的远东政策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其实，美国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国务院的对台政策。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第68号文件（NSC68），从根本上动摇了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

　　NSC68号文件对美国改变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它提出“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

　　该文件不仅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

　　文件甚至断定，苏联很可能在美苏对抗中的所谓“松软地带”采取军事冒险行动。面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态势，美国必须全面遏制，因为“自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

　　NSC68号文件的形成，标志美国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建构完毕。很明显，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的重要一环。

　　从4月至6月，美国国防部不断有人提议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接管了共产党中国”。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6月14日，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说，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麦克阿瑟再次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认为台湾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美国，归属问题应重新考虑，美国应采取断然措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麦克阿瑟把这份“保台意见书”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6月24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带着这份“保台意见书”离开东京回国。临行前，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表示了对台湾实行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

　　至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一旦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出现，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个机会和条件可能是毛泽东攻打台湾，可能是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也可能是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共对法作战。

　　实际情况是，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苏联军援转向朝鲜

　　朝鲜半岛自1948年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以后，南北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实现民族的统一。不过，美国和苏联当时都无意在亚洲出现双方直接冲突的局面，因此，对其代理人均采取了限制和压抑的措施。然而，1950年1月底，由于中苏条约谈判中来自中方的压力，莫斯科突然改变了主意。

　　面对毛泽东签订新约的坚决态度和美国试图分裂中苏的阴谋，斯大林被迫于1月28日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协定草案。这意味着斯大林谋划多年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核心的战后苏联远东战略，不到两年后就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为了保证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朝鲜半岛南部的港口取代旅顺港，1月30日，斯大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召他来莫斯科密谈。在4月10日－25日的秘密会谈中，斯大林与金日成详细讨论并最终批准了发动战争的计划。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一致的，所以斯大林在没有同金日成商谈及确定要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并不想让毛泽东事前得知这一情况。在通知金日成来莫斯科商议的电报发出后不久，2月2日，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一个补充指示：“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应该把它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不过，当他与金日成确定了将发动一场战争后，就无论如何不能瞒着毛泽东了，不仅要将情况向北京通报，而且还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5月3日，斯大林先向毛透露了一点消息：“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声称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解放朝鲜南方的军事计划。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请莫斯科对此事予以确认。第二天，斯大林回电说，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讨论，最后的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自己做出。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见。毛说，他本来想让朝鲜人在中共占领了台湾以后再进攻南方，以便给予朝鲜充分的援助。但既然金日成决定现在就进攻，而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愿意提供帮助。

　　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占领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金日成认为，美国人在远东并未做好战争准备，既然他们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战，也就不会在朝鲜采取行动。金日成对中国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并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

　　在此期间，苏联加快了对朝鲜的军援，而原本答应给中国的空军和海军援助却迟迟没有如期到位。周恩来多次催促苏方交货，甚至明确告知中共进攻舟山、金门的具体日期和开始台湾战役的设想，但他的电报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朝战爆发 攻台无限期推迟

　　得知朝鲜即将发生战事后，毛泽东明显加快了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

　　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基本设想。考虑到台湾战役的重要性，他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攻台作战。毛泽东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明确指示：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指挥。

　　这时，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撤退，台湾和防守兵力增强，解放军准备攻台的兵力也不断加强。从最初的8个军，增加到1949年底的12个军，至1950年6月，已增至16个军。

　　6月23日，粟裕向毛泽东报告了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鉴于“攻台作战关系太大”，粟裕再次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或请刘伯承、林彪其中一人主持攻台战役。

　　在中共积极准备攻打台湾战役的同时，金日成也在加紧进攻南方的战役准备，莫斯科则大大减缓和压缩了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转而支持朝鲜。在莫斯科的大力帮助下，金日成的军事计划进展更快。就在粟裕拿出台湾战役的作战方案后两天，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迅速作出反应。6月27日杜鲁门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进驻台湾海峡。此举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也彻底中断了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

　　7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调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帅调离，说明台湾战役已退出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7月中旬，粟裕向攻台作战部队传达了中央指示，推迟进攻台湾。

　　8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建制撤销。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宣布：“推迟解放台湾”。此后，“解放台湾”就只是一句鼓动人心的宣传口号了。来源: 人民网 ▲


