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日报评论：仅靠强硬军事手段只会越反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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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8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19日评论版文章：年轻的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带微笑，“坦诚”给美国的圣诞节带来了惊恐与不安。让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国只是有惊无险。虽然如此，美国人的紧张还是表露无疑，国内航空安检再次升级，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检”的地步了。自2001年 “9·11”事件以来，美国人遭受如此惊险，虽说已是家常便饭，但美国的反恐战争无疑走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难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组织成员“赶尽杀绝”，美国人才能安心入睡？我们如何认识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尴尬

　　就恐怖主义的危害来说，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因为恐怖主义对于暴力的无限追求，对于威慑效应的贪婪，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惧。诚然，对于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坚决严厉打击是应有之道。但问题在于，仅仅以暴力对付暴力，用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就如，美国自开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场以来，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数，甚至不惜以此为标准，“逼迫”国际社会表态支持美国。但现实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组织早已备受打击，只是成为美国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为了扩大反恐战果，美国不光携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战争。圣诞节的炸机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国支持也门政府打击基地恐怖组织，从而招致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部的报复。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国的塔利班军事力量鏖战数月，虽然军事上战果累累，但由于复杂的巴国政治形势，近期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也是有增无减。如此，美国一面紧闭国门，严防死守，同时主动出击，在阿拉伯地区直接军事行动。美国纵然早已将恐怖活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防范对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陈。那么，是否面对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严厉打击的以暴制暴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呢？

　　坚决打击的决心是必须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恐怖极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产生必须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如果不理解这些环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惫应对，而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们为何如此极端？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应该说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确实过于危言耸听和悲观。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国家战争的不同特点在于，他们往往不是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而战，更多地，这些恐怖分子如此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宗教信仰，为的是一种对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诡的是，多数基地组织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层吃不饱饭的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门名户。本·拉登曾经经商筹钱，但用来培训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国圣诞炸机嫌犯穆塔拉布的父亲曾为尼日利亚经济部长，刚刚卸任第一银行董事长。而穆塔拉布在伦敦读书期间，住的是伦敦价值400万美元的公寓。

　　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当地现代化的胜利果实，实实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众那里，我们又可以找到诸如宗教文化威胁感的反弹，如穆斯林对于美国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厌恶；还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区，享受的不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种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再加之，美国的军事大棒到处挥舞，一会儿支持反对派，一会儿又将另一亲信势力扶植上台。这造就了交织着各种负面情绪的弱势群体，成为恐怖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或许，我们难以从恐怖分子身上寻求一种独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伦敦的同学惊讶地说到：“我真的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必然受到过一定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个人在异质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进一步又会产生对政治权力的失望感。在现实途径不通的情况下，人才会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时付诸于极端的手段。此外，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能排除从众的可能，因为很多恐怖分子连所仇恨的对象那都没去过，其深仇大恨却可以漂洋过海。

　　前方啊，没有方向？

　　面对恐怖危局，放弃严厉打击政策，这似乎难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击，以现代化军事技术进行肉体歼灭战，收效不大，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对方的仇恨，招致更多报复。要解开这种困境，似乎难有良药，至少须待以时日。在高科技的“赞助”下，现代国际恐怖暴力活动越来越具有非对称特性，从 “9·11”事件以来，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在理解为何要加入恐怖组织、解决这个动机问题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们做出如此恐怖行为的关键。这也决定了奥巴马的“开罗宣言”只是一厢情愿。奥巴马站在金字塔上大声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仅为美国是个种族大熔缸，美国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济，等等这些理由，并没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们的所求。况且，在军事上仍然大动干戈之时，别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态？所以，在阿拉伯地区奥巴马有着极高人气，但对于其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结难以改变，所以各种改造计划纷至沓来。但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别人的干涉，这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在普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政策的压力下，国际层面的族群和谐难以保障。宏观而论，相互的宽容、沟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须的，这也只能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能否产生积极情感仍是未知数。而且国际群体间的偏见本来就无法消除。再加之现实政治的利益渗透，使得互动更为复杂，甚至恶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极端心理，最根本的还是应从软性和长期性因素着手。短期的最为直接的军事打击手段，恐怕并非是长久之计。因为，即使消灭了肉体，仇恨的情绪能入土为安吗？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权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对方的仇恨情绪、如何在接触和互动中增加双方的好感。一味地强调强硬手段，我们获得的可能是消极的安全。所以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恐怖暴力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或许，面对手段的选择，总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论和困境，这也是和谐难以真正形成的根源。来源: 中国日报 ▲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中国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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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10-1-18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

　　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我没有扩招），受到很大压力。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

　　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应。

　　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南方周末：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您怎样看“钱学森之问”？

　　朱清时：温总理最早提起钱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这个忧虑，其实是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钱学森之问”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中国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

　　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这个东西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大家崇尚什么，尊重什么，追求什么。

　　我当校长以前是搞科学研究的，1998年当校长的时候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了中国教育不行，当时就想着教育改革。

　　认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

　　南方周末：这应该就是你在中科大十年校长生涯中的反思和总结吧？

　　朱清时：是的。我在国外工作很多年，回来一看，我们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有很多老师就是照着书说一遍，学生懂不懂他也无所谓。

　　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就不许用PPT文件，老师得写板书，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我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很浮躁，都用PPT文件，讲课讲得学生都坐“飞机”了，效果极差。

　　我刚担任校长时，带了六七个人到美国欧洲访问多所一流大学，把它们的课程表收集起来，每节课程的教科书也收集起来。然后回来就宣传我们要改革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但是搞了一年发现效果不大，为什么？老师不愿意做这件事，学生只要这门课程学分考够就行了，他并不太在意他学的知识今后有什么用途。

　　归根结底，是我们教育管理制度上有没有压力，大家不需要做这种痴迷的事。所以我发现去检阅课程设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动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几年，我年年都在研究、在讲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现在回头一看，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发现这还不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我当校长之前，学校里最流行就是老师的讨论会。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一开大会就洋洋洒洒长时间作主题发言，随后都是按照级别、权威程度排，真正一线年轻人没有机会表述。

　　大学是个学术机构，一定要一心琢磨怎么把学术搞得最好。这样（开会），谁都不会去耐心让那些没有真东西的大权威去洋洋洒洒，而是赶快搞清楚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学的。

