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http://bbs.voc.com.cn/topic-2133095-1-1.html

stephenwu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来源：《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作者：赵灵敏&王长江 2009-10-21

　　新华社9月27日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重大决议。在决定中，执政党再次提醒全党，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64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兴衰周期律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今，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共识，民主这条新路怎么走，却仍需要艰苦的探索。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与民主这条新路怎么走紧密联系在一起。

　　就此，本刊记者赵灵敏与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就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

　　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

　　四中全会解决了什么问题?

　　《南风窗》：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王长江：四中全会通过的是纲领性的文件，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自身搞得如何，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自十二大以来的党代会，都有一次全会来研究党建问题，表明我们党在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始终重视自身建设问题。

　　在如何推进党内民主方面，这次的四中全会看到了继续推进改革的迫切性，它强调党的建设要科学化，改革要整体推进，实际上为党内民主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平台。关键要看落实，看是真干还是假干，在现实运作中，这是一个各种利益实体相互博弈的过程。

　　《南风窗》：四中全会的公报中多次提到要加强团结集中，这是否说明执政党在党建方面有强烈的危机感?

　　王长江：是这样的。目前，中国面临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金融危机、群体性事件、民族问题等，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去解决，这是一个带有危机色彩的新形势。我认为目前党建方面最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党的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大。一直以来，不少人不相信党的决议、党的理论、党所倡导的东西，而且认为不能信、信了是傻瓜，他们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私下里真正相信的是一套权钱逻辑，完全丧失了对党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信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梳理，原有的否认人的利益、要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被承认人的利益的新理论所代替，而前者离人们的生活和实际认识水平太远，在现实中根本不管用。而且我们明明知道这一套不管用，还坚持着，在庙堂之上不厌其烦地宣讲和重复着。因此要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信仰缺失的现象，首先必须对党的理论进行梳理，摈弃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东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南风窗》：目前，推行和深化民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民主的进展和民众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请问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长江：改革开放30年，最突出的改变不是执政政策、方法和手段的改变，而是动力机制的改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实行的是过去革命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做法，而且把那套东西当作天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遇到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就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还没有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对于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认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因此，我们不通过利益机制来实现利益分配，不让人们自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进行分配，你是不需要考虑自己利益的，你的利益是由国家来满足，以为这样就能避免冲突。这种制度设计看起来十全十美，实际上社会缺乏动力，因为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既然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为什么我还要好好干?你说人民当家作主，作的是什么主?没有利益，当家作主就失去了意义。

　　相应地到了政治上，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一种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路，党无所不能，政府无所不能，包揽一切，事无巨细，这样一套东西，落到实践当中，就是老百姓没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任何愿望。你给他民主，他也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怎么使。真的搞起来了就是混乱不堪的大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权还给了老百姓，这样就出现了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而利益是需要交换的，一交换，就需要市场，就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人们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众就有了强烈的民主要求和意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今天民主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念、意识形态、经验和习惯长期沿用过去那一套，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

　　《南风窗》：那么目前要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长江：我觉得应该从这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行有竞争性的选举，要给人们选择的机会；二是党要领导社会建设，鼓励和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让人们组织起来。如果执政党不在这方面做工作，一旦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就容易成为对立面；三是推进制度建设，以前有了问题，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制度不完善，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说了’因为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条例很多，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规定都有。问题是，这些要求之间的连接出了问题。今后要从单纯的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第四，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目前，党的运行代替政府运行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这是很多紊乱现象的根源。合理的做法是先设计好政府应该怎么运作，然后把政党放进去，而不是相反。

　　党内推进有竞争的选举

　　《南风窗》：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党内开始，然后再逐步推广，您是否认同这样一个中国民主“路线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长江：我基本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中国，掌握最多权力的是执政党，有能力主导民主进程的也只有执政党。从这个角度看，党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牵涉社会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民主多一点，社会民主就多一点。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实际上给执政党加上了一个很重的责任，要推进民主。

　　民主是一个系统，分为若干环节：选举民主，把权力授予少数人，这是授权环节；运用权力进行决策，这是决策环节；决策之后要执行，这是程序环节；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要进行民主监督，这是监督环节。所有这些环节，党内民主都需要进一步推进。

