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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被国人误传了几千年的八句俗语(1-2

http://blog.huanqiu.com/?uid-118575-action-viewspace-itemid-339411

 

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裨将”说成了“皮匠”。

 

今 日 看 点 : 2009-10-17 ▲◆★●■☆

 

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如何评价兰德公司为美军方提出网路战建议?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US/64515267.html

 

塔利班想拉上海合作组织“解放”阿富汗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10/605088.html

 

1955年授衔:刘亚楼争大将失败的背后

http://www.stnn.cc/reveal/200910/t20091014_1142665_2.html

 

中纪委反腐利剑瞄准子女财产在国外官员

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910/1015_2579_1389344.shtml

 

薄熙来首次讲述重庆打黑初衷:并非主动而为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17/040718847235.shtml

 

 



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左)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照片。

  中评社香港2009年10月14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3日载文《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摘要如下:

  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每年诺贝尔奖公布时中国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相比至少有华裔获得过的物理奖和化学奖等,迄今甚至连华裔都没有获得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隐痛。10月12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进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有规则就有例外,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即使获奖或许也只能集中在技术性更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如何评价兰德公司为美军方提出网路战建议?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US/64515267.html


2009年 10月 16日:著名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公布了一份名为《网络威慑与网络战争》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与常规战争相比,网络战的效果是有限的,美国不应该把网络战作为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是其他专家对兰德公司的研究结论的看法很不相同。

*兰德公司建议的具体内容*

为了有效展开网络战,美国空军资助兰德公司展开了这个专项研究。兰德公司的报告介绍了网络威慑和网络战的概念、还有战略网络战、网络战的组织实施以及网络防护。

该报告认为,对于美军而言,实施网络战打击的效果是有限的。兰德公司的报告说,◆ 第一,网络战的打击对象非常有限。实施网络攻击的前提是目标系统存在缺陷和漏洞,目前能够进行的黑客行动,都只能针对本身有漏洞的系统。但是这些漏洞能够弥补,特别是在进攻发起后,弱点就会暴露出来,更容易得到修复。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 第二,网络攻击的效果不明显。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网络战能够迷惑敌方军事系统的操作人员,但是这只是暂时的。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 第三,网络战很难发挥决定作用。报告说,没有人知道一场战略网络战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美国网络因受到外来攻击导致的损失每年只有几亿美元”。

因此,报告认为,网络战的威慑力有限。它无法产生像核威慑那样的明显效果。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不应把网络战作为一个优先发展的领域。战略网络战只能骚扰敌人,而不能彻底让敌人放下武器。在网络方面,军方目前应该立足于防御,而不是重点组建攻击力量。

*日本专家认为兰德失于片面*

对于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其他地区的专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日本当代研究中心的防务专家松本明说,“我认为这个研究报告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登一伙主要是靠网路联系来打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他们用网路发送指令,用网路传送资金,而且911的恐怖攻击,也是通过网路协调的。可以说,基地组织就是一支网路恐怖游击队。我认为,所谓网路战,决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组织对另一个国家或组织发动的一次性的军事打击。网路战也可以是多次的迁移默化的长年的战争。而兰德公司的报告恰恰没有反应这种特点。同样,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网路战先行。结果把伊拉克打得落花流水。根本没有招架的余地。”

松本明还指出,美国目前在信息技术方面,领先世界。美国的军事体系全部电脑化,即使美国不发动大的网路攻击,单是保护美国军事体系的电脑系统的防御,就已经是网路战争的一个长年需要努力工作的重要部分。所谓网路战争,不仅包括进攻,也包括防御。

*台湾专家认为松本的批评不尽然*

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认为,兰德公司和松本明所阐述的网路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说,“我认为兰德和松本明先生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兰德说的是,由一个国家计划和组织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金融和通讯系统的总体性攻击。而松本明讲的是,对其他国家或机构进行的长期的,隐蔽的,暗藏的破坏和打击。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军事、金融网路系统都受到严密的保护。这些系统肯定是极其封闭的。每个国家都以它所能达到的最好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军事网路体系。很多国家都用高薪聘请最好的网路精英来保护军事网路。因此对这种系统的攻击必然是有限的。这是兰德报告正确的部分。”

郑继文说,松本明指的是恐怖组织和其他比较弱小的国家或组织发动的所谓“超限战”。超限战指的是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达到伤害敌方的目的。发动超限战的人,打击目标包括所有软目标,比如银行,公共设施,甚至民营公司和居民区。郑继文说,就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国内所有关键部门的电脑系统都提供严密的保护。因此从超限战的角度讲,网路战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两位专家的建议*

