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4家报纸转载中国财富高度集中报道被查处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5722/c90

日期: 2009/11/25 摘要: 2006年《上海证券报》刊载了一则关于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虚假报道。今年《时代周报》、《人民政协报》、《青年时报》等报纸和网络仍在引用或转载此假信息，严重误导读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日前，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对这四家媒体作出严肃处理。

人民日报 2009-11-25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6年《上海证券报》刊载了一则关于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虚假报道。今年《时代周报》、《人民政协报》、《青年时报》等报纸和网络仍在引用或转载此假信息，严重误导读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日前，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对这四家媒体作出严肃处理。

经查《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0日刊登的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今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上海证券报》报道中的虚假数据等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批评，下达警示通知书，并责成报社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


不破“双轨制”，中国改革难前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09-11月25日电／美国《侨报》11月24日载文《不破“双轨制”，中国改革难前行》，摘要如下：

　　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以及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要角，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胀抑或通缩？宏观经济政策会作哪些调整？一直以来，中南海力主的经济结构调整已进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国内消费是否拉动？最受百姓诟病的房价野马能否套缰等等都将成为外界格外关注的选项。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及中长期规划（2010年至2020年）的起步之年，按照北京此前制定的远景路线图，中国将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如何化解发展和转型中所面临的社会深层矛盾，如何最终抵达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彼岸。

　　事实上，对于北京执政当局来说，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已让他们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单纯的经济问题，难的则是牵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层面的一些机制性问题。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已找到了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问题的钥匙，普罗百姓当前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经济会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是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

而导致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脱窠于计划经济体制后，迄今依然存在的隐性或显性的各种社会“双轨机制”和“二元管理模式”。

　　何为“双轨机制”？简单地说，就是原本应按照统一规则分配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在不同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区隔中，人为造成了不同的人群享用的机会和多寡不均等。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曾经历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并导致“官倒”泛滥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后来，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大陆成功超越价格“双轨制”，却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止步不前。

　　“双轨制”不仅表现在外界最为熟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方面——那是“双轨制”最大的堡垒，是“块分割”的典型特征；还表现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其是“条分割”的结果。由于这些领域中资源分配过度不均衡，也使之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焦点区域。

　　当多数人在高房价的淫威下痛苦呻吟时，依然处于所谓“体制内”的政府机构与少数垄断国企的人员却可享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准分房制”优越；当“体制外”的国民在为“看病贵”烦恼时，同样也有人因为处在“旧体制”的保护下而继续享受“公费医疗”的便利。

　　“双轨制”带来的恶果首当其冲便是官方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的“区别对待不同职业人群”的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元管理模式”，这让政策和制度公平大打折扣，拉大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为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坐大提供“合法”依据，也为他们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土壤。换言之，中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便可以追溯到“双轨制”之上。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前30年基本实现了邓小平曾所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接下来，当局应该着力的就是推进“共同富裕”。“双轨制”给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的深度改革增添了复杂性和难度，反过来，未来改革成败与否也在于如何彻底破除“双轨制”。

　　可以说，不破除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双轨制”，中国发展的未来就会蒙上阴影，中国的改革就无法真正推向前进。 ▲


与天安门形象不合 56根民族团结柱将搬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035

      2009-11-23：56根民族团结柱究竟是“扎根”天安门广场，还是集体撤出近期倍受社会关注。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引发去留争议的民族团结柱将在近期集体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刚刚接到上级部门通知，民族团结柱将撤出天安门广场，移往奥林匹克公园。

　　据介绍，团结柱在建造之初就引起了各方关注，海淀公园、朝阳公园、居庸关长城等许多旅游景点当初都明确表态，希望国庆后能“迎娶”团结柱。但在十一国庆前，团结柱的设计者路建康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经过多方考察，团结柱国庆之后的“归宿”定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民族大道上。

　　但是，国庆过后，团结柱的去留出现变数，团结柱“有望永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内”的消息见诸于各大媒体。

