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制度成功创造中国奇迹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us091005a.shtml

    2009-10-05：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也必然体现在制度竞争的结果之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我们是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成功决定了中国再度复兴。

　　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落后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随后进行了洋务运动，但却惨败于葺尔小国日本，旧的东亚体系全面崩溃，随后便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早已被彻底瓜分（美国二十年代大学课堂上的讨论题目是：是否应该瓜分中国？）。中国之失败显然在于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是制度之败。到现在，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异议。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以美国为范本重建中国的制度，并最终于1911年取得成功，终结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历史。然而，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间，别说中国再度复兴，甚至连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历史任务都没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着1840年以降的下滑轨道加速沉沦：国家进一步分裂、国力进一步衰微。其实民国成立不到半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公开提出“民国亡国论”，实是振聋发聩、远见卓识。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其权力私心，但中华民国不适合中国也是其理由之一。张勋复辟固然和他个人对清王朝的愚忠有关，但同样也是中华民国的失败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一个甲子，中国在重新赢得独立和主权之后，也再度崛起成为世界新的强国。不仅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 11.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所有国家。

       到今天，中国银行业早已超过金融帝国美国，全球十大银行中国位居前三。中国汽车销售量也超过汽车王国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国时相比，GDP增长了77倍；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增长了一万多倍；贸易总量增长2200多倍，跃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则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长两倍（从4.5亿到13亿）的情况下，超过3000美元，增长133倍。不仅经济如此，社会发展也是成果惊人。文盲率从80%降至3.6%，人均寿命不足35岁增至73岁。基本医疗将在今年覆盖12亿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镇化速度的两倍。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是源于制度成功，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一点，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这样评价一种制度：“国际上的投资，大的资本的投资，人家要选择投资环境，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国家去投资”。虽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时说的这番话的，但却是对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有效的检验标准。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全球五百强（这可是十足的大资本）绝大多数都在中国投资设厂。显然，全球用资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制度投了赞成票。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的投资主体是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更多是短期、风险性高、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全球对哪一个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我看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超强的纠错能力。谁都知道中国的决策素来以高效著称，但纠错的能力和效率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新中国六十年，最大的失误有二：一是三年灾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一是时间短，分别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纠错。这一点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显。美国独立建国后以立宪的方式实行黑奴制长达百年。废除黑奴制后，又以法律的名义实行种族隔离长达百年。而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与终止，也并非自我纠错。黑奴制的结束是通过一场代价极高而且惨烈的内战。北方对南方在战争期间甚至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焦土政策。而种族隔离制度则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与暴力的抗争方式才获得的，这期间惨烈的暴动曾震憾全球。

　　不仅制度上的纠错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就是政策性的纠错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国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但中国意识到错误后，立即实行计划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虽然也意识到人口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曾想尝试计划生育政策，但却屡屡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任何政党想推进计划生育，都会在大选中败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口暴涨，并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说，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过中国的地方。还有，当中国七十年代末放弃计划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印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后，才于九十年代实行市场经济，比中国落后十多年，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时代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的次贷危机，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一语道出何以失去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 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其实西方的制度只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纠错能力，只有等到危机爆发才有可能解决，原因可从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寻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资本曾大举撤离，邓小平当时撂下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资本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还回不来吗？”可谓一语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质。日本京都大学每年都做一个调查；信赖商人的比例为3%，而信赖政治家的比例则为0.3%！美国有一个说谎俱乐部，规定政治家不得参与。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专业水准。

　　如果东西方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制度至少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

     ◆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这是道德正确色彩浓厚但却弊端丛生。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德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近几十年历任总统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奥巴马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势要取得成功，声称为了医改，他宁可放弃连任，他在国会演讲也毫无退路的表示自己将是最后一位医改闯关总统。然而，既得利益者却发起了强大的反扑，把他与斯大林、希特勒并列，并扣上要把美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帽子，现在鹿死谁手仍难预料。至于法国，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屡屡在危机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在一次事关改革的公投中败北，而辞去总统职务，彻底离开政坛。当然对于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从制度上进行修补。比如，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后，法国新政府就不再通过公投进行表决，而是直接在议会表决通过。大家可能注意到，虽然西方号称民主和三权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选举产生。

      ◆ 二是采用终身制。原因在于，不是选举产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响和左右。任期终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还是要摆脱民意的制约。尽管有制度上的修补，但当民意走向极端的时候，仍然于事无补。希拉克时代的德维尔潘政府，为解决就业难题，推出CPE法案，以帮助青年人就业（由于法国劳工制度，老板一旦雇用员工将很难辞退。但却造成老板不愿雇人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就业相当困难。为此，该法案决定增加老板的权力。针对青年人雇用前两年可以辞退）。这样一个改革幅度不大、针对面也不广的法案却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议会通过，总统签署已成为法律，但民众却发起大规模长期的罢工、游行。最终迫使这项法律做废。这就是广场政治的效应。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的调整，总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但国家要看是否整体上有利。但选民只会看自己。这就是票选民主的致命伤。这就是宁可通用破产，鱼死网破，民众也不会同意减少福利、减少工资、共度难关的原因。