郑继文谈到,兰德公司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向民间机构提供过多的网路保护,因为那样会导致民间机构过多依赖政府,兰德认为,应该让民间机构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防护体系。郑继文赞同兰德的建议。

松本明最后说,在网路战备战方面的投资,相对常规武器和核武库的投资来讲,不会很高。因此要想从削减网路备战获得资金,效果不会很大。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一旦受到网路攻击,一定会处于劣势,因此必须预先作好应急准备。这些国家应该准备两套指挥系统,以防不测。 ▲


塔利班想拉上海合作组织“解放”阿富汗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10/605088.html


  2009-10-16 据10月16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14日公开致信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寻求帮助,帮他们“解放”阿富汗,这一态度让外界大为惊讶。

    在塔利班网站上,《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提醒上合组织成员国,不要相信殖民主义的黑色宣传,我们不希望伤害任何邻国”;“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上合组织成员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促进该地区永久稳定和经济发展。”

  塔利班一直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组织,而上合组织向来把反恐作为重要任务,塔利班卷土重来之后的第一份国际合作声明竟然盯上了上合组织,其意图值得揣测。

  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14日表示,美国已邀请中方官员前往华盛顿讨论阿富汗问题,并希望在此问题上寻求中方的协助。

  15日,上合组织官员匿名对《环球时报》说,上合组织和塔利班没有任何关系,反对恐怖主义是上合组织的一贯立场。“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解放阿富汗是阿富汗人民的事情,与其他国家和组织无关。”(环球时报驻巴基斯坦特约记者 周戎 ● 环球时报记者 刘扬)▲


1955年授衔:刘亚楼争大将失败的背后
http://www.stnn.cc/reveal/200910/t20091014_1142665_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0-14

  核心提要:论资排辈也得按山头划,几大野战军都要有代表人物,还不能是主席不得意的,林彪的这封信也就应运而生了。林彪的这封信是写给主席的,大意是建议在授大将军衔时考虑井岗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其实质就是增加些井岗山上下来的在大将中的人口。当然没好意思直说是要给刘亚楼授大将。来源:中华网

  现在沸沸扬扬流传的有关1955年授衔内幕很多,既然是授衔就有争的和让的,争的肯定比让的多的多但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似乎青一色都是谦虚礼让的典型。当然其中不乏有实事求是的,比如孙毅徐立清是主动写过信让过上将的,许光达也是固辞过大将的。可惜有些就不甚可靠,比如曾广泛流传的粟裕让帅的故事,就是出自李银桥卫士回忆,而最初的元帅11人名单里并没有粟裕,因此不知道粟裕的这个让帅是以退为进还是子虚乌有了。

  谦让的本来就是凤毛鳞角,至于说到争衔的那可就海了去了,就连元帅里贺龙对自己排在林彪下还不大服气呢。在元帅决定后这些位的部下自然是要找上门来争一争了,现在的反面典型揭出来的也就是王近山,王必成,聂贺亭等区区几个中将,实际上就连当时正在青岛疗养从不过问这方面是非的林彪这回也在别人请托下出了手。可见争衔之激烈了。

  当然能请的动林彪这位尊神的除了毛主席外就得数刘亚楼了。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其实不用多说了,就提几件事,红军时期林彪当军团长时,大会小会,身边常有俩保彪,左面刘亚楼,右面杨成武。林彪话音一落,带头喊号子的就是这两位。

  抗日时期斯大林三个半师换林彪的神画就是从刘亚楼这儿传出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说刘亚楼一人顶三参谋长。林彪打叶群时,也就刘亚楼敢劝。65年刘亚楼去世前林彪还打破不探望病人的惯例去看望了刘,并留下些京剧唱片,等刘死后也是林彪亲自主持了葬礼。

  1955年授衔最先搞定的是元帅,1954年9月28日,也就是授衔前,新的中共中央军委产生,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元帅大将军衔是由中央军委决定的,这几位自然当仁不让,除了小平同志兵转民,来个中共中央秘书长,其它的一人一个元帅哥俩好谁也不用争了,录取率100%。虽然排名时费了点劲,总还不至于抓破脸皮,可等到授大将时就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多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当大将你得有点资历,至少在红军时期是个主力师的师长,可算来算去够的上的远远超过10个人,这下就只好论资排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论资排辈也得按山头划,几大野战军都要有代表人物,还不能是主席不得意的,林彪的这封信也就应运而生了。

