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为消除贫富悬殊强推货币改革 引发严重混乱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12/1201_16_1457782.shtml

2009年12月01日 环球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沈松报道 据韩国《朝鲜日报》11月30日报道，朝鲜从12月1日起全面推行货币改革，将现有的100元改为新币1元。报道称，朝鲜推行货币改革，是1992年后时隔17年以来的首次。

《朝鲜日报》在报道中称，朝鲜内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当天表示：“朝鲜有关当局突然向朝全境发出通知，宣布从明天（12月1日）开始兑换货币，旧币和新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为100比1，引发了朝鲜内部严重的混乱。”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局解释说兑换货币是因为人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日益严重，所以要消除这种经济失衡现象。”韩国情报当局当天也收到了有关货币改革的情报，目前正在进行分析。

专门报道朝鲜消息的网络媒体“Daily NK”11月30日援引多位内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平壤等各道的朝鲜央行分行已经开始提供货币兑换服务。旧币和新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为100比1。”据悉，朝鲜当天早晨通过各洞事务所（相当于中国的街道办事处）向居民提前通知了货币改革措施。

《朝鲜日报》称，一位内部消息人士表示：“（向朝鲜引入部分市场经济的）2002年推行7.1经济改革措施后，物价大幅飙升。可能是因为朝鲜货币大幅贬值，所以强行货币改革。”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兑换货币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要兑换美元或（中国）人民币，引发了混乱。所有人都受到巨大冲击。” ▲


网络反腐获中央高度肯定 地方官员感受执政焦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12/1201_17_1458014.shtml

2009年12月01日 《小康》杂志 网络反腐风暴

2009年的年度关键词之一，是“反腐风暴”。

10月24日，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黄瑶已是今年落马的第15个省部级高官。2009年，除了高官的“落马”频率之高实属罕见，至今已经有10多位省区市一把手高调表态布置反腐。一场全方位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反腐风暴”中，网络反腐正在蒸蒸日上，被网络舆论拉下马的官员接连出现。10月10日，“天价烟”当事人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判决一出，网民称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胜利”。

“天价烟”事发后，南京市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举止也开始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戴好表。以点带面的影响力，让网络反腐成为反腐工作中的新亮点。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事物，和其他基层反腐经验一样受到中央重视，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有鉴于此，本刊分别在全国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派出了四路记者分赴云南、湖南、江西、浙江杭州，采访了20多位主政一方的地方政府“一、二把手”官员，试图展现各地以网络为阵地的反腐经验，他们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探求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20多位官员面对这个敏感问题时的态度颇为复杂:有人谈网色变，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婉转回避，也有人言辞激动。而更多的官员基于信任基础的坦率和配合，令我们逐渐地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在效率、速度及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传统监督制度的网络浪潮之下，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网络凝视的巨大压力和考验。网络正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

网络风暴下的官员生态

网络反腐已经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高度肯定，地方官员感受到了信息公开环境下执政的压力和困扰。未来，他们将如何化解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理难题？

文 本刊记者 郭芳 兰燕飞

网络反腐之火越烧越旺。

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考察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强调反腐倡廉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下一步将要完善中央、省、市、县四级统一的纪检监察网络举报体系。

20天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当天，网站被点击瘫痪。

时间再往前推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称，反腐是未来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中共决心以制度的创新来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高潮。创新的制度中包含网络反腐。

至此，来自中央层面的态度已经清晰:高度认同互联网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机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改变

狱中的周久耕正在写小说。他怀疑最后导致他落马的网络炒作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操纵。

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位前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是网民“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最终导致落马的。

很多官员在议论:如果不是网络的炒作就查不到他，因为他也不是贪腐最厉害的人。“到了纪委那儿，曾经收过的一条烟、开会拿过的一点小礼品都要往里加，一加起来就是很大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官员经得起查的是比较少的。”

接受采访时，其中一位官员的看法颇为中肯:第一是无风不起浪，第二也有可能是某种恩怨关系在里面。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还是要洁身自好，你没有的终归是没有的，炒作或诬陷的东西终是站不住脚的。

2008年开始，在网络的监督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言语不慎、行为不当成为网上人肉搜索的对象，因此而落马的官员接二连三。

周久耕事件被视为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网络反腐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新型反腐败模式得到了朝野的认可。

