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索马里海盗行动日趋专业　各国护航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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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2日电／一年前，当索马里海盗驾驶小艇与美国军舰对峙时，美国人曾经发问：来自世界上最贫穷、最悲惨国家的一小撮犯罪分子怎么胆敢与世界上最富有且武器装备最精良的超级大国对峙？而一个月前，在中国已经向亚丁湾派遣护航编队之后，中国籍货轮“德新海” 号被索马里海盗在印度洋劫持。欧洲有媒体评论说，索马里海盗用一次长途奔袭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可以“智胜”各国海军。

　　瞭望周刊报道，国际海事局称，目前被索马里海盗扣留为人质的船员人数由此上升至146人，在此之前，已经有5艘船舶被扣留在海盗手中。与狡猾的海盗相比，多国部队的军舰显得笨拙，在打击海盗上作用有限。

　　海盗走上专业化之路

　　“与古代海盗打着‘骷髅旗’明火执仗地公然抢劫相比，索马里海盗的武器装备相当先进，已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中国国防大学军事战略专家李大光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据李大光介绍，海盗们的行动很有计划。他们先把船只改装成普通的大型帆船，然后驶出海岸线240公里海域，开始寻找可攻击的目标。装载量大、船体下沉、行驶速度慢的货轮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确定目标后，海盗们兵分几路，派出轻量级小船，悄悄接近目标。他们把带钩子的绳子固定在目标船体上，爬上甲板，拿出机枪或手榴弹威胁船员们就范。有时候，远处的海盗船也会配合行动，发射火箭弹攻击目标船只。待船员们逃跑时，海盗立即上船劫持财物，绑架船员，控制整个船只。索马里海盗通常以改装过的普通民用船作为“母船”，航行到距离较远的外海并找到目标后，再放下快艇对目标船只实施包围。

　　“在海盗没有出手前，外国军舰很难从外观上判断哪一艘船是海盗船。在海盗登船控制船员后，考虑到人质的安全问题，外国军舰即使赶到现场也不敢轻易动用武力，增加了军舰打击海盗的难度，”李大光说。

　　不少海盗拥有精良装备，驾驶配有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通讯设备的船只出海，携带各种轻型自动武器熟练爬上路过的货轮勒索钱财。近年来，索马里海盗已经跨越家族鸿沟，人数也在急剧增加，他们甚至借鉴美国间谍机关的手法，在阿联酋杜拜、吉布提等港口城市的海关部门安插间谍，为海盗们及时提供海上船运情报，提前锁定所要抢劫的猎物。一个自称名叫艾哈迈德.苏莱曼的索马里海盗日前宣称，他们这些“海盗专业户”正是靠着已经遍及全球各地的关系网和代理人，才有足够的人力、资金和物质基础在索马里沿海上演一出出劫船换钱的闹剧。
 
　护航截获海盗难

　　联合国在去年一年内先后出台了4个有关授权外国军队打击海盗的决议。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派军舰进入索马里附近海域，对本国或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过往的船只护航。

　　亚丁湾位于印度洋和红海之间，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的海上咽喉，被称作世界航运的生命线。据统计，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约1.8万艘，其中大多数要经过亚丁湾。此外，还有大量不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也在这一海域航行。

　　“广大的海域和众多的商船，使得数量有限的外国军舰不可能对每一艘船都实施有效保护，这就给海盗以可乘之机，”李大光说。

　　近年来，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共同组建了“150联合特遣队”，北约、俄罗斯、印度、欧盟等也先后宣布派遣军舰前往索马里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去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护航编队也奔赴亚丁湾海域。

　　然而，与狡猾的海盗相比，多国部队的军舰显得笨拙。李大光介绍说，美军以第五舰队十多艘巡洋舰、驱护舰，再加上北约舰只组成“联合特遣队”，却挡不住上百艘时速达70海里的小型海盗艇。美军还存在一弱点，就是对付游击的海盗需要数量多、航速快的巡逻舰和隐秘灵活的潜艇，而美军却以航母、巡洋舰、核潜艇等巨舰为主力，结果当巡洋舰或驱逐舰赶到海盗劫船现场时，早已人去船空。迄今，美国海军成功截获的海盗寥寥可数，拦截率不及海盗劫船成功率的十分之一。

