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历史惊人地相似 美国正在步前苏联后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407

      2009-12-3：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奥巴马向阿富汗增兵3万的决定，再次让人联想起20多年前前苏联政府在阿富汗的悲惨遭遇。美苏两大帝国在阿富汗的遭遇也呈现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以下是两场战争的七大相似点。不知道这仅仅是巧合，还是必然？10年的阿富汗战争拖垮了前苏联，美国的命运又如何？

　　相似点一　初期均轻松取胜

　　美苏都曾在战争之初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抵抗势力随后都卷土重来，战争相持了至少10年时间。

　　美军在2001年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仅用2个月的时间，塔利班政权就迅速倒台。然而，自2007年前后，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尽管目前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只有8年，但从奥巴马的最新讲话看，美军在2011年前不会撤军，这意味着占领时间至少有10年。

　　前苏联在1979年12月27日入侵阿富汗时，开始阶段也取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仅用700名特别部队就推翻了喀布尔的阿明政权。但前苏联很快发现自己陷入游击战的漩涡，直到1989年2月，苏军也没能完全占领阿富汗。

　　相似点二　10万大军无作为

　　美苏都曾有超过10万的大军被拖在阿富汗战场。

　　从1980年初开始，前苏联不断向阿富汗增兵，截至1985年，前苏联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最多时达到11万多人。而按照奥巴马的新计划，明年夏季驻阿美军士兵人数将达到大约10万人，加上盟友驻军，驻军人数也将超过11万人。

　　相似点三　后勤补给屡遭袭

　　美苏军队补给线都曾遭到攻击，后勤保障成为难题。

　　苏军后勤主要靠陆路运输。游击队的通道战规模很大，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大大小小的伏击苏军后勤车队的戏码。如今，塔利班也学习了当年阿游击队的战法，多次袭扰美军和驻阿联军的后勤补给车队。不过美军的情况比当年苏军要好，美军的补给还可以依靠其在中亚的军事基地空运解决。

　　相似点四　增兵只为早脱身

　　美苏新上任的领导人都试图以增加兵力的方式尽早结束战争。

　　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做出了反恐战争重心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的重大决策。他在全面权衡了3个月后，终于决定继续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奥巴马同时也指出，增兵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并承诺18个月后开始撤军。

　　这一幕又和当年惊人地相似。1985年，新上任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阿富汗战局也感到不满。他要求在一年内必须解决问题。因此，前苏联也开始向阿富汗大幅增兵，总兵力接近11万人，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作战能力更强的特种部队，但这依然没有挽回前苏联在阿富汗的败局。

　　相似点五　只能控制大城市

　　美苏都只能控制少数大城市，无法控制阿富汗的广大农村。

　　美驻阿军队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今年9月底宣布，放弃对人烟稀少地区的控制，集中兵力防御人口密集地区。奥巴马最新增派的3万美军主要部署在塔利班势力雄厚的阿富汗东部和南部地区，但其主要任务也是控制当地人口密集的重要城镇，对广大农村地区却无力顾及，而农村正是塔利班等反美武装最活跃的地方和根据地。

　　当年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战场上，同样是仅能控制20%的阿富汗国土，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和首都喀布尔，而当时至少有80%的阿富汗国土处于40万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相似点六　扶植政权不如意

　　美苏都扶植了阿富汗新政权，但都里外不讨好。

　　美军在发动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后2个月，就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卡尔扎伊被任命担任临时政府主席。2004年底，卡尔扎伊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总统，2009年他又蝉联总统。不过美国政府逐渐表露出对卡尔扎伊的不满，认为他在制止腐败和打击塔利班等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

　　前苏联在占领喀布尔不久后即任命阿明政权的前副总理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新政权的总统兼任总理。当时，前苏联顾问充斥着阿富汗的军政部门，阿富汗本土官员成了摆设，其后的纳吉布拉政权也是如此，这使得其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相似点七　寄望于政治和谈

　　美苏都曾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试图以政治谈判的手段解决问题。

　　奥巴马并没有放弃政治手段。美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场合暗示“招安”塔利班，对塔利班组织分化瓦解，将其中的温和势力纳入阿富汗新政权。当年，戈尔巴乔夫看到增兵没有解决问题，逐渐产生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想法。1986年，前苏联用纳吉布拉政权取代卡尔迈勒政权，但阿富汗抵抗力量拒绝和谈。来源: 广州日报 ▲


