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金人庆两次被免职原因
http://topyl.com/bbs/thread-636329-1-1.html

第一次被免职——时间：2007-08-30

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被免职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吗？  

中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星期四(30日)下午经表决决定，免去金人庆的财政部长职务，由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继任。

据报，金人庆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中央已经批准了这一请求。金人庆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一职，仍为正部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仕途坦荡

金人庆在1944年出生，籍贯江苏，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如何看腐败中的"情妇经济学"？  

63岁的金人庆在1995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在2003年开始出任中国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仕途平坦。早些时候还有消息说在中共17大以后他还会进一步升迁。不过现在他是否能参加17大都成了问题。

眷红依翠

香港媒体引用中国消息人士报道说，金人庆去职与腐败和性丑闻有关。据说金人庆与其他腐败官员共用同一情妇。

  好可怜！其实有情妇的西方政客多了，法国若干前总统均如此，也没见到因此而下台的。金业务上很有水平，所以觉得颇可惜呢。

腐败官员青岛原市委书记杜世成交代说，他的情妇由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介绍，而陈同海被捕后交代说他通过金人庆认识该女子。

有消息人士说，同上述官员交往的交际花是一位相貌平平的中年女子。据说调查人员对于她能够迷住许多高级官员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大量好处大惑不解。

“生活不幸福”

有报道说金人庆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因为他妻子有精神病。在中国副省级或者副部级以上官员离婚和结婚都需要得到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金人庆直到前年才获准离婚。

官员眷红依翠已成为中国官场腐败一大特色，官员的亲眷、情妇及与其保持特殊关系者参与腐败使官员受贿更为隐蔽。

对此中国司法当局最近对腐败案件作出新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人"包括官员的亲属和情妇（夫）。

第二次被免职——2009年11月24日　星期 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人庆被免职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朱民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命黄守宏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免去蔡名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免去金人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

　　朱民，男，1952年生。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顾问)，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国银行副行长。

　　金人庆，男，1944年生，江苏苏州人，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长级) 。


重大理论创新:瞭望载文阐述胡锦涛时代观五大主张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91124/15711459.html

2009-11-24 《瞭望》文章：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

重大理论创新:瞭望载文阐述胡锦涛时代观五大主张

 深刻认识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由此提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反映时代进步要求、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我们党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应对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体现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发展、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看法。胡锦涛的时代观集中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时代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五个方面内容。

    深刻变革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深刻认识时代条件，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对时代特征作出总体判断和科学概括，是胡锦涛的时代观回答的首要问题。胡锦涛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兴起，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不仅竭力维护和扩大于他们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千方百计图谋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科技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未来科学技术引发的重大创新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进一步发生深刻变革，必然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政治上，一方面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发展新表现，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基本态势。经济上，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当今的发展使全球性经济发展失衡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文化上，一方面，不同文明互相认同感得到增强，国际文化合作日益拓展；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锋深刻复杂，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推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安全上，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大局总体稳定，国际安全合作日趋加强；另一方面，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些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胡锦涛强调：新挑战新威胁在增加，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如何更好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严肃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深刻变革论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历史性变革的脉动，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特征和趋势，提出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要正确把握人类发展方向这个现实大课题。

    和谐世界论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要“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积极谋求快速发展。和平、合作、发展汇成时代洪流，推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胡锦涛洞察这一历史潮流，指出：“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展，但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更加重视谈判解决争端”；“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尽管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贫穷和饥饿仍在不少国家肆虐，但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减少贫困、促进发展的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他的论断是：“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应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

 胡锦涛认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为实现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建设和谐世界具备了客观现实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为着“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此后，胡锦涛在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完善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建设和谐世界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

    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抓住和平、发展、合作时代这一历史契机，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为世界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为崇高使命，是对人类传统和谐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弘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划时代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是胡锦涛时代观的核心内涵。

    共同发展论

 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战后以来，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矛盾和难题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被摆在了各国政务国务的突出位置。然而，世界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发展之谜”亟待被揭开。胡锦涛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要害和根本出发，主张各国超越传统观念，树立与时代变革相适应的新的时代思维，其精义是“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

 当今时代，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存。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话广泛展开，区域跨区域次区域的双边多边合作进一步深化，多边机制作用明显上升。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加快，跨国投资并购活动更加活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应该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

 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及其结果，使信息、观念、人、资源、资本和产品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容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和国家认识世界及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着眼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系统效应，胡锦涛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赢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努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共同发展；要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不断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要在合作中照顾彼此正当关切，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牢固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

