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军方学者解读美对台售AIP潜艇 称中国应高度重视
http://news.ifeng.com/mil/taiwan/200912/1222_1569_1483566.shtml

2009年12月22日 中国广播网 北京12月21日消息（记者孙利）据路透社9日报道，有美国务院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正推动一项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包括柴电潜艇的设计工作和“黑鹰”直升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0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敦促美方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中美关系大局。那么，美国方面力促向台湾出售的柴电潜艇是哪种型号？它的战术性能如何？中广军事记者孙利《军事科技前沿》专访了二炮指挥学院教授邵永灵教授。

邵永灵表示，此次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装备了AIP系统的常规潜艇。由于常规动力潜艇装备AIP动力装置后，无需空气即可正常推进巡航，延长潜伏时间，大幅提升潜艇作战能力。对此，中国方面应予高度重视。目前，韩国、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均已购买或正在研制装备AIP系统的柴电潜艇，期待着中国的AIP潜艇早日下水。

    ● 美国欲向台湾转卖四艘德国214级潜艇

最近有一个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不确切消息，来自于12月11日的台湾东森新闻。内容说美国准备将德国卖给希腊的四艘214级潜艇，从希腊手里买过来，再转卖给台湾，以满足台湾多年来对潜艇的渴求。这则消息在提到214级潜艇的时候特别强调，它上面装有AIP系统。很多人对AIP这个英文缩写并不陌生，最近几年我国周边国家纷纷建造或购买此类潜艇。

2009年12月1日，韩国海军的第三艘214级AIP潜艇“安重根”号在釜山作战基地举行了就役下水仪式，2009年10月16日，日本第三艘苍龙级AIP潜艇“白龙”号在神户下水，而它的第一艘AIP潜艇苍龙号已经于今年3月服役。AIP到底是什么意思？各国海军为何对这类潜艇情有独钟？目前世界各国海军有哪些AIP潜艇？

    ● AIP潜艇三大特点：续航时间长、隐蔽性强、安全系数高

AIP的英文原文是air independent propulsion，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指潜艇在水下不依赖外界的空气也能提供推进动力和其他动力的能源系统。为什么要在常规动力潜艇上加装这样一个装置？这就要从常规动力潜艇的特点说起。常规柴电动力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使用柴油机，水下航行则使用蓄电池，而艇上安装的蓄电池容量有限，潜航一段时间后便不得不上浮至通气管状态，利用柴油机为蓄电池充电。由于二战后反潜技术的迅速发展，反潜兵力使用的高灵敏度探测设备可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上探测到潜艇升出水面的通气管，进而对潜艇迅速定位并向潜艇发起有效的远程攻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艇只要把通气管装置升出水面，被敌人发现只是个时间问题。众所周知，良好的隐蔽性能是潜艇相对于水面舰艇的巨大战术优势，而频频地上浮充电恰恰导致潜艇的暴露率大大增加，无论是攻击的突然性还是自身的生存能力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有限的水下续航力成为常规动力潜艇一个重要的缺陷。核动力的运用虽然解决了这一难题，使潜艇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水下续航力，但对很多国家来说，制造核动力潜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技术，目前世界真正能够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的国家只有五个：美俄英法中；其次是资金，一艘现代化核潜艇造价惊人，平均单价13-23亿美元，战斗使用和维修保养费用也很较高，这绝非是一般国家所能承受的。而且在作战方面，常规动力潜艇比之核潜艇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更适合在近海、浅海作战，这正是绝大部分国家潜艇的主要作战任务。

怎么才能在不使用核动力的前提下，解决潜艇续航力不足的问题呢？为此，各国都做了长期的探索和努力，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AIP动力装置的研制纷纷获得成功，并开始进入实用阶段。由于AIP动力装置不需要氧气即可正常运行，所以装上潜艇后能够显著提高潜艇的水下续航力，使其在水下潜伏的时间提高到2－3周，大幅降低了潜艇在巡航中的暴露率。

这样，一直以来影响常规动力潜艇作战效能的瓶颈终于获得解决。有人形象地把装备了AIP系统的常规潜艇比喻为“绿色核潜艇”，意思是它既有堪比核潜艇的大巡航力，又没有核潜艇的潜在危险和高成本。目前，国外常规潜艇的AIP系统主要分为两大类：热机系统和电化学系统。其中热机AIP系统主要包括闭式循环柴油机、斯特林发动机、闭式循环汽轮机；电化学AIP系统主要是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这四种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进入了实用阶段。


