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新华社发温家宝哥本哈根斡旋内幕 反击西方指责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1224/2301715194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24日  中国政府网

　　新华社记者赵承 田帆 人民日报记者韦冬泽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

　　12月19日，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协商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分别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的共识。

　　从12月16日至1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近60个小时内，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随行采访的记者耳闻目睹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进程的跌宕起伏、协商谈判的艰辛曲折，更见证了温家宝总理以诚意、信心、决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充分展示中国谋发展、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演讲，宣示了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呼吁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积极行动，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历史将铭记，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

　　——在参加会议前，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锋愈演愈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同时宣布，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自12月7日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博弈的舞台。会场内外，各种观点交锋，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难以弥合巨大的歧见。随着大会闭幕时间的临近，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与会者中蔓延。

　　12月16日下午3时，温家宝总理乘专机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深感责任重大。”在飞机飞行途中，温总理对随行的记者说：“在来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两句古话，一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二是‘思其始而图其终’。这就是说，开始时周密思考，行事时必然英勇果敢。”

　　此前一段时间里，温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还与部分外国领导人密集通话。事实上，温总理的哥本哈根之行早已“启程”——

　　11月27日至28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与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代表在北京举行磋商。温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环境部长或代表。

　　在各政府气候变化代表团在一线艰苦谈判的同时，从12月8日起，温总理分别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德国、印度、巴西、南非、丹麦、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就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

　　12月11日，温家宝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并就应对气候变化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他指出，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后，温总理一直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当专机起飞后，温总理便招呼随行采访的记者到前舱，坦率地谈自己对哥本哈根之行的想法。

　　面对复杂的局势，温总理似乎早已深思熟虑：“我坚信，这么多领导人齐聚哥本哈根，应该会取得成果的。但无论会议结局怎样，中国确立的行动方案不会改变，自主减排的目标不容谈判，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不会动摇。”

　　空中记者吹风会后，温总理又召集随行的部长们开会研究与会各方观点。当部长们散去后，总理望着舷窗外的云海，目光深邃，陷入沉思。看得出来，总理的心情并不轻松。如何使大会取得成果，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当地时间16日17时45分，专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寒风呼啸，夹着鹅毛大雪，哥本哈根的冬夜并非那么宁静。

　　此时已接近北京时间凌晨近1时。经过7000多公里、10个小时的飞行，大家已十分疲惫。温总理不顾旅途劳顿，决定从机场直接赶往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听取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温总理才前往下榻的雷迪森饭店。

　　“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温家宝总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

　　17日早晨6时，温总理来到餐厅吃早餐。他一边吃饭，一边听取有关情况汇报。192个国家之间的谈判，情况瞬息万变。

　　8时30分，温总理精神抖擞地步入会见厅，开始投入当日紧张而密集的会晤中。第一位客人是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温总理首先肯定了丹麦为筹办会议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东道主工作，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温总理的话令拉斯穆森感到些许宽慰。他提到，各方分歧巨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供各方磋商的基础草案。话语间流露出对谈判进程的深深忧虑。

　　温总理十分理解东道主的压力，他把各方分歧归结为四个焦点问题，即基础案文、资金、长期目标和“三可”问题，并诚恳地建议采取务实态度，在两个工作组主席已经提出的案文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共识部分锁定下来，分歧部分留作以后讨论，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形成这样的决议，也是会议的一个成果。

　　拉斯穆森非常感谢温总理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如果其他领导人都能像中国总理这样积极努力，会议就会取得成果。

　　送走拉斯穆森，迎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潘基文对会议进程停滞不前也很担忧，认为会议无果而终的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温总理说，要让近200个国家在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弥合巨大分歧是不现实的。中国和世界人民都期待会议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可以考虑搞一个反映各方共识的政治性文件，重在明确政治意愿，肯定会议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温总理特别强调，决议起草和磋商必须公开透明，听取各方意见，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希望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潘基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至此，温总理向东道主和联合国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成果的总体考虑和操作建议。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温总理的意见是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