　　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了一些进展。比如决策民主，我们现在很多决策是透明化的，重大决策不再是少数人说了算，而是要广泛地征求意见；执行阶段，大家互相讨论、互相启发，都有民主的成分在里面；民主监督，我们不但有舆论监督，有社会监督，而且党内还可以进行问责制等等。应该说所有的环节都在不断推进。

　　但与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进展相比，在授权环节的民主上似乎稍微有点慢。最关键的是，在向谁负责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突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使授权民主流于儿戏，等于说我想民主就民主，想今天民主就今天民主，这是古代帝王都能做到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这种负责关系必须颠倒过来。我觉得，今后推进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在授权环节推行有竞争的选举，将我们的党内民主制度做实、做科学。

　　《南风窗》：近些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强调“中国特色”，甚至用“中国特色”来消解民主，请问在民主的问题上，“中国特色”如何体现?

　　王长江：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原则要遵守，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很多人认为选举民主是西方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不选举的，这就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众对自己的权力受托者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些无良的学者见风使舵的荒谬之言。民主不是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的民主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遵守民主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有竞争的政治。历史也证明，这条基本原则是不容超越的。

　　《南风窗》：现在还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且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是否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优越?

　　王长江：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博弈从未停止。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管用的，是大势所趋，我们也迎合了这股世界潮流，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强，还保留了大量行政手段和计划经济的因素。因此，在当前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这不能证明我们调控经济的手段有多高明，只是因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成分还不够多之故。我们还是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不能以此为借口走回头路。这就好比全世界发生了饥荒，非洲人靠吃野果躲过了危机，但全世界不能因此就退回到原始状态；纽约发生了大停电，没通电的地方自然不受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说煤油灯比电灯更好。

　　民主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出现滞后、不对应是普遍现象，非常正常，有时候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超过民主国家，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体制改革的理由。因为经济不会一直增长，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也不能只靠经济增长来维持。西方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但它的政治体制有弹性，所以人民会和政府共度时艰；如果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感只系于经济增长，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经济好时我和你过，不好时各走各的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拓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人民才会和党同甘共苦。四中全会看到了这种危机感，这是好事。

　　《南风窗》：国内的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吗?

　　王长江：民主是抑制腐败的良药，这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会产生腐败，是因为某个团体或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没有约束和监督所致。民主不是人们直接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而更多意味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参与和约束，因此在遏制腐败上面，有民主总体要比没有好。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财富大量涌流，权力的寻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条件，而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办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产生的腐败比过去更严重、触目惊心。没有钱，腐败的程度有限；财富多了政治上的一些不民主的因素依然如故，腐败当然会愈演愈烈。

　　民主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南风窗》：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的诉求，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是这样吗?

　　王长江：反腐败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民主的途径。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权力带来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腐败的收益很高，而被抓住只是一种偶然的话，这个险就是值得冒的，因此靠严刑峻法、高薪养廉等等都是遏制不了腐败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往往把民主意识形态化了，把民主和某种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实民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问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感不感兴趣，他很可能说不感兴趣；但你问他你的事情由别人决定你干不干，他肯定回答不干，这就是民主的意识，只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民主罢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人们的这种民主意识和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民主和每个人切实相关。

　　《南风窗》：在现实层面，基层的海选也确实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等现象，应该怎么看?

　　王长江：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一些人把这种思路简单套用到了民主领域，认为应该让一部人先民主起来，这部分人就是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人，党内的先进分子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搞的乡村直选路子错了，素质低的人只会搞出低层次的民主。这种想法把文化素质作为是否实行民主的依据，是非常荒谬的。

　　当年解放区的民众搞选举，连西方的记者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民主，可是那些民众很多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英国几百年前搞民主，民众的素质又能高到哪里去?

