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2050年上海可能被海水侵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7日电／上海是中国地势最“低”的大城市之一，平均海拔只有3~5米，每年冬春之交，都要忍受咸潮入侵的困扰。上海也是平均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每天消耗巨大的能量。一年前，这座城市成为住建部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低碳城市试点，开始低碳之路。

　　广州日报报道，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陆健健参与完成的中美湿地专家的湿地碳汇报告将出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他向该报披露了报告中的研究发现：占陆地面积6.4%、全球面积2%的自然湿地，与占全球面积七成的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基本相同。

　　这个发现不能让我们“松口气”，因为即便是拥有中国最富饶河口湿地资源的上海，由于调水、污染等上游影响以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暴露出种种脆弱性，大量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湿地的“碳汇”功能“失效”，目前至少三分之一的碳排放无法被吸收。

　　现象：海平面上升　咸潮频袭上海

　　11月中旬以来，咸潮频频侵袭长江口。“用水高峰时段，我们小区四楼以上居民家水龙头里放不出水”，家住虹口区巴林路的王成，近日不得不打电话叫桶装水应急。“这次是入冬以来的第四次咸潮了。”

　　在今年11月发布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报告指出，近30 年来，上海沿海海平面上升了115毫米，高于全国沿海平均的90毫米。综合国内外各方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相对海平面将比2010年上升12厘米，到2050年上升25厘米。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吴华林博士认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从理论上说，如果不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到2050 年，上海存在被海水侵入的可能。”

　　海平面上升引起海水倒灌，咸潮入侵的频率在过去几年呈明显的增加趋势，对上海饮水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上海海岸区域将遭受洪水泛滥、湿地丧失、海水侵入淡水水源地等事件。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徐明说：“长江下游变湿，温度升高，上海将变得更加脆弱。”

     旧物种消亡　刀鱼成天价鱼

　　盐水入侵还会造成生物环境的改变，降低生物多样性。

　　今年春天，被誉为长江珍稀水产之一的刀鱼，由于产量大不如前，条重150克以上的大刀鱼，在饭店每500克攀升至3000元，天价令上海市民易力无奈放弃从小就爱吃的“刀鱼面”。

　　长江口的生态危机不仅是量的减少。据陆健健1985年观测，吴淞口每平方米的颤蚓类达千条甚至万条；西区排污口潮间带的优势物种是霍甫水丝蚓、苏式尾鳃蚓以及有机污染的指示生物光滑狭口螺，除此外其他生物不能生存。

　　20年后，他再次率领课题组对长江口海陆交互作用的生态环境调查，观测了120多个物种。虽然从总数上与20年前相差无几，但是，上世纪80 年代的30多个新物种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34个耐咸、耐污的物种新记录。“咸水倒灌、水质下降从生物学上得到证实”， 陆健健说。

　　出路：上海探索低碳之路、世博会成低碳典范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曾对上海滨岸土地作过详细调查：除农业与旅游外，对滩涂最大的入侵是现代工业。上海滨岸带共集中了包括宝山工业区、吴淞工业区、高桥工业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山卫工业区等13个工业区。而1999年投入使用的浦东国际机场，就一次性围垦了8.6平方公里的滩涂湿地。

　　碳吸收“亏空”三分之一

　　“长江口湿地有30万公顷”，陆健健告诉记者，“如果湿地资源处于健康状态，完全可以吸收上海的工业排放，达到碳平衡”，陆健健说，但现在，上海的潮间带高滩湿地只有10余平方公里。目前上海地区碳吸收约“亏空”三分之一。这就要求上海加强保护自然湿地，增加湿地面积，同时积极采取措施节能减排。

　　这座未来可能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已经开始低碳努力。从2000年开始，上海推出世博环境保护新政，如90号柴油退出上海市场等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明年举办的世博会，成为上海市政府宣传低碳的一个窗口：世博展馆都是低碳模式的典范，主题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光伏建筑，中国馆能耗比传统模式降低25%以上。上海世博会向全世界发出了“绿色出行看世博”的倡议：国内、外长途参观者，若要乘坐飞机，建议直接或间接购买碳信用额度，抵消因飞行所产生的碳排放；长三角周边的中短途参观者，建议优先选择火车、轮船和长途客车；若周边地区参观者需要自驾车出行，建议采用停车换乘方式……总之，尽量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