　　11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巴西总统卢拉下榻的饭店。此前，卢拉曾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举行早餐会，但因印度和南非领导人方面存在技术困难而取消。温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与卢拉总统举行双边会晤。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亲切交谈，一致认为中巴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要坚定地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时至中午，温总理匆匆返回雷迪森饭店，他要集体会见小岛国代表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和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非洲国家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欠发达国家代表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和77国集团代表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同非洲国家、小岛国和欠发达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双方感情相通、道义相合。温家宝总理与他们围坐一圈，倾心交谈。

　　资金问题是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某大国代表曾说不会把钱给中国。针对这种说法，温总理表示，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但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和能力支持。

　　温总理对一些小岛国脆弱的生存环境深表同情，理解他们在全球温控方面的特殊诉求，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减排努力和对哥本哈根谈判的考虑。温总理表示，为体现诚意，中国愿意在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问题上照顾小岛国的关切。中国在会议进程中将切实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随后，温总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宾主们围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温总理在哥本哈根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见，超过了两个小时。客人们认为，温总理的讲话入情入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发达国家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沟通和团结。

　　英国、德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方面具有成熟的技术，希望在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有欠公允和平衡。

　　17日下午，温总理先后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有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温总理说，哥本哈根会议已到关键时刻，各方不能再继续相互指责，更不能讨价还价，这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大局出发，迅速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共同为会议取得成果作出努力。

　　温总理强调，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也不容谈判。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愿意就增加自主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开展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将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作为努力的方向，这一切体现了中国极大的诚意。

　　温总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但也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发达国家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并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履行承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密切沟通协作，争取会议取得最好结果。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双方意见有分歧，但始终进行着坦诚、深入的对话，因为这是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的唯一正确方法。

　　每一场会见都超过了预定时间。温总理在送走布朗后，对久候了的默克尔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总理女士，让你久等了。”默克尔风趣地笑着说，刚才布朗从你这里离开时“撞”上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结束了一系列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温总理会见各方领导人的情况，讲明在哪些问题上中国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愿意灵活处理的。200多名中外记者与会，迅速将中方最新立场和与各方接触情况向世界作了充分报道。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公开和透明。

　　17日晚8时，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举行的晚宴，这标志着领导人集体活动日程拉开帷幕。

　　但是，在这个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外国领导人无意中向温总理提起，某国将在宴会后召开小范围领导人会议，商议新的案文。这位领导人手中的与会国家名单上，赫然写着中国。这引起了温总理的警觉，既然中国也在其列，为何没有接到通知。他从一些相关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确有这个会议，但召集方一直未通知中国，十分蹊跷。

　　会议开幕以来，曾发生过个别或少数国家抛出案文，引发各方强烈不满的事件，因为这有悖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温总理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离席赶回饭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奉温总理指示，何亚非副部长立即赶到“会场”，对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提出强烈不满，表示一定要公开透明，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和谣言纷至沓来：一些发达国家暗中串通，准备加大力度向中国施压；新兴发展中大国竭力阻挠，很可能导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发达国家因不满中国不接受“三可”，拒绝向小岛国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阵营正在分裂；某某大国打算独自提出案文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当天夜里，风刮得更紧。各方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中国坚定地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承诺

　　18日8时30分，温总理在出席领导人会议前，与刚刚抵达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晤。

　　中印是发展中大国，又是邻国。双方能否在关键时刻密切合作，不但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影响到会议的进程。

　　温总理与辛格是老朋友了，这是年内他们第二次见面。两国总理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合作，才会有真正和谐、发展、繁荣的亚洲世纪。这需要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胆识和魄力。

　　温总理主动介绍了一天来会议进展的情况，并谈了对会议形势的看法，征求辛格的意见。辛格被温总理的诚挚言行所感动，他表示完全赞同温总理所谈，认为印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对两国在推动会议谈判进程上的合作表示满意。两国总理确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印都要密切保持沟通和协作，坚定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位于哥本哈根市南部的贝拉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会展中心。这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

　　上午9时45分，温总理提前抵达会场，举世瞩目的领导人会议定于10时开幕。然而，时辰已到，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却踪影全无，主席台上空空如也。人们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始终没有任何人出来说明。

　　一些外国领导人纷纷前来同温总理打招呼，温总理与他们友好地寒暄。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消磨着人们的热情和期待。

　　见此情形，温总理当机立断，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碰头。这时，工作人员已经来不及安排会议室了，四国领导人就在会场外的大厅里，围坐在一张茶几旁交换看法，决心在最后一刻努力争取会议有个成果。

