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通令嘉奖国庆受阅部队全体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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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0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10月1日签署通令,嘉奖参加国庆受阅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

嘉奖令说,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盛大庆典活动中,你们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代表,以昂扬振奋的崭新风貌、威武雄壮的严整阵容、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和无坚不摧的过硬素质,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检阅,实现了奉献一场具有中国特色、富有中国气派、振奋民族精神、展现时代风采阅兵盛典的目标。你们精彩出色的表现,向全国和全世界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展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和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了我军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爱国热情,更加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信心和意志。

嘉奖令指出,军委部署阅兵任务以来,受阅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按照“一流的组织领导、一流的武器装备、一流的训练成果、一流的精神面貌”的标准,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做好阅兵各项准备工作。各级党委和领导把阅兵作为振我国威军威、凝聚民心军心的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筹划, 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狠抓落实,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广大受阅官兵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吃苦耐劳、连续作战,刻苦训练、严格要求,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拼搏精神。各受阅单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支持、团结协作,表现出很强的大局观念和纪律意识。担负阅兵保障任务的同志们,不计名利得失,埋头扎实苦干,甘当无名英雄,表现出过硬的思想作风和良好的综合素质。为表彰参加受阅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中央军委决定,特给予通令嘉奖。

嘉奖令号召,全军指战员要认真向受阅部队学习,把这次阅兵取得的成功经验运用到部队全面建设中去,进一步推动我军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 继续大力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部队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民族尊严。要认真贯彻从严治军方针,全面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扎扎实实地抓基层、打基础,保证部队在各种考验面前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和军事管理创新,不断提高部队建设的质量效益。要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斗争,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全军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为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


重庆“打黑除恶”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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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重庆深挖官场黑保护伞行动继续推进，势必还有更多吸人眼球的花边看点和“人咬狗”甚至“人咬人”新闻“乱花渐欲迷人眼”。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看过笑过哭过了之，而需深入解剖理性反思重庆官场黑保护伞这只“黑麻雀”，从而防止不长记性好了疮疤忘了疼，导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和“年年岁岁‘打’相似，岁岁年年‘黑’不同”重演。我这几天查了有关评论，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一个重庆“打黑除恶”的“六三三二二一一”，分别是六种形态、三个为什么、三种社会心态、二个担心、二个疑问、一个期待、一个困惑。现在给网友阐述如下，不妥的欢迎拍砖讨论。

    六就是：黑恶势力有六种形态：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等。我发过贴就不赘述了。

    第一个三就是：深入解剖重庆官场黑保护伞这只“黑麻雀”，至少有“三个为什么”须要厘清回答。

    首先，“黑帮”凭什么可以把这么多高级官员“黑化”？其屡试不爽的传统武器是什么？新式武器又有哪些？其次，为什么部分涉黑官员能够边“黑化”边提升或能炼成官场“不倒翁”？现有官员遴选考察提拔任用机制有哪些硬伤软肋？再者，相关部位现有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什么让黑保护伞成为漏网之鱼？

    第二个三就是：关注社会各界对此透露出的多种信息，草民发现：社会舆论（有些明显可能是在“代言”）眼下似乎也已在“向纵深发展？三种社会心态油然揭示于各个媒体上。

    第一种是“关注型”心态。鄙人以为，它占据了“举世瞩目”量的大多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切关注，由衷地希望与渴望“重庆打黑”所趟出的这片“雷区”，最终能够取得“趟雷”工程的全面成功和胜利，为全国积累出诸多重大“民心工程”的宝贵经验。一种是犹疑观望，内心期盼全面胜利，但迫于自私与胆怯内心的徘徊，似乎随时都做出了一付“胜则迎上去，‘败’则赶紧溜”的姿态——虽然谈不上“坏”，但品质还是令人不屑的。

    第二种是“心颤型”心态。鄙人以为，它占据了“举世瞩目”量的一部分。这种心态的实质，是矛盾地介于支持与反对两种心态之间。应该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屁股夹屎型”，因为自身腰杆不硬，生怕深入下去这“高压线”会触到自己，于是通常到了“非常敏感、非常关键的时期”，出口最多的议论还是那老掉牙的“理论”：“转轨过渡期的正常反应嘛”、“哪个走河边的不湿鞋啊”？ “水清则无鱼哟”！“适可而止是明智”啊！——真反假反昭然若揭。一种是“心怀嫉妒型”，往往在“非常敏感、非常关键的时期”到来的时候，恰如一个等着看笑话的痞性小市民，不时还会抛出一两句带有讥讽或是嘲笑口吻的“扁言”，背后则会恃机可能找茬儿攻击。