  林彪的这封信是写给主席的,大意是建议在授大将军衔时考虑井岗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其实质就是增加些井岗山上下来的在大将中的人口。当然没好意思直说是要给刘亚楼授大将。而从授衔的结果看,和井岗山拉的上边的大将有六七人之多,可惜刘亚楼最终还是未能入选。

  有熟悉军史的朋友参见上将排名可以发现刘亚楼在上将中的排名也不十分靠前,萧克,王震都在刘亚楼的前面,由此可能推出刘亚楼当大将本来就无望,但实际上把大将中的一些位如罗瑞卿,许光达,黄克诚,论资历,战功,下放到上将中也排不到前几名去,因此谁当大将,谁不当大将还是很有些复杂性的。

  之所以说刘亚楼当大将还是有希望的是基于授衔后中央军委的变化。195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增补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粟裕(总参谋长)、陈赓(副总参谋长)、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7位大将和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部长)3位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

  由此可见,前一任的军委委员全是元帅,这次增补十位基本是按大将衔的,三位没能入选的大将多是因平衡派系和照顾老弱病残给照顾进去的,单以刘亚楼的,解放时四野参谋长,和解放后空军司令员的职务授大将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比较起来刘的资历可能差些,但比起许光达的突击提拔还是好些的。

  大将中论战功头一号粟裕肯定是当然人选,论党龄要算陈庚最长而他本人又是北伐名将,黄克诚是当时的军委秘书长井岗红旗下的蛋,张云逸当过新四军的参谋长而当时粟裕不过是个支队长,王树声当过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许光达是洪湖苏区的代表,又是装甲兵司令,徐海东算是鄂豫皖苏区的代表,萧劲光是海军司令员也是井岗山上下来的,谭政是党在军队的政工方面的旗帜,主席坚持在大将里要保的,最后罗瑞卿这个大内保镖是主席钦点的公安部长,虽然听说当时评议时阻力不小可在主席力保下还是通过了。这样看来十位大将是一个都不能少。

从结果上看,许光达,萧劲光这俩兵种司令可都是大将。如果主席不坚持在大将中设政工干部的化,或者不提名罗瑞卿入选的化,以刘亚楼当时的职务还是有一定希望的。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挤掉了刘亚楼这个空军司令的大将呢,刨除山头因素,还是让我们在井岗山头内的两个大将来比较下。

  虽然刘亚楼的是1929年才入的党,但和罗瑞卿的1928年也相差不远。解放战争时罗瑞卿的晋察冀政委和刘亚楼的四野参谋长比也没啥优势,解放后一个公安部长,一个空军司令,可以说平起平坐,但单以军队内部来论可能还是空军这个兵种司令更有说服力。

  其实刘亚楼在红军时期也是师级干部,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有些空白,但必竟在东野时刘亚楼的参谋长要高于谭政的政治部主人,“林罗刘谭”解放战争中刘亚楼压了谭政几年,战争时期重武轻文,和平时期重文轻武,政治挂帅,刘亚楼最后授衔时还是被谭政压过了一颗星。

  最后就得看看领袖好恶了,谭政,罗瑞卿和主席的关系远比刘亚楼和主席的关系深,当然如果换林彪当军委主席那刘亚楼的大将估计是跑不掉的了。大将里面其实真正鹤立鸡群的就是个粟裕,别人少了谁放上将堆里也高不出一头来。说来能评上大将一是和当时职务有关,二是照顾下山头资历,最后主席怎么划圈拍板,心中所向只怕也是一个看不见的因素。不然以萧克当年红军军团长之尊,曾和贺龙平起平坐过,当个上将还是有点委曲了。 ▲


中纪委反腐利剑瞄准子女财产在国外官员
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910/1015_2579_1389344.shtml

 
9月19日,十七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公报发布。

2009年10月15日 时代周报: 根据公报内容,中纪委提出了近期反腐倡廉五项具体任务。其中“要把认真解决一批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一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被不少政策评论家认为,是“官员财产制度申报”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一个信号。而其中提出的“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规定,更是被视为对“裸体做官”的宣战。

但这个真的能防止“裸体做官”现象的蔓延吗?