西方通过隐秘手段互联网等5大渠道评估中国空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465

     2009-12-4：如果将西方国家对中国军力的关注点做一个排序，那么空军在各军种中被关注的程度无疑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中国空军与西方空中力量差距过大，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空军的战略地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有关。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战机进入中国空军的作战序列，西方对中国空军的评估在逐渐深入。只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评估中，“失真”、偏差，甚至偏见都是在所难免的。

　　谁在评估中国空军

　　谁在评估中国空军？表面上看，主要是西方主流媒体。比如，11月1日新华社对中国空军许其亮司令员的访谈，就被法新社曲解为“中国外太空军事化”的开端。此外，国外媒体还时常就有关中国空军的问题采访西方高级将领。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应该算是报道或评论，并不能称之为评估。

　　真正意义上的评估，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军队和各种智囊机构。

　　西方政府对中国空军的评估，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每年，洋洋洒洒数千言的“中国军力报告”都会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充足的“数据”。这份报告中也包括对中国空军的评估部分，其中既涉及到编制、序列的调整，也有装备的更新和训练体制的改革。

　　西方军队的一些研究机构也会对中国空军做一些评估性的工作。例如，西方的国防大学、空军大学等高等军事学府，每年都会公开发表相当数量的相关文章和报告。

　　当然，无论是西方政府的国防部、情报部门还是军方，肯定会根据各类情报途径得出更加详尽的内部评估结论，但它们在解密之前外界无法得知。

　　因此，就公开的评估来看，无论是从系统性还是科学性来衡量，西方国家评估中国空军的“主力”，应该算是各类民间智库与专业分析机构。这里既包括像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也包括《简氏防务周刊》《航空航天技术周刊》等专业的防务类分析媒体。后者相对于主流媒体专业性更强。

　　五大评估渠道

　　那么所有上述机构又是拿什么来评估中国空军的？依据信息来源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五种评估渠道。

　　无论是《解放军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这类具有军方或官方背景的媒体，国外研究机构的关注度都相当高，甚至可以用“咬文嚼字”来形容。特别是《解放军报》，长期以来都是国外军事分析员的“必备读物”。其中，有关中国空军装备的照片、航空兵部队的训练特点，都会成为评估中国空军实力的资料来源。此外，中国国防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军事院校出版的学术类期刊，也是西方评估机构研究中国空军战略战术和高级指挥员作战思想的途径。相对于平面媒体，电视台的优势在于直观，例如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编号的变化、挂载弹药的种类、战术训练的动作(例如发射导弹、空中加油)，都会被西方从中窥视出中国空军的发展变化。

　　任何一种了解手段都无法代替实地接触。与陆军一样，中国空军也有自己的“迎外部队”定期接受外国武官的参观访问。2005年，各国空军驻华武官参观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美国空军武官在现场就提问：“空军一个团的后勤保障人员有多少”、“一个飞行师中飞行员的数量、总的人数是多少”、 “歼击机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战斗机的准备时间和再次起飞间隔时间是多少”……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的武官也问到：“空军师、团、大队以及空军、北京军区空军之间的隶属关系是什么”、“中国空军飞行员每年的飞行小时数和导弹实弹发射次数是多少”……很明显，这些问题都相当直接。中国空军成立60周年之际，各国空军代表团成员全面参观了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歼十、歼十一。从这些经历中所获取的信息，肯定会成为评估中国空军的重要资料。

　　了解中国空军装备技术发展的最佳场所是中国国内的航空展览会，如珠海航展和北京航展。尽管仍在保密的中国空军主战装备不会出现在航展上，但外国专业人士仍然可以从展品乃至中方航空工业人员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出中国空军装备的变化。比如，中国公开展出的霹雳-9C空空导弹、雷石和雷霆精确制导炸弹，都可以让人推测出中国空军机载武器的发展水平。而大量展出的航空电子、航空动力产品或者样机，也为研究中国空军的机载设备水平提供了大量可参考的依据。最近两届珠海航展上，中国的“暗剑”“翼龙”无人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在这类航展上，拿着相机频繁拍照、用英语甚至中文想和中方参展商“深入交流”的外国人都不少，这里面既有外国军方人士，也有民间研究人员。还应该指出的是，某些向中国出售战机、航电系统的国外公司，往往也成了西方打探中国空军消息的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空军装备的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类渠道的价值已大不如以前。