 胡锦涛主张“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审视和处理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该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对方的发展，相互视为合作双赢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对手；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对话，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对话形式、议题设定、对话成果等方面的发言权，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要切实帮助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从体制机制等基础问题入手，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要在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等方面兑现承诺、付诸行动。发展中国家间要促进合作，不断拓展经贸合作领域，促进合作方式多样化，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提倡互尊互鉴，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胡锦涛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对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应当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强劲发展吸引了世界众多的目光。世界惊讶于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人群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保持如此高速、持续的增长” 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之相伴，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泛起。胡锦涛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说：在世界对中国发展越来越关注的同时， “中国也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指出：这个战略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战略：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中国倡导和支持改革、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共同发展论抓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关键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开放和整体发展的趋势，深刻阐明当今时代条件下各国实现发展繁荣的内在一致性。既维护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又大力提倡兼顾共同利益，为破解当今时代“发展之谜”指明了方向。

    共担责任论

    国际社会应树立共同责任意识，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

 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彻底打破，地球村意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愈加深重地承受着全球化异化带来的灾害性后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08年4月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因全球经济金融深度融合而迅速发展为自1929年以来全球经历的最严重最具破坏力和影响的金融危机。2009年春墨西哥和美国又发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甲感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范围在 0.7%～4.8%。正是鉴于种种风险莫测，经济全球化快速进程中的现代社会又被称为“全球风险社会”。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胡锦涛主张，各国应该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树立共同责任意识，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

 解决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出路在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攸关各国国计民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要努力维护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良好政治环境。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要互利合作，建立健全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合作要体现公正公平，统筹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国情、能力；应该发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要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加强能力建设。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状况，真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坚持“各方遵守责任共担原则”。

    胡锦涛认为，妥善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主张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相关国际合作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义务；未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也要作出可比性贡献；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支持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通过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胡锦涛提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落实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强化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全球责任。

    共同促进世界协调持续发展。

    胡锦涛认为，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从根本上讲是发展问题，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倡导包容性增长，推动平衡增长。强调：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努力“就是无本之木”。国际社会应该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落实，使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要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这些关系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体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不能顾此失彼。

    胡锦涛主张，应对全球性重大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家要发挥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共同努力，承担应尽责任”。胡锦涛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制定和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力推进绿色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高度重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毫不松懈地开展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已实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经济计划中，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平等对待国内外产品，为外国企业提供大量商机；2009年以来，中国还先后组织多个投资贸易促进团赴欧美，扩大对相关国家的进口和投资贸易合作，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承担力所能及责任的鲜明立场，赢得广泛赞誉。

    共担责任论从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出发，积极探索促进世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新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有效应对和化解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应尽责任”的思想，是正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趋势上提出的科学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全球责任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积极和合理的方向演进。

    积极参与论

    “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的兴起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胡锦涛站在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上升为8%，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至2008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5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12%。美国智库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机遇”。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强调，中国的繁荣是各国发展的源泉。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加入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参加了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重大热点问题，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加强反恐合作。世界舆论认为，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信息”，“世界需要中国”。胡锦涛指出：我国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

 以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简单地说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胡锦涛全面分析我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指出：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面临着发展的新课题新矛盾，面临着维护国内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从各个领域加大的对我国的防范和遏制、外部环境的考验更趋复杂和严峻，等等。同时我们也具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历史潮流；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特别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显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示了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胡锦涛强调：机遇大于挑战。机遇需要紧紧抓住，挑战需要认真应对。

    “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胡锦涛认为，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问题，既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问题，更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一个政治问题。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强调指出“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首先，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同时，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积极参与论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回答了中国加快发展与应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治国理政的重大现实实践和理论问题。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强调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思想。

    胡锦涛的时代观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时代特征，敏锐把握时代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既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面临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的时代观，贯彻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切实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
http://www.zaobao.com/yl/tx091124_001.shtml

（2009-11-24）马玲（北京）

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个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前不久，我去上海一个传媒论坛，看了上海博览会建设现场，也去了邻近的江苏省看了小城市。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我一时困惑了：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踏足世界闻名的大上海，顿感一派嘈杂喧嚣，而步入江苏小城张家港，顷刻被一片安宁清爽包围。

城市化进程风起云涌

　　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体态巨大肥胖，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专家认为，北京由于水资源短缺，人口上限为1800 万，但现在北京居民加上外来长住人口，已近1700万，且每年仍以高速度增加。每逢节假日的长休，大量外地观光客涌入北京，举目望去到处人山人海。