解决朝核问题应从美国入手
http://www.zaobao.com/yl/tx091225_001.shtml

（2009-12-25）● 陈峰君： 国际主流舆论均认为朝核问题主要根源是朝鲜要发展并要拥有核武，即朝鲜之过。因此首要集中解决的是朝鲜自身问题。这一看法应该反思。

    ● 朝核问题首先美之过

　　朝鲜发展核武的根本原因在于朝方无安全感。

    ◆其一，美国把朝鲜列为世界三大邪恶轴心之一，不时公开攻击朝鲜领导人，并明里暗里要颠覆其政权；

    ◆其二，美国与日韩有军事同盟，美在日韩有数万大军驻扎，经常进行针对朝的联合演习，且日韩有美核保护伞等；

    ◆其三，美国在拥核与弃核问题上采用实用主义的双重、三重乃至四重标准，对朝与对以色列标准截然相反，与对印巴两国核政策也有显著差别。朝鲜为了国家自身安全，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同等地位，发展核武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出尔反尔、渐行渐远，自然有其非理性的一面，但美日韩对朝政策失当，无疑强化了其冒险心理，也导致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一再破裂。朝鲜的核政策也曾起伏不定、曾在“核武化”门槛的咫尺之遥徘徊过，去年朝鲜还炸掉了宁边的冷却塔，做出了“去功能化”的弃核姿态。然而，这一切却没有换来美国在对朝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与对等让步，原希望奥巴马上台后能对朝改弦易辙，但盼来的却是一场空空。

　　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的外交努力，本应同时顾及“因”、“果”两个方面。但遗憾的是，六方会谈基本上只是将目标集中在朝鲜弃核这一“果”上，而严重忽视乃至回避了“因”换句话说朝鲜拥核乃是美国霸权政策的结果，是美国逼出来的。

    ● 过时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

　　目前国际社会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思路仍然是朝鲜如何弃核，弃核才援助、建交，把弃核作为先决条件，六次六方会谈就是按着这思路转来转去谈了五六年之久，结果是无果而终。因此，要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打破这个不合理的怪圈，把颠倒了因果关系再颠倒过来。按毛泽东的矛盾论思维办事：美国是朝核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从美国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而首当其冲的是美应顺应形势，调整并放弃过时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

　　冷战结束近20年，可美日韩却依旧抱残守缺，甚至加强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朝鲜将此作为拥核理由之一，不无道理。可惜的是奥巴马虽然口口声声要变革，但在美对亚太上述基本战略依然如故。此战略不根本改变，朝核恐难有解决之日。

　　要对朝给予安全保障，关键是美国应彻底改变冷战思维，抛弃美日美韩同盟及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停止军演、放弃对日韩核保护伞，对美日美韩安全协定的重新定义，不合理过时的东西迟早应打破。柏林墙当年何等坚固，前苏东联盟又多么不可一世，二者不是在几乎一夜之间摧毁了吗？日本鸠山内阁正在适应东亚局势，立志松动与改变日美同盟趋势。奥巴马若真有改变世界之心，就应从破除美日同盟及驻日韩美军入手，否则奥巴马的和平奖真的一文不值了。

    ● 邀金正日访美对等谈判

　　美国专栏作家皮特·卡尔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主张邀请金正日去美国访问，初看这条消息不以为然，认为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但仔细琢磨，此意深刻，未尝不是解决美朝关系最佳选择。

　　恰在五十年（1959年）前，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像今天的金正日一样，向美国挥舞核武器，威胁封锁西柏林，美苏之间谈判陷入僵局，与当今美朝紧绷关系极为相似。但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出人意外地请赫鲁晓夫访美并实地考察。访美期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杯相庆、握手言和。赫鲁晓夫美国之行成果取得“奇效”，改变了他对美国的态度。赫鲁晓夫回国之后，马上决定裁军120万人。

　　其实，今日之金正日对美国的情怀恐怕比赫鲁晓夫多得多，既然连赫鲁晓夫都可以被美国邀去“洗脑”，为何金正日不能？

　　现今朝核问题己成僵局，有人形容如电脑“死机”：战争无人赞同，制裁成效甚微，六方会谈走到死胡同。以笔者之见，邀金访美乃是破局之举，不失为把“死机”变“活机”的“绝招”“妙汁”，不妨一试。