    第三种是逆反型心态。它在“举世瞩目”量中绝对是少数。这是一群内心始终持反对态度的人。同样应该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身在受到惩处了的“首恶”之外、平日虽也作恶但能量有限、不过其既得利益同样也在打黑中受到“影响”了的“虾米类社会黑势力”，心怀不满，通常以“影响了经济发展了噢”的反对语言最多，其最大的心愿就是这场斗争最好同样是个“过场”，打几下就赶快收手，期盼能为自个儿留一块还可以敛财的空间。一种是别有用心者（包括海内与海外），惟恐这 “大手笔治乱”的民心工程太得民心，治理之后会出现社会的和谐安宁，自己蓄谋已久的“惟恐天下不乱”的计谋落空，于是总会找出些牵强附会的理由，指责正义之举的这样不是、那样不是。

    第一个二就是：二个担心，一个担心打黑除恶对地方的经济建设有影响。现在各地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服务和优惠政策都差不多，比的就是软环境。在实施打黑除恶和反腐倡廉之后，重庆经济发展迅猛。2009年上半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104.7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8年同期增长 15.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吸引了外来投资。近日，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成功促成了惠普在重庆投资建设2000万台笔记本基地。根据惠普的生产计划，到2012年，该基地生产的外销笔记本电脑产能将超过2000万台，产值将超2000亿元人民币。

    二个担心打黑除恶对政府官员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的威信降低。想来并不奇怪，一个足以刺激诸多“敏感”神经的重大“民心工程”，说到底，实质是我党一场扶正驱邪的严肃政治斗争。倘若不生出些这样那样的非议，那早就没腐败可打了！中国的天是人民的天，这天是不会因为几个黑恶分子和腐败分子的反对就会塌的！所谓 “深水”其实不“深”、所谓“敏感”其实不“敏”，说白了，不过就是因为已经触及到了一些“重要既得利益圈子”的“切身利益”了。以人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党的名义坚定不移地打黑铲腐，“深水”不过就是个“水凼”，全面实现社会的平安与和谐指日可待。

    第二个二就是：二个疑问。一个疑问就是文强之流后面还有没有后台，落网的怎么基本是副职？另一个疑问，就是难道只有重庆有像文强这样级别的大 “保护伞”，其他地方怎么就那么干净？或者有也只有类似四川那样的两个处长级别的“保护伞”。

    第一个一就是一个期待。绝大多数网友在回帖和在心里期待全国其他省市向重庆学习，不要让重庆“一枝独秀”，其他省市如果没有重庆的黑恶势力那样猖獗，那就站出来表态说当地治安状况是良好，社会是和谐的，人民是安居乐业的。

    第二个一就是一个困惑？舆论多认为与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并调“打黑英雄”王立军出任重庆公安局长有关。如同网民的喝彩那样，薄熙来书记和王立军局长在这次重庆打黑中的作为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其他地方怎么打？没有重庆这样的组合能成功吗？能打得这样彻底吗?我们更希望：打黑，能够走出历史上因人成事的“张集馨模式”；地方平安，能有制度化保障。（所谓“张集馨模式”，就是以“廉吏”兼“能员”的个人为主导的打黑模式，它主要是一种因人成事的模式，而不是一种有制度化保障的模式。）

    黑恶势力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实在太大。黑恶势力能存续长时间不被消灭，是不是需要找根源？一定要刨根究底严打保护伞，防止死灰复燃。要弘扬社会正气，让黑恶势力望而却步，才会让群众真正安居乐业。全国扫完黑后，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则是更大更头痛的问题，要有法律、道德和民主的长期培养。 ▲


阅兵“最牛车牌”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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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礼炮声响过，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飘扬。昨天10时05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宣布“阅兵开始！标兵就位！”期盼已久的阅兵式终于揭开红盖头。 “十年磨一剑”，威武而整齐的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一一以最崭新的面貌、最昂扬的精神展示在长安街上，呈现在中外人民的面前，激扬士气，振奋军威。