　　◆ 三是西方的政治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别看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产生次贷危机，进而可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 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资本的力量在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于政治权力之下，一旦资本逐利本性恶性发展，政治权力可以迅速解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尽管企业本身妄图收买媒体和当地政府掩盖真相，但却在最高政治权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必将会是第二个“两房”。

　　中国的现行制度如何，从自身取得的成就，从纵向与满清、民国相比，从横向与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无容置疑的结论。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创造了中国的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奇迹。 ▲　法国巴黎 宋鲁郑


广东改革的中国意义
http://www.zaobao.com/yl/yl091006_007.shtml

    （2009-10-06）郑永年专栏  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行政改革了。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说，经济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即使是广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建立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行政主导体制，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参照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广东历来被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的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改革出路。因为广东的这个特殊的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入手往往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广东领导层高呼广东要解放思想，再“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再创一条新路。思想解放必然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那么广东的这次思想解放表现在什么样的改革政策中呢？从广东正在推行的新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领域，即政治改革方面的行政体系变革和经济方面的产业升级。这两个方面既配合着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同时也为中国的总体改革寻找着新的方式和途径。

　　行政改革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行政改革了。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尽管制度创新一直以来是中国改革的关键词，但到实际层面，制度创新似乎非常艰难。很多所谓的制度创新型改革实际上只是重复着从前的制度。必须从创新的视角来审视广东的此次改革。

    ☆“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

　　广东的这次行政改革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顺德可以说是县级市。县级尽管处于中国行政体制的低端，但这是一线政府，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线政府的改革因此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基础问题。

　　深圳的改革从纵向看是减少行政层级，取消区级政府，改区、街道办事处为政府派出机构。把原来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改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横向看，实行的是“行政三分”，即把政府部门分解成为委、局、办。其中，“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执行监督；“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顺德的改革是在“大部制”名义下进行，重点在精简政府部门。从表面上说似乎没有新意，但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顺德改革的很多方面涉及到党政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合署办公”。

　　深圳的改革已经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行政层级问题，二是权力分工与制衡问题。

中国的行政级别实在太多，中央的权力经过层层消解到了地方就变得无影无踪，而地方上的声音也经过同样的过程的过滤到达不了中央层面。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因为中间官僚层的层层阻隔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的缺陷。

　　因此，如何缩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或者减少中间官僚层是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议程。深圳的改革尽管局限于一个城市的内部体制，但已经涉及到减少行政层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如果把深圳和顺德的改制一同考量，意义更加深远。如果（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城市改革成功了，省级和县级之间的行政层级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就可以加以取消。这会大大提高中国的体制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 行政三分

　　深圳改革的第二方面是行政三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政三分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中国不想走西方的道路，即“三权分立”。既然外在的三权分立不可能，那么只能往内部找。但行政三分是否可以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可以加以怀疑的。

　　这一改革主要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建立行政主导的体制，既有效率，也不腐败。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党政治。香港在回归之前没有政党政治，所有政治是英国人的事情，香港本身的行政体制只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这就保证了行政主导体制。但在回归后，因为政治属于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因此现在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体制没有强大的政党政治的支撑。与之相比，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体制的效率和清廉的基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制度。

　　因为政党体制的改革涉及到了总体政治改革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深圳的改革似乎回避了党政关系。但正是因为这种回避，人们就有理由质疑其可以取得的成效。

　　从反腐败方面来说，因为没有涉及到党的改革，党权还是不可制约。人事任命的最终权力还是在党，行政三分没有任何可能来制约党权所能产生的腐败。

　　再者，这种内部分权会对行政部门的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深圳改革的遗憾无疑是没有把党政关系考虑在内。从成功的国际经验来看，行政改革一定要与政党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只有当政党政治能够消耗政治的时候，行政部门才会聚焦于效率和清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必然要涉及到执政党和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例如党如何通过人大和政协来代表社会利益、组织政府和监督政府。

　　从这一点来看，顺德的改革显得更具有意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做法。

　　顺德的做法是逐步走向一个党政合一的制度。党政关系应当怎样？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层级，党政关系一个模式。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层面现在比较明确，即党政分工。那么地方政权呢？顺德是县级市，属于基层。看来党政合一制度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县级政府是一级政府，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关联点。这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实际上的权力，也必须具有行政效率。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一级政府，无论是党还是政，面临的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过去党政两套班子所形成的“权力内部消耗”在大大阻碍了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和社会严重脱节。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比较有利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清廉的政府出现。

    ☆ 广东的经济改革

　　广东现在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广东一直被视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模式。但是很多年来，广东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动力，被其它地区所超越。下一步如何走？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唯一的道路。

　　珠江三角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大工厂，但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环保问题，这个模式显得不可持续。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显现出来。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广东的地方领导就没有这个概念。尽管发展已经三十多年，但产业还是停留在原地。当然，来自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的阻碍也是产业升级困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面临危机，改革必须进行下去，否则就没有出路。

　　再者，产业升级的问题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而且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个未来。