　　此外，海上联合行动难以协调一致，也是困扰多国舰队打击海盗的重要原因。各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海上与其他国家的军舰如何协同、配合，如何交流情报等，都属于联合作战范畴。而在编队内部，会出现兵种之间的协作问题，比如水面舰艇、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之间的配合与协作是非常重要的。

打击海盗的不同考虑

　　近年来，由于海盗触犯“众怒”，许多国家纷纷参与护航行动。各国护航舰队各有不同的目的和战术，成效也各不相同。

　　去年4月，法国特种部队发动突袭，成功营救出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一艘法国豪华游艇上的30名船员，并抓获6名海盗。9月15日，法国又成功救出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两名法国人质，还打死一名海盗并抓获6人。

　　去年11月，英国皇家海军在索马里附近海域与一艘拦截过往货轮的海盗船发生交火，共有3名海盗在交火事件中死亡。当天英国护卫舰和俄罗斯护卫舰在亚丁湾还联手防止了一次海盗劫持丹麦船只的事件。

　　当月16日，俄罗斯“无畏”号护卫舰预防一起海盗在亚丁湾劫持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船只事件。这是一周以来“无畏”号护卫舰第二次与海盗发生正面对峙并成功解救被困船只。

　　还是在当月，印度海军一艘护卫舰在亚丁湾附近击沉一艘索马里海盗船。后来被证明这是一次“乌龙”事件，所谓的海盗船被证实是泰国渔船。

　　在李大光看来，各国护航反恐各有侧重。在所有向索马里海域派出军舰或考虑派兵的国家中，欧洲国家是最积极的群体，因为海盗肆虐亚丁湾的最大受害者就是欧洲。

　　美方只想充当“不多派兵的国际反海盗运动发起人”的角色，因为索马里海盗尚未对其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提出，应该调动欧洲盟友和其他国家派军舰打击索马里海盗的“积极性”，并反覆强调光靠派出军舰无法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

　　俄罗斯欲利用打击海盗之机重振大国雄风。在打击索马里海盗方面俄罗斯的表现特别抢眼。到目前为止，从北方舰队抽调的“无畏”号导弹护卫舰已经多次成功阻止海盗的劫船企图。

　　印度借机展示其海军实力。印度是最早宣布向索马里海域派兵的国家之一，去年10月就派出号称具有隐身能力的“塔巴尔”号护卫舰为其本国商船护航。

　　日本试图突破派兵限制。海盗问题又一次成为日本突破宪法限制，向海外派兵的“合理”理由。

海上军事合作在加强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十大海洋运输国之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86%主要依靠5条海上航线，其中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海上生命线，中国石油进口的80%要经过该海峡，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有60%是中国船只。而且，所经海域敏感地区多，海盗等力量对海上运输的威胁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中国远洋船已成为索马里海盗新的财源。

　　中国船东协会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去年曾有6艘中国籍或中国租用的外国籍船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包括港台船只。去年仅中国一家远洋运输企业就有60多艘船被袭击。

　　10月19日，中国籍货轮“德新海”号是在印度洋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事发地远离多国军舰护卫的亚丁湾，媒体称这是索马里海盗离其海岸线最远的一次海上袭击活动。当多国海军严密把守亚丁湾时，索马里海盗却越来越多地寻找外国军舰的监控“盲区”。

　　“虽然目前已有20多国40余舰只巡航，但基本上还是单兵作战状态，各国缺乏协调和合作，使得很多海上区域是巡逻空白区，海盗会寻找海军力量的薄弱环节发动袭击。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各国联合行动，采取分区护航的方式，填补巡逻空白区，”李大光分析认为。从战略层面看，分区护航有利于世界各国在海盗横行海域显示“远洋存在”，具有战略威慑作用。从战术角度讲，可以避免出现巡逻空白区和护航死角。

　　目前在索马里海域，除了美欧在北约框架下组成了名义上的联合舰队外，各国基本没有联合模式、合作打击的组织，“这必然造成打击海盗与护航的效率低下，便于海盗见缝插针、各个击破”。

