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林毅夫：收入差距中国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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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0/01/10  工商时报报道，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7日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比人民币汇率更加不平衡，是必须首先纠正的问题，他认为加快金融跟资源部门的改革，将有助于收入差距问题改善。据世行2009年的统计显示，中国富贫收入差别达到近13：1。

　　出身台湾宜兰的林毅夫，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领导人夙来倚重的经济智囊，对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深具影响力。

　　他是在出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主办的活动时发表上述观点；他表示，由于金融和资源部门的市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如果这些部门的改革，这将帮助中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增加普通人群的收入。

　　林毅夫同时指出，外界关注的「货币不平衡」问题，是中国严格管控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它是中国外部失衡的一方面表现；另一个不平衡体现在储蓄和投资比率上。他并预测，北京最终将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但是升值步伐将由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来决定。

　　他认为，在中国众多的不平衡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关键的不平衡是「收入的不平衡」，是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的不平衡。

　　据了解，中国的的贫富差距正在持续恶化当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代表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从改革开放时的0.23，到21世纪初一举突破0.4，近期（2007）更是高达0.473，学界一般认为吉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该数据高于0.4代表所得分配问题严重。

　　而中国财政部最新调查指出，即便富裕的城市阶级也是如此，1成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更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有走向『拉美化』的危险，突破极限后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



对比国外高铁：日本新干线环保 美国连年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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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0  作者: 谢宏宇 何滨 殷帆 王珊珊   从武汉到广州的高速铁路近日正式通车。这条运营里程约1069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小时，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在我们为之惊叹的同时，更关心乘坐高铁的安全性、票价、舒适度、便捷性等问题。现在，请几位媒体的记者，将我们的视线带到日本、法国、德国的高速铁路——

　　日本的“新干线”——轻巧，二氧化碳排放较少

　　首先来看日本。很多人都听说过日本的“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于1964年10月1日开始通车营运，是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高速铁路系统。当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实施开展大规模高速铁路建设，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安全性较高。

　　从环保角度来看，由于新干线车辆轻巧，运行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就较少，可以说是比较环保的。从技术特点上看，新干线采用动力分散的运行方式，而不是用机车牵引。所谓动力分散，就是每节车厢的车轮部都安装了驱动装置，将列车的动力分散到各节车厢，这样就不需要沉重的机车，车厢的轴重由此也可大大减轻，不仅易于加减速和在大坡度线路上的平稳行驶，也降低了噪音和振动，提高了旅行舒适度。此外，由于降低了对轨面的压力，既降低了建设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没有噪音污染。

　　高速铁路虽然速度快，但是也有一个缺陷就是票价高，有些时候票价还高于民航机票价格。

　　现在日本国内已经建设有6条新干线线路。以从东京到大阪为例，从票价上看，飞机票最便宜为13000日元，新干线也是13000多日元，约合人民币 1000元左右；运营时间上看，新干线最快是2个半小时到，飞机是1个小时左右，但是加上去机场和在机场等候的时间，坐飞机一般也得需要2个小时，两者差别也就不大了，所以，在日本，到底是坐新干线还是飞机，基本都是看个人喜好了。

　　我个人感觉来看，新干线的服务也是不错的，厕所宽敞明亮，空间足有4—5平方米，座位也比较舒适，座位之间的距离也不会让人有局促感，车厢里很整洁，乘坐的感觉很舒畅。运行中，经常有服务员提供各类商品服务，还有各类盒饭等，虽然不是免费的，不过种类比飞机上要多一些。

　　法国高铁——票价浮动，推出优惠“青年卡”和“老年卡”

　　高速铁路在欧洲也比较普遍。法国目前的高速铁路线路总里程为1800公里。虽然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最新研发的高速列车的测试时速接近575公里，但是商业运营的高速列车的平均时速大约在260公里左右。

　　法国的高速列车乘坐起来很便捷舒适。说到便捷，首先就体现在购票上。既可以在国营铁路公司的售票点购买，也可以直接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终端机上购买。目前来看，最方便的还是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订票网站进行网上预订。在用信用卡支付费用后，铁路公司会将票免费寄到乘客的住处。如果时间紧，还可以选择网上购票火车站窗口取票的方式。

　　在舒适方面，法国高速列车内人性化的设计是吸引旅客乘坐高铁的一个主要原因。头等车厢自不用说，二等车厢的座椅也可以稍微下放，坐起来也很舒适。另外，座位旁边一般都配备电源插座，可以边坐火车边工作，一点儿也不耽误时间。对于我来说，我平时出差时更喜欢乘坐高速火车，而不是飞机。

　　虽然很多人选择乘高铁出行，在法国也不会出现买票难的问题。一方面，由于高速列车连通的是法国的主要大城市，因此车次较多。另一方面，法国人口不多。


法国东部的高铁运营后，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只需2小时20分钟

　　对于票价来说，买票时间的早晚是影响车票价格的唯一因素，乘客越早买票价格越便宜。与普通列车相比，法国的高速列车票价要贵不少，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针对不同人群推出不同的优惠，比如针对26岁以下青年人的“青年卡”和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老年卡”，持有这些卡的人在购票时可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网上订票系统还经常推出一些“闪电销售”，这些票通常是不能改签不能退的，但价格非常便宜，头等车厢的票价甚至比没打折的二等车厢的票还便宜许多。

