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奥巴马弟秀流利汉语：将与哥一同分享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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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1 奥巴马首次访华期间，马克将带着自己的中国妻子去见总统哥哥。新华社

　　中评社香港2009-11月11日电／“很高兴他亲自来体验中国文化！”已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马克.奥巴马.狄善九——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奥巴马首次访华期间，他将带着自己的中国妻子去见总统哥哥，并将他热爱的中国文化与奥巴马一同分享。

　　戴着碎花头巾、穿着白色T恤的马克，脸型、眉眼、鼻子都和总统哥哥奥巴马有几分神似。坐在深圳香格里拉酒店的中式屏风前，马克用流利的汉语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上善若水”、“英雄所见略同”、“温故而知新”等中国成语典故时不时地从他的口中蹦出。

　　马克出生于肯尼亚，在美国接受教育，拥有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并且是埃默里大学EMBA毕业生。马克曾服务于朗讯、北电网络等公司，在通信及国际市场行销和品牌管理方面拥有15年工作经历。目前马克在深圳主要从事谘询工作。

　　“7年前，我被中国丰富的文化、人们的热情与魄力所吸引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马克说，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待这么久，没想到一来就是7年”。马克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友善的中国人，目前他的普通话读写程度达到汉语水准考试7级，《红楼梦》原着他已看了3遍，同时马克还醉心书法艺术。

　　谈到奥巴马访华，马克说，中国人的友好已经被奥巴马和他的团队所理解，“我很高兴他亲自来体验中国文化”。马克娶了一位中国姑娘，她很崇拜奥巴马，这一次他要带着妻子到北京，将妻子介绍给哥哥。马克曾将自己写的书法送给哥哥，这一次会送什么，马克没有透露。

　　采访过程中，酒店袅袅的音乐让马克十分陶醉。马克同时也是一名钢琴家，曾经出版过3张钢琴CD，他还计划在2010年春天举办一场慈善钢琴演奏会。事实上，自2002年到深圳以来，除了经商谋生以外，马克最重要的日常活动就是为孤儿们教授钢琴课。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儿童福利院的很多老师都记得马克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形。2002年，马克通过一位中国朋友买了牛奶、DVD等带到儿童福利院，他希望从美国带来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慈善项目。在参观福利院后，马克对福利院的老师说，“在这里，孩子们的食物已经足够，他们缺乏的是艺术和音乐，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开设音乐课程。”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儿童福利院的何老师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马克每个周末都到这里教孤儿弹钢琴，如今已坚持了7年。去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很多媒体来到福利院要求采访马克，为了回避媒体，他曾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没有来福利院。但等到“风头”稍稍平息之后，马克又一如既往地继续他在福利院的义工生活，最近马克仍然坚持周末来教钢琴。

马克认为，做慈善“一定要坚持”，因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最怕有人忘记他们、放弃他们，如果帮助他们的人只去一次就不再继续，更会伤害这些孩子的心。儿童福利院那些曾跟着马克学习钢琴、如今已考上大学的孤儿至今仍珍藏着马克送给他们的钢琴CD、有时还会给马克打电话谈心。

　　马克也是一位作家，最近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从内罗毕到深圳》，他告诉记者，他要将这本书所获收益的15％捐给慈善机构的“协助儿童”项目。“协助儿童”项目是马克与其他社会机构共同组织的活动，帮助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孤儿改善生活条件。　

　　马克还在撰写自传，即将出版的自传会详细描述他在肯尼亚和美国的生活，他将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唤起更多人关心他人、关爱儿童。

　　马克认为，爱心是可以“传递”的。他有一个善良的、永远支持他的母亲，母亲教会了他去爱，他又将爱传递给孤儿们。有一次，一个已经考上大学的儿童福利院学生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利用周末给幼儿园的小朋友教钢琴，马克听了非常高兴。他说，那一刻，他真正明白了“上善若水”的含义。