　　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联合护航的重要性。今年9月9日，美国、日本等5国签署了一项名为“纽约宣言”的国际文件，计划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第二天，中俄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举行联合护航启航仪式，中国海军与俄罗斯海军在亚丁湾海域执行首次联合护航任务。11月6日，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俄罗斯、印度、欧盟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多国海上力量、北约等执行独立或联合护航任务的国家和组织派代表参加，主要讨论在亚丁湾实行分区护航合作，以形成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的最佳做法。

　　李大光还特别向过往商船提出建议，不要一味算计成本，要合理安排船期和航线，尽量避开海盗活动高发区域，尽量接受护航编队护航。 ▲


朝鲜退出联合国“图们江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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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09-12月2日电／共同社报道，据外交消息人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相关人士透露，进入今年以来，朝鲜已经退出联合国的“豆满江(中国名:图们江)开发计划”。

　　“豆满江(中国名:图们江)开发计划”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代在朝鲜、中国、俄罗斯的国境地带进行的开发计划。朝鲜的退出理由虽然还不清楚，但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将4月朝鲜主张发射卫星看作发射远程导弹，并对朝鲜5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通过制裁决议案，朝鲜对联合国的不满也可能是退出该开发计划的背景。

　　据外交消息人士介绍，该开发计划由于相关国家的利益交错，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而且也许和朝鲜为该计划开设的罗先经济特区进展不利有关。 ▲


朝鲜突改革货币　分析：金正日“财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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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9-12月2日电／近年饱受通胀和经济不景威胁的朝鲜，突宣布进行17年来首次货币改革，以新发行货币取代旧货币，100元旧币可兑换1元新币，限时1周完成。分析相信朝鲜此举是为了控制通胀和打击黑市兑换。但因事出突然，民间一片混乱，有民众担心隐藏的资产曝光，纷纷抢换人民币及美元，多间商店亦停业。

　　100元旧币换1元新币

　　朝鲜外务省官员昨向驻朝使团通报说，本周一起以100比1的兑换率更换新币。据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朝鲜人说，当局是在周一上午11时突作宣布，兑换新币于同日下午2时开始。

　　朝鲜旧纸币面值分别为5000、1000、500、200及50，硬币面值为100和50。各款新币面值目前尚不清楚，朝鲜亦未公布此次更换货币的具体原因。朝鲜消息人士说：“当局解释兑换货币是因为贫富悬殊情况日益严重，要消除这种经济失衡”。今次是1992年以来朝鲜首次进行货币改革。

　　17年首推　盼纾贫富悬殊

　　朝鲜政权1947年上台后进行过3次1兑1货币更换（1947、1979、1992年）和1次货币改革（1959年，与今次一样是100兑 1），均是在体制转换期或是有必要加强管制时推行。因今次改革事出突然，加上限时仅1周兑换，许多平壤民众感到慌乱，很多人担心私下隐藏的资产曝光，纷纷涌往黑市，将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或美元，令人民币在当地汇率急升。朝鲜过去为筹集外汇，规定在海外创汇的朝鲜人，只要诚实缴纳一定数额的“忠诚资金”，返回朝鲜时，将获默许携带私用外币等财产回国。

　　新华社驻平壤记者说，因要更换货币，多间商店已暂停开业。有售货员说，商品的新定价还没下达，故无法售货，要1周后才可恢复正常。

　　韩分析家：逼黑市资产浮面

　　专家分析，朝鲜今次强制推行货币改革，与朝鲜贫富悬殊恶化、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有关。

　　从近期电视报道可见，一方面平壤贵妇豪掷大把钞票在商场购买西式高级衣饰，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和原材料短缺，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只能通过为富人家“打工”谋生。有报道便称，平壤精工装修楼房的价格，在过去几年涨了一倍多。专家认为，在经济萧条、百万计人口贫困下，朝鲜今次颁令换币，是向经济改革迈出重要一步。一名韩国分析家说：“当局目的是逼黑市资金浮出水面，将之重新投资在公营部门，协助振兴经济。”
 