　　广东这些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说，经济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即使是广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建立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行政主导体制，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参照意义。这表明，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在地方层级开始，也不可能自下而上地推行。很多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改革就很难成功。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仅7年中国在联合国会费翻近3番 或再增2成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09-10/595942.html

     2009-10-06 中新社联合国十月五日电(记者 孙宇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五日在第六十四届联大第五委员会会议上就“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议题发言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支付能力原则，中国愿意为联合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振民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一直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无论是在去年遭受四川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损失之后，还是在今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致使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始终及时足额缴清会费。同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承担了在维和经费分摊上的额外财政义务。

　　刘振民表示，实践中，中国的会费比额已从二000年以前的百分之零点九九五上升到二00一至二00三年的百分之一点五四，二00四至二00六年的百分之二点零五三，二00七至二00九年的百分之二点六六七。仅仅七年时间里，中国的会费翻了近三番。

　　刘振民说，根据会费委员会提供的按照现行比额表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数据，中国二0一0至二0一二年会费比额将增至百分之三点一八九，较二00七至二00九年上涨零点五二二个百分点，增长近百分之二十。刘振民强调，尽管会费委员会的建议将导致中国的会费有较大增长，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较大困难，只要会费比额是按照现行编制办法计算出来的，符合支付能力原则，中国仍然愿意考虑接受。

　　刘振民说，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看待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支付能力不应脱离中国国情。中国近几年虽然发展较快，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也达到一定规模，但不应忽视中国是人口大国的事实，国内尚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共和国的争气机：中国空军预警机系列
http://blog.huanqiu.com/?uid-47344-action-viewspace-itemid-340098

空中预警机又称预警指挥机，是装有远程警戒雷达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本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预警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今已经经过了60余年的发展，在许多场战争中大显身手，屡建奇功，深受各国青睐。一位军事专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拥有良好的预警机，即使作战飞机只有敌方的一半，也一样可以赢得战争。”在现代战争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预警机很早就引起了新中国军队的重视，但早期受限于技术水平和战略需要，虽然研制出了预警机，但仍不能满足需求，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数次挫折，中国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的预警机并装备部队，对提高解放军三军的战斗力起了巨大的作用，被人们称为“中国人的争气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单独依靠地面雷达指控系统和大量诸如歼5、歼6这类的昼间型战斗机来遂行国土防空任务非常复杂和效能低下，面对台湾国民党空军和美国飞机的袭扰，中国空军甚至采取轰炸机装配探照灯进行夜间截击的方式来应对。而当时的美国海空军已经装备了大量预警机，体制相似的原苏联防空军也配置了TU126“苔藓”预警指挥机。

   ☆ 最初的努力

中国空军挑选当时机体和航程都较为合适的TU4远程轰炸机作为预警机的平台，1967年开始进行改装，配备“843”测高雷达作为机载雷达，由于加装雷达后导致发动机功率不足和震荡严重等问题，技术人员通过换装涡桨发动机和增加翼尖小翼来解决，1970年8月开始进行2轮试飞，“843”雷达对中高空目标探测使用上效果尚可，但不能过滤地波，对低空目标探测能力很差，而且当时的电子工业无法提供数据链和良好的计算机过滤地波，该机能用的环境只有在青海湖这样风平浪静的大湖泊，连波浪比较大的海面都难于适应。由于没有实战意义，该在1971年下马。

     ☆ 改革开放以后的转机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长期以来，守卫和监控这一区域是新中国海军最主要的任务。虽然中国海军一直保持着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巡逻舰艇，但由于舰船固有的速度慢，监控范围小等缺点并不能很好的完成上述任务，而中国海军最为重视的反舰作战也缺乏有效的目标指示引导平台。

在现代海军的兵力结构中，岸基大型远程飞机是完成以上任务的最佳选择。在80年代初期，中国也曾对少数Y8型运输机进行改装，加装探测，照相，通信，反潜设备，成为巡逻机，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该型飞机只能用于平时的巡逻飞行，不能对海上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和目标引导，也不具备真正的反潜作战能力。随后到来的台海危机，暴露了我军极度缺乏舰队早期空中预警和海上目标监控能力，某种程度上不能将潜在敌人的航母编队驱离。　

由于改革开放，中国与西方世界改善了关系，对华武器禁运有所松动。90年代初期，中方与英国RACAL（现泰利斯公司）电子公司进行了出售“空中霸王”型远程监视雷达系统的谈判，随后购买了6～8套该型雷达，1996年8月，第一套雷达交付中国，由于英国是巴统组织成员国，这些雷达是以民用雷达的名目出口到中国的。中方技术人员在Y8C型运输机的基础上加装了该型雷达和操控设备，称为Y8J空中警戒机，估计有至少3架同型机加入了中国海军航空兵服役。

    ☆ 运8警戒机的性能和作战部署

“空中霸王”型雷达系统又被称作“搜水2000”雷达，是在英国RACAL电子公司70年代“搜水”雷达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早期“搜水”雷达作为“猎迷”海上远程巡逻机的主要装备而研制的，具有反潜和反舰2个功能，反潜作战时，能在复杂海况条件下探测到单个潜艇通气管目标，反舰模式时，则可在超过200公里距离上分类，跟踪，检测水面目标。1982年2月的马岛海战中，有2架临时改装了“搜水”雷达的海王直升机为英国舰队提供了空中预警服务，对英军取得胜利立下了战功。