    10时10分，在军乐团的嘹亮乐声中，身着中山装的胡锦涛主席乘车牌号为“京V-02009”的国产红旗牌检阅车，匀速缓缓穿过天安门城楼、驶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红旗车右首插着一面小红旗，在和风的吹拂下轻轻摆动。

    受阅总指挥房峰辉在迎面的车辆上向胡主席大声报告：“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胡主席一声“开始”令下，6辆红旗车自天安门向东保持匀速行驶，一路经过天安门、王府井、东单。据透露，阅兵式上的检阅车队，前3辆是“八一”、央视、新华社的拍摄用车，第4辆是胡主席乘坐的检阅车，后面跟着的检阅车由阅兵总指挥房峰辉乘坐，另有一辆作为胡主席检阅车的备用。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身前四个话筒将胡主席中气十足的话语传遍了长安街，胡主席目光笃定，神情严肃。

    受阅部队精神饱满，排列着整齐的方队，激昂回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声音响彻天际，掷地有声。战士们身着多彩的新式军装，各式信息化装备井然有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蔚为壮观。

    10时20分，车行至东单掉头，返回天安门城楼。在返回途中，胡主席微笑着频频向受阅部队、观礼人群挥手致意。

    短短的20分钟，凝聚了60年的辉煌成就，也凝聚起全国人民一颗共同的爱国心。

    昨天的阅兵式后，最牛车牌“京V-02009”也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昨天的过节短信中，“最牛车牌”也成为不少“短信写手们”互致问候不可或缺的内容。

    胡主席的座驾一驶出天安门城楼，人们很快就注意到，这辆“元首级”轿车拥有红旗经典的前脸，显得典雅高贵，其车牌号更是引人注目的“京V-02009”。这一特殊车牌号迅速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

    此前，人们都知道，自1959年起，民族品牌红旗轿车成为国庆阅兵和重大活动阅兵以及礼宾活动的专用车，沿用至今，每次车型及性能都有大幅度的升级。而此次大阅兵，具体哪一款红旗车型将亮相却因演练中披挂伪装而一直保持神秘色彩。

    此次亮相的新红旗阅兵车是以红旗HQE为原型，改良前脸，保留了老红旗的风貌，可以说集现代和经典于一体。

    最令人赞叹的是，该检阅车由纯手工精心打造，站车高度固定，不可升降，完全根据首长身高量身定做。检阅扶手，则有80毫米的上下高度调整量。 ▲


胡锦涛着中山装　台媒：既革新又有传承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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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首度穿中山装主持阅兵大典，既有革新却又不失传承意味，可说用意深远。

　　中评社香港2009年10月2日电／国家主席胡锦涛1日身穿深色中山装，主持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台湾今日新闻报道，胡锦涛是中央军委主席，首度穿中山装主持阅兵大典，既有革新却又不失传承意味，可说用意深远。

　　报道说，这种把立领改为翻领，并加上4个对称口袋的服装，既然名为中山装，当然跟孙中山有关。因为彰显政治传承的关系，中国许多政治领袖如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经常穿着中山装。

　　西方媒体多不识这个“政治图腾”的起源，后知后觉，只看到毛泽东一天到晚穿着它，所以英文里都称它为“毛装”（Mao　suit）；中国本身却从未有如此称呼。日本人则称它为“人为服”。而英国一项展览曾展出“十套影响世界的服装”，“中山装”亦名列其中。

　　有关中山装的创作起源，最普遍的说法，它是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服。孙中山1902年在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时，委托河内一位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立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又将立领服的三袋改为四个，可放笔记、纸笔及工具等东西，以方便学习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孙中山以中国地方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证指出1916年时，孙中山委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

　　据了解，孙中山曾阐述“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颗钮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在领口（钮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个钮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

　　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这个故事，在大陆著名连续剧《走向共和》（满清末代王朝）的大结局里亦有提及；设计“中山装”的场景是在中国国内。还有一说法是，1919时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但这种说法惹起不少反弹。 ▲


美国《时代》周刊讲述中国60年巨变---通往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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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09/27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9月28日文章(提前出版)，原题：通往繁荣之路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60周年之际，看上去它有许多值得庆贺的地方。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勤劳的国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已成为科学技术的全球创新者，并且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中国在外交上享有尊重，拥有一支日益现代化的军队。它与邻国及所有大国和睦相处。中国的准国家资本主义与半民主威权主义相混合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发展中国家的注意。