　　德国高铁——高速路段与普通路段联网混行 来不及买票可先上车

　　德国首条高速铁路1991年投入商业运营，是全世界继日本、法国之后第三个全面掌握高铁技术的国家。目前德国国内运营的高铁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轮轨技术，它的线路总长至少达到1560公里。

　　德国铁路最大的特点就是高速路段与普通路段联网混行。也就是高速火车在高速路段能高速运行，而在非高速路段就按照普通铁路的行车速度运行。此外，由于德国高速列车车厢是全密封的，因此即便是在车速达到每小时300公里左右的时候，运行仍然非常平稳，乘客也几乎感觉不到噪音。

　　我从德国首都柏林到外地采访时一般都选择乘坐德国高铁。由于德国火车站一般设在市中心，提前两三分钟到就可以上车，乘客不用排队候车。如果来不及买票，也可以先上车，等到列车员检票时候再买。我感觉德国高速列车十分方便、快捷，而且很舒适。另外，德国高铁人性化的服务也令我印象深刻。乘客座位上都有本次列车的运行时刻表，而每排乘客座位下都有电源插口，乘客可以给手机充电或给电脑供电。

　　美国“高铁”——平均时速109公里 铁路运营连年亏损

　　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高速铁路却并不发达。

　　在美国，列车时速在127公里以上就可称为高速铁路。目前，美国只有一条高速铁路，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被称为“东北走廊”，总长730公里，平均时速109公里，最高时速240公里。

　　按道理说，高速铁路的人均能耗比汽车、飞机低，运营成本比空运、公路低，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会掀起一个发展高潮，但是这在美国却成为了例外。

　　随着汽车、飞机等现代运输工具的快速发展，客运量主要集中在航空和公路领域，铁路日渐萎缩。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成和远程航空线的开辟使铁路运量大幅转移，美国铁路运营连年亏损，部分线路不得不封闭或拆除。而且美国的大部分铁轨服役年龄在100年左右，而要建造高速铁路，铁路的路轨、沿线设备都需要升级换代，这就需要巨资投入。一方面是铁路萎缩，另一方面是巨额投资，在这对矛盾下，美国高速铁路的发展被严重制约。来源: 北京日报


改革开放后的一起驾机叛逃：让前苏联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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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10-1-10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徐秉君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 -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如果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朝鲜是友好国家，韩国当时正在酝酿与我国建交，如果直飞台湾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

　　然而，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老式歼六歼击机降落前未被苏军发现

　　原来，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因多年升迁无望，加之与妻子产生矛盾，遂将精力转向研习西方哲学，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违反规定常常偷听反动广播，并秘密准备驾机叛逃。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他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苏联因此撤换将领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不过，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应。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引渡回国与审判

　　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 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双方经谈判交涉，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 -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需要修复，虽然苏方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但歼-6飞机仍未能修复。后来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来源: 重庆晚报


美国两军火巨头参与对台售武遭中国严厉制裁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1/684660.html

      2010-01-11：在美国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后，事件的当事方之一美国军火巨头雷神公司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网络上也掀起了“人肉”雷神公司的浪潮。据《环球时报》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在对台售武问题上劣迹斑斑的雷神公司已经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厉制裁，也遭到了中国工商企业界的抵制。

《环球时报》的这篇题为“美公司参与对台售武尝苦果”的文章透露，权威人士说，由于雷神长期推动和参与售台武器，中国政府对其在华业务采取了严厉制裁措施，中国工商企业界也自发进行了抵制。2000年以来，雷神及其英国子公司曾试图参与京广沪空管、中国民航系统空管雷达及空管自动化系统等项目的采购招标，均以失败告终。

　　作者还透露，根据近5年可查询的数据，没有发现雷神公司参加中国雷达设备采购招标的中标记录，中国大陆也未从该公司进口任何产品。从2004年起，雷神公司在华未获得任何订单，随后撤走了代表处，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美国另一家参与对台军售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中国大陆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失去了在中国大陆应有的市场。

　　文章认为，雷神公司是雷达设备的主要生产商，而雷达是民用航空信息及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大陆民航业快速发展，机场扩建和新建工程一个接一个，雷神公司本来可以拥有宝贵的商机。该公司遭到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


从美国对台军售到两岸关系发展之变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tw100109.shtml

 　(2010-01-09) 美国国防部在美国当地时间6日深夜正式宣布对台军售。尽管此次军售只是奥巴马政府处理布什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军售方案；但不管如何，毕竟，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首个对台军售案。尤其是在不久前，奥巴马总统以低姿态访问中国，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之下的美国对台军售案，自然引人关注。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到，在不久美国《华盛顿邮报》对中美关系在2010年所表示出的担心。可以说，美国此次对台军售，从中足以见识到美国在两岸问题上的实用主义与霸权主义。