目前的“搜水2000”雷达有3个型号，“搜水2000MR”是为英国“猎迷2000”海上远程巡逻机准备的高性能，全相参，脉冲压缩，频率捷变的新型雷达，同时支持对海和对潜2个模式；而“搜水2000AEW”则是为换装英国海军海王MK7预警直升机雷达而设计的，改进了雷达发射机和天线组合，具有一定的隐形飞机探测能力。第三种“搜水2000MS”雷达是保留了很多“搜水2000MR”性能特征的轻型化产品，雷达主机重量只有100KG，主要用于装备轻型海上巡逻飞机，可以被用于军用，渔业和海关等民用用途。

从RACAL公司的宣传资料和西方国家对华军品出口的限制，装备Y8J飞机的雷达系统即为“搜水2000MS”，这型雷达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对空中目标的反应时间，对目标实施精确定位和跟踪，控制空中拦截，对海上目标探测远距离船只，锁定战术目标，控制战斗，对反舰导弹实施引导同时为我方舰船提供导航服务。

该雷达工作在I波段，采用频率捷变和脉冲多普勒技术，可进行360度搜索和自动扇形区域扫描，雷达仰视时采用脉冲方式可以探测高空空中目标，俯视时则采用多普勒技术，检测陆地和海上低飞目标，舰船和处于通气管状态航行的潜艇。当飞机在1000-3000米高度飞行时，仰视对空探测距离为85KM，俯视对空探测距离为110KM，对海面目标的探测距离则能达到240KM。雷达系统共有2个控制台，一个用于探测，一个用于攻击控制。每个控制台装有全数字信号处理设备，40厘米彩色显示器，表格显示器，触屏式显示控制板和跟踪球控制光标。可选用电子支援，数据线路，敌我识别，雷达能同时显示2组选取目标的跟踪数据和位置，系统采用桑恩公司的32位微处理器，同时装备有1553B数据链。

整个“空中霸王”/“搜水2000MS”系统的重量只有 400KG左右，非常适合装备轻型飞机。Y8J是在Y8C运输机基础上改装而来的，在基本飞行性能和尺寸在没有太大区别，外观上Y8C的半透明机头被拆除并装上了一个突出的巨大雷达罩，以容纳雷达主机，机身内部也进行了重新布置，能够容纳控制设备和人员的休息设施。中国海军也在该机上装备了自行研制的数据链，能够畅通的和其他兵种进行信息互享。

目前已知的Y8J都部署在华东某机场，可以直接引导空中和海上兵力对钓鱼岛争议海域和台湾北部海域进行监控和打击，长达11小时的续航能力也能满足长时间的巡逻飞行。2001年后的多次海军联合演习中，Y8J都充当了空中指挥所的重任，2005年的中俄联合军演中，Y8J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其引导的驱护舰编队和潜艇发射的反舰导弹准确命中了目标，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目前中国的军事新闻多次报导022级导弹艇在Y8J的数据链引导下装定目标数据，发射导弹命中“目标”。

2009年4月23日，中国海军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了庆祝海军成立60周年国际阅舰式，在海军航空兵战机编队中，第一架飞临舰队上空的就是空中警戒机，虽然外形奇特，但却是人民海军近海防御中不可缺少的力量。空中警戒机具有较强的对海跟踪能力和有限的对空跟踪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指挥控制能力，主要担负对海警戒侦查，引导我海空兵力突击敌方舰船和其他勤务保障任务。

    ☆ 运8警戒机的不足

目前世界各国装备单一用途警戒机的并不多，Y8J装备的“空中霸王”雷达系统也被出口到许多国家，英国加装了该雷达的“防御者”轻型飞机已经获得20多个国家的订单。由于“空中霸王”/“搜水2000MS”雷达性能的局限性，对比“搜水2000MR”等先进雷达只能适用于对海监控引导，在西方发达海军中，类似的装备并不是海军的主战装备，而是装备在海岸警卫队，用于反走私等军民两用任务。在作战用途上，Y8J过于单一，其任务区间介于早期预警机和多用途远程巡逻机之间，考虑到我海军之前一直没有装备预警机和巡逻机，Y8J可以说是一种应急装备，填补了我军的空白。随着未来中国海防线不断拓展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海军将装备先进的预警机和远程巡逻机，更好的满足新时期国防需求。

   ☆ 再接再厉研制预警机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禁运一度比较宽松，中国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都进行过预警机雷达的引进谈判，先后由于空军作战战略的改变和雷达性能问题而作罢。90年代初期开始引进的英国“空中霸王”雷达系统可以被认为是满足初级预警机需求的一次努力。作为中东地区的军工强国，以色列在许多兵工领域都独具特点，产品性能非常先进实用，同时中以关系在80年代的迅速改善也为双方军工军贸合作创造了温床。以色列飞机公司在80年代末开发的 “费尔康”预警指挥机首先进入了中国空军的眼帘，“费尔康”雷达采用有源相控阵技术，某些性能超过美国E3“望楼”预警指挥机，但价格只有其三分之一。智利首先采购了“费尔康”预警机，　

