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欧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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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2010年1月27日电／西班牙外交部长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1月26日表示，该国考虑在其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解除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西班牙自2010年1月1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半年。

　　环球网引述法新社26日报道，莫拉蒂诺斯在当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西班牙“正在权衡(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他说，欧盟长期以来都赞同重新考虑这一自1989年开始实行的禁令，其中，法国一直是支持取消这项禁令的主要国家，“西班牙也遵从这一路线”。莫拉蒂诺斯说：“我们都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上获得的新角色”，以及“改善同中国关系、确保可能的最佳对话”的益处。他强调说，现在是考虑解除禁令后的结果是否允许解禁的时候了。

　　在莫拉蒂诺斯作出上述表示之前，西班牙驻华大使卡洛斯.布拉斯科.维拉曾向中国媒体表示，西班牙希望通过在其六个月的任期内取消禁令，深化讨论。但一位外交人士指出，除非同美国合作，否则取消禁令不会那么容易。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始于1989年。多年过去了，欧盟一些国家认为这种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其中法国的反响最为强烈，认为这样坐失了军火出口的巨大商机。但美国以保住台湾安全为由，不愿看到可能被西方军火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它一方面向台湾输出大量军火，另一方面不断向欧盟施压，维持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2008年4月，欧洲议会投票决定，继续维持对华武器禁运。▲


南沙海域资源遭掠夺、1年流失1个大庆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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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0年1月26日电／目前，我国南海的南沙海域有1000多个深海石油钻井平台，但这些平台都是发达国家研发的，周边国家正利用它们开采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于“每年在流失一个大庆油田”。为此，上海专家呼吁，我国应加快深海石油钻井平台的研发。这是新闻晚报记者昨天从东方科技论坛上获知的消息。

　　“毛泽东有句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如今，我国的探月工程将实现‘揽月’梦想，但我们的‘捉鳖’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上海大学戴世强教授说道。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汇聚上海，参加了主题为“海洋、航空领域流体力学的新问题和新方法”的东方科技论坛。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李家春院士指出，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矿藏和生物资源。然而我国只具有浅海开采能力，尚无法研制出1000米以上深度的石油钻井平台，而南海海域的深度在1000米以上，因此加紧技术攻关，解决挑战性科学难题，是我国科学界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

　　据专家介绍，我国南沙海域含油气面积几十万平方公里，石油资源蕴藏量有几百亿吨，天然气达十万亿立方米。这些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如今，我国能源紧缺，石油消耗的60%以上需要进口，因此亟需加快开发这个海洋“聚宝盆”。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用在深于600米海域的海上采油平台是我国自主开发研制的。

　　另一方面，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技术和装备，我国海洋资源正在大量流失。在南沙海域，周边国家已钻探1000多口井，查明油气资源268亿吨，每年开采石油超过5000万吨，天然气超过400亿立方米，为我国近海油气年产量的数倍。有专家这样形容：“我国每年在流失一个大庆油田。 ”

　　论坛上，戴世强教授表示，作为水动力学专家，他感到这一问题十分紧迫。 “在中国全力投入嫦娥工程之时，是否还有更急需的事业应同步进行？” 戴教授说，“我觉得有，那就是‘下五洋捉鳖’。我们要加大海洋科学研究的投入，尤其要加快海底深潜、海底观测和深海钻探这三大主要方向的技术研发。 ”

　　上海交大专家表示，目前，深海钻探已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863计划项目，交大专家正在与中海油等单位合作，开展科研攻关。 “我们的起步虽然慢了，但一定要迎头赶上。 ”▲


印尼在中国后院点火 中国反美战线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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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5：  最近，印度尼西亚出人意料的对中国发起了挑战，不但对已经签字的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提出异议，而且在一些有关的非常敏感的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模糊起来，比如美国在东南亚存在的问题。

　　而作为中国的应对，是急匆匆的派出国家高官，到印度尼西亚，一方面称赞印尼对中方的关切和支持；另一方面强调高层互访和大家共同面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至于是不是还有一些经济上的援助问题，我们暂且不知。但是这种出了问题急匆匆就去灭火的现象，总使人有种暗暗的担心和焦虑——中国的这种处理方式，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国自己崛起的目标？

