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充斥“天花板官员”
http://www.zaobao.com/zg/zg091210_002.shtml

----按部就班熬年头　趁在位时捞好处

     （2009-12-10）● 于泽远  北京  在中国官场，那些晋升无望的官员被称为“天花板官员”。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天花板官员”大多集中在45岁至55岁年龄段，一些“天花板官员”自暴自弃，行动散漫，甚至千方百计寻求经济利益补偿，这些心态与行动对官场造成极大危害。

　　从行政级别看，在乡镇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科级；在县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处级；在市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厅级。一般来说，乡科级干部遇到升迁“天花板”的年龄大约是45岁，县处级干部大约是50岁，而厅局级干部则大约是55岁。

　　其中，县处级的“天花板官员”最多。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县处级官员高达四五十万人。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层干部群体，他们当中只有大概10%到15%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成了“天花板官员”群体。

　　北京有关学者认为，中共的干部制度是产生“天花板官员”的主要原因。中国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职级与职务相结合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管理缺乏明确公正的业绩评估、问责和退出制度，公务员本人往往也缺乏职业预期。做官名义上是任期制，实际是一种“能上不能下”的待遇终身制，致使官员队伍庞大臃肿。

　　可是，官员的晋升，不仅要靠能力，还要靠后台，而且级别越高越难升迁。大多数官员到了“天花板”年龄段只能按部就班熬年头，趁在位时多捞一些好处也就成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主要目标。

　　这名学者指出，要改变这一现状，中共必须改革“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间选人”的用人制度，真正将民主推选、差额票决等较为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引入官员选拔程序，减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暗箱操作，以减少社会对官员选拔的非议，同时减轻那些升迁无望的“天花板官员”的不平心态。

　　调查显示，对于 “天花板官员”的最大危害，35%的受访者选择“一些干部觉得升迁无望，开始混日子，得过且过，带坏官场风气”；32%选择“阻碍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人才干事，影响执政能力提高”；28%选择“一些干部觉得手中权力时日无多，贪污腐败”。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杨凤来认为，干部升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天花板”困局，不完全是由年龄造成的，个人能力方面、为人处事方面，特别是和领导的关系方面都有影响。他们见了“焦点”绕着走，见了“热点”躲着走，见了“难点”低头走。久而久之，民怨不断，积重难返。

“天花板官员”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思想上自暴自弃。因为能力不足，他们感到升迁无望、前途无“亮”，于是心理失衡、工作倦怠、职业枯竭。

　　——行动上自由散漫。在工作中偷工减料、敷衍塞责、见硬就缩、遇锋就避、效率低下。

　　—— 物质上寻求经济补偿。经不起花花世界和别有用心者的诱惑，逐渐放松警惕，在交出权力之前大捞一把，进行权力寻租或直接侵吞公共财产，形成了中国贪官特有的“59岁现象”。

　　——升迁上投机取巧。为了早日实现升迁，避免遭遇年龄“天花板”，一些官员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成功后趾高气昂，失望后则怨天尤人。还有一些官员可能为升迁行贿筹借了不少资金，升迁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作，而是朝思暮想如何收回成本。 ▲


中国人不敢花钱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707

   2009-12-9   作者: 谢盛友  日前伦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波茨在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北京论坛上提到，中国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消费不足。他表示，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上去了，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平衡。他建议，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

　　2009年11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在播完这则消息后，主持人邱启明却直接作出以下评论：“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不用。”

　　邱主持此语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举国上下网民骂声不绝。

　　中国人不舍得消费，恐怕与国家的宏观框架和中国人的社会观念有关。中国现时的宏观框架，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又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做生意发财者，往往不是他看准了市场规律，而是他有“官商”背景。真正看准市场规律而没有“背景”者，由于没有稳定的宏观框架作保证，他赚了几个钱，为了以防万一，他也不敢花不舍得花。今年有“背景”者，发了一些，也不敢花，因为他不知道，明年他是否还有这个“背景”。

　　德国的宏观框架涵盖了社会主义，德国每个人都能享受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全民医疗保险，这应该感谢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人称“铁血宰相”俾斯麦是19世纪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他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统一了德国，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他而且通过立法建立了全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支占GDP的33％左右，其中1／3的资金用于法定养老保险开支，1／5以上的资金用于法定医疗保险开支。