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引进了SU-27战斗机，并在自研第三代先进战斗机，空军作战战略发生了巨大改变，提出了首战用我，攻防兼备的思想，急需一种技术先进的预警机装备部队，物美价廉的“费尔康”预警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96年，中以双方达成了协议，购买4套“费尔康”雷达系统装备在俄罗斯IL76MD运输机平台上（又称为A50I），并有急需购买和技术装让的附件协议。由于这种先进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带给中国军队作战理念上的改变，更对中国自身的电子国防工业是一大促进，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家不顾恶劣的国际影响，强行要求以色列停止交易，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在支付给中国3.5亿美金的赔偿金后，取消了交易，在2004年，将剩余的3套“费尔康”雷达系统转售印度，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危险。

事后，曾有俄罗斯愿意向中国出售A50“中坚”预警指挥机，但为了不耽误中国空中力量跳跃发展的时间，也考虑到前次受制于人的教训，中央决定由中国自己研制空中预警机，被命名为“一号工程”，足以可见重视程度。通过国内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1世纪初研制成功空警2000型预警指挥机（KJ2000）和空警200型早期预警机（KJ200）。这2型预警机都已加入部队服役，成为中国军队的力量倍增器，并且派生出其他出口型号，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可以独立制造预警机系统的国家。

    ☆ 作战性能和部署情况

KJ2000预警机是在引进俄罗斯IL76MD大型运输机作为平台，装载国产电扫描相控阵天线机载预警雷达系统而成的大型预警指挥机，在中国决定自行研制预警机后，西安飞机公司就开始了对IL76MD运输机的改装工作，位于南京的第14研究所则启动了预警雷达系统的研制。考虑到以色列取消交易前，已经有一架A50I飞机交付其进行雷达系统装配，事后也交还给中国，KJ2000在外形上非常类似于A50I“费尔康”，但无论是搜索距离和各项性能都要有所超越。

KJ2000 预警机包括一套电扫描相控阵天线预警雷达，一部敌我识别系统，中央计算机，若干操作员工作台，通信和情报传输数据链系统和自我防护系统组成，预警雷达探测距离达到470公里，工作波段在1.2~1.4兆赫，相控阵天线被安装在高2米直径14米的固定圆盘整流罩中，其整流罩尺寸要远远大于已知的其他预警机，这也说明KJ2000雷达的功率非常大，该雷达可以同时跟踪60~100个空中目标，包括低空和巡航导弹目标，可以引导战术航空兵或者陆基远程地空导弹实施攻击。

美国E-3预警机，采用传统的三座标雷达，天线安装在一个大转盘里。其水平扫描为机械扫描方式，垂直扫描则采用频扫方式。

2004 年，KJ2000首次进行实战部署，1架飞机被交付到江南某地的空军基地，到2007年，4架KJ2000全部部署完成，在2004年后的多次军事演习中，KJ2000都成功完成了任务，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KJ2000对数量众多的救援飞机进行监管，协调各类飞机进入狭小空域.随后的奥运会期间，KJ2000又出色完成了北京防空圈的预警指挥任务，可以认为KJ2000的研制获得了巨大成功。

KJ200 预警机的机体则是在Y8运输机的改型基础上研制的，雷达也是14所研发的平板缝隙天线机械扫描机载预警雷达，又被称为高新5号工程，是一种早期空中预警机。该机的平板雷达酷似瑞典爱立信公司研制的爱立眼机载相控阵雷达，俗称为“平衡木”，探测空中目标距离为300~450公里，由于平板雷达特有的性能，KJ200探测海上目标的性能将非常突出。

该机可以通过数据链和KJ2000进行情报互享和交换，中国军方打算由2~3架KJ200 和1架KJ2000组成一个空中预警指挥网，KJ2000所具备的长航时，强大机载情报功能，搭配KJ200可以直接指挥空中兵团级作战，高低搭配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军队发现空中目标的距离和作战效能。KJ200在研发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2005年1月完成首次试飞后，在2006年6月，第二架飞机在安徽省某地失事，5名机组成员和35位技术专家不幸遇难，对中国预警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其后西安飞机公司迅速发现了故障隐患，及时更换了新型座舱玻璃除尘系统和乘员紧急情况告警系统。目前KJ200已经进入战备值班，成为中国空防体系中重要一员。KJ200基础上派生出的几型出口预警机也走入了国际军贸市场，将在其他国家发挥巨大作用。
　
    ☆ 总体评价

KJ2000和KJ200虽然在性能上不亚于国外同类飞机，但在使用可靠性上仍需要进行改进，尤其是载机平台的限制，预警机基本都是由大型飞机改装而成，KJ2000必须依赖俄罗斯进口的IL76MD飞机，一旦出现封锁，将对我预警机机队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而且目前4架KJ2000的数量太少，相比美国和俄罗斯的同类飞机已经达到几十架，只有大力研发国产大型飞机，才能为未来的中国预警机发展提供稳定的平台基础。