　　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这是我思考的第三个阶段。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大学就好比京剧团，就像以前梅兰芳唱京剧时代的百花齐放，应该是谁的唱功最好、表演最到位、最能获得观众认可，谁就受到最大的尊敬。梅兰芳跟对手唱京剧，比着看吸引观众，后来京剧团都变成政府机构了，工资国家发，现在没有活力了，现在京剧哪有梅兰芳那样的大师啊，现在的学校也是一样。

　　“学术在衰退，还谈什么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这是官本位造成的一系列衰退？

　　朱清时：现在中国学术界跟过去不一样，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怕别人把自己思想偷过去，防止权威占了自己的成果。因为这些地位高的人往往都把底下人的东西凑起来，包装成自己的。所以年轻人都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都没有了，这就造成大家互相保密。

　　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

　　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衰退最大的改变是科学杂志可读性差，即使偶尔有一两篇可读文章还有好多水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什么诺贝尔奖呢？

　　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喊素质教育，要培养创新能力，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从来没有人说培养创新人才、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培养出的就是创新型人才。

　　南方周末：领导可以带来很多其他的，包括课题，有的人当上大学校长后，评院士也容易了。

　　朱清时：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教育改革要和30年前经济改革一样，必须祛除行政化”

　　南方周末：但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言，教育通常是保守的，体制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你怎么办？

　　朱清时：我就做一件事，把学校恢复到它的本原状态，单纯追求学术作用，学术作用在学校有最高发言权，其他人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我来主持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个想法。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让这些管理人员待遇高，这样社会精英才愿意做，他就不去想当官了。管理人员要全是精英，但是他不要去干预学术，他不要追求行政权力，把他的事做好，给教授们整理文件，帮教授做事。

　　南方周末：我觉得深圳是个比较合适的土壤，它本身是特区，也靠近香港特区，这个地方应该适合改革尝试。

　　朱清时：30年前经济改革的时候，深圳跨出了第一步，其实30年前的经济改革跟我们教育改革很相似，那时候经济改革也是从行政化解放出来的。

　　教育改革更类似于30年前的农村改革（从公社的行政化管理到包产到户），现在中国教育要发展，还得把中国教育行政化祛除掉，按照教育内在规律办好。

　　我相信，中国教育如果走这一步，让学校按照自己的规律去竞争最优秀，那就像农村一样，像经济一样，也会蓬勃发展。

　　南方周末：南方科技大学的性质仍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的官办性质学校，在日后的工作中你如何在“官办性质学校”与“去行政化”找到一个平衡点？

　　朱清时：南科大今后的前途取决于深圳市领导们的支持，因为南科大是深圳全资办的一所学校，要做到这个需要很大范围的人都理解、支持才行。不是一两个最高负责人愿意支持就行了，还有很多处长、局长、办事人员也要理解，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会能够推进。

　　我觉得我们南科大的使命就是把这种观念、这个目标诠释出来，然后大家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推进的事。

　　南方周末：南科大要给教授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社会要给南科大一个追求卓越的土壤。

　　朱清时：对，它要给我们支持。经费上，目前起码刚开始是政府投入，等以后社会投入就多了，这是良性循环，像西方这些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刚开始都是政府投入，以后才有大量社会投入。

　　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请世界上优秀人才来建南科大，不能让他们的薪水比过去还低，要做到这个非常不容易。

　　沙特阿拉伯一个阿克鲁拉国王科技大学（音译），都是理工科，他们的投入力度真是很大，教授的薪水都是几十万美金，助理教授都是十多万美金，招研究生每月奖学金都有两千多美元，住宿免费，医疗保健免费，什么都免费，然后每年还给学生一张国际往返机票。

　　该校的博士后的薪水每年7万－9万美金，博士后两年如果留校，薪水马上增加70％。中国现在吸引人才最高的就是百万年薪，它们博士后就可以达到，所以力度相差太大。现在世界上吸引一流人才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听说现在政府准备为南科大立法？情况怎么样？

　　朱清时：政府决定要为南科大立法，要写好可能得两三年以后了，我们先要把所有东西经历一下，才能写好。写好之后约束你自己。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法规做临时立法，我们用这个临时法规作为基础。

　　“南方科技大学要去打破应试教育的缺口”

　　南方周末：2009年香港教育部门和大学也在开会，寻找机遇和契机，试图在河套地区进行高等教育制度破局，他们认为内地教育资源还是比较丰富，深圳的资源也很丰富，珠三角还是缺高校。

　　朱清时：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有很多体制的障碍，比如我们设计南科大最好的招生范围，就是开始在国内高二学生中招优秀学生。这个为什么好呢？第一，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不愿意重复应试教育，他们很想闯出一条新路来；第二，我们只要这样一做，声誉高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最优秀的生源在高二就挖掘过来。

　　南方周末：您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向来颇有微词，一直反对高考。想从高二学生中招收一批新生，操作上有什么考虑？

　　朱清时：我们自己组织考试。这样做可以彻底打破应试教育，我们考试主要考量学生的素质创新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

　　让教育部意识到今后高考不一定非得是高三应届毕业生，学得好了高二学生也可以考，只是我们考试成本高一点，但是那样就把很多优秀的人才解放出来了，而且高二考不好高三可以再考，他们压力就少多了，这个毫无疑问对应试教育打破了一个缺口。

　　2010年我们准备招收50名高二学生。成功之后建议国家教育部今后做一个小的改变，就是高考的人不一定是高三的，高二也可以申请。

　　南方周末：您心目中的南科大学生素质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还是能力。我如果给学生面试，我会给他讲个故事，比如某个方程，我问他能不能证明，他说太难了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讲用什么方法证明，讲完了问他听懂了么，如果听懂了就复述给我看看，这个时候他的全部素质就被反映出来：

　　第一是他的理解能力，他能不能听懂我讲的话，当然我讲的话一定是能听懂的；第二是记忆力，我讲的过程可能就是三五分钟，但是他能够记清楚我的细节；第三是想象力和表达力，因为他要复述，他要用自己的话说。这就可能看到学生综合素质，不是他知识有多少，而是他本人有没有能力去创造知识。

　　“大学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校长似乎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大学校长更接近于政府官员。您认为大学校长更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朱清时：我觉得校长最关键是要理解教育深层次规律，尊重敬畏这个规律。现在我觉得很多大学校长总想有所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没有去想教育规律是什么。

　　我当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初是大学扩招的时候，受到很大压力。校园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我，认为当初大扩张的时候中科大应该扩招。但我相信，过几十年后可见分晓，中科大没有扩招，保持了它（原有）的水平、实力，其它学校大扩张了，但是它质量下降了。