　　我读到国内一份报刊，该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仍然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6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先不管这资料的可靠性，至少该资料说明了“中国人不敢花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因为中国的保险制度不健全，为了应付以上家庭负担，很多人就把钱存起来，以防万一。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看不起病的。普通人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积累，中老年一场大病，自己的储蓄、子女的储蓄全花光了，也不见得能把病治好。我中小学的老师经常跟我说，在大陆中老年没有大病，是一笔大财富。

　　钱少者不舍得花不敢花，可以理解。不可以理解的是，钱多者不会花钱。中国的钱多者不会玩，不会玩当然就不消费。在欧洲哪怕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镇，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室内体育馆，有很多很多的体育运动俱乐部，难怪，在德国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足球场。说五个德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踢足球，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德国人打乒乓，二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专业篮球队员，真的不夸张。滑雪几乎每个德国人都会，有钱人的俱乐部就是滑翔、跳伞、潜水、赛马、赛车，等等等等。

　　俱乐部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定时活动，为了供养这些活动，个人、乡镇政府、国家都得花费很多钱。来源: 网讯 ▲


中国不满欧盟减排目标 批其不厚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694

   2009-12-9  当地时间8日下午5时，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伟说中国的目标是单位GDP碳减排40%，这是国内目标，而欧盟将他们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跟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目标相比，这是不厚道的。

　　当地时间8日下午5时，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心的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这是会议召开2天来中国代表团的第二次吹风会。由于紧张的谈判，苏伟被迫推迟10分钟才赶到会场。

　　苏伟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单位GDP碳减排40%，这是国内目标，而欧盟将他们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跟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目标相比，这是不厚道的。

　　中国的减排目标完全符合《公约》原则

　　苏伟指出，中国提出“单位GDP碳减排40%”的目标完全符合《公约》的原则，也体现了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公约》(包括《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公约》明确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要率先大幅度地减少排放，这是各国都同意的。《京都议定书》则进一步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苏伟称，气候变化问题是过去200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的排放造成的。《公约》要求发展中国家做的就是尽可能采取措施减排。中国2007年已经发布国家方案，不久前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减排40%”的目标。欧盟代表在发布会上所提的中国目标与他们的义务是不具备可比性的。对于欧盟来讲，五年总共减排8%，现在欧盟又提出20%的目标，还不是国际承诺，这让人感到非常失望。

　　又讯 在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提高减排目标是不科学的。他指出，要求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面向中外媒体召开的记者会吸引了大量记者参加，堪称哥本哈根大会至今最火爆的一次记者会。 网易特派 曾理摄

　　苏伟如是说

　　全球人均两美元 可能不够买棺材板

　　大气的空间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排放的空间和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发达国家要量化减排指标”。对未来的空间，发达国家就不要再占了。

　　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发达国家也说拿出钱资助发展中国家，如欧盟说2012年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根据巴厘行动计划要求，要在2012年前加强公约的实施，2012年以后也要加强公约的实施。

　　发达国家说要表达积极态度，在2012年前拿出1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其实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两美元。在丹麦，两美元还不够买咖啡的。因为咖啡和棺材板的发音在英文中非常相近，也许是我听力不好，我同事说，两美元可能还不够买棺材板呢。

　　大会谈判4焦点

　　《京都议定书》还要不要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本次大会谈判需要解决四大焦点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双轨谈判，发达国家主张单轨制，抛弃《京都议定书》。如果《京都议定书》取消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不会有实质内容。

　　发达国家到底减排多少

　　其次，本次大会要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多少。因为根据《公约》和《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减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

　　“减排帮扶”如何来落实

　　第三，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直到今天发达国家并没有作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本次会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

　　减排是否执行一个标准

　　第四，发达国家提出应讨论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要作出“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简称“三可”标准)。对此，中国明确表示要完全按照“巴厘路线图”执行。因此，发展中国家自觉采取的减排行动，不必接受“三可”标准。

　　日本有条件提指标等于没说

　　苏伟说，日本政府有条件地提出了减排25%的指标，它要求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也提出指标。这样的要求是违法公约的;其次，它要求美国也要承担指标。美国只有在参加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才会承担减排25%的指标，但美国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立场非常明确，日本把不可能的事情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这“减排25% 的指标”什么也不是。

　　苏伟还表示，大气的空间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排放的空间和资源。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发达国家要量化减排指标的原因，这样才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消除贫困提供一定的空间。