　　事实上，决定民主的根本因素是利益，有利益就有民主，而和素质无关。计划经济否认人们的利益诉求，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要求，只会产生混乱不堪的大民主。市场经济下人们有了财产，就会拼命保护，对政府也就有了要求。作为执政党，应该对此加以引导，并产生相应的紧迫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社会民主的发展快过党内民主的话，党还有什么资格进行领导?你总不能说社会民主要先停一停，等我赶上来再说。

　　现在，基层选举确实出现了贿选等现象，个别人又搬出了素质那一套，甚至认为在基层搞民主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应该把权力重新划归党支部。这种说法是历史的大反动，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前面我们说了，党内民主在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做得比较好，授权民主方面要差一些；在基层，情况刚好反过来了，授权民主做得比较好，后面的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则没有跟上。这样一来，只要想方设法获得了权力，黑箱操作的空间就很大，有了千万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很多人把基层选举看成是投资回报的关系。

　　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干脆就不选了，走回头路，这是不对的。根本问题在于要对选出来的权力进行规范，加强执行、监督层面的建设，在农村设立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等，重大事项由他们讨论决定，提高腐败的成本，让那些投资权力的人赚不回来，贿选自然就得到了遏制。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难以为继，人们是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改变的，请问中国目前已经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程度吗?

　　王长江：一个政党的执政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否则难以长期维持，即便你掌握着国家机器，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当然，我们目前的形势还没到那一步，因为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执政党积累了丰厚的合法性，但我们不能一直吃老本。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好，社会稳定，有没有民主无关紧要，问题是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曲折。把未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是很危险的。要解决当前政治发展中一系列棘手问题，非实行民主不可。 ▲


中国社会现状：从穷忙到穷懒
http://bbs.voc.com.cn/topic-2124705-1-1.html

stephenwu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来源：新周刊 第21期 作者：陈旧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

　　官二代事件簿

　　谁顶替了罗彩霞?

　　2004年高考，湖南省邵东县考生罗彩霞考了514分，却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她的身份被当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王佳俊父亲王峥嵘利用个人关系违规获取高考相关信息，花3万块打通关系，伪造高考纸质档案和户口迁移证，为女儿顺利完成了学籍档案等一系列造假。

　　河南同胞“官二代”子承父业

　　著名网友张洪峰在其博客里发文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事实上，“富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中国各地都相当普遍。

　　云南副县长之女变身“女衙内”
　　2009年5月18日，就因对男友的“前女友”看不顺眼，云南省孟连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初三女生小思(化名)带领7名同校女生，将该校15岁的初二女生小艳(化名)拖进厕所，打耳光、用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其间小艳嘴巴被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外衣被脱下丢进粪坑，整个施暴过程长达 10分钟。

　　李肇星儿子娶阎维文女儿

　　2006年12月28日，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公子李禾禾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的女儿阎晶晶的婚礼在北京王府井一家白金五星级酒店举行。喜宴每桌8880元，总共开了30桌左右，有政界、文化界诸多人士参加。两个名门的联姻，被网友称为“真正的门当户对”。

　　重庆高考乱加分
　　2009年6月，重庆市巴蜀中学部分高考考生的少数民族成分造假被曝光，文科状元何川洋也因此被北大放弃录取。经调查，该市共有31名考生为获得高考加分，更改民族成分，将户籍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学生为典型的官二代，他们的家长多任职于当地政府部门。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17 名获得加分学生的父母，也大多非官即商。

　　湖南官二代公车秀

　　2009年9月，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从照片上看，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警车、公检法用车到国土部门，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重庆高官子女杀人案
　　2009年7月13日，在重庆江北茂业百货大楼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儿子邹鸿成，因为向一名喜欢的女生杨诗雅求爱被拒，一怒之下持刀把杨砍死。邹鸿成有犯罪前科，2008年曾强奸家庭女教师，但是此事被其父母利用关系和金钱压下，未作处理。

　　绍兴高考加分俱乐部

　　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有13名考生的家长是当地各级领导干部。而在该中学总共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身份获加20分的考生中，有30名是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的子女。  ▲


中国政党制度同一党及多党制有四大不同
http://bbs.voc.com.cn/topic-2112018-1-1.html
 
中新网北京11月30日电 《人民日报》1日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文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分析指出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以及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

　　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奋斗的风雨征程，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文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