　　● 提防东盟泛欧洲化

　　中国史无前例的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向着经济一体化迈进的关键的一步，而且作为亚洲的老大哥，中国在东南亚数次危机中都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甚至是冒着自己积累的大量的财富流失的情况下对东盟的国家采取支持的。尤其是就连和中国发生过战争，而且占领了中国大量的岛屿的越南，中国在他出现经济危机货币大量贬值的情况下都给予了帮助，可就是中国对东盟这么热心的帮助下，我们还看到，一些东盟国家，几次三番的，打着否定中国努力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幌子，从中国捞取好处和利益。

　　这次印尼的做法，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另一个地区，那就是欧盟。

　　欧洲的国家，几次三番的在涉藏、涉疆，以及涉台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底线，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而且出尔反尔的对中国指指点点，并枉顾中国的诚心诚意，从中国不断的套取利益。可以说欧洲的几个国家，都是配合好了的，今天你坐庄，明天我做庄，轮流从中国骗钱。

　　当然，东盟现在还不敢在上述问题上，轻易的挑动中国的底线。但是此次印尼，出头挑动中国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事关美国在东南亚存在问题上，对中国的玩弄，已经开始出现，东南亚泛欧洲化的倾向。

　　此次如果印度的挑衅得到了经济上的补偿，不排除其他的国家，借机向中国叫板或者直接挑衅中国来换取想要的经济利益。这种东南亚泛欧洲化的不好现象，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弥补。那么我们应该敏锐的看到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对中国搭建对抗美国的架构的一种非常现实的冲击。

　　那么中国想要在以后的岁月中，对抗美国到底要怎么做，才好呢？

　　● 中国对抗美国靠什么

　　这个世纪，中美之间的较量是必然的了。因为历史已经赋予了中国可以对抗美国的角色，谁轻易的退出，不但将造成国家的混乱和垮台，甚至会发生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中国和美国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在战斗中生存下去，要么在竞争中，沦落下去。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特点不同，所以在处理一些问题方面也不同，所以在选择相互对抗的时候，各自的出发点和过程都是不一样的。

　　◆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政策是怎么拉拢世界的

　　美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已经为世界上许多国家认可了他的地位，那就是世界警察。可是作为一心想要维护世界的美国，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来不直白的说出自己的利益所在，而是变化着形势来说。

　　政治上，采取夸大自己政治优越性拉拢追随者；军事上利用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世界进行军事讹诈；文化上，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来拉拢文化上的追随者；经济上利用二战后的独特优势对一些国家进行粉饰的掠夺；大棒上，就是时不时的对一些弱小的国家采取打击和政权更迭，来达到威吓吓阻的策略，从而造成人多势众的景象。

　　这几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是拉拢一些亲美的政客；军事上是拉拢一些胆小和懦弱的国家智囊团；文化上是拉拢一些思想上对国家存在意见的学者；经纪上是拉拢那些为了赚钱丧尽一丝国家民族良心的资本家；至于大棒是对那些可能反抗的一些力量的恐吓，赤裸裸的恐吓。

　　就这样，美国借助全方位的拉打结合，使许多国家臣服于他的脚下，而对于那些还心存异议的国家，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加以利用外，便采取围困窒息的措施——中国就是这种。

　　◆ 其次，中国的与世界的融合比较单调

　　对比美国对世界采取的步骤和方法，中国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只是经济的融合

　　三十年以前，中国采取的是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模式；在对外的交往中不但求同存异，还主张中国自己的道路的方式。因此，虽然我们当年损失了一些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同时也赢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三十年后，中国采取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经济地位超前的提高到一个层次，因为通过官方的讲话和宣传，我们看到的只是经济方面的论调，充其量是一些事关台湾和藏疆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中国内政的一些问题。