　　二氧化碳排放没增加

　　政府的努力似乎初见成效，崇西湿地科学实验站碳通量监测设备数据显示，3年来大气二氧化碳的排放没有增加，陆健健分析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也不排除可能是二氧化碳扩散速度过快，大气中常规的碳容量没有显示增加，“总之，低碳之路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未任军职之谜
http://topyl.com/bbs/thread-640554-1-1.html

早前的中国十七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引来诸多猜测。最新一期香港镜报月刊载文，揭开谜底，是习近平主动请求不进。

镜报月刊第十二期载文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筹备中，确有研拟中共中央军委选举安排，准备提请习近平出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依胡锦涛接班模式递进。但那次全会结束，结果出人意外，引来很多猜测。

这篇题为《习近平未任军职之谜》的文章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给中共中央全会和胡锦涛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他本人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许多情况还较为陌生，做好分工内的工作需要花很大精力，自己尚不具备承担新工作的能力和条件。

信中也强调，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六年，军队建设各项工作都在积极有效开展，创造了中共党在新老交替中，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经验新方式，在军队树立起很高的工作权威。这样一个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在保持一段较长时间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高，不宜对军队工作业巳形成的分工格局轻易变动。

信中还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和研究加强中国党的建设问题非常重要，会上再提人事议题，会分散大家精力，影响会议质量。

习近平事前也将自己这些想法，向中国党内老人征求意见，获得支持，他们也向胡锦涛建议支持习近平的想法。而胡锦涛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将习近平的请求提交讨论，胡锦涛本人表示同意，而吴邦国、温家宝等也赞同。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四中全会没有安排相关议程。

据称，习近平的想法之外，还有一重困扰，即中共十八大前的人事安排，出现请托潮，包括军内一些老人，为自己的亲属、亲信，令习近平不胜其扰，为保政治形象，习近平主动提出不进。 ▲


彭德怀7次请求脱离军职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91207/15725538.html

2009-12-07 人民网

   第一次

 1952年7月周恩来提议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兼代总参谋长以后，彭德怀专门去向毛泽东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想担任王震那个角色，去搞农垦事业。说总参谋长可以让高岗来当，列举了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没有缺点吗？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并认为他同军队有着较多的联系，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交谈的结果，彭德怀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曾经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兼代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任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3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来专管，确已成急需。周恩来提议由彭德怀接管军委日常工作，并经毛泽东同意，历史证明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第二次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于1953年9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为解决解放军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问题，提议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彭德怀即着手准备会议上的报告稿。11月下旬，毛泽东主持讨论这个报告稿，高岗（此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说报告稿没有思想性。彭德怀建议以高岗为主负责修改，想趁此机会把军委日常工作推给高岗，并由他在会上作报告。但毛泽东一再说，还是以彭为主吧!这样，仍是以彭德怀为主修改，并由他在会上作报告。此时已接近揭露高岗反党活动前夕，唯彭德怀毫不知情。

    第三次

    195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党中央会议，商讨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宪法草案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及人事安排。彭德怀提出不当国防部长，并建议由林彪担任，但未获同意。

    第四次

    1956 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0月11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主要讨论军队继续裁减和增补军委委员名单。会上彭德怀说：“我只搞国防部对外，不搞军委主持人好不好？请另一人来主持军委。或者我只搞军委，不搞国防部。”参加会议的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陈赓、谭政、宋任穷等都不表态。彭德怀这次半脱身的努力，或许又到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但没有结果。

    第五次

 1958 年2月25日，彭德怀传达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指示：全军员额减至200万人，军费每年50多亿元减至35亿元，保留30个师，每师2万人，其余改为架子师，全国搞几千万民兵，造成民兵海洋，考虑恢复志愿兵制等。或许是趁毛泽东对军事工作有新思路之际，彭德怀同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说，现在备案，以后不准再提。

    第六次

    1959年3月25日至 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人事安排；决定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接任；为八届七中全会做会议准备。彭德怀又趁机提出，不再担任下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想去搞农业工作。毛泽东有些误解了，说： “让你当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德怀只好不再多说。