韩国学者杨满秀认为，今次改革，政治经济考虑皆有，“经济上，政府会挖出民众私存的‘私己金库’，这样，合法或非法持有大量金钱的民众和组织都将曝光”；另外，随着换币措施出台，“市场流通的现金数量会减少”，有助控制通胀，亦令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1990年代以来，朝鲜因天灾和管理不善，加上苏联瓦解令援助中断，愈益倚赖外国粮援。朝鲜2002年曾推出薪酬及物价改革措施，但成效不彰，于4年后撤回。

　　韩国京畿大学教授南柱洪分析说，此次采取货币改革这一高强度措施是金正日向桀骜不驯的市场“宣战”。

　　曾担任金日成大学教授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博士赵明哲表示：“（就金正日而言）封闭市场的措施失败以后，能够驯服（不受控制的）经济既得利益集团的方法就只剩下货币改革。此举是为了恢复对经济和居民的控制力。”

　　赵明哲还表示：“目前赚钱的居民大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群体，不是朝鲜政权下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如果对他们放任自流，可能会对体制构成威胁。”

　　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当局就此举宣传称：“这是根据金正日委员长的消除贫富差距并建设平等社会的构想采取的。”此番言论暗示，此举的目的在于“财富重组”。

　　实际上，朝鲜并未确定允许一人兑换多少货币，但超过兑换限额的货币会在瞬间内成为废纸。因此，高丽大学教授赵荣基表示：“这实际上是针对在市场上赚钱的人们采取的没收措施。”他分析说：“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此举使所有人都回到贫穷社会，这样或许会恢复过去的经济控制力。”

　　很多人认为，此次货币改革政策会把朝鲜经济推向更加窘迫的境地。朝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说，上月29日以后朝鲜的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功能，陷入了严重混乱的局面。

　　重整金融体系 疑为金正银接班铺路

　　韩国分析认为，这次朝鲜推行货币改革，除了要令黑市游资曝光，也是为金正日三子金正银（前称金正云）接班铺路，在他参与“三代世袭”权力接班前，加强渐趋松散的金融体系管制及抑制严重的通胀。

　　《朝鲜日报》称，26岁的金正银近月成为“偶像化”目标，获安排进入朝鲜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任职，又深入参与新干部选拔等主要政策，为继承权力展开学习观摩。《每日新闻》前日披露，金正日今年4月访问元山的文件纪录显示，金正银也曾陪同前往，这是首次有文件指金正银陪父亲到地方进行指导。

　　《朝鲜日报》表示，朝鲜“三代世袭”的权力移交，将由“皇家四人帮”主导，即以金正银为顶点，之下由金正日胞妹兼劳动党轻工业部长金敬姬、她的丈夫张成泽（劳动党行政部长），及金正日的“夫人”金玉为后盾。45岁的金玉，在今年8月韩国“现代集团”会长玄贞恩与金正日会晤及午宴时，都有陪同出席。张成泽则被视为“朝鲜第二把手”，去年8月金正日怀疑中风病倒后，就由他主导政局。 ▲


转守为攻，中国引领气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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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2）● 李因才 中国国务院25日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此项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这项庄严承诺是自2007年底峇厘路线图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过程中取得的最大突破。尽管此次宣布的并非是欧美国家所希望的指标，但在距离哥本哈根会议不到半月、国际社会一片悲观失望的时刻，中国立场的大幅度退让仍然给整个谈判带来了巨大转机。某种程度上，中国高度负责任的举措使自己继金融危机之后，再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由被动转为主动

　　此前，中国一直承受着外部压力。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但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等国，理应在新一阶段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

　　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首当其冲。 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有关国际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108.3％，印度为 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尤其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成为了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

　　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莉国务卿首次来访，到近期奥巴马总统的四天三夜中国行，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

美、印态度称为焦点

　　面对压力，中国的态度开始转趋灵活。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9月底，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就气候问题表明立场，宣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并提出让国际社会称赞的四大具体措施。

　　和前两次相比，中国此次明确提出的中期量化减排指标，意义要重大得多。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此前一直强调“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在第二承诺期免受强制性减排目标的约束。此次态度的突然转变，将使自己外部的压力大大减缓。