　　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各大国对于情报的获取无所不用其极，而空天力量的战略性又加剧了情报领域的竞争态势。从利用成像、电子侦察卫星到各种间谍行为，西方大国对中国空军的侦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这类隐秘渠道所获知的情报及其分析结论往往是机密的，但有时也会披露出来。2007年1月17日，美国《航空航天技术周刊》率先报道了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它的信息来源是美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以及美国宇航局。这充分显示了专业性媒体或智库机构在国家情报机关中的“人脉”，因为它们有相当数量的分析人员具有在军方或情报机构服务的经历。

　　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爆炸式增长，网络空间现已经成为国外获取中国空军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之一。中国空军的主力作战装备，如歼十、歼十一B、空警 -200、空警-2000以及在国外引起关注的歼十B战机，都是首先在网上出现了清晰的照片。此外，网络上各种军事论坛的“爆料”和对中国空军装备的分析，都成了研判中国空军实力的绝佳素材。网络上的信息虽然未必都是正确的，但却方便、快捷地印证了中国空军的发展。


资料图：我国新型空警-200预警机前机身特写。图片来源：航空网


　　西方评估中国空军的制约因素

　　西方国家对中国空军的评估，实际上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

　　政治的影响最大。西方国家解读评估中国空军，往往不是站到一个客观的立场上，而是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或战略目的。例如，为了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气氛，西方常常渲染中国空军力量的进攻性。此外，西方国家还会在评估中把中国战机的数量拿来与邻国进行比较，以形成巨大反差。实际上，中国国土广袤，有不同的空中作战方向，这样分摊下来中国空军的装备数量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巧妙利用数字来误导相关国家的外交、军事决策，给中国制造麻烦。

　　制造“中国空军威胁论”，除了企图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损害中国形象，更含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空军的威胁很可怕？那么就来买我们的战机吧。”如今，先进战斗机已经占据全球武器交易的相当份额，西方国家无论是从战略高度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都会死死占据战斗机这种航空工业高端产品的市场。因此，如果仔细观察西方国家评估中国空军的材料，就会发现一种两级摇摆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国空军的所谓“巨大威胁”，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空军的装备、武器、训练水平与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

　　信息的准确性也会影响西方国家评估中国空军的质量。在西方国家四处窥探中国空军情报的同时，中国也会保护事关战略利益、空军发展的核心机密。因此，无论西方从何种渠道得到信息，都会与事实存在出入，从而影响评估的结果。此外，东西方文化、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甚至翻译上的一些失误，也会造成南辕北撤的效果。

　　因此，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空军的评估中，“失真”、偏差，甚至偏见往往是在所难免的。在承认这些评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同时，也无须过分在意。来源: 《环球》杂志 ▲


中国省部级班子洗牌颇多看点
http://www.zaobao.com/yl/tx091205_001.shtml

（2009-12-05）伊铭（纽约）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的“届中时段”对部分省部级高官进行大调整，已成中共高层人事的常规动作，汰旧换新，为未来领导核心布局谋篇，此次当然也不例外。从这个层面看，刻下正在进行的颇多看点的权力洗牌，对十七大后半时期具有指标意义，也显示出未来一个时期干部任用的主流趋势，更预示十八大的某些政治动向。

调整面积之大历史罕见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名以上省部级高官易位，包括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重庆市长王鸿举不再担任现职，相应的职缺分别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河北省长胡春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则由农业部长孙政才接替，福建省委书记则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孙春兰接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儒林、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则分别出任农业部长、吉林省长及河北省长。调整面积之大、涉及省区、部委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

　　此外，还有几位副部级官员得到任命，例如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兼农村司司长黄守宏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财政部长助理张通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和国新办七局局长董云虎被任命为国新办副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杨振武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则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就官员流向而言，依然显示三大趋势：一是地方之间调整，二是部委与地方“互换”，三是部委之间调整。

