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人民日报关注分配不均获共鸣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6160/c90

 　《人民日报》2009/12月3日发表两篇文章：《干得多，能挣的多吗？》、《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报道称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各大网站都以头条或主页显着位置转载这两篇新闻，截止12月3日13时网友跟帖上万条。网友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突出，国家政策应该对此做出调整。网友说，中国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不公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网友认为，改善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效率和公平并重，建立一个公平社会，根治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其次要完善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权利，提高工人的议价和谈判能力；最后要结束“血汗工厂”这种发展模式，利用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提高工人工资。

　　多数职工工资涨幅低于平均工资和物价涨幅。有网友说，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多数民众都感觉用钱紧了。明明GDP还在增长，平均工资也在不断增长，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请看几年来公开公布的一些数据：占全国职工8%的国企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占到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其它92%的职工收入只占45%；2006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假如不幸归于了“大多数”，工资实际上是在“负增长”。因为正如一些网友形容的：工资在爬、社保在走、物价在飞。在工资的涨速低于平均工资涨速和物价涨速的情况下，是无法享受到工资增长带来的“幸福生活”的。

　　加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网友表示，不可否认，中国现在的富人是比以前多了，但是大多数的人生活仍然停留在温饱水平。财富分配的调整是个大手术，关系到许多利益，光靠呼吁是不行的，必须靠国家铁的手腕。老百姓们都知道这不容易，但是回避不是办法，若不尽快将收入分配问题向公开、透明、易控的方向转变，只会积累社会矛盾，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无法安定，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真正的危机。 ▲


警惕中国人“干多挣少”的制度原因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在中国经济以震惊世界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

　　中评社香港2009-12月6日电／美国《侨报》12月5日载文《警惕中国人“干多挣少”的制度原因》，摘要如下：

　　岁末年终，当某些富豪老板驾着数千万元的游艇悠闲享受阳光，或是在世界顶级奢侈品店一掷千金的时候，一些普通打工者却在祈祷着薪水能够按时如数发到手中，或是盘算着兜里的钱够不够回家好好过个年。对于后者来说，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少，却只能拿到微薄的收入，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常有被时代抛弃的惶惑与不安。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近日就撰文向这种“干得多，挣得少”的反常现象开炮，并呼吁北京当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 “干有所值”。

　　在中国经济以震惊世界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富豪榜上演着“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一些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也纷纷向华尔街看齐，而普通职工的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异指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0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根据媒体报道，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而中国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55%以上，而中国不到42%，并呈下降趋势。

中国社科院此前的一份报告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突出。应该说，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但这种劳动力优势仅在经济增长初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增长由出口转向内需，普通大众的低收入必然对经济发展形成掣肘，并可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北京高层并非没有注意到，政府也试图通过结构调整改变当下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除了出台“限薪”、“涨薪”等政策，亦祭出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但民众似乎并不满意，不是抱怨“工资被增长”，就是指责中国的税收、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与升斗小民过不去”。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要关注贫富差距的存在，更需要关注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书开篇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那么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也不能仅靠增加收入，还需要赋予贫困者一些“基本能力”。格林斯潘曾提到，目前收入的差异已经引起了教育和技能学习方面的不平衡，这可能使高收入者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而在中国，“基本能力”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当权力作为一种资本介入市场后，一些垄断和特权者靠着“特殊能力”发家致富，而没有社会关系的弱势阶层则失去创富的“基本能力”，最终沦为穷人，甚至于，穷人的“能力”还会受到刻意的限制与剥夺。毕竟，在一定时期，国民财富收入的总“蛋糕”是相对固定的，有人分得的多一些，必然其他人分得的就会少一些。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拿着 “刀子”分“蛋糕”的人会不会把大块的拱手相让呢？

　　因而，机会分配的不均与不公才是导致“干多挣少”的深层次原因。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比起吃、穿要凭票的经济匮乏年代，如今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实际收入都有了跨越式提高，可是普通大众的“受剥削感”却在加重。他们缺乏富人那样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话语权，自身在升学、求职、创业等诸多方面往往受到不公待遇，而面对垄断、官商勾结等问题时又无能为力，使他们放弃了改善处境的努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比贫困更加可悲的是无力改变贫困。