　　时针指向11时30分，会议主席拉斯穆森终于宣布会议开始。拉斯穆森请温总理第一个发言。在掌声中，温总理健步走上讲台，表情从容、淡定、坚毅。他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 加强合作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演讲，通篇只有2000多字，但是内容丰富、立意高远、充满感情。

　　“此时此刻，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我们在此表达的意愿和做出的承诺，应当有利于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站在这个讲坛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温总理的开场白道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政府高度负责的态度。温总理接着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提出了推进气候谈判的“四项主张”。最后，温总理提高了嗓音，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主张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合情合理，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同时兼顾各方，在会议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指明了方向，有力地维护和推进了谈判进程，赢得广泛赞同。

　　温总理的演讲赢得了会场内长时间的掌声。一些国家领导人主动起身，与温总理握手表示祝贺。

　　“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温总理与奥巴马的会晤安排在奥巴马的发言结束后，在会场后面一个用帷幕和钢架搭成的简易会议室里举行。

　　两国领导人就应对气候变化会议成果、长期目标、“三可”等焦点问题坦诚、深入、务实地交换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双方赞同大会要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保持合作。随后，两国领导人指示各自谈判代表进一步进行磋商，并约定当天晚些时候再次见面。

　　在与奥巴马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将中美会晤情况向“基础四国”和77国集团通报，推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道，加快谈判进程。

　　此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议最后文件进行磋商，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此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会议原定的闭幕时间。

　　这时，有的国家甚至准备了会议一旦失败的声明。少数国家领导人甚至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指责中国。

　　在贝拉中心，可以看到许多领导人行色匆匆，面色凝重。各国记者开始收拾装备，地上随处可见丢弃的纸张。此时，人们更加关心丹麦政府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宣布这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峰会以失败告终。

　　在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召开中国代表团会议，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此时已不可能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各方都清楚大会无果而终意味着什么，谁都不愿承担导致失败的责任。温总理说，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立即决定，约卢拉、辛格、祖马再次会晤，作最后的努力。此时，奥巴马也提出约温总理进行第二次会晤。温总理答应，在“基础四国”领异人会晤后，即同奥巴马会晤。

　　不一会，四国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国代表团安排的会场。人家一致认为，现在会议有失败的危险。四国可先就关键问题形成共识，在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以最大的灵活性，再同美欧去谈，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会议有所成果。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与非洲国家、77国集团、小岛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

　　18时50分，“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会场门外一阵骚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虽然中美双方约定会晤的时间已过，但奥巴马此时此地出现，还是让大家感到意外。

　　奥巴马也感到有些唐突，一只脚跨入门内一只脚还在门外，他笑着问：温总理，我是不是来得早了一点，我是先到外面等着，还是进来加入你们一起讨论？温总理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奥巴马颇为感动，他先绕会场一周，与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在卢拉的左边、温总理的对面坐下。

　　由于“基础四国”此前都分别同美方有过接触，彼此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温总理首先表示要努力争取会议通过一个决议，以肯定成果，凝聚共识。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向奥巴马阐述了四国的立场。奥巴马也向四国介绍了美国的最新立场。奥巴马表示，双方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措辞已经很接近了。接着，五国领导人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磋商。

　　门外的记者们一直在注视着场内的情景，有的隔着玻璃在拍摄。不久场内传出一阵掌声，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愿意出面征求欧盟方面的意见。

　　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然后，这个草案又在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小范围磋商。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这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9个小时。

　　因为接下来的是程序性工作，各国领导人纷纷飞离哥本哈根，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出席领导人会议的任务。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的结果，决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说了算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几天来，虽然一些国际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向世界传递了信心和希望。中国为此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近日，温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以哥本哈根会议为新的起点，加强履行承诺，加强合作，尽早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历史又一次证明，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人类自己。团结才有力量，合作才有前途。哥本哈根会议使中国登上了更高、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有理由骄傲，中国一定会更加努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将不断向前。(新华社记者 赵承 田帆 人民日报记者 韦冬泽) ▲


中国社科院称：中国国力世界排名第七、 军力排第二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25/02531933307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25日 华龙网-重庆晚报

　　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评估后认为，美国、日本和德国综合国力排前三，中国位列第七；在军事指标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位列三甲。