    第七次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于7月31日、8月1日批判彭德怀。彭德怀在8月1日会上说，管军队要党性纯的人，军委应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去，提议另一个人去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说： “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10天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讲： “彭德怀与黄克诚工作改换问题要讨论。”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上，即明确写了把彭德怀和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据《老年生活报》）(来源:《天津日报》) ▲


日本媒体称韩国将与中日协商建海底隧道
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91207/15724862.html

2009-12-07 汉网-长江日报 “通过海底隧道的高速铁路，从韩国首都首尔出发，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中国，4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听起来很新奇，但在韩国，这一构想并非痴人说梦，而且正在受到国家的鼓舞，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主持下，讨论级别由地方政府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显而易见，韩国对待这一构想越来越认真。除了中国，韩国还想用海底隧道将日本也连接起来。有韩国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这一构想成为现实，韩国不仅可以从岛国变身为陆地国家，还能在“东亚共同体”中充当枢纽角色。不过，有中国海底隧道专家向记者表示，修建耗资巨大的海底隧道从经济上来说对中国并不划算，中方投资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也有中国专家对此构想积极回应。

    收回投资可能要近百年

 对于中日韩海底隧道的构想，共同社2日报道说，韩国将和日中两国政府就此事进行协商，为了进一步扩大东北亚地区合作，韩国将海底隧道构想提高到了政府级别。

 事实上，韩中海底隧道构想的基本框架在韩国已经进行了多次讨论。今年10月8日在首尔举行的“中韩海底隧道国际研讨会”上，韩国京畿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赵应来提出了隧道的4个可行性线路：一是从韩国仁川到中国威海市(341公里)，二是从韩国华城到威海(373公里)，三是从韩国平泽到威海(386公里)，四是从朝鲜瓮津到威海(221公里)。据推算，各线路的工程费用在4296亿元人民币到7302亿人民币之间。

    京畿道政府曾推算，韩中海底隧道项目能够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京畿道分析称，考虑到一般海底隧道的“寿命”超过100年，韩中海底隧道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日韩海底隧道讨论了70年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就提出了“大东亚纵贯铁路构想”，希望通过海底隧道给“大日本帝国经济圈地域”增加物资运送渠道，并且为此开展过调查活动。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这个构想也就搁浅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构想再次浮出水面。2008年，日本九州地区出身的国会议员组成“推进日韩海底隧道建设超党派议员联盟”。▲  (据环球时报)


韩国研究建设日韩与中韩两条海底隧道
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91202/15720712.html

      中新网12月2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韩国总统李明博2日召开地区发展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至2020年的国土开发基本构想。其中包括将建设日韩、中韩两条海底隧道列为长期研究课题，展开“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可行性研究”。

     构想中的韩日隧道将连接韩国南部和日本九州，中韩隧道将连接朝鲜半岛中西部和中国山东半岛。有关日韩海底隧道的讨论此前主要在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为了进一步扩大东北亚地区合作，韩国此次将其提高到了政府级别。

      不过韩国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最初的构想出现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且建设耗资估计将高达人民币5900亿元，但实现前景并不明朗。

 韩国政府表示，两条隧道还着眼于未来的南北统一，目的在于构筑跨越国境的物流网络。通过打通南北铁路，开行连接朝鲜半岛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将有望打造出一条从日本、中国直至欧洲的“铁路丝绸之路”。 ▲


喜马拉雅冰川溶化将打击中印经济发展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12/653143.html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环球网  2009-12-07  环球网实习记者关翔报道，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报道，亚洲大陆10多亿人的用水都依赖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融水，但多名专家警告，那里的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将使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干旱威胁。

　喜马拉雅山冰川是亚洲九大河的水源，其融水流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为下游人口提供用水。但在过去的30年中，喜马拉雅山区的气温每十年上升0.15-0.6摄氏度，大大加速了冰川的消融。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的多项研究显示，冰川正在迅速融化，将在短期内造成水灾。长期来看，冰川继续退缩将导致河流水量逐渐减少，并将严重影响我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世界自然基金会护生运动主管普拉申星说：“科学家预测，由于气候变化，大多数冰川将在40年内消失。” 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也已警告，喜马拉雅山冰川将在2035年之前完全消失。