　　所以说，解决“干多挣少”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除了“劳有所得”、“按劳分配”，更需要从制度层面保证分配的公平与机会的均等，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阶层，才能民富而国强。

如何破解“干得多挣得少”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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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6  去年，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本《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书，引发社会各界一阵激辩。勤劳者不富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旧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现在，“干得多挣得少”似乎正成为人们收入状况的普遍图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行业与行业之间，垄断企业与普通民企之间，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与高管、体制内员工与体制外员工之间，职工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其收入分配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从根子上造成了大多普通民众“干得多挣得少”的现状，也直接导致了人们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

　　而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税收杠杆又未能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诸如企业主之类的高收入者时常处于税收的盲点，本已十分脆弱的中产阶层，却又沦为税收大棒四处“击打”的对象，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又因为缺乏财政税收转化而成的社会保障来兜底，最终整个社会就形成了“洋葱头”式结构 ——中部不是很突出，下面又有一个平的底部，这是许多被最低生活保障拉到同一平均线上的人群。

　　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有厚实的中产阶层、较少的底层人群，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也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但在今日，除了那些在收入分配中沦陷于底层的人们，还有那许多白领中产阶层也正在受到生活成本的隐性剥夺，他们为飙升的房价、缺失的医疗、不公的教育埋单，成为不受注目的 “夹心层”，并有滑入社会底层的危险。而这本身又加剧了“洋葱头”社会结构继续沉底的危险。

　　中国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上不去，很多人将之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倾向”，后来通过调查，发现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跑不过CPI乃至GDP的增长速度，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生活成本消解了人们消费的欲望。

　　尽管在民众一再呼吁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中，政府也试图通过结构调整改变当下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但其中利益盘根错节，博弈复杂，最根本的是缺乏普通民众的声音，这恐怕也使得该意见出台状况不容乐观。其实，不提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问题，倘若政府能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力践“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的观念，在诸如税收、医疗、住房、教育方面让渡自己的利益，用财政为民众保障兜底，也能从另一个维度改善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现状。▲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李妍


中科院院士向江绵恒说不 未能通过最后一关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517

     2009-12-5  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结果昨天揭晓。原国家主席江泽民长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恆此前也是院士候选人，可惜未能通过最后一关。江家乃书香门第，多饱学之士。江绵恆的姑姑、也就是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是前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曾经两度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最终未能中选。

　　两位「王室」成员落选院士，应该是竞争剧烈，强中更有强中手。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表示，此次增选坚持「科学、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力求评审和选举结果能够经得起实践、社会和历史的检验」，看来并非虚言，而且做到宁缺勿滥。院士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六十名，但今年中科院只选出三十五名。

　　管理贡献高于科研

　　五十八岁的江绵恆，是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电机工程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凝聚态物理。取得博士学位八年之后，他在一九九九年就出任中科院副院长，目前还兼任上海分院院长。

　　江绵恆堪称「全才」。官方资料显示，他参与多个国家科研计画的领导工作，包括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上海光源工程总指挥；主持多个研究项目，包括燃料电池和氢能、煤基合成油、通讯小卫星、无传感网等项目；同时亦纵横商场，担任中国网通、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机场集团董事

　　也许是这个原因，在他参选中科院士期间，学术反腐网站「新语丝」出现了一篇题为「我对江副院长选院士的一些看法」的文章，署名「中科院机关一工作人员」，认为江绵恆这几年对中科院贡献巨大，争取到很多经费，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人所不可替代的。」

　　这位「工作人员」认为，江绵恆回国后很快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没有一科研的经历，主要主持和协调重大工程技术项目，因此他适合去参选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来源: 星岛日报 ▲


解放军南海舰队：有信心确保西沙安全
http://news.ifeng.com/mil/2/200912/1204_340_1462730.shtml

     2009年12月04日 凤凰卫视 近年来，个别东南亚国家针对西沙海域的侵渔现象日趋猖獗，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对此，南海舰队驻守西沙的部队官兵表示，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