　　——政党关系。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以不同政治利益集团通过选举和竞争掌握权力为基本特点。这决定了其政党之间必然要为争取选民、上台执政而相互争权夺利、彼此排斥倾轧。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大多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那种你上我下的权力争夺型的政党关系，也不同于一党制那种权力垄断型的政党关系，而是一种民主协商、肝胆相照的崭新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政权运作方式。在实行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里，几百年来形成的政权运作方式是各政党轮流执政，只有执政党才能主导国家行政权力，在野党或反对党一般不能直接参与政府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实行一党制的国家里，由于一党独揽国家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往往容易导致政治专制和体制僵化。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长期执政，这是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努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协调利益关系。实行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由于各党派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都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最大政治共识。同时，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通过制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应措施，保障他们及所联系群众的权益，并通过民主协商最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愿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民主形式。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下，各政党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一般也会适当考虑普通民众的意愿，但归根到底是受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左右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广泛协商，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宝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把这一制度的优势和作用运用好、发挥好。 ▲


中国文化的弊端
http://bbs.voc.com.cn/topic-2136222-1-1.html

青山招人醉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时期，因诸子百家的兴起而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之一的儒家文化，因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汉朝被确立为国教而流传至今。儒家文化给中国人制定了一套在行为和生活的方式，并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被不断地改造修正以符合专制统治的需要，这一文化模式在给中国带来长期稳定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桎梏和羁绊，最终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时至近日，虽经过一百多年的动荡与变迁，这一文化模式仍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中潜移默化中建立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它处于无形之中却又无处不在，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习惯于遵照这一规则行事而不去问为什么。文化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用其设定的方式牢牢地串联起来，文化也像一张无形的网，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因而很难意识到也很难摆脱。如果这种文化是一种好的文化，那么它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稳定、繁荣和发展，而如果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它就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动乱和落后——而这一状况往往是用军事、政治的手段难以解决的。

文化的力量无比强大，它甚至强过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清朝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非常强大，但在统一中国之后，也只能采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才能统治中国，而成就了康乾盛世，元朝因没有采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而导致其在短暂统治后的溃败。

文化又是潜在而绵绵不断，无法被中断的，通过某一次运动或革命来消灭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想法是幼稚的和注定要失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麻将及赌博在中国消失了十几年，而改革开放后，麻将和赌博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这一活动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的条件下，完全通过民众的自发传播而得以发展，其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现有的文化体系，仍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然而这一文化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显示出了很大的弊端，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乱象其实都与这一文化的弊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化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系文化

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通过建立一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为来管理社会中的人们，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发展，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汉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也之所以同样如此，都因为他们看到儒家文化在维持其专制统治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儒家文化确实也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中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董仲舒及以后的儒学大家们改造过的儒学，实际上已非孔子所阐述的儒学了，儒学自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后，就已经与孔子所述的儒学渐行渐远。

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的关系文化，(也可称之为人情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表现就是：人们必须通过建立与其它人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来得到他人认可、谋取个人利益，从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与他人建立的关系越广泛、越复杂、越深入，则获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通过关系建立的获利能力远远超过诸如研究、创造、努力工作等方式建立的获利能力。在地球上，可能没有其它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关系的价值。所以在中国，搞关系的远比搞创造、搞研究、踏踏实实工作的人获利能力强——贪官富豪们之所以大多数肚大臀圆，就是吃吃喝喝搞关系搞出来的。

中国的人际圈子远比国外的复杂，近期，浙江大学的一名海归博士跳楼自杀，其原因就是在国外待的太久，没有吃透中国的关系文化，回来后陷入复杂的人际圈子之中，心理无法适应而导致。

中国的关系文化，渗透至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社会稳定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扼杀着中国人的创造力，最后实际也就扼杀了中国的国力——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写照。

二、 潜规则文化

潜规则，已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顾名思义，潜规则就是书上不会讲、老师不会教，但在生活中不言自明经常使用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潜规则似乎也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其来源，应该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时代中发源、发展和成熟于官场中的一种行为规则，当然这种规则现在上也已经普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潜规则的特性，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文化的特性——人们对其早已习以为常并能够自觉遵守。

然而，潜规则文化和关系的特性，却与市场经济嗦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是相冲突的，它必然导致竞争的不公平、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

三、 酒文化

酒文化，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中国人之所以对酒如此爱好，就在于酒除了可以让自己舒服以外，还是人们谋取利益的重要工具——酒喝的好，关系才好，然后才能在关系中谋取自身的利益。中国人似乎只有在喝酒喝得高兴的情况下，相互之间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中国人似乎只有在酒喝得高兴时下，才能所真话，才能酒友才能变朋友，假朋友变真朋友。