　　在哲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中国这种单一的经济上的融合，已经出现了不足的问题。

　　2、政治和军事的融合，任重道远

　　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融合更是任重道远。在这两个方面上中国对于世界上的贡献基本上是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除了巴基斯坦和朝鲜这两个比较可靠一些的盟友，中国还有多少称得上铁血的盟友呢？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三十年没有走出国门的结果。

　　当然有的人说，中国朋友遍天下！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朋友多了，就能说明我们的国家的盟友多吗？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朋友站出来为我们仗义执言吗？

　　我想真的到了中美之间摊牌的时候，恐怕没有几个会替中国说话，形同1950年的朝鲜战争，恐怕还要坏。

　　3、大棒政策，更是遥遥无期

　　中国的大棒政策，就更是遥遥无期了。当一个国家对中国挑衅的时候，中国采取的不是大棒，更多的是怀柔政策，企图用温情和美钞打动他们。

　　不过我始终相信，既然敢挑动你痛神经的国家，不是大夫，就是流氓；我看，还是流氓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应该适当的时候落处大棒，打疼他几个人，这样别人才知道你的大棒不是面包，还是夹了肉和美元的面包大棒！

　　所以，中国与世界的相处，说简单也简单，说困难也困难。既然想要和美国展开全球的竞争，就要拿出一些非常的手段，哪怕是与美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方法呢，也是中国一个质的改变。起码是一个准备崛起国家的牛刀小试。

　　◆ 再次，地区的集团化，造成利益的集团化——对中国是一个挑战

　　当今世界是一个利益集团化的世界，欧盟、东盟、非盟、阿盟、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等。之所以建立这些利益集团，其主要目的就是达到集团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一致对外；同时形成一种政治之外或政治军事之内的同盟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地域的准同盟关系的存在，使弱小的变得强大，使强大的变得更加有影响力。而中国韬光养晦政策，是独立于这个含有政治和军事内容的所有的集团之外的。但是转过身，中国却还要面对这样的利益集团，怎么能不吃亏。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打击一个就是打击一大片，这样一来，中国面对的要么是众口一词的集体反抗，要么就是被人联合起来欺骗。前几年，欧洲含美国和加拿大等不断的在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出演的双簧戏剧，就是如此。今年即将上演的美国会见几个分离势力的头目，也是这样的一幕双簧。

　　举个例子，美国得罪中国，法国和中国签单；法国得罪中国，德国和美国签单；而当英国得罪中国，其他的国家都签单；这样一轮下来，受伤害的是中国自己。为什么？

　　◆ 最后，融入与释出，应该是对立的统一

　　中国想融入世界，就必须要明白，中国什么可以融入什么不可以融入；不但不能入，还必须要从中间释放出来，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相反的对于该入的不入，不该入的乱入，也要有必要的措施，加以惩戒和制止。如果说到例子：教育、医疗、房子等等。太多的不该入的都入了。而工资待遇，以及一些其他的，该入的却没有入。

　　小结一下，中国要想崛起，在既定目标的情况下要有与美国全方位对抗的决心和信心，还要有加强自己自身建设的雄心。尤其是自身建设，任何自毁长城的动作都将受到严惩，才能以一个世人认可的姿态完成这次壮举。

　　● 中国的抗美联盟是脆弱的，势必造成声音的弱化

　　美国围困中国，人们不是不知道，中国反抗美国，美国也不是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种中国建立抵抗美国架构的脆弱性，导致中国的声音，变得弱小。

　　就像当年的抗美援朝，中国面对的是16个国家的军队。只是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当年独挑大梁的气概！如果没有，找上几个铁血盟友，不失为中国强化后盾的一个主要措施。

　　全方位的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或是中国抗美的一个关键点

　　中国想要找到自己的盟友，同样的也要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上找到共同的国家当做自己的盟友。既要区别于第二个美国的嘲讽，又要有自己的一条特别的道路。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特别的道路，做第二个美国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或者特定的利益集团，中国才能发出强悍的声音，才能找到一个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感觉。

　　如果这些还不行，那只有按照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且要敢于击溃任何来犯之敌。

　　这是中国对抗美国的一个关键点，朋友多了，盟友不一定多；只有盟友多了，中国才能在今后的中国崛起的顶峰上站立更长的时间。怕就怕，中国站上了自己的顶峰，但是内外都是咒骂的声音，想一想那样能长久吗？