无可否认，周久耕事件对江苏官场乃至全国官场的风气影响巨大。

这可从周久耕出事后，南京官场流传的笑话得到印证。一是假如你问某官:“最近怎么不抽‘九五至尊’了？”他定勃然否认，称同事亲友皆可作证，自己向来只抽“南京”烟。二是假如你问某官:“腕表可是‘江诗丹顿’?”他定佯装摘表，说:“拿去，100元在夫子庙地摊上买的。”

“现在的领导已经很少戴名表，抽名烟了，官员都很在意这些细节。”五大连池市市长徐飞接受本刊时坦言，从来没有哪一种监督像现在的人肉搜索这么有力度、快速和透明。

过去的监督只是当地区域内的监督，最大也只是省内监督，但现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成为全国监督的焦点。

基层官员们感觉到了被放大镜集体俯视的压力。小官也有可能犯大错误，徐飞说，他们很注意约束官员的行为。

监督的效果显而易见。

比如:过去接待信访的时候，有些官员可能会连推带拖，或者下面的有些局长可能会说几句横话，但现在没人敢说这样的话了。

受访的大多数官员坦率地承认:网络对于廉政建设绝对是有利的，“多一种监督渠道畅通，对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是有益的，很多人会很收敛。”

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方向虽然获得了中央的确定，但具体推动仍然相当艰难。这种情形下，网络监督的功能凸显。

周久耕事件之后，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龙翔感慨道: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

对政治道德的拷问、对执政能力的质疑以及对决策、措施的异议，会瞬间充斥在网络中。网络使民意表达更直接、更生动，也更不受限制。

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这种由互联网信息公开环境带来的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巨大压力和无穷困扰。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地方政府一个新的治理难题。

难题

网络对官员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既尴尬又回避不了的阶段。从一个纯粹的信息渠道到与官员的执政能力、水平和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切来得太迅猛。

“特别是对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领导，有些甚至不知所措，谈网变色。”

信息时代带来的变化已经一日千里:一个小小的乡镇，原来信息闭塞的时候，可能造了一座天安门，也要经过很多辗转才能传出来，但现在一个小事一夜之间可能就成为全社会的话题。

此前不久，徐飞的上级城市黑河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打狗令”，规定把除了登记之外的狗都要灭杀。“打狗令”一出，群起而攻之，三天之内，网络舆论居高不下。一个小事件，但却有一个放大的效应，舆论排山倒海，压得官方喘不过气来。面对网络庞大的势力，这个时候他们是被动的。

“这是一种考验，可以说是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坦言，官方仍不习惯这种网络信息公开状态下的执政环境。

这种环境将整个官员群体包括廉洁度、诚信度等在内的政治道德以及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置于社会的放大镜之下俯视。

“这必然迫使官员行为多一点收敛，出台政策前多一些调查研究，当然也不得不多关注一些民生。”官员们坦承。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伍皓肯定，互联网不同声音的存在，对政府完善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然而，政府要直面庞大的网络群体的“不可行性论证”显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贵州市副市长季泓对本刊直言，在网络和舆论监督这一块他们确实有压力。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网民对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的帮助，他们很重视这一块。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政府的决策不能受网民的干扰。

“要重视他提供的信息，但政府不能受其左右。”这是大多数官员持有的观点。

“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它”。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

但很不幸，因为周久耕事件，南京成为了被首先炒作的对象。

这种炒作最后变成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学信息管理出身的陈刚坦言，对于政府而言，这种传播技术革命给政府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而且它有虚拟性。“发个贴子你也不知道他是谁。要把网络像其他的东西一样来管理是做不到的，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

这种监管上的困难体现在了对待“网络非理性”上的无力。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志强对“网络广场政治”这样分析:一方面，网络话语以发现、揭秘、质疑和公论的方式，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使案件处理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话语依旧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也无法在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

当社会的道德、法律秩序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网络显得尤其强大，也容易被人为操纵。具有盲动性和缺少约束，有一定的杀伤力。

“一个事件出来以后，很多人并不了解真相。当真相大白之后，热点不会再持续，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陈刚说。

这种打击已远远超出了对政治生命的打击。这样的威慑让官员心生余悸。

很多官员愤愤:有些人就喜欢用它做杀手锏，容易误伤人。

然而，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短期之内这将无可避免。“因为腐败确实是存在的，不公平也确实是存在的。老百姓总得找发泄的渠道。”