　　但从两岸当前的整体状态上看，美国对台军售案，对两岸关系发展所能起到的影响和效用十分有限。正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现时下的两岸关系，关键在于两岸双方，如何突破两岸政治困局，如何重新调整彼此的两岸政策。尤其是在两岸关系，经历自马英九政府主政之后，两岸的交流与往来密切，对于两岸各自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的现实之后，如何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两岸政策，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笔者认为，当下的两岸关系发展，本质上已经发生了某种有别于两蒋时代以及民进党主政时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彼此间两岸政策上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大陆而言，这种政策上的调整与改变，更为现实与迫切。

　　在两蒋时代以及民进党主政时代，中国大陆在两岸问题上，直接面对的阻碍因素，是由美日两国所组成的外部因素以及由两蒋政府、民进党政府主导下的封闭式台湾所构成的。对大陆而言，在2008年国民党主政以前，中国大陆从未切身真正体会到台湾的民意政治，并没有真正对台湾内部民意有直接的了解与体会。因此，大陆对台湾内部民意的认识，也就具有某种误区与盲点，进而导致了大陆的对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台湾内部民意的直接诉求与意愿，存在某种误差。

　　然而，自从2008年马英九先生主政以来，两岸民间交流与往来、两岸政府官员及高层互访的频繁之后，两岸政府首次真正面对两岸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对于大陆政府而言，这一点更为重要。可以说，这是大陆方面，首次真正遭遇台湾内部的民意政治，首次面对台湾的普通大众，对于台湾民众的民意诉求与政治意愿，也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接触与认识。这对于大陆调整对台政策的作用，将是十分必要的。

　　自两岸六十年前的分隔以来，大陆方面所面临的两岸障碍，一直以来都是以美日两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为主导，台湾当局的对外封锁所形成的两岸现实。因此，对于台湾的认识，多少会带有大陆的主观意识在里面。也正是基于此，大陆在马英九政府主政之后，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期待，自然而然地过高，对于台湾内部民意的认识，也过于乐观。因此，才有大陆方面近来所谓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之说，也才有了马英九本人在大陆民众，尤其是在网民眼中的个人形象与魅力、支持度的严重下跌的情况（根据环球网等网站的调查）。事实上，笔者以为，包括所谓的“和平分裂”、台湾故意拖延政治对话等言论，都是大陆方面在遭遇台湾内部民意之后所产生的迷茫与困惑。可以说，这是大陆对台湾内部民众诉求与意愿缺乏真正认识所自然导致的结果。

　　总之，随着中国大陆自身实力的增强，美日等外部因素对两岸关系影响的下降之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两岸对内部民众有了更为直接的深刻认识之后，如何调整两岸政策。这才是解决现时两岸关系发展问题中的关键所在。

　　对于台湾“蓝六绿四”的基本盘面以及国、民两党并立的现实政治生态环境，大陆方面都有必要予以正确的认识并由此制定切合台湾内部政治实际情况的两岸对策。尤其是，从台湾内部政治的生态上看，国、民两党的对抗，正趋向于理性化。民进党在经历“陈江二会”时的暴力冲突之后，其政党也正从街头运动政党型转向议会抗议型；加之其重新执政愿意迫切，未来在两岸政策上，必然会出台相关的、有别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对这一点，大陆方面，应该早有准备。

　　总而言之，美国对台军售，于今后的两岸关系发展而言，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对于大陆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在两岸政策上，在遭遇台湾内部的民意政治、本土政治对两岸关系、对台湾当局所带来的影响、冲击和制约的情况之下，如何调整对台思维，如何调整大陆对台政策，才是最为关键。在对台湾内部民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之后，如何对此作出回应，进而推动两岸更为密切的对话，才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南之默  《联合早报网》


中纪委等17部门建联席会议制防贪官外逃
http://news.sina.com.cn/c/2010-01-11/00101943885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1日  中国广播网

　　中央纪委监察部前日称，中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些省(区、市)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制定了联系合作的工作规范，形成了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

　　17单位组成联席会议机制

　　李玉赋介绍，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17个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建立惩防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有关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财政部针对承担的7项牵头任务，分别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建立分工合作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监总局等单位，利用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定期与协办单位研究工作。


我国建造超大油轮将首航 排水量是美国航母3倍
http://news.sina.com.cn/c/2010-01-11/04101943989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1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我国目前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先进的超大型油轮中海油运公司“新埔洋”号将于本月下旬从广州中船龙穴造船基地启程进行处女航。这艘30.8万吨的“海上巨无霸”实现了“无人驾驶”自动导航，最远能续航4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

　　本报记者独家获邀登船，为读者揭秘该船的众多亮点。

　　文/记者王亮 图/记者邱伟荣

　　揭秘“新埔洋”

　　总载重30.8万吨，满载总排水量35万多吨，是美国最大航母的3倍。甲板长333米，比3个标准足球场还大。

　　配备各种世界上最先进的驾驶与导航设备。即便穿越惊涛骇浪也能“24小时机舱无人值班与自动导航”。

　　配备先进的淡水造水机，每天可通过海水淡化产生30吨生活用水，船员日常用水无忧。

　　可装载燃油6000吨，可持续航行60天、近4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整整一周。

　　配有十多门消防高压水炮，射程30多米，足以打翻海盗船。其他“武器”包括燃烧瓶、高压水枪、太平斧等。

　　威水：我国自行设计最先进超大型油轮

　　记者昨日登上新埔洋号看到，工人正在进行最后装修与调试，为该船在本月末的首航进行最后的准备。

　　来自广州中海油运公司的船长冯万远说，新埔洋号轮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设备最先进、性能可靠、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油轮。“新埔洋”号成功建造也将成为广州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造船业发展的里程碑。