眼前的这座小岛名叫中建岛，地处西沙群岛的最西端，距离越南仅140多海里。自2004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正式生效之后，个别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侵渔行为逐渐南移，地理位置尤其敏感的中建岛附近海域就成为事件多发地区。

南海舰队西沙某部政治部主任肖民生说：“应该说近5年来，每年(侵渔)次数和起数都是递增。一则这一带海域渔业资源比较丰富，另外邻国政府鼓励他们的渔民到这一带的打渔。”

当地渔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所见过的外国渔民大多比较年轻壮实，而随身携带的真正用来捕鱼的工具却比较简单，因此他们认为，这些人并不是普通渔民这么简单。对此，地方渔政部门并没有予以确认，但是承认这些外国渔民的身份的确可疑。

据了解，包括中建岛在内的整个西沙海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侵渔事件的困扰。对此，中国海军南海舰队驻西沙部队部队长徐长银强调，西沙群岛一直处于中国海军的有效控制之下，其主权无可辩驳，也不容侵犯。

徐长银说：“西沙是中国的领土、领海，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南海舰队的兵、部队是训练有素的，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完全没问题。”

另外，针对有传闻指个别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在加紧扩充军备，徐长银就表示，截止目前，还没有哪个东南亚国家刻意在南海海域展示军事存在，若论军力，中国在这一地区仍占据一定优势。何润锋、何保德、林逸生 西沙报导 ▲


南海形势严峻、南沙群岛靠谈判永远回不来
http://topyl.com/bbs/thread-639245-1-1.html

据香港《大公报》18日报导，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在全国政协表示，南海是极重要的战略通道，对保持国内稳定和长治久安具重要意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略南海，张黎认为，为满足舰船补给、飞机巡逻、宣示主权管理等需要，应考虑在美济礁建设机场和港口。张黎认为美济礁距离长兴岛800多公里，该岛礁很适宜建设机场和港口，建成后可以控制整个南沙区域。

一般以为南沙美济礁弹丸之地，怎能铺设千米长的飞机跑道？

光复南沙岛礁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张黎表示，南海形势目前非常严峻。南沙有五百多个岛礁，我国只控制其中四个，越南占了二十九个，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各占三个以上。中国在南海没有一口油井，而其它国家却有一千多口，每年开采石油五千到一亿吨。现在这种开发还有加速之势。越南和相关国家正同美、英、俄等国大型石油公司，联合加紧勘探打井。美国飞机三几天就到南海侦察一两次。南海水域日益呈现国际化、同盟化的趋势。越南、菲律宾等国都在南海抢建各种军事设施。中国岂能坐视？报道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一些周边国家加快了对我国领海的蚕食。为宣示主权，中央军委令海军近期在南海举行大规模现代化舰队编队实弹演习，还先后派出多艘渔政船只赴南海宣示主权。

解放军在部署歼─10、歼─11后，飞行半径达到南沙，要是建成机场就如虎添翼了。

有关人士指美济礁水深流急，建机场不切实际。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美济礁建不成机场，台湾方面常驻的太平岛有机场啊，同马英九三通不行吗？菲律宾在中国黄岩岛非法僭建了大型机场，北京“先礼”了几十年也该“后兵”了吧？就算固定机场难搞，活动机场不是呼之欲出吗？

北京国防大学军事装备学的学科带头人张召忠将军近日表态；南沙群岛靠谈判可能永远回不来；各国拒不归还中国的岛礁就必须是武力收复。北京两位将军几乎同时发炮，南沙有点火药味了。 ▲


俄报：朝鲜军方进入备战状态以防居民骚乱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12/05/20091205000015.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姜哲焕/安勇炫 (2009.12.05 ) 俄罗斯经济报纸《Kommepcaht》12月4日援引北韩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为镇压因反对近日实行的货币改革而可能发生的骚乱，北韩军方已进入战斗准备态势。

据报道，消息人士称，北韩各城市出现将此次货币改革批判为“强盗政策”的舆论，因此相关当局下达了上述指令。消息人士还表示，货币改革期间北韩所有商店必须停业，居民们无法使用过去积攒的钱，从而引发了巨大恐慌，派驻北韩的许多外交官为挽回北韩政府的货币政策，举行了多次会面。