酒文化，在中国已成为关系文化和潜规则文化密不可分的一种工具，也可以说，一个人的酒量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谋利的能力（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商场上），前段时间，在全国加大对醉酒驾驶的打击力度时，仍然有不少人顶风作案，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不喝酒就挣不了多少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是醉酒驾驶者无奈的选择。所以，严打之下，醉酒驾驶仍然会长期存在。

四、 麻将文化及赌文化

麻将以及其所代表的赌文化，在时下的中国已是流行的时尚，麻将似乎已成为中国的国粹，看看身边的麻将馆，不得不让人感叹麻将文化的魔力，（也不知道是否有相关数据能够统计一下，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打麻将？）

在中国有十几年的时间几近消失、在没有任何公开宣传和鼓励的情况下，麻将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地迅速复苏并普及，成为当今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方式，实在不得不让人感叹麻将文化的强大。

麻将之所以流行，除了其所具有的娱乐性以外，更在于通过打麻将，中国人之间可以建立密切的关系，而与麻将密切相伴的赌博，在容易让人上瘾的同时，更会成为中国人之间利益交易的隐秘纽带。无论从娱乐、上瘾、谋利的角度，麻将都成为了中国人重要的人际交往工具，麻将文化与酒文化一样，都成为建立关系和运用潜规则的重要工具，二者被国人普遍认可和使用也是自然而然的。

五、 权术文化

权术一词的本意，为“权衡利弊之术”，但现在，权术一词已成为阴谋诡计的代名词，带有了很强的贬义性。

权术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官场的必备之术，一直是秘而不宣的，时至近日，权术也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一般的老百姓所不知，但在很多场合，权术手段也仍然在被不断地使用。

权术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相伴相生的产物，其特点往往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玩弄权术者表面以谋取公众利益为目标，实际以不择手段地疯狂谋取个人利益为目标，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国内曝光的诸多贪官们，无一不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例证。

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形态，似乎是传统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生的文化三者的杂合体，其中，传统儒家文化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其弊端又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相结合，上述几方面的杂合与冲撞，导致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混乱与迷失：在市场经济的鼓动下，国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断追求，国人们虽然也在获得财富和欲望满足的同时，注定内心会长期处于空虚和彷徨的状态，“像迷失了方向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文化的弊端给当今的中国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是巨大的，想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意识到存在于国人头脑中的种种不良文化意识形态，而试图采用”革命”的方式来加以消除，殊不知，文化的力量远远强于政治动员的力量，暴风骤雨般运动式的革命也无法抵挡文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持久克短暂的力量，需知，文化是斩不断的，只能渐变而无法消灭。

在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后，中国必然面临着文化的变革，如何形成一套适应时代发展、满足国人需要的新的文化思想体系，将是中国崛起的必然前提，只不过在时下的中国，这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中国人看来还将在困惑中度过几十个春秋。 ▲


澳门特区填海造地 建设澳门新城区
http://finance.ifeng.com/city/cskx/20091130/1521368.shtml

2009年11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澳门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记者 毕永光 龙土有)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办公室今日表示，国务院于日前批复澳门特区政府，同意澳门特区填海造地三百六十余公顷，行政长官何厚铧代表澳门特区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国务院日前的批复同意澳门特区填海造地三百六十一点六五公顷，以建设澳门新城区，并要求特区在填海过程进行跟进管理，加强保护周边环境，充份发挥新城区的建设作用。

行政长官办公室称，这项批复充份体现了中央对确保澳门特区长期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力支持，行政长官何厚铧代表澳门特区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相信国务院的有关批复，必将对特区解决土地资源不足、加快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广大市民综合生活素质、促进未来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强大的推动力。

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特区政府必定及时把握好难得的发展机会，配合特区整体发展，科学规划、循序建设澳门新城区。未来开展建设的新城区，将有大量的公共设施和绿化空间，并预留适量的土地兴建公共房屋和发展符合经济适度多元化政策的产业。在规划过程中，特区政府将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完) ▲


薄瑞光掩耳盗铃　捅了中美关系的马蜂窝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薄瑞光的这种“将台湾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分裂主义说法，引起大陆互联网舆论的强烈抨击