　　新埔洋轮总载重30.8万吨，满载总排水量达35万多吨，是美国最大型航空母舰的3倍。记者看到，新埔洋的甲板长333米，比3个标准足球场还大。

　　高速：从广州到中东原油港只需20天

　　记者在新埔洋轮的驾驶台看到，该船配备各种世界上最先进的驾驶与导航设备。整艘货船纵向和横向运动速度都能即时显示。冯万远指着先进的电子海图等设备对记者表示，预先设计的航路数据令这艘海上巨无霸能自动转向航行，因此即便穿越惊涛骇浪他们都能“实现24小时机舱无人值班与自动导航”。

　　新埔洋号满载时航速超过30公里，从广州到中东原油港航期只需20天。该船的货舱深达27米，满载货物量相当于150列40节火车的运量。该船装有超大功率的驱动离心泵，24小时就可把30万吨油品卸完。这艘高速高效原油货船将为我国用油安全提供保障。

　　这艘海上巨无霸燃油舱可装燃油6000吨，可持续航行60天近4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

　　舒适：房间豪过酒店 厨房可烹海鲜大餐

　　记者看到，新埔洋轮船员房间设备胜过豪华酒店，船员房间还配有健身房、乒乓球室、文体活动室供船员航行途中休闲娱乐。在船上，不少船员房间内备有多条海鱼钓鱼竿。据船上政委汪家元称，有时在茫茫大海抛锚漂航时，船员可休闲垂钓。

　　新埔洋号船上禁止明火，然而该船厨房配有“煎烤蒸”各种烹调设备，比豪华邮轮设备还多，让船员可以在无烟状态烹饪海鲜大餐。此外，船舶配有先进的淡水造水机，每天可通过海水淡化产生30吨生活用水，免除日常用水的后顾之忧。

　　记者留意到，在船员生活区和公共场所，都设有红、绿、蓝三种颜色垃圾桶，分别放置塑料、食品、金属玻璃类垃圾。船员说，即使是可排海的食品垃圾也必须在远离陆地的海域通过专用粉碎机粉碎后才能排入大海。

　　安全：船员自备“防海盗秘笈”武器多种多样

　　预计新埔洋号首航将远赴中东，经过海盗出没的亚丁湾。因此船员们也特地准备了一套完善的“防海盗秘笈”。

　　据了解，该船在遇海盗袭击或其他突发事件时，可在35秒之内，通过船舶保安警报系统以传真或电话短信的方式迅速向船舶公司和船舶主管机构发出报警，自动提供船舶的相关信息，使岸上相关机构能够及时向船舶提供援助。此外，新埔洋号的干舷离海面至少有8米，海盗也难以袭击。

　　万一有海盗试图登船，该巨轮高速航行时会产生很大的波浪令小船剧烈摇晃，小船贴近时，巨轮通过合理转向产生的巨大波浪会令海盗难以站立。该船还配有十多门消防高压水炮，射程达30多米，足以打翻海盗船，因此海盗根本无法攻击。此外，船员们还有针对性地做好应急训练。准备充足的“武器弹药”包括燃烧瓶、高压水枪、太平斧等，可随时对海盗进行还击。


深度分析：中美关系基本性质出现重大变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2990

     2010-1-9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时殷弘在《中国评论》月刊二零一零年一月号发表专文《奥巴马访华与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的重大变迁》。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关系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变动，其表征如前所述，是美国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国主要在财政金融、国际安全、‘世界领导’三大方面对中国的重大依赖。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对华软弱地位，此乃中美关系中的一项重大结构性变迁。”“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发生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奥巴马访华的上述首要结果内，也由此次访华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实现反映出来。”

　　殊非容易的认识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关系事态之一。仅从世界各大媒体对这次访问的报导和评论异常密集和频繁来看，这一点就无可怀疑。不仅如此，这次访问产生的《中美联合声明》，加上两国元首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同时对新闻界作的宣布和讲话，证明这次访问与其结果无愧为更长时段内世界政治的特别重大的发展之一，对超级大国美国与强劲崛起的巨型国家中国（那也是广泛公认的、至迟在不太久的未来除美国以外很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大国）的总体关系有重大意义，并且因此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世界当代史方向可以有重要影响。

　　然而，对于这后一方面，即奥巴马访华与其结果的重大涵义和可有的深远影响，在目前具备大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殊非易事。这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各大媒体的几乎所有有关评论中那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对奥巴马访华的结果评判上，它们差不多只是集中关注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紧迫期望或主要要求的实现和实现程度，连同在这次访问期间有关的新的双边具体协定或协定的达成与否及其多寡，从而众口一词地像《今日美国报》那样断定“没有突破”，“在从经济到核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未能立即产生重要突破”；或者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在友好的外表下，中国推回奥巴马的要求”；换言之，尽管奥巴马做了大努力，要将其首次访华展示为“美国与其崛起最快的竞争者之间正在演进的关系上面向前进展的一步，但结果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中国更愿对美国说‘不’的图景。”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媒体的有关评论比这些偏颇、狭窄和思路老套的美国媒体评论积极得多，也正确得多，但它们多少受限于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的不足，并且碍于不便足够坦率的顾虑和本国惯用话语的局限，因而也留有某些重要遗憾。