　　更有甚者，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近期发出惊人之语：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非常有可能形成北京、上海两大超级都市。他认为这两大超级都市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30％，达到5亿人，大北京将达3亿人，大上海将达2亿人。为此，房价当然要上涨，与当前价格相比再翻一倍都有可能。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副口号是：“Our City, Your Joy”。在世博会之氛围环绕下，让我们回顾一番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步伐，并兼同探讨一下city和joy的问题。

　　据悉，2000年初始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预告：世界将有两大事件会对于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带来深刻影响，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互联网已见证），二是中国兴起的城市化运动（正在形成见证）。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6月15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表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8年末，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目前，中国城市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有：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

　　中国房地产研究学者王涌彬指出，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0年首次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到2020年，城镇人口约达六成；到2030年城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七成。也就是说，如2030年中国人口仍然13亿的话，其中9亿多人住进了城镇。在此，且看两个典型例子。

　　广东省自报，城镇人口25年翻了三倍，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市辖区人口均超过100万人，标志着改革开放后广东的百万人口城市由1个发展为4个。迄今广东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城镇人口比重大都超过80％。

　　江苏省自报，2008年底全省城市化水平超过55％，提前两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城市化目标。江苏可以用不超过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向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过渡。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地大规模演进。专家指出，根据城镇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才开始减缓，城镇化才会转为以城镇现代化为重点。如此说来，中国全部的城市化进程，到2020年才能基本告一段落。

宜居小城张家港

　　来到江苏的县级小城张家港，对中国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我有了真切的感性认识。站在人工挖掘的0.7平方公里的暨阳湖堤岸，眺望着2002年市政府以国际招标方式聘来美国HILL景观公司中标设计的生态新城，你不得不惊叹：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

　　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要知道，这个2008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极其年轻，1962年才从常熟和江阴两块地域中，各划出几个公社，草草建立起沙洲县。由于乡镇企业做得好，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沙洲县，设立张家港市。迄今，这个面积只有998.48平方公里的小城，已经获得“国家第一批卫生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生态市”、 “国家节水型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90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据2007年末的统计，张家港市户籍总人口88万8000人，其中外来暂住人口竟然占60万人。2008年张家港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25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12.48亿元，第二产业为542.54亿元，第三产业为286.6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9.57万元，折合1.22万美元。

经济发展使得财力雄厚，财力雄厚又使梦想实现。2000年，张家港市政府决定，利用修建沿江高速公路集中取土的机会，开挖一个大人工湖——取名暨阳湖，以期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生态环境。其后他们采取国际化招标，引进了美国景观公司的整体设计方案。其总体功能定位是：以生态理念为指导，利用生态技术，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建成集休闲、娱乐、度假和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

　　穿行于张家港，所见商业繁荣，交通便捷，一幢幢现代化的新型住宅比比皆是，被音乐喷泉、沙滩栈桥、假日广场、生态湿地等环绕，不难想象，这些通过绿化、水系、园林小品创造出来的自然环境，给居住其间的人们带来了何等惬意。

　　尤其是，她的整体布局高雅清丽，不落俗套，堪称颇具特点的优质城市。张家港的房价虽然也在不断上涨，但比起她周边的超大城市上海，价格就便宜多了，仅为那里的三分之一左右。

大北京和大上海的竞争

　　21世纪，有能力的国家以发展世界城市（World City）为战略选择，以期在全球化时代获取更大发展空间，全球化塑造和改变着城市的功能，且强有力地影响着城市化。中国在迅速走向世界大国，北京和上海当然更想在全球化中争得耀眼出位。为此，大北京、大上海，已是呼之欲出。

　　“大北京地区”是中国的首都圈，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另有河北省的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面积16.87万平方公里。这个概念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主持推出，其规划借鉴了大巴黎地区、大伦敦地区和纽约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整体性理论”，旨在统筹建设京津和冀北三地，试图通过合理布局，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疏散北京部分功能，协作发展沿海港口和工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京津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这个计划五年前即已公布，但一直未见行动。

　　今年，铁道部在应对金融危机展开宏观布网的大举措中，顺便把大北京地区的概念加以实施。其中，围绕北京打造的1小时交通圈，涵盖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城市，也就是曾经推出的大北京地区。此外，还将建设从北京到达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的1小时至8小时交通圈，所有铁路工程预计 2012年完工。