在中国做出量化表态后，美国和印度将面临沉重压力。同为发展中国家，新德里在谈判中拒不让步。而华盛顿虽不间断对中印强硬施压，但其自身的努力却远远落后于国际期望。11月25日，白宫宣布的减排方案实际上是6月底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翻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 2005年减少17％。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规定的7％还少3个百分点。但即使是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议院否决的前景。

　　中国的态度已经改变，现在的焦点已转向美印，它们的态度将决定哥本哈根会议的命运。 ▲

   作者 ● 李因才任教于中国陕西省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破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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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2）●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互联网与社会形势变化对中国执政者带来的管治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昨天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写道，互联网已成为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放大破坏能量的重要手段。

　　孟建柱在题为“着力强化五个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维护稳定水平”的文章里，阐述了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并要求公安机加强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谐警民关系这三方面的建设。

　　他对信息化建设的具体要求，包括要全面加强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

　　针对中国当前稳定情况，孟建柱形容，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基本态势”。

　　除了“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渗透破坏”以外，中国还面对社会矛盾的关联性、复杂性、敏感性明显增强；各类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大量增多的现象。

　　此外，“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明显增强，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力度空前加大”，也给“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提出了新要求”。

　　孟建柱指出，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公安工作自身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他要求公安机关发扬优良作风，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正确处理破大案与破小案的关系，“既要集中精力破大案，又要坚持不懈地破小案”。

公安要改进工作做法，深入基层，推广“警民恳谈”、“春风行动”、“万警进万家”等经验，完善“大走访”机制，把走访联系群众制度化、规范化。

　　公安机关也被要求公正、文明执法，“无论遇到的情况多么复杂，都不冲动、不感情用事，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激的事”。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化解矛盾；对于群众反映的利益诉求，要及时报告党委、政府妥善予以解决；处置中，要多做宣传、解释、说服、疏导工作，缓解群众情绪，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不过，对插手群体性事件、蓄意制造事端的“幕后组织者”以及实施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要及时固定证据，依法坚决打击处理。

　　孟建柱也要求公安机关积极应用网络平台，正确引导网络舆情。他指出，积极研判、回应网络舆情，提高与社会公众沟通的能力，已经成为加强公安机关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他最后还要求公安机关要尽可能地为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提供便利，同时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最大限度地争取媒体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媒体客观报道、公正报道。

　　针对孟建柱的文章，著名博客兼维权律师刘晓原在受访时说，公众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社会舆论监督力度加大“这是好事”，公安机关的本职就是认真依法办案，不该是所谓的“新要求”。

　　至于官方对互联网的疑虑，他分析说，过去发生在边远地区的个别案件，例如公安的执法瑕疵或滥用暴力的信息不会被传播，如今这些信息可以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社会关注，甚至激起民愤，让官方感到压力。

　　他认为，如果政府规范执法，一些社会矛盾激化就能避免。所以需要改进的是执法行为，而不是将责任归咎于网络被“反华势力”利用。

　　中国官方文件，包括孟建柱也强调了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问题，对此刘晓原说：“政府的报告总是说得很好，但关键是需要加强监督。”

　　他说：“重庆打黑，就说明了公安队伍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得到有效监督，文强（原重庆司法局局长，因涉黑被逮捕）就不可能当黑社会保护伞，当了这么多年。互联网现在就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较好手段。” ▲


中央党校专家称房价收入比恶化 应鼓励小产权房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03/03231917665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3日 经济参考报　本报讯 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时说，我国城市房价太高，从深层次看，与高度垄断的招拍挂体制、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征收房产税而使房屋投资和投机加剧等有关。土地和房屋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周天勇说，我们现在的土地招拍挂是供给方政府高度寡头垄断、需求方房地产商充分竞争，房地产领域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博弈和冲突的一个聚焦点。现行财政体制使卖地收益最大化成为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必然取向，这些体制的问题只能靠改革来解决。

　　周天勇认为，首先，关于城市建设用地的思路要进行调整，即粮食安全和城乡居民的住房安全同样重要。土地资源要在吃饭和居住方面合理进行分配。要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的供应，适当扩大城市住宅用地的供应。政策上应当允许符合规划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再经过征用，直接进入土地建设市场；允许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大村子、小集镇、小城镇、城市郊区，建设多层的小产权房，以利于村庄的整理，腾出更多的土地来。