奥巴马访华影响深远，需细致解读

　　因此，有必要更全面、更深入、更坦率地谈论奥巴马访华的结果与其意义。为此目的，当然首先需要评析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从关于中国的力量和地位、美国的权势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格局等要素的当代史比较视野出发，可以说是“改变了的”基本背景。不仅如此，美国国家领导的改变，或者说新总统奥巴马本人，也是塑造其访华结果的一个关键。在成因的这些评析之后，需要有对结果本身的透视、理解和说明——具备广度、深度和对关键涵义的明确把握的说明，尤其需要说明从奥巴马访华浮现出怎样的对当今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实际界定，连同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之中已有怎样的变迁。

　　与此同时，不能不谈论就美国政府以及许多评论家和对外政策主张者的期望、要求、预料和猜测而言，什么未能经奥巴马访华实现？还有它们为何未能实现？与此密切相连，同样不能不谈论中美两国之间有哪些主要的争端或局部对立依然如故，从而有助于防止对中美关系当今状况的过于“玫瑰色”的判断。余下的几点同样至关重要：中美之间除了现已成为常识的、中美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方面的变迁之外，还有什么重大的变化或变更由奥巴马访华的“风貌”和结果表现出来，那重大得足以修改中美关系的某种基本性质？在中美两国间业已扩展了的那些“双赢”形势中，还有怎样的传统国际政治竞争要素，或双赢游戏中的零和游戏？最后，为了具备足够的警觉和保证更多成功的忧患感，必须强调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不息的能动性，以便牢牢记住事情（或准确地说“大博弈”）还远远没有完。

　　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改变了的几大要素

　　在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背景当中，单独一项最重要的要素是巨型国家中国历经多年、“于今为甚”的迅速和强劲的崛起。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 1992年南巡引发中国经济腾飞以来，这样的崛起对中国来说已经历时多年，从而自那时至今一直是个广义的加速度过程，并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不断腾升”。从实力增长角度说，这实际上与美国从21世纪开初三四年开始变得愈益显着的权势衰减（相对的和绝对的）没有多大实质性关系。甚至可以说，即使假设没有这衰减，一个巨型国家实力的多年不断腾升也足以或很可能变动国际力量分布的基本格局。然而，就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公认作用和地位而言，它们在最近一年多来几乎可称是急剧的增进和提升，颇大程度上与美国权势的衰减密切相联，甚至互为因果。因为它们颇大程度上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然，而美国众所周知是这危机和衰退的“始作俑者”和权势头等受损者。不仅如此，与中国实力腾升和中国的世界重要性显着增进相应，在其独自行事和多边参与这两大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有为程度和主动进取性最近几年来有了引人注目的递增，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世界地位。

　　某种意义上至少与上述腾升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迅速大发展出自中国的自主努力，在其中一项至关紧要的信仰，即相信中国特性和中国实践与其对改革和发展的压倒重要性，起了灵魂或思想统帅作用。中国的巨大成功和发展成就不仅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连同在冷战结束前后近20年美国和西方的耀眼成功面前的自信，而且大为强化了中国的精神自豪、思想自主和意识形态独立性。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随着“西方模式”绝对和普遍优越的信条名声大损甚或信誉扫地，这自信、自豪和精神独立跃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作为一项广泛弥漫、至关重要的民族心态和政治文化性质的动能，无疑有它的直接和间接的国家对外行为蕴涵和对外政策影响，包括在对美态势和对美政策方面的。

　　说到在当今时期的国家力量和影响的基本动态或走向，还有国家表现的成败得失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自信，美国大致可谓中国的一面反镜。世界、特别是美国人自己近年来就美国权势相对甚而绝对衰减作了大量确认，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以来这类谈论更是如同潮涌。因而，在此不需多多重复众所周知的东西 ——美国首先由于国家安全战略与经济金融方面的双重失败而来的权势大减损。需要略加强调的是自信减损，对美国国家运行方式、“世界领导”方式乃至美利坚生活方式和西方政治经济基本价值观的自信心之近乎空前的减损。特别是直接的大病根之一——美国非常巨大和极难消除的超级金融赤字，无论是各级政府的还是公司企业甚或总的来说国民个人的，已被美国人自己颇为广泛地确认为出自美利坚“民主福利帝国”的内外运行基本方式。这与一位美国政论家说的“美国已经玩丢它的道德优越感、外交不可或缺性和军事不败性”一起，使得——举例来说——2009年出版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所着《后美国世界》成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畅销书，其要义在于美国将不再支配全球经济，不再指挥地缘政治，不再拥有几乎压倒性的文化优势；与此相应“其余的兴起” (“rise of the rest”)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构成“我们时代的大故事”，将重塑世界的大故事。更震撼自信心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所做的当今已成常识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的据称的优越性严重不定，人们开始大为怀疑这些是不是应对世界严重问题的最好办法。