中国这次动真格了？希望安然度过对华艰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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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23： 美国的乐观就是要中国吞下他对台军售的苦果。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想象力和外交力不会是美国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就悠着点吧，美国！中国的报复会在无形中出现，我们会打那种在你们看来并非是报复的组合拳。美国将体会到，不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用霸权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是要付出你们难以承受的代价的。

　　美国惊呼：中国动真格了？美国希望安然度过对华艰难期

　　奥巴马会见达赖和批准对台售武后，在几周时间里，中国已两次公开愤怒指责美国。但尽管存在这些尖锐的言辞，一些美国官员，即使还没能如释重负地松口气，对于这两个太平洋大国的关系将平安度过风暴期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

　　在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称，北京或许已经推断出，它最近咄咄逼人的姿态有点过火了，抑或是寻求与华盛顿合作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上周五，中国传唤美驻华大使，警告说，奥巴马会见达赖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当被问及对中方反应的评估时，一位匿名的美国高官说，“我认为确有一些声势，但我不肯定（他们）动真格的了。”

　　 1月份晚些时候，中国宣布暂缓与美国的军事接触，但是近日却允许美国航母访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邦尼•格拉泽说，北京也许已经意识到它无法阻止美国总统会见那个佛教僧侣。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或许已经认识到，对于对台售武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反应已经有些失控，民族主义的进一步煽风点火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尤其是事关与美国这样重要的关系”，格拉泽说：“他们可能开始发现，之前摆出的被许多人看作是更咄咄逼人的架势并不一定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在前总统小布什离任之际，北京对其评价大多是肯定的。而奥巴马是希望在复苏全球经济和控制气候变化等领域，拓宽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两国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但它们一直在为气候变化和其他事情像夫妻吵架一样争执不休。

　　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包道格（Douglas Paal）说，在今后几个月，中美有一些专注于合作领域的机会。

　　奥巴马已经邀请世界领导人在4月份去华盛顿参加一个核安全会议。中国领导人是否出席还要拭目以待。

　　包道格说：“在对台售武和会见达赖后，我们拥有许多为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立场。我倾向于更乐观地看待中美关系。”来源: 强国网 ▲


能源常引国际争端　必要时军队要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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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2月25日电／此次将利用能源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直以来能源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定位，或将变成经济发展考虑能源形势。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10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早在2008年3月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中，国家能源委员会就列入了新设机构方案中，外界普遍看好将在当年两会间推出，结果却是新设机构中最后一个成立的。

　　“已经宣布两年，也应该成立了。我觉得都有点晚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能源委迟迟未能推出的日子里，中国相继爆发电荒、煤荒、油荒等一波又一波的能源危机，2009年底更爆出天然气荒。

　　当能源问题已上升为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能源委的成立成为必然。2009年底，舆论纷纷猜测能源委即将成立，并预测将由一位主管能源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委员会主任。

　　终于揭开面纱的国家能源委员会超乎预想。在规格上，不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挂帅，与副总理李克强分别出任能源委的正副主任，能源委的委员构成也堪称阵容强大。21名委员中，囊括了外交部、商务部等20名正部级高官和1位中将，几乎所有核心财经部委首长悉数入选。

　　   ☆“小国务院”的全球战略

　　“把能源委叫做‘小国务院’都不为过，国务院重要的部门都在里面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中国能源学会副会长周凤起告诉记者，此番 “高规格”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几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解决能源问题。

　　“能源科技目前是低碳转型中的关键，纳入科技部，有助推动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煤炭运输在国家能源供应中占重要地位，纳入交通运输部，可以加强电荒、煤荒等问题的解决；环境问题很多由能源开发利用引起，纳入环保部，有利于节能环保。”周凤起说。

于是，在国家能源委的这份组成名单中，外交部、国家安全部与军方都被纳入，成为关注焦点。

　　1月28日，能源委成立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有外媒评论称，中国将把更多的力量用来提高海外能源交易的效率，而外交部是重要推手。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随即做出回应，称在推进能源对外交往方面，确实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已是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能源布局越来越大，而应对国际性能源摩擦的能力却相当有限。“外交部过去也参与能源国际合作，但都不正式，现在算是在能源委的框架下，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来推进能源外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分析说。