　　这是因为大家都忘了最基本的东西了，教师队伍没有加强，你多了一倍学生等于你有效内涵就稀释了一半，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教学水平，如果你保持不了教学水平你还是什么高等教育呢？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校长面临决策，一个是不捞白不捞，你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你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千万。但捞了你要付出代价——你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校长经常都面对的考验。

　　南方周末：南科大您也想秉承这样的规模？

　　朱清时：我们先把小发挥到极致，质量最高，因为规模小有很多优点，每个周末可以把所有教授请到一起，所有教授都会认识。

　　像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是建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决议。我曾经见过他们的校长，是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问他怎么没有想过改变，他说这是学校的原则，所以他们都敬畏这个。

　　他说的话有更深层次含义，教师队伍没有扩大，但是学生迅速扩大，这个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现在水扩大了很多倍，然后盐就淡多了。

　　加州理工大学这样做还有一个观念，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并不是你按比例放大就好，而是有一个大小规模效益，像加州理工他们很自豪就是100个教师，所以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

　　加州理工大学教师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有的学院太大了，教师很多，要聚在一起很难，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利用特区之“特”，以及毗邻香港的天时地利，深圳欲为中国教育改革找到一个新方向，即在深圳的地盘上与香港的大学合作，借鉴它们的全套经验，包括“教授治校”……走向“教授治校”

　　“我要在深圳搞一块‘教授治校’的试验田。”中科院院士朱清时院士在深圳一语惊人。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聘书，正式成为了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聘期五年。

　　朱清时认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局部存在“外行领导内行，浮夸之风日盛，年轻人都愿意当官……”现象。事实上，现在的大学行政化和官化一直被诟病。教育部刚刚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名单，100位获奖者担任书记、校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90％。而2009年新增院士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院士占了大半江山。

　　朱清时试图在南方科大通过“教授治校”等制度设计杜绝这些陋习。

　　一些专家据此认为：“如果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能够实现教授治校，那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希望。”

　　朱清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已经提议，制定好南方科大的章程，然后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以后就依法办学，政府一是要保障经费来源，二要保证各方面权力对大学事务不插手。”

　　他很清楚一点，深圳是特区，有特区立法权，所以在深圳办大学，就是把特区政策用到底、用好、用完。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亦在期待：“中国高等教育大学制度的探索，确实需要有一批大学，在这里边走出新的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又与港澳毗邻，在经济改革上为国内做了很多探索，在教育体制上我们也期待做出相应的探索。”

　　粤港教育合作的“探戈”

　　实际上，深圳作为“教育改革试验田”的深层次背景是中国内地教育和港澳教育体制间磨合和整合的过程。

　　香港科技大学仅用十多年时间，便从成立直跃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09年8月，《泰晤士报》评出世界大学排名，香港3所学校进入前五十。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南方科技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已经签署了合作协议。朱清时希望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让全国的高校都看到，中国的大学还可以这样办。”“澳大上了横琴岛，南方科大聘请朱清时做校长。近段时间两个积极的变化，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理念和制度，可以循着这个路线去走，找到中国教育制度的解决之道。”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学者张玉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澳门大学成功“登陆”横琴岛一个多月后，粤港双方签署了《粤港教育合作协议》，至此，深港努力多年的落马洲河套开发项目水落石出：以高等教育为发展重点，辅以高科技产业园，这标志着此地的开发正式进入实质行动阶段。双方达成的共识是：此地将成为“一国两制”新的试验田。

　　此前，深港双方讨论了近十年。河套地区原本与深圳连为一体，U字形地嵌入香港，深圳河环绕着它。1997年香港回归时，国务院颁发第221号令，澄清权属问题：业权仍归深圳所有，而香港则拥有该区域的管理权。

　　香港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美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让河套地区成为输送人才的‘心脏地带’，已经跟香港一些大学讨论过，有六所香港高校对此感兴趣。”

　　“深圳和香港的高校愿望很强烈，这是个机遇。”深圳市教育局梁北汉调研员告诉记者。梁的另一个身份是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主任。

　　但许多香港学者认为香港政府及教育部门过于“循规蹈矩”。“我们感到香港总是在被动地行动。”香港智经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说，“香港教育部门带有功利性，想要很快产生效果。”

　　但这一年来，香港经济的“内忧外患”已经逼着香港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如曾荫权所言，“粤港合作就像跳探戈一样，双方会共同进退，只是步伐和节奏配合还需要更加到位。”

　　广东省港澳办副主任金萍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广东非常重视香港在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可以在教育领域先试先行。”

　　这或许是中国“教授治校”试验田的有力推手。

　　特殊的地理位置，催生特殊政策

　　2005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UIC）获教育部特批，这是珠海高教体制方面的一个突破口，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特区”。2009年，244名毕业生拿到属于“一本线”的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

　　“教育部特批，就是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我们可以有试验的政策空间。”UIC常务副校长郭少棠说，“现在内地对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甚殷，但本港院校依旧难以在内地独立办学。目前只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规范，但未有境外机构独立办学的法例。”

　　郭少棠介绍，UIC走出了把国外的教育体制和中国文化国情结合起来的办学新路。这条路既有国内高等教育没有的国外教学体制，又有国外教学体制没有的中国文化。

　　从珠海打造“高等教育改革特别试验区”，澳门开辟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到深圳想成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香港力图成为“地区性教育枢纽”，这种一方希望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一方希望输出更多教育资源的合作“联姻”，实际上担负创新发展“一国两制”以及促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历史新使命。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话或可作注脚。他在2009年4月28日曾表示，“与广东当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样，高等教育也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谋求新的重大突破。既然是特区，就要实行特殊的法律法规和特殊的政策，否则叫什么‘特区’呢？”来源: 南方周末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耶鲁校长:中国教育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2010-1-12：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0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


密报密报！潜伏在毛泽东身边的国民党间谍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079441-1-1.html

国民党称沈之岳是早年奉命潜入共产党埋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戴笠手下，赴台后更成为“调查局之父”，被后世评为“蓝色007”；但另一说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国民党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或是两军潜伏阵营里的最大谜题之一。

国民党称沈之岳是早年奉命潜入共产党埋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戴笠手下，赴台后更成为“调查局之父”，被后世评为“蓝色007”、“继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但另一说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此一说虽无可能有确凿证据，但沈晚年赴大陆洽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却是事实。

被戴笠纳入门下

1933 年，22岁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经由共产党友人的引介，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凭借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了许多优秀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下狱。

