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记中美建交30年中5位美国国务卿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91715548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  《人物》杂志

　　编者按：2009 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30周年。本刊推出了5位美国国务卿的专辑文章。回顾这30年，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期，国际形势从冷战两极对立转为了美国单极主义；国内是中国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到国家崛起的飞跃。30年中，中美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利益上重视发展两国关系，使双方各领域的合作日趋深化。

　　对中美两国而言，一边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处理好中美关系似乎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美国的决策层而言，忽视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东亚大国同样是不明智的。

　　本刊以中美建交30年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几个国务卿为主角，介绍了其各自的生平和在国务卿任上处理同中国关系的态度和风格，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国务卿的个人传记，同时也展现了一幅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真实而切近的画面。选择这样的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来重新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的现实面前，回顾历史，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对于构建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会深有助益。 ▲


基辛格：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91715572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 《人物》杂志

作为一名基辛格的研究者，笔者第一次见到基辛格本人是在2007年6月23日的下午，在南京大学那座有近百年历史的大礼堂。这是新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周年庆典的现场。虽然现场的媒体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身上，但是在强烈的聚光灯照射下，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基辛格却面无表情，居然闭目养神起来。这无疑是笔者熟悉的那位傲慢自负的基辛格，但似乎也给人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然而，当基辛格致辞时，完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他一开口就是标志性的带有浓重巴伐利亚口音的英语，他的声音依然具有磁性和穿透力，他来了一场即席发挥：“非常感谢杰茜卡说英语，因为当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用中文致辞，而南京大学校长用还没有我的口音重的英语致辞时，我很难站起来给你们讲话。”短短几句话，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是他的招牌：基辛格式的自嘲。一个思维敏锐，谈吐幽默的基辛格出现在现场的800多名中外来宾面前。

　　从难民到国务卿：基辛格的1973

　　1923年5月27日，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菲尔特，这是一座只有7万人口的小城，其中有一个数千人构成的犹太人社区。菲尔特记载了犹太人在中欧的苦难历史。14世纪时，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纽伦堡，犹太人只得沿着雷德尼茨河建立了几块居留地，菲尔特就是由此兴起的一座城镇。这儿距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只有5英里。基辛格父母的家庭都属于典型的犹太人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位颇受尊重的中学教师。虽然他们都是犹太正教教徒，但他们也是被同化的德国人。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德国犹太人越来越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被视为异己。1930年，纳粹冲锋队员就掌握了菲尔特的权力；1933年，希特勒率纳粹党接管了德国的权力；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被取消，犹太人与德国基督教徒通婚遭禁止，担任公职的犹太人被开除。基辛格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日益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的。他不能在户外自由地呼吸、奔跑、游戏，以免遭到希特勒青年团的殴打；他的入学申请被拒绝，没能进入公立中学，只能到犹太人自己开办的学校继续学业。犹太人被禁止参加公共集会，为了看一场足球赛，他必须冒着被殴打的危险装作非犹太人混入场内。他对足球的热爱这种典型的德国式爱好也许是他的祖国给他的少得可怜的馈赠之一。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加紧实施之时，基辛格全家于 1938年8月移民美国，远离了灾难的中心，但至少有13位留在德国的基辛格的近亲死于纳粹大屠杀。

　　在纽约上曼哈顿华盛顿高地，逃亡的犹太难民获得了自由，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就是“可以昂首穿过大街”，但是艰难的谋生却开始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语言、工作、学校都是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个逃亡的犹太难民家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15岁的基辛格开始了艰苦的“美国化”过程，凭借他过人的天赋，很快成为华盛顿中学的优等生。但是迫于生计，一年后他改上夜校，白天到他母亲的侄子开的毛刷厂工作，他最初的工作是穿着厚重的橡皮手套挤掉鬃毛上的酸水，后来做送货员。尽管生活艰辛，基辛格依然以优异的成绩从华盛顿中学毕业，随后他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会计。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会计师。虽然基辛格比他的那些犹太同乡更迫切地希望融入美国，但至此为止，他还没有更多地接触到华盛顿高地狭小的犹太人社区以外的美国社会。

　　一纸入伍通知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1943年2月，基辛格开始了军旅生涯。军队使他真正投身于美国种族大熔炉之中。在军队当中，他加入了美国籍，开始了真正的美国化。他还幸运地遇见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弗里兹·克雷默，他的天赋和才能由此得到重视和发挥。他来到了欧洲战场，作为一个反纳粹的美军士兵回到德国。在克雷默的大力举荐之下，基辛格从美军第八十四步兵师众多普通士兵中脱颖而出，成为波林将军的德语翻译。盟军占领德国后，克雷默又推荐军士基辛格担任几座小城镇的管理者，基辛格在此期间所表现的出色管理才能连克雷默都感到吃惊。担任欧洲盟军反间谍学校的教员是基辛格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基辛格不负克雷默的期望，干得相当出色。虽然有优厚的薪金和光明的前途，基辛格还是选择回国继续他的学业。“去一所好大学，一个绅士是不会上纽约本地大学的”。克雷默的见解再次对基辛格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段军旅生涯对基辛格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终于从狭小的犹太人社区走向了一个广阔的人生舞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第一次人生冒险异乎寻常地成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履行了占领者的权威，初出茅庐的基辛格收获的是人生信心。但是早年经历所形成的性格特征依然伴随着他，“自信与不安全感，自负与弱点，傲慢与被认可的渴望并存。在基辛格青年时代，这种复杂的混合特征已经在他的性格中形成并将伴其终生”。

　　1947年7月，基辛格第二次从德国启程到美国。不过，这一次不是逃亡的难民，而是凯旋的士兵。他的入学申请被哈佛大学接受，当年秋季，24岁的基辛格成为哈佛的二年级新生。虽然说英语时依然带着巴伐利亚腔，但基辛格已基本完成了从犹太难民向美国公民的转化。哈佛大学不仅为他开启了一道知识之门，而且哈佛大学的经历为他奠定了今后学术与政治生涯的基础。经过近10年的努力，1957年，他的两本著作《重建的世界》、《核武器与对外战略》相继出版，由此确立了他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声誉。基辛格在政治上也异常活跃，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先后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内担任外交政策顾问。另一方面，他著文立说，成为活跃的战略评论家。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基辛格先后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是尼克松和福特两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1977年退出公职以后，基辛格创立了财源滚滚的环球商务咨询公司——基辛格伙伴公司，像他担任公职时那样经常进行环球旅行，在经营其商务活动的同时还经常扮演民间外交活动家的角色。他还不断出现在主流媒体的访谈节目中，点评国际关系的最新发展，同时不断著文立说纵论时政，出版了9部新著以及上百篇的报刊专栏文章。

　　基辛格从犹太移民到美国国务卿的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堪称“美国梦”的典型，尽管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美国人依然给他以极大的认同。 1972年，基辛格在盖洛普民意测验“最受尊重的人”排行榜中名列第四，1973年跃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国人能够认出基辛格，这一比例是除了美国总统、总统候选人以及大牌体育和娱乐明星以外的其他人从未达到过的。的确，在1973年基辛格人生的辉煌达到顶峰。

　　这一年的1月23日，经过长达4年多的艰苦谈判，基辛格与黎德寿草签巴黎协定，宣告美国军事卷入印度支那半岛的基本结束。到3月底美军离开越南，美军战俘回到美国，在美国人眼中，基辛格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9月22日基辛格正式就任美国第56任国务卿，这是由移民身份而后加入美国籍的公民在美国政府行政体系中能够担任的最高职位。尼克松在就职仪式上列举了这一历史性任命的含义：基辛格是加入美国籍的公民中担任国务卿的第一人，是第一个在任命前就访问过北京和莫斯科的国务卿。尼克松还开玩笑地说道：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位不留分头的国务卿。”

　　10月16日，尽管存在巨大争议，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基辛格和他的越南谈判对手黎德寿以表彰他们为正式结束越南战争所做的努力。此时，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基辛格几乎完全接管了深受水门事件困扰的尼克松总统的最高外交决策权，担负起调解阿以冲突、在中东缔造和平的重任。基辛格的权势和威望达到了顶峰。一个象征意义的画面是1974年4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在大幅标题“亨利是如何做到的”之下，基辛格以一个魔术师的面目出现，正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一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勃列日涅夫、萨达特等一帮世界级的领导人则似乎充当着顺从的观众角色，旁边的旗幡上写着“伟大的基辛格”。“外交魔术师”基辛格成为70年代世界外交的符号。

基辛格的五位导师与资助人

　　正如基辛格所言，很难想象一个外来的难民会站在这个国家权势和威望的顶端，那么“亨利是如何做到的”呢？除了他过人的天赋与才能、工作狂般的旺盛精力之外，基辛格巧遇的几位人生导师与资助者在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世界外交政治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辛格在军队巧遇的第一个人生导师弗里兹·克雷默是德国文化的传人。克雷默是不满纳粹统治逃亡美国的日耳曼人，与基辛格被迫的逃亡不同，他的流亡是主动的选择。他学识渊博，拥有德国歌德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罗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对欧洲思想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克雷默的出现“给了 21岁的基辛格全面的影响，而此时基辛格正在寻求指导和方向。当他处于丧失其文化传统认同的时候，这个普鲁士学者——士兵成了德国文化的人格化身”。正是在克雷默的指导、培养、扶持之下，基辛格初露锋芒。21岁的士兵基辛格开始接触到斯宾格勒、康德、妥斯陀耶夫斯基这样的欧洲思想家。此时，基辛格不再对成为会计师心驰神往，而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生存，将目光投向深邃的人类历史，思考自由等形而上的问题。

　　1947年秋季，根据克雷默的推荐，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学术之路。在这基辛格思想最终形成的时期，两位哈佛政府系教授对基辛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威廉·埃利奥特是政府系的两位大牌教授，他们对基辛格思想形成的最后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是生于德国的新教徒，和克雷默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中上层阶级的一员，受过良好的教育，1926年为求学离开德国，最后执教于哈佛。弗里德里希是康德哲学的忠实信徒。埃利奥特则是来自田纳西的新英格兰人。20年代早期，埃利奥特作为罗得斯访问学者赴牛津大学，在这里，康德的著作征服了他。弗里德里希是严谨的欧洲大陆传统型学者，他对于埃利奥特浮夸的风格，凭借直觉想象的漫不经心的学风持轻蔑的态度，因此弗里德里希和埃利奥特在政府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个性上成为势同水火的竞争对手，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康德哲学的共同爱好。政府系的学生发现，很难同时与这两位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非常有趣的是基辛格却做到了，这令他的同学们很吃惊，有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是基辛格意识到两位教授之间的竞争掩盖了他们具有共同的哲学传统，而聪明的基辛格显然找到了与两位教授沟通的话题。当然，这也表现了基辛格在竞争的各方之间纵横捭阖的才能，弗里德里希后来就这样评论他的学生：“他是一个很圆滑的奉承者，这是他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家的部分原因。”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评论不仅适用于他与其导师的关系，也适用于基辛格与其竞争对手的关系，基辛格传记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就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表现出类似于移民的那种渴望，讨好其批评者，寻求他们回心转意。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基辛格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所有人都喜欢他的需求’。”

　　在两位教授的调教与扶持之下，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如鱼得水，本科毕业后留在哈佛继续攻读研究生。1951年，在埃利奥特帮助下，他担任了哈佛国际讲习班的执行主任，这个讲习班旨在将“那些在各自的国家即将登上领导职位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为期6周的时间中，基辛格成为好几位未来外国政治家的指导老师，与他们建立了宝贵的联系。1952 年3月，也是在埃利奥特帮助下，基辛格成为《合流》杂志的主编。1954年，基辛格获得了博士学位。哈佛求学的经历奠定了基辛格一飞冲天的基础。

　　1955年，基辛格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主任，1957年基辛格根据这一项目研究成果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基辛格据此获得战略家的美名，也因此跻身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行列。同样重要的是，在完成研究项目期间，基辛格结识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双方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朋友关系。1956年洛克菲勒邀请基辛格协调一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专题研究项目。此后，基辛格担任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他因此更深层次地进入到美国外交权势集团的圈子之内。当然，富甲美国的洛克菲勒也成为基辛格的财政资助人。

　　基辛格得以成功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是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幕僚，1968年洛克菲勒与尼克松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在最终赢得大选之后，尼克松决定邀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把基辛格送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尼克松与基辛格形成了一对奇特的组合，他们在设计和推行新的美国外交方针时的战略共识与密切合作，他们在追求个人声望上的紧张对立与冲突，他们对彼此才能与洞察力的惺惺相惜，在许多方面相互契合，许多方面又相互排斥。但是无论如何，是尼克松使基辛格的外交才能有了发挥的可能，基辛格曾说： “我不能确定与另外一个总统能不能做与他(尼克松)所做的那些事情。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指的是我和总统之间的关系，总是取决于两个人的风格……确实，一些事情取决于总统是哪种类型。我所做的一切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他使我有了去做这些事情的机会。”