　　直至昨天，天安门管委会相关人士透露，“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确定近期团结柱就将撤出，撤离时间还要根据奥林匹克公园方面的安排最终确定，但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撤离工作。

　　目前，56根民族团结柱分列于广场东西两侧，坐落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家博物馆中间，南北跨度达265.97米，间距5.91米。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统计，60周年大庆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客流量突破了820万人次，超过去年“黄金周”全北京接待游客的总数。有部分民众表示，希望56根民族团结柱 “扎根”天安门广场。而相关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团结柱属于形式的东西，不适合天安门广场。另外，团结柱色彩太红，会破坏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色调。另外，团结柱的图案太活泼，与天安门广场气宇轩昂、简洁、严肃不合。同时，这些柱子体积过大，很容易把周边建筑的形象淹没。

　　据施工方住总钢结构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民族柱具体的搬迁时间表还未确定。民族柱本身的设计就是可装可卸的，等最终搬迁的时间确定后，他们将在夜间为民族柱搬家。这位负责人说，民族柱底座重达20吨，因此当时在天安门放置的时候，不需要在地面打桩固定。因此，搬家不会对民族柱产生伤害，更不会对广场产生影响，仅需要将民族柱拆分，然后搬运至新地点再组装。 ▲ 来源: 京华时报


韩媒猜测中朝军方高层往来
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9-11/643136.html

韩联社11月25日报道，原题：过于频繁会晤的中朝军方……中朝将加强军事合作吗？  

　　近来，中朝在军事领域的接触异常活跃，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本月访朝，接连会见了朝鲜军方高层人士。继4月份海军代表团后，朝鲜空军代表团于本月访华。上周，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金正阁访华。如此来看，中朝两国军方正在接连进行“交换访问”，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军方高层发言的分量。中国防长在朝鲜军方高层参加的宴会上表示，两国军队和人民团结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打破的。他还谈到自己参加朝鲜战争的经历，相当于向朝军方表示“亲近”。此外，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会见金正阁时表示，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在中朝关系中占重要位置，对两军关系表达了特别的亲密感。

　　有分析认为，中国总理10月份访朝后，中朝加强了全方位交流，两国军事关系的进展是与此一脉相承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李熙玉说：“中国领导层考虑到朝鲜的地缘政治意义，确立了不断介入和管理朝核及朝鲜问题的立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政策基调还将持续。”

　　本月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报告透露，最近在中国内部，主张利用对朝影响力引导朝鲜无核化的战略主义者和主张应首先重视中朝同盟的传统主义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后者的方式被采纳。一名对朝专家指出，中国的立场是通过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来管理朝核问题，因此强化军事领域合作理所当然。

　　也有分析认为，最近韩美强化军事同盟使中朝受到刺激。上月的韩美安保协商会议上，美国防长明确承诺向韩国提供延伸遏制力，中朝军方加强交流是对此作出的回应。去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韩美同盟是“历史遗留产物……不能用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来看待、衡量和处理区域所面临的安全问题”，露骨地表达了对韩美同盟的否定看法。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李南周认为：“最近中国军方高层重视朝中合作的言论，有可能是意识到韩美同盟强化而做出的。”▲（作者张庸勋，张尹珠译）


杨尚昆：中共中央为何主动取消党产
http://www.stnn.cc/reveal/200911/t20091125_119137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1-26

　　核心提要：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重视。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即杨尚昆）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 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数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

　　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64％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当时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编者）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其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五师才度过难关。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会议中明确作了结论：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民主人士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电影院、木材厂以及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全部移交给北平市。

　　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

　　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

　　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

　　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

　　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


美国在台协会:尊重中国领土完整指西藏新疆
http://www.stnn.cc/hk_taiwan/200911/t20091125_119099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1-25：星岛环球网消息：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薄瑞光24日说，美方对台政策从未改变，台湾与中国协商或不协商，完全取决台湾。“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美国看法中，是指西藏与新疆议题。>>评论：薄瑞光中国主权说隐含新争端