　　美国指标远非“显著减排”

　　苏伟说，美国能拿出怎样的方案，对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取得最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昨天的开幕式上，伞形集团说他们带来了显著的目标。传说美国要提出相对于 2005年，2020年减排17%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显然不是“显著地减排”。公约明确要求2020年发达国家要回到1990年的水平，美国从 1990年到2005年排放增长了16%，现在提出的指标与1990年相比，减排目标只多了1%。▲  来源: 广州日报


总结2009年腐败现象：涉案人级别高　渗透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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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 2009-12月10日电／又是一年终了。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腐败与反腐败的无疑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法制日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从今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

　　“2009年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总结道。

　　正如林喆所言，今年，原本一些默默无闻的“官场小人物”开始“活跃”，频频成为腐败大案的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人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以权谋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

　　“腐败落势化”———针对此类案件的频发，林喆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概念。

　　“顾名思义，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这种腐败落势化现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具体表现为，在很多公职人员看来，只要有权就应该去‘用’。”林喆说。

　　在落马官员人数增多以及腐败落势化等新现象出现之时，反腐制度创新也在不断发力。

　　2009年，一张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已经张开；2009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称为是“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继2008年提出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众多反腐文件；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反腐败提出明确要求；9月19日，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公报提出新时期反腐败的6项举措和5 项具体任务；

　　同时，根据部署，今年内，有关部门将争取起草、修订出台16件反腐法规。此外，还将积极做好26件反腐法规的起草修订，择机出台；另有8件法规的研究论证继续稳步推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防治腐败法”和“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而今年制度反腐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罪名。

　　林喆认为：“这项罪名主要是针对和官员有关系的人的贪腐现象而设定的，这是司法实践对于立法促进作用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告诉记者，2009年的反腐工作，从立法层面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在过去反腐的探索基础上更加严密了刑事法网，加强了对贪污犯罪惩处的力度。“同时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刑法只是惩罚腐败犯罪的最后一个手段，真正应当做到的是预防或者遏制这种犯罪。预防这类犯罪，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机制制度，制度上的预防腐败比刑事上的惩罚措施更重要。” ▲


台湾教授上书温家宝：盼保护钓鱼岛归属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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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的手抄文照片。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10日电／“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这是《浮生六记》研究专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鸡毛信”。信中“《中山历记》”指的便是《浮生六记》沉寂百余年的第5记佚文《海国记》。最新发现的版本乃清代著名学者钱泳在西元1840年以前所书写的手抄本，而这亦是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

　　“不过我在给温家宝写信时，并没有多想钓鱼岛。”12月8日，蔡根祥坦承，他只为《浮生六记》文献的珍贵历史价值而上书。

　　三次上书文化部未果

　　事实上，蔡根祥得知钱泳手抄本面世是在一年半前。他的好友、山西平遥县学者彭令是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

　　去年6月，香港《文汇报》连载了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学者。此后，不断有日本、台湾等地学者找到彭令，表达了研读、收藏等意愿。但时至今日，由于文献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尚未有学者能够一睹其真颜。

　　得知这个消息之初，蔡根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用他向媒体介绍的话说，《浮生六记》的第五记真实记载了清代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因此，当去年8月大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确定，并颁发证书后，他随即向文化部发去了推荐《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的函文。

　　蔡根祥从文学、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这本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义。不过，随后大陆文化部经审查，认为“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遂定位第五记，证据不足”。

　　今年9月16日、24日，蔡根祥又两次上书文化部，他说，“详读其文，细端附图，乃得知手抄稿确实为钱泳所写”。在最后一次上书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学者的论断“主观草率、昧于事实、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或许是因为言辞激烈，有大陆网友便收集了蔡根祥这三次函文，取题“台学者炮轰文化部”。

　　“后来还是没有回音，我就想说要透过其他渠道，给总理陈情一下。”蔡根祥介绍道。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力证

　　就在蔡根祥孜孜不倦地为大陆保护《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奔波的过程中，彭令又有了惊人发现：《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他告诉香港媒体，《海国记》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表明，琉球国西部领域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另经考查，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西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之久。

　　“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如果发现的新文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指出。

　　“希望让两岸读者都能看到”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以东，隔冲绳海沟，为日本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县。冲绳县前身即为与中国有500多年称臣纳贡关系的琉球王国。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册封使赴琉球王国，往返都经过钓鱼岛。从那时起，钓鱼岛就载入中国史册，到明嘉靖十三年（西元1534年），琉球国王接受明王朝册封已有11次。