　　总之，中国要么成为永远的跟随者，要么就必须有一条自己的道路，能够为世界认可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绝对不是用美元或金元沟通融合出来的。而是中国敢不敢举起一面抗美的旗帜，而这面旗帜之上，没有一点的经济问题。来源: 网易 ▲


美国在亚洲严重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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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24： 此间光明网刊载署名南之默的评论文章，分析指出：自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就先后多次明确其将重返亚洲；而奥巴马总统本人甚至宣称自己是“太平洋总统”。由此可见，美国当下对亚洲的重视程度。对于一直在亚洲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与主导权的美国而言，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形成某些挑战；尤其是随着美国方面不断加强美印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的挑战。全文如下：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一样进行着“大国化”转型的印度与日本，在过去的一年，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事实上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在“经济大国化”路线上所取得的成就。虽然日本在“政治大国化”路线上，没有达到在具备指标性意义上的阶段性目标，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其在对外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从原来的“入欧入美”到“返亚重亚”，事实上已经是方向性的成功。这种转变是对日本在自民党执政时期外交路线的反思以及对当前国际时势变化的把握之下所作出的根本性调整；而且，在这种方向性的调整，也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印度方面，基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如中国，在经济领域又因国内地方主义对中央政策所形成的某种制约而导致其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因而，印度近年来所积极进行的“大国化”转型，主要集中于军事上的大国化。可以说，印度现在正从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向全球性的军事强国转变。在过去的一年，其成就也值得我们注意。从航空母舰、核潜艇到第五代战机、无人机、太空作战力量……处处可见印度打造军事强国的雄心。因而，2009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

　　在此，值得中国方面注意的是，随着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加快，美印关系，日美同盟关系正在得到不断的提升与巩固。美印两国近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方面在民用核能上对印度的放行，在军事上对印度的支持与合作，更是对提升两国关系都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美印关系的提升，对中国是否形成了实质性的遏制与包围作用呢？这显然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

　　至于日美同盟关系，尽管自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日美同盟关系倍受质疑。对于由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当前依旧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日美同盟关系能否继续存在，一直是媒体舆论所关注的焦点所在。但事实上，日美同盟关系仍然是美日两国所极为看重的。现时下的日本，显然仍然不愿意放弃与美国合作所能得到的好处。而近日，在《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上，美日两国就明确表示将继续深化两国的同盟关系。对此，据中国环球网的调查显然，在1500多名网友的投票中，超过90%的网友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将对中国形成威胁。

　　看来，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确实不小。尤其是联想到，东南亚地区国家也希望美国保持其在亚洲的存在，保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平衡来自中国崛起所形成的压力时，美国似乎对中国所构成挑战更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所强调的，事实上只是单方面从美国的角度上来强调美印关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印度与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这一点事实上与中国一样，对美外交也一直是中国的外交优先选项；但与此同时，印度与日本的自主性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比如，尽管印度一直在提升与美国的关系，但明显地，印度更希望在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大国中保持“左右逢源”的姿态，在努力避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强自身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尽管现在这种独立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所强调的有所不同。

　　同样地，日本民主党在近来重新强调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应该归结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过于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某种策略性的回归与调整。日本冈田外相，对此有着清晰的阐述。其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针对中美日三边关系就明确表示：“美国方面有观点认为，日本正在讨好中国，疏远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这好像是三个人在竞争恋爱关系。我认为这样看问题是徒劳的。这不是选择一个而放弃另一个的问题。中国对日本和美国都很重要，尤其是它的经济。但其政治体制不同，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一个盟友。”现时下，日本的民主党政府更愿意保持的是对中国、美国的平衡外交关系。在中美之间，日本显然不需要，也不愿意选边站。这或许就是小泽一郎所强调“中美日等边三角关系”的一种解释。

