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哥本哈根谈判　最后24小时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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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09-12月20日电／首脑们走了，非政府组织们歇了，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眼睛布满血丝的记者们仍在等待。18日晚上，奥巴马在回国前宣布，美国与中、印等国就气候变化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一份三页纸的协议，但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定于当天闭幕的大会继续进行。终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丹麦时间昨天中午宣布，《哥本哈根协议》只是个开始，希望在2010年，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过去的两周，谈判一直迷雾重重。最后24小时，发生了什么？

　　混乱一日

　　北京青年报报道，18日，大会原定闭幕的日子。一大早，奥地利记者兰姆德啃着面包，满脸倦容。“今天多半结束不了，做好再熬一夜的准备吧。”

　　大会只剩下最后一天。史无前例，全球110余国的领导人云集哥本哈根，希望抓住“挽救人类最后机会”。谈判，却仍处于僵持状态。大会两个工作组——《联合国框架气候变化公约》常设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提交的两份官方草案依然留下许多“填空题”。那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执的焦点：减排目标、资金援助……

　　工作组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国家元首和首脑也是如此。在丹麦女王的招待晚宴上推杯换盏过后，18日凌晨，26个国家的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大会最终文件的草稿，直到3点才结束。

　　进入谈判的后半程，没什么是准时的。原定10点钟的领导人会议，两小时后才开始。联合国秘书长致辞后，各国来宾中，温家宝总理第一个出场发言，奥巴马总统则被排在第三位。当领导人结束演讲，记者们知道，将进入当天最核心的小规模高端会谈中了。

　　媒体中心里，各种小道消息开始满天飞：哪几位领导人正在密谈，哪位领导人正在经过哪个厅。人们在大厅里不安地走来走去，期望和奥巴马或者温家宝擦肩而过。有人喊了一声，奥巴马要开新闻发布会了，人群蜂拥而至，搞得门口的保安很是疑惑，谁说这里有呀？纯属乌龙。

　　与此同时，关于“最后的草案”在记者们手中流传开来。几乎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最新的版本出来。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分析师们在第一时间给媒体提供分析报告。这是官方的报告吗？各国领导人会就此达成协议吗？　

　　集体失声

　　官方“集体失声”，当天，一个接一个，几乎所有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都取消了。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说，国际谈判中，往往会上演最后一分钟的奇迹。在核心问题上，只有领导人才能拍板；他们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要给本国民众和世界一个交待。这一夜，会有奇迹发生吗？
 
难挨的寂静终于在当晚10点钟被打破。广播里，欧盟将召开发布会的消息吊足了记者们的胃口。媒体中心距发布厅也就50米，大家都一路小跑过去，希望占到前排的位置。安保人员来了，送矿泉水的服务生也来了，但一个小时过去了，盼望中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还是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新闻官用甜美的声音告诉大家，“很抱歉，新一轮的会谈开始了。新闻发布会可能会推迟举行”。记者们在问，午夜前还会有发布会吗？新闻官摊开手，耸耸肩：“我们也不知道。”

　　几乎与此同时，失望的记者们在贝拉中心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当天唯一也是最大的新闻：当地时间晚上11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有关协议在对抗气候变化问题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美国在与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国领导人会面后，已达成协议，但没有法律效力。他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对于协议是完全满意的，但协议有助各方再在谈判上再做进展。

　　不请自来

　　这时，人们想起了之前流传的一个“小插曲”。当温家宝总理与印度、南非、巴西三国领导人开会协调立场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不请自来，直接进入了会场，于是开展了五国的商讨，并最终取得共识。

　　美国单方面宣布这条消息后，77国集团主席卢蒙巴.迪亚平来到媒体中心，激动地表达了不满之情：“这不是游戏的终结，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我们将继续谈判。”

　　与此同时，记者们也试图找到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代表，希望从多方证实这个消息。凌晨1点多，在会场的吸烟区，中国记者“堵”住了中国代表团于庆泰。前一天上午本报记者在大厅邂逅他时，于大使还显得精力充沛，但此时看起来颇为憔悴。他从烟盒里拿了根烟，吸了几口后便掉头走向全会会场，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在他旁边，恰好站着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见到闪光灯，他也转身离去。

　　凌晨2点，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走进了发布厅。或许因为太劳累，巴罗佐失手差点把水杯打翻。他直言，对协议没有达成约束性的减排目标表示失望，不过有协议总胜过没有协议。

　　虚虚实实

　　气候谈判中，各方在围绕着减排目标、资金援助等问题讨价还价。谈判中，小岛国的哭诉也好，非洲国家代表的愤然离席也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吵也好，虽然引人注目，但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各国关于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博弈。