　　同样广受关注的，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与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入列。外媒普遍推测，中国将更加灵活务实地运用外交、安全、军事力量保障能源安全，尤其在东海和南海油气资源频遭周边国家觊觎的情况下。

　　“能源问题经常会引发国际争端。中国在海外的能源利益需要得到最高规格的保障，下一步就不是政府之间简单谈判解决的问题了，必要的时候，军队也要介入，特别是海军要介入。如果我们拿破冰船和别人的军舰对抗，显然是弱势的。”周凤起说。

　　周凤起提出，能源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供需平衡的问题，它更涉及外交、军事、政治。可以说，几乎涉及了有关国家命脉的所有问题。

    ☆ 能源委是否能源领导小组的翻版

　　国家高层对能源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在能源委成立之前，国家也曾设立过类似的能源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特别是2005年成立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

　　能源领导小组诞生时也拥有着相当强大的阵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任组长，两位副总理任副组长。

　　这一机构当时被寄予厚望，外界认为它将结束能源领域五龙治水的局面，能源新政将随之启动。但事实上，在成立后的三年间，能源领导小组的作用并不明显，业内普遍认为小组务虚的层面较多，并没有实际参与能源管理工作。在2008年的机构改革中，它的职责最终全部划归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局。

　　能源委是否会成为能源领导小组的翻版？“在定位上两者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要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只是这次能源委涉及的部门更广泛了。”高世宪指出。

　　“不仅部门更加广泛，能源委研究的问题也更广泛，特别是更注重战略性问题。”在周凤起看来，能源委成立后，需要定期就一些重要战略问题会商，比如石油进口等。

　　这种定期会商制度一旦形成，能源委的决策机制将真正升级。“过去能源领导小组一年开一次会，顶多开两次，大问题可以议论，但日常事务很难处理。”

　　而在林伯强看来，最关键的变化是能源委的“正式化”。以前领导小组就是临时召开会议，更类似一个内部机构，“以小组的名义，在国家交往中走不出来。现在能源委是一个性质更加稳定的机构，在能源的问题上可以和别国正式交往。”

　　“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中国尤为重要，中国最紧迫的就是向低碳经济转型，而很多低碳技术需要国际合作，没有高规格的正式机构交涉显然不行。”林伯强说。

     ☆ 能源局身份尴尬有待化解

　　多位业内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国家能源委的决策执行力将获更大保障，这种保障来自执行平台的提升。

　　能源委与能源领导小组，两者的执行机构都是“能源局”。但在能源领导小组时期，“能源局”只是属于国家发改委内部的一个司局级单位。而现在的能源局已晋升为副部级单位，并“破例”在所属部委下单独设立党组，有了相对的独立性。

　　“能源委只是议事协调机构，具体事情还是交由能源局来办。能源局做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着能源委作用的发挥。”高世宪表示。目前，已经明确能源主管部门角色的能源局，在能源管理和决策上已开始着手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现在的能源局，相对处在发改委利益之外，对改革的考虑更多了，特别是在推动能源体制改革上认识更加清晰。”中国能源网副总裁韩晓平说。

　　不仅如此，能源局也在想办法制衡能源领域的垄断企业。“起码敢在明面上跟它说狠话，也敢跟地方说狠话。比如前段时间的煤炭问题，有地方利益在里面，需要从国家层面综合协调。能源局至少是有意识地去协调这些事情。”韩晓平说。

　　然而，尽管能源局有这番努力，业内对其更多的评价却是“力不从心，表现平平”。对此，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在2009年初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坦言，要国家能源局实施对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管理，困难较多。

　　“说实在的，能源局做得好与不好，都打不着板子，因为赋予能源局的权力实在有限。”韩晓平指出，能源管理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门，而各部门的利益、制度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比如风电上网问题。尽管《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电网公司必须提供并网服务，但在执行中，电网公司常常拒绝并网。理由是担心并网后增加电网建设和运营成本。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国资委对电网公司的考核还停留在效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标准，电网公司怕影响自身利益，自然会推脱搪塞。
 
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必需的，而本应担当“协调人”角色的能源局却常常遭遇尴尬。