　　关于自己的中国家庭，马克透露说，他的母亲来深圳看过他和妻子，妻子和母亲相处得很好，并教她说中文。不过，母亲现在还只会用中文说“你好”。

　　“中国人很欢迎我，这里像一个大家庭，我在中国非常舒适。”记者问马克今后是否会长期待在中国，马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我已在中国结了婚！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愿意一直在中国。”▲


中共政治改革意愿相当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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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9-11月11日电／俄罗斯《俄罗斯记者》最新一期载文《共产主主民主》，摘要如下：

　　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号召中国政治精英发展党内民主，关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模式的讨论因试点的展开而愈加热烈。

　　中国准备实行党内领导选举制而不再单由上级任命。当然，目前暂时还只是在县市一级。首批试点已经展开。四川省通过竞争选举出乡镇党委书记，南京选举了部分社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试点被认为是成功的，南京市委发言人说，在全国市一级推广民主改革的时候到了，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

　　这将打破中国不会改革政治体制这一流传已久的神话。中国确实没有直接的议会和领导人选举。但早在1988年，中国就曾搞过最初的差额选举，这几乎与苏联首批类似选举同时。

　　中国最先认识到什么是差额选举的是农民。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生效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举村委会的权利。到去年底，中国有60.4万个村委会，95%的村庄实行了直接选举，投票率达80%-90%。继农民之后，城市居民也得到了选举居委会成员的权利。

　　从下至上扩大选举试点的决定说明，中共政治改革的意愿相当强烈。这种改革似乎推进得非常缓慢，但这多半是外界的一种错觉。

　　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稳步推进，它就像物理学家所说的直线匀速前进。不过，村委会选举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报纸上关于贿赂和收买选民的报道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例如，山西一位候选人在村委会主任选举前承诺，如果胜选，将发给每位村民100元，总共有5000名村民。此举引起村民的广泛反响.他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兑现了承诺。这种慷慨是不无原因的，因为在该村所属的土地上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矿。而土地租赁的分配大权就掌握在村委会主任手里。因此，如果不是此事被地方党委发现并取消了选举结果，他就能很快收回竞选成本。这种行为影响恶劣，但远非一例。

　　腐败是中国政治改革所存在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扩大差额选举的一个主要障碍。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委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贿选现象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但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出路就在于“严格规范”候选人的行为，并对企图收买和恐吓选民，或对计票造假的人给予处罚，包括开除公职及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试图通过把外国经验与本国传统相结合的办法，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多党轮流执政、划分权力和两党制这三种可能在中国都不会有，因为中国议会现在并没有按党派归属划分议会党团、委员会和席位。中国人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成功地杜绝院外活动。

　　为政治改革勾画蓝图的理论家们比官员走得更远。例如，“协商民主”这一构想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现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苏联经验中建设性的部分以及中国传统模式相结合的共生体。共实质在于，平等直接的普选并非根除腐败和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仍为操纵社会舆论保留了广泛的空间。建立公开讨论和协商的条件与机制有助于更有效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允诺胜选将付给每位选民100元的候选人将很难轻而易举地成为村委会主任。▲


温家宝为什么不认同“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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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9-11月12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1日载文《温家宝不认同“北京共识”》，摘要如下：

　　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它成为了在促进增长和提高收入方面不太成功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中国究竟能向那些比自己贫穷的国家传授些什么呢？随着中国扩大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联系，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日渐激烈。

　　一些中国的支持者说，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贷款的同时，也将推广自己的经济发展风格。但这个所谓的“北京共识”──即所谓的国家主导增长的模式，与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实际上是一位美国记者创造出来的词汇。虽然这个词已经为一些中国学者所采用，但并没有真正获得太多的认同。

　　而如今，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正式拒绝了这个词。他在埃及的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个说法。根据记者会全文，以下是温家宝对关于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活动问题的回答：

许多人在给非洲的发展开药方，诸如“华盛顿共识”或者“北京模式”。但我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归根结底靠自己人民的努力。

　　当然，温家宝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其在非洲所发挥作用的敏感，以及政府小心翼翼地希望避免被人视为对穷国发号施令。由于中国与非洲日益广泛的经贸联系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论，他不得不谨慎行事。