　　中美如此一兴一衰，哪怕并非固定不移，也必然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图景的一大要素：相互依赖的性质。中美依然相互依赖，中国依然多方面有求于美国，但是至关紧要的不对称性问题——谁较多地有求于谁的问题——有了显着昭彰的、并且多少可谓决定性的新内涵。美国对华依赖性几乎急剧增进，尤其在财政金融方面：中国持续地以巨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的方式借款给美国已成为美国的一大必需。或者更准确地说，经过金融危机，这早已是美国必需的“输血” 从多少默然的事实急剧凸现为人人皆知、人人谈论的头等事态。中国是美国依赖的最大债主和美国生活的最大外部供款人：这已成了世界谈论中美关系时依据的一大前提。不仅如此，美国苦于经济衰退和急于经济复苏，因而比先前更加依赖中国市场；美国陷于伊朗、阿富汗、朝鲜、伊拉克等多个严重难题，因而在国际安全方面几乎不知“伊于胡底”地期盼中国的更大合作；美国面对这些和其他重大国际困局或全球性挑战，因而在华盛顿看来，巨型新兴强国中国的配合成了在外表和实质两方面维持它难舍难弃的“世界领导作用”的一大关键。总之，如最近《纽约时报》记者援引笔者所言，中美关系总格局中有了一个可谓史无前例的方面：“现在，论中美两国，我们或许见到美国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些至关紧要的方面的对华软弱地位——中美关系中的一项结构性变迁。

深化战略互信，人民大会堂见证了《中美联合声明》

　　奥巴马：开启中美关系新局的一个关键人物

　　国家态势和基本政策的变动往往以国家领导人物的变动为一大必要条件，而当前的美国对华态势和政策变动就是如此，尽管在对待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对他的前任的认识和方针多有承继。

　　在美国困难重重、权势衰减和公众思变的大背景下，新总统奥巴马有着对外政策方面明确的总目标和他要塑造的总特征，那就是：（1）国内优先，对外政策首先必须服务于缓解甚而摆脱金融危机、开启和实现经济复苏这一紧迫的头号任务，外加尽可能帮助维持他在赢得大选时的很高的国内民望，那是他的一切的国内政治基础；（2）争取显着收缩美国在海外战争和其他直接军事介入方面的过度伸展，但要不危害他意象中的美国安全，不严重损伤美国的根本声誉或面子，也不引起国内舆论的严重分裂；（3）以与先前相比大为减小了的美国可用能力，在更为困难和更加多维的对外任务面前勉力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作用或地位；（4）势所必需地接受国际力量格局的基本变化或变迁趋势，经必要的调整去适应和利用它们，同时以有所变动的方式勉力阻滞、防范和“驯化”之。显而易见，在所有这四大方面，中国和对华政策都是一项头等考虑，甚至往往是头号考虑。

　　这位新总统的思想特征、行事特征和个人风格现在已经表现得相当显着，与先前的几位美国总统颇多不同，与他的直接前任乔治·W. 布什更是可谓截然有别。奥巴马很明显地是个很讲求实际的国务家，相对而言在4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中间最少教条色彩和意识形态执迷。也因此，至少到现在为止，他的轻重缓急次序意识特别明确，“战略集中”意愿相当坚决，同时在多个问题上立场和态势尤为灵活，包括具备与他的一些前任们相比远为突出的 “实验精神”和创新意愿。何况他自己非常明白，旨在“变革”和创新的实验是大多数公众选举他为美国总统时的头号“委任授权”(mandate)，尽管他们接受所有这些的乐意或容忍程度证明是很带选择性和比较有限的。还有，奥巴马特别鉴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的总的显着弊端和挫败记录，有着强烈的多用“软权势” 和“灵巧权势”的意识；同时着重将他本人的世界人望、灵巧风格、善言才能、亲和风格等等用作美国的一大资产，这在美国的其他政治和威望资产严重减缩的情况下确实至关重要。可以说，奥巴马的一大战略是力图通过亲和的“吸引力”去赢，赢得便宜，赢得有效。

　　所有这些个人政治特征和素质在他访华以前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中已有显着表现。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三点：第一，一再强调对华关系是21世纪美国单独一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第二，直到9月11 日突然宣布很不合理的对华征收轮胎“特保”高税为止，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几年来美国政府喧嚷不休、施压不断的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第三，大致极少公开谈论和批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甚至不顾美国国内必然的反弹，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公开表示这方面的谈论不得“干扰”在紧迫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并且在10月初成了第一位在达赖抵达华盛顿后不予会见的美国总统。尽管两国间不无分歧、争端、猜疑和竞争，但新总统上台后初期的多个月对华关系开局良好，甚至好于2005年秋天著名的“利益攸关者”演说后的布什政府后期，成了30余年来中美关系史上近乎独特的重要一幕。为何如此？至少是因为像《纽约时报》有点刻薄也有点沮丧地说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外部供款人，这改变了美国与这么一个国家的关系的核心：它是唯一有尚好的机会去冲击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而奥巴马是对这一点尤有深切意识的美国领导人，并且很懂尊重“供款人” 的莫大重要性。