　　此举可起到其它任何手段所起不到的特殊功效：一可满足朝鲜民众与美平起平坐的民族自豪心态，更可满足金正日个人威望巩固政杯的欲望，访美如实现，金威望则如其名，金子般光彩正日朝鲜上空，可誉满全球；二可满足金正日三大心愿：经济援助、安全保证、与美建交。国际经常有纠缠多年的难题，往往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与会晤瞬间，难题应刃而解。

　　人们清楚地记得奥巴马上台前，就曾声言要与朝国家领导人亲自对话，而且期待在2012年年底前实现朝美关系，建立相对融洽的合作关系。现在应是实现诺言的时侯了。

    ● 尽早召开有核国家会议

　　不久前，奥巴马提出了建立无核世界构想，并计划在一年内主持召开关于世界核安全的全球峰会。这一构想，无疑是对其前任布什政府核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应予以充分肯定，促进其成。当然，奥巴马的重大战略调整要付之实施很艰难，但只要美国肯带头放弃核垄断与霸权政策，其无核主张，能够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通力合作，有可能付诸实现。

　　奧巴马的无核新战略，将使朝鲜拥核立场失去根基。朝鲜迟迟不肯弃核，要因乃是美国利用有核武对朝进行威胁，对朝核政策采双重与多重标准。美国如带头弃核，小国哪有不弃之理？关键是美国要动真格的，而不是纸上谈兵。这至少应包括下列诸重大战略抉择：

    ◆其一，美国应带头大大削减乃至最后放弃核武库；

    ◆其二，放弃对世界有核国家的双重与多重标准；

    ◆其三，制定一整套彻底减核与弃核计划与具体步聚。如能实施，相信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特殊效应：既然美国勇于放下核垄断与霸权身段，带头弃核，何愁朝鲜不改变顽固立场？

作者 ● 陈峰君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苏联人民为什么抛弃苏共？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8/09/12/7_1.html

    在网上看了一篇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文章（刘凌：《“社会主义民主”匮乏的悲剧——苏联崩溃的根本教训》），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分析了苏联失败的原因，其中对苏联经济状况的描述与分析，与我们现今社会的所见所闻似曾相识，摘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  一、经济上：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 1985年，苏联GN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度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因而难以持久。 相反，苏联经济存在严重的不民主现象：

◆1、 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另外，苏联党政官员虽名义上不能占有，而实际上却能支配。这就使他们既可不负责任、不关心效益，却又可捞到好处。这就导至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缺位，进而导至效益低下。

◆2、分配不公，干部特权 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陆南泉等《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23页) 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他们享受专门的医疗保健，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免税低价的西方进口奢侈品，住上国家提供的公寓和别墅，有专用的车队和位于马路中央的专用快车道，还有专用的狩猎林区和疗养海滩。他们的子女可以轻易地入党，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名牌大学深造，并在外交部、外贸部和驻外使馆这些地方找到最棒的工作。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次一等的阶级为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地方领导和党支部书记一类人物。还包括忠诚的技术人员、突击手、工人精英。斯达汉诺夫就享受种种特权：奖金、住房、电话、沙发、疗养证、晚会专坐等。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 1945年的44至56倍。(宫达非《苏联剧变新探》第66页)不仅如此，官僚特权阶层还化公为私，把公有财物变成私有财产。各级官员、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旧卢布。 前述全民福利（教育、休养），也都是分等划级，底层群众受到种种限制。 共产国际活动家瓦尔加院士叙述：“莫斯科郊区拨出大片土地建造带警卫的政府别墅。里面配有花工、厨师、女佣、医生和护士,每个别墅的服务人员达50名,全是国家掏钱。专机、专列、专用游船,还有许多为他们和家属准备的汽车。他们几乎是无偿地获得一切食品和日用品。在美国,只有亿万富翁才能过这种生活。”(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第333页)这难道还是社会主义吗？高层官员们经常在豪华别墅中举办盛大宴会，醉生梦死，与人民的贫苦形成强烈对比。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就已看到:“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住房而进行难苦的斗争。”(《莫斯科日记》第117页,上海人民1995年版) 四十年代曾长期驻苏的原南共领导人米洛凡·杰拉斯，在多次参加苏共领导人宴会后就感到，“苏共上层人物的生活是多么脱离人民，多么空虚和多么贫乏”。斯大林本人正处于这种特权金字塔的顶端。他在莫斯科和格鲁几亚有多处别墅，经常在家中举办豪华宴会，也经常出席政治局委员们的宴会。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这就是所谓“公有制”吧。人民委员卡岗诺维奇在失去职务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张建华：《推倒红墙》）。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因此，特权成为控制官僚的有效手段。