　　“大上海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圈，地域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诸多中小城市。为此，上海周边江浙一带的各类城市都在积极 “接轨上海”，一方面想分一杯经济之羮，另一方面想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地位骤升，上海更成为挑战东京和纽约、有望登上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角逐者。上海同样在建设以她为中心的1小时和2小时交通通勤圈，大上海地区的成型也是指日可待。

　　而在建立金融中心的问题上，北京和上海也存在竞争。北京作为首都，本已享受着天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仍然在争金融中心，北京市发改委对外发布的《意见》中，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北京的说法是：国际金融中心可分为多个级别，即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洲际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特定范畴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国对外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则搬出党中央，说党中央对上海的希望和要求是，“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然而北京具有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的独特资源，上海是无法比的。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效、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北京、上海这的大城市会出现滚雪球现象，使其越滚越大，真有可能大到数亿人在大北京、大上海周边围居，就是其他大中城市，也会与周边城镇一起出现滚雪球的效应，使得中国的十多亿人口日益居住集中。

　　至于水资源等关乎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北京已率先开始寻找对策。

　　上海世博把城市与生活作为主题，无疑对中国最具实际意义，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怎样把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愿世博会后人们能找到答案并付诸实施。 ▲作者马玲是（北京）时事评论员


温家宝在科技界大会讲话 强调科学选择新兴产业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4/005819110686.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24日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1月23日电：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  

　　(2009年11月3日)：今年是中科院建院60周年，中科院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共和国的奠基人就高瞻远瞩，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要摆脱长期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不再落后挨打，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的科技事业就开始奠基，并和共和国一起发展、腾飞。6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科技摆在重要战略地位。从“向科学进军”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尖端科技基础和大国地位；陆相成油理论甩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杂交水稻成为满足中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生产的“金钥匙”；载人航天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我们在许多重要科研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有影响的科技大国和经济大国。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决定民族兴衰和国家命运。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也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科学家。我们都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名地质工程师，许多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至今难忘。去年，《Science》杂志的主编布鲁斯·艾伯茨采访我，我开头跟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如果我不从政的话，也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第二，我参与领导工作以后，一直关注着科学技术工作。我认为一名好的领导者，应该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具备相当的科技知识。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一直对科技工作倾注了自己的深厚感情。特别是担任总理近7年来，科技发展始终是我心头萦绕的一件大事。我深知，没有科技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加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再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人类文明进步呼唤着可持续发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国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要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费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让中国这块美丽古老的土地，成为炎黄子孙世代繁衍生息的绿洲和乐园！

　　当今世界正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这场新科技革命，将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将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的驱动。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富于创造的民族。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赞扬说，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回想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有过四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康熙61年、乾隆60年，加上中间雍正13年，一共134年，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以至发展到发布“禁海令”，关上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对于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于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大门，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去年9月以来，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要是外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凸显，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我们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立足点，努力做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相结合，促进增长与改善民生相协调，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比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因此，在经济积极向好的趋势得以巩固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开始考虑长远的事情。长远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国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有一支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蒸汽机，创造了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电子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产业崛起，推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逐步到来，有别于以往工业革命的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形成过程中。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两次提出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怎样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是我最近一个时期重点调研和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着未来。我们已经作出并将继续完善战略部署。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些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安排，体现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方针。

　　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困难，就是外部需求急剧减少，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产业就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产业又没有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最近，我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有47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何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如何突出重点，确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如何加强科技支撑，突破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技术？这是我给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题目。科学研究只有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能源革命。中国在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作出积极努力。新能源发展要突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沼气发电，以及地热利用、煤的洁净利用等。要加强宏观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同时，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方向。世界主要国家为保障能源安全，都在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步伐。中国经过近10年的自主研发和示范运行，在这个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的充分论证，尽快确定技术路线和市场推进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

　　新材料产业发展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许多基础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于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中国制造”总体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无论是推进大飞机、高速列车、电动汽车等重点工程，还是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重要产业，都面临着一系列关键材料技术突破问题。必须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材料和器件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尽快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

　　21世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生物科技发展将显著提高农业和人口健康水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己来解决，根本要靠科技。要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这是提高农业产量和改善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家建议超前部署分子设计育种，大规模挖掘动植物种质中蕴藏的优异基因资源。这样，中国 10年左右就可能实现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和猪、牛、羊等主要牲畜的优良品种的显著改良。