龙翔这样总结周久耕事件: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嬗变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地方官员的焦虑正在于: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而且自己在明，对方在暗，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并且无法管理。

这种焦虑在基层尤其明显。

一位官员这样陈述基层政府的无奈:在社会的转型期，很多潜在的社会矛盾累积在基层，很容易就激发，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在网络上炒作。中央层面怎么应对？各级政府怎么应对？监督肯定是好的，但最后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原来通过信访解决，现在善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但怎么解决诉求是个问题。如果只是领导看到问题在哪个网站上被炒作起来了，就签字处理这么简单，那么这个问题值得推敲研究。

基层在承担改革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焦灼与不安最终转化为对互联网舆论施加限制。

“说到底是利益问题”，一名基层官员坦陈，当网络上的民意与既得利益者产生严重抵触时，管制则不可避免。

2002年左右，互联网引入了关键字过滤系统。这个技术后来被地方广为使用。“影射”“谣言”等禁止性规定也屡在地方性管理条例中出现。比如，给个别领导的名字取谐音外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条例就明文予以禁止。

“虽然大家都知道，‘堵’不是根本，‘疏’才是根本。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一有问题就屏蔽。”这像是地方政府出于本能的自我防卫，是否正当显然不在考虑之内。

被称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杨平在当地掀起一阵网络反腐风暴之后很快被调离了株洲市纪委书记的岗位，株洲市网络反腐随后陷入困境。

但在中央层面，现实中承担反腐重任的中纪委及最高检探索网络监督新模式的工作一直在积极推进。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表示:纪检部门对网络线索非常重视，很多部门每天都有人在看，不单是举报，还有很多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组织力量收集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每旬《政法网络舆情》。

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网络反腐”词条，这被视为官方对网络反腐的“正名”。反腐新政的变化，由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最近的讲话得以印证，他强调，纪检部门要深入研究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影响。

中央的一系列部署表明: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中央“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在这之前，中国网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他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各地官员纷纷触网。

南方日报旗下的奥一网专门设立了一个“问政”频道，问政对象从省长、市长到部门官员，专门聘请的“问政观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向官员们提问或建议。在省委书记汪洋的带领下，广东官员们轮番上阵与网友对话互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都有过与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各级官员通过网络与公众沟通逐渐成为常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继9月贵阳市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正式上岗后，广东、云南、江苏也纷纷出台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他各地的相关制度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至此，网络反腐经历了由草根发起到政府参与，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动的转变，最后再从行动向制度嬗变。这种嬗变正在使网络反腐成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反腐败制度的推行一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起查处案件，制度建设的推进更能反映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

“因为制度涉及面更大，面临阻力更多。它需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和决心。”

(本刊记者朱文强、实习生李彪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京市副市长 陈刚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

贵阳市副市长 季泓

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决策确实有压力。政府不能受其左右但要重视它提供的信息。 ▲


天下第一大玩家王世襄逝世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5956/c104

日期: 2009/12/01 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在京逝世

　　新华网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廖翊）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祖籍福建福州，自小对国学感兴趣。他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其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其《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等著述有着很大影响。王世襄追思会将于12月4日在京举行。

　　斯人一逝，令人长忆旧京华

　　2009年11月28日， 一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了。

　　在他的名前一定会有无数的定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但人们也许更愿意这样来描述他：“他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中国第一玩家。”

　　已经故去的书法家启功曾这样评价老友：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将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已出版、未出版、即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也许这才是让不少对中华古物情有独钟的人心中一凛的原因吧？

　　“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听到王世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患着感冒的罗哲文很是伤感，对于没能见上老友最后一面也耿耿于怀：“上一次见面都是三年前了，我去看他，还在一起拍了合影。后来就听说他住院了。这个月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办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八十年的研讨会，几个老家伙聚在一起都还在感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半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认识王世襄先生生的人都知道，2003年秋天，患难与共、琴瑟相和60年的王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后，王世襄的精神就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首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2000年，80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在这套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女士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年轻时王世襄常常邀局斗虫）、鸽子、鸽哨（王世襄专门为鸽哨写了本专著）、鸟具、家常菜（王世襄精于烹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干校时曾买十四条二斤重公鳜鱼，做鳜鱼宴，名噪一时，他曾任全国烹饪鉴定会顾问）、两头牛、大鹰、獾狗。