　　我国现有多部历史文献能明确证实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这当中包括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着的《使琉球录》，其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福建福州发航，经台湾基隆，东北行，经钓鱼岛，再抵琉球王国的航程。此外，还有后来其他册封使所着的《重编使琉球录》、《使琉球杂录》等历史铁证。

　　而金灿荣认为，“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蔡根祥表示，彭令现已带着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来到了北京。据他了解，很可能是他给温家宝的书信起到了作用。“我最期盼两点。”他说，“一是让《浮生六记》这份资料能够得到好好保存；二是能让它公开发表，让两岸读者和研究者都能看到、研究、欣赏公开的资料。” ▲


黑帮在中国崛起 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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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9：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近十年来黑帮犯罪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病了。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昨天报道说，1949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报道引述学者观点说，2000年和2006年，中国掀起两轮打黑专项斗争，但却“越打越黑”，主要原因是黑恶势力“保护伞”在不断壮大。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中国打黑除恶注定要打持久战。

　　在第一轮打黑中，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刘涌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刘涌的保护伞包括：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等等。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10多个厅级、副厅级官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 “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长期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认为，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

　　“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说。

　　夏明认为黑恶实力壮大也是官方政策的失误，例如在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

　　报道引述海外政情分析人士说，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来源: 联合早报 ▲


中印谈判期间：解放军已经在藏南部署野战军以震慑印度
http://bbs.huanqiu.com/huanqiujunshi/thread-282411-1-1.html

      2009-12-11 最近，中印边境的局势随着印度一系列单边的军事动作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依据我的研判，这背后有着西方国家战略上牵制中国大的背景。更主要的是因为南海火药味浓郁，为了牵制中国，阻挠中国高层下动武的决心，就有了印度的这些动作，制衡中国也是符合印度利益的。这种声东击西，南调北引的策略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

    中印两国虽然有领土的争端，一方面印度忌惮中国强大的实力，不敢和中国开战；另一方面中国仍是高举“和谐”大旗，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想打仗，收复藏南的时机并不成熟，所以，中印边境暂时不会有战火。

不过，作为军人必须时刻作好保家卫国的准备，才能在战争真正来临之时，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中印边境的军队是否能让人们放心呢？中印之间一旦再度开战，藏南地区很有可能会成为主战场。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这一决定成败和荣辱的地区：

                        第一，首先我们看看印度人都做了些什么？

  1. 印度陆军在藏南大约有21万人，其主力第4军辖着5万大军，在藏南苦心经营了40多年，构筑了大量工事和地下掩体，其部署配置格局据说是“前轻后重”，以阿萨姆邦中部的提斯普尔为核心。该军下辖的第2山地步兵师、第21山地步兵师放在中印不存在争议的阿萨姆邦境内，只有第5山地步兵师靠前放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那加，对中国边防重镇察隅构成了直接威胁。第4军火力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重炮、武装直升机和训练有素的山地兵战士。

  2. 印度的第33军被认为是藏南决战的第二梯队，该军的总部设在西里古里，主力则集结锡金境内，战时极有可能从锡金方向进击中国，与盘踞在中国藏南地区的第4军形成夹击之势。在锡金北部有一块长一公里的高原土带，该地区易守难攻，被印度控制的锡金政府所占据，中印两国均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这块争议领土在某种意义没有被涵盖在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里面。第33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7山地步兵师就驻扎在距中国乃堆拉哨所以南不到100公里处，另外的第20山地步兵师（驻比纳古里）、第27山地步兵师（驻噶伦堡）则作为后应部署在二线。最新资料显示，现在第 27山地步兵师被调防到了北锡金，并加强部署有T-72坦克。据悉，印度道路修筑局不但加宽了前往北锡金的公路，还修建了通往该地区的轨道，加固了沿途桥梁。部分的重型坦克是由路基运输工具送往该地区的，在几天内就可以运抵前线。

  印度还进一步加固了建在锡金和藏南高地及地堡的永久性哨所。此外，印度陆军还提高了对该地区的监视力度。印度在锡金的争议地区至少已经部署了两套远程监视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探测、记录并传输所监测区域内的实时图像。

