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达赖和班禅 西藏为什么有两个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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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14 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达赖喇嘛这个称呼较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那么，达赖喇嘛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身份？他在西藏的宗教和世俗社会中，权力到底有多大？达赖与班禅又是怎样的关系？要说清这个问题，还要从藏传佛教特有的活佛转世说起。

　　西藏的宗教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西藏的佛教是随着文成公主（625-680）一起进入的。此后，佛教渐渐取代西藏当地原先的原始宗教。佛教进入西藏后，发展出不少教派，其中有一个叫噶玛噶举派，因为这个教派习惯戴黑帽子，因此也被称为“黑帽派”，活佛转世的规则最早就出自于这个“黑帽派”，时间是12世纪，到13世纪才成为一种制度。“黑帽派”转世活佛的名号称为“噶玛巴”，到目前为止，已有17位噶玛巴转世，亦即17世噶玛巴，它也因此成为西藏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活佛系统。

　　活佛转世观念与佛教的生死轮回思想有关。藏传佛教认为，只有刻苦修行的有道高僧才能在死后依然转世为人。活佛转世最初的目的是确定寺院的首领，因此，自从 “黑帽派”开创活佛转世以后，迄今为止，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大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达赖和班禅系统，并成为西藏的宗教领袖。那么，这两个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是怎么出现的呢？

　　在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教派，因为戴黄帽子而被称为“黄教”。“黄教”的创始人名叫宗喀巴，也是这一教派的领袖。宗喀巴去世后，“黄教”的领袖由他的几位弟子贾曹杰、克珠杰依次担任。宗喀巴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创立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1474年，根敦珠巴去世前，宣布自己将转世。4年后，人们给他找了一位转世灵童，名叫根敦嘉措。因此，“黄教”接受活佛转世的时间，比最早的“黑帽派”要晚2个世纪。但是，“黄教”的转世活佛后来居上，最终成为全西藏的宗教领袖。

　　1542年，根敦嘉措去世，他的转世灵童名叫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到蒙古传教时，1578年，被蒙古首领俺答汗授予“达赖喇嘛”的封号，这也是“达赖喇嘛” 这一称号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是，索南嘉措被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前文提到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被追认为一世、二世达赖。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系统，由于受到世俗王权的册封，而成为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于蒙古草原，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出现于蒙古，也是达赖系统唯一的蒙古人。而且，云丹嘉措还是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子孙。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宗教地位很高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可以被当权人物操纵，使得宗教领袖成为权势家族自产自销的囊中之物，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腐败，弊端甚多。这一问题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616年去世，此时，札什伦布寺的寺主名叫罗桑曲吉坚赞，他前往拉萨主持宗教事务，并开始寻访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历史有时候是具有偶然性的。当时西藏的世俗政权首领拉藏汗不同意达赖喇嘛的继续转世。如果拉藏汗的意见坚持下去，西藏后来的历史也许会完全改写。罗桑曲吉坚赞拯救了达赖系统。罗桑曲吉坚赞有较高的医术，他给拉藏汗治好了病，使得拉藏汗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登上历史舞台，罗桑曲吉坚赞成为五世达赖的老师。

　　拉藏汗一定没有料到，自己当初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结局。1641年，明崇祯14年，五世达赖和罗桑曲吉坚赞一起，将蒙古势力引入西藏，消灭了拉藏汗。进入西藏的蒙古人又正式册封罗桑曲吉坚赞为班禅。此后，五世达赖联合清朝政府，赶走了蒙古人。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由此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罗桑曲吉坚赞去世。五世达赖感念其教诲的师恩，决定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从此，黄教的第二个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开始出现。按照黄教的辈分关系，罗桑曲吉坚赞被认定为四世班禅，前面三个“转世”的班禅都是追认的，一世班禅就是前文提到的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克珠杰。五世班禅名叫罗桑益西，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