　　健康科技、生物医药事关民生大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加快这个领域创新和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把生命科学前沿、高新技术手段与传统医学优势结合起来，研发适应多发性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要求的创新药物，突破应用面广、需求量大的基本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医药研发产业链，大幅度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干细胞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干细胞研究促进了再生医学的发展，这是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之后的又一场医疗革命。我们要力争在干细胞研究的更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同时要高度重视、切实防范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

　　信息网络产业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智慧地球”简单说来就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就是传感网在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在无锡考察时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微系统所无锡传感网工程中心，很高兴看到一批年轻人正在从事传感网的研究。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感知中国”，在传感世界中拥有中国人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

　　这里，我还想谈一谈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问题。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是人类远远没有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巨大资源宝库，是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我们要实施好“载人航天计划”和“嫦娥计划”，有效进入并和平利用空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是“蓝色聚宝盆”。国际上正兴起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我们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地球深部资源探测方面，中国已有固体矿产勘探开采的深度大都小于500 米，而世界一些矿业大国已经达到2500米到4000米，南非计划开采的深度达到6000米。澳大利亚在本世纪初率先提出“玻璃地球”计划，也就是要使地下1000米变得“透明”。加拿大人近期提出的类似计划，要搞到3000米。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勘探水平不高，开采利用率也比较低，这是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我们要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勘探开采水平和效益，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各类资源。

　　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相当重要，因为原始创新源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没有十到几十年的积累不可能出重大成果，这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是要花费心血长年积累的事情。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科学技术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充满艰辛、敢担风险的探索，需要“面壁十年”、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切忌浮躁。我希望中国能够诞生更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我们也一定能够出现这样的人才。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要把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研发投入(R＆D)占GDP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个要奋斗实现的目标。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要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当好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这里，我想缅怀两位最近去世的科学家：一位是钱学森先生，一位是贝时璋先生，他们都是我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

　　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去世了。那天是星期六，早上我还是按时上班。他是8点零6分去世的，我是8点15分知道的。我赶到了301医院，向这位给国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鞠了三个躬，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哀思。当天夜里，北京雨雪霏霏。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钱老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我起身找出当年的日记和与钱老的通信。睹物思人，思绪万千，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我跟钱老认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中央分管科协工作，他是中国科协主席。1990年7月3日，我到他在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我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我的日记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作为社会形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要建设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然后他又强调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地理环境。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了，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还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我对钱老提出的这两条意见深为赞同。后来，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向师生们讲述钱老的这番话。我们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需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要重视发展小学、中学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打好人才成长的基础。只有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才有希望。

　　贝时璋老先生去世时，我没有赶上去告别。那个星期天我到他家里去吊唁。这位老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就是10月28日上午，还邀请北大医学部生物物理教研室林克椿教授等6人进行讨论，一位107岁的老人邀请科学家来讨论什么呢？在得知2009年的诺贝尔奖揭晓以后，他心情一直不平静。他想起林克椿教授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作访问学者时，曾经发现了“由钙离子促进膜间结合而诱发螺旋状脂质体”的现象。当时这个成果很受重视，1982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予以发表。我们有的科研成果其实离诺贝尔奖并不是很远，也许就一步之遥。他女儿跟我讲，那天，老先生精神特别好，跟大家讨论了一个小时，而且最后还讲，我们要为国家争气。我希望老一代科学家像钱老和贝老一样，继续在重点科技攻关和创新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才俊；青年科学家要继承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献身祖国的高尚品质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只有大批青年科学家不断成长起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科学技术是推动这场变革的重要原动力。只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中国这艘巨轮就能产生无尽的力量，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坚信，中国科技一定能够支撑和引领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文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 ▲


中越陆界划定后为何越南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7/12/22/4_1.html

    至此，历时十年的中越陆上边界划分谈判终于尘埃落定。随着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越南副外长胡春山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对文件的签署，中越陆地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由双方政府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交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确认。

 似乎是为了抚慰国内部分公众对南沙群岛被越南侵占这一事实的关注，部分善良的媒体特意渲染了此次会谈的"双赢"，并刻意强调在此之后，中越两国将展开海上边界划分的谈判。

 无须讳言，这次中越陆上边界谈判的赢家无疑是越南，而不是中国。协议签订后，越南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越南电视台及"越南之声"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都积极报道了中越双方签署的陆地边界勘界文件。"越南之声"援引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的话说，这是越中两国在陆地边界问题上最完整的一套文件。胡春山还说，3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长达35年的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建设两国和平、友好、长久稳定的陆地边界奠定了基础。