　　在这场关系到未来发展空间的“大战”中，常被解读为是三大集团之争：欧盟；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伞形集团”；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在内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这次的哥本哈根大会，原本是要达成一份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到期后的新协议。《议定书》是唯一一份有法律约束力、规定发达国家强制减排目标的国际公约，于2005年生效，其中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没有绝对量化减排的义务。此前各方认为，三大阵营分歧主要集中在减排目标和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数额上。在哥本哈根，关于这两个数字是各个利益团体永远的矛盾，但除此之外，要不要《议定书》也成为争论焦点。种种“扼杀”《议定书》的企图让大会迷雾重重。

　　根据两年前“巴厘路线图”达成的协议，气候变化谈判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道”之下进行，分为两个特设工作组。《议定书》不涉及美国，《公约》长期合作行动计划则覆盖所有国家。这样，既可以使《议定书》得到延续，又能够将美国拉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轨道。如果实行 “单轨制”，废除《议定书》，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界限被重新定义。坚持《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发展中国家的底线。

　　谈判的第一天，澳大利亚代表就要求实行“单轨”制，这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遭到反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份据传是英国、丹麦等国拟定的“丹麦草案”曝光，它的目标是将《京都议定书》逐渐废弃，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愤怒。第一周谈判将进入尾声，正当人们笼罩在“丹麦草案”的乌云中，以为谈判停滞不前时，大会官方草案出炉，确立了“双轨制”。不料，16日丹麦又表示要提交一个新议案，被指责是要“杀死”《议定书》。谈判了两年多，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让谈判桌外的看客们有些糊涂，大会最终到底会以什么案文为基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13天后落下帷幕。大会会场中心内外，参会人员拉着行李箱，互相祝福着“圣诞快乐”，离开了他们战斗了两周的地方。在贝拉中心大厅的门口，墨西哥的展台矗立依旧。下一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到那个时候，我们能为拯救地球达成一致吗？　

　　各方矛盾分歧严重　协议不具法律效力

　　对于奥巴马宣布的《哥本哈根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这可能不是一个各方都满意的协议。文件回避了谈判中的矛盾：没有规定发达国家到 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只是附上了一份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提出的减排目标作为参考。在资金援助方面，文件要求发达国家到2010年至2012年期间，总共提供3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长期资金援助方面，到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但没有每个发达国家承诺提供的具体数额。

　　和略显空洞的内容相比，这份协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不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不过大会之前就有评论家认为，各方矛盾分歧严重，很难达成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一直在哥本哈根，观察大会进程。他告诉记者，要想达成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要等到哥本哈根之后去磋商。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少要推迟到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才可能达成，那时美国国会应已完成气候立法，将有利于推动协议的达成。“但谈判中，由于各国提出的目标不同，还需要很多时间就具体细节去进行谈判。”

　　1. 发展中国家要求一定要坚持《公约》《议定书》双轨谈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一些发达国家主张把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

　　2.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这次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相关目标既要符合《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还要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

　　3. 围绕着“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展开，该基金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上决定建立，以便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提供援助。但到本次大会最后时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开出了一个美国支持发达国家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空头支票”。

　　4. 发达国家提出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而发展中国家自觉采取的减排行动，完全不必接受“三可”标准。

　　5. 小岛国家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出很高减排目标。

　　“第二战场”影响谈判进程

　　政治和经济利益无疑是各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决定因素，但有三大团体力量不容忽视，智囊团、代表公民社会发声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影响谈判进程。

　　■ 智囊团

　　“智囊团”通常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为决策层提供学术分析，当谈判者的“大脑”。在气候谈判大会上，这些“智囊”活跃在各类边会上，这里既是他们进行学术问题讨论的场所，也是收集其他国家研究动态和情况的“情报站”。

　　■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哥本哈根会场上最活跃的。除了各类活动引起公众的关注，其实他们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不少非政府组织都和代表团成员甚至高级官员有接触，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本报记者，她就在大会期间见过不少国家的环境部长，可直接向他们“进言”。此外，由于在代表团内设有“内线”，一些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往往能在记者之前拿到核心的文件草案，然后由政策分析专家在第一时间内向媒体进行说明。在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各国记者都围在一位“神通广大”的非政府组织专家身边，听他讲解最新的动向。

　　■ 媒体

　　媒体是各方必争夺之地。无论是各国代表团、非政府组织还是公众，都想通过媒体来反映自己的观点。一位欧洲资深记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时代表团在“利用”媒体，许多指责和争端，其实都是通过媒体放大的。