              第二，我们的军队是否作好了保卫祖国的准备，让人民放心？

   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最近十分引入关注。印度宣布在边界地区增兵以后，中国反应强烈。不过也有评论认为中印双方边境战争后都非常克制，军队调动都属于正常范围。有报道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增兵。自印度增兵六万以后，中国军车源源不断开往有争议的边界邻近地区，以至中印边境近乎封闭。

  美国媒体报道，报道说，中国在军力上优于印度。除了铁路使得中国军事物资容易运达边境外，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机场有长达4500米的跑道，可以起降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空军作战和后援飞机，印度整个北部地区都在该机场半径1000公里范围内，也就是说，完全处于中国空军打击范围以内。

  《华尔街日报》6月24号的署名文章说，看起来中国和印度在肩并肩地和平发展，而实际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在不断增加。近几年来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行动加温，不仅声称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并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撅起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邻近争议地区的印度锡金邦的侵入也随之成倍增加。中国还有系统地沿着有争议的边境发展其基础设施，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修建了公路和铁路，可以运输大量物品和部队。

  《华尔街日报》说，印度也随之于6月8号宣布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增兵，使驻军人数增加到10万人，空军力量也进行增加，有效的加强了和中国接壤的边界军事力量。不过印度的“国防分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彭丘克?斯塔布丹认为，印中边界发生的只是常态问题，并不是双方都在加强紧张局势。

  他说：“印度计划向印中边境调动两万五千人的部队，但这和任何政治形势紧张无关。因为大量的部队之前部署到了喀什米尔，现在部队要返回原来的岗位。这些部队可能在几年前就驻守在那里，他们后来被送到喀什米尔，现在要回到了印中边界。这和两国出现紧张气氛毫无关系。”

这位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指出，中印边界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中国一直占有有利地位，印度的举动是非常有限的。“中方一直以来都处于有利位置，双方的军事平衡对中国有利，中国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印度的反应是非常初步的，是象征性的。”

  军事评论员平可夫说，他今年三月到中印边境以及印度考察，了解到印度和中国都有军方的调动和部署，但都是正常行动，没有所谓可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问题。他认为，媒体对印中边境领土问题有夸大和炒作之嫌，印度在议会选举期间也有反对党用中印边境问题来攻击执政党，夸大边境争议，把问题扩大化，他认为这是选举的一种举动。

   “现在我看不出来在中印在军事上有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性。基本上，双方之间在目前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部队换防活动和空军换防活动都是在正常范围。同时印度和中国这一年来加强了军事上的合作和交流。印度空军参谋长自己还在去年11月份举行的珠海航空展上直接访问了中国。”

平可夫说，中印军队都在加强部队快速反应能力，而印度军队的反应能力好过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军事部署状态，因为那里是高原，而印度东部地区的地形对印度军队相对是有利的。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印就边界问题出现了军事紧张。

  “中印双方在解决领土问题上基本立场和原则是已经确定的，就是尊重现状。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搁置相当一段时间，可能的解决方案不像中俄那样顺畅，可是双方在原则框架问题上是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到目前为止，印度和中国都没有推翻。”

  他说，中印都是在崛起的大国，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抬头，两国政府要想现在就签署边境协议，解决争议意愿很难实现，因为在领土上让步的做法可能无法向自己国家的人民交待。 ▲


印军军演太嚣张：炮火都要打进中国境内了!
http://blog.huanqiu.com/?uid-31360-action-viewspace-itemid-390926

 2009-12-10  美国合众国际社亚洲在线4日载文称，11月27日，印度陆军在锡金邦东北桑古湖(Tsomgo Lake)附近中印边境处举行了一次代号为“火球(Fireball)”的军事演习。演习中，印度陆军展示了包括博伊斯FH-77 型榴弹炮在内的多种适用于边境山地作战的杀手锏武器。而从演习的时间和地点选择来看，印度此次军演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印借军演展示“杀手锏”武器

  文章称，在演习中，印度陆军公开展示了诸如瑞典博福斯公司研制的火炮等常规作战现代武器的能力。事实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博福斯公司购入火炮之后，这些火炮便赋予印度在中印实际控制线的对华优势，还使其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边境冲突期间的火炮对决中取胜。与巴基斯坦军方当时配备的中型火炮相比，印度的博伊斯FH-77 型榴弹炮性能要强出许多，可在12秒之内连发3枚炮弹。在卡吉尔边境冲突之后，这些火炮又在2001年“帕拉克拉姆行动”期间大展拳脚：当时，印度每日对巴发射80至90枚炮弹，不但给巴方阵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还重创了巴方军队的士气。