　　在尼泊尔和不丹，冰川溶化已经形成了许多湖泊，它们可能溃决并冲毁下游的山村。尼泊尔登山专家兼谢尔帕族环保分子达瓦□史蒂文表示，2007年，他在珠穆朗玛峰营地差点被昆布冰川的冰崩掩埋，从此便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他透露：“每次爬山遇到的谢尔帕族老人，他们总是对我说现在是山上最温暖的一年。”

　　有关专家表示，干旱带来的水荒将打击世界两大人口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 ▲


喜马拉雅冰川加速融化 印度恒河20年后可能干枯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12/652045.html

“海水来袭，当时的海浪高度3.5米，简直要把岛上一切吞噬！”在印度加尔各答150公里的苏得班斯小岛上生活了40多年的居民库玛提起今年6月 23日发生的海水袭击事件仍然心有余悸。美丽的恒河三角洲，承担了喜马拉雅山92%的融化雪水。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印度恒河三角洲以及南部的洪水爆发频率正从10年一次加快到一年几次，不可预期的洪水和海啸正频频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涂炭生灵。

空中电线挂着洪灾“遗物”

　　恒河三角洲是世界最大的三角洲，它宽320公里，开始点距海有500公里，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珠江三角洲，其人口也是珠江三角洲的3倍，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贯穿三角洲的恒河是印度生命之河，不可预期的洪水和海啸正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喜马拉雅9成雪水流到恒河三角洲

　　11月23日，本报记者飞抵印度东北部最大城市加尔各答，这是恒河流域的最后出海口，也是全球海拔最低的城市之一。它和邻国孟加拉国在内的恒河三角洲，承担了喜马拉雅山92%融化雪水的排洪任务，因而该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温室效应影响的地区之一。

　　记者来到距离加尔各答150公里的一座海边小岛苏得班斯(SUNDERBANS)，在岛上生活了40多年的居民库玛说：“今年6月23日，该岛遭受了近几年最大一次海水来袭，当时的海浪高度3.5米(记者注：当地海拔约10米)，简直要把岛上一切吞噬，令人害怕”。

　　听当地人说，这里原本是绿树葱茏的小岛，可是记者看到的现象却是：树木枯死、遍地淤泥、垮掉的房屋。不少树木除了顶端还是绿色之外，其余全部枯黄，显示出当时水位的高度。抬头一看，四五米高的电线上还挂着洪水漫过后留下的衣服和项链等物品。

　　这座海岛原本有140个村庄，其中50个村庄被该次洪水完全毁掉，160人因此丧生，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60多岁村民苏比一脸茫然：“政府拨给每户遇难家庭10万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5万)，但这些根本不够重建新家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下一次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也不知道我该搬到哪里去住？”

　　“我最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70岁印度老妇人瑞麻德的愿望，但是当喜马拉雅山冰川加速融化，这片富饶美丽的恒河三角洲还能给瑞麻德一个承诺吗？20年后，当恒河源头的大冰川全部融化，这条古老文明的“永恒之河”还会恒久吗？

“洪水冲走了我的全部家当，只留给我这张床”

　　除了恒河三角洲地带，印度南部地区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11月21日，记者来到印度洪水灾区之一的安努布尔(Alambur)，这里距离南部城市海德拉巴约210公里。当地人可哈加对记者说：“今年10月2日~6日，这里发生了近百年来的最大一次洪水，洪水漫出地面4~10米，冲垮很多村庄和道路，当地有超过600人在洪水中丧生。”

　　在当地一个名为Bichupally的村庄，村民看到记者到来，他们全都跑了出来，争相拉着记者衣服去看他们被洪水吞噬的屋子，他们的眼神茫然而急切。

　　桌上、床上以及地上……每间屋子都是淤泥遍地。虽然洪水已经离去一个多月，但这里到处是洪水漫过之后的痕迹，每间房屋里都是30厘米厚的淤泥。一位老妇人拉着记者走入她的房屋，脚刚踏入，就一脚踩入淤泥中，没及脚踝，散发出腐败气味。