“裸官”的出现

“裸体做官”,简称“裸官”,这是一个被网友发明的称谓。专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中国的官员。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评论说,“裸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

去年在国庆前夕出走巴黎不归的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被认为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个“裸官”。

2008年9月24日,杨湘洪带队从温州出发,经上海前往法国。自此不归。他所带队的考察团只带回来了一纸区委书记的辞职信“交给市里”。此后,温州市委派出工作组去法国希望能劝其回国,却无果而归。

至今,温州官方没有给出杨出走的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出走跟温州鹿城旧城改造中的钱权交易脱不了干系。

在杨湘洪走后,大家后知后觉地想起,杨正是属于“裸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女儿嫁给了巴黎一华侨领袖之子,而他的妻子,两人早已秘密离婚。“这又是一名成功离境的‘裸官’。”在杨湘洪事发后,一名温州纪检官员如此感叹。

引起讨论的并不止于杨湘洪,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属于同道中人。去年6月,当庞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时,人们发现,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于2002年就已移民加拿大,舆论一时哗然。

早已有之的监督

在“裸官”事件频发后,很多人归结为这是我国法律落后的结果。但实际上,对于裸官这种情况,我国早就出台过一些政策进行防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介绍,这次中纪委公报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实际上,官员向上报告个人事项的制度,长久以来就有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就有。而且,不只是党员领导干部,非党员领导干部家里有什么事,也首先得向组织报告。像出国、住房、投资等,以前不可能发生,所以就没这方面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已经多次根据形势的变化,一直在完善这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有关个人事项的制度。

但王伟承认,虽然早有政策方面的规定,但这个操作在实施方面,依旧不是很顺利。因为过去的政策,都属于官员自己上报,属于自我约束,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而且,这些规定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缺乏可操作性。

“但把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列入报告内容,这个是比较新的。”王伟介绍,这次报告实际上起的是对官员的一个预防和警示作用。

王伟说,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官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而自己在国内做官的情况,变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而在以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国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现在明确地提出来了,不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了。”王伟说,问题一旦提出来,就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要逐步解决。王伟介绍,这项规定,是在决定中间谈反腐败部分的四个方面内容的第一个方面,属于廉洁自律方面的一个内容,是要求官员自己约束自己。“一个裸官的产生以及外逃,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王伟说,这期间,中间会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对这种官员,对他以及家属的出国,要有比较严格的审查。而有了这个规定之后,我们党的有关组织,就可以提前名正言顺地去查,去询问。所以这个是在党的自律的过程中,在还没有触及到法律程序的时候,司法机关还没介入的时候,党的纪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就可以去问去管理。

财产透明是保护官员

但这个还没通过法律和制度落实的规定,在更多学者眼里,只是一道脆弱而不堪一击的防线。

某著名法学家就对此规定的实施前景持悲观态度:“这是中国体制性的一个困难,解决不了。”该法学家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没办法解决。曾经有人主张说,所有的官员子女都不能经商,结果还是没有堵绝;而现在提出要加强将“官员配偶子女已经移民国外情况管理”。同样也是不容易实现。

该法学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这种现象,就要加快建设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公开透明了,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现象。包括配偶逐渐的拆产、投资状况,这些都要了解,都要做出申报。

“财产透明其实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该法学家举例,以色列以前有一个国防部长,从前在国外的使馆做参赞,他在国外的银行存了一点钱,回国以后忘记了,就100美元左右。但后来他被揭露了,他就必须要辞职。因为政府的官员不可以在国外存钱。而全方位地实行财产的公开透明,也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

和该法学家一样,竹立家同样认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阻止裸官蔓延的惟一方法。“好的想法、改革一定要通过制度和法律落实才会有效。”

竹立家说,但到现在,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正式出台,政务公开也做得还不够,包括行政程序的透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以前说,要加强推进政务公开的力度,但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走过程、走形式。而好的理念、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关键不是论证,而是行动,落实“第一步”至关重要。

事实上,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将 《财产申报法》列入申报计划,可惜蹉跎15年,未见成效。 ▲ 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


薄熙来首次讲述重庆打黑初衷:并非主动而为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17/040718847235.shtml

  ◆ 打黑缘起

  “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 黑恶惊人

  “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

  “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

  ◆ 黑恶难忍

  “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 打黑预测

  “老百姓积极举报,80%的信是实名举报。”

  “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本报重庆讯(特派记者邱瑞贤)“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今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说到这里,薄熙来的表情让人动容。

  “我们认为,群众的投诉要重视,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薄熙来指出,“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在讲话的最后,薄熙来脸上的表情坚定而沉着。“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 二轮打黑难度升级、主战场向区县延伸


  本报重庆讯(特派记者邱瑞贤、刘晓星、林霞虹)继谢才萍涉黑团伙案庭审在15日深夜结束后,重庆“扫黑大审判”的下一个案件张波、张涛涉黑团伙案将于10月19日上午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引人注目的是,10月26日上午9时30分,重庆黑帮巨头之一并有人大代表“红顶”的黎强涉黑案将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列为公安部第七批涉黑挂牌督办案。至于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受审时间还未确定,警方透露可能将异地审理。