“共和国一代”走向执政一线

　　在这一系列人事调整案中，张文岳、徐光春、储波均以及王鸿举均属年龄“到站”而去职，而继任者以及被拔擢者均属于“50后”。例如王珉、孙春兰均是出生于1950年，卢展工、黄奇帆出生于1952年，陈全国则出生于1955年。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胡春华与孙政才两人的任职。两人都是1963年出生，是中国官场少见的“60后”正部级官员，被认为是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受到关注的“6”字头省部级高官，还有1960年出生的现任湖南省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以及1962年出生的新任国新办副主任董云虎等。

其中被外界视为“小胡锦涛”的胡春华，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主动选择到条件艰苦的西藏工作，经《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胡春华在西藏工作20年，由于刻苦耐劳、表现出色，颇受高层赏识，一路提升，频繁转换职务，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而团中央第一书记，由河北省长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政才从农业做起，历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出任农业部长，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从农业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也显示其政治前景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目前中共省、区、直辖市30多位“一把手”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已接近67岁，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今年底将年满65岁，但因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国家领导人序列，任职年龄可最多放宽到70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权力层便由“40后”、“50后”和“60后”三个梯队构成，“40后”担任核心，“50后”充当主力，“60后”人才储备的特征非常明显。

德才兼备与优化结构兼顾

　　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已成为中共人事布局的重要选人标准。尤其在为十八大人事布局时，高层似乎非常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的表现。在干部的配置和配备上注重整体性和实效性，尤其注重执政绩效。例如担任福建省委书记近六年的卢展工，调至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任“一把手”，与他在发展海西经济区工作上搞得有声有色不无关系。

　　二、优化知识结构。在这一波人事大变动中，知识结构显然也是高层用人的重要指标。考察这些权力新贵的成长背景，不难发现他们均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具有博士背景5人，例如王珉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孙政才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学博士，张通、朱民分别拥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具有硕士研究生资历的更多，例如中央党校研究生孙春兰及杨振武、工商管理硕士黄奇帆、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陈全国、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董云虎。

　　三、资历完整，具有基层工作经验是这批新任高官的又一特质。例如孙春兰从鞍山钟表总厂工人做起，然后是车间党支部委员、厂党委委员、市一轻局团委书记，一路走来，最后官至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再如王珉，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大学老师，后任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系主任、院秘书长、副院长，直至吉林省委书记。胡春华更是如此，1983年进藏后，最初在西藏青年报社做了2年文字校对，后来调至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任职，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团派背景官员依然受器重

四、省际频繁交流、中央部委和各省间轮换已成中共人事规划常态。干部交流制度，被中共组织、纪检部门认为培养锻炼干部、拒腐防变、防止山头主义、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的一个有效措施。新轮职交流的这批省部级高层领导干部多是由基层干部提拔起来的优秀分子。即中共人事制度改革的胜出者，也是改革的积极推进者。如此既可以激活人事制度、开阔官员视野，又可以强化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官员轮职交流制度已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一种管控手段。言外之意就是不听话、不称职的随时可以换岗。

　　五、团派纷纷上位。像以往的官员调整一样，共青团背景的干部依然受到格外器重。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自不必待言，韩长赋曾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王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孙春兰早年在鞍山市一轻局、鞍山市轻工业纺织局担任团委书记，共青团经历长达 10年。王仲伟则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序幕启开高官调整后续有来

　　根据以往经验，在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省部级高官很少有不被调动的。事实上，这已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波。今年2月，郭庚茂和胡春华分别从河南、河北代省长位置上“转正”，国家安检总局原局长王君转任山西省省长、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岳福洪任辽宁省政协主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茅接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黄卫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浙江省原副省长钟山任商务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转任文化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希转任教育部副部长等等。

今年5月，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上调国家发改委任副主任。而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则“外调”为湖南省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调任浙江任省纪委书记等等。