　　60岁老头阿姆亚给记者看了他的全部家当：一张光秃秃的铁丝床。他说：“洪水冲走了我的全部家当，只留给我这张床”，他每晚睡在屋外的铁丝床上，以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为被子熬过长夜。

　　珠峰上的苍蝇—不祥之兆

　　印度气象组织的报告承认，已经看到印度气候变异的趋势，一方面，在过去百年间(1901~2000)，印度的地表空气温度已上升了0.4℃。另一方面，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加快融化，有好几个曾经静止不动的大冰川目前在移动。

　　这将导致印度面临着很大的气候差异，比如雨季到来时洪水泛滥，干旱季节却又滴雨不下。印度预测了未来90年(到2100年)的气候变化趋势，一是降雨量持续增加，在印度那些气候差异大的地区，降雨量将增加15%~40%；二是印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将上升更快；三是在冬天和雨季后，气温上升更快；四是 2100年的印度气温将比现在增加3~6℃。

　　印度气候专家可卡普说，对于越来越频繁的洪水灾害，印度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方法来治理，现实十分严峻。归根结底在于全球如何遏制越来越热的天气。

　　恒河列入世界十大濒危河

　　今年年初，尼泊尔登山队员在珠穆朗玛峰5000多米处，发现了黑色苍蝇，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那时候昆虫不可能在5360米的高处存活。登山队员还看到，在喜马拉雅山的川壁和斜坡上，能看到一条清晰的雪线，黑石头褪去白色后暴露在阳光下，这意味着数米厚的冰层仅仅在几十年内就融化了。

　　而作为恒河三角洲源头的甘戈特里冰川，印度苦行僧们描绘出这样的景象：曾经堆满山顶的积雪消失了，只留下光秃的山顶，积雪只有罕有的寒冷夜晚之后才能勉强停留几小时。天空中飞着鸽子和乌鸦，10年前这种海拔听到它们的声音是不可能的。

　冰川消融速度加快一倍

　　根据科学家的调查，这座冰川正在以每年后退10到15米的速度消融，比20年前快了一倍。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已经把恒河列为世界十大濒危河流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气象报告，如果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恒河源头的冰川将彻底消失。

　　冰川加快融化后的影响巨大。包括长江、恒河在内的亚洲七大河流的水源都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如果该地区冰川加速融化的话，首先会使各大河流的水量暴涨，造成严重的大面积洪水泛滥问题。

　　其次，它会影响到全球40%人口用水的问题，几十年后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专家们预料这些冰川最快在2035年完全消失，各大河流的水位将会降低，哺育印度北部数以亿计人口的恒河流域河床将变得干枯。

　　印度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也就是11亿多国民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印度有近1亿人没有用上电，而每个美国家庭有三辆汽车，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履行减排义务，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仍然坚持不签署任何法律约束的新减排协议。因为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印度的首要事情，每位印度人民都享有使用全球资源的平等权利。

　　——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

　　印度环境部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发达国家应担负减排“历史责任”

　　继中国之后，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12月3日首次宣布减排目标：将于2020年实现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减少20~25%。日前，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在新德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经济社会发展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印度愿意承担自己应承担的减排义务，但印度不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在即，中国在一周前宣布了明确且较高的减排目标，这对全球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印度形成压力，印度的减排立场开始由强硬转向灵活。

　　记者：请你谈谈印度在即将进行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谈判大会上的立场。

　　拉梅什：哥本哈根大会重要的不是进行一个新的继续的谈判，而是应该加强过去协议的执行，也不能脱离《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另起炉灶。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直到今天，发达国家仍具有较高的人均排放和全球份额，比如美国的人均排放和全球份额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应该担负起“历史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记者：印度会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宣布减排的数字或承诺吗？

　　拉梅什：印度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也就是11亿多国民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印度有近1亿人没有用上电，而每个美国家庭有三辆汽车，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履行减排义务，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印度人均排放不会超过发达国家，印度确定减排目标是我们主动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我们可能不会签署任何法律约束的新的减排协议。因为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印度的首要事情，每位印度人民都享有使用全球资源的平等权利。

　　记者：印度这几年的GDP都保持在8%以上增速，同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快速上涨，一些西方媒体称印度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采取了不合作的强硬态度，印度怎样促进全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谈判进程？