  文章介绍说，2001年12月31日印度议会大厦遭恐怖分子袭击。由于新德里认为此事由由巴基斯坦一手策划，所以不久后便启动了帕拉克拉姆行动，数千名印度士兵部署到印巴边境沿线。

现在，博伊斯火炮被部署在10000至13000万英尺海拔之间，印度方面希望这种武器可使印军在复杂地形中占据完全优势。有趣的是，这些火炮配备有梅赛德斯奔驰引擎，可短距离内自行移动。这一能力使之可以规避敌军火力攻击。

  文章称，“印度猎豹”直升机也参加了此次“火球”军演，该款直升机为法国国营航宇工业公司Lama SA-315 直升机的印度版。“印度猎豹”直升机是一种轻型高性能直升机，设计可在多种载重以及海拔高度条件下展开行动。它由久经考验的 Artouste-IIIB 引擎提供动力，是由印度在法国特博梅卡(Turbomeca)公司许可下生产的。“印度猎豹”直升机还容入了最新科技，如可在不到1分钟之内启飞的自动起动系统。该直升机机动性强，可执行诸如观测、监视、后勤支援及营救任务。该机可塔乘5人，还可以在极端条件下行动。

                     参加军事演习的印度陆军FH-77型155毫米榴弹炮群
                           演习时间和地点针对中国意图明显

 文章称，印度政府及军队将此演习称为年度演习，这说明其已降低了对演习本身的重视程度，但有关该军演的一份重要分析却突显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举行演习和时间和地点。

  文章指出，在中印边境关系进展不顺、北京政府屡次强硬对印表态的大背景下，新德里政府选择举行演习绝非巧合。而且，中国甚至曾提醒印度，不要忘记1962年两方兵戎相见所引发的后果——中印两国在印度东北边界地区爆发了战争。

 文章指出，如果印度要在亚洲和次大陆展现自身的威力，那么其必定需要对外展示自身的常规力量——核力量处于可行范围之外。二战后，印度对于不结盟和载军运动的支持，不仅是出于一种民族意识，而且也是当时意识形态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后，印度理应从战略角度、在外交政策领域掀起一场范式的转变，而不能只停留在幻想阶段。

                            未来或在距华8公里处展开军演

 文章称，对印度来说，中国强硬的反应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的访华之举都是不太好的预兆。奥巴马在其设想中加大了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份量，而这势必会惊醒那些处于沉睡状态的印度顶级外交官。毫无疑问，到时印度陆军会选择在位于本国锡金内海拔3780米处的桑古湖(Tsomgo Lake)——此湖距离中国国界仅只8公里——举行军事演习。

 文章称，锡金曾多次出现在中印关系的相关历史中。 1975年，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但直到28年后，2003年，中国才承认锡金为印度的一部分。这曾被看作是中印关系走向友好的序曲，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印边境的紧张。

  然而现在中国似乎正作为亚洲的强权对外展现自身的能力。而且，中国今年举行的建国60周年庆典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印度建国的时间也超过了60年。所以，新德里政府也应对外展示自身的威力，并使其他国家相信印度具备应对亚太地区任何极权行动所需的财力。报道警告称，当前，南亚及亚洲国家应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其中印度和中国都必须保证做到这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要卑躬屈膝。而印度举行的“火球”演习恰好向世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


生存力超强 中国地下核反击工程公开引关注
http://mil.huanqiu.com/Exclusive/2009-12/657435.html

 环球时报 2009-12-11 本报特约记者 张家齐 秦 鸥

     日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办的《中国国防报》披露了二炮部队修建地下导弹洞库的情况。紧接着，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特邀前台湾海军中将兰宁利撰写题为《毁灭力量的投射：解放军的二炮远程飞（导）弹》的文章，里面也出现关于二炮地下导弹设施的分析内容。分析人士称，中国媒体敢于公布这些被称为“地下长城”的战略设施，表明中国对其核作战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与勇气。

神秘的“地下长城”