　　但温家宝的话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决策者的确没有受到教条主义的桎梏，以及对来自西方或其它地区预先炮制的解决方案的抵制。中方经济学家和政府顾问林毅夫在去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没有沿袭一种模式。他称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没有墨守一套固定原则，而是务实灵活地寻找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课任何国家都能明白。▲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5229/c104

     2009/11/10  英国《金融时报》 伯特兰•贝努瓦 柏林报道

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大胆、耗资巨大的经济实验之一。然而，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后，问题依然存在：这项实验成功了吗？

1989年和平革命后，虽然东欧许多地区拥抱了市场，但是，把苏联集团管制最严的经济体之一嫁接到西方最大、最成功的开放市场之一，是一项无与伦比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项宏大的努力。据估算，用在统一上的花费介于1.2万亿欧元（合1.78万亿美元）至1.6万亿欧元之间。这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重建该国基础设施和建立一个新政治机构，以及向大量东德居民发放福利津贴。1989年，东德有1670万居民。

去年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对抗全球衰退，在此之际，许多专家把眼光转向德国，探寻大规模政府干预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

但人们的兴趣远不止于此。在“统一课业”上最用心的学生是韩国官员，他们急于学习经验教训，以备该国万一需要接管共产党统治的朝鲜。

“当韩国朋友问我有关经济统一的事情时，我告诉他们，要研究德国的案例，确保他们不要像我们当初那样行事。”位于德国东部Halle的哈雷经济研究所(IWH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乌多•路德维希(Udo Ludwig)表示。

乍看之下，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键统计数字似乎与路德维希教授的悲观说法矛盾。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尽管失业迅速增加。

虽然西德的生活标准仍高出许多，但东德六州的生活质量也已显著提高，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往往更好。昔日沿着两德边境的“死亡地带”如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大量珍稀野生动植物。

平均而言，自2002年以来，东德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西德，效益也更好，部分原因是，东德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西德低了近20%。而且，在去年的经济衰退中，东德遭受的打击较轻。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德国的经济统一事业却远远称不上绝对成功。事实上，随着统一的德国跨入第三个十年，专家们担心，东、西差距可能会很快再次拉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差距已在扩大。自2005年以来，由于东德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与西德一致的水平，按绝对值计算，东、西德在人均GDP上的差距持续增大。即使按相对值计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德的追赶进程就一直近乎陷于停滞。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德国就犯下了三个重大错误。首先，作为两德统一的第一块基石，1990年7月的货币联盟确定了不切实际的汇率水平：一德国马克兑两东德马克（个人可以按一比一的汇率兑换部分存款）。相比之下，在1989年，黑市汇率高达一比10。

虽然这在开始时刺激了消费，但也使得东德的工业一夜之间失去竞争力。其次，西德的工会力图把东德地区的工资提高到与西德一样的水准，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最后，由政府指定的信托机构Treuhand一手运作的私有化，未能利用本地资金，而是吸引了西德的投资者，而他们最终往往将资产作剥离或清算处理。

然企业补贴鼓励了西德大公司前来东德开拓业务，但地方官员表示，大部分重建援助款都没有达到目标，要么助长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及建筑泡沫，要么就资助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政界人士依然在没有实际询问企业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决定企业需要些什么，结果就是配置不当。”柏林州政府经济开发署副署长沃尔夫冈•胡梅尔 (Wolfgang Hummel)表示。“我们有大量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道路、净水厂、运河、学校、游泳池、商业园、居住区和发电厂。”

在东德长大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上周发表讲话时，坦承20年前制定的全面经济融合目标似乎无法实现。“人们有一种感觉，失业率为西德两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她表示。

就连东德表面良好的统计数字也常常掩盖着严重的缺陷。譬如，相对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是受到了高额福利津贴的夸大。同样，在近期衰退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可以从东德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足轻重这一事实来解释。

“东德经济的自立程度有多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Ifo研究所德累斯顿分所主任约阿希姆•拉格尼茨(Joachim Ragnitz)表示。“许多公司不光依赖于补贴，也依赖于内需，而内需受到福利津贴的人为夸大。”他表示：“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经济融合的根本引擎或许正在消失。”