 "越南之声"还说，两国完成这3个文件是为越中建交60周年献礼，也是2010年越中友好年的前奏。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在文件签署后喜形于色，他说，越南方面将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广泛宣传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

    瞧胡春山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简直就象是吞了一只苍蝇般的恶心。

    表面上看来，此役中越双方平分秋色，各有得失。但是，从整体国家利益上来看，越南无疑是胜利者。随着这几个文件的签署，中国在与越南进行海洋权益争夺战上，将会陷于更加被动的地步。

 众所周知，中越两国边界纠纷最大的部分是海上争端，中国利益遭受侵占最大的部分也在南海。在中越两国相关的领土领海争端中，得益于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打下来的基础，中越陆上边境有了难得的几十年和平稳定，中国陆军也一直在中越边境地区保持着对越南强大的军事压力。因此，陆上是中国占据着绝对优势。

    但是，在海洋利益争夺战中，中越争夺最剧烈的南沙海域现在却是越南人的天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划定标准，中国在南海海域内拥有岛屿有1700多个，然而实际情况是，如今在南海30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海域中，我们实际控制的只占1/3强。至于南沙群岛，现在大部分岛屿被越南牢牢控制着。

    目前，越南牢牢占据着我29个南沙岛屿，近年来，越南政府通过修建军用机场、堡垒，进行海岛移民、进行国内立法、设立南沙占领海岛的行政管理机构、向联合国提交领土领海申请等一系列措施，加剧将南沙群岛"越南化"的进程。越南政府已经多次公开宣称"越南拥有南沙群岛的全部主权"。在经济建设上，越南人早已在南海开发建设了多个富油田，每年通过南海石油开采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仅2006年，越南就在南海开采了石油1200万吨。

    至于中国，现在仅控制了南沙群岛的9个岛屿。中国海军在1974年西沙自卫还击战中打下的那一点点老本，早就已经被吃了个精光。中国的海上石油开采至今没有挺进南海，中国目前在南海尚未开采一滴石油。至于中国渔民经常在南海捕鱼遭受外国海军驱逐、逮捕、甚至开枪射杀，那更是时有发生。这简直是中国海军的耻辱！

    本来，我们曾经寄希望于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东南亚南边国家解决南海领土争端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想法，牵头发起《南海共同宣言》，打算将南海建设成为和谐之海。但是，我们主观善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东南亚群盗对南海变本加厉的侵略，我们的引而不发、按兵不动却被他们认为是软弱可欺，我们的"搁置争议"换来的却是别人的"单独开发"。

    其实，本来我国提出的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的方法是正确的，也是解决国际争端中最理想的方法。但是，这些年来在与越南等东南亚各国进行的两国边界谈判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和谈是需要有筹码的"这一博弈的基本原则。两国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与交换。谁手上掌握的筹码多，谁胜算就大。纵使多么有道理，多么有依据，但如果手中没有足够份量的筹码的话，都会以失败告终。

    中国与越南两国陆上海洋边界划分之所以复杂难解，就在于两国在陆上海洋边界划分上各有得失，各有顾忌，各有筹码，也互受牵制。陆上我们占优，海上越南居上风。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交换、让步、妥协等来实现各自的利益的最大化。我记得曾经有军内的有识之士提出过："只要越南一天不归还南沙群岛，我们就需要一直在陆上边境保持着对越南强大的军事压力。海上问题不解决，陆上边界就不跟他们解决，越南可以将我们的南沙划作他们的领土，我们也可以将国境线划到河内郊外。"在当时中国海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强悍有力的谈判筹码。

    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竟然任由越南牵着走，按照他们的意思，在南海争议问题丝毫没有见到解决曙光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签订陆地边界划定协议呢？要知道，"先解决陆上边界划分、再无限期搁置海上争端、最终实现南沙群岛越南化"，这正是狡猾的越南人想要的结果，以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正在努力进行的。

    国家政府郑重签署的行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获国际社会承认的，绝非儿戏。试想，陆上边界协议签订后，今后，中越谈判时，我们还怎么可能对越南"打陆上牌、谈海上事"呢？我们手上还有什么筹码、还有什么本钱与越南进行南海海洋权益博弈呢？如果越南坚持不归还南沙诸岛，中国又能徒奈他何？！陆上吗？以后免谈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确认双方边界划定了。"陆上，我的是我的，海洋上，你的还是我的"这正是越南人贪婪的嘴脸。
 