斯时沈之岳虽然同情工人境遇，与左派青年接近，但并未加入共产党。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生好感。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经戴笠吸收之后，沈之岳旋即被释放出旗，他听从戴笠指令，不仅继续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更为了解中共组织情报，正式加入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情报交通(即传递情报)任务。

潜伏在毛泽东身边

1937 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之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仍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之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产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自修马列主义书刊、《共产主义ABC》，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在他向组织申请进入延安，希望能到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原名红军大学)学习后，很快得到批准。

到了延安，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为学校干部欣赏。
延安当局心里有数，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里边，肯定混杂了不少国民党特务。除了严密甄别考察，教员常以突袭手法，想从抗大学生中揪出特务。某日，某教员正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冷不防举起手来，指着后排同学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胆小的同学立刻吓得脸色大变。派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下来。而在这类情况下，沈之岳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沈之岳利用抗大同学关系，与共产党中央要员建立了不错的交情，趁机也介绍了不少同志进入中共各个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回顾沈之岳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

曾与沈之岳有共事经验的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

1994 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台北《中央日报》刊载的追悼文章称：“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正是这“一事二主，两边无伤”，给外界留下无尽的猜想空间．但即使是再怎么靠近沈的人都不可能从沈嘴里听到半句解释。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是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女，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女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心细如发的沈之岳，发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女，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沈立功之时，正值蒋经国预备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

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到过大陈不计其数，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

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并于1964年升任调查局局长。
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受到中共高层礼遇

沈之岳于1990年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惟沈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大陆最高当局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

而往昔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并到旅馆和沈之岳聊天。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与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纪录，对大陆方面而言，台湾时期沈之岳的纪录是一片空白。

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这名隐蔽战上的战士，从此走进历史，也带走了许多不留存于任何档案的秘密。

 为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力极大，当时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 – 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化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作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搭档，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革中开枪自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纪录，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到底是什么人。

据记载，确实曾经有一个萧致平访问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可能带着沈之岳打进来。

记载中的萧致平访问延安，发生在1937年4月，时间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作为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起到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访问颇为成功，drhsr，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朋友”打得火热。

但是此后萧再也没有访问过延安。

会不会是重名呢？

按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才会证实沈的身份，很可能是有意为军统作一点帮助。

从这些记载看，萧致平并不是架空人物，但是，遍查中央大学的教师名录，甚至当时在内地的大学教授名录，却不见萧致平其人！

还是那位研究党史的老先生予以点醒，他说这个王芳是非常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曾长期担任drhsr的警卫工作，破获过“枪击毛主席专列”等案件），他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有时会故意对一些人物的姓名，身份进行修改，以避免可能的不利影响。这里，他很可能是借用了国民党少将高参萧致平的名字，来掩饰这个引导沈之岳进延安的教授。其原因，很可能因为这位“萧致平教授”后来是有名气的人物，或者统战对象之类，不好随便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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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经历使沈之岳的特工素养提高很快，而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特工的气质。

比如，他对自己同伴的不信任，就有类似克格勃的特点。

沈之岳回忆，在延安，曾有特务按照约定暗号试图和他接头，他却没有回应。这件事，军统方面好像没有哪个特务报告过试图和“沈辉”联系未能成功。

如果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推测，这个和沈之岳接头的特务，很可能根本没有回军统报告，而是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最早听到沈之岳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一个亲戚曾给沈醉先生作助手，得闻不少军统的内幕。到了八十年代世道不那么封闭，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会捡不要命的当年轶事给我讲一些。当时大家心目中的军统是典型狗腿子的形象，凶恶残暴，所以听到戴笠谈抗战时说“猪吃饱了等过年是等不来自由平等的”，或者戴笠为了不能入睡，骂特务大夫张简斋的安眠药是“江湖郎中金枪药”，感觉都十分新鲜。

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和我提过“沈之岳”这个名字。后来看沈醉公开出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沈之岳，和他颇有私交，甚至还大有不管俩人老家根本不在一地乱拉同宗的意思。由此估计我这位长辈不和我谈沈之岳，并不是沈醉先生没提到他，而是因为此人当时依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头子”，怕对我说多了萨年轻把握不住分寸，惹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这引发了我对国共特工史的好奇。有一次，在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有本《熊向晖传奇》，就向老先生借来看，同时说了些沈醉先生传来的轶事，最后借沈先生的说法总结说，军统这个组织，对付军阀政客是第一流的，但是对付共产党，是比较外行的。

我忘了老先生是搞了很多年党史的，这样的老先生别看文章都写得特有分寸，实际上思想很开放，盖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而且搞研究的两边的材料都能看到，对历史的认识最为真实。老先生自己说，这就象古代哪怕是贤臣良将，都会对皇帝产生半是神明的敬畏，而伺候皇上起居的太监却最明白他一天也不过是吃喝拉撒睡，大活人而已。

自古太监多专权，全不把天命什么的放在眼里，大体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先生听了萨的看法，讲这个不对，军统当年也很厉害的，我们能派熊向晖打进胡宗南身边去，他们也能派人打进延安来。

军统里头谁这么厉害？能打进延安来？

比如，赖国民，drhsr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作到科长；沈之岳，现在国民党的国策顾问，三八年混进延安，第二年入党，要算党龄，比今天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长。

特别是沈之岳，这个人在延安还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以为他是“叛徒”，没认清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还是你说的沈醉这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才弄明白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drhsr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说明这个特务还是很厉害的。

就这样对“沈之岳”这个名字产生了印象。

后来看了更多的材料，才知道老先生说的并不夸张，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这就是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纪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康生是谁？斯诺在文章中曾说共产党有两大“特务头子”，一个是邓发，另一个就是康生。无论康生晚节如何，此人的多疑，警惕是历史上有名的，居然能瞒过他的眼睛，沈之岳实在是有两下子。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作到了“drhsr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drhsr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沈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确曾经和不少后来的中共名人关系不错，其中包括胡耀邦，据说沈晚年和大陆联系，乃至赴大陆“就医”，都与胡有关联。台湾方面出于宣传目的，曾说沈之岳给胡耀邦担任过文化教员。这就有点儿说过头话了，因为胡耀邦参军之前是中学生，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之无愧属于知识分子，且早就有好学之名，哪里还需要文化教员？倒是沈之岳自己比较坦诚，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中，是给胡提供了不少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情况和海派知识，这个是胡原来所不了解的。