　　按照中共内部不成文规定，省部级正职官员一般为满65岁、副省部级满60岁离开实权部门，或退休，或转至人大、政协二线机构任职，或转为“二政府”的政府协会、社团组织担任闲职，作为退休前的过度。据统计，今年将届满65岁退休年龄的省部级干部，除徐光春、张文岳、储波之外，在中央层面还有10位正部级高官，这还不包括刚刚因届满退休年龄而去职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孙晓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人庆等。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高官频繁调动，亦须警惕一些负面问题出现，例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把火都须从头烧起。再如“维稳”。已有网友担心“领导一换，规划不算”。因为一个省区的发展需要延续好的方向，倘若总是“新人新政”，人走茶凉，不仅不利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而且有可能到头来一事无成，资源白白浪费。

　　中国官场设置年龄限制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防止终身制，保持年轻化。但是在中国现行体制约束下的“一刀切”，已然显露出不少弊端，因为不能简单地用年龄来评断一个官员的资质。年龄老化并不等于不能担当重要的政府职务，或者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例如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已经70岁，丘吉尔卸任英国首相时已经81岁；阿登纳卸任西德总理时已经87岁，戴高乐从法国总统位置上退下来时已经79岁。而年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列青史的杰出的政治家。 ▲ 作者：伊铭是纽约旅美中国媒体人


中央出台《意见》 加强对党干部监督
http://www.zaobao.com/zg/zg091205_004.shtml

    （2009-12-05）曾昭鹏　报道  北京特派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和实施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对党内干部的监督和问责，以提升中共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的执政能力。

　　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显著报道了《意见》的有关内容。中央电视台在傍晚的新闻联播中，也以《意见》作为头条新闻进行突出报道，反映了有关当局对这份文件的重视。

　　新华社在引述《意见》时形容“干部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一些干部对自身要求不严，思想作风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能力素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

　　此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致使一些干部身上的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有些小事酿成大事。这不仅不利于干部自身成长，而且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意见》分四个部分14条对干部的要求、教育、管理和监督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表明将 “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多层次多渠道管理约束干部。”

　　《意见》也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肩负起“抓班子、带队伍”的政治责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认真执行问责制度，并及时调整不适任的干部。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一些干部长期的腐败作风及执政不力，已引起广泛基层民众的不满，以致中共中央对内部社会稳定及其执政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

9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建部署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11月30日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就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提出详尽的论述。

　　李源潮指出，“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必须“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切实解决干部调整难处理难的问题”及“完善干部激励保障制度”。

　　李源潮说：“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竞争中赢得主动，就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提供制度保证。” ▲


平壤为何突然调整币值？
http://www.zaobao.com/yl/tx091204_001.shtml

（2009-12-04）● 黄彬华  东亚透视

　　平壤在12月1日突然宣布，从11月30日起停止使用现有货币朝鲜元，将发行新的货币。新旧货币的交换是以100朝元兑换1新朝元的比例进行。

　　报道说，这是朝鲜政府17年来第一次更换货币。事实上，这是1947年朝鲜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五次，因为平壤曾在1947、1959、1979和1992 年分别进行过货币改革，只是除了1959年的第二次，曾将票面价值100元调整为1元，其他都是1对1的等值交换，没有直接带来严重冲击。但这次从面值 100元砍为1元，而且限制每个家庭只准兑换15万元，对克勤克俭累积了一丁点财富的小市民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晴天霹雳。

　　一般国家总是在面对严重通货膨胀危机时，进行所谓“币值单位缩小”的改革（denomination）。朝鲜这次将100朝元削砍为1个朝元，明显是要收紧银根，也许可名为“财富重组”，实际则是在“实现均贫”。

改革的意图和背景

　　由于平壤没有公开说明“缩小货币面值单位”的意图和背景，人们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甚至朝鲜最近的经济状况中进行各种推测。

　　一、控制通货膨胀。平壤在2002年实行提升工资和生活品价格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后，工人月薪从100元大幅度提高到3000元左右，而物价也相应提高了30多倍，一是市场开始逐渐活跃，二则是通货膨胀跟着严重化。目前，普通工人的月薪虽然已提高到平均3000元至4000元，但也仅能从市场购买到两公斤的大米，生活重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二、货币回笼措施。市场经济滋生之后，特别是金日成1994年7月逝世之后，部分人做副业或经商，确实累积了一些财富，但这些财富不能存入银行，一是利率低；二是“强制储蓄”，不能自由提款；三是可能被没收，没有安全保障。既然货币不能回笼，也就不利于再生产活动。