　　中央社报道，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后，来台简报奥胡会相关情形。他下午与媒体茶叙时澄清并说明美中联合声明里有关台湾的段落。

　　薄瑞光表示，他要澄清美中联合声明中3个部分。首先，美中3个联合公报，或美中先前任一项联合声明都没有提到台湾关系法，中国也不可能（zeropossibility）同意将台湾关系法纳入联合声明。

　　第二，联合声明中只有1 段与台湾有关。他说，其中有句陈述是中国单方（unilaterally）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信守有关承诺，理解和支持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他指出，同段中有句美方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

　　他说这些年来，许多美国官员，包括他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期间，促进两岸协商与两岸关系进展不遗余力。而“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此句不应被视为有任何特别意涵，也不能诠释为向台湾施压。▲


中美联合声明深度解析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1123.shtml

[蔡逸儒]　(2009-11-23)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趁前往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会之便，顺道往访日本、韩国与中国大陆，并于十七日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涉及两岸三边关系之处有几个重点，值得重视。与其让国内外媒体转述，其中或有失真之虞，或有不够周延之处，不如自己写篇文章，讨论一下其中意涵。

　　说起来也并让人太过意外，虽然高度、格局、视野固然重要，但地理位置、切身利害更是轻忽不得。对于这次奥巴马的亚太之行，台湾上下所关注的重点其实不是美中合作、对话的战略意涵、其对亚太地区安全、国际局势、全球暖化问题可能产生的作用，而是联合声明对台湾到底会产生了那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美国政策有一惯性与延续性

　　首先，大家都知道，几十年来，美国的两岸政策有其一贯性与延续性，虽然中国大陆一向只提三个公报，台湾于只专注于台湾关系法，但华府从来是两者并重。这次在中美联合书面声明中只见三个公报，未见台湾关系法，奥巴马只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中略为一提，若由台湾的角度出发，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其次，在联合声明中，双方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意此一根本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双方表明不支持任何势力与行动破坏这一原则，而尊重双方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客观的来看，笔者必须说，这是中国得到其所想要的东西，是其对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胜利。

　　对中国来说，所谓的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核心国家利益当然就是指的台湾问题，这是不可妥协、无法让步的根本问题。过去，美国从未同意过类此表述，如今，华府等于认同、接受了中国大陆的立场，以后美国在所有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权将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否则中国可以轻易指控美国违反共同声明的精神。

　　若从支持国家统一，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角度出发，这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本来就该承认、尊重、肯定、认同中国的立场。但从台湾某些主张分离主义，或维持现状人士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敲响了台独的丧钟，剥夺了台湾人民选择的自由，这是绝对不可容忍之事。美国的承诺对台湾构成伤害。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人在谈判时通常喜由表面无害的原则问题出发（如和平共处五原则），然后再进一步扩张对己有利的解释，这常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吃尽苦头。美国如今同意中国立场，承认台湾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除非美国将来打算食言而肥，华府必将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就以美国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或推动双边高层官员互访为例，今后中国大陆更可以义正辞严的警告美方，其所作所为有害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尊重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届时美国将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局面，但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会立刻终止、减少对台军售，但回到“八一七”公报质量递减的可能则是存在的。

　　“八一七”公报中有谓，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美国对台军售将质量递减，但由于里根总统后来的对台六项保证，及九0年代初期老布什对台出售F16战机，“八一七”公报实已名存实亡。如今美国再次表明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领土与主权完整，“八一七”公报的有关承诺或有重新复活的可能。台北应该紧张。

两岸强弱易势

　　在两岸关系方面，美方表示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有人因此担心，美国可能迫使台北和北京进行政治谈判，指出此举违反当年里根总统对台的六点保证。对此，笔者倒并不特别担心，马英九总统有自己的政治计算、利益和时程，即使华府施压，台北反正也不会同意快速进入政治对话与谈判。