前几天要写沈之岳，想起这段回忆来，和老先生联系，才知道老人家已经退休了，耳朵有些背，但是头脑依然清晰。

“沈之岳幸好是被揭出来是军统特务啊。”老先生说的观点很怪。

原来，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首脑drhsr。由于消息泄漏，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然这只是机会，没有必抓的把握）。假如沈之岳真的是从延安投入国民党的“叛徒”，恐怕对他不会这样客气。共产党对“叛徒”下手从来不留情，解放前对沈之岳一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假如象沈醉等供认的，沈之岳原来就是军统特务，则属于各为其主，就没有必要这样严厉了。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敌人不但是要消灭的目标，还是要争取的目标，叛徒，则只有消灭一途。

有趣的是，按照老先生说法，沈之岳虽然被证明了是派进延安的军统特务，但由于他隐蔽太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履历始终不得而知，竟然依然沿用他自己在延安的说法，称其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

沈之岳的老底，直到八十年代早期，一份来自台湾的文献才将其揭开。这份文件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在老同学聚会后写的感言，基本说清了沈的来历。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在“中央警校”的同学，王鲁翘。

其实，王鲁翘也是个传奇人物，其人生之精彩，不亚于沈之岳。
 
王鲁翘能够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为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特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炫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手枪射程近，如果是子弹喂出来的老手射击全凭感觉，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作到台北市警察局长，民间称其为“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刚正不阿，敢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息浓厚。

王的确有类似韩复渠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长任上功绩卓著，于是上峰计划提升他为“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上级发牢骚，说我老王一生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么见人？！

实际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初引进现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始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生在1961年，是因为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轰动一时。由于当时新闻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连续五十二天都是新闻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高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扑朔迷离，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辨认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告诉我我杀了谁好么？”，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然而王一方面顶住压力，一方面引入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科学的手段确认杀人者为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为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大，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分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首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一生传奇，不亚于沈之岳，因为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为暗杀行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为棘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临时更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明，其过程已经多有报道，不必赘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没有用他习惯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当时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闭，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预先切成开花状并曾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车，作为军统第一次在海外执行刺杀，其行动依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过程更为惊险。

王鲁樵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是隐藏在广西继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踪，军统又利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自己住处 – 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尽头。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格斗开始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瞬间本能感觉出危险的，并立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 – 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意料，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王已入死地，即便有察觉也会后退，吴赓恕率一半人马埋伏在屋外，只要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交叉弹幕将其击毙，等待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用枪解决问题，减少惊动而已。

王亚樵反常的做法使特务们大吃一惊，室外的特务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特务仓促中也没有打中目标，唯一奏效的是有特务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顿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连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起。

事后多年，王鲁翘依然评价当时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几名保镖能够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可能。

不愧是暗杀之王阿。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能力相差太大，毫无戒备，暗杀行动开始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根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格斗也最终结束，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奈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能够在台湾警察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刚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么这么多车祸，连警察局长都不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干练和政绩，居然也作了台北警察局长，这就是今天的台北市警察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可不是依靠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继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自己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趣，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罕见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而暂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气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按照台湾舆论说法，王卓钧为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晚上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起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苦和需求。他把自己这些部下称为“八千五百子弟兵”。，偶尔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如果要说他有什么个人爱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忘记说，推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长的，就是马鹤龄，今天竞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的父亲。

而马英九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年他参加过保钓的学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几乎忘记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为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会”，马英九才骤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曾经为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沈之岳这个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

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drhsr，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作了康生的得意弟子。

他的伪装如此巧妙，以至于直到今天大陆官方对他的履历依然错误重重。

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的时刻，他先是训练出了此后国民党二十年间的特务骨干，尔后转行有声有色地作了军政大员，还曾经化妆潜入大陆活动。

他为横行一时的中统送了终。

他被尊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

他在澳门指挥刺杀drhsr，失败后全身而退。

他指挥过国民党特务在非洲抓捕叛徒。

他主持粉碎了在日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让请勿讨论政治话题分子恨之入骨

他逮捕过李登辉

他迫降过辜宽敏

他审问过李璈，李璈反而写书夸他。

他晚年到大陆“治病”，据说drhsr胡耀邦亲往探视

他被怀疑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他外貌和蔼可亲，却被形容作“人面兽心”

他善于理财却分文不取，一生两袖清风

他娶了出身伞兵飞虎部队背景的京剧名伶

。。。

抛开政治立场，一个人一生有这么多可以拍成电影的光晕，已经足可以称作传奇了。

这个人，就是有蓝色007美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 – 沈之岳，按照台湾的新闻报道，就是他发展谢长廷进入调查局当“抓耙子”的。

“湘江计划”与沈之岳的真正任务

1963年11月，台湾国民党“九大”将召开，“国防部情报局”要求下属各机关不惜代价，务必做出成绩，向“九大”献礼。除爆破、纵火、下毒等外，还要千方百计暗杀大陆党、政、军负责人。（看来“献礼工程”不独我有，国民党也搞，不知道谁学谁？）

王芳在回忆录里说到：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这六个仓库的作用就是“九大”献礼工程的武器保证，估计还有很多仓库没能掌握，否则这种武装骚扰活动，不会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其中有很多神神道道的事情，说出来能让人喷饭。(另文铺张武装特务潜入趣事）

一般性爆破、纵火、武装潜入等体力活动，不足以让沈之岳潜入“敌前指挥”，否则每年几十次行动，次次亲临一线，他不累死也给同行笑死。那么说明，他是另有重任。

翻阅已暴露粉碎的敌特活动记录，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查询统计所知，1955-1963年被我公安机关破获的台特谋刺我领导人案件计有17起之多。真是主席说得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台特也当真背时到极点，17起刺杀活动，居然通通做了成功他妈。

屡次失败，逼得台湾情报机构负责人几近精神崩溃，对成功的渴望，都快赶上安利人了，奈何贼心不死，愈是失败，愈要策划规模更大、行动更诡秘、手段更恶劣的暗害活动。诚如蒋老先生所言“吾志所向、愈挫弥坚”，国民党搞暗杀，倒也例来有传统，从孙中山搞同盟会闹革命开始，就炸来炸去的，猛搞革命恐怖活动。
 
具体查询63年敌特被粉碎的阴谋活动，最显眼的就是“湘江计划”。1960年5月，总理访问高棉获得巨大成果，台湾方面分析，随着两国的关系密切，红色大陆要在东南亚实现外交突围，打破美帝的地缘战略围堵，两国领导人肯定互有来往。于是制定“秋风计划”（失密后改称为“湘江计划”），准备在高棉安插、发展潜伏人员，伺机刺杀访问的大陆领导人，前后蓄谋筹划三年之久，够老谋深算的。