　　除了印度与日本近来在自主性的趋势越发明显外，笔者以为，美国的亚洲存在，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更多的是外部的挑战。而中国在亚洲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更多地来自中国自身。一方面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上，比如只能算“不错”而不能算“出色”的睦邻关系；比如，对于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中国内部也有喜欢用怀有敌意与猜忌印度是否正在配合美国对中国形成包围燕遏制中国崛起的言论。而这种心态与言论，与当前中印“不正常”且令人困惑的关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显然值得我们深思。

　　同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愈发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言论多元化的现实面前，如何转变自身的治理模式，如何改革自身的制度，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以及公民的诉求等等。

　　正如所谓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中国必然形成某些方面的挑战与制约，但关键的，仍然是取决于中国如何认识美国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关系，如何转变自身的治理方式，如何改革自身存在的制度性问题，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才是中国的真正挑战。来源: 中评社 ▲


中共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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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2010-01-26)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但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交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总体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于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交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交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迄今为止还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重要文献。在这个讲话和以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邓小平尽管没有使用 “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逝世已经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也是因为尽管自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

　　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办法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大家对此都已经有很大的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在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伯乐相马”方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程。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记得李源潮上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就是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突然爆发出来。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付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付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其他任何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这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易到难，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最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会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则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就会滥用民主。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貌似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需要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党内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说，苏东的共产党可以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无论是共产党体制还是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自身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会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性，执政党本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性。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性的核心。作者：郑永年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


美国白宫为何屡屡摆出反中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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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5) ：2010年初，中美关系被很多人看衰。贸易争端、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被视为三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暗礁。

　　谁也没想到，这三大暗礁尚未露面，谷歌却似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谷歌法律顾问在个人博客里发牢骚，却引发美国政府强烈反应，并迅速挑起希拉里、奥巴马等人的情绪，一时间，中美关系竟然在“谷歌事件”上暂时触礁。

　　谷歌法律顾问在个人博客里摆的POSE，竟然引发中美关系轩然大波，可见个人博客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说句实话，谷歌抱怨的网络攻击，恰恰反映了谷歌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漏洞。试问天下网站，只要稍有影响，哪个网站没有遭遇过黑客攻击？谷歌遭遇攻击，本应引以为戒，强化网络安全技术力量，却向美国政府撒娇，暴露了谷歌网站网络安全方面的重大疏失。

　　现在谷歌正式澄清不走了。美国政府却不依不饶，希拉里、奥巴马纷纷借谷歌话题，批评中国的网络环境。美国贸易代表甚至要把谷歌问题拿到世界贸易组织去讨论，意思是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纠纷扩大化。

　　美国的FBI更紧张兮兮，以好莱坞电影导演水平的想象力，对中国的所谓“网络部队”进行夸张想象，认为中国拥有30万人规模的网络部队，FBI，即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恐怕以后要改行创作《X档案》之类的电视剧剧本了。

　　人家谷歌都表示不走了，美国白宫还继续摆出反中姿态，用春节晚会某小品的经典台词儿问，就是，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年是美国国会的大选年。

　　奥巴马去年的处理金融危机的政策过于偏袒华尔街，那些把美国境内外投资者搞得倾家荡产的华尔街“硕鼠” 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美国财政部的巨大财政支持，现任美联储主席更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华尔街的未被逮住的硕鼠们从容过冬。

　　奥巴马对华尔街的过度宽容，引发美国民意反弹。美国媒体检点奥巴马的“改变”承诺，发现承诺实现率接近零蛋。这些都让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下降的同时，奥巴马所属政党民主党支持率下降。

　　如果民主党的支持率继续受奥巴马的拖累，民主党很可能失去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已有地位。民主党议员数量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下降，奥巴马总统将可能提前变成“跛脚鸭”，其各种改变美国的雄心勃勃的政策将因得不到国会足够数量的支持而流产。

　　奥巴马如何提振美国民主党的士气和支持率呢？

　　对华尔街开刀是一个方法。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也是一个途径。遗憾的是，按照美国国会选举历史经验，“批评中国”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于是，奥巴马和希拉里作为美国民主党的最高行政长官，刚好碰上了谷歌事件这个档口，就刻舟求剑，继续摆出“批中”姿态了。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看样子美国白宫的反中姿态短期内很难放下了。 七犀鸟  《联合早报网》 ▲