　　能源局虽然升级为副部级，但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都是部级单位。“这些国企领导不少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能源局局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如果去协调一些东西，有人就会问：党的文件你看得见吗？”韩晓平说。这时就需要一个部门来综合协调，而且要有权威，“所以总理来担当，如果他协调不了，也没人能协调。”

　　在不少人看来，能源委的成立对于化解能源局的身份尴尬有特殊意义。“并不能说提升了权威，而是在协调的渠道上更顺畅。未来能源局难于协调的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张国宝担当主任的国家能源委办公室往上走。简单说，就是给能源局提供了靠山。”林伯强指出。

　　☆ 能源战略制定迫在眉睫

　　能源委成立后，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1月30日上午，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在出席“2010能源、经济、发展”论坛时透露，国家能源委将牵头制定国家能源战略规划。

　　“历史上一直在提能源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最近的煤炭工作会上还是这个提法。但能源尤其是煤等一次能源并不可无限开采，它受到水、环境容量等制约，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吴吟表示，此次将利用能源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直以来能源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定位，或将变成经济发展考虑能源形势。

    “后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着从高碳走向低碳的压力。为实现这个转型，能源战略的制定迫在眉睫，尤其是新能源战略。”正在参与“十二五”规划起草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董小君说，在新的规划中，新能源将有突破性的进展。

　　现阶段中国好比“进入弯道”的赛车，要想超前，能源委能否为“新一代的能源体系”做出很好的设计，非常关键。

　　事实上，在目前世界范围内掀起的这场新能源革命中，中国的步伐并不落后，特别是风电装机容量连续五年翻番，2008年更是一举跻身全球第四。然而，快速上马的新能源，很快呈现出“产能过剩”景象。根据国家电监会2009年8月的报告，全国风电场普遍经营困难，近1/3的风电机组处于闲置状态。

　　“出现这种状况，正是因为缺乏一个像能源委这样的机构，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进行整体设计。”董小君说。

　　“它应该会在技术层面有所介入，比如洲际互动能源网这样的模式。现在的新能源一上马，各自为政。将来中国的能源网需要在国内各地区之间，甚至与国际能源体系对接。谁能引领这样的模式，只有国家能源委员会。”

　　不过韩晓平的评价颇有保留，他说，能源委所带来的新机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不能寄予过高期望，“它毕竟还是一个协调机构，我国能源管理体制不会因为它的成立有本质的改变。”▲


中国国防学者：要学学美国人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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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2月25日电／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现在谈起中国，中国人有一种冲动，美国人有一种激动，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动。中国的发展已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中国的崛起还要书写新的时代传奇。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凯歌高奏的时刻，谦虚、理智和冷静就显得特别宝贵。一个伟大民族的忧患意识，体现在能够为自己警钟长鸣。

　 关于“美国衰落论”，有专家统计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60年来从未消失过。其中有8次高潮，包括朝鲜战争后、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越南战争后、70年代滞胀后、苏联扩张和日本大国崛起后、冷战结束后、“9.11事件”后、金融危机后。

　　而一次又一次提出“美国衰落论”的，正是美国人自己。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美国衰落论”震耳欲聋，其代表人物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亨廷顿甚至预言美国将在2000年没落。1987年，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面世后，再次掀起了“美国衰落论”的狂潮。在美国，每当遇到内政外交等阶段性危机时，就会发生一场美国是否衰落的大辩论。进入21世纪，掀起“美国衰落论”又一轮风潮的是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在其名作《美国实力的衰落》中将“9.11事件”称为美国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美国走上世界霸主地位60多年来，8次唱响“衰落歌”，它的作用不亚于“奋进曲”。美国衰落论，并没有唱衰美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给美国带来动力和凝聚力。这是美国人的忧患意识，是美国人善用忧患意识的艺术。

　　还有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经济起飞震动世界之时，电影《日本沉没》轰动全国。虽然这不过是一部科幻灾难片，但日本居安思危的末日感和中国太平盛世的陶醉感，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并即将超越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预言：美国面临的已经不是会不会衰落的问题，而是如何像当年的大英帝国那样体面地衰落。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所得超过美国，随后以坚挺的日元大肆收购美国资产，乃至媒体风行“日本并购美国”之说。但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转眼间生活水平落到美国之下。不过，日本应付得相当出色。尽管经济衰退，但社会富足安定，秩序井然。