　　与此同时，媒体也在引导着公众舆论。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基金代理主管科亚.查特吉认为，奥巴马总统最初决定在大会中期来哥本哈根，但可能是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各界的期望，所以最终决定在领导人会议期间到访。▲


“温家宝总理，您可以和我见面吗？”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12/21/20091221000000.html

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落幕前夕18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急忙地要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见面。当天在全球领导人聚集在一起的谈判桌上，温家宝让本国外交副部长、气候谈判特使等下属官员出席。但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奥巴马终于要与温家宝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他还指示准备与巴西、印度和南非共和国领导人的会谈。

中美会谈开始之前，美国白宫方面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因为，温家宝正在与巴西、印度、南非领导人在举行会谈。奥巴马接到相关报告后，直接闯进了会场。可能是因为奥巴马的“失礼”受到刺激，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在谈判过程中甚至用手指着奥巴马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言论。《纽约时报》报道说，温家宝指示翻译人员不要翻译“过激言论”，并亲自出面就协议内容进行协调，最终才好不容易达成妥协。

德国德新社就这种会议情景评价说：“由此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即美国和中国指挥合唱团，新、旧强国主要演唱独唱部分，而其余国家则演唱副歌部分。”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作为气候变化谈判，此次会议的成果不完整，但是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反映出新世界秩序’。”

此次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19日凌晨表示，193个与会国决定“留意(take note)”《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使用“留意”一词是因为不是要求全体与会国都追认协议，是否采用取决于个别国家的意愿。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等五个国家否决了协议。就经过13天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的协议，国际救助团体乐施会执行总干事杰里米-霍布斯却给予了较低评价，他说：“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从这一点来看，此次协议只是形式大于内容。”

有人指出，当初大肆宣传此次会议将成为120多位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的外交博览会，但实际情况则是通过美、中(G2)两国领导人的谈判艰难达成协议，因此，追求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的联合国议决方式暴露出了局限性。

此前一直以地球环境守护者自居的欧盟（EU）此次颜面尽失。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直到最后阶段仍召开主要缔约国会议，竭尽全力进行斡旋，但真正给谈判画上句号的还是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一对一谈判。德新社报道说，在两国领导人大玩“政治扑克牌游戏”的近12个小时里，接近100名的代表只能无可奈何地坐着等待。

奥巴马就此次会议的结果评价说：“虽然不足以同气候变化这一威胁作斗争，但仍然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评价说： “取得了重要、积极的成果。”但德国总理安哥拉-默克尔遗憾地表示：“我们原本有更多的期待。”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苏丹代表卢蒙巴-迪亚平婉转地将此次协议比喻成纳粹分子的大屠杀（犹太人大屠杀），他说：“此次协议将把非洲人推向地球变暖引发的灭亡深渊。”▲


教育部原副部长谈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12/665938.html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

　　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

　　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

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中国国务院侨办否认发布 “海外侨团内耗严重”
http://www.zaobao.com/zg/zg091220_002.shtml

     （2009-12-20）● 于泽远 北京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办）昨天发表声明，否认侨办发布有关海外侨团内耗严重的报告。

　　据《北京青年报》前天报道，侨办在一份题为《树立华侨华人文明形象专题调研》报告中，披露海外侨团林立，不团结现象严重已成为影响海外侨胞文明形象的主要问题之一，一些侨胞争当侨团负责人，就是为了在国内能享受种种礼遇、光宗耀祖。报告同时指在部分国家，华侨华人文明形象危机正在上演。

　　侨办昨天的声明指出，《树立华侨华人文明形象专题调研》报告属侨办政策法规司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的研究性报告，仅代表参与调研的部分专家学者看法；报告中涉及海外侨胞在文明形象上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具体事例，仅为访谈时部分海外侨胞个人看法。《北京青年报》报道中说该报告由国务院侨办发布，与事实不符。

确由侨办组织撰写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虽然这份报告不是侨办正式发布的文件，但确实是由侨办组织撰写的。报告指出的有关海外侨团存在的问题并不虚假。

《北京青年报》援引报告指出，目前华侨华人遭受形象“危机”最严重的是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及南非等较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新华侨华人较多，有关华社负面报道不断，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环境恶化。

　　报告说，海外侨团林立，不团结现象严重，一直以来是海外侨社和有关涉侨部门关注的焦点。

　　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籍侨团就有227个之多。在同一地区、同样的服务人群，众多的侨团之间、侨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有的一个国家的和平统一促进会就有两个，和平统一促进会内部就不“和平”、不“统一”，甚至相互打架，被当地台湾省籍侨胞当作笑话。