　　中评社香港2009-11月29日电／联合早报26日发表读者文章说，长期以来，美国人在大陆和台湾大玩“两面游戏”，薄瑞光早前在台湾的说法，也许让台湾民进党感到些许安慰，却等于捅了中美关系的马蜂窝。
　　
　　文章说，奥巴马访华，有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政策？大陆很多官方学者多认为没有改变。这种观点表明大陆官方学者近乎保守的谨小慎微。

　　《中美联合声明》只提三个联合公报，不提《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搬出30多年前的中美公报，与大陆某些学者一唱一和，声称美国对台基本立场30多年都没有变化。

　　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

　　奥巴马有没有对台新思维，奥巴马的对台思路有没有变化，《中美联合声明》有没有对台新思想，稳坐钓鱼台的大陆与美国方面或者感受不深，或者企图淡化议题麻痹台湾。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美国对台思维变化最敏感，感受最深的，就是民进党及其主席蔡英文。蔡英文是民进党内相对比较知性的女人，无论处理阿扁贪腐，还是两岸关系事务，蔡英文均表现出相对温文尔雅的态度。

　　如果蔡英文认同大陆某些学者的观点，即美国对台立场没有变化的话，蔡英文根本不会与薄瑞光撕破脸，70分钟的晤谈，30分钟以上的时间都在争吵。蔡英文如果没有感知到中美交好对台独势力的真正威胁，她是不会面红耳赤，不顾礼仪，要求薄瑞光以及美国方面“说明白，讲清楚”的。

　　而薄瑞光的民间非官方身份，也让其对蔡英文的逼问无法回避。蔡英文在逼问薄瑞光的同时，声称如果薄瑞光不给予满意答覆，民进党将派员去美国直接与奥巴马当局“沟通”。

　　如果民进党跑到美国两院告洋状，奥巴马当局压力倍增不说，薄瑞光估计也会被骂的狗血喷头，搞不好，薄瑞光很可能丢掉AIT主席的职务，职务一丢，台湾军购方面的中介费之类的油水就随之蒸发。

　　于是，薄瑞光强力安抚台湾朝野：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国看法中，是指西藏与新疆。”　

　　薄瑞光的这种过于明确的说法，也许让台湾民进党感到些许安慰，却等于捅了中美关系的马蜂窝。

　　这种说法是符合美国人的真正想法的。

　　长期以来，美国人在大陆和台湾大玩“两面游戏”。与大陆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对台湾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历届总统为了从大陆获取更多利益，往往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下麻烦大了。

　　薄瑞光撕去了《中美联合声明》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遮羞布，明确表明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国看法中不包括台湾问题。这不是赤裸裸的把台湾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嘛，是可忍孰不可忍。薄瑞光在台湾的日子不长了。

　　薄瑞光的这种“将台湾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分裂主义说法，引起大陆互联网舆论的强烈抨击，很可能引发中美外交人员的私下过招。同时，薄瑞光的表态，估计会引发达赖喇嘛和热比娅及其势力的抗议。如果中国外交攻势增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回旋空间会大大压缩。

　　薄瑞光的这种说法，如果反映了奥巴马当局的真实意思，将让大陆民众领略到美国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两面性。

　　提醒马英九，统一才是硬道理　

　　自从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后，他就一直明里暗里地用选举牌来要挟大陆：你们为了全心全意发展经济，就必须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你们要缓和两岸关系，就必须支持我马英九竞选连任；你们要支持我马英九连任，就必须支持我的“三不政策”；而默认马英九的“三不政策”，　就实际上承认台湾拥有所谓的“国家主权”。

　　大陆如果为了马英九连任而一味迁就马英九，必然在无意中让台独意识正当化，让台独势力继续主导台湾社会在两岸关系上的话语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统一将反而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中不可以也决不会模糊一个中国原则，丑话必须说在前头，不会只捡国民党爱听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大喝一声，“永久分治，此路不通”，让国民党中那些马英九们从“中华民国”的怀旧情结中清醒过来。如果因为大陆明确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导致马英九落选，那只好让他落选了，反正马英九也不想统一。统一才是硬道理。其实，事情总有两面性，要是民进党果真因此重新执政，统独之争必然重上台面，反而为大陆提供了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在中华民族倔起的道路上不可回避的国家统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