　　中美关系的开启者

　　“亨利·基辛格最大的成就是打开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之门”——这几乎成为美国人一致的看法，并且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及其他著述中也总是将中美关系的改善作为其外交成就中最辉煌的篇章。1971年7月9-11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基辛格执行了喷气机时代的一次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秘密外交” ，欧洲出身的犹太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往的是20多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美国官方代表的古老、神秘的东亚国家。两个国家分歧之巨大、对立之持久与交流之坦诚、合作之顺利形成巨大反差，双方战略家们达成的共识迄今依然成为双边关系的准则。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在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方面达成了战略共识，并确定了尼克松总统于次年访华，由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并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无疑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外交革命”，同时从全球战略格局的角度来看，中美接近是战后两极格局的重要转折点。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的代号是“波罗计划”，他将自己比喻为马可·波罗，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开场白就是“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足见当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包括基辛格本人对中国隔膜的地步。

　　当年10月，基辛格再度访华，为尼克松的正式访问做准备。这次访问扫除了尼克松访华的所有障碍，包括双方就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正是在此次会谈中解决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根本分歧，基辛格提出的措辞为中方所接受：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北京时间26日晨，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临近结束，一个中方工作人员悄然走进会议厅，将一份新华社送来的特急报告交给了周恩来，在这一页折起来的白纸上只写着短短的一句话：“刚才，联大以赞成票76、反对票35、弃权票17通过了我们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代表的决议，详情后报。”周恩来不露声色地掩藏自己的喜悦，将纸条递给身边的乔冠华，继续会谈。这一次的谈判可谓艰苦异常，持续了差不多24个小时，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在早上8时10分宣告会谈结束。周恩来在向基辛格送别时破天荒地用英语向他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基辛格旋即前往停靠在首都机场的 “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基辛格此行从航线到飞机都模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而这条震撼世界的新闻正在被各大通讯社广为传播。

　　在路上，送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不动声色地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的这一届联大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以他惯有的自信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估计今年你们还是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接着又问：“那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从容应答：“我估计明年还差不多。等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你们就能够进去了。”

　　乔冠华哈哈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基辛格是在飞机起飞后才收到电传打字机的消息：美国在联合国维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中打输了。基辛格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尴尬、沮丧，甚至还有一点得意，他转头对身边的温斯顿·洛德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局势发生革命性变化——天啊，连我自己对此都估计不足。”实际上，这次联大表决的结果连中国领导人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然，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并不是中美接近的结果，但是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至少中美接近加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周恩来后来告诉基辛格，在基辛格离开前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基辛格，怕基辛格难为情。中美接近的进程一旦开启，其影响力就迅速释放，它对国际格局的革命性影响的速度就连其战略设计者都估计不足。

　　基辛格担任公职期间的8年间9度访华，并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尽管尼克松-福特政府任内没能实现中美建交的预定目标，但是奠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尼克松-基辛格的对华政策理念成为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遵循的基本原则。基辛格在退出公职后也几乎每年访问中国，迄今已达50余次，他最近一次访问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随着基辛格对中国了解和认识的不断增加，中国已经从他作为哈佛学者时所认为的一个遥远、神秘、侵略性十足的革命国家成为他作为政治家时所寻求的地缘战略棋手，成为他作为战略评论家时所关注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由于长期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一整套与欧洲均势外交传统相通的外交风格，“中国这个所谓的中央帝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居于与其相关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受到威胁时，中国会通过使其周边国家(被其视为是野蛮国家)相互制衡来寻求安全。经验性的方法是与一个远方蛮夷的谈判较与一个近的蛮夷谈判更为安全。”他后来谈到了他和中国的不解之缘时这样说道：“对我来说，来到中国总是感到特别愉快。”

　　1977年基辛格退出公职以后以相当的精力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继续发挥着中美之间沟通的民间管道作用。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战略转变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的战略谋划者中，基辛格最为年轻，当年的战略谋划者中也因此只有基辛格还在世，从这一意义来说基辛格也是中美关系30多年战略演变的唯一见证人。自1971年以来，基辛格一直是中美友好合作坚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支持者。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成为唯一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继承苏联大国地位的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中国地位迅速上升。基辛格也认识到冷战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中国的崛起，但是，基辛格并不认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002年4月基辛格在上海纪念《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会议上指出：“那些相信与中国对抗可以作为国家战略的人不理解现在和将来国际体系的动力学。”他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长久的，耐心的。在北京看来，地缘政治的挑战不是来自邻国的征服，而是防止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一个更为审慎的中国政策路线应当贯彻其传统治国之术的基本准则 ——使远方的蛮夷反对邻近的蛮夷(远交近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处于塑造中国地缘政治选择的地位——正好是一个可能的安全网络，而不是固有的敌对。总之，尽管会有波动，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政策的核心。”他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在于“反对任何大国支配亚洲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系…… 但是明智的美国政策是努力防止出现这一后果。它要求与亚洲的所有主要大国培育合作关系，以在局势需要时保留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它也需要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反对霸权的同时美国优先考虑一种建设性关系并且美国将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参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总之，“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美国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优势，允许美国塑造未来而不必先发制人地对抗中国”。对抗也不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战略利益，反而可能导致美国战略机动性的丧失。他呼吁美国的中国政策应该更具现实感，因为合作是双方的需要，“问题不在于怎么样为这一关系贴标签而在于其内容是什么。合作关系不是哪个国家给予对方的恩惠，而是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基辛格同时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政治地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将使国际体系发生巨大的重构。世界事务的中心将会从过去三个世纪所在的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但是，将冷战后的中国类比为20世纪之初的德国“是危险而错误的”，毕竟除了同样都是由于迅速崛起导致战略格局的重组之外，中国和当时的德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文化有着根本差异。中国在亚洲面临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军事强国的竞争，还有台湾问题的掣肘，因此“当中国确定其合作的意愿、否定军事挑战时，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个战略偏好，不如说是一个战略现实”。因此，遏制中国的政策显然脱离了亚洲的战略现实，“美国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政策的利益在于造就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他认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中美对话自尼克松政府开启以来一直是以后历届政府非同寻常地坚持的政策，并使之成为长期关注的政策。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为始终如一的两党共同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还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强调新世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当新世纪开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完全能够决定我们的后代是生活在一个比20世纪还要糟糕的混乱状态还是见证一个与普世的和平、进步渴望相一致的新的世界秩序。

　　跨越文化鸿沟：基辛格的外交遗产

　　“下周不能有危机了，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70年代的地球救火员基辛格踌躇满志地说道。他是中美和解、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阿以休战等一系列外交戏剧无所不在的操控者。他参与设计、构建的国际关系结构迄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对苏缓和战略、中美关系由敌对向合作的转变、开启中东和平进程等创造性的外交革命极大地塑造了迄今为止的国际格局的基本形态。将中国和苏联纳入的国际体系，三角外交的互动取代美苏两极对峙，以大国外交协调的方式重构国际秩序，美国很快重新恢复了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失去的战略主动性。即使其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其重大外交成就——开启中美关系进程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战略远见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得以体现，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是极富正面意义的战略创造。虽然经历了像冷战结束那样重大的历史变迁，今天的国际关系依然具有基辛格所参与构建的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受惠于基辛格的外交贡献。

　　基辛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也是最招争议的外交家”。基辛格有“外交博士”、“外交魔术师”这样的美誉，也有“当代马基雅维里”、“美国的梅特涅”这样亦褒亦贬的称呼，批评者还将他描述成冷血的权力追逐者和“战争罪犯” ，是痴迷于原子弹的“斯特兰奇洛夫博士”。但是，笔者更愿意将基辛格称之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是对这位外交家最为中肯的评价和褒扬。

　　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越南战争谈判、中美关系谈判、阿以脱离接触谈判等基辛格八年外交生涯中所经历的外交谈判几乎都是现代外交史上最为艰苦的，双方历史积怨之深厚、立场对立之尖锐、分歧之巨大给谈判者预留的妥协空间非常狭小，特别是长期对立造成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使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基辛格却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位“外交魔术师”既能吃鱼子酱，又能喝茅台；既能得到阿拉伯人的拥抱，又能得到以色列人的信任。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基辛格独有的跨文化身份以及他对国家文化特征与外交关系的独特认识。基辛格对于美国社会而言毫无疑问是局内人，但是他的犹太裔和德国移民身份又使他具有局外人的某些特征，这种“局内-局外”人的跨文化特性赋予了他独特的观察和认识的视角，这影响了他对于美国外交传统的理解，也影响了他对于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理解；这种跨文化特性也排除了在某一单一文化中容易滋生的文化自大或自卑主义，而是对不同文化或文明群体生存状态的同情与理解。基辛格将这种跨越文化鸿沟的同情与理解带入到与中国、苏联、越南的谈判之中，这些谈判完全可以看做是基辛格进行的跨越文化鸿沟的对话。如果将对话建立在彼此的同情与理解之上，无论双方的鸿沟如何难以弥合，至少开启了沟通、共存的进程。这也表明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共存格局下，成功的外交谈判必须超越物质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层面，通过跨文化的沟通、交流实现一个和平、进步的稳定国际秩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我们在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之后，文化或文明冲突这一破坏性动力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稳定的威胁，而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跨越文化鸿沟的对话虽然不一定能消除这一威胁，但至少可以将其破坏性后果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也许这就是基辛格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的意义所在。 ▲


塞勒斯-万斯：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91715548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 《人物》杂志

塞勒斯·万斯是美国的一位民主党政治家，曾担任国会和国防部法律顾问、陆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及美国的第57 任国务卿。他早年在纽约担任过律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开始到国会担任一些委员会的法律顾问，60年代初期，他进入肯尼迪政府，曾经先后担任陆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并在此期间推动了美国陆军的现代化，60年代后期，他又多次代表约翰逊总统赴国外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务，从而赢得了“美国头号麻烦处理专家”的称号。在担任卡特政府国务卿期间，万斯力主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同时还积极地推动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并且与苏联签订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在卡特政府面临伊朗革命、人质危机、油价暴涨、国内经济衰退的困境时，万斯为协助卡特总统应付当时的国际危机出力不少。70年代后期，苏联出兵阿富汗导致了美苏关系的逆转，卡特政府也因此抛弃了“缓和”政策，万斯此时则由于同卡特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间的政治分歧日趋增大而辞职。万斯在离开政府后仍积极关注国际事务，并曾经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私人代表，为缓解地区冲突和民族冲突而积极奔走，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上活跃的政治活动家。

　　早期生涯

　　1917年5月27日，万斯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不久后，尚在幼年时期的万斯就和父母一起移居纽约。在万斯5岁那年，其父因为肺炎突然去世，万斯此后由母亲和伯父抚养成人。母亲经常教育他，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得好。母亲的教导对万斯的成长影响甚大，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强烈的进取心。万斯的一位叔叔约翰·戴维斯曾参与1 9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选，万斯正是从他那里接受了法律与政治的启蒙教育。万斯从康涅狄格州肯特学校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学习，并选择经济学为主修专业。正是在耶鲁，万斯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格雷斯·斯隆，他们两人于1947年正式结婚。与此同时万斯还有幸与萨金特·施赖弗、麦乔治·邦迪成为同学，他们三人日后曾经共同效力于肯尼迪政府。1939年，万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并在194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万斯加入美国海军，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曾先后随部队到过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塞班岛、关岛和菲律宾。1946年，万斯以上尉军衔退役。1947年，也就是退役后不久，万斯有幸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随后进入纽约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

　　通往华盛顿之路

　　万斯第一次到华盛顿工作是在1957年，当时，他在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要他帮忙组织一次由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在那里他首次遇到了林登·约翰逊，并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备小组委员会的特别法律顾问。第二年，万斯作为参议院航空航天特别委员会的一名法律顾问，参加了《国家空间法》的听证会，不久后，美国政府也正是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1959至1960年，万斯担任了美国参议院一个专门小组的法律副顾问，这个小组专门负责调查国防部的预算编制程序、导弹及卫星项目及美苏导弹打击力量的相对可靠度。由于为人谦逊并且在相关工作上卓有成效，万斯因此受到了他的那些国会同僚们的一致称赞。

　　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在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推荐下，万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在国防部工作期间，万斯与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且帮助后者建立了国防部组织和管理设计局，同时提出了一些改组五角大楼的计划，由此获得了麦克纳马拉的赏识。在麦克纳马拉的推荐下，万斯于1962年7月开始担任美国陆军部长。他上任后不仅致力于为陆军带来“成本效益”和维持陆军与国防部间的良好关系，同时还致力于帮助陆军提高打击力量的灵活性，以保持陆军与拥有战略导弹和轰炸机的空军及拥有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的海军间的平衡。

　　1964年1月，万斯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上任后，他先后赴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越南执行总统委派的公务。1967年6月，由于经济和健康的原因，万斯辞去了国防部副部长一职，回到了纽约律师界。不久后，万斯又受约翰逊总统的邀请，先后担任驻底特律种族骚乱区的总统特别代表以及驻塞浦路斯的总统特别代表等职。1968年5月，当有关越南战争的首次谈判在巴黎举行时，约翰逊总统又挑选万斯为美国代表团的首席副代表，以便于协助当时的首席代表、无任所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1969年10月，万斯和哈里曼共同支持尼克松总统提出了要求美国军队在越南脱离接触的停火建议。不久后，万斯重新回到了纽约，开始过上一种不担任公职的生活。