据北韩内部消息人士称，北韩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近日向北中边境的人民警卫队下令“对未经允许就越境的人当场击毙”。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有关货币改革的“动机不纯势力逃跑”。消息人士称：“突然被抢走金钱的有能力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加入到脱北行列。”就此，韩国政府一位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关于集体骚乱或大量脱北等情报。北韩居民没有集体行动的经验，因此如果情况恶化，很有可能选择脱北，而不是示威。”

据悉，在咸镜北道清津、咸镜南道咸兴、平安南道平城等地陆续发现印有金日成主席图片的5000元面值旧货币被损坏后丢弃，因此保卫部进入紧急状态。据内部消息人士称，还出现谴责金正日的涂鸦和传单。北韩相关专门媒体Daily NK当天报道称：“在实施货币改革后，两江道一名欠债者突然向债主坚持要‘用过去的货币还债’，并因此发生冲突，结果还被债主打死。”在新义州的一家市场，经营化妆品生意的45岁左右女性因辱骂政府而被保安员逮捕。

另悉，有些北韩居民不愿意交换货币，以抗议货币改革。北韩政府将对每个家庭的交换额度10万元（新币1000元，约合4万至5万韩元）进行上调，允许每人再交换5万元等，正在采取后续措施，以安抚民心。北韩原计划6日结束货币交换工作，但截至3日，新币还没有到达咸镜北道会宁、茂山等地。据内部消息人士称，因此政府将交换期限改为“新币到达后一周内”。 ▲

中苏关于原子弹的恩恩怨怨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0912/t20091203_122590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2-04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与苏联究竟有哪些渊源？在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1958年，中苏曾有过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但是披露的细节不多。苏联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到底做过什么？

苏联向中国大规模传授核武器技术

　　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赛季特·赫鲁晓夫的回忆：“1957年我父亲就考虑，要慎重地将苏联的核武器技术秘密传给中国。在1957年的时候，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亲如兄弟，绝对能够相互信任。正是因为如此，苏联才愿意把原子弹的技术传给中国，而且苏联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是大规模的。但是到了1959 年，苏联突然停止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两国的紧张关系来得太突然。”

　　苏联向中国传授核武器技术，后来得到了证实。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与日本的政治家藤山爱一郎有过一次会见，米高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会见的谈话内容被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收藏，2002年得以公之于世。在会见中，赫鲁晓夫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生产原子弹的能力，因为苏联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关键的帮助，中国派了很多专家到我们的设施里，另外，他们的核燃料应该也不成问题。”米高杨接着说：“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原子弹的研发设施，包括一些生产原子弹的工厂和其他方面的设施。”

　　根据苏联大使馆的记录，1958年，111位苏联核能专家来到中国，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都曾帮助中国研发原子弹。

第一个核反应堆完全来自苏联

　　最近，曾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发的一些苏联专家的回忆文章开始与世人见面，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逐渐显露。

　　这些文章的作者回忆，当时他们被派往中国，人数不少，主要负责指导中国开发原子弹，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核武器技术的传授是全面的，并且是按照时间表一步一步展开的；苏联除了在技术上对中国进行指导外，还在核工业的基础设施方面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当时，苏联计划帮助中国制造出苏联1951年水平的原子弹；虽然苏联并没有向中国直接提供原子弹，但苏联提供的关键技术，使中国距离成功研发原子弹只有一步之遥。

　　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最高级助理欧罗比耶夫，从1957年到1959年一直在中国。欧罗比耶夫回忆说：“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向中国传授原子弹技术后，很快在北京建立起一个原子弹研发中心，相当多的苏联专家都到过那个中心，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人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同位素分离、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铀的分离等。萨帝基是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的总工程师，1956年至1960年，他曾在中国担任顾问，负责指导中国的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以及中国科研人员的培训。萨帝基说：‘北京这个中心成立之后，中国开始把在国外留学的人员召回来，主要是在苏联的留学生。当时留苏学生中学核物理的人数最多。’”