　　奥巴马访华的首要结果

　　奥巴马访华的首要结果最正式、最显着地体现于《中美联合声明》和两国元首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同时对新闻界作的重要讲话。在人们高度关注并且已经熟悉其文句的这些宣告之中，浮现出对当今中美关系基本性质的实际界定，或者说表现出在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之中已有的变迁，加上两国政府特别在原则上确认了的关于中美关系的努力方向。

　　最为重要的是两国元首和政府共同确认中美协调和合作的大为增进了的重要性：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在几乎所有功能领域的广泛利益至关紧要，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有效应对包括全球经济、国际安全、能源使用、气候变化等问题在内的国际和跨国共同挑战至关紧要。这就是中国媒体在报导《中美联合声明》时普遍最着重的其中一个短语——“（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根本含义，亦即该公报强调的：在日益增多的21世纪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两国“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而努力。”与往昔相比，中美两国先前从来没有共同确认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之一，与美国一起在那么广泛的全球问题舞台发挥可谓全系列的重大作用。

　　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而言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多年来一向公认的中美关系两大方面经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界定，首次有了较明确的“主次”之分。布什前总统有一句准确的名言：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此次东亚之行前夕，也对路透社记者讲了一番准确的界定：中国既是美国的“至关紧要的伙伴”，也是美国的“竞争者”。近30年来的中美关系一向既有协调和合作，也有分歧、争端、局部对立和竞争，而且今后还将长期继续如此。然而，《中美联合声明》、两国元首的讲话以及奥巴马访华的根本氛围实际上明显地首次宣告：现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说至少开始以协调和合作——扩展和深化了的协调和合作——为主，分歧、争端、局部对立和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且至关紧要，但显而易见是次要方面，而且两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使之保持为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方面。这并不是说未来什么时候的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曾有的以分歧、争端、对立和竞争为主的局面，或者合作与对立几乎平分秋色、莫辨主次的状态，而是说首次可以有把握地界定协调和合作已开始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且两国政府实际上明确承诺努力将其保持为主要方面。

　　为此的一个根本条件是经奥巴马访华达成的一个中美原则性共识：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不可避免且至关紧要的分歧、争端、局部对立和竞争的原则性共识。诚然，两国政府都是对本国紧要利益负责的政府，都对有关问题有各自独立的、往往坚定和难以更改的看法，并且都深信“公事公办” (“business is business”)，不在重要问题上随便通融或让步；然而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如上所述，都确认就中美关系已有和应有的状况而言，这些总的来说是次要方面，不能发展和激化到严重损伤和破坏中美关系总体的地步。

　　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大前提是同意存异（agree to disagree），控制争端，“友好”竞争（如奥巴马东亚之行前夕对路透社记者说的那样）。为此，中美两国元首和政府此次明确地确认两条原则：

　　（1）“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或者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谈后特别在记者会上说到的，即他向奥巴马强调“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2）建立和深化中美双边战略互信，或换言之努力消减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为此中美两国政府首先重申了对对方的最大“战略誓言”，那就是（如《中美联合声明》所言）“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国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国际问题。”与先前相比，特别是鉴于美国对中国的巨大、广泛、深刻和难除的战略猜疑——这可谓中美关系中单独一项最大最深远的负面因素和障碍——如此强调消减战略猜疑颇为新颖，并且切中要害。

　　奥巴马访华未经实现的期望和依然如故的歧异

　　中美关系基本性质中发生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奥巴马访华的上述首要结果内，也由此次访华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实现反映出来。事情有如《纽约时报》在总结奥巴马此次东亚之行时说的，“奥巴马先生很快发现，在亚洲街道上的人望并不必定转化为日本首相府门后的政策成功，更不用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了。”在后一个地点，就此而言如前所述“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中国更愿对美国说‘不’的图景。”

　　奥巴马访华前夕被评论家们预言得最多、似乎也最有把握的大事态之一，是中国接受奥巴马政府新近塑造的一个关键概念——“战略再保证” (Strategic Reassurance)，以此为基础美国愿和中国一起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这方面，看来最详细的一篇报导见于11月9日《南华早报》。这家香港首要的英文报纸援引一位据称熟悉奥巴马访华准备的“中国外交官”，说出于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中美两国很可能在奥巴马访华期间商谈建立常设管道和框架，以美国所提“战略再保证”为基础商谈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当然，事物不足10天就证明，美国政府的这个完全可信其有的期望没有实现。

　　“战略再保证”概念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2009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提出，显然出自美国政府内部的进行酝酿，出炉后迅即得到华盛顿政府部门和智库的宣扬和热议。其主要要义，在于中国需要在言行两方面向美国和其余世界作关于战略意图和行为的“再保证”。用斯坦伯格本人的话说，“战略再保证基于一种核心性的、即使是默然的交易”，“正如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明示我们准备欢迎中国的‘到来’……中国必须向其余世界再保证它的发展和愈益增进的全球作用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班子的两位成员给这概念作的一项注解是，美国近年来与中国的战略性交往太狭窄，据称仅集中于反恐问题和朝鲜问题，“几乎全未做什么去对付中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或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扩张”。看来华盛顿期望和要求中国以言行两者做的“战略再保证”是那么广泛，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那么多方面的变更，那用奥巴马与胡锦涛会谈后在记者会上差不多一开头就讲的非常宽泛的话说，是 “美国欢迎中国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作用当中，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要和一个不断增长的责任相结合。”对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要采取谨慎的分辨态度，坚定地婉拒至少其中那些不能接受的涵义。结果说来简单：中国不愿干，美国就干不成。