　　拉梅什：指责印度碳排放量很高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印度是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涨很快的国家，但我们的碳排放水平相对较低，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70个国家的评估，印度的人均排放量居第63位，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居第48位。经济发展是印度现实中的最重要事情，印度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


我国“未富先老”养老问题困扰数千万家庭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12/652527.html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12-07：编者按 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更何况，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80”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


　　本报一直关注养老话题。此次报道从个案着手深入调查，试图展现当下养老问题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人们的苦乐和无奈，以期引起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共同寻求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


　　群山环绕，绿树风吟，在北京北郊一幢幢度假村式的尖顶木头小屋里，住着一群老人。


　　老人们并不习惯欣赏美景。一个老太太在睡觉，蜷缩的身躯像个五六岁的孩子，在薄被下微微起伏，插着鼻管张大口呼吸。床头红色的“天线宝宝”玩偶，是孙辈带来的礼物。


　　一个老头整个早上专注于电视，画面上大片雪花，偶尔能看见人影。另一老头浑然不觉地敞开门，光身坐在特制的坐便器上，木然望着窗外。

　　这所取名“凤凰”的临终关爱护理院收治的，大多是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老人。据民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49亿，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

　　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在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把失能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谁陪你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

　　尽管大家回避“临终”这个字眼，称其为“凤凰”或者“护理院”，但事实是，送到这里的老人大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家属们选择这里，因为“和大部分我们考察过的养老院比，这里专业、干净，风景也美”。但是老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是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住在“凤凰”的老工程师范荫桥思路清晰、乐观豁达：“我老了，腿出了点问题，暂时在这里养病。再过半个月，我就要回家了。”他比画着，详细描述了家庭的地址、物品的排列。家，好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对客人说，“你记好我家的电话号码，过段时间我就回家了。”

　　老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护理院并非人生终点。不过，护士私下表示，按老爷子的状态，不要说半个月，可能以后都回不了家。为了让老爷子情绪稳定，儿女们编织了善意的谎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单纯从护理角度来说，机构护理是优化选择。


　　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56%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有42.45%的人是因为“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15.49%的人是“家人太忙没有时间”。

　　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这意味着，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

　　“一开始老人们都不习惯，就像幼儿园孩子入托一样。”“凤凰”的院长田忠范说，刚来的老人们都“闹得厉害”。

　　住在南向单间的宓延敏老太太嗓门儿很大，整个早上不停地唤护工，“来人，我疼，我疼。”护工来了，她却要求帮她拿出手机打电话。

　　“这是一个患有脑萎缩和重度骨关节病的老人。”田忠范介绍说，她儿女都很孝顺，但年纪都超过50岁了，没有办法在家护理。家属给老人配备了所有药物、零食，一切都准备得很周到。

　　不过，对有点糊涂的宓老太太来说，这些不够。她最重要的事就是打电话。电话还没通，她就嚷嚷，“萍儿啊，是萍儿吗？你快来看看我，快过来。”

　　空喊了几次，电话接通。一个女声问：“怎么了妈，出什么事儿了？”

　　除了“你来，你来”，宓老太始终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僵持了2分钟，她挂掉女儿的电话，换了一个号码：“小儿子好，他疼我。”

　　“嘟……”在安静的房间里，宓老太拨了三次电话，直到再一次听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她终于安静下来，崭新的手机滑落到护工手里。

　　护士说，其实前一天老人的儿子才来过，在这里陪了她三四个小时才走。“时间长了，她就能适应了。”

家庭不能承受的养老之重

　　如果让家庭承担这些老人，处境也许更为艰难。

　　住在另一家养老院的霍伟，曾经也是一样恋家。他去世前的周末，霍淑荣曾和姐姐合力将父亲带回家泡澡。老人像孩子一样请求说，“我在家，不走，行吗？”

　　“谁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呢。”霍淑荣说，如果老人生活能自理，一定在家养老。让父亲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

　　几年前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身边离不开人。哪怕儿女轮流，放弃手头所有工作在家照顾也很难：有时候家人出去买饭离开一会儿，回来就出问题。在家摔了好几回之后，五个儿女合计着，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