奥巴马执政危机中国成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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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6) ： 上任一年后的奥巴马，并没有给国民带来惊喜，而且，还在医疗改革、就业、增长以及反恐等问题上遭受到对手和民众的质疑，人们普遍怀疑奥巴马政府的执政能力。更为难堪的是，奥巴马是从金融危机中上台，当初看起来更有决心管制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但一年后，华尔街的贪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而且爆出高官高薪丑闻，让奥巴马政府骑虎难下，也彻底触发了国内民众的愤怒的火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正在使出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惯用招数，中国这个热门的话题自然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出气筒。希望民众能够将自身愤怒情绪，从中国这个出气筒中发泄出去，怪不得诸多人士指出，2010年是考验中美关系的重要一年。

　　事实上，奥巴马对华尔街的情绪是复杂的，近期对华尔街的宣战已经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动荡，限制银行规模和强制分离银行业务给美国的金融业造成冲击，这是因为美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很小，银行的业绩很大一部分体现在这些被管制的业务上。六大银行巨头刚刚出炉的去年第四季度财报，基本都是投行业务挣钱、商业消费信贷业务“大出血”。如摩根大通，投行部门贡献了１９亿美元，占了全部利润的一半多，但应对信贷损失的拨备金则达到了７２．８亿美元。再如当季收入和全年利润双双创下纪录的富国银行，第四季度净冲销额狂飙至５４亿美元，且基本来自商业和民用房地产贷款业务。因此，奥巴马堵死了华尔街最赚钱的门路，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并非出乎常理。

　　奥巴马借助公众情绪，经常指责华尔街绑架经济，但华尔街也不会束手就擒。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华尔街资深人士正准备利用此次峰会展开游说，反对奥巴马政府限制银行规模和交易活动的做法。一位美国银行家表示：“问题不在于银行过于庞大，而在于银行间的相互联系。”美国银行业高管表示，他们将静静地反对这项改革，以免给奥巴马找到借口，发动他之前所说的“斗争”。由此可见，奥巴马愤怒地向华尔街宣战，只不过是更增加了国内矛盾，奥巴马不仅没能战败华尔街，很可能在这个问题脱不了身。

　　摆在奥巴马面前的有三大经济难题，第一是高失业率，目前稳定在10%的高位；第二是赤字，而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 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第三是美国的增长持续性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提出责难，使得这个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总统感到十分尴尬。

　　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已经难以在这些问题有任何突破，只能将公众的愤怒从中国问题发泄出去。在希拉里借助谷歌向中国发难之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对谷歌受到的据称来自中国境内的网络攻击感到“不安”，这表明奥巴马也加入了这场不断扩大、可能会破坏美中关系的争吵中。而显然中国也不愿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出气筒，北京不仅反驳了美国方面的指责，而且谷歌也急切期待自己能够在这次政治漩涡中脱身，宣布在中国营业，而另一个巨头盖茨也称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

　　奥巴马政府不仅仅在谷歌问题上大肆渲染，还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最近一系列的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案件表明，美国对华的贸易保护升级。而美国对台军售也让中国方面倍感愤怒，而且反而指责中方中国的反导弹拦截试验目的不明。在美国国债和美元遭遇信任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拿人民币汇率说事，但却在碳排放的问题，加紧了围攻。

　　糟糕的经济成绩，让奥巴马政府对国内民众很难交代，这也是美国选择中国作为出气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既然能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说成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而美国的经济复苏遇到高失业和低增长的挑战时，将中国卷入这场是否之中显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美国智库多次宣扬的中国责任论，以及中美共治论都是在将中国推向历史的前台，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作为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对象。

　　中国也不愿当奥巴马政府的出气筒。然而切忌和美国硬搞，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决不退缩。投降主义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针锋相对也正好中了奥巴马政府的招数，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选择是不要在奥巴马政府故意夸大的事情纠缠过多。中美关系在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2010年将迎来激烈而严峻的考验。原创：梁心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