　　由此，我们看到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关系，虽然班禅转世系统实际上比达赖转世系统要晚出现100多年，但是，他们都源自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一世班禅还是一世达赖的“师哥”。当罗桑曲吉坚赞保住了达赖的传承后，他们联合清朝，获得西藏的统治权，其实也是“黄教”的胜利。从此，西藏的其他教派，在地位上都无法超过“黄教”。西藏从此也真正进入“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

　　由于达赖和班禅都是朝廷正式册封的，因此这两个活佛系统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活佛转世系统。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也不会超越其他活佛系统，位居最高的地位。也可以说，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是借助中央政权的支持，才成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清朝册封两个活佛系统，也有互相牵制的意思。在历史上，班禅与达赖都是互为师生。由于转世灵童都有一个教育培养的过程，因此，当达赖年幼时，班禅就担负领导和教师的责任；反之，当班禅年幼时，达赖就承担领导和教师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与班禅的地位是一样的。只是由于达赖的常驻地在拉萨，而班禅的常驻地在后藏，因此，达赖在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一点。

　　前文说到，自从有了转世灵童这个传统后，一些有权势的人，经常暗中操纵，他们利用贿赂等手法，让转世灵童的认定有利于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代转世灵童都出于一个家族的现象。针对这种舞弊现象，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也就是说，转世灵童的预选不止一人，然后通过“金瓶掣签” 确定其中一位正选。这种办法较好地避免了活佛转世的徇私舞弊现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仅仅适用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对于其他活佛转世也可以使用。

　　达赖与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还有一个问题不太被大众注意。活佛转世都有前身，虽说达赖和班禅的前身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但是，在藏传佛教理论中，他们的前身要更加高贵。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则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大家都很熟悉，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按照佛教理论，阿弥陀佛的地位要高于观世音菩萨，一个是佛，另一个是菩萨，地位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在佛教理论上，班禅的地位要高于达赖。但是，在世俗地位中，达赖由于常驻拉萨，地位似乎显得比班禅重要。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例子。

　　虽然达赖与班禅被追认的源头都是宗喀巴的弟子，应该说历史源头的年代相差并不多，但是，经过400多年的传承，到目前，达赖已经传了14世，班禅只传了 11世。为何会有这种差别？一般认为，由于达赖较多地陷于世俗争斗，历史上的达赖喇嘛大多年寿不长。前13世达赖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如果去掉2位追认的达赖，11位正式达赖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其中最短的只活了11年。达赖“亲政”的年龄是18岁，但是，好几位达赖喇嘛没有活到“亲政”的年龄，或刚过“亲政”年龄不久就“意外”死亡了，大都是争权夺利的结果。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出生于1935年，他曾经认为自己活不过60岁，但是，十四世达赖如今已经73岁了，远远高于历任达赖的平均寿命。来源: 网讯 ▲


“中国”一词来龙去脉：最早出现于东周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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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7：“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图）的铭文。

　　讲到中国，不妨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一词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尚书.梓材》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其中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即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这里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而《诗.大雅.民劳》中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中国”则与“京师”同义。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对本朝王都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相当。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这篇铭文把“中国” 的最早地址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来源：解放日报） ▲


美国人为什么要挤进“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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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17  日美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长期游离于亚洲以外。日本新首相鸠山，力推“脱美入亚”战略，对于鸠山来说，如果日本成功摆脱美国领导，回归到亚洲以后，日本在亚洲最好能起到领袖作用。

　　而在目前的亚洲合作机制中，无论是东盟、10+3、东亚峰会，还是亚太经合组织，日本均无法体验到主导感觉。至于上海合作组织，日本更是很难插手。

　　为了实现日本主导东亚事物的目标，日本需要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现任首相鸠山所倡议的东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一个先例是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是欧盟的前身。很多人认为，既然亚洲联盟短期内不太现实，东亚共同体倒是可以考虑。