　　《中国国防报》在相关报道中曾写道，“这里只有如白昼一般的灯光和永远只是迷彩一般的颜色。这里就是第二炮兵某工程部队正在施工的某导弹阵地，人们常常称这里为‘地下长城’”。紧接着，该报直接引用外电的报道称，曾有西方专家推算，中国二炮导弹阵地十分坚固，“如果用钻地核弹头对中国的导弹阵地进行攻击的话，将需要数枚几十万吨当量的核弹头连续击中同一点方可击穿，而要将其彻底摧毁，则需要更多的核弹头”等等。

　　一名香港军事专家称，这篇报道出现在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谈判（START-II）未果之际，令外界对中国核力量的现状更加关注。

　　而《亚太防务》杂志的署名文章中，也介绍了中国二炮地下阵地的状况。文章称，中国早期的中程弹道导弹都采用永久式地面阵地部署方式，而第一种洲际导弹 ———东风-5则采用加固的发射井部署。中国在1979年开始部署东风-5型导弹时，其真假发射井共计24个，但这些保护措施在越来越精密的侦察卫星和越来越精确的防区外导弹攻击面前显得不再有效。如果加固发射井不能确保导弹安全，那么将整个发射阵地完全埋入数百米的地下，显然被二炮认为是可行的方案。《亚太防务》杂志称，早在1995年夏，《解放军报》一则不显眼的消息就提到，数万名二炮官兵经过10多年浴血奋战，终于完成某项重大国防工程。2008 年3月2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军事纪实”节目将这一地下核反击工程部分曝光，被外界称为“长城工程”。

　　“深埋部署”两全其美

　　分析人士认为，牢固而隐蔽的“地下长城”是中国保存“二次核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如何确保最低威慑数量的洲际导弹在躲过敌方攻击后仍能成功发射，并成功穿透敌导弹防御体系，将核弹头投掷到选定目标，就成为中国二炮最重要的任务。

　　《亚太防务》称，尽管美国和俄罗斯的陆基洲际导弹更偏爱廉价的公路机动发射方式，导弹平时由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载运实施公路机动，但这类导弹往往自身定位仪器相对简单，发射前准备时间也比较仓促，因此导弹发射后的打击精度明显低于从固定发射阵地发射的导弹，如俄罗斯白杨-M洲际导弹从井下发射时的命中精度约260米，但是在公路机动时则增至450米。而将机动发射的安全性和固定发射的准确性融为一体的“深埋部署”方式，则成为中国二炮部队的选择。据美国“全球安全”网站介绍，所谓“深埋部署”，就是平时为战略核导弹开凿深达数百米的“地下之家”，导弹能在地下完成所有战备活动，战时可依托地下网状走廊，由轨道车或重型拖车运送导弹、设备和人员至固定地点就位发射，而这一切仅从地面上观察无法发现。

　　美国战略专家推测，中国二炮部队最重要的地下导弹阵地可能位于华北某山区，内部隧道总长达5000余公里，战略弹道导弹能在这座“地下迷宫”中机动部署，并从数百座真假混杂的地下发射井群中发射。据西方专家推算，该核反击工程“最外层有1000米深的泥土覆盖，这还不包括任何人工加固层”，“导弹发射时，一般不是在洞内发射的，是要拉出洞口的……，所有发射点都是固定的”。

　中国核武库会被“边缘化”？

　　自从2006年3月两名美国学者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石破天惊地宣称美国已有能力做到“一次性摧毁俄罗斯或中国所有远程核力量”后，关于中国核武库的可靠性就成为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即便到了今年11月，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仍判定中国远远不能确保其“二次核打击”能力的生存，尤其是随着美国（也包括日本）部署功能更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未来中国洲际导弹穿透这面“导弹防御盾牌”的能力将受到削弱。北京将很快面临“要么增强核力量，要么接受核威慑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

　　但俄罗斯“空天防御”网站的评论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核武库规模有限，但由于隐蔽而牢固的“地下长城”存在，即便是美俄也无法保证在首次核打击后就能消灭中国所有战略核力量，正是“地下长城”的存在，才确保了中国整体国家安全。《亚太防务》杂志也认为，基于其“有限+有效”的核战略主张，中国深信在核弹头数量上“只求有，不求多”，这种概念与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囤积数以千计的核弹头迥然不同。该刊判断，中国“最低威慑”核理论极可能是采取“以城市为目标，50颗核弹头为一基数”的策略，而在弹道导弹性能上，则因为不必以敌方导弹发射井等点目标为攻击对象，所以也不必过度追求导弹的命中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