　　1969年，约翰逊总统在他卸任前，将美国国家最高奖章——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了万斯。约翰逊总统曾经对万斯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总是把祖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以自己卓尔不凡的智慧为美国服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意志坚定且同时拥有着非凡智慧的人。”

　　出色的谈判家

　　1976年，万斯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萨金特·施赖弗参加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万斯应邀为他出谋划策。施赖弗在竞争候选人提名失败后，曾经与万斯一起在“三边委员会”工作的吉米·卡特邀请万斯参加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当时，卡特是佐治亚州的州长，并且在积极地筹划竞选下一任总统。在加盟卡特的竞选阵营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万斯越来越感到他与卡特二人在许多对外政策问题上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和观点。不久后，应卡特要求，万斯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一旦卡特当选为总统美国外交政策应有的具体目标及优先顺序。同年11月大选揭晓之后，当选总统卡特邀请万斯出任他的国务卿，万斯怀着感激和乐观的心情接受了卡特的邀请。

　　万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取得了多个重大的外交成就。卡特政府刚刚上台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如何尽力缓和美苏间的紧张关系。1977年，如何才能使美苏有关“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成为当时东西方关系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万斯在担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是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谈判问题进行商讨。在莫斯科，万斯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卡特总统的有关全面削减洲际弹道导弹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拒绝，万斯上任后的首次出访也因此而毫无收获。在随后大约两年时间，美苏两国间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1979年5月，经过万斯和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多方不懈努力，卡特总统同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终于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及其一系列附件。这个条约不仅对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射器的总额及其中带分弹头的发射器数量进行了限制，而且对当时美苏双方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及巡航导弹数量也进行了明确限制。苏联对这个条约的签订表示“深为满意”；但美国由于此时国内的强硬派开始占据上风，因此这个条约受到了强烈批评且迟迟未获得国会批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条约终成泡影，尽管如此美苏双方都表示继续遵守条约规定。

　　1977年，万斯还协助卡特解决了巴拿马运河问题。这一问题当年被一些人认为是越南战争后美国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年9月，巴拿马军政府领导人马丁·托里霍斯与卡特总统签订了关于巴拿马运河主权过渡的条约，以此来取代那个在1903年签订的旧条约。同年10月1日，新条约生效，有效期到1999年12月31日。新条约规定，巴拿马运河由两国官员组成的运河管理委员会管理，运河区的司法和移民机构、海关、邮局等逐步移交给巴拿马政府来管辖和经营，新条约期满后，由巴拿马来承担运河的管理和防务，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2000年开始，巴拿马运河区将完全交还给巴拿马政府。

　　万斯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最大外交成果，是促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中东和平的框架协议——《戴维营协议》。担任国务卿期间，万斯多次前往中东，旨在调解阿拉伯与以色列的矛盾。1978年9月，卡特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一起到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举行三方会谈，万斯在其中积极斡旋，力促埃以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197 9年的《埃以和约》的签订。从此，埃及和以色列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恢复了正常关系，以色列同意撤出其占领的埃及领土，《埃以和约》的签订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在此次埃以谈判中，万斯出色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才能得到了美国各界的极大肯定。1979年的《埃以和约》的签订帮助万斯达到了国务卿生涯的顶峰期，此后，万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开始逐渐下降。

　　在卡特政府各项对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上，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身为波兰移民后裔的布热津斯基是一个极端反苏派，他主张从苏美对抗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因此他常常与强调对苏缓和的万斯意见相左。在有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过程中，双方也产生了分歧，万斯主张在适当时候与中国建交，但坚决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等人要求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并且在战略上共同对付苏联的主张，他认为，这么做将会给美苏关系、美日关系以及美国与其他亚太盟国的关系带来相当大的风险。1978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性时刻，万斯正前往中东推动埃以间的和谈，由于布热津斯基封锁消息，万斯完全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此后，由于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趋势日益增强，卡特的人权外交和缓和政策又未能奏效，再加上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的举动，因此，从1978年后期开始，卡特政府逐渐开始转向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而这点也正导致了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两人间矛盾的日益加深，万斯在某些问题上与卡特总统也产生了分歧。

　　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万斯生前曾经5次访问中国，他本人也表示自己从小就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担任国务卿后，卡特总统就将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重任交给他。万斯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力图从政治、法律、战略等方面，全面研究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各种对华关系文件。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万斯对此功不可没。

　　1977年8月22日，万斯兴致勃勃地飞抵北京，当时，首先会见万斯的乃是中国外长黄华。谈判一开始，万斯就向黄华表示，美国将坚持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立场，但美国将会在适当时候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以此来表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强烈关注。万斯甚至还强硬地要求中国，不仅不能发表否定美国声明的声明，也不能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来解放台湾的新声明。”万斯霸气十足，黄华当然也不示弱，他当即严正表明：如果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就必须与台湾实现“ 废约、撤军、断交”，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实质是“口惠而实不至”；如果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会被无限期地推迟。万斯没有想到一开始自己就碰了一个硬钉子，心里很懊恼。但他不甘心就此回国，便提出要与中国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会谈。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也确实需要一名高级领导人出面会见万斯，并向他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以此打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中央考虑到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巧，因而决定由邓小平会见万斯。

　　8月24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万斯。万斯知道，“眼前这个小个子不好惹”，外交高手基辛格、前任总统福特都吃过他的闭门羹，所以他当时十分小心谨慎，以免自己重蹈覆辙。他先是说了一通美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能够与台湾的民间往来和私人交往不受影响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接下来，他才开始切入“台湾”这个有实质性内容的问题。万斯向邓小平表示：第一，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做出对台湾问题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仍然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第三，美国将采取“倒联络处”方案，即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尽管万斯说话时尽量保持语气轻缓，以免刺激邓小平，但仍然不难看出他十足的“美国式”霸气和强硬。

　　万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邓小平一言不发，而是从容地吸着熊猫牌香烟。待万斯发言完毕，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又掏出一支烟徐徐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不急不躁地说：“我们历来都在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起我们在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对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万斯早有心理准备，黄华外长对他也是这么说的，因此他并没有说什么。邓小平接着说：“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的建议，只不过是设立一个门前没有标志或国旗的大使馆。”说完这句话，邓小平用眼紧紧地注视了一会儿万斯的脸，顿了一顿，突然提高声音异常坚定地说：“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听到这里，万斯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明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做出让步的，邓小平的表态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没有等万斯答话，邓小平又放缓了语气继续说道：“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 ，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也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美国要下决心。”这时，万斯迫不及待地插话说：“我们是准备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的。”邓小平并不理会万斯的表态，他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自己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在邓小平系统、明确、坚定地阐述完中方的立场后，万斯已经僵在谈判桌上，他知道邓小平的这个表态与自己的设想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在这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看来不会有松动，自己的这次访华竟然像一些美国人预言的一样“只能碰一鼻子灰”了。

　　8月26日，万斯沮丧地返回美国。万斯访华没有达到他本人和美国政府的预定目的，但却有助于卡特政府了解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从而迫使美国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华和对台的政策，并不断派出使团访华，试图重建中美对话的有效途径。万斯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如果不设法向前迈进，那就会向后倒退，而倒退将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造成严重损害。 ”在“退居二线”以后，万斯依然十分关心中美关系。1987年，他与另一位前国务卿基辛格两人曾一起牵头成立了“美国 —中国协会”，共同担任主席，从事对华友好交流。1998年，万斯带团来华访问，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江泽民对万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积极贡献及卸任后又继续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示赞赏，并希望他继续关心并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因人质危机而辞职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随后，伊朗新领导人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霍梅尼将美国称为“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

　　霍梅尼的这种反美言论极富号召力，很快便有千余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周围进行抗议活动。11月4日，数百名伊朗学生在一次骚乱中占领了美国使馆的主体建筑并且扣押了美国使馆的人员。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而使馆职员不得不破坏通讯设备并将敏感的文件予以销毁。在90名使馆人员中，总共有66名被扣押，其中有3人在伊朗外交部被俘。

　　美国总统卡特立即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和外交压力：1979年11月12日起，美国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与人质危机或伊朗新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大约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人在美国的资产自1979年11月14日起被冻结。但美国政府虽经多方面努力，人质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解决。1980年2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废黜的国王，向伊朗做出一些外交姿态(包括为美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为道歉)，并且要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伊朗。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3月，卡特内阁中有人提出武力营救的方案。万斯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但危及人质的生命，而且可能影响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导致伊朗倒向苏联。4月11日，在万斯外出度假缺席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决定施行营救方案，随后，卡特决定实施代号为“蓝光”的武装营救人质行动。万斯回到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强烈的震动和愤怒，他立即向卡特提出异议，但卡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万斯感到他与总统间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他无法再继续履行国务卿之责。4月21日，他向卡特提交辞呈，表示不管营救行动成功与否，他都将辞职。几天后，卡特宣布接受万斯的辞呈，万斯由此结束了国务卿生涯。据《纽约时报》报道，不赞同卡特政府的武力营救人质方针是万斯辞职的直接原因。不过，万斯在工作中还发现总统愈来愈听不进他的意见，而转向信任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使万斯当时的去意更坚决。后来万斯曾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万斯是正确的。营救人质的行动由于飞机在伊朗境内遇到沙暴天气发生故障而失败。美军损失了8架直升机和8名士兵，另有5人受重伤，营救行动也随之完全失败。而卡特也因对人质危机处理不当，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从而断送了自己的“连任梦”。人质危机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到解决，共历时444天。

　　后国务卿生涯

　　万斯在美国政界一直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因出色的调解能力而闻名。从政期间他一直致力于解决外国领土争端和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并卓有成绩。1967年和1968年，万斯以总统特别代表的身份先后负责处理了塞浦路斯危机和 “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被朝鲜扣留的事件。1979年，身为国务卿的万斯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此外，在通过有关巴拿马运河的一系列条约以及美苏达成永久性军备控制协议中，万斯同样也功不可没。他为美国同伊朗的关系陷入敌对和相互指责的窘境感到痛心，并呼吁美国政府恢复同伊朗的外交关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老人正直而又诚实。

　　万斯离开华盛顿后，回到了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但仍积极关心、参与美国的外交和国际事务。他也经常被政府召回，运用从容的谈判技巧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万斯数次被联合国任命为谈判代表，在全世界参与解决冲突的谈判。布隆迪、南非、希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他最大的成就是参与了联合国在波黑的谈判。 20世纪90年代初，万斯被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任命为特使，前往南斯拉夫斡旋。在那里，他通过谈判促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克罗地亚，对交战双方进行缴械。从1992年起，万斯参与促成了多项停火协议和和平计划，为冲突当地带来了和平。另外，在南非、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他都担任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为解决争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3 年8月1日，他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派驻马其顿和希腊的私人使节，后因个人原因辞职。万斯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低调，很少接受采访或发表文章。1983年，美国西蒙·豪斯特公司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困难的抉择》一书，万斯在书中坦率地叙述了他作为国务卿3年多的经历。

　　2002年1月，在与阿耳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症)进行长期的斗争之后，万斯在纽约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4岁。 ▲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红裙铁娘子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91715548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人物》杂志

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身材矮小，体型微胖，且喜欢身着红裙，这些连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都使她在那个历来都由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她的个人经历及日常生活也同样完全可以用“政治”一词来概括。1996年12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当时已经59岁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务卿，1997年1月22日，这一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奥尔布赖特也因此而成为美国建国220年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是一位敢于实现自己梦想的女性，她的好奇、雄心、把握游戏规则的能力及其面对新挑战的决心，使得她从童年到中年一直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奥尔布赖特有着深邃的智慧、极佳的应变本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她也是一个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的女人，而她扑朔迷离的身世和曲折的逃亡经历也都曾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一名女性，奥尔布赖特曾经满怀柔情地演绎了一个犹如灰姑娘般的故事；作为一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果断而从容地面对了2 0世纪90年代国际舞台的惊涛骇浪。历史不会记住每一个人，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用自己的一生经历为那些渴望有所作为的男人和女人树立了共同的典范。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难民”

　　1937年5月15日，奥尔布赖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玛丽娜亚·科贝尔。在两岁时，为躲避纳粹统治，科贝尔一家逃到伦敦。马德琳这个名字则是她10岁时在瑞士上学的时候取的。二战结束以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科贝尔曾经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的使馆。1948年，奥尔布赖特跟随父母移居美国。由于童年时曾经在几个国家间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语和英语外，奥尔布赖特同时还通晓法语、波兰语和俄语，并能说一些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科贝尔一家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为忘却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科贝尔一家定居美国后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也是后来才从报道中得知自己曾经是犹太人。童年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对难民颇为同情，1997年，在探望巴基斯坦一个难民营时，奥尔布赖特曾经对一群为躲避战乱而逃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说：“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难民。”