　　综合国力中国排第七位

　　综合国力方面，黄皮书评估的指标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综合考虑各项要素后，11国综合国力排名依次是：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印度、意大利和巴西。

　　黄皮书指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具有多方面优势，与其他国家“不在一个档次上”。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和国际贡献四项指标都居首位，资源居第二位。在其他项目上美国基本也位居前列。而俄罗斯与中国在多项指标上的得分均居下游。黄皮书称，俄罗斯的长项是领土和资源，中国的长项是人口。

　　军事排名中国位居第二

　　在军事指标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位列三甲。黄皮书称，美国是真正的军事超级大国，其军费相当于其他10国军费总和的132%。俄罗斯在武器装备上排首位，主要是因其武器装备数量巨大，特别是坦克总量达22800辆，高居单项榜首，而美、中坦克数量分别只有七千余辆。

　　黄皮书称，中国在军事总实力上仅次于美国，主要是因中国的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数量得分都较高。据中新社

　　解读全球军力排行榜

　　黄皮书对全球军力的具体评估包括三个方面：军费、军队人员和武器装备。评估结果显示，美国总得分是90.08分，稳居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总得分33.3分，中、美差距很大。

　　■ 美国是军事超级大国

　　对于排名结果，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黄皮书”中军事内容章节的作者李少军表示，美国是真正的军事超级大国。

　　他指出，美国的军费相当于其他10国军费总和的132%，武器装备仅就数量进行评估，也远高于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但他强调，俄罗斯在武器装备上列第一位。

　　■ 中国军人多但军费不多

　　黄皮书指出，军费的规模在军事能力的评估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先进武器的研发与装备、军队人员的维持与训练，都要靠军事预算来支撑。

　　黄皮书同时指出，军队数量因素的重要性尽管在当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已有所下降，但基本规模是必须保证的。特别是对领土大国来说，没有足够的军事人员，就无法保卫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的军队人数为225.5万人，人数总量排全球第一；2008年中国的军费为609亿美元，排世界第四。报告还显示，2008年的军费美国遥遥领先，为6070亿美元。

　　■ 军事能力评估注重军费

　　李少军指出，军事能力中的指标评估，给予军费的权重最高，因为军费的数字相对准确，而且是相对装备与人员而言的支撑因素。另外，从军事力量的发展看，军费是基本建设的标志，人员在需要时可以动员，但进行基本建设(包括武器的研发与列装)却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过程。

　　■ 中国武器数量远逊俄

　　黄皮书指出，武器装备的数量与质量通常是衡量一支军队强弱的客观指标，尽管武器装备好的军队未必战斗力就强，但先进的物质条件毕竟是军队赢得现代战争的基本保证。

　　黄皮书列出四类具体的武器装备：核武器、坦克、战斗机和舰艇。其中舰艇分为航空母舰、核潜艇、其他舰艇三类进行计算。武器装备排名中，中国排在第三位。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有核武器240枚、坦克7580辆、战斗机1700架、舰艇144艘、核潜艇8艘。

　　11个国家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排在第一位，其中核武器数量和坦克数量是唯一过万的国家，核武器有13000枚，坦克有22800辆。

　　■ 中国武器质量落后

　　李少军表示，武器装备的数字只反映了数量而不能反映质量，事实上各国的同一类武器的质量是有天壤之别的。他说，如美国的武器在质量上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武器数量并不少，但在质量上是落后的。

　　专家坦言，仅评估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各国军队的装备对比情况，然而要对装备质量进行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法制晚报▲


2010年值得关注的十大全球热点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12/25/20091225000007.html

朝鲜日报记者 权景福 (2009.12.25)：战争、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风波、气候变暖争议……今年可谓烦事不断。但2010年仍有主要国家选举、尚未结束的经济危机等许多随时可能改变全球新闻动向的主要焦点。下面对明年可能会对全球带来巨大影响的十大焦点进行盘点。

◆ 中东及欧洲金融危机死灰复燃

被誉为“沙漠传奇”的迪拜，上月25日因宣布暂停偿还260亿美元债务而震惊世界。迪拜所属的阿联酋“老大”阿布扎比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如果无法迅速、果断调整债务，来消除投资者的担忧，可能会再次引发危机。