1961年9月，台湾在我外交公报中得知，drhsr主席可能在1963年访问高棉。10月当即派遣上校特务张霈芝到西贡，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传达策划方案，并着手组建“高棉组”。（于1962年2月1日成立）

1963年3月13日，随着drhsr主席访问高棉的5月1日逼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将“高棉组”张霈芝等主要成员召至西贡，进行布置分工。4月4日廖时亮亲自到柬埔寨踩点，勘察金边机场和车队路线后，即经香港去台湾汇报刺杀方案。

而我方很早就有情报显示敌人“秋风计划”的阴谋，从沈之岳潜入澳门，廖时亮飞经香港到台湾，到行动特工张运昌去印尼旅游，特情室徐仁俊经香港到缅甸做生意，蔡定中窜到香港。（蔡定中是谁？台湾军事情报局技术总队人员，克什米尔公主号炸弹就是这人制作的，梳爬资料时，意外发现此人曾在印度出现，其时正训练流亡藏人的反共游击队。）

短时间内一系列敌特人员的异动，我方情报机关也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相应布置很快落实，3月17日，公安部指示一局（政治保卫局）驻华南机构，全面搜集台特在印尼、泰国、缅甸和南越的活动情报、转款情况和可疑行动。4月2 日，公安部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所属有关单位、及特情关系抓紧了解港澳和有关地区的美蒋特务情况，了解行动特务和骨干特务的行踪、爆破器材储藏情况以及向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南越等地输送特务、转运器材的情况。

由此可见对敌特“湘江计划”的情报需求相当急迫。

按道理，肩负指挥重任沈之岳既然靠前指挥，应该到香港这个信息和交通枢纽，毕竟敌特人员器材往返经过地点是香港而非澳门，各方面资源配备香港也远胜澳门。可反过来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两岸的情报系统都把香港当作自己执行特别行动的跳板和据点，香港简直就是国共双方情报集市，大家都往这赶集。据资料显示，台湾的间谍机构，在香港有近二十个，加上外围人员，敌我之间的工作人员，多得估计往香港大街上随便一砖头砸下去，没准砸死那个就是特工。

沈之岳此行确实不宜在人多眼杂的香港出没，尤其在这非常时刻，万一露了脸给盯上，任务因此失败，对他来说，绝对是阴沟翻船。而躲到相对人少街静的澳门，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而且，从灯下黑的角度说，他估计我们也想不到他会躲到澳门，他那知道这回真的是躲鬼躲进城隍庙了！

当然可以反驳，在无线密电的通讯下，沈之岳在港澳指挥行动，和身在台湾指挥没什么区别。

　　区别当然有，而且还很大，交通的相对便捷和信息传递的保密性就是理由。沈之岳潜入澳门时间已是计划实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廖时亮发往台湾密电就被我截获，并派廖的把兄弟带凌云（前安全部长，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警告信在香港启德机场截住廖，对其进行警告。廖敷衍推脱他无法掌握全盘计划，不能保证其他方面行动。（现在回看他说的也是实情）

　　台特方面这个时候连高级特工的行踪都被掌握了，才惊觉无线密电或被破译。廖时亮回台向叶翔之请示方案，确定将失密的“秋风计划”计划改为“湘江计划”，并启用人力密信联络方式。还有一种可怕的设想，我们内部，也有敌人潜伏的高级特务，用电台传递情报可能失密的情况下，人力交通便成为最好的选择，沈之岳潜入港澳，未必不是缩短我方情报转递的距离和时间，我以为这个理由最为成立。

幸亏情报部门在高棉工作得力，掌握了台湾情报局在南越的第三指挥站和台湾情报局本部之间的联系信件，反用了他们一个交通员。拿到了密信，但没有办法破译，公安部赶紧4月22日派了一个破译密码的技术专家姚良骏去，姚良骏闷在大使馆一间房子里，冒着很高温，七天七夜连续工作，最后硬是把密信内容破译出来了。 28、29、30三天之内，参予行动的台湾特工，一共抓了一百多个。

这七天七夜里我方情报主管心急如焚，做了两手准备，打算万一破译不出，就动手将沈之岳从澳门绑回大陆审讯，逼其交代“湘江计划”行动细节。可不是王方部长回忆录所言，抓他是纯粹是为了“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老头子在放烟雾弹）而且，抓了沈之岳，有几种后果。

1、台湾方面也许忌惮机密泄露而终止暗杀行动，但也有继续执行的可能。

2、更可怕的是我们审讯不出真实情况，以沈之岳这样狡猾多诈的老手，供词里设个陷阱和误导都不用打草稿，瞎话张嘴就来，等印证清楚明白，时间也耽误了。所以不惊动他，也有现实考虑。

3、程一鸣时任情报局澳门站长，临时协助沈之岳工作，陷于情报工作的纪律，他不可能向上级沈之岳探听与他无关的行动详细计划。为什么我们死忍7天7夜，没一绳子把沈之岳捆回来，要知道沈绝对是情报金矿，可一旦弄回来，就变成死矿，挖完即止。我研判除了对姚良骏破译工作有信心外，还有掩护程一鸣的身份的考虑，程一鸣才是价值无法估量，可以不断再生的情报金矿。

原因是他不属于共产党的叛徒，胡扯了。情报工作，只看需要，管什么叛徒不叛徒？否则按萨苏兄的说法，怎么解释当时和沈之岳一起的程一鸣，程本身就是共产党早期“叛徒”，怎么可以一直呆在澳门10多年没事？（要知道程一鸣真实身份在我之前，还没真正有过论证。）当时滞留香港的还有张国焘、龚楚，从历史罪恶到社会影响，不知道比沈高了几个级别，而且他们也脱离了国民党控制，逮这些丧家犬不比逮沈之岳容易？可见另有原因。

由此可以推测出来，“秋风计划”的早期边缘情报，程一鸣肯定早已送出。
而且情报来源极有可能就来自廖时亮、张霈芝，这两个人受训时都是程一鸣的学生，“秋风计划”前后筹划三年，廖时亮、张霈芝作为主要执行者，多次往返西贡台北途经香港，无论是工作上的配合联系，还是作为学生，应该都没少拜见程，请老师出来喝喝茶，叙叙旧闲聊之下，透露一点行程任务，也很自然，何况程本来就是有心人。
 