    写到这里，我逐渐明白了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为什么在协议签订后，表现得如此得意忘形、喜形于色了。因为，在他的笑逐颜开的后面，是中国人的无限失落与惆怅。

    我总觉得，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包括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对自己的祖宗负责、对自己的后代负责，然后才可以说"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周边邻国负责"。本末不可倒置，国家利益不容退让。

    也许，国家大事我等小百姓本难以理会，也非我等小老百姓们操心。也许，中越两国下一步的南海诸岛谈判时，我们会有更加好的方法来解决。

    真诚地希望我的一切想法都是胡思乱想、都是杞人忧天。  ▲


“三不”政策是对中国的“和平分裂”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7/16/40/0_1.html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罗援21日公开批评台湾当局的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是对中国的“和平分裂”。此言一出，台湾朝野惊慌，媒体极度震惊，用“令人玩味”表示担心，称罗援是“大陆党政军中第一个批评马英九的现役将军。”当然，台湾媒体不知道，退役中校辞河早就对马英九的不谈统一的政策进行过批评。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心病。毛泽东、蒋介石搏斗半个世纪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犹在耳边，中越边界的炮声刚刚平息，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经济建设的乐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刀枪不再磨光，战马虽然没有放南山，也逐渐老迈。当李登辉抛出“两国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无法渡过那并不宽阔的台湾海峡。
 
    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二十年风雨过去，当中国有一定实力的时候，民进党执政八年后终于让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借口。国民党东山再起，给两岸和平一线曙光。胆小怕事的马英九企图以“三不”来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关系到南沙群岛的回归，关系到藏南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钓鱼岛的收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是中国一切对外关系的根源。
 
    马英九上台后，自以为提出“三不”就可以维持苟且偷安的局面，其实，他的观点确实是牺牲统一为代价在同大陆讨价还价，并企图以和平分裂的方式达到永远分割台湾海峡的目的。企图让后人来承担祖国分裂的包袱。中央政府这两年对台湾可以说仁至义尽，经济上挽救台湾于崩溃边缘，政治上也给足了台湾国际空间，一到统一问题的关头上，台湾就闭而不谈，其实，无论你台湾怎么狡猾，统一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在统一问题上，台湾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台湾推迟统一一天，中华崛起的步伐将晚来一天。当大陆把机会和时间都给了台湾之后，如果台湾仍然不知悔改、执迷不悟，那么等待台湾的只能是强行统一，到时候玉石俱焚，后悔就来不及了。
 
    在台湾问题上，解放军可以说有苦难言，以前没有能力解放台湾，有可能了又没有借口，台湾就是企图利用这些机会保持不独不统的分裂局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五年以后台湾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那等待的决不是什么条件问题，也不是什么导弹问题，而是一国两制和一国一制的问题，马英九想做个台湾特区行政长官的可能性都不大。
 
    马英九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大陆需要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就辞河看来，马英九的言行实在一般的很，向大陆要的多，而能够使大陆满意的东西少，偶尔还有些为迎合台独做出损害大陆的行为，如8.8台风救灾问题、达赖喇嘛乞福问题，都让大陆人民非常不满意。
 
    台湾是选择政治方向的时候了，三年内如果还不能明确表态支持统一并向统一靠拢，那么，解放台湾是必然的事情，一旦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大陆的力量将让美国不敢轻易干预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但愿中华民族崛起的炮声不是以在台湾燃烧的火海中升腾。▲


动摇军委对台斗争的决心，万万不能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07/15/18/2_1.html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大概喊了近二十年了吧。军委的决心是真打真准备，所以，围绕对台军事斗争准备这条主线，我们配置了一些针对台独的导弹，那是“真打真准备”众多举措中的一项。美国人在溜，台湾也害怕了。

    随着锦涛大哥与台湾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握手，两岸开始和暖，互信进一步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大，交往进一步增多。但也有人开始出现松懈思想，看到中印局势紧张，就扬言要撤出对台导弹，拉去对付印度。民间的这种思想要不得，这会动摇军委对台斗争的决心，万万不能。
 
    一、中国不缺导弹，对台对印一样重要

    需要澄清的是，我亿通最讲手足情同胞爱。不管对台准备了多少枚导弹，数字都是你们在说，我就是知道准备了多少枚我也不会说不能说，但我觉得在东南沿海摆下的这些导弹是还很不够的。

    也许有人会说，对台是对自己的同胞，而对印是对付外夷，对同胞与对外夷是有区别的。愚昧！谁愿意对同胞大开杀戒？难道，在东南沿海摆下的那些个导弹是用来屠杀台湾同胞的么？
 