◆ 还有人不断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值负12%的乌克兰可能会宣布暂停偿还债务。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的西班牙、希腊、爱尔兰可能会成为欧洲金融危机的震源。

◆ 美国英国即将举行国会选举

普遍分析认为，目前来看，在明年11月2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将处于劣势。如果民主党失败，奥巴马推进的各种改革政策将受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动力。

◆ 就英国而言，长达18个月的长期经济萧条和舆论对阿富汗战持有否定态度等，仅靠这两种因素，保守党可能会时隔12年重新执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新任英国首相将是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但卡梅隆曾于本月4日表示：“如果我成为首相，欧洲一体化不会成为国政首要课题。”也就是说，如果英国保守党获胜，刚刚起步的欧洲一体化将受阻。另外，继2007年的法国和2009年的德国政府，明年加上英国，欧洲的三大国家都将由右倾势力掌权。

◆ 中美货币及贸易政策会发生摩擦

美国一直希望人民币升值，中国则对此表示拒绝。这将是明年的国际新闻主要“看点”之一。作为G2的这两个国家的合作与矛盾，对北韩及伊朗核问题及扩大自由贸易问题将直接造成影响。伊朗核开发本身就是重要热点。据美联社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ullen)也曾于本月21日表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外交解决，但如有必要，也应准备军事解决方案。”如果伊朗继续无视这种警告，中东地区的和平将受到威胁，油价也将大幅浮动。

◆ 金正日和卡斯特罗的健康问题

如果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健康再次恶化，围绕其三子金正银继承过程发生的北韩体制动荡可能会对韩半岛乃至东北亚造成巨大影响。金正日的健康状况与国际社会所期盼的“北韩弃核”承诺兑现与否也密切相关。

◆ 很多人预测说，卧病在床一年多的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不会活过2010年。如果最后将权力正式移交给被评为“实用主义”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那么美国和古巴很有可能在“现实”和“意识形态”中选择前者，并以此为基础拉近关系。劳尔今年九月曾表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针对古巴的敌对政策大幅减少。我愿意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

◆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的命运将会如何？

在美国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身为美国重要伙伴的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因涉嫌腐败，目前正承受着来自在野党和大法院的辞职压力。有人警告说，可能会再次爆发军事政变。他的失足不仅会使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出现问题，还会导致地区内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势力迅速膨胀。

◆ 凭借丰富的石油美元领导南美地区反美、左派势力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最近也因油价下跌和通货膨胀而面临危机。有人预测认为，因厌恶独裁统治，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如果查韦斯倒下，南美大陆反美格局的根基可能会发生动摇。▲


哥本哈根会议与中国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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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举行会谈，为制定气候变化协议案而展开了最后谈判。

　　中评社香港2009-12月25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23日载文《哥本哈根会议与中国面临的考验》，摘要如下：

　　为期十三天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终于落幕，在最后关头勉强达成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会议过程中，人性的自私、贪婪和短视等缺点暴露无疑。

　　若算历史账，1900年到2005年，占全球总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排放了全世界80%的温室气体。1950年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来自发达国家。若算人均账，2006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四倍。再从法律框架来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是对缔约国具有法律意义的约束力，而且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发达国家确立了强制性的减排目标。

　　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4%。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可见的未来，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水电站都不可能取代煤炭，中国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过去修建的一些水力发电站也带来过地质灾害。可见水力发电也不是灵丹妙药。如果全部改用进口石油、天然气，又会大幅推高国际市场价格。届时，“中国威胁论”又会甚嚣尘上。

煤炭火力发电排放的气体不仅有二氧化碳，还有二氧化硫，这直接导致酸雨。酸雨会腐蚀建筑物和工业设备，破坏土壤成分，污染河流和地下水，损害农作物，降低人体免疫力，导致森林和鱼虾死亡。四川盆地30%以上的森林正遭受酸雨危害，青岛、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华东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主要酸雨区，随着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日趋增多，酸雨正在中国呈现燎原之势。由于森林的生态价值远远超过当下的经济价值，生态损失实际上不可估量。

　　韩国与英国已在煤炭火力发电中合作开发出无碳排放发电的技术。日本已尝试将二氧化碳气体埋入海底。 由瑞典跨国能源集团开发的世界首个无碳排放火力发电装置，正在德国投入运行。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无不眼红。中国不太可能指望别人将自行研发的技术免费赠与中国。