　　于是，那个周末，家人眼见着老人想回家，只能决定先让老人在养老院住着，每周都接回家洗澡，让他高兴。

　　在笃信“养儿防老”的环境里，一些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有人说，每个月花几千元钱在养老院，还不如请一个保姆，让老人留在家里。可是，像霍伟这样的情况，或者一些有精神疾病的老人，请保姆帮忙照顾也不现实。

　　一位罹患精神疾病老人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苦处：“如今请保姆很难。保姆一看老人吃精神方面的药物就不敢来。而且能来的保姆又不一定专业负责，老人吃的药和吃饭一样重要，是一顿都不能落，时间和计量都要很严格。随便找一个怎么放心？”

　　“退一步说，如果请到保姆，老人和保姆很容易处不来。保姆一辞职，我就要放下所有事情，再找新保姆。三天两头这么折腾，怎么工作？”

　　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属还有说不出的苦楚。从外表上看，一些老人逻辑清楚，但实际上却已经糊涂了。有亲属来看望，例行问道：“中午吃了什么？”有的老人明明刚吃完饭，却说：“他们不给我吃饭。”

　　家庭护理失能老人往往夹杂着辛苦、繁琐、误会。那位女士表示，她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差点把自己也弄得精神崩溃。

　　养老院可能是接收失能老人最合适的地方。可是，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有的地方条件很好，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现实问题：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

　　霍淑荣说，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条件不错、价格合适，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刚开始她还挺高兴：“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和家里差不多。”

　　去得多了，霍淑荣发现，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除硬件设施外，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

　　她发现，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不怨他们，在护理院干活钱少，事情又多，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

　　不过，父亲总是抱怨护工：“她老抽我”、“一尿床她们就打我。”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再说了，即使在家照顾，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过，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放心的”男护工，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

　　在家洗完澡没几天，在入住养老院24天，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逝者已矣，更让她担忧的是未来：“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

护理院进退两难

　　霍淑荣只盼着，将来国家要是能出一项政策，把所有护工都培训、分级上岗，她就安心许多。

　　事实上，对护理院来说，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凤凰”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照片上是大半年前，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站在皑皑白雪中。她们在“凤凰”待得最短的，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

　　由于“凤凰”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的，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袁延京说，“凤凰”是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现在的护工都来自甘肃、湖南、四川的农村。

　　问题是，人是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田忠范说，做临终关怀的护工，心要至善，其他技术可以培训，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没有耐心，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凤凰”还曾解雇过一个人：护工给老人洗脚，就洗脚面，结果搞得老人脚趾之间臭气熏天。

　　另一个问题是，人来了，能留住吗？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在“凤凰”一年，都没进过北京城里，而护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说个话儿都难，寂寞也能寂寞死。更重要的，在这里挣钱也不多，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什么苦都可以吃的，多脏也受得了，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代。”

　　据了解，一个护工在“凤凰”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就是这点工资，在记者采访时，还出现了拖欠。因为“凤凰”面临财务危机。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上 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为了节省成本，“凤凰”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可是，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老人都怕吃饭了，真的说不过去。”连田忠范也看不过眼去。家属和袁延京对峙。袁发狠说：“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对家属而言，“凤凰”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最终的结果是，6个老人迁出。“凤凰”的伙食也改善了。

　　这对本就艰难的“凤凰”是个不小的打击。据了解，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在2020年之前，北京市要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每年增加1.5万张床位的同时，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和“凤凰”的命悬一线不同，松堂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进佳境：拥有良好的声誉、广泛的关系和可持续的收入。副院长朱林告诉记者，松堂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在临终关怀，甚至是在养老方面上的抉择转变。“很幸运它能坚持到现在。”朱林说。

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

　　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在头几年，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的需要，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临终医院，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弃。

　　松堂的第一位“客户”是李伟的邻居。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四个月后，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之后，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如今，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

　　“当然，整个发展的过程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朱林说，从松堂创办到现在，前后已经搬过七次家，最艰难的一次是刚搬到一半，社区的群众不让进驻了。几百人堵着门、路，要求晦气的“死人医院”迁走。“一个小伙子喊，‘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松堂没有办法，只能再寻地方。人们的不理解可见一斑。”