  ◆ “保护伞”目标被锁定

  在近日召开的重庆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透露,为掀起新一轮打黑高潮,重庆警方目前的打黑专案组已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200个,参战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重庆市目前还未公布此次落马的涉黑警员的人数,但警方内部人士透露“早已超过200人”。“重庆市公安系统有干警3万人,如果严查‘保护伞’不手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将落马。”

  重庆市警界一位资深警员援引王立军的话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根据来自重庆警方的消息,目前一批黑恶势力和黑势力“保护伞”目标已被警方锁定,近日正在展开一系列侦查和集中抓捕的行动。

  ◆ 万州将是重点战场

  在10月下旬的重庆打黑行动中,占地广袤的各个区县将是第二个战场,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

  “这是重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打黑’行动,可以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长期研究黑恶势力组织,并曾数度与黑恶势力组织成员正面接触并进行“卧底”调查。

  针对重庆即将把下一个战场推进区县的计划,汪力预测,打黑的行动将面临更大的难度。“因为在第一阶段战役中相当一部分黑恶势力组织的支柱人物落网,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未被抓获的团伙头目成为惊弓之鸟,树倒猢狲散。而且对警方的抓捕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经验,将变得更加狡猾。”

  ◆ 农民鼓舞政府打黑、自掏10万元登广告

  本报重庆讯 (特派记者邱瑞贤、刘晓星、林霞虹)“我不怕黑社会,只有政府把他们全打了,我们才真正有太平日子。”昨日下午,56岁的重庆长寿区农民易大德刚伤愈出院不久,听完了谢才萍的庭审。一周前的10月9日,这位老农做了一件惊动全市的大事:他自己掏了10万元在《重庆商报》登了一个整版彩色广告,上书“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 儿子被打死惊动王立军

  56岁的老易出院了,他身上的旧伤还在。2008年7月29日,是他三儿子的生日。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因为老易一直不答应让大洪湖水产有限公司无条件收回鱼塘,该公司的人员纠集闲杂人员近百人前来闹事,双方产生冲突。对方人员手持凶器将正在进行拉网作业的易大德一家和亲属5人砍成重伤,其中二儿子当日下午死亡。四儿子脑子受伤留下后遗症,大儿子和易大德也躺在医院。但是此事,易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法。

  万念俱灰之下,易大德的三儿子听说重庆来了个打黑的王局长,是“王青天”。他便跑到了朝天门,说自己有冤情要跳楼,想见王局长。后来王立军真来见了他,并当场表示要秉公办理。今年7月,参与打死二儿子事件的主犯终于被判了刑。

  这个案件曾由“涉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经手,此人正是文强的骨干成员,这次在打黑风暴中迅速落马。易大德决定一定要用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咬牙向两个儿子下了个命令:“你们俩每人拿出5万元,我们到报纸上登个广告感谢政府。”

  于是,10月9日的《重庆商报》第四版上出现了上述那个独特的广告,落款就是长寿区的易大德。“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辛辛苦苦合法工作,如果得不到公安机关的保护,就将一无所有。我不怕报复,就是想鼓舞政府继续做下去,把‘保护伞’都挖出来,这样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老人家的脚步远去,蹒跚却坚定。

  ◆ 98%网民拥护“打黑”

  10月14日上午,谢才萍涉黑团伙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数百市民自发赶到法庭外等待庭审结果。一些曾经被谢才萍涉黑团伙迫害过的重庆市民带着家人当初被害时血淋淋的照片赶来,在现场泣不成声。庭审一直持续至15日深夜,但在五中院的大门口却依然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上百名群众始终聚集在法院门口不肯离去。

  在重庆当地民众熟知的大渝网上,一个《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后市民安全感调查》中,数千网民发表意见。在“你曾经是否受到过黑恶势力的侵害”的选项中,四成网友表示以前从未遭遇过黑势力,另有37%的网友称,被黑恶分子骚扰过,但都忍气吞声。

  在打黑除恶之后,4589位网友称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做生意时不再担心有黑恶势力来骚扰”,占投票总数的1/4。另外,选择“深夜独自回家不再害怕了”占16.83%。有36.51%的网友认为,这次警方打击力度很大,政府下了狠工夫,而市民的安全感也提高很多。还有23.36%的网友表示,在打黑除恶行动前,没想到黑恶势力这么凶残贪婪。

  对此,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从网上舆情看,98%的重庆网民坚决拥护打黑除恶,支持市委、市政府、公安机关打黑除恶,高度赞扬公安机关取得了重大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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