　　至于马英九总统所说当前美台关系是六十年来最好的阶段，大家恐怕只能听听就好。如果台北事前不知联合声明内容是失职，如果已知而无法阻止是无能，不告诉人民真相则是愚昧，令人难以接受。民进党方面则是只骂老马，对美国仍然低声下气，同样令人难以认同。日内，美方将派高层人员来台解释，届时台北应该要求华府官员仔细解释这个共同声明的真实意涵。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这次中美联合声明可能意味着，随着中国政经实力的成长，美国只会越来越承认、肯定、理解、甚至配合中国的立场，美国虽然不会、也无意出卖台湾，但台湾的角色、重要性将更为边缘化，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会随着台湾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台湾的处境将会日渐困难。

　　形移势禁、两岸强弱易势，时间看来对台湾只会更为不利，偏安江左必然灭亡，依靠美国显然也不是办法，独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发战争，但一味的屈从北京压力，又怕被人关门打狗，台湾的未来与何去何从还真没个方向。看来，大家卧薪尝胆、重新恢弘志气、誓言跃马中原、经略中国、反攻大陆或为一条出路。大家以为然否？还是已经时过境迁、时不我予？谁有答案？ ▲ 作者：蔡逸儒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中国打击贪官 采用窃听技术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11/xmrb091125a.shtml

（新加坡）新明日报   (2009-11-25) （综合电）中国为打击官员贪腐，手段百出。检察机关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官员贪腐犯罪。舆论对此有叫好，也有质疑。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近日称，检察机关将强化监听、窃听等技术，用于侦查官员贪腐等职务犯罪。

　　中国对反贪能否用特工手法，一直有争议。《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只赋予国安和公安，可以行使监听侦查权。但近年纪检、监察部门也使用监听手段，秘密搜集贪官犯罪证据，引起各界争议。

　　不过，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将明确规定，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可适用于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技术侦查手段包括测谎催眠、监听监录、衞星定位、密搜密取、邮件检查等。这显示检方支持使用秘密手段侦办贪官。

　　近年中国不少贪官，是被纪检部门用特工手法，获得证据从而落马的，最典型是早年被判死刑的沈阳前副市长马向东，及今年初被免职的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


中国需要怎样的“十二五”规划
http://www.zaobao.com/yl/tx091125_001.shtml

（2009-11-25）邓聿文（北京）“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据悉已经开启，中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近日透露了“十二五”规划的5条思路，其中，结构调整为首要目标，社会建设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须明确提出“富民”任务

　　作为统领未来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我认为，“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所谓主题，也就是未来5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然，问题最后能否解决或解决的程度如何，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在编制规划的时候，总有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具体到“十二五”规划，之所以应将“富民”作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中国刚刚隆重庆祝了60岁生日，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其次，“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此次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第三，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

　　上述三点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过去的十一个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30年来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GDP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GDP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另外，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

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

结构失衡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经济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 “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机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

　　现在的情况是，虽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否则，它也不会积累到今天这个程度。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该增长方式的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在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下，经济越是高速发展，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获利就越大。原因很简单，政府掌握着切蛋糕的刀，他当然会把最大的一块留给自己。而利益一旦累积，要改变起来就非常难。这也是调整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喊了多少年却一直进展不大的根源。不但如此，当遇到外部的危机时，就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为了保增长，还会进一步强化结构失衡和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

以外部力量促进政府变革

所以，要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各种结构调整，关键在于变革政府的治理方式。政府若不放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权，不将自身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转变发展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话。

　　但在政府成为市场最大获利群体的情况下，要政府放弃自身利益，主动改革，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靠非政府的外部力量去促使政府变革。外部的力量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或者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或者通过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迫使政府做到：（一）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三）加强社会自治，将一部分行政权转化为社会的权力，使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以此建立起政府的公共治理结构。

　　应该说，在目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博弈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依靠包括经济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促进政府变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已越来越大。总之，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须使政府形成一个稳定和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框架。当政府用一种比较规范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时，经济主体自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而无须政府劳神费力。就此而言，“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取决于政府变革的程度。▲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