中国预警机走过40年的坎坷岁月，终于结出了硕果。KJ2000、KJ200无愧为我们的争气机，已经成为防御巡航导弹和战机进攻以及引导己方战机和舰艇实施作战的重要武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利益的战斗中，定能成为取胜的利器。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会更多先进的新型岸基预警机加入中国军队，还会有舰载预警机起飞在中国的航空母舰甲板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8867

    2009-10-5  威廉·科恩，1997年至2001年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现任科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中国国庆前夕，他受访时表示，接受中国崛起，逐渐习惯和中国和平共处，是美国需要面对的新现实。

　　每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至今都记得当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印象有些非常类似----许多人会提到当时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什么汽车，人们不是骑自行车就是步行，多数人穿着素色的中山装----但是在细节上总有不同之处。1978年12月底，刚刚当上美国参议员的科恩和另外三名参议员成为中美正式建交后访华的第一批美国议员。科恩说，他从下榻的北京饭店走到天安门广场途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人对他穿的皮鞋很好奇：“他们紧紧地盯着我的鞋看，很感兴趣。”

　　在30年前的中国，一双皮鞋已经算是奢侈品。30年后，中国的鞋业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各种鞋类产品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成就过中国所完成的如此大的改变”科恩说。

　　在 1978年那次访问中，科恩一行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见。在听过邓小平阐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后，结合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科恩质疑这一目标是否现实：“老实说，我很怀疑。（当时）这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雄心勃勃的规划。”但是他说，过了没有多少年，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人应该为在过去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那么，在这个美国前参议员、前防长看来，美国该如何与蒸蒸日上的中国相处？这两个大国关系中最敏感的两军关系又存在哪些潜在的“热点”呢？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

　　☆ 美中两军之间还缺乏信任

　　“因为在中国不断壮大时，其他国家将变得更加害怕。日本会对中国军队在做什么感兴趣，其他国家也会有兴趣”

　　《国际先驱导报》：自从1999年以来，当时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大家仿佛没有看到两军关系在过去10年有非常大的改善。是什么原因？

　　科恩：我认为是因为缺乏信任。比如，在1997年，我提议在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之间建立我们所说的“热线”。但这个过程还是用了10年。当然，这也是进步。

　　美方希望：向我们开放，告诉我们你们在干什么，花钱做什么，你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样我们可以看（你们的答案）然后确定这些是无关大碍的或是有威胁的或是潜在会有威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更多了解，更多透明度，更多我们说的“桌上推演”（很重要）。这可以让我们开始寻找中国和美国海军合作的方式，比如海啸的时候（两国可能合作）。两军联合演习可以令两军认识到两个独立的军队如何能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这样就可以建立关系，开始建立信任，建立一种在关系紧张时可以沟通的机制。任何的（双边或多边）关系都会有紧张的时刻。我认为更多的接触，开放，更多透明度会加强两军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但是从国防部长盖茨到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上将都说过中国军力上升在未来可能破坏美军在太平洋的军力。似乎中国领导人，至少在表面上，试图强调双方可以合作；但是美国领导人，也许出自更加实际的观点，公开重申他们的“担忧”和“关切”。这对于建立互信有帮助吗？

　　科恩：首先，过去我们从未见到中国有可观的海军力量。中国经济在继续增长的同时，会在其他国家拥有资源，将需要保护这些资源。所以我预期中国军力还会继续增长，其海军力量会变得更加庞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军力将成为一支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力量还是潜在冲突的根源？这些是需要被考查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不断壮大时，而且中国是会变得更加强大的，其他国家将变得更加害怕。日本会对中国军队在做什么感兴趣，其他国家也会有兴趣。

　　☆ 缺少沟通迟早会出现摩擦

　　“我认为任何时候有不同船只在同一水域游弋总是会有发生误解或错误的可能性”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未来在军事方面有哪些“热点问题”？

　　科恩：在任何时候，缺少沟通迟早都会出现摩擦，摩擦有可能爆发成对抗。我们几年前通过海南撞机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们通过美国船只被中国船只包围看到这样的例子。（记者：但是是在接近中国的海岸。）对，是在接近中国的海岸，可是依据国际规定是国际水域。所以这些问题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说： “好。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谅解。我们必须有一些规则。而且我们需要在外交谈判桌前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在海上。”那样就是本来很小的事件可能爆发成很大的事件。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例如南中国海问题会成为潜在的热点问题吗？

　　科恩：我认为任何时候有不同船只在同一水域游弋总是会有发生误解或错误的可能性。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台湾问题呢？您曾任美台商会主席，您对两岸关系怎么看？

　　科恩：我认为两岸关系有大幅改善。我认为我们曾说过的和目前正在发生的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在《与台湾关系法》中，我们说我们希望两岸可以和平统一，而不是通过武力方式。我想（这一理念）正在进步中。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有巨大的贸易关系。直飞已经实现。很多台湾人在大陆工作。我觉得贸易、商务往来和沟通，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更加和平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使用军力实在是过时了。