　　为解决土地房屋领域中的难题，稳定和降低房价，周天勇提出一揽子综合配套的调整和改革建议：

　　一是、把政府寡头垄断的土地招拍挂供应市场，改革为信息对称和供给方也充分竞争的市场； 

      二是、把政府一次性将土地和房屋几十年的收入，改变为长期可持续的收入；

     三是、把建设中分散繁多的有关房屋税费，改革为购买后的房产税，政府用税收来增加购房投资和投机的成本，调节贫富差别。

　　针对土地市场结构问题，周天勇提出，国土资源部门需要立法限制地方政府囤地；在符合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集体土地、城镇国有土地，不论什么类型，全部自由地进入市场；能供应的土地，经常性地在市场挂牌；形成县、中心地区、省，甚至全国性的交易市场；对大面积购买囤积土地的开发商进行限制。

　　周天勇说，改革越拖越难，晚改不如早改，应当考虑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国家和民族长期的利益，避免因居住和房价问题而引起社会动荡，实现人民的乐业和安居。

　　房价太高，而且持续上涨，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形成的购买能力；迁移入城的农民，更无能力在城市中购买住宅。与世界各国城市化道路不一样的是，中国当前和未来迁移城市的几亿人口不能永久留在城市，青壮年到城市工作，老年回农村，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能团圆，农村老龄化快于城市，这种状况，必定会给中国二三十年后的社会造成极不稳定的麻烦。房价太高，从短期看，与流动性过多等等有关；从供需看，与城市建设的住宅用地供应不足有关；而从深层次看，与高度垄断的招拍挂体制、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征收房产税而使房屋投资和投机加剧等等有关。土地和房屋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这些描述，就是本报记者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获得的感受。

　　中国目前的房价收入比严重恶化

　　经济参考报：周教授，今年以来，您就土地和房产体制的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观点，今天我们拟就土地招拍挂体制和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体制及住房相关政策制度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改革，想请您谈谈看法。

　　周天勇：目前房地产领域成了经济、社会的一个热点：

    一是、房价持续上涨，远远脱离了城镇居民和迁入城市人口的支付能力；

    二是、许多城市中的大企业，甚至大型国有企业，天价购买土地，成为“地王”，进一步推高了房价的预期。之所以热，是因为这个领域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博弈和冲突的一个聚焦点。

　　一般来说，政府以权力来分配土地、房产建设经营和消费所形成的利益，在中国，主要是通过出让金和垄断性的市场、税收、收取各种费、让开发商承担配套等等来实现。与土地和房产有关的企业主要是利用资本、政策机会等等，获得其中的利益，特别是利用需求远大于供给来分配，假定供应量只有五百套，但是需要的房屋是五千套，那么房地产商五百套价格定位就在能买得起这五百套的消费者层次；房地产商也采取囤地的措施，使供给始终小于需求；而作为买方的居民，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上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

　　土地和房屋问题，如果调控不当，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城镇居民能不能买得起房，主要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与房价水平的关系。据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房价与居民收入比在3到6之间合适，不宜超过7。2008年在我们全国统计，中等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8.23，已经不具备购买房屋的能力。包括中等收入居民在内，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的60%，加上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民人口，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房价与居民购买房屋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

　　经济参考报：我看到您提出，2009年房价上涨，是招拍挂、政府卖地、房产税基本为零等体制不合理的一次集中暴发。但是，有些学者认为，2009年房价上涨，主要是由贷款投放过多而流动性过多形成的。您怎么看？

　　周天勇：房价持续上涨，并且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原因是复杂和综合性的。从供求上来看，有土地和房屋供给不足的原因，有我说的体制性的原因。短期的流动性过多，也会推动地价和房价的上涨。

　　现在许多人担心，2010会是一个通货膨胀年。2009年一年，可能有十万亿贷款的投放，有的进入了投资建设，有的进入了股市，有的形成票据和存款循环。但是，从目前和未来的流向看，明年最麻烦的一个事是有一部分流动性可能跑到了房地产市场，加上赌人民币升值的投资需求，热钱进入，而房地产又不能很快增加供给。房价如果不加以调控，2010年我认为上涨的可能性较大。