专家担心，逐步撤消政府支持，可能暴露出东德经济迄今一直隐藏着的缺陷。对东德的第二个联邦援助计划于2004年启动，规模在1565亿欧元，将于2019年到期，届时地方政府将陷入财政严重紧缩的局面。与此同时，人口急剧萎缩意味着，需求和税收都将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流失了近200万人口。

“我越是关注来申请破产的企业，就越是意识到，许多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是围绕补贴构建起来的，”一位地方政府官员表示。“一旦取消补贴，这一模式就会崩溃。”

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还抱怨，德国的联邦制，以及联邦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将始终阻碍东德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包括较低的劳动成本。

过去20年使人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面经济融合不会发生。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将是防止东、西德差距进一步扩大。译者/岱嵩  ▲


11名教授公开致信袁贵仁：直面“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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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1 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

　　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今天，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信件原文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馈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2009年11月11日  来源: 新华网 ▲


新华网：57个副部级以上的高官被供出
http://topyl.com/bbs/thread-624538-1-1.html

    新华网北京2009-６月９日电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公安部原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现在一些人浮出了水面被查，最近大家基本都看到了。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少东交待出57个副部级以上的高官，相信此后将会有更多的高官落马。

    作者：乐乐小胖深圳市长许宗衡近日被中纪委双规调查，对于具体原因，几天来香港各大报章各有说法，有说其涉嫌黄光裕案，另有说案件牵扯一经常往返中港的女艺人及许宗衡资金流向香港的问题，还有说他涉嫌数千万元的卖官案等。有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广东官员落马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牵涉官员最多的一次。

    香港各大媒体上星期六就已报道，老家湖南的深圳市长许宗衡上周五凌晨被中纪委人员从家中带走并双规的消息，但新华社直到星期一才将消息公开。报道只简单说，经中纪委证实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本台记者当天上了深圳市政府的网站，许宗衡市长身份的有关简历依然没有被撤。

    据报道，上个月，分管城市规划的深圳市女副市长闫小培，因涉嫌违纪已被“两指”，即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据悉，由于闫小培并非党员，故不适于针对党员的“双规”。

    居住在深圳的中文笔会理事赵达功星期一对本台表示：这次涉及的面挺大，在深圳市震动很大，估计各个部门都在开会吧，今天是公布出来了，而且深圳市民都奔走相告，今天我在吃饭就看到很多人接到短信说许宗衡怎么怎么样了，可能还涉及到某秘书长，可能还要涉及某厅局级干部，深圳市民对此事挺关心的，也感觉到他们很吃惊。

    香港《经济日报》星期一说：许宗衡案除了之前外传涉及国美前主席黄光裕及许宗衡的妻子批发深圳工程给其湖南老乡大胆索贿外，还有一些更准确的说法就是许宗衡的案情涉及了一些香港因素。报道说，大陆一位女艺人迁居香港后，经常来往于深港两地，引起有关部门留意，后来发现她的动向与许宗衡有关，是许宗衡托人安排该名女艺人来港定居，以及提供相关资源。其中可能涉及权钱和权色交易。消息还说，许宗衡的资金流向也涉及到一些有香港身份的湖南籍人士。据报道，许宗衡在他的前任于幼军交代检举的名单中。

    香港《明报》星期一报道，在多名调查人员的日以继夜的车轮式审问下，许宗衡已经承认了部分受贿案，包括招认涉及地铁线路，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建设工程，盐坝高速，桃源村3 期等受贿外，还供出有牵连的涉案官员，这些官员不但涉及已退休前深圳高官，甚至还有在任的正省级官员。消息并透露，有人承认几年前曾用数以千万计的巨款买通高层，终于如愿以尝获得高职。而中纪委为了防范许宗衡在七月率团到贝尔格莱德期间外逃，因此提前采取行动把他双规。预计将会有更高级的官员牵扯其中。