　　可是，从日本外相刚田克也的建议来看，日本构想的东亚共同体，涵盖范围却不止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印度是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大洋洲国家，日本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入的真实目的，一则用来制约中国的影响力，二则用来增加该组织的分量。

　　本来，日本人组织的东亚共同体，跟美国人毫无关系，毕竟美国人远在北美洲嘛，可是，近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14日在北京表示，“美国是一个活跃分子，我们会参与其中。”让日本人感到酸楚的是，美国再活跃，对中国发起组织的上海合作组织却很有自知之明。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挤进东亚共同体呢？

　　这是在警告鸠山，日本人不要妄想能够彻底摆脱美国，组织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东亚共同体如期成立，中国也许不愿意承认日本是老大，可长期温文尔雅的儒家传统，会使得中国在非实质利益上不会损害日本人的面子，最起码日本可以在东亚共同体内与中国保持相对平等的地位，这比起日美同盟中的附属国地位，要让日本人受用多了。

　　二战以后，美国人打着维护战后长期和平的旗号，主导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众多国际组织，结果在1945年之后的长达30年的时间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沦为美国人的工具。现在日本人有样学样，倡议搞东亚共同体，也有这个意思，问题是，美国人岂能放纵自己的昔日盟友脱离自己控制？

　　另外，是防止中日韩三国借助东亚共同体这个平台，在美国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对美国在亚洲战略利益有害的决议，甚至东亚共同体利用集体的力量，逼迫美国人的军事力量完全退出亚洲。中国自然希望美国人早日退出亚洲。日韩东盟等美国盟国，在提防中国的心理之下，短期内似乎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可东亚共同体一旦运作成熟，成员国之间一旦形成高度互信，这些美国盟国的民众就会发起欢送美军回国的浪潮。毕竟，外国军队在本国驻军的行为，损害了所在国的主权完整以及民族自尊心。

　　鸠山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中韩等国的支持，最近在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屡屡表现出低调姿态，不过，由于日本人始终不愿意正面侵略历史，对二战时期的受害国无法做一个彻底的道歉和赔偿，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变成现实的阻力很大。 ▲ 七犀鸟  《联合早报网》


美重新评估“先发制人”军事战略
http://www.zaobao.com/gj/gj091017_001.shtml

     2009-10-17 华盛顿彭博电：美国国防部正在评估布什政府时期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战略，国防部正在斟酌是否要调整或废除此策略。

　　美国国防部负责策略的常务副部长希克斯说，现今的国际环境比布什在2002年宣布此策略要复杂得多，“我们真的要更新我们的策略，以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负责评估任务的希克斯说：“确切地说，我们评估的是使用武力和调动部队的事宜。”她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列明军事手段的使用，如何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国家的目标。”

　　美国国会要求政府每年向其提交国家安全战略，并每隔四年对政策、作战理论、部队结构和武器计划进行一次评估。国防部对“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战略的评估也属于此次国防评估报告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将首次把国家安全战略纳入国防评估报告之中，随同2011年联邦预算案一同交予国会讨论。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调整了策略，强调要对威胁美国安全的组织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批评此项策略的人认为，这违反国际惯例，会促使其他国家也这么做。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前便已表明，他会撤消布什的好些政策，其中包括撤走伊拉克的美军、关闭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监狱和给予联合国更大的支持等。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上个星期宣布颁发和平奖给奥巴马时便提到，奥巴马给世界政坛带来了新气象，恢复了多边化的外交。

　　一些防务分析员认为，美国国防部将会调整策略或不再强调“先发制人”的论据。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研究组组长林赛认为：“此项策略有违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他说，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后，此策略便‘失效’了。2003年3月的进军行动是以伊拉克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为由，但这些武器并不存在。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詹姆斯·曼说，此项策略不单是为应付临头的袭击而定，也是美国同世界接触的新策略。他说：“我不认为奥巴马的官员觉得先发制人的策略应该有这样的广义，我想，他们多少有理由觉得，此项广义使得美国失去其他国家的支持。”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防务分析员奥汉隆指出，奥巴马政府面对的挑战显然是：维持在紧急关头先发制人的权利的同时，避免同布什政府扯上任何关系。 ▲