　　二战爆发前，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官员，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外交官。1939年3月15日，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奥尔布赖特的一家与许多捷克人一样，都在设法要逃离战乱的国土。1 939年3月25日，即纳粹占领的10天以后，奥尔布赖特一家拿着伪造的通行证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仅仅滞留了两周后，奥尔布赖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腊，后来又从希腊转道目的地——英国。当时的奥尔布赖特还是一个满头金发、有一双大眼睛的、非常可爱的小胖姑娘。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到英国后，曾经在两家报社当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之后，他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国组建了政府情报部。不久，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有关战争的消息和振奋人心的信息传递给国内，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决定在伦敦建立自己的广播处，以利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自己的广播节目，并同时委派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担任广播处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实际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广播电台的台长。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并没有给年仅3岁的奥尔布赖特留下多少记忆，反倒让女儿常常对从广播里传出父亲的声音感到纳闷，对年幼的奥尔布赖特来说，“她搞不懂，爸爸是怎么进到广播里面的 ”。

　　1940年的夏天，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了持续长达13天的夜间空袭，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响彻伦敦的夜空。这期间，奥尔布赖特一家为躲避空袭曾经和邻居们一起藏身于公寓的地下室，潮湿的环境和布满管道的地下室并没击退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喝着防空队员提供的茶水，吃着涂有猪油和咸盐的黑面包，有躲在一边看书的，有三五个聚在一起侃大山的，还有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的……整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这时的奥尔布赖特仅是一个4岁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泼、可爱动人，是防空洞里所有人打破沉寂的乐子，当时的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奥尔布赖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一天，伴着刺耳的呼啸声和强烈的震颤感，一枚炸弹重重地落在了奥尔布赖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枚炸弹却没爆炸，等到专业的清理未爆炸弹人员赶到现场并拆开炸弹后，他们发现在这个炸弹里有一张捷克工人留下的纸条，上面写道:“别紧张，我们制造的炸弹永远都不会爆炸。”

　　二战结束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出任驻南大使馆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他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当时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的。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背离，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194 9年3月，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奥尔布赖特一家的移民要求，从此，奥尔布赖特一家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人生历程，奥尔布赖特的人生从此也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

　　“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

　　1955年，奥尔布赖特中学毕业后，被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特·霍尔约克大学、丹福大学、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同时录取，她选择了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1959年，奥尔布赖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1960年，她曾经一度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1962年，她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攻读侧重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学研究生，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63年，她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成为黑人学生基金理事会理事，华盛顿歌剧社成员，并且于1968年参加了布瓦尔小学理事委员会，后来成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

　　1972年，35岁的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1980年，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奥尔布赖特离开了白宫，并且于1983年与丈夫正式离婚，同一年，奥尔布赖特成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威廉·H·多纳讲席特聘教授和“外交服务新女性计划项目”的主任。1984年，奥尔布赖特成为吉哈尔丁·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奥尔布赖特正式展露其才华还是在1988年马塞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中，尽管这次竞选最后失败了。1988年7月，奥尔布赖特加入了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团，并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1992年12月，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实际上，正是担任美国常住联合国大使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大增。1996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克林顿宣布他已选定奥尔布赖特作为其国务卿。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

　　1955年，当奥尔布赖特凭奖学金进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

　　同时，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重权在握后，奥尔布赖特更是如此表现，“她参加会议经常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但却不愿与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完全的学者作派。要在政坛上得心应手就必须有很强的适应力，也许要归功于童年的逃难生涯以及她母亲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在不同的环境中都应付得轻松自如。马斯基是“国会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参议员 ”，但初出茅庐的奥尔布赖特却能和这位要求苛刻的人物和睦相处。当克林顿总统物色新的国务卿人选时，他看重的正是她的这种才能，而且对此大加赞赏。克林顿总统认为她善解人意，在复杂情况下也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奥尔布赖特面对办公室之间的政治和钩心斗角十分老练，小心从事；在白宫做宣传时，她从不喧宾夺主；在一些高级政策会议上，她也不怎么发言，有人曾告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在一起，除了没有恐惧感外，就像和霍尔布鲁克在一起一样。”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接·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肩负心碎婚姻和神圣的政治使命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以她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而为世人所熟知，但在本人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她却真实记录了当年丈夫弃她而去，投入一名“漂亮的年轻女人”怀抱时，她本人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婚姻的破裂彻底粉碎了奥尔布赖特的自信心，随之破灭的还有她成为一位美国最完美无缺妻子和母亲的梦想。

　　奥尔布赖特的生命轨迹是：在战时的欧洲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50年代在美国进入成年，嫁给一个有钱但缺乏同情心的丈夫。在多年的工作中，像无数上班族母亲一样，她也曾为在家庭和工作、职业和个人爱好之间求得平衡而绞尽脑汁。奥尔布赖特曾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活，一个由父母爱心所编织的安全屏障，一段温馨舒适富有节奏感的婚姻生活，也曾经有过养育孩子的欢乐与麻烦，产下死胎时痛入骨髓的悲伤，因父母去世而感到的那种空虚，离异的痛苦和愤怒，这一切的一切，她全都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感情上的挫折才使她得到了彻底解放，从而燃烧起她的强烈抱负，激励她进入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鲜为人知的是，奥尔布赖特的婚姻媒人是“媒体”，1959年，奥尔布赖特结束了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读书生活，同一年，她在美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上刊登了订婚的广告。并且附带刊登了一张奥尔布赖特的照片:入时的齐耳短发，宽宽的颧骨，甜甜的笑容”。当时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一名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的主席”。在求学的同时，大约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二年级时，奥尔布赖特到《丹佛邮报》实习，这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爱慕的男友，一位衣冠楚楚、满头黑发的年轻人，一位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两人结婚后，奥尔布赖特共生育了3 个女儿，并且在家中照看孩子。她在家中照看3个孩子的同时，还刻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为此，她付出的努力是艰巨的：每天清晨4点半她就得起床读书。

　　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后，就与约瑟夫结婚了。她说，当时自己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只不过是新篇章的开始”。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两人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在她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婴儿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随着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涉足政界，从最初民主党的一个筹款人干起，直到进入了白宫。在1978年初入白宫时，奥尔布赖特为她的老师、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工作。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奥尔布赖特转入了学术界。1982年1月，当结束在波兰为期两周的研究访问返回美国时，她接到丈夫“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乔(丈夫的昵称)和我坐在起居室那个带扶手的舒适的大椅子上——我们曾坐在那儿喝过上千次咖啡。乔刚刚从国外出差回家，他说我们必须要谈一谈，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他开口说道：‘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我爱上了别人’。”

　　45岁的奥尔布赖特从此开始了独身生活。后来她到乔治敦大学担任教授，又开始参与政治，以此来寻求另一种寄托。“与大多数刚刚离婚的人相比，我不得不这样来描述我的生活——艰难。从20岁与乔相识相爱后，我就再也没有注意过别的男人。分别时，乔对我的相貌下的断语曾让我彻底丧失信心，我变得愈发拘谨。我就像个45岁的老姑娘”。虽然奥尔布赖特后来曾与一名同事好过两年，但最后还是友好地分手。奥尔布赖特从此学会了更多依靠自己。“我独自去听音乐会，去听歌剧。我可以一个人只带一本书在饭馆吃饭。”审视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奥尔布赖特问自己：“是我的事业导致了婚姻的失败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我痛恨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渴望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一种侮辱。”“成为国务卿之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离婚，我的事业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不过对于离婚，我仍然是感到深深的悲哀。如果当时乔能够改变想法，我想我肯定会放弃干事业的任何想法。”

　　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不可能弃家庭于不顾，她是一位对家庭负责的妻子，一位对子女尽职的母亲，所以只有在婚姻走到尽头、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才能真正放手展露她过人的政治才华。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富于爱心、感情丰富，这也让她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形成了独特的感召力。她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对朋友却非常细心，无论作为家庭主妇还是担任要职，她对朋友都一如既往地敞开胸怀，既帮他们摆脱困境也与他们分担忧愁。她是博爱的，她生来就要为这个社会奉献爱心和热情。也正因如此，她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铁腕强权者”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的那位高大、严肃的新办公室主任厄金斯·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的奥尔布赖特打电话，询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饰的平淡口气说，“好的，我会在家等的”。第二天上午9点45分，电话铃响起，奥尔布赖特正式得知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下一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就告诉她的朋友们，就职那一天她会穿红色的衣服。

　　克林顿曾说:“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政治，是一种要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游戏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都是由那些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来决定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师，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 备受人们尊敬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勋爵曾经起草过一份关于奥尔布赖特的专稿，他明确地写道，“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能够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势，从中提炼清晰的观点”。

　　尽管奥尔布赖特并不像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一个幻想家，同时也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 ·艾奇逊那样的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的白宫班子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教授过外交政策课程，曾代表美国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她这种个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也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评价道，“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从1990年初次相识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好朋友。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且仍是连接代与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能融入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间获得更好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板)以及国务卿埃接蒙·马斯基(也正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间的友谊纽带。后来，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而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战区与战区、婚姻与个人、学界与政界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 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认为是美国蓄意进行轰炸。奥尔布赖特为此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却找不到他本人。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当时，助理国务卿皮克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加上罗斯顿将军和几个随从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她曾先后5次访华。她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但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进行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她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对不会在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台湾也绝对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她认为，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常处于世界“热点”中，但它却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实现统一。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了，美国不能忽视她，但也很难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的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当期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关系将塑造未来世界之命运，但如果托克威尔在21世纪能够重临世界的话，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到中国。 ▲


鲍威尔：追求“美国梦”的黑人将军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91715547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人物》杂志

2000年12月16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宣布其第一位内阁成员人选，将由科林·鲍威尔将军出任国务卿。在参议院批准后，鲍威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65任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由职业军人转任的国务卿，而前两位是杜鲁门总统时代的马歇尔将军以及里根总统时代的黑格将军。小布什总统赞扬鲍威尔是“一个美国英雄、一个美国榜样和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小布什还说，“我知道，没有比鲍威尔更适合在外交舞台上代表美国的人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世界都会看到美国最好的一面。”此外，小布什还甚至将鲍威尔与美国人最为推崇的国务卿马歇尔相媲美。鲍威尔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作为一位不断书写诸多传奇故事的名人，在种族意识仍然很强烈的美国赢得了白人和黑人的尊敬和爱戴，故而他是追求并真正实现“美国梦”的黑人典型代表之一。鲍威尔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和军旅生涯则是他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最为坚实的基础。

　　学习成绩平平的少年

　　1937年4月5日，鲍威尔出生在纽约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中。他既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没有大量的世袭财产，甚至连他的家庭都不是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一员。鲍威尔的父母都来自牙买加，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美国谋生。父亲是在一家航运公司当小职员，而母亲则是辛辛苦苦的缝纫工人。鲍威尔父亲告诉他说，他们的根在非洲，老家在牙买加。牙买加的黑人大多数是18世纪英国殖民者从非洲贩卖过来并到当地种植园充当奴隶的，而鲍威尔的祖先就是其中的一位黑奴。到了1 9世纪中叶，美国宣布废除奴隶制，因而大批的黑奴成为自由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成为自由人之后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牙买加的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大批黑人逃到美国。鲍威尔的父亲卢瑟·鲍威尔便与许多的黑人一道来到美国寻梦。卢瑟·鲍威尔先是在一家种植园当工人，后来到纽约曼哈顿当大楼管理员，最后则是在曼哈顿的一家专门制作女装的服装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安家立业。鲍威尔的母亲莫德·艾丽尔受过教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得体，并时常培育孩子们的进取心。

　　对于这些西印度群岛的后裔来说，求学成为他们摆脱困苦、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但是令人少许遗憾的是，尽管鲍威尔的姐姐成绩非常优异，是一块读书的料，但是鲍威尔在小学、中学的成绩都是平平，大多数课程只能混个及格，他更像是胸无大志、没有任何奋斗目标的人。1954年2月鲍威尔从莫里斯中学毕业，到公立的纽约市立学院接受高等教育。该学院号称是“穷人的哈佛”，是“为了给工人阶级子弟提供高等教育”而建立的。学费非常低廉，有8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联邦最高大法官F·弗兰克福特等都曾在此就读过，成绩名列美国公立大学首位。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鲍威尔就读工程系，其成绩差强人意。但是在他选修机械制图课后，鲍威尔彻底放弃了工程学。最后，他选择了地质学，而他当时只是觉得地质学比较容易通过，也可以让他获得向当地社区的兄弟们吹嘘的本领。大学一年级结束之后，鲍威尔在百事可乐一家瓶装厂当一名勤杂工。他发现他们黑人只被安排干拖地等体力活，而白人却大多干像装瓶之类的“高档活”。再回到学校，鲍威尔发现虽然学校的专业五花八门，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让他感兴趣。尽管他获得了地质学的学士学位，但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行业。虽然鲍威尔没有读懂他的专业，但是在大学里他读懂了社会这本大书，这也为他今后在各种场合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迹于“后备军官训练团”