    香港《前哨》杂志主编刘达文对于许宗衡被双规表示不奇怪，他相信此后将会有更多高官落马。他说：郑少东就交待出57个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其中有他（指许宗衡）一点不奇怪，现在大概刚被揪出来十个左右。刘达文还表示，听说胡锦涛这次下决心打击一大批来重建党的威信，听说江泽民也非常支持他，所以他就放胆去查了，以广东为主，可能北京那边还有。中纪委专案组给中央的五点意见中就提到，牵扯面太广，中央组织部是否有短时间内调配这么多补充干部的能力，而且他们讲是建国以来最大案子，肯定比赖昌兴、陈良宇案大。而保利集团董事长李彬海家族的经济问题，跟本台早前报道的陈绍基案也有牵连。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范福春据传已经被当局限制离京，调查审问。他在香港国泰君安证券（香港）公司投行部担任执行董事的女儿范晓微，8 月2 日也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编辑：英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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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暂住证 ;黄静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交有权势的bf 三鹿孩子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还没有儿女 ;x安女孩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和人结仇 躲猫猫青年走了，我们沉默，因为我们没有进拘留所 ;谭卓走了，我们无法沉默！因为我们每天必须行走在和谐社会的斑马线上！▲


明报评论：胡总星马行 取态成焦点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11/hongkong091111c.shtml

（香港）(2009-11-11)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昨日启程，开始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展开国事访问并出席APEC峰会。稍早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演讲，呼吁美国更积极介入亚太事务以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引发内地网民群起攻之，所以胡锦涛此次星马之行的取态颇引人注目。

　　李光耀吁美抗衡中国

　　中国国家元首出席APEC峰会时，顺道对主办国进行国事访问已成惯例。所以，胡锦涛访星，应是一早预订的礼仪性访问。李光耀是10月28日在美国发表讲话，外交部于11月2日宣布胡总出访星马安排。访问马来西亚，是否对新加坡之行的一种平衡安排，仍不得而知。

　　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光耀虽与中国领导人私交不浅，但星洲政府坚持在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一直要等到印尼同中国复交，才与中国建交。2003年SARS期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因中国疫情取消访华，亦曾在内地网民中引发一阵激愤。由于新加坡与邻国印尼、大马的关系微妙，借欧美以自保成为星洲国策，以此而论，李光耀的言论不足为奇。

　　在中国的东盟外交中，大马的份量历来不轻，中国首任驻大马来西亚大使王幼平是外交部老资格亚洲专家，曾任副部长，今次陪同胡总出访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也曾任驻马大使。

　　至于中国官方对李光耀在美讲话的态度，胡正跃日前对内地媒体说，李光耀资政作为着名的国务活动家，对国际问题发表见解，报章上出现对这些见解的各种评论“是正常的”。按此说法，李的讲话“是正常的”，内地舆论的各种评论也“是正常的”，而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的表态是：“不管哪个国家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都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都要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来服务，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


中国空军新战略与新安全观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11/liaowang091111b.shtml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9-11-11)

21世纪是空天时代；安全系于空天，利益存于空天，发展赖于空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民青

　　人民解放军空军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对媒体披露说，经过60年创新发展，中国空军加速推进，正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由航空型向空天一体发展，确立了“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空军战略。这标志面对人类空间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深入融合，中国已经确立新的空军战略和新的国家安全观。

　　空天利益与国家利益空前融合

　　航空与航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航空是指人类在大气层中的飞行活动。其飞行器主要包括：飞机、飞艇、氢气球等，其中，飞机是人们主要使用的飞行器。航空飞行器向上飞行的最高高度，即：离地面30～40公里。

　　航天是指人类使用飞行器在稠密大气层外的宇宙空间及地球以外的天体上的活动。其飞行器主要包括：火箭、卫星、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等。空天飞行器向上飞行的最低高度，即：离地面100～110公里以外。简而言之，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在稠密大气以内活动，还是在稠密大气以外活动。

　　航空与航天成为20世纪最伟大和最辉煌的发明之一，航空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运输方式，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冶金、材料、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机电制造、电子等多个领域的迅猛发展。随着人类航空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飞行器的飞行高度极限不断被刷新和打破，航空为航天发展打下雄厚基础。