　　1957年欧罗比耶夫被派往中国的原子弹研发中心时，中心里一共有六十多位研究人员，到了1959年，研究人员已达六千多人。欧罗比耶夫在这里指导中国人进行核子融合和浓缩铀。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进行第一代核反应试验。随着核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正式运作。这个核反应堆完全来自苏联。欧罗比耶夫说：“苏联的同位素锂分离技术基本上被中国分享了。这套相关设备重达250多吨，全部运到中国，其他的设备如真空设备、分离泵和高压供电设备等，也同时运到中国。”

　　欧罗比耶夫承认，来自居里实验室的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对中国原子弹的开发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提到，当时钱三强和他有过多次技术交流和讨论。“钱三强拟订计划之后，就会来找我讨论。中国的第一次核反应试验也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苏联专家还对试验进行了微调。此外，中国相关核设施的建设，也是在苏联专家直接而详细的指导下完成的。”

装着原子弹的车皮“人间蒸发”

　　中苏两国发生矛盾的征兆可能出现在1958年，当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埃夫雷莫夫率团访华时就有所感觉。根据协议，苏联每年都要派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讲学和指导。埃夫雷莫夫此行也是为庆祝北京原子弹研发中心的成立，他同时还去拜见了毛泽东，并就台湾问题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

　　据当年代表团的成员回忆，埃夫雷莫夫回到酒店时，脸色相当难看。据说，毛泽东不把埃夫雷莫夫称为“同志”，而是把他称为“外国人”。在长达半小时的会见中，埃夫雷莫夫觉得自己充当了一个不讨好的角色。后来埃夫雷莫夫才听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执。

　　1958年6月，一批苏联核物理学家来到北京。此时，苏联已进行了62次核试验。这些苏联专家向中国提供了更详细的、更新的信息。

　　这些专家在北京顶着酷暑作了一场又一场演讲。来听课的人很多，有些苏联科学家很紧张：来了这么多人，苏联的核机密很容易泄露吧？这种疑虑很快被带队的领导打消，一位领导说，大家都是党员，都是同志，不会有问题。

　　苏联的专家们回答了中国技术人员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如何构建核设施基地，以及原子弹的开发问题。专家们还参观了中国的不少核设施、大气压设施和原子弹组装车间等。代表团带回的信息是：中国方面希望继续扩大两国在这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专家的这次北京之行，原先已经得到了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批准，但他们回到苏联后却被告知，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并没有批准这次北京之行。

　　这个代表团回国不久，得知苏联已经准备了两节车皮运往中国，一节车皮中装的是模拟原子弹，另一节车皮中装的是测试控制器、设备和原子弹支撑的铁架。这两节车皮一直有重兵把守，却一直不见动静。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丘尔金向上面请示：那些运往中国的原子弹为什么还不起程？领导听后很生气：什么原子弹送往中国？绝对不要想，立刻取消！后来，这两节车皮就消失了。

　　此后，中国的科学家仍然到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场参观。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第21届委员会上向与会代表吹风：中国和苏联出现了矛盾。

一定要造原子弹

　　1959年夏天，形势已经清楚，苏联将不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全面技术。周恩来说，我们自己造，从零开始，用8年时间造出来。但是，由于大跃进和政治运动，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严重受阻。

　　1960年，苏联召回1292名专家，更使中国雪上加霜。制造核武器的期限被推迟。1961年7月，中国举行了一次军工企业工作者会议，与会者激烈地讨论着：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是否应当继续研制原子弹和运载工具？

　　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但要求再次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在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短程火箭，并掌握了先进军事设备的制造技术，其中包括试验原子弹所需要的设备。中国人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也能够独立造出原子弹。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即使没有裤子穿，也要拥有世界水平的武器。

　　1962年8月，聂荣臻向中国领导人报告，1965年以前就可以试验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13时，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


张成泽身为金正日的特使曾秘访北京
http://news.stnn.cc/guoji/200912/t20091205_122715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2-05 星岛环球网消息：日本放送协会（NHK）4日报导，今年6月，被视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班人、其三男金正银曾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见过面。