　　在侨社内部、侨胞与当地其他族群产生的矛盾时，侨团协调能力比较弱，往往不能很快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有效行动，多数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予人以“中国人”不团结的印象。

还有部分侨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甚至达到公开化、白热化的程度，在当地社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前不久，法国华侨华人会改选，败选方与胜选方不仅发生肢体冲突，双方还不择手段打击对手，互相到法庭控告对方偷税漏税。

　　侨团内耗问题出在侨领身上。一些侨胞争当侨团负责人，就是为了在国内能享受种种礼遇、光宗耀祖。在海外真心实意为侨胞服务、做事情的侨领有时因为名额限制请不进来，骗的、虚的、钻空子的，反而请了进来。有的侨团为了与国内涉侨部门搞好关系，甚至不在国外活动，而是专门在国内参加各种活动，请客送礼，被侨胞戏称为开会“专业户”，这样的侨团内外影响反差很大。

　　《北京青年报》引述南非福建同乡会会长李新铸说，华侨社团中至少有20%是“一人会”。所谓“一人会”就是指注册的社团中只有他一个人。他还说，有的人还把社团名头做得很大，动不动就是“全非洲……会”，而国内的人不了解情况，觉得他是全非洲华侨的领导。

李新铸建议，中国有关部门应该对侨社制定标准，考核社团是否真为当地华侨履行义务。那些嘴上总喊“祖国万岁”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只会走关系却不干实事的社团及侨领都应被排除在外。

影响华人形象三方面

　　除海外侨社内耗不断的问题外，报告还列举了影响海外华人形象的三方面问题：华人经济领域的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雇用黑工、不讲诚信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在公共场所大呼小叫、不遵守公共秩序等生活陋习；过客心态严重，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够。

　　不过，国务院侨办在昨天的声明中指出，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海外侨胞的整体素质和良好形象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尊重当地法律和风俗习惯，与住在国民众和睦相处，在自身事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回馈当地社会、关爱弱势群体，体现了海外侨胞吃苦耐劳、和群随众、团结互助、充满活力的良好形象。▲


朝鲜不回六方会谈原因揭秘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91220/15743833.html

2009-12-20   中华网论坛 时至今日，朝鲜依旧稳坐钓鱼台，还不仅不慢的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随着一轮一轮的外交斡旋的法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美国等，世界大国都先后到访朝鲜，但是关于朝鲜核问题更加的扑朔迷离了，那么朝鲜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现在还是不参加六方会谈，下面我们就这一话题，揭秘朝鲜真是的目的和想法。

    第一个 朝鲜内部问题

    最近朝鲜内部可以说有些混乱，现实货币改革，铲除了国家内部的暴发户和一些先富起来的人，触动了一些走资派的利益；同时，作为最高权力的金正日，也存在地位不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直接的牵涉到第三代领导人的过渡问题。

    也就是说，朝鲜内部存在挺金派和挺选举派。朝鲜最近虽然外交频繁但是现在已经逐渐的关闭了对外国人，甚至是中国人开放的大门——这说明，朝鲜正在做一个有力的调整，或者是经济的或者是高层的调整。

    朝鲜内部的问题，还反映在如何将国家带到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强大的道路上的争论，尤其是一些遗老们，在对待金正日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不恭敬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内部将处于多事之秋。

    第二个 美国压力不减反增

    由于美国包围中国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而且作为东亚的桥头堡——朝鲜，感受的最明显。美国的风吹草动，都直接的影响到朝鲜的政局和时局。因此，春江水暖鸭先知，朝鲜队美国军事压力感受到的最强烈。尤其是当美国和韩国在韩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而且朝鲜都能听到炮声的情况下，要朝鲜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核武器，那不异于痴人说梦。有了核武器，美国就有了几分忌惮，没有了核武器，美国可以长驱直入——按照朝鲜的理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是不会再一次出兵保护朝鲜了。因此万事靠自己！任凭美国在韩国军演、在日本折腾、在关岛部署航空母舰、甚至有意无意的在朝鲜边界玩耍，朝鲜只要拿着这个核武器，美国就不敢轻易的用兵。

    第三个 中国已经不急了

    过去中美之间友好的那会，中国可是真的卖了力气了，先后向朝鲜送东西，送温情，送保证，朝鲜也在前几次卖了中国给的面子，参加了会谈；但是这次，中国表现出了出奇的安静。尤其是当美国总统特使出访朝鲜的时候，中国完全没有理会这件事情。就连外交部里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不说并不等于不关注，也不代表没有对策。