　　三、打击非法敛财活动。市场势力不仅滋生了财主（商人集团），也让特权阶级（军队、官僚等高层）转向大规模的敛财活动，包括经商、受贿、侵吞公款等等，曾使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勃然大怒。当局利用新钞换旧钞的过程，特别是限制一个家庭只能兑换10万元（后来修改为15万元）的严厉措施，一使“过剩”的旧币顿时成为废纸，二使财主和贪官都双双成了瓮中之鳖。

重回“均贫境界”

　　四、打破外汇双重结构。严格限制新旧钞的兑换数额，使到大部分旧钞都不能流通，甚至成为废纸，市面流通的货币会锐减，币值跟着提高，严重的外汇双重结构也许会改善。通过“7.1措施”，美元兑朝元的官方（固定）汇率，虽从1美元兑2.16猛升到135朝元，但黑市汇率实际是1美元平均兑换3000朝元，有时则超过2万朝元。在目前这个动荡期，人们想尽办法要抛掉手中朝元，即使头破血流也要收藏美元或人民币，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

　　五、巩固接班人体制。市场势力不仅动摇了计划经济的根基，也削弱了金正日的统治基础。有人分析，金正日正倾全力，要把其幼子金正云扶正为“金氏王朝”第三代继承人。经过所谓100天和150天“战斗”之后，基本上已在军队和官僚体制中树立起一定声望，但在经济领域却还没有任何建树，通过这次货币改革、没收非法资金，甚至稍能压制市场经济的扩张，都可以宣传为金正云的“功勋”，增加三太子登上最高宝座的理论根据。因此，这是一石二鸟的措施，乱中稳定局面的战略。

　　不过，严格限制民众兑换新币的数额，即使一家四口能换取15万朝元，也只够这家人维持两个月的生活，或在自由市场购买到70公斤左右的米粮，而在地下黑市仅能兑换到约40美元而已，朝鲜人真的已到达“均贫境界”。过去几次推行货币改革，当时真有钱的人不多，现在不仅人数增加，而且有更多人尝到了小富的甜头，要大家重回“均贫状态”，将不会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论是以什么借口没收超额的货币，一是人民辛勤累积的仅有财富，二是拥有本国政府发行的合法货币，不让他们保有这些财产，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作者是本地退休资深报人 ▲

朝鲜突改革货币 分析：金正日“财富重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404

     2009-12-2： 近年饱受通胀和经济不景威胁的朝鲜，突宣布进行17年来首次货币改革，以新发行货币取代旧货币，100元旧币可兑换1元新币，限时1周完成。分析相信朝鲜此举是为了控制通胀和打击黑市兑换。但因事出突然，民间一片混乱，有民众担心隐藏的资产曝光，纷纷抢换人民币及美元，多间商店亦停业。

　　100元旧币换1元新币

　　朝鲜外务省官员昨向驻朝使团通报说，本周一起以100比1的兑换率更换新币。据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朝鲜人说，当局是在周一上午11时突作宣布，兑换新币于同日下午2时开始。

　　朝鲜旧纸币面值分别为5000、1000、500、200及50，硬币面值为100和50。各款新币面值目前尚不清楚，朝鲜亦未公布此次更换货币的具体原因。朝鲜消息人士说：“当局解释兑换货币是因为贫富悬殊情况日益严重，要消除这种经济失衡”。今次是1992年以来朝鲜首次进行货币改革。

　　17年首推　盼纾贫富悬殊

　　朝鲜政权1947年上台后进行过3次1兑1货币更换（1947、1979、1992年）和1次货币改革（1959年，与今次一样是100兑 1），均是在体制转换期或是有必要加强管制时推行。因今次改革事出突然，加上限时仅1周兑换，许多平壤民众感到慌乱，很多人担心私下隐藏的资产曝光，纷纷涌往黑市，将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或美元，令人民币在当地汇率急升。朝鲜过去为筹集外汇，规定在海外创汇的朝鲜人，只要诚实缴纳一定数额的“忠诚资金”，返回朝鲜时，将获默许携带私用外币等财产回国。