　　报导说，多条外交管道消息指出，6月10日左右，朝鲜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张成泽身为金正日的特使秘访北京时，金正银也随行。

　　当时，中国方面对于5月时朝鲜进行核试验感到很不满，张成泽与胡锦涛举行会谈时，胡锦涛表达了对朝鲜的不悦。

　　张成泽虽没针对金正银的背景做详细的说明，但他将金正银介绍给胡锦涛，金正银与胡锦涛只简单地寒暄致意。据悉，朝鲜是想藉此展露对中国领导阶层友善，以缓和中国的不满。

　　金正银在朝鲜尚未正式亮相，但他访问中国一事透露出他是金正日接班人呼声很高的人选。中国政府否认金正银访中一事，可能是配合朝方的请求。

　　对于NHK的报导，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对记者们表示，他已掌握这项报导内容。鸠山说，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是今后应关注的议题。 ▲


美军退役航母肯尼迪号不对外卖惹外界猜想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12-05/0938576303.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5日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记者 刘国伟

　　美国科幻大片《2012》中，“约翰·肯尼迪”号航母(CV－67)被海啸推向白宫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29日，一则名为《再次杀死肯尼迪》的报道出现在美国环球战略网上，这里的“肯尼迪”就是2007年3月退役的“肯尼迪”号航母。如今，这艘服役39年的巨舰静静地停泊在费城的海军舰艇封存场中，它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改作博物馆要花大钱

　　报道称，美国海军打算将“肯尼迪”号提供给地方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用作海上博物馆。如果该计划真能实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博物馆。目前看来，作为肯尼迪家族崛起之地的波士顿对收留这艘航母表现出浓厚兴趣。可无论谁接收这艘排水量8万多吨的大家伙，钱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将航母改造为博物馆并维护良好耗资不菲。

　　美海军一向乐于将退役军舰改造成博物馆，但这不是免费的午餐，海军在赠予军舰的同时往往开出严格附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退役军舰始终保持“体面”的状态，即维护良好，避免锈蚀。

　　二战期间服役、现停泊在纽约的“无畏”号航母就是这样一座海上博物馆。两年前，“无畏”号被拖入干船坞，更换了100多平方米的锈蚀船壳，维护工作花了1.2亿美元。

　　相比之下，“无畏”号的姊妹舰“约克城”号就没那么幸运了，该舰退役后停泊在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顿，如今也需要资金维护，可是在经济危机横扫美国之际，让人掏出大把美元维护军舰非常困难，“约克城”号因此难逃彻底报废的命运。

　　另两种结局都很惨烈

　　环球战略网还探讨了“肯尼迪”号可能面临的其他两种结局，即作为废品拆毁，或是作为武器试验的靶船，这两种结局显然比做博物馆“惨烈”。

　　先看看将旧舰直接报废的处理方式，长期以来，美军的多数退役舰船都是这样被大卸八块的。如二战中战功显赫的“企业”号航母，在1947年退役后，很快就被卖给一家公司当做废铁回炉了。然而，传统的拆卸流程如今面临环保人士的指责，被认为对环境造成了损害；如果采取相对环保的方式进行拆卸，成本又过于高昂。

　　再看看将旧舰用于武器试验的处理方式，“肯尼迪”号的姊妹舰“美国”号就是以这种方式发挥了最后的余热。2005年5月，美海军为检验航母的抗毁伤能力，用各种武器把退役的“美国”号炸沉，通过真刀真枪的试验了解了现代化武器攻击航母的效果。报道认为，将“肯尼迪”号充作靶船，能够使美国海军对现代大型航母的抗毁伤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检验，无疑是一次宝贵的机会。

　　总之，如果没有足够资金用于改造，“肯尼迪”号恐怕难逃被拆毁或炸沉的命运。

　　美国为何不卖旧航母

　　综观几个海军大国处理退役航母的经验，不难发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存在出售旧航母给他国的做法。反观美国，虽然是全球最主要的退役舰艇出口国，但外销产品清单中却绝少出现航母。今年早些时候，某些印度新闻网站曾爆料称，美国可能将“小鹰”号航母赠予印度以牵制中国海军，但美印官方均出言否认这一说法。