程一鸣早就有过此类情报侦察行为，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公开职务是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卫戍司令李及兰在特种会议上布置爆炸广州方案，没谈详情。程一鸣便约学生胡凌影在北京路太平馆吃饭套问任务，胡凌影负责具体执行广州大爆破计划，带回六个保密局的技术总队队员全是程在兰训班的学生，这帮鸟人从台湾闪回广州，第一件事情便是拥到程办公室拜见老师，请老师去吃生猛海鲜。（程没成功制止他们炸海珠桥，听说归队后也因此有点麻烦，挨了总理几句责问）

但认定“湘江计划”的失败全系于程一鸣送出情报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所搜资料显示，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本身也有我们的同志，另外还有代号P021、G105的同志，被反用的敌特交通员身份暴露后回到国内，安排在广州朝天路51号“艳芳照相馆”工作。（原址在中山五路）

程一鸣在粉碎“湘江计划”中的作用，就是最后一道不是必杀的杀手锏，当密信破译不了，估计程一鸣只能把沈之岳捆回来交差了。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多数隐蔽战线的战士都只能知晓他们手头的一些东西，一线的特工往往不能从全局上判断全盘局势，而双方的谍战往往表现为一个系统工程，一次任务、一个间谍、一项计划都有可能只是整个“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们的背后是一整套强大的综合分析班子，把诸多情况汇集分析，从而粉碎敌人的阴谋。

以程在敌特中的地位，绝对是战略级间谍，不会轻易动用，大部分时候，应该都在冬眠状态。这类间谍不为某单一事件送出情报，只负责提供敌方相关纲领性文件、工作思维及政策。“湘江计划”事关国家领导人安危，事态重大紧急，在等待破译密信的阶段，显然情报部门受到极大的压力，急红了眼，指示他做一些绑票沈之岳的相应准备。这是令他最后暴露身份，跑路回来的原因。当然，这属于我个人的判断。

附带说一句，关于“湘江计划”的具体内容，网上多的是，按我研读，大都不靠谱，包括凌云写的《刘主席访问柬埔寨遇险的前后经过》，老特务头子谨慎习惯已经深入骨髓，说的东西云山雾罩，抓不着什么痕迹。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马保奉说的那些，比较真实，别的人再写，当小说看看好了。

海峡两岸的情报对手，因各自的政治阵型，往往使尽浑身解数，以死相拼。但如果抛开政治背景，翻阅历史，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大革命时代，在共抗外辱的苦战中，也曾有过兄弟一般的情谊，否则就不会有沈之岳晚年回到北京治病，并与高层相会甚欢的逸闻，也有传闻说他是苏志诚之前来探风的国共密使，为之后的“92/共识”铺路。 ▲


美中关系能否挺过2010年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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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1月20日电／路透社报道：看起来，美中关系越来越有可能成为2010年最热门的搜索。其实，一些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分歧早已给双边关系蒙上阴霾。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分析家迪恩.程（音）说：“对华关系将进入真正凶险、动荡的一年。”

　　2009年，美中基本上处于蜜月期，华盛顿和北京都有意抛开围绕台湾、西藏、人权和汇率政策的分歧，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但是，随着美国即将迎来国会选举，新老问题（包括来自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今年将接二连三地扰乱双边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说：“在涉及人权、政治控制和互联网问题时，今年美国的态度会不同于去年。”他说：“除此之外，还有军事问题、台湾、达赖、气候变化———所以今年中美关系肯定会有动荡。”

　　而且，当前美国人正在质疑，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所预期的一样，在气候变化和伊朗核扩散问题上施以援手。“付出的多，得到的回报少”，迪恩.程说。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呼吁中国更多参与解决全球问题，而中方不愿加大力度，这种矛盾及经济政策上的抵触将使美中关系成为2010年最大的政治风险。

      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迈克.格林表示，奥巴马错在过于强调对北京的依赖———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央王国，而我们沦为寻求帮助的附庸国”。

　　奥巴马在2009年做出让步，如搁置与达赖喇嘛会晤及对台湾军售决定，为的是与北京的关系有个良好开端。“但结果是，中国人根本不合作”，如今任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说。

　　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罗兹证实，奥巴马将就互联网自由作出强硬表态并在今年会见达赖。但他也表示，中美关系不像媒体所写的那么糟糕，两国领导人的定期接触及高层对话会有助于缩小分歧。

　　“显然，当两国存在严重分歧时，看上去两国关系会面临挑战”，罗兹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而且应该足够成熟，可以容许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我们会表达不同看法。但这未必会破坏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位于火奴鲁鲁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任拉尔夫.科萨表示，“事实上，美中关系向来就像过山车，一路上总有减速带。问题是降到什么程度？”他认为两国关系今年不会骤然恶化。（作者保罗.埃克特等，汪析译） ▲


美刊：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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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0年1月20日电／美国《新闻周刊》1月25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题：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过去30 年，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这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率被夸大；一场大危机迫在眉睫；国家的控制将逐渐减弱；全球媒体的影响将一步步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西方人预测中国之所以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但除非我们试着着眼于中国自身来认识它，否则对中国的看法将一错再错。

　　环球时报译载：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在及将来。在西方，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换的最典型表达。但中国政府让世人看到，互联网可以被有效监控。谷歌欲“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抱负，与中国统治者怀有的控制之必要和责任的古老观念相抵触。这场战役只有一个赢家：中国。谷歌要么接受中国监管，要么退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权力平衡在向中国转移。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占据美国市场大份额曾是角逐全球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角色将越来越由中国市场充当，只是中国的分量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其政府所享有的全球权威也快速上升。

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种种预言预测其终结，但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中国的现代性将不会像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结果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国家重新变得流行,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家价值及国家观到家庭和子女抚养)将越来越有影响力。谷歌的命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征兆，我们越早认识到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的本质，也就越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


海地地震 中国与美国救援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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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9 作者: 陶短房：许多国人都津津乐道于中国救援队在海地创下的“第一”：救援飞机第一批在海地降落，救援队第一个上“火线”。

　　这当然是值得称许的，但人们不应忽视“第一”背后的第一——美国82空降师的100名先遣队，在第一时间赶到海地机场，并抢在中国等国民用运输机降落之前，将跑道上的石块等障碍清除，并架设起最基本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确保这些飞机在跑道遭破坏、塔台通讯因断电而瘫痪的机场顺利降落。