2000年7月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北京主持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华

　　☆ 奥巴马把外交排在军队前面

　　“我认为更多美国议员需要去中国；更多中国的代表需要来美国和去其他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奥巴马政府已经确立了它的“中国政策”了吗？

　　科恩：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这届政府从一开始就谈到需要加强外交。你知道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二天去了哪里？他去了美国国务院。我认为这很重要。他是在宣示一个理念。军队总是会有其重要性的，需要强大的军队给外交官做后盾。对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因为科技发展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在科技使所有东西都转得更快的世界，需要更多强调外交。我认为这是奥巴马政府的整体战略。至于他们是否有整体的和确定的中国战略，我不清楚。

　　《国际先驱导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说世界变成了“多伙伴世界”而不是“多极世界”。您认为中国会在很多方面成为美国的伙伴吗？

　　科恩：我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我列出了影响我们大家的一系列问题的清单。除非中国参与，否则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国际恐怖主义，还是经济危机，中国的参与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中国是成为美国的伙伴还是其他国家的伙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主宰这些问题，因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需要多边方式来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怎样可以加强中美之间的信任？

　　科恩：当政府变得更加公开，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加，我们到对方的国家去得越多，我想这些是关键。我认为更多美国议员需要去中国；更多中国的代表需要来美国和去其他国家。相互接触越多，私人关系越紧密，在危机出现时解决起来就越容易。

1998年9月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关于军事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信息交流的联合声明

　　☆ 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

　　“美国人必须明白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允许我们各自维护我们利益的方式相处？”

　　《国际先驱导报》：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时，中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国的共同利益比今天的少得多。如果尼克松总统在那时可以做出这样大的一个决定，为什么今天我们两国更加相似的时候却少有美国政治家有这样的视野？

　　科恩：在我们如此不同的时候，如果你做出一个重大的举措，你是会知道其效果的。当我们变得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却不容易做出重大的举措。

　　《国际先驱导报》：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太强大，美国人“害怕”吗？

　　科恩：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事实中国是一个有很多人口的大国，有丰富的历史和知识资源。你们有强大的“脑力资源”。你们存在了五千年，有历史，文化和传统。所以美国人必须明白你们将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明白这一点而且我们接受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允许我们各自维护我们利益的方式相处？

　　这个过程中会有错位发生，会有失衡发生。如果失衡太过分则会变成冲突的可能性。所以需要管理这个牵扯到许多人和许多利益的关系。需要智慧的领导人和了解情况的公民。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情况是很混乱的。普通人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需要更好地为美国人民提供事实，确保我们依据事实做出好的判断。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看到世界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能够理解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能够做到既对本国人民有益又不负面地影响到他国。

　　我想过去“零和游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从“零和游戏”中获益，就是我们享受了非凡的繁荣但是其他国家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世界已经变了。有其他的国家也想成就繁荣，也想登上国际竞技场。他们过去或者是不被允许或是不能参与竞争。所以这是（新的）现实。我们需要适应这一现实，在推行我们的政策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以便我们都能和平共处，而且但愿经济也繁荣。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美国《外交》：中、美、俄之间的不平衡三角关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8868

    2009-10-5   作者: 斯蒂芬·科特金       
 
　　☆ 中俄关系极不对称

　　许多学者危言耸听，认为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中俄联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但澳大利亚前驻莫斯科外交官、欧洲改革中心中俄项目负责人博博·罗指出，中俄关系是一种“权宣轴心”，其状况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双方利益。

　　中俄关系也许让中国人从俄罗斯榨取到有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并扩大了他们的地区势力范围，但俄罗斯人得到的仅仅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子虚乌有的多极世界。

　　博博·罗的观点是，无论中俄关系存在什么机会，中国在利用机会方面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中国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石油和武器等大量实惠。作为回报，中国对俄罗斯进行奉承，吹捧它们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还通过宣扬一个子虚乌有的多极世界来哄骗麻痹俄罗斯。博博·罗把这种不协调称作“不对称”。

　　中俄关系存在深刻的不对称性，最明显的证据是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中国一直拒绝莫斯科关于把该组织打造成可以对抗北约的准军事联盟的请求。另一方面，通过该组织，中国在经济上不断深入中亚，而这一地区向来被俄罗斯视为势力范围。中国在该区之所以能相对不受限制地扩大影响力，是因为俄罗斯一心要把美国排挤出中亚。美国要指望在中亚保持一支永久性的力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倒是有望在该地区逗留。

　　中国用最圆滑的手腕与俄罗斯打交道，极力否认自己的优势，这种有意而为的谦卑反而帮它保持了优势地位。

　　☆ “和平崛起”战略见效

　　实际上，中国也愿意在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中居次要位置，结果捞到了大量好处。中国是精心盘算后才接受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该全球战略有时叫做“和平崛起”。对中国来说，该战略的一个要点是利用它与美国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面对美国的霸权有时要忍气吞声。中国对其主权的维护之切不亚于俄罗斯，但如博博·罗所说，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它“认为没必要一发现西方(印美国)的利益和势力就与之对抗”。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在相当长的段时期内仍然是全球惟一超级大国。这种让步为他们实现中国的利益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为对抗美国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第二个要点是，尽可能地利用俄罗斯的武器、石油以及它对中国在中亚矿张势力的默许。但莫斯科拉近与北京的关系丝毫没有为它与华盛顿打交道增加优势。俄罗斯拒绝在俄美关系中充当次要角色，可是同时它已沦为俄中关系中的次要角色。