　　美国为什么不出口退役航母给其他国家呢？其中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是美方出于技术封锁和保密的考虑。按照有关规定，美军航母退役后，将进行严格的安全处理，即拆除所有重要的作战系统，以防止他国获取其军事秘密。但由于美国在造船技术和工程领域的成熟和领先，一艘经过安全处理的退役航母仍然可以使许多不能自主建造航母的国家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一向重视技术保密的美国海军不愿意看到的。

　　其二，即便美方同意出售，对于想购入美国退役航母的国家而言，仅仅买进一艘旧船，与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相当的差距。以“肯尼迪”号航母为例，购入这艘大型航母可能不会花很多钱，但是恢复其原有的作战、指挥系统，再配备与之相适应的舰载机(也只能配备美系战机)，以及训练舰上人员，总成本极为高昂，一般中小国家的海军根本无法承受。 ▲


全国省委书记成长路径解析：平均需要35年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06/021616724422s.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6日  华龙网-重庆晚报

　　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中，9位常委中担任过省委书记的有8位，占88%。25位政治局委员中，担任过和正担任省委书记的有18人，占72%。

　　省委书记成长的台阶

　　曾担任过地级市市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有近7成，若加上在大型企业中任职的担任过相当职务的有近8成。下一级市委书记岗位职责要求与省委书记相似，主要是管辖范围与政治把握程度等有差异，在把握大局、统筹各方上，在独当一面工作上，对其成长有重要磨炼，这也看出上级组织对省委书记在把握大局能力上的高度重视。

　　有多省工作经历的占74%，加上大型企业任职的同志，有80%。这可看出组织上对干部工作适应性，也就是在不同环境下开展工作的能力的重视。在不同区域工作，要求干部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中央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的能力。同时，这种工作经历，也使干部能消除地方主义，对全国的步调一致有好处。

　　在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任过职的占55%。这说明组织上既重视省委书记的地方实际工作经验，也重视在中央部门工作，对国家宏观形势有较好的把握。

　　担任过省长职务的有一半人。省长岗位与省委书记岗位管辖的范围是相同的，只不过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这个职位也是重要的锻炼岗位。

　　在新闻单位任职的有4人。这是一个足以引人注意的现象。“新闻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领导，最擅长的是对舆论的灵敏感觉和把握，也就是擅长对党和国家政治大局的把握。

　　省委书记成长的特点

　　省委书记初任平均年龄57岁。可以说，这是让一个人有极其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年龄。他们对世事及自己人生已是极有见地了。一般已没有个人及家庭因素对自己的纷扰，能集中全部精力工作一任至两任。

　　省委书记初任正省级职位平均年龄53岁。这与他们担任省委书记平均年龄相差4年，这也说明同样是正省级职务，但担任省委书记还要多经过4年的考察和磨炼。

　　从参加工作到担任省委书记平均要35年。35年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部工作时间，他们应是在每一个岗位都有杰出表现，30多年没有重大失误的非凡的干部。

　　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平均年龄为41岁。这在同级职务干部中是相当少的。由此可看出他们成熟得早，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超过9成。他们学历的专业背景对其任职影响不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中，6成是学理科的，4成是学文科的。可见省委书记这个岗位是一个重要综合性岗位，有相应知识基础后，工作经历会塑造出优秀领导者。

　　第一份工作在企业和行政的有7成。其中，企业占4成，行政占3成。另外，出自部队和担任过教师的占3成。这与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关，同时也说明，省委书记出身不是唯一性的，他们是在长期工作中，多次择优选择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同层次，企业负责人与行政领导的交流，特别是国有企业老总直接交流到省部级岗位，说明组织用人视野的进一步拓宽。

　　省委书记成长的基础

　　培养出一个省委书记，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有先天的基础。同时，更要有近20年学习、35年左右工作中逐步构筑起的知识基础和能力素质。他们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必须具备政治鉴别能力、大局掌控能力、战略思维能力、知人善任能力以及形象塑造能力。《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