1962年中国为何放弃收回藏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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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9-10-16

　　剧变的回忆

　　《南风窗》:您1954年到波兰留学，1958年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后来在外交部一直主管波兰事务，1987年到1992年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亲身经历了波兰1989年开始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变。在您看来，波兰政权易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裴远颖:一言以蔽之，失人心者失天下。波兰的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先天看，波兰的社会主义根基不强，远比不上俄国、德国。二战期间，统一工人党的前身波兰工人党进行了地下斗争，但力量不大，影响较小，远比不上当时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在二战后能上台执政，主要是因为苏联红军解放波兰后所造成的客观条件。

　　而从后天看，统一工人党执政后在外交上唯苏联马首是瞻，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在波兰驻有军队，波兰在很多方面，例如重要人事任免都受制于苏联，波兰成了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经济上，照搬苏联的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如建了很多钢铁厂，可波兰基本上没有铁矿；而波兰原本相对发达的轻工业和农业却得不到发展。这样一来，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就怨声载道。战后波兰爆发多次罢工，导火索都是日用品涨价。在政治体制上，统一工人党一党独大，缺乏社会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上下不能沟通，严重脱离群众。

　　波兰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天主教影响很大，全国人口的90%信仰天主教，教区本堂神父的威信要比当地的党支部书记高，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当选教皇，波兰人民欣喜若狂，教会的影响力空前膨胀。波兰教会一直同波兰政府争夺群众，团结工会崛起之后，教会或明或暗地站在团结工会一边。这也是统一工人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腐败问题，应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腐败情况不是很严重。当然，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绝对的权力，腐败不能完全避免，但腐败从来不是工潮的主要原因，后来反对派上台进行清算，也没有找出多少腐败的例子。

　　《南风窗》:您在担任大使期间，和当时的波兰领导人多有交往，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裴远颖:这里举一个例子，也许有点代表性。1988年8月，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进行了圆桌会议之后不久，我和当时的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拉科夫斯基属于党内改革派，曾经当过波兰著名杂志《政治》周刊的总编辑，在思想界很有威信。

　　他说，当前社会主义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面临挑战，波兰问题成堆，这是困难、危机，但也是变革的动力。消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其过程是痛苦的，也许难以避免曲折和风险，但为了波兰的前途必须这样做。把党摆进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环境中，迫使它改变工作方式，增加吸引力，党才能成为强有力的党。统一工人党有200万党员，如果都能发挥作用，反对派有什么可怕的？

　　当时反对派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的规定，拉科夫斯基认为，把领导作用挂在嘴边、写在宪法上并不能保证什么，关键是党有没有力量。如果大多数人支持党，党的领导作用谁能否定得了？举行圆桌会议，让反对派公开活动，就等于给反对派套上了笼头，他们会更了解波兰的现实和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在谈到未来的竞争性选举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党取得议会的控制权没有问题，反对派要上台也要到下次选举了。

　　事实上，团结工会当时也大体是这么估计形势的，谁也没想到团结工会后来能大胜并成功组阁，统一工人党就此下台。拉科夫斯基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太过乐观。但他坚持当时的指导思想没问题，只是付诸实践的时间太迟了，早一点改革或许就会成功。