　　房价上涨必定与土地的供应规模和供应方式有关

　　经济参考报：有看法认为，房价上涨与土地的供应无关，我看到您的一些不认同的观点，您能不能谈谈？

　　周天勇：房价的上涨，不可能与土地的供应多少无关系，否则，在经济学道理上讲不通的。中国最大的一个两难问题是人口众多与耕地较少，你是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用耕地来保证粮食安全呢？还是用一部分耕地来满足住房的建设需求，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不可能严格控制土地用于住宅建设，而住宅价格不上涨。当然，有些地区是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人来买房，这样地区的房价上涨，有其特殊的供给与需求原因。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6%左右，比人均 GDP3200美元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低了15个百分点以上。就目前城镇房屋存有量和城镇人口相比，我们住房缺口在50亿平方米左右。如果我们未来30 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0%，城市就要增加4亿人口，如果对住宅用地供给不平衡，房价将还会持续上升。

　　经济参考报：2009年大家的一个关注点是房地产商的囤地，您认为这对房价有影响吗？

　　周天勇：囤地，是控制土地供给与需求格局的一种经营行为。也就是控制土地用来建设房屋的量，使其供给小于需求，在房价较高时，将地转卖给其他用地商，或者自己建房，谋取更多的利润。囤地，不光是房地产商在囤地，实际上地方政府也在囤地。地方政府将城郊和农村的集体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征用过来，先储备起来，控制供应量，创造供给小于需求的局面，等本地房屋价格因此而上升时，再将其进入招拍挂，这时政府就获得了囤地的最大收入。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这种因囤地多得的收入，必然要进入房价，这是导致房价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土地招拍挂和土地财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经济参考报：房价后面的关系和问题这样复杂，您认为，稳定和降低房价，能让大多数居民能买得起房，最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哪里？

　　周天勇：我认为，中国房价“一放就猛涨，一控就冷”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土地供应不适应城市化的需要外，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体制不顺，包括目前土地招拍挂、地方政府卖地和房屋持有成本太低等等。体制不顺要靠改革来解决。

　　经济参考报：众所周知，土地招拍挂竞价出让，是我国从协议划拨土地到土地市场化分配的一项重大改革，您为什么说它是导致房价上涨的第一个深层次原因呢？

　　周天勇：当然，将土地划拨和协议出让改革为土地招拍挂出让，这在土地资源的分配上是一个大进步。但是，市场结构的改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经济学方面看，市场结构基本的构成是供给与需求，基本类型有垄断与竞争，但是细分起来，它有供给竞争与需求竞争型、供给垄断和需求竞争型、供给竞争与需求垄断型、供给垄断和需求垄断型四类。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土地招拍挂是供给方政府高度寡头垄断、需求方房地产商充分竞争的市场。

　　这种高度寡头垄断的土地买卖市场，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1、要出让的土地，挂是不连续挂的，是间断性的，有的在某家报纸上只刊登一天，许多购买者不知道；

    2、可能挂和拍之间时间很短，导致即使知道的购买者，也来不及了解有关土地的信息，信息不透明，不对称；

    3、土地出让在县、市、省、全国之间没有联网，没有形成一个市场体系；

    4、一些地区在土地招挂拍方面，免不了内部交易。加上地方政府财政多收的利益驱动，这种招拍挂体制，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地方政府高价卖地的一种非常顺手的操作机制。

从今年土地招拍挂价格暴涨和房价上涨的情况来看，招拍挂体制已经成了房价上升的一个深层次的重要推动原因。

　　经济参考报：这样复杂，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在土地和房产方面有哪些利益呢？土地几十年出让的体制有什么问题，与房价有什么关系？

　　周天勇：政府卖地是有利益驱动的。目前，财政正规渠道中央拿走太多，地方收入主要是卖地和收费罚款，2007年的财政，许多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的部分占到30%多，地方政府卖地加上土地几项税的收入占整个总收入的40.7%，房屋成本中政府税费在40%-50%。地方政府搞建设要花钱，养人要花钱，搞公共服务要花钱。因此，它需要有来更多钱的道。卖地收益最大化，必定成为其政策和行为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