　　后来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取消了一小部分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却遭到特权阶层的嫉恨与抵制。他的下台，就与此有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特权阶层是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互通婚姻、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 二、政治上：党组织渗透、控制一切社会组织，缺乏真正的自由结社自由结社，既是民主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的基本保障。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志趣的自愿结社，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监督的基本单位。单个人力量极为微弱。公民可以以此为依托，表达利益诉求，与其他利益团体乃至国家进行利益博弈。国家与结社代表交流，也比与孤立的公民交流，更能节省成本。历史经验证明, 民主制度的成熟性, 实与人民的组织化程度成正比, 与自由结社的广泛性紧密相联。在欧洲,“民主的道路是与各协会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民结社运动“把西欧推向作为文明生活方式的民主”,“从本源上讲, 民主就是一种结社”。 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也需自由结社。马克思在1844年初曾写道:“工人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 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 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反之,“专制主义最可靠的保证, 就在于人们彼此间的孤立”, 对于专制主义来说,“良好的公民就是那种自我封闭的公民”。统治者还会对分散的国民分化瓦解, 制造互不信任, 如纪德访苏所见, “每个人都当心着别人,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每个人都受到监视。对谁都不能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对一个大国的控制”,就“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共产党当然也是一种结社，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自由结社。但大量的普通群众也需要结社，表达与先进分子不同的利益诉求。何况，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分子，他们也需要结社。不能用党这种结社取代、控制其它所有结社。然而, 声称“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苏共政权, 却决不允许劳动者自由结社, 不允许存在群众领袖, 它只允许党这一种结社, 一切非党的结社均具非法性。它把任何自愿结社行为，都视为敌对行为。象工会、妇联、共青团、作协看似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党牢牢控制的外围组织。其领导机关不过是党的派出机构, 负责人也由党来任命。斯大林就明确指出：工会、共青团、女工代表大会、学校等群众团体，都是党的“引带”，是党“藉以变成先锋队、工人阶级藉以从分散的群众变成真正的政治军队的联系网和传达网”。 这分明是把群众组织当成党的驯服工具，而抹杀其独立性。这哪里是自由结社？以工会为例, 党就不允许它成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 而应当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党「借助於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提醒人们，要警惕工会“成为党的绊脚石”。这与当年列宁的设想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会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其任务，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办到的要求”；“对于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因为“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全集2版42卷367-368，1版33 卷157-158）。以党组织代替自由结社，必然压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诱发政治冷漠和政治低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群众就会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为某些招摇撞骗的政客所俘虏。苏共面临灭顶之灾时，曾向人民发出呼吁，但应者寥寥，即使想帮忙，也力相帮了。因为苏共早已对人民做了政治阉割。而一旦唯一的社会整合力量苏共倒台，也就是国家的解体，因为民间已毫无整合能力。教训何等惨痛啊！

● 三，文化上：严密控制文化组织，使文化团体行政化、官僚化。本来，文化学术团体最需要自治。但在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下，却使各种科学技术学会，人文、社科和文艺团体变成准国家机关。它们都根据党和政府的决议和命令，进行组建或改组；主要领导人都由上级委派，基本上由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领导担任，并长期保持不变；其社团性质、机构设置和活动方式，都与党政机关相似。如对“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的活动方针，就作了如下规定：“它不是单单从事各种理论问题探讨的研究性质的团体，而是敏锐地倾听着全国理论战线发生的一切，并对其做出迅速反应的战斗的组织。”俨然成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所以，除了列宁的某些著作，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实在乏善可陈。而科协的任务，竟然是揭露“知识界的反动分子”、“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 严密控制精神生产过程和内容苏共最高当局，乃至领袖斯大林往往直接干预各种精神生产，向科研人员下订单。斯大林经常约见一些学者、作家，提出课题、观点和数字，让他们限期交货，还不容讨价还价。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谢皮洛夫，就曾从斯大林处接受一个任务，让他和另两名经济学家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是，三个人就躲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根据授意闭门造车，而苏斯洛夫则每周打电话催问，似乎写书比母鸡下蛋还容易。在肖洛霍夫生日那天，他借邀请作家作客祝贺生日之机，又要求肖洛霍夫写二战中的天才统帅，显然是要作家为他树碑立传。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所以，当他借《联来（布）党史》简单图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教授们谁也不再敢独立研究这个题目，而只能给斯大林作注、赞美他。1944年，他在同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声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三十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就已敏锐发现：苏联社会已“挑起一个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斯大林主义不就变成了苏联人的宗教信仰吗？