　　赌气不如争气。中国应该紧盯国际新潮流，化危机为商机。除了采购先进技术化解燃眉之急外，还应在现有工业设备的基础上，落实除尘、脱硫装置的应用，大力推进环保技术开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国仅有决心还不够，还必须制定具体实施的方案、日程、步骤和措施，推动国企与民企在能源技术领域公平竞争，并接受全社会监督。

　　而且，中国如果走上“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唯物质主义道路，中国环境将会不堪负荷。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鼓励人民多用手绢，少用纸巾，多用自带水瓶少用瓶装水，如何使环保节能意识深入人心，如何使人民从“自了汉”转变为适应低碳生活的地球公民，如何倡导国民回归简朴、健康的生活、杜绝奢侈浪费，光靠国家全能主义的动员方式显然行不通。▲


后哥本哈根　中国如何化解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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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25：  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就盯住了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也是最大的排放国。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25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亦如此前预料，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各方就开始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来。这次首先发难者的是英国，12月21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大臣埃德华•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措辞严厉地批评中国，米利班德的原文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就2050年全球减排50%或者发达国家减排80%达成协议，这两个提议都遭到了中国的反对……我们不能再允许针对实质问题的谈判被这种方式劫持。”

　　以“劫持”来定性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的表现，令国人震惊。相比之下，英国首相布朗的说法含蓄了许多。布朗在博客上撰文称，因为“一小部分国家”设置障碍，气候大会以失败告终。显然，布朗是基于外交考虑，才没有点出这“一小部分国家”的名字，但联系到大会上的争执，谁都知道，布朗这是在暗指中国。

　　米利班德与布朗的文章一发表，就引发了欧洲媒体的竞相跟进。法国《费家罗报》紧接着发表文章，对米利班德的观点大加追捧。至于法国政府，萨科奇总统还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就措辞强硬地指责中国拒绝国际监管。争吵了十几天的谈判者，似乎意犹未尽，刚回到家又开始挑起事端来。此前我们曾发表文章，指出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各方要“反躬自省”，而非相互指责。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不幸言中了。

　　对此，中国也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2日表示，“英方个别政客的言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图谋，其目的是在于推卸其应该履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挑拨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对英国的强烈不满是易而易见的。

客观地说，一场历时13天、有11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攸关人类未来生存的大会，仅仅搞出个“记录在案”的协议，这样的结果实难令人满意。因之，会议结束后来个“复盘”，检讨一下成败得失的原因，理一理是非功过，都是正常而且应该的。而在明年墨西哥气候大会召开前，给相关各方以一定的压力，也有利于避免哥本哈根结局再现。

　　问题是，这种“复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态度要平和、友善，立场要公正、中立，言语要对事不对人，绝不能抬一方、压一方；二是批评要有建设性，目的是为未来铺路，而不是为了发泄不满，更不能以此作为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
　　
　　如果以此标准看待英国官员的言论，那么问题是非常明显了。首先是态度不端正、立场不公允。这次大会未能取得满意结果，各方都有需要反省检讨的地方，但仅以危言耸听的语言攻击一方，对己方的责任一字不提，这样的态度明显不端正，立场更有失公允。其次，以建设性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批评无疑会引发口水战，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强化原先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给下次大会提前制造困难。相信英国政府也希望气候大会尽快达成实质性协议，果真如此，那今后就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讨论问题。

　　不过，往深一层看，英国式的言论也是有背景和基础的。这主要源于近年来国际和中国自身形势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表现赢得了一片赞誉声。经济方面，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四万亿投资既拉动了国内经济，又给外部世界带来很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减持美元资产，也为维护世界金融稳定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这对助推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持的各项活动，大大地改善和发展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全方面，中国在朝核、伊核、反恐、疾控、维和等多方面，也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

但对中国来说，上述变化也有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空前提高，且提高的幅度明显超过了中国的实际承担能力。这两年来，不管国际上遇到什么大事，人们都要把眼光投向中国。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就盯住了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也是最大的排放国。既有钱搞减排，也有很大的减排空间。