　　☆ 俄美较量难以停止

　　尽管俄罗斯国力重振，但与中国相比它仍然不懂得如何从美国有钱有势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中捞取好处。美俄关系缺乏支撑美中关系那种深层次的商贸基础。

    俄美间最大的绊脚石是，两国在原苏联地域内存在势力较量。两个因素造成了美俄较量。
    
    ◆ 第一个因素是莫斯科丧失了帝国地位却不愿放弃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所谓 “特殊利益”。
    ◆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不会停止从推广民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地方，即便在奉行务实外交政策的奥巴马政府治下也是如此。

　　结果俄美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华盛顿虽然可以拒绝尊重俄罗斯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所谓的“特殊利益”，却无法抹煞以下事实，即这样一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确实存在。而莫斯科也不能指望既维护自己在邻国的利益，又照搬中国的做法，接受美国的次要伙伴位置并从中获取实惠。俄罗斯幻想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美国则幻想北约得到近乎无限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在无意中把俄罗斯置于中国的掌控下。

　　☆ 中国学会“两者兼得”

    可以得出三点主要看法。
    
      ◆ 第一，虽然俄罗斯一直以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强国著张，但如今被公认势力横跨这两大洲的是中国。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都未能在东亚称雄。而在俄罗斯的西面，中国与欧洲关系不错，至少和俄欧关系差不多。

　　◆ 第二，中国不仅将战略联盟对象由原苏联转向美国，而且学会了两者兼得。它一边与俄罗斯保持关系，一边又将自己的发展套在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的车上。从 1949年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中苏关系中积极充当次要角色。1972年，尼克松对毛泽东的示好为中国提供了与另一个世界大国交往的可能性。在邓小平执政期间，中国开始建立与美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1991年后中俄重新修好，北京又多了一颗重要的棋子。

　　◆ 第三，虽然冷战中苏联最终屈服于美国，但现在俄罗斯并不觉得必须向美国做同样的屈服。这样的傲慢立场也许不会让俄罗斯得到多少好处，但确实给美国制造了一些政策难题。

　　俄罗斯已经走出苏联解体后的衰落时期，但它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只是举手投足俨然是全球超级大国。相比之下，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但行事方式仍像一个地区性大国。美国则还在忙着巩固它的冷战果实。

　　俄罗斯是没有希望对美国发起全球性挑战的。但在欧洲，俄罗斯仍然是一支主导性力量，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无法拥有持久的安全。如果不超越北约，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架构，就不会有美俄关系的重启。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真正的重启，中国将继续保持上风，不仅在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中占上风，而且在中俄美战略三角中占上风。来源: 环球网 ▲


“开国大印”出自谁人之手
http://www.stnn.cc/reveal/200909/t20090922_113046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0-06

　　核心提要：“文革”中，张家数次被红卫兵抄家扫“四旧”，家人深怕节外生枝，在造反派责难之下，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正是由于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这也就造成了在数十年之后有关写开国大印的文章有诸多不同的版本。来源:解放日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为副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承担开国盛典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对书法还算精通的齐燕铭，自小就生长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治印和刻字名家到北京饭店相聚，座谈治国印之事。在众多治印高手中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担当治国印之重任。
    
　　张樾丞，1881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只读过几年村塾，略通文墨，但他天分很高，在书法上可说是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14岁的张樾丞徒步跋涉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面对前人的印谱，张樾丞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899年，18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店号同古堂。由于张樾丞技艺精湛，求印者甚多，曾给宣统皇帝镌刻过八方印，一时名声大噪。至民国年间，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了。

　　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三大财主”。张樾丞虽为富翁，但生活俭朴，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
    
　　张樾丞把金钱积攒起来，不但用于扩大产业规模，同时还救济穷人，做慈善事业。
    
　　张樾丞接受治制开国国印任务之后，便回家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了四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半个月后，张樾丞将印样交给了齐燕铭。齐燕铭立即将印样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们过目、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高兴地告诉张樾丞，毛泽东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新政协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刻制国印任务交由他来完成。
    
　　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和伙计们说:“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样确定之后，张樾丞就忙着指导儿子张幼丞跟伙计们对原料进行粗加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工序做完后，张樾丞亲自动手画印样，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极严格的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印治成之后，四个角都要突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所以张樾丞家没有留下成品国印的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要，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建国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外人知道的很少。
    
　　1961年，张樾丞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文革”中，张家数次被红卫兵抄家扫“四旧”，家人深怕节外生枝，在造反派责难之下，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
    
　　正是由于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这也就造成了在数十年之后有关写开国大印的文章有诸多不同的版本。
    
　　张樾丞先生所治的开国大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