　　《南风窗》:当时的波兰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裴远颖:在1989年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前几个月，我曾去总统府拜访过他。他认为，在波兰，社会主义正在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这是带有必然性的。对外，波兰没有完整的主权，对内，党犯了错误，纠正不及时，失去了民心。党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垄断权力，包办一切，产生了官僚化，出现问题也很难发现和纠正。这种陈旧的领导方式腐蚀了党，最终取消了党本身。群众不把党看成是领导者而是统治者。我们后来提出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不能说不大胆、不彻底，但党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社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可能成功。他还认为，左翼要想重新上台是很遥远的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现在左派所能做的事是积蓄力量，尽量保留公有制因素，为未来做准备。他还对我说，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南风窗》:波兰剧变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为什么？统一工人党为什么没有通过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裴远颖:当时波兰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考虑用武力，只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1981年12月，因为团结工会闹得很厉害，波兰曾经宣布过战时状态。所谓战时状态，实际上就是紧急状态，实施军管。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都被抓了起来，活动场所被封闭，团结工会组织系统完全瘫痪。这个行动从军事上看很成功。当时我在驻波兰使馆，一早起来发现满街都是士兵和坦克。雅鲁泽尔斯基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避免民族灾难，因为如果不自己解决，苏联就可能出兵。战时状态暂时稳住了局势，但波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团结工会很快死灰复燃。到了1988年，社会上的罢工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波兰政府支持不住了，开始采取一些缓和性措施。

　　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加上前面提到的拉科夫斯基的一些考虑，波兰领导人已经没有通过镇压解决问题的意志了。而且1989年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压力自不用说，苏联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了。

　　尊重波兰人民的选择

　　《南风窗》: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剧变已近20年，您怎么评价它的影响和后果？国内很多人认为波兰人的生活比以前差了，对波兰剧变持否定态度，您怎么看？

　　裴远颖:波兰人对这场剧变也评价不一。确实有人认为是比过去差了，经济上两极分化严重，失业人数剧增，银行等很多经济部门控制在外资手中。过去尽管工资低，但大家比较平等，社会福利也比现在好，有这种怀旧情绪的主要是收入低的人和退休人员；但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还是认为比以前好了，起码波兰对外拥有了完全的主权，政治上实现了多元化，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人们有了充分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整体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有提高。

　　在评价波兰剧变时，我觉得，我们不要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角度，而是要从波兰人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各国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波兰人民当然也是如此。

　　《南风窗》:波兰加入北约、全面向西方靠拢，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对俄罗斯和波兰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远颖:波兰全面倒向西方，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上的考虑。波兰对俄罗斯的戒心根深蒂固，历史上沙俄时曾经3次参与瓜分波兰。二战开始后，苏联根据苏德密约，在德军尚未打下华沙之时，苏军就挺进波兰，波兰人称之为第四次瓜分。而苏联在卡廷森林杀害了2万余名波兰军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更是严重地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感情。二战后，苏联又把波兰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波兰对俄罗斯的警惕并未消减，倒向西方寻求安全保护是再自然不过了。而俄罗斯也认为波兰是西方挤压俄罗斯的据点，美国想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就是明证。

　　波兰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和技术，俄罗斯靠不了，只能靠西方；而俄罗斯对波兰也不信任，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也绕过了波兰。

　　但波兰的大部分能源和原料来自俄罗斯，一部分工业品出口依赖俄罗斯市场，波兰也不想和俄罗斯闹得太僵；而俄罗斯也承认了波兰的现实；因此，双方目前维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

　　《南风窗》:波兰剧变对中国和波兰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远颖:1950年代中国和波兰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两国之间的关系讲究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中苏关系恶化后，作为苏联阵营的波兰和中国的关系就很冷淡了。1980年代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波兰剧变发生后，国际上很关注中国的反应，波兰新政府也不知道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会对剧变后的波兰采取什么态度。在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当选总理后，李鹏总理很快发去了贺电，祝贺他当选，并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波兰新政府发展关系。波兰政府很高兴，也很重视，很快决定派一位副总理出席两国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例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行动。

　　波兰新政府也认为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1991年瓦文萨当选总统还未就任时，台湾当局对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企图利用波兰的经济困难展开银弹外交，拓展外交空间。据报道，瓦文萨接受了邀请。

　　我拜会了瓦文萨，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只是普通工人，外交的事情我不是很懂，现在波兰经济困难，但我们不会拿原则问题做交换。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中国丧失了收回藏南的最好机会？