　　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校园中，有许多穿着军装、威风十足、来自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年轻人，他们深深地吸引了满腔热血的鲍威尔。美国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学生军训夏令营，有“大学中的军官学校”之称，作为培养军官的第二渠道。后备军官训练团主要是使青年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并要求达到少尉军官的任命标准。 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法》，从法律上正式设立后备军官训练团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生，可享受军方提供的各种优厚的物质待遇，包括在校期间的一切学杂费也都由军方负担。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在国内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这更加使得鲍威尔对军人这个职业充满崇拜之情。最终，在 1954年秋鲍威尔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在此，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大家庭，为他此后在军旅生涯中不断创造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后备军官训练团有三个军事社团：潘兴步枪会、威布巡逻团、宝剑会。潘兴步枪会大多是由有志于军旅生涯的有色人种的学员组成，其宗旨是“纪律、组织和同志间的忠诚友谊”。鲍威尔在这里结交大批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后来他们中的一些黑人兄弟还成为将军。在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以后的大学时代，操练成为鲍威尔生活的中心，这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准军人”。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鲍威尔还成为潘兴步枪会的连长，它是该会的最高首领。在1957年的时候，鲍威尔与其他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成员一起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参加为期6周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夏训。夏训结束后，鲍威尔凭借其优异成绩获得“D连优秀学员”的称号，其成绩在全营名列第二。

　　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和潘兴步枪会的经历使鲍威尔认识到军队是未曾受到种族因素污染的净土，使得鲍威尔将军队视为自己终生服务的对象。通过研究黑人在美国军队中的服役历史，他发现只有军队才能真正给黑人提供才华较量的场所，只有在军队才能真正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和天赋，同样只有在军队这种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的场所才能感受到种族真正平等的珍贵。美国的黑人士兵参加了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成千上万的黑人士兵为了美国的统一和奴隶解放献出自己珍贵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230万黑人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36万黑人士兵参加了美国远征军。在二战中，更是有70多万黑人士兵在反法西斯的各大战场上同德国和日本军队战斗，为盟军最终取得胜利做出重大的贡献。黑人士兵们英勇战斗的精神和事迹也使得他们在美国军队中获得“野牛斗士”的美称。同时他也还发现，黑人在美国军队中只有冲锋陷阵之职，而没有负责带兵指挥打仗之权。黑人士兵在美国军队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仍然存在，而其地位真正的改善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也正值鲍威尔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之际。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鲍威尔选择军人作为他终身的职业。1958年6月9日下午8时整，鲍威尔走进纽约市立学院的教堂宣誓入伍，真正开始踏上他的军旅征程。总体来说，在纽约市立学院的四年半时间，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鲍威尔在这里学会了读书和思考，学会了如何有效地与人进行交流。纽约市立学院给诸多像鲍威尔这样来自纽约布朗克斯和其他老城区的穷人子弟和移民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为实现其“美国梦”插上成功的翅膀，并为使其飞得更远作铺垫。

　　久经考验的黑人军官

　　1958年6月，鲍威尔前往佐治亚州的美国陆军本宁堡基地接受为期5个月的训练。10月，带着在本宁堡受训的全优成绩，鲍威尔就任驻德美军第3装甲师第48步兵团第2装甲步兵营B连少尉排长。当时德国正是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核心地带，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即在危急时刻美国将利用核武器对付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因此，可以说德国紧张的军事对峙气氛仍未消除，局势还不稳定。而在这里，他遇到了其军队中的第一位“教父”——第2装甲步兵营的副营长雷蒙德·巴瑞特。他对手下的年轻军官的成长非常关心，时常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和指点，并对鲍威尔今后的军旅生涯产生了持久的重要影响。1960年底鲍威尔结束在德国的两年任期，升任D连中尉连长。他拒绝了上司的挽留，离开德国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戴维斯堡的陆军第2步兵旅第1战斗群司令部担任联络官，负责协调部队的战备训练。在此不久，他又得到步兵营营长的赏识，并擢升鲍威尔为营人事行政参谋，负责全营日常行政事务和军官的任免事宜。几个月后，鲍威尔提前升任上尉，并就任第4步兵连连长。

　　1962年7月，鲍威尔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尽快前往越南担任南越军队的军事顾问。随后，他到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接受5个星期的军事顾问训练，包括丛林战和山地战等。12月底，鲍威尔抵达越南，被任命为驻扎在阿寿的第3步兵团 2营的军事顾问。1963年2月，鲍威尔接到命令执行代号为“蚱蜢行动”的巡逻任务。在此过程中，他被一支长长的有毒竹签所刺伤，后被送往战地医院治疗。出院后不久，鲍威尔则被授予一枚“紫心勋章”。由于鲍威尔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批准提前结束国外服役期，并于11月回到美国。12月，鲍威尔来到本宁堡军事训练基地报到，参加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 1965年5月，鲍威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班级200人中名列第一。不久之后，他又被提前提升为少校。他在军中服役不到8年，却完成了一般人需要12年才能走完的路程。1966年2月，鲍威尔被调到步兵学校教学部，成为一名军事教官。在教学中，鲍威尔天才般的幽默和超群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体现，令他众多的竞争对手刮目相看，更令他的学生对他敬佩有加。1967年夏天，由于鲍威尔出色的教学能力，引起校方的高度关注，并被列入送往利文沃思堡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进行深造的名单。在这所学校就读是鲍威尔成为将军必不可少的前提，利文沃思堡历史非常悠久，有“将军的摇篮”美称，诸如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传奇式的军事将才都曾在此深造过。在此期间，鲍威尔感觉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阅读了大量的军事著作，逐步摆脱了低级军官思维的禁锢，并向高级将领的思想层次升华，他的军事理论思想开始初步形成。1968年6月，鲍威尔以优异的成绩从利文沃思堡军校毕业，在1224名学员中，鲍威尔的毕业成绩在步兵学校中位居第一，在全校毕业生中名列第二。

　　不久之后，鲍威尔接到上级要他奔赴越南战场的命令，于是在7月21日他再次踏上越南战场的征途。走之前，他给妻子阿尔玛一个信封，内容是假如他牺牲后的有关嘱托。后来鲍威尔说起有关信的具体内容，“如果我死在沙场，请将我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与众多死去的战友为伴。”7月27日，鲍威尔抵达南越广义省的德普，被分配到美国陆军部队第23步兵师，任第11步兵旅1团3营的副营长。但当时由于美国兵力严重不足，23步兵师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旅中所属的各营缺乏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他所管辖的营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士兵最关心的不是打仗，是食品、信件和女人。”士兵们的目标是只要兵役期限一到，便溜之大吉。此间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使得他所带领的营在年终检查中获得全师最高分。这引起了第23步兵师师长格蒂斯少将的关注，并将鲍威尔调任该师的作战与计划参谋。他代表第23步兵师所作的作战情况汇报还得到侵越美军总司令的肯定。11月16日，鲍威尔与格蒂斯将军、师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乘坐UH-1H直升机到广义视察战况。途中飞机失事，鲍威尔临危不惧的军人本色再次显现，拖着伤腿的他将直升机中的人员不断往外救出。他也因此获得一枚“军人勋章”。1969年7月21日，鲍威尔结束此次越南之行，返回美国。

　　活跃于美国权力核心地带

　　1969年秋从越战返回之后，鲍威尔接着就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两年不懈的努力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从1971年开始，鲍威尔频繁地在五角大楼、白宫、军队和大学之间来往，在美国政治的核心地带的活动逐渐得心应手。1971年5月，由于他在越战的卓越战场表现以及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使得他顺利晋升为中校。7月，鲍威尔来到五角大楼报到，他被分配到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威廉·德普伊将军的办公室工作。德普伊将军向来有“陆军的智囊”美称，并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人而闻名。功夫不负有心人，鲍威尔勤奋干练的作风深得德普伊将军的赏识。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鲍威尔还结识了一大批后来有所作为的人物：后来成为南方总部司令的瑟曼上将，后来的驻韩美军司令梅尼特里上将以及后来的陆军参谋长沃诺将军。他们之间互相提携和帮助，并成为鲍威尔平步青云的重要因素。11月，鲍威尔参加“白宫研究员计划”考试，并非常幸运地当选为“1972—1973年度的白宫研究员”。随后鲍威尔选择在白宫从事行政管理和预算署工作，该部门是华盛顿最有实权、最强大的联邦政府机构。更为重要的是，鲍威尔在此遇到了他最重要的两位“教父”：时任该署正副署长的温伯格和卡卢奇。由于当时在尼克松总统选举期间的工作非常突出，鲍威尔受到该署上下的刮目相看，并得到温伯格和卡卢奇的一致好评。温伯格和卡卢奇的另外一位盟友则是著名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而迪克·切尼则又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弟子。在卡卢奇的提携下，鲍威尔进入了这个华盛顿颇有影响力的权力集团。

　　1973年8月鲍威尔结束在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署的工作，被调往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第2步兵师第30步兵团1 营任职。1974年9月，鲍威尔又以优异的成绩结束驻韩美军的任期，再次回到五角大楼，在副国防部长助理的办公室重新干起研究分析员的工作。在此期间，鲍威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助理国防部长威廉·布莱姆交给他的一份棘手工作，即要他对各个兵种的兵员需求作出年度预测报告。1975年8月，他又被派往与五角大楼只有一河之隔的国家军事学院深造。该学院是美国军方最高学府，是军官们晋升为将军必须登上的最后一级院校台阶。在这里，鲍威尔仔细阅读了马汉的《海权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一大批军事著作，大大提高了他的理论修养和层次。在学习期间，鲍威尔于1976年2月晋升为上校军衔。毕业后，鲍威尔又被任命为美国著名的101空降师第2旅旅长。101空降师驻扎在美国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素有“ 呼啸之鹰”美誉，承担着战略值班预备队的重任。

　　1977年7月，鲍威尔离开101空降师，再次回到五角大楼，并出任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卡斯特的行政助理。可以说从担任这个职务开始，鲍威尔才真正进入了五角大楼，甚至是华盛顿政坛的核心。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直是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办公区的重要人物。鲍威尔也逐渐历练成为一位真正通晓政治运作机制的高级将领，也学会了如何与政客和各军种的高级军官有效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鲍威尔在五角大楼的突出表现和能力引起了国防部副部长查尔斯·邓肯的关注，邓肯还任命鲍威尔为其军事助理。1979年6月，鲍威尔又正式晋升为准将。此时正值卡特政府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国际危机之际，鲍威尔参与了所有危机处理的决策活动，并积累了应对有关危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邓肯的军事助理，鲍威尔不仅要负责五角大楼内部的事务，还要应对来自国会、新闻界的诸多事宜。而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的鲍威尔的出色表现，同时也引起了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注意。

　　1981年1月白宫和国防部易主，温伯格和卡卢奇又成为国防部的新主人，而鲍威尔也成为卡卢奇的高级军事助理。出于对鲍威尔前途的长远考虑，卡卢奇决定为他物色新的去处，于是在6月，鲍威尔被任命为陆军第4机械化步兵师副师长。1982年8月，鲍威尔前往利文沃思堡，出任“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副主任。该中心对于陆军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1983年6月，鲍威尔又被擢升为少将，并于8月正式出任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作为温伯格的“大管家” 和“守护神”，鲍威尔运用其出色的平衡人际关系的能力，使他在五角大楼和各军种中树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作为国防部长重要的军事助手，鲍威尔参与了温伯格执掌五角大楼时期所有的决策活动，包括入侵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和制定“星球大战计划”等。每一项军事决策的背后都有鲍威尔的身影，他既是决策的参与者，更是决策的实施者。但是鲍威尔从不居功自傲，因为他知道身处风暴中心的华盛顿，整天犹如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葬身火海的危险。由于其工作能力突出，1986年6月鲍威尔被任命为驻德美军第5军的军长，同时又晋升为中将。此时，由于“伊朗门”事件的爆发，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无法正常运作，此时符合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条件的只有卡卢奇。随后不久，卡卢奇要鲍威尔充当他的副手。经过一段时间后，里根总统认为由卡卢奇和鲍威尔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真正恢复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负责的、顺从的、既不越权也不推卸责任的顾问机构。也是在此期间，鲍威尔结识了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并与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