　　这套大俗大雅的奇书，出版之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四次。这些玩物看似“雕虫小技”，在中国民间，喜欢这些玩艺儿的人不少，但能把这么些玩耍的事情写成专业的著作，让它们登上了“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并无第二人。

　　曾经出版过王世襄著作的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说，王世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学者，他的著作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他研究的基础是兴趣。他的专业水准是在常年的兴趣中、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在我的印象中，王世襄先生整天都笑嘻嘻的，他虽然被称为"中国第一玩家"，但他其实做事非常认真严谨，这从笔迹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老顽童"。”

　　王世襄先生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自己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

　　画家黄苗子曾评价王世襄是“玩物成家”，启功生前则评价他为“研物立志”。王世襄更喜欢后者。

　　很多国宝是他抢救回来的

　　今年6月份，从事文博事业60载的21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的一枝一叶。他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都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生活。

　　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七十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有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图书106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

　　“文革” 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一千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晚年，鸽子是王世襄最大的牵挂。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Ｐｏｏｒ（差等）！后来他又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Pigeon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个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这更让我们痛心。 ▲


“一中原则”与“一中框架”
http://www.zaobao.com/yl/tx091201_002.shtml

（2009-12-01）● 邵宗海

这个“一个中国框架”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接近台湾很多学者曾经提过的建议，比较中性，而且涵盖台湾与大陆这二个区域，是否准备用来取代已经僵化的“一个中国原则”，值得关注。

 　　胡锦涛与连战在新加坡APEC会晤，提到“政治难题需破解”。而稍早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一甲子研讨会”上，则发生两岸学者对“政治谈判”和“一中原则” 的辩论。北京在这二个领域展开积极攻势，台北也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反弹。笔者全程参与该研讨会并发表论文，愿对此一问题再表达看法。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发表政治报告后，“一中原则”对北京来说有越来越宽松的解释。台北也因“九二共识”的提出得到胡锦涛的认同，没再对“一中原则”有太多挑剔。现阶段出现的争论，可能是北京对“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有不同角度的解读。

　　在胡锦涛多次谈话中，看起来“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是交叉使用，其定义或内涵应是相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最早开始运用“九二共识”一词的时候，是强调恢复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譬如说：2005年3月26日，胡锦涛同美国前总统布什通电话时说，“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北京的一贯立场”。

　　至于“一个中国”的使用时机上，与许多中共重要官方文件的陈述一样，如十五大到十七大政治报告，内容涉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譬如，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说，“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是中共首次对台使用的词汇，胡锦涛在“胡六点”中先提到，“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王毅随后在美国旧金山访问时，也多次用了这个说法，他说：“增进互信的关键在于双方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框架”。

“一中框架”替代“一中原则”？

　　对于中共未来对台政策及动向如何评估？有二个方向的发展需要注意。

一、对北京来说，台北同意以“九二共识”来作为两岸复谈的基础，说明现阶段两岸交流将不会构成问题。也因此，为了推动国家统一进程进入实质阶段，中共对台政策至少会采经济与政治议题并重的方向。不过，等到“两岸一甲子”研讨会爆出大陆学者对“和平协议”大力鼓吹，就“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建立”提出倡议，再次显示北京对政治议题推进时程的急迫性。加上在新加坡的“连胡会”，胡锦涛又抛出“双方要为今后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创造条件”这段话，验证了政治谈判要提前来临的可能性。

　　二、“九二共识”是否可确定成为两岸政治议题谈判的互信基础，还有待再观察。最重要的是，“九二共识”对“一个中国”的定位还处于各说各话的层次。对北京来说，政治议题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即使不需定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去默认对手宣称是中华民国，毕竟那是属于官方层级的谈判，双方政治的定位己经很难再模糊。

　　不过，“一个中国的框架”的说法，自马英九总统就职之后就一直为胡锦涛及国台办主任王毅所用。这个“一个中国框架”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接近台湾很多学者曾经提过的建议，比较中性，而且涵盖台湾与大陆这二个区域，是否准备用来取代已经僵化的“一个中国原则”，值得关注。 ▲ 作者邵宗海（台北）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日本新侦察卫星能分辨车辆型号 将用于监控中朝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12-01/1735575827.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1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本报记者/何西