　　现在，松堂在北京市朝阳区拥有自己的院子，中式的楼房古色古香。记者采访时，松堂正在东扩新的房间。旧有的太过拥挤，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老人。“新旧房间加起来，最多可以接纳500多人，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也有山西、广东的，还有外国的慕名而来，主要是华裔。”朱林说。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养老院。看不到两个老人下棋的安静，或者一个老人读报的安详。记者所见是，20多个老人在看着一台电视。他们都坐在轮椅上，有的还被束缚带固定着，眼里并没有和节目交流的样子，也没有和旁人交流的迹象。坐在角落的一个老人突然大叫起来：“你们查过了吗？我得了什么病？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没有人理她。另外一拨则试图合唱一首歌，但是每个人发出的音都不一样。

　　“在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超过81岁。”朱林说。

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在医院的墙壁上有一些大幅照片，多是明星、官员等社会名流来访的留影。北京众多高校学生还经常来做志愿者，帮助医院照顾老人们。每一个房间还都贴着“××爱心小屋”的图片。有人认为，松堂的顽强不倒，跟李伟当初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和不放弃的信念相关，也跟他社会经营能力关系极大。他不仅拿出全部家当来“赌”明天，还成功地使松堂几乎成为临终关怀和养老的代名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显然无法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正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

　　按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说，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其中，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不久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他表示，由于缺乏社会护理，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所以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

　　事实上，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早在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

　　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她的《死亡与临终》中说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松堂，类似松堂的组织，干的正是这个。

专业人才缺失困扰养老行业

　　先行者的优势是较早摸索到行业规律性的东西。朱林说，养老的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使它变得更为急迫，“四二一”的家庭构成注定了家庭难以承受养老之重。然而，中国社会对社会化养老准备尚不足，这个行业有很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楚。“比如如何照顾老人，让他们能够接受进而享受在养老院、临终医院的日子，这是很难的。”

　　进松堂的老人中，起初不少是非常抵触的。“就像你刚才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个老奶奶那样，不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往往会有被抛弃感，有的还变得很有攻击性。”有个志愿者曾经靠近一个爷爷，想和他说说话，结果那个爷爷拿起手边刚沏好的热茶泼在小伙子身上。“老人和一般的成年人不同。”朱林说，现在最急缺的是研究老人心理学的人才。“有研究青少年心理的，有研究婚恋心理的，但研究老人心理学、分析他们精神需要的很少，这方面的实用人才就更少了。”松堂最缺的是心理医生。

　　不过，李伟对老人心理的观察力是较强的。他在《每天拥抱死亡》中记述了多个老人的故事，其中展现了他和老人交流沟通的才能。这也被认为是松堂成功的要诀之一。目前，松堂基本上认定，老人入住后的15天内是非常关键的。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对家属，15天都是个坎儿。老人入院和孩子入托一样，家属天天来看，未必就好。

　　另外，朱林说，不管养老也好，临终关怀也好，护理队伍是极为关键的。和“凤凰”的田院长强调护理人员要有善心不同，朱林强调，护理人员还要有感情的免疫力。要有善心，是因为这份工作非常辛苦；要有感情的免疫力，是因为经常要直面生老病死。人间的悲喜剧不停上演，如果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这份工作是做不长的。“曾经有一个护工，和老人朝夕相处，感情很深，老人走了，悲伤得不行，这就不适合了。既要有情，又不能那么有情，其中的关系确实很考验人。”正是如此，护理人员的流动性是最强的。这和“凤凰”的情形是一样的。

　　再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如何有体系地保障老人的权益，或者说在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和威胁时得到规则的支持，而不仅仅依靠管理者和护理者的良心，尚难有答案。记者看到，不管在“凤凰”，还是在松堂，家属和管理者在收费和服务质量上的博弈，是目前唯一的平衡办法。朱林对此也表示担忧，“规范其实对双方都是保护。”

　　问及个人的选择，上有八十老母的朱林说，他们兄弟姊妹四个在家里供养老人。“你是否愿意老人住养老院或者临终关怀医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尊重老人的意愿，让他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家庭无法承受，救助也无意义的情况下，我也会把老人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