　　在更为具体的重大问题上，美方的迫切期望和要求首先是中国在伊朗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美国做大让步，代价为改变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很大部分基本看法，损伤重要的中伊关系和冒险损伤本国经济。结果也很简单：“白宫官员承认他们未从胡锦涛先生得到他们就伊朗想要的……奥巴马先生看来也未使中国人在人民币问题上让步。”在奥巴马很可能再次提出了的两三年来美国坚持不懈的老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卷入阿富汗战争——和其他一两个战略性问题上，结果必定也是如此。这导致一位西方学者评论说，使北京与华盛顿“一致的往往是它们的互相依赖，甚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不一定有同样的利益。”至于有关奥巴马在华活动安排的美方要求和期望，凡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似乎大都遭中国拒绝，没有过去较多见的妥协退让，而且这些拒绝大都得到美方的较轻易接受。作让步的是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在根本原则上：《中美联合声明》载明“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伟大成功导致的一个历史性结果，其中蕴涵了前面就力量对比变迁和民族自信心所说的一切。

　　至于虽经奥巴马访华但仍依然如故的歧异、争端和局部对立，则众所周知主要包括：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则坚持对台军售政策及其无理依据《台湾关系法》；中国坚决要求美国减少并最终取消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海空军活动，奥巴马政府则坚持美国相反的所谓法理立场和“权利”；中国坚决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则很可能在近期内进行这先前只是被推迟的会见；中国照旧担忧和警告美国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则虚以委蛇，言行有别，而且在中国担忧的美元疲软和价值下滑问题上大致也是如此。如果与先前相比，这方面主要的变化就在于中国的反对总的来说更加有力，更为坚决，这也是中国的力量和自信增进的一个反映。

　　紧要的余言

　　对本文第一节末尾提出的几个问题，现在可以做出概要和鲜明的回答。中美之间除了现已成为常识的、中美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方面的变迁之外，奥巴马访华的 “风貌”和结果表现出一项非常重要的变化甚或变更，那可以说是非常晚近的，但历史意义重大且深远。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种可称为“关系位置” （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变动，它不仅出自“相对力量”(relative power)变迁，而且出自与先前相比一定意义上翻转过来了的“不对称的互相依赖”，其表征如前所述，是美国就更多的问题依赖中国，甚于中国依赖美国，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国主要在财政金融、国际安全、“世界领导”三大方面对中国的重大依赖。这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对华软弱地位，此乃中美关系中的一项重大结构性变迁。

　　30多年来，中美关系大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良好，中美协调和合作以利双赢的天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宽广。双赢和共赢在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界广泛被认作是非传统的，但不要忘记其中仍有重大的传统国际政治成分，即谁赢得多、谁赢得意义大、谁赢得成本低的竞争，或曰双赢共赢游戏中的零和游戏。事实上，奥巴马的敏锐、精明、灵活和亲和态势已经在国际外交的“友好”竞争中得分不少，同时美国不少人鼓吹的“两国集团”概念正在（也许正中鼓吹者下怀）增进世界政治中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心理猜忌或情感疏离。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在会晤奥巴马时强调（并经中国媒体着重报导）反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完全必要。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且机会多多，同时其中的障碍、隐患和陷阱也不算少。战略积极性与战略警觉心永远同时需要。

　　不仅如此，还要认识到奥巴马访华结果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弹非同小可，他能否在今后拥有足够的国内政治条件来坚持他至今的对华态度和主要政策需要密切观察，并且相应地要有不同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当前对中国来说的好形势下牢记两点：国际政治是能动的，因而一国的相对下降和另一国的相对上升趋势并非不可改变或确定不移。国际政治是一类全面和综合的“竞赛”，包含众多分支领域内的各“硬”和“软”的权势方面，而美国和中国（连同其他“竞赛者”）有着各自不同的长处和短处，不可简单粗糙地评判总的力量对比和竞赛表现。来源: 中评社


汪洋主政广东两年：处事风格微妙变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2965&page=1

     2010-1-8  54岁的汪洋，鬓发已斑。在中共高层官员中，他是几位不染发者中的一位。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有些狼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作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雕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全球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来激烈争议。当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当时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争论。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更在十七大上强调，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强调的即是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汪洋入粤之后，随即发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刊出的当天，汪洋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还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这一年的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有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的朋友，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营地袭来。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微妙变化。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婉拒了记者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汪洋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靠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结束对东莞的考察时，汪洋还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当时，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说，“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等等，等等。

　　就在启动“双转移”、“腾笼换鸟”的当口，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一下被置于暴风眼上，“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二潮同现。有人说，这是对“双转移”的沉重打击，企业都死了，看看还怎么转？

　　2008年11月，汪洋来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汪洋自然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年 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战略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广东改革的最新动向”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的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更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书记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今年8月，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实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今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 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任剑涛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方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说，他还注意到汪洋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今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