　　航天的出现促进了人类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使卫星通信、遥感技术、外层空间探测、高真空和微重力等在实际中得到应用，改变了以往人们天文观测、科学研究、材料制造、加工工艺的传统方式。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兴起的信息建设，使航天成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军事领域的新的制高点。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特别是卫星通信和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时刻离不开以卫星为主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支持和保障。国家的领空安全与空间安全联系越来越紧密，没有空间安全，就不可能有领空安全，也没有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军事安全。

　　空天战略利益与国家战略利益日趋融合，速度日益加快。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航天与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国家安全、科学技术、军事保障等多方面的密切融合，国家利益在向大气层以内拓展后，不断向大气层以外拓展，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军事安全在空天领域体现最充分、最重要。

　　正像有专家指出的那样，从国家安全形势来看，空天安全将成为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内容。未来国家安全将是一种综合安全概念，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多种安全结构的集成；在国家综合安全架构中，空天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空天技术占据重要地位，是国家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象征。

　　空天领域军事化难以避免

　　航空和航天一样，和平利用只是人们的希望和幻想，在这条前进道路上，只要霸权主义存在，只要战争存在，非军事化只是一厢情愿，完全和平利用不可能实现，从这点上说，未来，航空和航天领域的军事化难以避免。

　　翻开人类百年航空史、数十年航天史，类似现象比比皆是。像人类航空事业起步，刚刚发明飞行器，很快被应用军事领域一样，人类航天事业起步，刚刚发明卫星，同样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据统计，当今人类至少有7000颗卫星，大部分被作为军用。

　　上世纪初，飞机刚刚诞生10年时间多一点，便被一些国家应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初，人们利用当时并不先进的飞机，效仿地面骑士决斗方式，用手枪在空中互射。后来，在飞机上固定机关枪相互攻击。直到后来，在大战中，有人发明了飞机机枪射击协调器，大大提高了单座战斗机的空战效能。而飞机作为先进快捷的运输工具，则是和平时期的事。

　　20世纪初期航空领域的军事化，使人类付出了沉痛代价，不过，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航空的和平利用，一个崭新的运输方式和科学研究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刺激了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军用飞机的不断改进。特别是后来出现的活塞式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高亚音速喷气战斗机等。

　　在人类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战成为战争的新方式，有时，战争双方投入多达数百架飞机进行空中格斗。1944年，盟军对德国军队进行战略轰炸，常常一天出动上千架轰炸机和上千架护航战斗机。

　　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出现的人类航天活动，也被首先应用到军事领域，冷战期间，美苏在航天领域展开激烈而全面的竞争，航天器中至少70% 以上被用于军事。霸权国家在打出和平利用空间和实现空间非军事化旗号下，千方百计建设以支撑地面信息化系统的空间基础设施，以独享航天战略利益。

　　上世纪50年代前后，苏联和美国在相继掌握发射人造卫星技术后，在空间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卫星成为观测地球的眼睛。60年代初，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卫星准确发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及苏联船只和军事顾问人员等，为其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和及时的情报。

　　美国早在1957年就率先提出“空天一体”的新概念。1982年，美国空军正式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司令部，主管地对地弹道导弹、以卫星为主的航天器等空军装备，其专门在海外作战的空军部队，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支航空航天部队。

　　在上世纪初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动用了12类50多颗军用和商用卫星构成战略侦察网，集结了2790架现代化的固定翼飞机和1700多架旋翼飞机，其中，包括600多架攻击直升机，在夺取伊拉克制空权方面发挥了威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空天一体”方面，也不甘落后。俄罗斯始终重视建设国家空天防御系统，不断加强空天部队建设。作为军事大国，俄罗斯于2006年4月，通过了空天防御新理念，强调在集中管理所有执行空天防御任务的力量、装备和资源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空天防御系统。