　　《南风窗》:您1994年到1998年曾经担任驻印度大使。不久前，中印边界谈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的疑问是: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后，中国为什么没有乘胜占领藏南？在目前印度已经对该地区进行了实际占领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裴远颖:1962年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打到中印传统习惯线附近。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突然单方面宣布结束军事行动，将物资、战俘归还印方，并从冲突发生前的实际控制线后退20公里，当时各方都很惊讶，因为这种做法军事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有疑问，中国为什么错失这个收回藏南的最好机会。

　　我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国际上有压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趁机掀起反华浪潮；苏联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印度；在印度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中小国家也同情印度。

　　经济上有困难。国内当时刚刚经过3年困难时期，经济面临的问题很多，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给国民经济的恢复造成拖累。

　　补给上有障碍。从内地到藏南的补给线要翻越喜马拉雅山，穿越形形色色的地理障碍，克服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交通困难。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保障这条补给线极为不易。

　　然而，这些都不是撤军的主要原因。中国之所以决定撤军，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自卫反击战的目标不是收复藏南，而是反击印度在边境的挑衅。印方在冲突前错估了形势，以为中国软弱可欺，推行所谓“前进政策”对我领土进行蚕食。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把印军推了回去，中国预定的目标已经达到。从战略上看，中国当时的主要威胁是美国和西方，对印度还是要争取的，如果继续留在藏南，等于又开了一条战线。中国主动撤军，不仅宣示了我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使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停止中印边界冲突，而且为以后恢复关系留下了一线生机。而且，这种高姿态也有利于争取中小国家，反击西方国家的反华谰言。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印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中印之间的共识。

　　中印双方已就维持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及加强军事互信措施达成了协议，现在正在进行两国特别代表边界谈判。目前，双方都能做的，就是让谈判继续下去，争取谈判不断取得进展，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南风窗》:很多人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发展潜力，您的看法如何？

　　裴远颖:中印都是大国，国内情况都很复杂，进行比较并不容易。我的看法是中印各有千秋，应该取长补短。印度的优势是第三产业发展好，出口依赖程度低，从这次金融危机看，这是一个很大优点；印度的经济法律体系是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比较健全、成熟和严密，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的保护比较到位；印度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劳动力储备丰富，这个优势现在看不出来，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印度也许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比印度早，有大量的华侨华人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印度以前认为发展IT产业，基础设施不那么重要，近几年才发现此路不通。

　　这几年有西方媒体把印度的发展潜力说的神乎其神，这有失客观。从目前的发展程度看，中国至少领先印度15年，中、短期内，中国会比印度发展得快，但长期的趋势则很难下定论，这取决于两国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

　　《南风窗》: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在您看来，民主是印度的优势吗？

　　裴远颖:印度现行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巩固了统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印度的国内情况非常复杂。印度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几乎都有。 300多个民族，上千种语言，光官方语言就有18种，各方面的反差对立非常严重。历史上印度从未完全统一，真正统一印度的是英国殖民者。这样一个内部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家，自独立后不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分裂，而且民族认同很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更迭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意。此外，不追求整齐划一，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的独特性也因而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

　　当然，印度的制度也有弊端，因为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一个方面的意见就拥有否决权，不易集中，从而很多好的政策和想法难以贯彻下去，或者速度很慢，影响效率。来源: 南风窗 ▲


东亚共同体何以行不通？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jp091015a.shtml

 　(2009-10-15) 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倒下的另一个牺牲品，却也使中国这一全球经济危机中最大的受益者再获意外“礼物”。新上任的鸠山首相颇有“脱美入亚”之气概，无论是在历史观还是对华、对亚立场均与自民党有明显的区隔，特别是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可谓其立场的集大成者。然而，出乎鸠山意料的是，这个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不仅在日本国内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就是东亚主要国家中国和韩国也冷眼以对，而他要“脱”的美国却已然频频发出警告。显然，鸠山新政第一脚就踢到了石板上。