　　1987年11月，温伯格准备辞去国防部长一职。新部长将由卡卢奇担任，副部长则由塔夫脱担任，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则是由鲍威尔接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在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需要无时无刻都陪伴在总统身边，因而对总统的影响力极大。此时的鲍威尔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军人，也是第一位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黑人。12月，鲍威尔就与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卡卢奇一起陪同里根总统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首脑峰会。美苏就销毁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而这也成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鲍威尔工作的重心所在。最终通过美苏双方的共同努力，达成了有关削减中程核导弹的协议。鲍威尔在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协调能力和对国家安全事务的熟悉程度令里根总统大为赞赏。总体来说，在鲍威尔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包括里根、老布什在内的共和党总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老布什当选总统后，鲍威尔于1989年4月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司令部司令，而此时的他也把目光瞄准了参联会主席一职。不久之后，鲍威尔晋升为四星上将，这也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四星上将。到9月份，海军上将比尔·克劳的参联会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将结束。这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切尼向老布什总统推荐鲍威尔出任参联会主席，不久之后便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1989年10月1日，52岁的鲍威尔正式就任参联会主席。这使得鲍威尔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参联会主席，成为第一位黑人参联会主席，成为第一位由后备军官训练团成长的参联会主席。不久后，鲍威尔就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入侵了巴拿马，并参与指挥了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的300多辆坦克和10万大军分兵两路进攻科威特，并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对此，美国高层曾有依靠制裁而迫使萨达姆投降的政策，鲍威尔则认为制裁的效果不能立即显现，并容易丧失主动权。而在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后，又曾有人寄希望于空袭赢得战争。拥有丰富战争经验的鲍威尔则表示说， “历史上还没有单靠空中力量就打赢一场战争的实例。”随后鲍威尔频繁地穿梭往返于华盛顿和沙特，与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作战计划等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并掌握了战场实际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之后鲍威尔表示，盟军需要大约50万左右的兵力完成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并将作战战略简单地描述为“轰瘫它，再要它的命。”在听到鲍威尔这样一席话之后，曾满腹狐疑并为“越战综合征”所深深困扰的美国民众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最后，历时大约一个多月的海湾战争以萨达姆惨败而告终。伊拉克接受联合国安理会662号和674号决议，放弃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并同时停火。在前线部队返回美国之后，鲍威尔和施瓦茨普科夫受到民众非常热情的欢迎。

　　就这样，鲍威尔凭借自身超凡脱俗的才华禀赋和无与伦比的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在美国权力核心地带活跃了10多个年头，营造了广泛的涵盖政界、军界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他以后再次在华盛顿有所作为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脱去军装的鲍威尔

　　1993年9月30日，鲍威尔正式退休。此前在9月20日，五角大楼的军士长在中心庭院为鲍威尔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鲍威尔被授予军士们对他表示崇高敬意的象征性军衔：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荣誉军士长，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荣誉一级军士长以及空军军士长。鲍威尔为军士们的此举深深感动。12月15日，鲍威尔在白金汉宫被英国女王授予“二等高级巴思爵士勋章”。鲍威尔和妻子得到女王的赐座，并还与她交谈了15分钟，这被认为是极高的礼遇，更是对鲍威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至高荣誉的肯定。

　　鲍威尔退休之后并没有完全闲下来，而是忙于写自传和作演讲。1995年9月，由美国兰登出版社集团纽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他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该书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鲍威尔也因此获得多达600万美元的稿酬。此后，美国掀起了一股“鲍威尔热”，鲍威尔也为更多的美国民众所了解。11月，鲍威尔宣布自己放弃长期的无党派立场，而正式宣布自己为共和党人，并表示不会角逐下届总统竞选。此外，尽管克林顿政府曾多次邀请他担任诸如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类的政府重要部门任职，都遭到鲍威尔的婉拒。

　　在2000年小布什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鲍威尔则放弃了过去7年的低姿态，欣然接受小布什总统的任命，出任国务卿一职。至此，鲍威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本人也登上了人生的辉煌顶点。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要应对国内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氛围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在鲍威尔四年的国务卿任期内，由于他推行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和路线，为人们普遍认为是“鸽派”。因此在“9·11”事件爆发之后，鲍威尔所推行的温和外交政策能够促成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反恐联盟。但是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核心是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鹰派”人物，于是双方在诸多的外交政策领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和甚至是冲突。此外，鲍威尔还在一些极为关键的外交政策方面同小布什意见相左，而在决策问题方面又常常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由于鲍威尔与整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出入，导致鲍威尔逐渐成为小布什政府内部的“边缘人物”。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早在2002年8 月，鲍威尔就提醒小布什总统，伊拉克问题的核心不是怎样打赢战争，而是在战后如何重建这个国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位 “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话，竟丝毫没有引起小布什政府的重视。因此在美国与法国、德国等“老欧洲”国家闹翻脸以及小布什赢得第二次总统大选之后，鲍威尔向小布什总统递交了辞职申请。而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鲍威尔奉命在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有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对他一生光辉的英雄形象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在对华关系上，鲍威尔的温和外交路线也有所体现。尽管在鲍威尔上任不久中美双方就发生了不愉快的撞机事件，但是经过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交涉和协商后，中美关系得以顺利地平稳发展。2003年2月，鲍威尔访问中国，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鲍威尔表示，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中双方共同努力，克服了双边关系中一度出现的困难。两国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美方希望这种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而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鲍威尔进一步阐述了美国的立场并表示，美方理解中方的立场，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2003年6月，鲍威尔在会见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星时表示，当前美中关系发展令人满意，双方在诸多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类似的看法，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湾独立。2004年3月，当时正值台湾地区“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中国政府批准了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访问香港的请求。此举显示出双方对台湾问题的默契良好，而且也表明中美两军交流正常化。对此，时任国务卿的鲍威尔在一场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中就表示，“不论在亚洲还是欧洲，你都不会看到发生重大战争的可能性，事实上，完全相反的是，我们和中国正建立起30年来最好的关系。”这足以表明鲍威尔对发展良好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美关系具有十分充足的信心。2004年10月，鲍威尔再次访问中国，并就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反恐战争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总体上来说，尽管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美国国内强烈的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掣肘和影响，但是鲍威尔对华温和、友好的政策及其所取得成就还是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


赖斯：“白宫黑珍珠”的传奇之路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5/14581715547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人物》杂志

2004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其评选出来的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被排在首位。该杂志宣称，以赖斯为代表的这些女性打破了女性只能通过在幕后工作和顺从来获得影响力的传统观念。的确如此，我们知道世界上虽然绝大数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事实上只有约10%左右的政治实体由女性主导。作为一名黑人，赖斯能够在种族意识仍然很强烈的美国政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一位女性，赖斯在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权力政治舞台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术研究、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具有“白宫黑珍珠”美誉的赖斯的确具有其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独到之处。

　　赖斯家族的发迹史

　　美国国务卿赖斯能获取今天权倾美国乃至世界的“女强人”地位和影响力，除了天赋以及后天的勤奋努力外，不可否认还与赖斯家族的先辈们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有关。

　　当今美国黑人祖先绝大多数都源自于欧洲殖民者们所从事的“罪恶”奴隶贸易，他们被贩卖到美国后又遭到了诸多非人道的待遇。随着美国内战初期总统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以及战争胜利后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的正式颁布，黑人奴隶制度才正式从法律上废除，而赖斯的曾祖母朱莉亚·海德·赖斯则是在这次废奴革命中被释放的奴隶之一。年轻的朱莉亚是由一位农场的白人主人和一个黑奴所生。尽管她血管中流淌着白人的血液，当时并没有改变奴隶地位，但却也不同于在农场里干最粗重农活的黑人奴隶，而只是在屋子里从事一些相对轻松的家务活，并拥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因此期间朱莉亚能够学会基本的认字和阅读。从此，赖斯家族开始逐渐崛起。美国内战结束后，朱莉亚成为自由人并与一位也是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约翰·卫斯理·赖斯结婚。之后两人在亚拉巴马州定居，租了一个农场，并成为“非洲卫理圣公会”的信徒。他们一共生了九个孩子，用基督教信仰教育孩子们，并尽力地教会孩子们读书写字。

　　他们其中的一个孩子，也就是赖斯的祖父约翰·赖斯，决定要摆脱佃农的地位并接受大学的教育，因为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真正从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于是，他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50英里外位于塔斯卡卢萨的斯蒂尔曼学院求学。约翰怀着巨大的热情学习该学院设置的课程，并迅速成为一名勤奋的优等生。但是在学习一年之后，原先从家里带来的学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正在他为筹集学费而烦恼的时候，恰好有同学告诉他可以通过获得奖学金的方式继续学习。也就是说，约翰如果加入长老会成为一名牧师并且接受牧师的教育，就可以获得奖学金。约翰未经过太长时间的思考，决定接受成为牧师的教育。这既是约翰个人事业成功的开端，更是赖斯家族三代人成功的真正起点。约翰完成学业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圣公会开始了布道工作。此后，他被派往亚拉巴马州南部的伯明翰领导一个长老会的教士团，并在当地建立了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他还与特丽萨·哈德奈特·赖斯结婚，并生下了儿子小约翰二世和女儿安吉拉。

　　小约翰二世，即赖斯的父亲，遵循了其父亲所走过的道路，进入斯蒂尔曼学院学习，后来转入了另一所长老会黑人学校约翰逊·C·史密斯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48年他又攻读了神学硕士学位，回到巴吞鲁日成为一个牧师。两年后，他又接替其父亲成为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在寻求生活的过程中，约翰结识了一位与自己家庭背景相似的安吉利娜。她执教于费尔菲尔德高中，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钢琴家，也是一位虔诚教徒。两人在崇高的爱情、共同的信仰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下走进婚姻的殿堂，不久就生下后来美国政坛的叱咤风云人物赖斯。

　　成绩杰出的优等生

　　赖斯家族相信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当孩子们做得比白人孩子多出两倍，他们才能平等；多出三倍才能超越对方。虽然白人和黑人除了皮服颜色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实质区别，但是黑人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道路却异常崎岖，这深深地触动了赖斯幼小的心灵。赖斯出生以后的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时期，而她所在的伯明翰又是美国种族主义歧视最为严重的地方，也是美国民权运动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1963年5月，仅9岁的赖斯目睹了手无寸铁的黑人学生和武装齐全的白人警察之间的对峙，并遭到后者的殴打。是年9月赖斯又见证了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发生，四个黑人女孩遭到杀害，其中还包括她幼儿园时期的好朋友。正是在这一种教育理念和信条激励之下，赖斯从小就非常努力地刻苦勤奋学习，而成绩也一直非常优异。

　　1965年，赖斯成为伯明翰音乐学校的第一位黑人学生。随着1969年赖斯父亲小约翰工作地点的改变，赖斯全家离开亚拉巴马州，搬到科罗多拉州的丹佛市。赖斯也进入私立的天主教圣玛丽学校读书。在此，赖斯全家拥有了安全感，因为丹佛的白人似乎不太在乎肤色的差异。但是在圣玛丽学校起初的日子里，赖斯的学习能力第一次受到质疑，因为她在一次水平测试中没有得到高分。这的确让赖斯极为困惑，一直以来她都是拿第一的，是老师夸奖和同学们心中羡慕的对象。之后，在父母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下，赖斯向“加倍地好”的目标迈进，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优异成绩：连跳两级。她在英语和历史两门功课上表现得更为强劲，而且她思维的成熟程度是同龄人中所罕见的。在圣玛丽学校期间，赖斯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进行运动，随后就学习学校设置的各门功课，晚上再练习钢琴。

　　进入丹佛大学学习两年后，赖斯改变了原先想成为钢琴家的梦想。在遇见了美国前外交官也是后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考贝尔，并倾听了他的一堂“国际政治导论”课之后，她突然对共产主义的苏联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随后赖斯找到考贝尔，将自己的有关想法告诉了他，考贝尔非常欣赏这位黑人女学生，并鼓励她到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不久之后，考贝尔倾其全力引导赖斯研究国际关系和苏联政治，而赖斯则把考贝尔视为“精神上的父亲”。最终在1974年，年仅 20岁的赖斯从丹佛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并获得诸多的荣誉：“年度最优秀毕业生”、“全美政治学荣誉奖”等等。在其毕业典礼上，赖斯还获得了“杰出高年级女生奖”。这个奖项只有在整个大学期间学术成绩优异、责任心强以及对学校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女生才能获得，是高年级女生最高的荣誉。

　　优异的大学成绩使得赖斯可以选择美国最优秀的学校去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经过精挑细选，赖斯选定了价值取向较保守的圣母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因为该校拥有全美著名的苏联和俄罗斯研究中心。赖斯的研究方向重点为苏联的军事、限武、美苏关系等等。早在小时候赖斯就在母亲指导下阅读过大量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尼仁琴，而在本科时也阅读过很多有关二战和军事方面的书籍。在圣母大学期间赖斯对冷战期间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诸多著作，而《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中诸如人性恶的政治哲学、权力政治学说、国际利益论、均势外交思想等观点，对她产生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赖斯在1975 年8月8日以优异成绩获得圣母大学政府研究专业文学硕士学位。

　　在硕士毕业后，赖斯决定重新回到丹佛大学跟随恩师考贝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赖斯又再次成为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最为优秀的博士生，并得到考贝尔格外的器重。她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包括军事史、苏联外交史、苏联和俄罗斯文化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赖斯到苏联进行了访问，并在美国国防部和兰德公司担任实习生，在这些地方工作了数周，积累了不少国际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最后在1981年，年仅27岁的赖斯从丹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斯坦福大学的“女强人”

　　博士毕业后，赖斯收到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与军控中心的邀请函。她获得博士后资格，并参与有关军事管理和裁减军备的项目研究。在此，赖斯可以真正地与美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国际问题专家们近距离接触和深入交流，使其获益匪浅。而斯坦福大学优越的硬件条件也帮助了赖斯的成长，赖斯可以随时进入学校的19个图书馆。斯坦福也真正成为赖斯步入政坛并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起点和平台。