    作为中国来讲，现在已经不急了。为什么？归结起来大概有三个方面：

    1、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这个将在这个月底，就会见分晓，台湾敢不敢买是一回事，美国敢不敢卖是另一回事。这次美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台湾出售武器，无异于向中国宣战。按道理来讲，大陆和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还没有签订那个停战协议，所以还是交战双方，当交战双方正在争执谈判的时候，美国单方面向台湾出售武器，岂不是直接的向大陆宣战！

    2、气候峰会是声东击西之计西方现在利用气候峰会，想要控制中国的心思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自己不负什么责任，而中国要做负责人的大国，控制排放量。而西方以后将会利用这个条约，来要挟中国，中国的主权将丧失殆尽。因此，对于中国来讲，采取对等的原则，是有利的。而单方面的由中国为西方的损失埋单，是注定要失败的。

 3、美国的军事压力中国也非常的清楚 作为东亚的主要的大国来讲，美国的一举一动都不会逃过中国的眼睛，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动作更是牵动着敏感的神经。因此，在美国一再的打压中国的战略空间的时候，中国是不可能不知道的。阿富汗明为反恐，实为牵制中国；而且随着时局的发展，美国和北约又想拉拢俄罗斯加入阿富汗，利益均沾吗？但是俄罗斯会不会真的就提刀而上呢？我想他是不会的。因为，俄罗斯是吃过亏的人，而且中国不动，他们也不会动。

 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看透了美国的险恶用心，也伤透了心，所以在美国朝鲜互动的时候，一言不发；不但一言不发，还悄悄的搞些动作，比如曝光新式武器，加强军事演习，增强保卫国家的能力，然后再朝鲜问题上，三缄其口，充其量就是说，美朝单独会谈有利益问题的解决，就完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朝鲜核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帮助，一切都免谈。这不，美国的特使又开始准备访问中国和俄国等等有关国家，其实没有用的，美国只要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在东亚军事问题上软化，特使来了，也就是登一登长城而已。其他的，中国的沉默就是一个最好的暗示——没有我，你们不能得出任何有意的结论。

    第四个 日俄韩各怀鬼胎

    在东亚这种局势下，除了美朝中，当时人之外，另外三方，也是各怀鬼胎。俄罗斯纯粹是作为一个力量旁观者，当然美国也会忌惮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来讲只是将朝鲜作为自己利益交换的筹码。

而韩国更是战战兢兢，因为他是实力最弱的，而且一旦战争将受到最直接的伤害的国家，所以一旦中国朝鲜虎起脸来，韩国利益骨头都软了。因此，韩国的目的是唯一的，只要不战争，花些钱是可以的。

    而日本，一直以来就想将绑架人质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但是其他的国家根本没有理会。日本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的就是自己的那点事情，根本不管别人到底是怎么盘算的——或许日本的潜意识里也希望着朝鲜拥有核武器，甚至美国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这样日本就可以以对付朝鲜的核武器为契机，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了。

    第五个 朝鲜是在等待台阶还是在等待机会

    如果说台阶的话，那是应该的，因为朝鲜此前一直都说自己不会再回到六方会谈，所以什么样的台阶朝鲜会就范呢？

    或许朝鲜也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比较现实——那就是中美之间力量的对决。最后谁成功，倒向谁。就这么简单！

    第六个 朝鲜或将有大动作

    朝鲜导弹也发射了，核武器也爆炸了，最近出口的武器也在泰国被扣留了。朝鲜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牌可以打？不是向前，就是向后，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对于朝鲜来讲，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生存的情况下，摆脱周围大国的鄙视和欺凌。所以在如此宁静的时候，我们不排除朝鲜正在进行一个大动作的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我想除了再次擦枪走火，可能没有什么了。难道还让金正日老先生自己到中国来不成，然后征求中国的意见？

 那么朝鲜想要吸引其他国家的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向韩国一方挑战，激起战争的硝烟，然后逼迫周边各个国家，重新面对朝鲜。甚至承认朝鲜的核武器，或者模糊的承认朝鲜的核武的存在。

    总之，不论怎样，朝鲜问题拖下去，对朝鲜是有好处的。而在中国的控制下拖下去，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牵制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等着美国自己现在流沙里自己死去。所以，中国可能继续暗示朝鲜，步子再大一些，胆子再大一点。

    从而吸引美国整个东亚的战争眼光，然后中国腾出时间来，做及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