    毛泽东评论苏联：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


“913”之谜：毛泽东在林彪身边有多少卧底？
http://forum.book.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2092701

   题记：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虽然已过去三十八年了，但如今仍然疑点重重。毛泽东的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中“三个方案”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对林家父子的一举一动为什么如此的料敌如神？毛泽东是不是在林彪的身边安插了自己的卧底？近日，有关媒体披露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六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女儿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

   9月4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即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介绍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天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就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和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北京军区第二政委陈先瑞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军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的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的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打电话给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机？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十五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作寿问，那我们还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号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五十公里路，没有四十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20时35分，过了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便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出来的？是卧底的“内线”？还是一个什么圈套？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知情？“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的话，为什么突然回到了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所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他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所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至于毛泽东是怎样觉察到林彪的整个“阴谋”的，究竟在林彪身边安插了多少卧底，而谁又是被安插在林彪身边的卧底等等问题，恐怕至今还是一个谜。 ▲


美日核密约首度曝光：引爆日本朝野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top01/11053250/20091225/15751379.html

2009-12-25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 隐藏40年后首度曝光

 “核密约”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严重的现实：在发生所谓紧急事态的情况下，美国随时都可将核武器重新运入冲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华发自东京 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晚报在头版头条刊文称，一份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签署的有关日美两国“核密约”的文件，一直保存在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的旧宅。

    这份决定性的证据不仅确认了日美之间确实有“核密约”的存在，更说明了一个严重的现实：在发生所谓紧急事态的情况下，美国随时都可将核武器重新运入冲绳，而只需在形式上征求日本的同意。这完全违背了日本长期以来公开宣称的“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

    ● 一份绝密了40年的备忘录

    196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与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领导人会谈。在此期间，两人亲自签署了一件绝密的“谈判备忘录”，一式两份，一份保存在白宫，一份保存在日本首相官邸。

 这份英文备忘录共两页，纸张顶部和底部都印有“TOP SECRET”（绝密）的字样。备忘录的基本内容是：美国总统表示，在美国向日本移交冲绳的管理权后，美国政府将从冲绳撤走核武器。但是，在出现“重大紧急事态”的情况下，美国在与日本进行事先协商的基础上，可在此向冲绳运进核武器以及让核武器通过冲绳。日本首相表示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充分理解，并承诺一旦美国与日本进行这样的事先协商，将毫不迟疑的答应美方的要求。

    备忘录还确定，为了能够充分发挥核武器作用，美国政府将把冲绳的嘉手纳、那霸和边野古等核武器储藏设施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可能是由于知道这份文件关系重大，因此虽然原本安排双方领导人在签字时都只签姓名首字母，但尼克松和佐藤在最终签字时，都签上了自己的全名。

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佐藤荣作在卸任时，并未按照“备忘录”规定的那样，将这份文件留在首相官邸，而是将文件带回了自己的私宅。此后，他从来没有对家人提到过这份文件的存在。

    1975年，在佐藤荣作去世后，其亲友在整理他书房办公桌时，在抽屉内发现了这份两页纸组成的备忘录。此后，他的家人一直保存着这份文件，但并没有公开。此次是佐藤荣作的次子佐藤信二公开了这份文件。佐藤信二也曾经担任过参议员和通产大臣，他公开这份文件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已有多名日本外务省的退休局级官员确认过核密约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受政权更迭的推动。他说：“……我不清楚父亲是怎么思考的，但重要的是，应当留下真实的历史。”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佐藤荣作是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当年的评奖文件称，授予佐藤这一奖项的原因，正是为了表彰其提出“无核三原则”和推行“和解”政策等方面的贡献。佐藤信二承认，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这份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因素。