　　斯坦福大学开学后不久，在学校政治科学系召开的讨论会上，赖斯论文独到且精辟的观点得到诸位专家的认可和赞赏。赖斯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才能禀赋再次为大家所认同，当时该系正准备吸收黑人少数民族教师，赖斯便顺利地留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81年秋开始担任助教，不久之后又被任命为国际安全和军控中心的主任助理。赖斯在斯坦福大学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并深得学生的喜爱。她在课堂上采用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亲自表演某种角色制定外交政策。这样就使得学生们可以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并发现制定外交政策的真实过程其实远比文献和教科书上所说的复杂得多。在斯坦福大学赖斯主要讲述苏联和第三世界、联盟政治学、美苏国家安全政策等方面的课程。对于自己所指导的学生，赖斯都是非常关心，并让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她最喜欢的学生。上过赖斯课程的学生都说，赖斯饱学而不闭塞，有名而不自负，她的课复杂而不枯燥。

　　到1984年的时候，赖斯的三年任期已满，而她则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由于赖斯所讲述的课程深得学生们的认可和喜爱，而且课堂上经常是座无虚席，因此斯坦福大学决定续聘她为助理教授。当年，赖斯还获得“沃尔特·J·戈尔斯优秀教学奖”。此后，赖斯在学术道路上又大步前进：1987年33岁的她被提升为副教授；1993年， 39岁的赖斯又被擢升为教授。斯坦福大学还授予赖斯“优秀教学奖”，并颁发5000美元奖金。赖斯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期间还写出了著作：《不确定的联盟：1948—1983年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戈尔巴乔夫时代》、《德国统一与欧洲变迁：对政治手腕的研究》。从教学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博学而又深谙教学之道的赖斯确实是名利双收。

　　然而，赖斯在斯坦福大学事业上的春风得意还不仅仅是如此。1993年，年仅39岁的赖斯被斯坦福大学聘为斯坦福大学的二号人物——教务长，主要负责斯坦福大学的财政管理。通常来讲，教务长一般由年龄在60岁以上，成熟、稳重、经验丰富的白人男性来担任，并需要当过系主任、院长之类的职务才可以胜任。此前，由于1989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使斯坦福大学有将近200多所校舍被损坏，亟须要2000多万美元的维修经费，并造成了斯坦福大学巨额的财政赤字。因而在开始担任教务长之际，赖斯就面临需要解决敏感的财政赤字问题，为此她表示不怕得罪人，并说，“如果每个人都赞同你的观点，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在担任教务长的第一年，赖斯就为斯坦福大学削减了600万美元的开支，为斯坦福大学走出困境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外，赖斯作为教务长还对人文课程的设置作出改革。她用“人文学入门”代替了原先的“文化、意识、价值”的课程。新课程不仅介绍了人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还包括了非西方文化著作，以及种族、民族和性别等问题。这使得美国大学生对于非西方文化有更多的理解，对于完整地理解西方文化，对于促进斯坦福大学内的种族和谐、男女平等有很大裨益。1999年7月，赖斯辞去教务长的职务，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到胡佛研究院任高级学者。

　　如鱼得水的从政之路

　　早在赖斯10岁的时候因为肤色的原因而被阻挡在白宫之外，她就对父亲说，“今天我因为肤色的原因而进不去。可是有一天，我一定会在那栋房子里。”可见，赖斯从小开始的政治抱负就不可小觑。

　　赖斯“精神上的父亲”考贝尔将她从钢琴家的梦想引入国际政治领域，而在1987年又是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让她在政坛上走得更远。这一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应邀到斯坦福大学作演讲。赖斯利用宴会的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并展现了她对苏联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素养，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发现赖斯对苏联的许多看法与他不谋而合。后来，他还亲自到赖斯的课堂上听课，而她所讲的有关导弹方面的课程让他确信，赖斯的政治前途远大而光明。 1988年大选后，老布什将精通外交和军事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召回内阁，并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是在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提携下，1989年1月，赖斯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同年5月又被擢升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1989年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举行高峰会议的时候，老布什将赖斯介绍给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说，“我对苏联的了解，都是她告诉我的。”赖斯卓有成效的工作给老布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她不仅成为老布什外交上的重要帮手，还与老布什总统及其夫人成为密友。也正是在此期间，赖斯与布什家族结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小布什赢得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之后，老布什将赖斯介绍给了小布什。老布什卸任后，赖斯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教书，但是她仍与老布什保持良好的交往和友谊，并经常被邀请到休斯敦的家中和缅因州的别墅做客。此外，赖斯还与斯考克罗夫特等一起给老布什写了一本有关他在总统任内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书。

　　1999年下半年，小布什开始着手筹备他的竞选准备工作，并邀请赖斯作为其外交政策方面的导师。在赖斯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小布什以5张选举人票的微弱优势打败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并于2001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当选为美国第4 3任总统。随后，赖斯则立即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第20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于2001年1月搬进白宫西侧的一间办公室，距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很近。是年赖斯47岁，她10岁时的豪言壮语成为现实。此后，赖斯日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未经赖斯允许的情况下，外交政策班子里的成员不敢对媒体说一个字。2001年8月，小布什派遣赖斯出访莫斯科商讨导弹防御问题，而国务卿鲍威尔只能做陪同。此举标志着小布什政府的第一外交官是赖斯，而不是国务卿鲍威尔。因此，有这么一则说法：总统会听取副总统切尼的建议，对鲍威尔的提议给予重视，但总是在与赖斯商量之后才做出决定。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小布什对赖斯非常倚重，无论是应对“9·11”事件，发动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无不都有赖斯的身影。“9·11”事件后赖斯频频在媒体上露面，并表示“和珍珠港事件一样，‘9·11’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战略观念。‘9·11’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应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保卫国家远离恐怖威胁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将其在萌芽状态中扼杀，将其内部的思想观念扼杀。”而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恶国家” 、“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无不都受到赖斯的影响。赖斯为了让世界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她绞尽脑汁制造一系列的理由。最后，小布什政府于10月7日发动阿富汗战争。在此之后，赖斯又宣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表示美国要发动对伊战争。但是此举遭到包括法、德、俄等大国在内的强烈反对，赖斯则提出“教训法国、忽略德国、宽恕俄罗斯”的对策，使得小布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分化了三国的一致立场。为维持伊战后的局势，2003年10月赖斯又被小布什任命为新成立的“伊拉克稳定小组”的负责人，以加快伊拉克战后重建步伐。这些都足以可见赖斯深得小布什的信任，而也有媒体戏称她为小布什总统的“政治夫人”。

　　在2004年11月小布什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不久，就正式宣布他将提名赖斯接替鲍威尔出任新一届政府的国务卿。2005年1月21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经过两天、长达11个小时的质询和讨论最终通过了小布什总统对她的提名。当天晚上，赖斯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第66任国务卿。1月28日，赖斯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正式就职仪式，而小布什总统则亲自捧场。赖斯真正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而在此之前，曾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是赖斯恩师考贝尔的女儿；有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赖斯上任后，其强有力的外交手腕和战略、钢铁般的意志和魄力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赖斯就任国务卿之后不久，就有条不紊地安排欧亚之行，积极斡旋巴以冲突，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向前发展，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然而赖斯任内最引人注目、也是她最擅长的是在对俄关系上。对于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深谙俄罗斯政治的国务卿赖斯来说，自上任以来就一直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措施使得俄罗斯一直仅忙于应付。而赖斯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会面也总是“充满情绪的”，并对俄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他们之间总是在“争论、发怒、相互指责”。因而“新冷战”也成为当时描述美俄关系的主流话语。赖斯经过前四年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历练，对外交事务可谓了如指掌、轻车熟路。

　　在对华关系上，赖斯也是非常重视，在她4年任期内曾5次访问过中国。尽管小布什上台开始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是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外战略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于是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双边关系逐渐呈现良性的发展，而且合作范围不断深化和扩大，涉及更为广泛的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的战略利益。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也是日趋转暖，在2008年更是一家三代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赖斯则是一直秉承小布什的对华友好方针政策，不受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对华强硬势力的干扰，对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作出了诸多的不懈努力。而赖斯在四川大地震之后亲自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此举给当地人民乃至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赖斯是大地震之后到四川灾区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并表示“我们经常说美中关系，但这不仅是政府层面的关系，更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据统计，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总计1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和价值16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而美国企业界和人民则向中国提供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赖斯还对中国政府的重建工作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作很出色，你们的重建速度和人民的坚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现在的生活表明，人类的精神可以战胜任何的灾难。”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得以大大拉近。

　　作为优秀“钢琴家”的赖斯

　　1954年11月，小约翰夫妇生下“小星星”赖斯，并取名为康多莉扎·赖斯。由于赖斯的曾外祖母、外祖母都是技艺精湛的钢琴演奏家，因此赖斯的母亲安吉利娜希望赖斯今后也能够继承其家族的钢琴才能和天赋，并成为一名真正的钢琴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赖斯的名字“康多莉扎”(Condoleezza)得知，她特意借鉴意大利语中的“Condol cezza”一词给赖斯取此名，该音乐术语表示弹奏者“要弹得甜美”。

　　当赖斯还是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在其母亲的钢琴声中安然入睡，赖斯对钢琴天生的亲近感已经具备。而当赖斯到外祖母家看到很多的小孩子都跟着外祖母学钢琴的时候，赖斯就饶有兴趣地敲击那些黑白相间的琴键，并模仿外祖母弹琴。赖斯的这一举动让外祖母非常高兴和惊喜，她于是便开始教赖斯弹钢琴。这起初还让赖斯的母亲有点担心，因为赖斯当时才只有3岁，实在是太小了。但是赖斯对钢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兴趣也坚定了其父母的信心，而每当到练琴的时候，赖斯不用提醒就会自觉地坐到凳子上，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赖斯都在家里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为伴，反复地练习弹钢琴。到赖斯5岁的时候，她就举办了其人生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木偶的葬礼》，并得到观众热烈的喝彩。赖斯1 0岁的时候，她成为第一个被伯明翰南部音乐学校录取的黑人音乐学生，并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勃拉姆斯音乐的演奏者。

　　赖斯16岁高二毕业后，已经修完了高中的学分，其父母准备让她进入到丹佛大学学习。但是赖斯想拥有高中文凭，并与高中同学一起毕业。为此，赖斯和父母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但是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她利用业余时间在丹佛大学拉蒙特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演奏；同时继续在圣玛丽学校读完高三的课程。由于赖斯在此期间每次练习钢琴都到很晚才回家，为防止出现意外，赖斯的父母通过贷款的方式为她购买了二手的世界著名的斯坦威钢琴，价值高达13000美元。事实上，在当时拥有一部斯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赖斯被父母的这一举动所深深震撼和感动，因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也是在这一年中，赖斯参加了全美青少年钢琴比赛并获得一等奖。这一成绩使得她接触到了更多的音乐人士，并获得与丹佛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资格。

　　按理来讲，具有卓越的音乐天赋和才能的赖斯应该选择素有“音乐界的哈佛”和“音乐家摇篮”之称的朱丽亚音乐学院。赖斯原本也把目标锁定为这所音乐界最好的学校，并打算攻读钢琴演奏的学位。但是，在关系到女儿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其父小约翰有自己的想法，并坚决反对赖斯的选择。他认为，赖斯的前途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成为钢琴家，而且万一赖斯将来改变主意，再重新学其他的课程就非常困难。最后，赖斯就去上丹佛大学了，并决定在那里攻读完整个学士学位。尽管在此期间赖斯遇到诸多比自己优越的音乐天才，在著名的阿斯彭音乐节上更是受到重大的挫折并最终迫使她改变当钢琴家的梦想，但是赖斯并没有放弃钢琴，她仍然非常认真地坚持练习钢琴，并成为终身爱好。

　　赖斯的钢琴演奏水平与造诣是非常高深的。她曾和世界著名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共同演出过一出二重奏，并赢得马友友的高度赞赏。马友友和赖斯演出的曲目是勃拉姆斯的《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并将当时美国国家艺术奖的颁奖会气氛推向高潮。演奏结束后，马友友对赖斯非常满意，并拉着赖斯的手向观众答礼，全场观众都起立鼓掌，而赖斯也连连谢了好几次幕。

　　讳莫如深的感情生活

　　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强硬干练作风决然不同的是，一直单身的赖斯对她的感情世界和婚姻生活总是讳莫如深，犹如披上了一层薄纱，不时给人很多的猜测和想象。她没有固定的另外一半，没有儿子和女儿，也没有兄弟姐妹，到如今连父母都不在世了。那么，赖斯为什么不找一个对象并组建一个家庭呢？对此有不少人认为，赖斯对事业的进取心让诸多的男士敬而远之，但是她却不认为如此。她说，“我不成家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想与之共同生活的人。我认为我在生活中保持了平衡。我不是一个工作狂，我也有休闲时光。”虽然赖斯目前没有找到感情归宿，但是她并未放弃对它的向往，而且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几段感情经历。