　　事实上，在此次海地地震发生后，美国的救灾反应速度、效率都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是速度。

　　除了本身是海地后裔的加拿大总督庄美楷，美国高级领导人最早作出公开表态和呼吁；灾害发生后不到3小时，美国已通过外交渠道，争取到海地唯一邻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帮助，开放两国边界，启用边界附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医院，并将数千美国侨民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迅速疏散；美国海军的核航母、医院船也在灾后迅速启航，甚至早于官方拿出军队增援的计划。

　　其次是效率和统筹。

　　美国并没有因灾情紧迫而一次投入大量兵力，而是有序投放：空降兵82师的100名先锋队开辟空中通道，建立通讯联系，该师后续900人跟进，而海军陆战队的2200人则逐次投入，这些士兵热带救灾经验丰富，将担负现场救助的主力。速度最慢但最有效能的海军舰船最先出发，以免赶不上趟，而所派舰船也经过精心思虑——核航母既可充当临时直升机场、前线指挥中心、通讯情报中心，还可直接为灾区供电（其供电能力可满足一个中等城市需要，而且无需加注燃料），而医院船的到位，将大大改善灾区的医疗条件——尤其是手术条件和病床需求。

　　不仅如此，在自身指挥协调机制尚未完善之前，美国还“放下架子”，和依托海外领地瓜德罗普岛的法国建立了救灾协调机制，确保了救灾投入的效率优化。

　　曾几何时，一场卡塔琳娜飓风，一出新奥尔良被淹没的悲剧，曾让世人对美国的救灾机制、救灾能力讥笑不已。在那次风灾中，联邦和地方政府职权范围不明，救灾机制启动缓慢，疏散不及时，联邦军队3天才进入灾区，救援行动混乱无序，令损失雪上加霜。尽管不少人辩解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制局限，美军可以在全球许多地方自由活动，却无权擅自进入本国的州领地，联邦政府也不能超越州政府，强行接管救灾指挥，但无论如何，救灾的低效，灾情的被放大，都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即使在新奥尔良救灾的后期，美国的表现已明显好转，7天之内，1.75万正规军和42个州的国民警卫队，携带372架直升机、93架运输机、21 艘大型舰艇（包括此次海地也将看到的核航母）齐聚，9月3日（进入灾区的第二天）就运输救灾物资5000吨，疏散1.5万人，次日又疏散6万，其中伤员 8000。53处大堤决口只用7天就全部堵塞，全城倒灌的海水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排干。仅一个月后的“丽塔”飓风来袭，美国的救灾机制反应速度就明显增强，最终无一人伤亡，损失也十分轻微。而2007年10月的加州大火、2009年初的大雪灾，美国的动员机制、后勤保障机制和救灾投放机制，进步则更明显。此次海地救灾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就已能看出，在救灾的速度、效率和统筹，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美国又有新的进步，而且是阶段性的进步。

　　与之相比，中国救灾能力的提高固然也很明显，却仍然停留在量变、渐变的水平上。从伊朗巴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地震救助到此次太子港救助，中国救助队仍然停留在“求快”的阶段，综合救灾和保障能力的进步相对小得多；而从“9.21”汶川到太子港，中国在救灾统筹、协调、保障、兵力投放和后勤组织等方面，仍看不出阶段性进步的痕迹。

　　孔子曾经说，“君子不贰过”，有问题不是最可怕的，出现问题却难以根本解决、遇到类似情况仍会复发，才是最可怕的。在救灾问题上，“贰过”就意味着更多生命、财产的损失，确保“不贰过”，意义自更重大。从新奥尔良到太子港，美国在救灾范畴的“纠错”能力，值得认真比对分析，认真思考一番。来源: 网讯 ▲


中国救援队比美国人早两小时抵达海地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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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8  海地震后救援活动展开后，包括法新社在内的法国媒体纷纷报道说，第一批抵达海地的救援人员，居然是中国人！比 “近在咫尺”的美国人整整早了两个小时！美国距海地仅几百公里，比中国距海地不知要近多少倍。而且有很多海地侨民生活在美国。自1993年以来，美国几乎成为海地的"保护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美国与海地的关联都要比中国大得多。美国难道不应该向受难中的海地伸出援手吗？"这一细节显然没有被华盛顿忽略"，法国《快报》在评论美国如何作秀时写道，"因为海地地震对于奥巴马，就如卡特琳娜飓风对于布什，"它将证明奥巴马的"超级美国对第三世界受难的态度"。

　　《快报》在报道中抱怨说，美国人尽管比中国人晚到海地两个小时（如果美国距海地的距离与中国一样的话，那就不是晚两个小时了），但奥巴马的公关水平却是中国人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电视台--以及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台--都播出了奥巴马邀来两位前总统在白宫向美国人呼吁募捐救灾的画面。希拉里·克林顿还亲自前往这个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行政机构的国家。于是，美国救援强势占领了世界电视画面。然而美国给当地灾民究竟带来了多少急需的食品、药物、饮用水？人们看到，美军控制了当地唯一的机场，为美国侨民优先撤离提供方便，结果导致一批法国侨民多日来滞留机场，甚至无法撤离到附近的法属海外领地。法国捐助的一所野战医院设备也无法降落在美军控制的机场。


1月17日，一名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队员在海地太子港为地震受伤人员换药。当日，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继续在太子港进行医疗服务，他们深入灾民集中居住区为受伤人员诊治换药和进行卫生防疫工作

　　笔者由此想到援助受灾国家的方式与效果。中国的救援真是太实在了。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后，中国人除了送去价值5亿人民币的食品、药物和帐篷等灾区急需实物，外加一张2000万美元的支票，当时就送到了东盟国家手中。而西方国家，至少是法国，从来都不是这样救援的。每当全球发生一些涉及法国人的自然灾害时，法国人民的捐款一般不会直接抵达受灾人手中的,而是由人道主义组织控制，其中一部分变成了组织者的工资和行政支出，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救灾款项。 2004年印度洋海啸事件中，法国人民一共捐款3.23亿欧元。第二年法国审计法院向印尼、斯里兰卡和泰国派去24位法官调查这笔巨款的使用情况。经过几个月20多项调查后得出令人吃惊的四点结论：一是捐款使用缓慢，二是对捐款者根本没有做出资金使用说明，三是部分款项用在与灾难毫无关系的项目上，四是账目不详。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人民的善心，最后有一部分被政治家的作秀所利用。这次奥巴马是否能做得比布什好，法国媒体正在密切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