    ● “冲绳核密约”只是4个中的1个

    日美“密约”问题，是民主党政权上台后一直在努力厘清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不断有退休的外务省高级官员和其他重量级人士称，日美之间关于核武器、移交冲绳管理权和朝鲜半岛出现紧急事态的作战行动等问题上，存在4个密约，其中2个有关核武器，其一是允许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艇在日本港口停泊，其二就是此前仅处于传说中而此次大白于天下的“冲绳核密约”。

 佐藤荣作本人正是“无核三原则”的提出者，并因此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

 此次“备忘录”文件直接证实了“冲绳核密约”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其他3个密约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备忘录”一出现，顿时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继《读卖新闻》拔得头筹之后，23日的日本各大报纸头版，都对密约问题进行了大篇幅的跟踪报道。　自民党执政时，对上述密约的存在一概予以否认。民主党上台后，新外相冈田克也已经组织了专门的调查项目，在外务省档案中查证是否存在密约。但是，之前关于“冲绳核密约”的调查结果是：“外务省没有保存这份文件。”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的解读是：当时围绕密约的外交行动并没有通过外务省当局，而是委托国际政治学者、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个人交涉的。因此外务省没有记录亦属正常。而佐藤信二也透露，在当年发现密约之后，他曾经找到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希望这一文件能够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但对方却说：“这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个人文件。”

    密约签订当事人之一的若泉敬在去世前著书透露了密约的存在，书中称，当时知道密约的只有4个人，除尼克松、佐藤荣作之外，就是若泉敬与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 日本政治诚信遭质疑

    此次备忘录的发现，对鸠山新政权而言，无疑是找到了自民党政权的又一笔旧账。但是，这份如今不再成为秘密的“密约”，却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是否承认这一密约？如果以后又找到了其它密约，又将如何对待？正如《每日新闻》指出，由于这份文件上有两国领导人的签名，美方很可能仍视之为有效文件。

 对鸠山政权而言，如果选择不承认这一密约，必须获得美方的谅解。但日美之间近期因普天间基地问题气氛已经显得相当尴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10月访日时也要求日方对密约的调查不要影响日美关系。一旦鸠山政权否定“密约”的有效性，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对鸠山政权本已不佳的观感。另外，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日美安保关系和日本防卫战略的基础之一，“密约”实际上也是美国核保护伞的一部分，这也会是影响鸠山政权做出判断的因素。

 如果选择承认这一“密约”，无疑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密约”完全抵触“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内容。由于日本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历史，日本国内对核武器问题一向非常敏感，国民的反核情绪较重，要更改“无核三原则”，其政治成本恐怕是鸠山政权难以承受的。更重要的是，此次公布于世的，仅仅是4个密约之一，如果今后随着调查深入，又不断有新的“密约”被揭露，对日本政治和外交的影响无疑还会更大。

此次公布的 “密约”还很可能会让其他国家重新认识日本政治和外交。一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在提出如“无核三原则”般高居道德高地的倡议的同时，又绕开国内行政部门，以私人外交的方式签订与公开倡议精神完全相悖的双边关系协定，并对因“无核三原则”而来的荣誉安之若素。这种可谓将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和“密室政治”高度结合的做法，必然让观者对日本的政治和外交运作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 核密约全文

    （绝密）

 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日本首相佐藤发表于1969年11月21日的联合公报的合意议事录

    美国总统：

    正如双方在联合公报中所说，美国政府计划于正式向日本移交行政管理权之前从冲绳岛移除全部核武器；此后，《安全保障条约》及相关协议将适用于冲绳岛，这在联合公报中已有说明。

    然而，为有效履行美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国家的国防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在重大紧急状况发生时，在与日本进行事先协商后，美国政府将要求将核武再度携入冲绳，并且获得通过冲绳的权利。美国政府期待获得肯定的回应。美国政府考虑到重大紧急状况的需要，现存于冲绳的核武储藏地，即嘉手纳、那霸、边野古和“胜利女神－力士型”飞弹基地有必要保持可使用的状态。

    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总统上述的美国政府在重大紧急状况下的要求，并将在事先协商后立即满足这些要求。

    总统和首相对本议事录无异议。本议事录一式两份，分别由总统和首相办公室保存，并视为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之间的绝密文件。

    华盛顿

    1969年11月19日

    理查德·尼克松

    佐藤荣作

    （本报记者王栋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