　　美国在2006年就提出一个理论，叫“一个小时打遍全球”。其军事技术支撑之一便是空间基础保障系统，这些设施可以在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给地面陆海空信息化部队和武器装备提供保障。其空间轰炸机、空间运输机可以从本土起飞穿越大气层，进入太空通过太空通道，利用太空赋予其特殊的速度，飞达敌国上空，再进入大气层内实施轰炸和作战。长期以来，美国以空间科技称霸世界，同时声称，在空间领域美国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其领先地位。正因如此，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空天非军事化，只是善良者的愿望，只是蓄意者的借口，归根到底是一种口号和旗号，只要霸权主义存在，空天非军事化便难以实现。

　　“空天一体”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自己的航天工业。这60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修理、仿制到自主研发。

　　武器装备决定战术战略。中国航空工业以及后来兴起的航天工业虽然在一片历史空白上起步，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长期落后，在上述这两个领域里，中国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不能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相提并论。

　　也正是由于当时空军武器装备的限制，空军的战略选择只能是国土防空，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空军仍然是一支战术空军，而不是战略空军。空中格斗长期以来是人民空军的一种主要作战方式。

　　开放改革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航空逐渐崛起，自主研发的各种航空武器装备得到不断进步、不断改善；国家利益在海外拓展，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放眼全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浪潮，提出空军由“国土防空型”向“攻守兼备型”转变。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特别是随着“空天一体”国家战略利益的空前融合，最近，中国空军提出新的战略转变，即：由“攻防兼备型”，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型”转变。这次转变成为中国空军的第三次战略转变，也是迄今最深刻的历史转变。

　　此次中国空军战略的历史转变，其根本的理论依据便是“空天一体”战略利益融合下的国家新安全观，这是着眼人类信息化建设的现实和发展，建立在航空、航天领域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前提下的战略判断，强调站在未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强调有效和可靠地保卫国家战略利益，强调建设完全足以履行完成保卫国家战略利益的“空天一体”的军事力量。

　　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比，新安全观更进一步放眼全球航天科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放眼我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更进一步放眼人类利益在空间领域的扩展。中国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新战略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这一新形势新要求。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战略的提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和反复论证，同时，借鉴了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相关经验和教训，立足中国国情和军情而做出的历史决断。在建设空军和天军方面，国际军事专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应建设“独立天军”，有的认为应建设“联合天军”，有的认为应走“弹天一体”道路；有的认为应选“空天一体”道路，这些都曾成为中国空军新战略的借鉴和参考。

　　美国走的是空军、天军合一的道路，他们的这一战略在美国公布的《航空航天部队：保卫21世纪的美国》白皮书中有详尽论述；俄罗斯曾走火箭军、天军合一的道路，1992年，俄罗斯组建首支军事航天力量，随后将其列入战略火箭军，2006年，将其从火箭军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兵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前述，人类空天非军事化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只是一种口号和旗号，可以说，空天军事化不但难以避免，而且，空天军事化早已经是不争的现实。像当今世界许多领域早已军事化一样，空天军事化、空天潜军事化、空天准军事化等现象，当今无人能够改变。今后，谁也难以保证使其不继续发展。

　　然而，这并非悲观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这种军事化的肆意发展受到限制，如何使这种军事化得到相对平衡，如何消除霸权国家独自军事化的倾向。限制空天过度军事化，实现空天领域的相对军事平衡，才有可能实现“和谐空天”以及全球和平。

　　这好像人类居住的地球空间，当今已经成为空天下的一间小屋，而高悬于空天之上的卫星等航天基础设施如同高高在上的明灯，生活在信息社会的人们，享受着高悬明灯下的透明而舒适的生活，如果只有某个霸权国家享有随意开关“天灯”的权力，地球上的人们说不定哪天将回到黑暗中。如果地球上的理智而善良的人们共同拥有把握开关“天灯”的能力，那么，“天灯”将为人类共同控制，有可能永远高照，不会使人们回到无比黑暗的社会中。

　　中国空军实行“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的历史转变，正是为了限制空天军事化和实现空天军事平衡。因此，这一战略转变不会成为别有用心人士制造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从当今世界的空天安全形势上说，空天军事化难以避免，但空天战争完全可以制止。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一直没有发生核大战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的核军事力量平衡，制约了有可能由某一核国家挑起的核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