    中国不缺导弹，对付印度不需要以撤出对台导弹来应付中印战事。对于导弹问题，当其成为一个成熟的技术的时候，只是一个生产的流程问题，具有完整国防工业体系的中国来说，只要不差钱，那导弹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东南沿海的导弹真的是对付台湾的吗？否。我们的第一岛链始终还处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正是这些导弹，让美国的封锁战略不断地后撤，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没有这些导弹，美国人会退么？

    如何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并在第一岛链上保持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是中华民族国土安全的首要考量，这个决心丝毫不可动摇。不管同台湾怎么和好怎么合作怎么谈判，也不管台湾与大陆的交往有多么密切，这种军事优势必须是摆在第一位的，只有一把高悬的利剑，才会有两岸的真正统一。马英九要求撤出导弹只是一个借口，恐怕连他自己也知道这并不是一项可以实现的目的。

    对印斗争同样重要。美国不是要拥有在全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在边境线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的战略口号？对于国土安全来说，对于国土防御来说，不是两场的问题，我们的准备应当从周边全线安全来考量，这要成为中央军委一切军事斗争准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丝毫都不能动摇。

    二、军事斗争就是这样，台湾不能感受到灭顶的危机，就不会有台湾的回归，任何离开军事斗争能够促进回归的美丽想法都是不完整或者错误的

    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军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海峡两岸分离60年，当我们军事斗争准备还处在薄弱的时候，我们只能面对海峡望洋兴叹，那是一种心底的痛楚，我们不愿意去提及，但我们却依然从够得着的晋江海边向金门打着炮。为了表达和平与统一的愿望，从1979年开始，我们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但谁说过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今天，当我们终于有能力使用军事优势压倒对方的时候，就提出要撤出导弹，居心何在？

    没有让马英九们感受到灭顶之灾就要来临的时候，台湾不会回来，美军也不会进行战略撤退，中国的国土防卫就是一句空话，人民的和平生活就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和谈、友好、交流都是政治家们股掌之间玩弄的游戏，与军事斗争的准备毫不相干，不保持对台的军事斗争压力，不搞真打真准备，台湾永远都是美国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马英九们不会乖乖地缴械。对此，我们永远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想台湾回来也是回不来的，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任何误判形势或者期望通过不求军事斗争达到回归目的的想法都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天真的，美好地认为可以不通过军事斗争赢得和平回归的想法都是民族分裂的诱因。今天，当我们真打真准备的时候，两岸的统一就只是一个意志和决心的问题，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按照统一的方式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而这种统一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和平方式，而两岸的同胞来说，他们要的只是结果。
 
    三、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制地拖下去，要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时间表，要让两岸同胞知道这个时间表的进展

    两岸问题久拖不决，台湾总是玩弄各种花招，一会儿台独，一会儿和谈，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拖延统一进程，想尽各种花样来拒绝和平统一，拒绝回归祖国大陆。

    大陆方面可谓是忍了又忍，却始终没有痛下决心。这固然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一个国家求统一的步伐，却永远也不允许有半刻的消停。
 
    有朋友这样问我，你认为解决台湾问题重要还是解决印度问题重要？我说都重要，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又说那你看来是解决台湾优先还是解决中印之间的争端优先？我说肯定是解决台湾问题优先，因为中印之间的问题有其突发性特点，台湾问题则不然，是一种战略优先考量的范畴，没有台湾问题的解决，其他问题的解决有时候就是一句空话。

    台湾问题不可能长期拖下去，要给中国人民有一个交待，要给世界一个交待，同时也要给台湾同胞一个交待。没有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永远不可能去谈什么海洋权益，永远也不能去谈什么突破第一岛链构建国家的海防安全问题，永远不能去谈什么中华复兴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迫在眉睫，由不得你我，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和平统一比武力统一要好，但和平统一如果没有一个明确详细的时间表，武力统一就要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中央军委坚决而又果断的选项。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负责，也是对大陆广大人民和台湾同胞负责。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不能掉以轻心，谁掉以轻心就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民众有关于两岸统一的时间表的知情权，因为两岸的统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个领导人的事情。打仗打得是银子，银子是人民共有的财富的；打仗拼得是生命和鲜血，鲜血和生命是人民去付出的。事关民族兴亡和发展的大事情，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步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当我们的人民有知情权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样去干。因为这是中国的大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