　　新华社驻平壤记者说，因要更换货币，多间商店已暂停开业。有售货员说，商品的新定价还没下达，故无法售货，要1周后才可恢复正常。


12月1日，韩国板门店一侧的韩国游客正在一块展板前看新出的朝鲜货币。据朝鲜官员当日对外透露，朝鲜于11月30日更换了货币，这是该国十七年来首次更换货币。新旧货币兑换率为1比100

　　韩分析家：逼黑市资产浮面

　　专家分析，朝鲜今次强制推行货币改革，与朝鲜贫富悬殊恶化、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有关。

　　从近期电视报道可见，一方面平壤贵妇豪掷大把钞票在商场购买西式高级衣饰，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和原材料短缺，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只能通过为富人家“打工”谋生。有报道便称，平壤精工装修楼房的价格，在过去几年涨了一倍多。专家认为，在经济萧条、百万计人口贫困下，朝鲜今次颁令换币，是向经济改革迈出重要一步。一名韩国分析家说：“当局目的是逼黑市资金浮出水面，将之重新投资在公营部门，协助振兴经济。”

　　韩国学者杨满秀认为，今次改革，政治经济考虑皆有，“经济上，政府会挖出民众私存的‘私己金库’，这样，合法或非法持有大量金钱的民众和组织都将曝光”；另外，随着换币措施出台，“市场流通的现金数量会减少”，有助控制通胀，亦令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1990年代以来，朝鲜因天灾和管理不善，加上苏联瓦解令援助中断，愈益倚赖外国粮援。朝鲜2002年曾推出薪酬及物价改革措施，但成效不彰，于4年后撤回。

　　韩国京畿大学教授南柱洪分析说，此次采取货币改革这一高强度措施是金正日向桀骜不驯的市场“宣战”。

　　曾担任金日成大学教授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博士赵明哲表示：“（就金正日而言）封闭市场的措施失败以后，能够驯服（不受控制的）经济既得利益集团的方法就只剩下货币改革。此举是为了恢复对经济和居民的控制力。”

　　赵明哲还表示：“目前赚钱的居民大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群体，不是朝鲜政权下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如果对他们放任自流，可能会对体制构成威胁。”

　　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当局就此举宣传称：“这是根据金正日委员长的消除贫富差距并建设平等社会的构想采取的。”此番言论暗示，此举的目的在于“财富重组”。

　　实际上，朝鲜并未确定允许一人兑换多少货币，但超过兑换限额的货币会在瞬间内成为废纸。因此，高丽大学教授赵荣基表示：“这实际上是针对在市场上赚钱的人们采取的没收措施。”他分析说：“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此举使所有人都回到贫穷社会，这样或许会恢复过去的经济控制力。”

　　很多人认为，此次货币改革政策会把朝鲜经济推向更加窘迫的境地。朝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说，上月29日以后朝鲜的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功能，陷入了严重混乱的局面。

朝鲜最近时隔17年以来首次推行货币政策的消息传出后，来到京畿道坡州市临津阁的一名游客正在观看作为纪念品出售的朝鲜货币

　　重整金融体系 疑为金正银接班铺路

　　韩国分析认为，这次朝鲜推行货币改革，除了要令黑市游资曝光，也是为金正日三子金正银（前称金正云）接班铺路，在他参与“三代世袭”权力接班前，加强渐趋松散的金融体系管制及抑制严重的通胀。

　　《朝鲜日报》称，26岁的金正银近月成为“偶像化”目标，获安排进入朝鲜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任职，又深入参与新干部选拔等主要政策，为继承权力展开学习观摩。《每日新闻》前日披露，金正日今年4月访问元山的文件纪录显示，金正银也曾陪同前往，这是首次有文件指金正银陪父亲到地方进行指导。

　　《朝鲜日报》表示，朝鲜“三代世袭”的权力移交，将由“皇家四人帮”主导，即以金正银为顶点，之下由金正日胞妹兼劳动党轻工业部长金敬姬、她的丈夫张成泽（劳动党行政部长），及金正日的“夫人”金玉为后盾。45岁的金玉，在今年8月韩国“现代集团”会长玄贞恩与金正日会晤及午宴时，都有陪同出席。张成泽则被视为“朝鲜第二把手”，去年8月金正日怀疑中风病倒后，就由他主导政局。 ▲ 来源: 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