　　11月28日，日本利用H2A-16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名为“光学3号”情报收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日本媒体称，光学3号情报收集卫星比日本以前发射的侦察卫星都要先进，其分辨率已经达到厘米级。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着重发展“高端卫星”，就是希望凭借本国雄厚的科研实力抢占太空制高点。

　　新卫星可识别汽车型号

　　日本共同社11月26日报道，搭载日本“光学3号”情报收集卫星的H2A火箭于28日上午在鹿儿岛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据介绍，“光学3 号”卫星将在接受约3个月的测试后开始正式服役，接替2003年3月发射、设计寿命为5年的“光学1号”卫星。日本《产经新闻》25日透露，日本此次发射 “光学3号”情报收集卫星将进一步完善日本的“4星体系”。据称，日本的“情报搜集卫星”系统由4颗卫星组成，既包括雷达卫星，也包括照相卫星，以确保每天可对全球范围内的“指定地点”拍摄一次。

　　《产经新闻》披露，“光学3号”卫星的性能十分先进，操作性也更强。“光学3号”卫星上装备十分先进的照相机，可进行连续拍摄，对地面物体的识别能力也大为提升。据称，“光学3号”卫星采用黑白照相机拍摄，其分辨率可达60厘米，而此前发射的“光学1号”和“光学2号”卫星的分辨率仅为1米。 “光学3号”卫星可清晰分辨地面的车辆型号，甚至连车上装载的货物也能看得十分清楚。日本负责卫星情报收集的官员对媒体表示，“关于‘光学3号’卫星的性能不能多说，但是过去看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看到了。”此外，日本官员还透露，未来发射的“光学5号”的性能可媲美美国同型号卫星，可由面精确到点，识别出地面上的行人。

　　监视朝鲜和中国

　　对于日本打造高精度卫星网的目的，《产经新闻》分析称，朝鲜的核设施和导弹是日本卫星的重点监控目标。“光学3号”卫星可凭借其高精度的仪器监控朝鲜核计划进展，并紧盯朝鲜导弹的一举一动。在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1号导弹后，日本就决定利用侦察卫星监控朝鲜。不过，2003年，搭载两颗侦察卫星的H2A-6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而“光学1号”卫星也曾出现故障，这拖延了日本打造卫星监视网的步伐。此次成功发射“光学3号”卫星，将进一步完善日本的卫星网络。

　　除了监控朝鲜外，中国也可能是日本卫星的目标之一。早在2005年，日本媒体就曾爆料，日本的卫星曾监视中国在东海的油气田。日本媒体当时透露，为了监视中国东海油气田的一举一动，日本不仅派出了巡逻舰和间谍机，日本防卫厅的间谍卫星也在严密监视中国东海油气田的开发进展。当时，日本防卫厅和海上保安厅就是通过美日间谍卫星获得的情报，确认了中国春晓油田和天外天油田之间的石油管道已经铺设完成。由此可见，日本提升侦察卫星的实力，主要是与日本利益相关的东亚“敏感区域”。

　　专门发展高端卫星

　　目前，日本主要着力发展各种高端卫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开始积极研发先进军用卫星，并先后发射了“海洋观测卫星-l、-lb”、 “日本地球资源卫星-1”和“先进地球观测卫星”等众多型号的先进卫星，具备了制造军事侦察卫星的能力。此外，路透社6月2日的一篇报道指出，日本认为朝鲜发射导弹和卫星是对日本的“潜在威胁”。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领导下的一个空间计划小组就明确指出，导弹预警卫星已经列入日本空间计划，并打算进一步完善卫星的情报收集系统。

　　在积极打造高性能间谍卫星，着力发展导弹预警卫星的同时，日本甚至提出了“向太空要能源”的设想。美国《自然》杂志网站11月25日的一篇报道透露，日本科学家正在研发收集太阳能的卫星，这种卫星能将太阳能传送回地球的接收站。据称，这种太阳能收集卫星不受云层和夜晚影响。研究人员期望在 2030年造出全尺寸型号。

　　链接：靠先进卫星抢占太空制高点

　　有分析人士指出，认识到在卫星领域不能过分依赖美国后，日本全面启动了卫星研发计划。日本凭借其在微电子、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优势，专门发展高端卫星，希望利用先进卫星提升日本空间竞争力，并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此外，日本的H2系列运载火箭更加成熟，将为日本的卫星发射提供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