　　由于小时候就受到超级橄榄球迷父亲的熏陶，赖斯很早就懂得很多有关橄榄球的知识，并对橄榄球情有独钟。甚至在她10岁时就曾表示，她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一位橄榄球运动员。事实上，赖斯的几段感情生活经历也确实和橄榄球有关。在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罗比·拉特斯与赖斯的友谊就起源于共同的橄榄球爱好。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到赖斯的家中看电视上橄榄球比赛的转播。在丹佛大学读博士期间，赖斯和一位橄榄球队中的重要选手交往，两人发生恋爱关系并订了婚。而赖斯还与她母亲一起挑选婚纱，为结婚作准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出于大家都不知道的原因两人最终还是分手了，没有能够走进幸福婚姻的殿堂。虽然在这段感情生活经历结束之后，赖斯还曾经和一位大学中的体育老师谈过恋爱，甚至还与一名到斯坦福大学作讲座的企业精英有过交往，但是她都没有与其中任何一位男友的交往达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与赖斯交往时间比较长的男友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接球手吉恩·华盛顿。华盛顿曾经帮助他所在的队连续夺得四次全联盟冠军奖杯。他与赖斯都来自亚拉巴马的伯明翰，都在丹佛大学读过书。他和赖斯有些时候真是情投意合，甚至一起在公开场合参加重要的公众活动。有一次，小布什总统接待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晚宴上，华盛顿与赖斯一起受邀参加。此外，他俩一起与到访的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共进晚餐，还一起观看橄榄球比赛。而对此，华盛顿就表示，他与赖斯只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并没有在谈恋爱。

　　尾声

　　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黑人女性，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务卿，赖斯的确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才华和魄力，智慧和魅力。但是作为一名非裔黑人，她自幼就在白人的歧视中长大，并让她永远摆脱不了黑人的身份；作为一名活跃在政坛的女性，她受到了诸多来自男人的不信任和偏见；作为一名黑人女国务卿，她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可以说，赖斯既有令人羡慕的美丽，更有说不尽的哀愁。 ▲


中印如果开战，美国可能的站位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us091028a.shtml

 　  2009-10-28：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中印边境之战，中国在军事上获胜，而失利的印度则成了实际占领者和统治者，在藏南或阿鲁纳恰尔邦经营了近半个世纪，虽然满足感在印度的政治领袖们心中无法抑制，但是来自邻国的异议始终不绝于耳，占有大片土地的幸福更是不能抵御战败的折磨，它历久弥新，新德里的不少政治领袖在各种场合都表示希望用一场胜利来洗刷国家有过的耻辱，印度是重要的大国，它所有的感受都建立在悠久的传统之上，世界应该尊重这种在历史上作用巨大的文化，但是，世界的复杂性在于，一个国家所罗列的幸福选项与另一个国家的幸福选项经常并不对等，若不能相互妥协就一定会彼此排斥，而中印领土争议中出现后者机率大于前者，因为双方都视那些膏胰之地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将其与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威望，文化等级的优越，论据的准确性以及人民未来是否幸福等系于一身，国际社会目前所能做的是看争端双方未来在合理碰撞中谁先犯错误，随后判错误的一方做出让步，让势同水火的双方暂时偃旗息鼓。这样做不是故意混淆是非，埋没真相，倒是出于一种不得已而形成的惯例，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有不少历时久远，证据缺失，大家不免各执一词，那些有优势或者自认为有胜算的国家会因此显得咄咄逼人，弱肉强食的情况虽然已经为文明世界的理论所鄙夷，但是实践中则不少见，如果不能制止战争，至少让它变得光明正大，为人民所容忍、理解。这一点中印双方都不遗余力，双方政府都可望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这是领土争端问题变得极其复杂的原因。

　　为何两个亚洲国家的纠纷牵涉到美国站位？这是因为它目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印都是穷国，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朝国强民富、秉公办事的国家模式上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一旦中印之间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它可能成为最机动，反应最迅速，最有效率的干预力量，不管中印是否欢迎，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结构决定它必然干预但是它的公正性在中印之间有不同的评估预期，双方都不会拒绝自己的选择得到美国的认同，但是各自获得这种外部支持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其主要差异是：

　　印度在语言、种族更接近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印度文化是雅利安人和印欧语系的重要分支，印度在制度上采用西方政体，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最强大的美国具有结盟的优势，加上受英国人的长期统治，英语普及，可与英语国家官方、民间之间直接沟通的意义重大；印度又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是美国需要的重要市场，经济目前已取得骄人的成就，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教育、科研尤其是军事发展，购买力十分巨大。印度工科人才众多，训练有素，物美价廉，遍布北美，该国信息产业在世界地位独特，在亚洲具有一定优势，

　　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强烈的专制精神，不民主和不自由的社会体制根深蒂固，尽管人民的反抗不断谱写出壮丽的诗篇，但是社会基本结构却在长期的震荡、沿袭中比较固定地保持下来，与美国精神主旨形成强烈对比，尽管不是截然相反的，西方人却经常有理解上的困难，对一些试图肢解中国的人而言，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价值非凡，都会成为削弱中至少是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名列前茅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的主要买家，通过对重要矿藏、大宗商品、国际品牌等的收购兼并，不断扩大其政治、经济话语权，中国的产品、货币、、以及综合影响力，均有望成为美国权威的主要竞争者，最令部分包括美国人在内西方人不快的是，一个奉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非代议制国家竟然也可以快速致富？他们以为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凯因斯的国家干预和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共同孵化了中国目前的经济连续增长奇迹，但是更为睿智的西方领袖判定中国事务决定性的因素来普通、讲求实际的中国人，那些宵衣旰食、舍生忘死在研究室、工厂、农田等场所把事情搞定的人，他们努力完全抵消了制度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保持国家持续正常向前运行，这是美国真正在意的中国因素。

　　如果印度与中国争议升级，美国不可能直接成为印度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和印度对美国的未来具有不同的价值，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人民实际的信仰具有很大差异，最为明智的美国人早已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具有声东击西的杰出才华，这是个奉行含蓄、谦让、节省并多少有点迷信色彩的民族同时又是重情义、勤奋、好学、勇士的国度。如果不是美国政治出现严重误判，美国不会单纯为了迎合印度狭隘的复仇情绪和印式边境土地划分法与中国为敌，除了价值观需要尊重，还有实际利益必须捍卫，很明显，从印度可以得到的利益不能完全取代从中国得到的。印度如果误以为有美国鼎力支持即可放心与中国再次刀兵相见，只为复仇和政治体面，即使因此获得一个遥远的盟友，但同时将一个本可以世世代代友好的邻居变为长期甚至永久的敌人，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中印如果无法避免一战，美国最有可能保持中立，美印之间最近密集的军事演习从规模和实战性等方面都有提高，但是，美国人着眼点还是帮助印度军事现代化打基础，提升中印边境问题竞争强度，让悬而未决的边界现状刺激印度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军火的紧迫性，从而落实美国出口收益。这肯定会促使中印之间的军备竞加剧，如果近期没有一战，未来就一定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先被拖垮。因此而论，与双方没有和谈，只有军备加剧相比，战争不是最差的智慧，不失为解决问题最后的选项，历史上缔造和平的战争屡见不鲜，中印之间会有运气遭遇这样的一次战争？双方实力在战场上立见高下，但仇恨却不会随着枪声停止而结束，它可能永无休止，除非政治领袖们及时找到文明、和平最终解决的途径，达成共识。润石   ▲《联合早报网》


台湾的独立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国崩溃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tw091029a.shtml

      2009-10-2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全球的共识，但是，台湾和大陆分治也是事实。邓小平说：中国一万年也要统一，这句话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心声，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意志。

　　中国会怎么样统一？未来的事情谁也不好预测，总的来说，不外乎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是中国竭力避免的选择，因为它对谁来说都是灾难，所以，中国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所以，自建国以来，中国六十年分而治之。去年马英九上台以后，中国和平统一的曙光好像隐约可见，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中国人和平统一的希望。

　　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是中国内部的领土问题，更是个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个大国争雄的博弈问题，最要紧的，又是个政治制度问题。所以，假如中国能够和平统一，其影响也将远远超过领土的范围。在这里，我简单的列举几条：一，中国的完全统一，将去掉牵制中国崛起的最大羁绊；二，日本将离开美国，倒向中国的怀抱，改变世界格局；三，中国将直接突进太平洋，进军世界；四，将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重大甚至根本的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民主化，将是整个世界民主化的标志。

　　和平统一的复杂性决定了和平统一的艰巨性，说实话，我个人对于和平统一是没有多大信心的，可是，只要还有和平统一的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全力争取。要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足够强大的武力准备。武力统一的准备功夫做足了，和平统一的机会才会越来越大。在台湾上空甚至在世界上空悬一把利剑，以震慑台独和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国家势力，是确保和平统一的断不可少的条件！美日台总是用这样那样的说辞和手段威逼利诱中国放弃武力统一的选择，放缓武力发展，增加国防透明，就是因为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可以断定的是，假如中国没有足够的武力准备，中国就彻底失去国家统一的希望！

　　二，大陆和台湾充分的融合，各个方面的融合。台湾是一页扁舟，大陆是汪洋大海，充分的融合之后，台湾离开大陆就无法运转，更谈不上发展了，甚至，台湾离开大陆就无法生存，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和平统一就会水到渠成。李登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对大陆，他采用所谓的“戒急用忍”；陈水扁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继续推行“戒急用忍”；大陆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只要台湾和大陆接触，即使是完全单向的对台湾有利，大陆也乐于去做，并且乐此不疲。

　　说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自去年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的融合突然开闸，融合的进度一日千里，正在逐渐形成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我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个开始，台湾还远远没有达到融入大陆的程度，它还有太多的保留、矜持、防备甚至恶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陆要做的是：展示自己胸怀风度，展示自己深不可测的市场和包容。总而言之，免费的午餐，只要台湾愿意吃，还要让它多吃点，管饱管够！

　　最近，我看到很多议论，说什么台湾不能总是索取，大陆也不能总是供应免费午餐，台湾要响应大陆的政治呼吁签订和平协议，等等等等。有形的东西没有那么重要！“胡马会”的节目不看也罢！只要台湾完全投身到大陆的怀抱，要东要西还不是手到擒来？如果台湾一直游离在大陆之外，这些东西对和平统一又有多少实质意义？

　　考虑问题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只盯着几个小钱，让几个小钱蒙蔽了眼睛和智慧更是愚不可及，看问题要有百年眼光和千年视野。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中央不从香港收一分钱的税，不仅如此，亚洲金融危机时还慷慨救援，可是香港对中国意义之重大，举世皆知；澳门也是如此；自解放以来，中央没有从西藏拿走一分钱，不仅如此，每年还都要贴给西藏很多钱，为什么中国不把西藏丢给印度？为什么还要和印度争几块不毛之地？

　　马英九执政才一年多，两岸形势发展多么喜人！以至于使我们忘记了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大陆的免费午餐台湾看都不看一眼！有人吃大陆的免费午餐是好事，打个比方，一个人准备一桌子酒席不难，可是请一桌子客人就不那么简单了，最可悲可怜的是：准备了酒席，却请不到客人。

　　三，中国要确保不出事，保证稳定持续的发展和崛起。台湾的独立其实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国的崩溃，分崩离析。只要中国不出事，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终归总会统一，出事了，就无法保证国家统一了，像前苏联，像前南斯拉夫。所以，李登辉整天意淫着大陆的分崩离析，想象着大陆分成七块，因为，大奸巨滑的他知道这个道理。 ▲ 中国青年  《联合早报网》


中国与海盗谈判 赎金或近200万美元
http://www.zaobao.com/zg/zg091029_010.shtml

曾昭鹏　报道  北京特派员

　　（2009-10-29）中国方面已和劫持“德新海”号货轮及25名中国籍船员的索马里海盗就释放货轮与人质展开秘密谈判。中方谈判成员包括中国政府和遭劫货轮所属的青岛远洋运输公司。船运界人士估计，谈判需要一段时间，最终赎金估计将介于100万至200万美元（约280万新元）之间。

　　中国船东协会秘书长张祖跃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昨天的报道中证实这项消息。报道引述张祖跃说：“这个谈判需要高度保密。外界将不会知道赎金金额。敏感信息泄露将为谈判带来不必要的阻碍。”

　　张祖跃表示，中方通过多方管道与海盗建立联系。他说：“他们（海盗）清楚表明，他们要的只是赎金，无意伤害船员和货船上的货物。”

　　他也说：“各方都在前线积极工作，中国政府是其中一方。船主和海盗一直都在进行这类博弈，近年来索马里的海盗因其巨大的组织和不断变化的战术而居于上风。”

　　“德新海”号是中国海军今年初派出两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参与亚丁湾国际反海盗巡逻后，第一艘被海盗骑劫的中国船只。

　　10月19日下午3时20分，山东青岛远洋运输公司属下的“德新海”号散货轮，在从南非开往印度航次中，在塞舌尔群岛东北320海里、摩加迪沙东偏南 980海里处，向公司报告了武装分子登船，随后失去联系。事发地点不属于中国海军的护航区，离中国护航编队1080海里（2000公里）。

　　中国有关官员之前表态，营救“德新海”号的重点是保证船员和船只的安全。尽管中国政府至今未排除使用军事行动进行营救，但一般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当劫持船只和船员已经驶入海盗控制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