　　日本人在自己的国际行情最看涨的时候，在国家崛起的高潮中，发出了“日本沉没”的呼喊，这是日本人对危机的预警和强烈忧患的敏感。所谓“有备无患”，就是美国式的对于“衰落”的准备，就是日本式的对于“沉没”的准备。

　　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论调，集中表现在“四论”上：“中国崛起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在这四论中，人们最爱听的是“中国崛起论”，最不爱听的是“中国崩溃论”，认为它不仅是在诬蔑中国，简直就是在诅咒中国。其实，在这四论中，“中国崩溃论”是最有价值的。所谓忧患意识，最大的患，无非就是崩溃。防患于未然，就是防患于崩溃。有了这方面的充分准备，才真正能够做到有备无患。

2009年8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出全球十大最危险的国家和地区，美国被列为最危险的国家，中国位列第二，而理由仅仅是“国家越强大越引发危险”。美国之所以是头号危险国家，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强大的国家，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错误或者不作为的破坏性也最大。美国的经济失误令世界陷于经济危机。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恐怖主义暴行给人类造成的伤害大，还是华尔街危机的伤害更甚？”美国人把中国列为全球第二号危险国家，有多少合理成分姑且不论，一些专家也并不认同。但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评为全球头号危险国家，却无疑表现了一种美国式的忧患意识，值得中国关注和研究。

　　中国现在处于战略机遇期，是世界上机遇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国家。决定国家命运的，往往是自身最薄弱的几个甚至就是其中一个环节。美国人自己经常大叫大嚷“美国衰落”，以防止衰落；中国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听一听“中国崩溃”的声音，也有助于防止崩溃，实现崛起。

　　没有梦想的民族便没有未来，而只做美梦的民族便难以清醒。以做“美国梦”着称于世的美国人，总是在做“美国衰落”的噩梦，这使美国人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不时有惊醒，有利于美国人保持清醒。“中国梦”，也包括了“中国美梦”和“中国噩梦”两个部分。不时做一下“中国崩溃”的噩梦，能够使中国防止过度陶醉，有助于实现“中国崛起”的美梦。▲


为何以色列看扁奥巴马不能推动中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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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0年2月25日电（记者　苏丽闲编译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才刚展开对美国的访问，当地主流报纸《国土报》24日刊发文章，分析奥巴马政府与以国当前的关系，认为如今以色列要做的，并不是看扁奥巴马不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是先解决自己跟阿拉伯世界的矛盾。

　　以色列国防部日前透露，巴拉克于本周二到访美国。此行中，巴拉克会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官员在华府举行会谈，将就伊朗核问题以及重启中东和平进程进行对话磋商。

　　文章分析说，大多以色列人，包括由以国总理领导的政客、国防官员等，都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归类”，认定他永不会解决到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

　　为何以色列一直不看好奥巴马推动中东和平的能力？

　　文章指出，其实，这种不信任，始自奥巴马上台后就已经有了，只是，在他入主白宫后，更增深了这份印象。而这很大程度是与奥巴马本身的种族背景有关。

　　文章说，从美国以至全世界一度深陷经济危机可见，美国总统担当世界领袖的认受性甚至影响力已日渐下降。然而，事实上，世上还没有一个能跟美国匹敌的权力体系，奥巴马在中东事务上依旧可摆出大哥式的强悍姿态。论地位，俄罗斯、中国以至欧盟，跟美国比起来，都仍未能超越。

　　回望奥巴马的前任，如民主党人卡特、克林顿，他们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促成了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和平，即使其时他们不能得到美国国民的支持甚或自己身陷政治危机中。换一个说法，即使奥巴马在任内遇到更多困难，在中东问题上，他还是有法可施能做出一点事情来。

　　如果说奥巴马已不可在牵涉入以色列的纷争中渔人得利的话，就大错特错。美国的利益还在，美国代表出访依然不绝，从副总统到在以国得不到太多支持的国务卿，以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都轮番外访。

　　事实上，伊朗问题是美方重点关注的事，说到以巴冲突，他们也没有搁置不谈。

　　文章认为，一如以往，与以色列相关的政、经两方面，奥巴马仍有许多角色在扮演。而以国现在要做的，不是看轻奥巴马，而是先解决自己跟阿拉伯世界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