　　实际上，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后半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减排责任，已经取代了前一周的话语主题——气候正义问题。且与此前的国际会议不同，中国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后者担心大会达不成有约束力决议，他们就无法获得三年过渡期的援助，岛国联盟更是担心自己的生死存亡问题。可以说，中国在此次大会上感受到的压力，是近几年国际会议上不曾有过的。这一点，在巴西总统卢拉18日的表态后，就更突出。卢拉表示，巴西愿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理解和支持美国关于减排透明化的主张，并反对以“政治声明”的形式结束大会。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中国无疑应把后哥本哈根时代的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估计得更足一些。这次英国方面的言论，实际上只是开了个头。可以预见，今后诸如此类的言论还会以不同形式抛出来，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舆论基础。对此，中国要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一方面，要在向外界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要充分利用目前“自愿减排”的时间机遇，加快国内节能减排的步伐，同时在减排机制上尽快与国际接轨。▲


透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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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作者：刘桂萍　广西　来源：联合早报 2009-12-23

　　 近年来中国社会上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也令主政者甚为忧虑。

　　近几年来，中国一直以强势宣传所谓的和平崛起，这大概源于近年来中国GDP持续以高增长率飙升，即使在全球遭遇金融海啸，众多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之际，中国今年GDP仍将达到8%以上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已于今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且中国发展的强势似乎亦为世界所公认。

　　然而，中国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扩大。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另据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这些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不同渠道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比如，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由此可见，中国比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更严重。

　　国民收入分配之公平向来是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现今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贫富差距，任何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不可能为零，否则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绝对平均社会。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世界贫富差距的报告显示，中国、美国分别位列全球贫富差距的第三、第四位。问题在于这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所处的社会条件相同，仅仅因为人的智慧、技能、机遇等等的不同而造成收入不同，进而形成贫富差距，这应该是正常的，无需大惊小怪。而且，由此构成的贫富差距并不会引发社会的仇富心理，亦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分配不公造成不正常的贫富差距

　　中共建政后的中国曾长期鼓吹平均主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但平均主义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于是，一时间“万元户”遍地开花。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主导了人们的思维，不同人群拥有的财富拉开了距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然而，仔细分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生原因即可看出，造成今日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却在于长期的分配不公。其结果是，一方面，由于分配不公催生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快速敛财的捷径；另一方面，分配不公造成的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即经济问题转化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上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也令主政者甚为忧虑。

　　多年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机构与专家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所谓房价高、学费高以及医疗费用高的“三高”问题，造成的恶果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生了病无钱就医。这当然都是现实问题。但笔者却认为最关紧要的是两大问题：一是官场的贪污腐败，二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而且，官场的贪腐更加剧了、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场上的掌权者及其亲属、幕僚，再者就是与掌权者拉上关系，进而进行权商勾结、权钱勾结的各方人士。
　
　　就以老百姓最为诟病的高房价来说吧。掌握国有土地出让权的政府官员与地产商，正是通过权钱勾结使地产商拿到了地皮，进而建房，再以高价售出。贪官收了“红包”发了财，地产商获得了地皮、建房、卖房迅速成了亿万富翁，但却苦了老百姓。

　　应该说中国自19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老百姓的日子比之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场的贪污腐败也愈演愈烈。今夏开始的重庆市“打黑除恶”以来所曝光的示例令社会震惊，已有19名厅局级官员被查处，多名高官贪腐金额均在千万元以上，而文强等多名高官都是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从重庆打黑除恶所揭出的问题看出，一批官员通过权钱勾结、充当保护伞而“致富”了，而黑帮分子更是一个个成了亿万富翁。面对重庆打黑除恶揭露出的惊人事实，当地最高官员薄熙来日前说，贪污腐败是中共的“致命伤”。此话虽然真确，但已了无新意，因为长久以来，在中国流传着更真切的一句话：“不反腐，要亡国；真反腐，要亡党”。

　　应该说，胡温执政团队在反腐倡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对低保人群的生活保障，但这些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要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启动政治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杜绝贪官产生的根源，真正构建一支廉洁奉公的官场新公仆，也就斩断了权钱勾结的腐败利益链，使官场再也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滋生地，也不再滋生出由权钱勾结而产生的另一既得利益集团。如此一来，再配以相应的制度、法规，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进而解决两极分化以及社会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