　　按说，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潮流来看，鸠山的提议并没有任何不妥。北美有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就是亚洲本身还有东盟（协）。做为亚洲最为发达、人口众多的东亚出现一个共同体，实属正常。但何以他的提议就注定要无果而终呢？

　　首先，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它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这就是美国因素。美国虽然战后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对日本并不信任。这是美国要继续控制日本的主要原因。美国控制日本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全球战略的需要。不仅把日本做为太平洋战略的核心，更是做为遏制中国的重要一张牌。这和美国大西洋战略同出一辙。美国不希望欧洲和亚洲出现一个一超独霸的国家，因此在欧洲支持英国，在亚洲支持日本。当然日本八十年代迅速崛起时，美国扶持中国也有平衡日本之意。因此，只要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它所倡议的东亚共同体就绝无实现的可能。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说，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也是为了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一个曲线救国路线。

　　其次，日本由于战后特殊的历史原因，未能对历史进行清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总是躲躲闪闪、拖泥带水，还频频发生高官否定历史侵略言行和修改教科书事件。特别是在小泉纯一朗时代，年年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韩两国强烈抗议。也导致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普遍不信任。最为明显的是，当印度、巴西、日本和德国提出四国入联案时，亚洲仅有阿富汗和印度的两个小邻国支持，实是集体对日本说不，令日本朝野极为震惊。

　　第三，日本和中、韩两国都有领土纠纷。特别是中日两国还有能源开发、领海问题的冲突，到目前东海边界的划分仍然争而未决。这些都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更别说成立更为密切的共同体。除此之外，还有台湾、藏独、疆独引发的两国外交冲突，都起着恶化双边关系的负作用。

　　第四，日本提议东亚共同体，有自己的小九九。一是拉动停滞长达二十年的日本经济。二是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希望能把中国纳入东亚体系，至少可以起到束缚中国的目的。当然上文提到的曲线追求日本正常化也是潜在目标。

　　最后，中国之所以冷淡以对，除了上述局限性条件外，还在于中国认为现在成立东亚共同体对中国还不是最佳时机。1972年，中日建交，形成“72年”体制。当时中弱日强，日本凭借日元贷款就能取得外交主动权。但九十年代后，日本进入谁也想不到的长达二十年的衰退期，而中国更以谁也想不到的速度飞速崛起。本来预计2020年才能超过日本的中国，到今年就有可能实现。中日关系由过去的中国政治强、日本经济强转向中国政经俱强的优势地位。这种不利于日本的战略性改变仍然处于加速深化之中。这实是促使日本现在就匆忙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原因，从而能够在现在的实力对比条件下制订一个有利于其的共同体条约。

　　当然中国之所以对东亚共同体反应冷淡，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仍然没有彻底完成，如果中国此时积极回应，必将引起美国的猜疑和反弹。极有可能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产生冲击。美国会转而在台湾、西藏甚至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这并不符合中国的目前国家利益。

　　不过，无论是哪个角度讲，亚洲出现一个象北美自由贸易区或欧盟一类的共同体是早晚的事。经济利益的需要必然会超越历史问题、制度和文化差异。其实现的途径也有许多选择。比如可以现在的东盟和东亚三国的“十加三”机制为基础，逐步演变成亚盟。毕竟当年欧盟也是从法德两国发展起来的。倒是日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德国重新全面崛起的路径。没有法国的支持，德国能够有今天吗？没有中国的全力支持，德国的今天会成为日本的明天吗？日本要想成为正常国家，要么美国在经济危机中衰落下去，要么中国强大到把美国力量从亚洲排挤出去。至于世界上一度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对于日本更是恶梦。且不说中日两国巨大的共同利益，一旦中国崛起失败，美国为了避免日本一国做大，更会加大对日本的限制和控制，日本恐怕将永无实现真正独立的一天了。 法国巴黎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