　　中国的车轮滚滚向前。过去30年来，笔者每年都要到中国访问或居住，得以亲眼见证中国的巨变。当1979年笔者第一次到中国时，“文化大革命”的残余尚未消失。接着到上世纪80年代，我目睹了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的大爆发。

　　纵观中国过去60年，其表现毁誉参半。尽管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所暴露出的差距和矛盾同样触目惊心。在许多领域，中国的每一次改革都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前路依然漫长。

　　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是否要现代化———而是如何现代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进行了种种经济试验，对增长起到了些许促进作用。但这一切使得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和东亚。直至1978年主张改革的邓小平与陈云上台后，中国的经济道路才开始转向。30年后的今天，世界见证了这种转向所造就的非凡成果。中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不久前还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日本，到2020年可能超过美国。

　　经济的急剧增长也造成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严重，中国还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中国的增长充满活力，但其结果也是好坏参半。犯罪和腐败仍是严重问题，而城市难以为大约1亿的庞大“流动人口”提供基本的服务。收入差距如今正逼近世界最高。中国再次变成了一个等级社会———而这恰恰是毛泽东当初想要铲除的。不过，鉴于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规模和本质均属前所未有，中国的相对稳定值得称赞。

　　6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完全拥抱了全球化，并且以基本积极的方式跃上世界舞台。在一些中国毫不熟悉的地方(比如拉美和中东)，它如今都拥有利益和影响力，并且享有日益上升的国际声望。北京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世界强权保持了良好关系。中国已经改变了其亚洲的地区外交，在非洲发挥作用，及远比以前更为深入地参与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中国曾经回避多边机制，认为它是西方的某种阴谋。虽然如今北京仍有选择地参与全球多边机构，但广泛的趋势是积极的，它正走在对国际社会加大贡献的道路上。

　　中国及其体制存在软肋和挑战，而学者对该国的看法不乏否定和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艰难走过了60年，克服了各种严重的国内危机、边界战争和国际孤立。其力量和适应力一再为外界观察家所低估。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仍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矛盾的国家———这一点将使中国问题观察家和中国人自身继续不停地猜测这个国家的未来。 ▲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戴维·香博 汪析 )


美国介入扁案 打什么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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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2  作者: 林淑玲   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司徒文前天拜会“法务部”，向“法务部长”王清峰表达国外对扁案有不同看法，蓝委痛批美国干预，王清峰则说没有。“法务部”的回应很正常，司徒文的举措则很不寻常；美国外交官一言一行动见观瞻，华府关切扁案，到底打什么算盘？

　　司徒文8月底才到台湾履新，他的“拜会之旅”优先选择“法务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讯息。根据王清峰转述9月30日与司徒文会面的内容，她是表达希望台美能签订引渡协定，把逃亡在外的重大嫌犯如黄芳彦、王又曾等人引渡回台。若是如此，“法务部”有求于美国，王应该是主动拜会AIT，怎是坐待 AIT新处长登门，才提出台湾请求事项？根据王的说法，司徒文主动拜会除了谈扁案，似乎也没谈别的。

　　绿营在扁案发生后，很努力地到美国“告洋状”，接触了许多智库学者和国会议员，美国纽约大学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卖力援扁乃其中代表作。至于美国行政部门，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对扁案发表意见，司徒文拜会“法务部”是美国政府第一个表态动作。美方挑选的时间点也很特别。

　　◆ 第一、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9月底继续被裁定延押3个月，绿营再度积极展开营救行动。

　　◆ 第二、扁日前才委托律师控告美国政府，自称在任内接受美国军事政府命令行事、台湾迄今仍在美国军事占领中，争取到美国出庭，要求美国政府营救他。

　　美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的敏感之举，令外界连想到以下几个可能：

　　◆ 第一、美国仍未放弃两手策略，以扶植台独势力来牵制马政府及中国大陆。华府表面上肯定马英九上任后改善台海关系，但对两岸关系过度密切仍有疑虑，陈水扁是独派指标性人物，华府不乐见看到扁垮台，乃至民进党因扁案垮台，致使马政府缺乏制衡力量。

　　◆ 第二、陈水扁在控美案中声称，他任内是“在台湾代理美国执行官”，并宣称他接受AIT处长许多特殊时机的指示，甚至会抵触与干扰他担任“总统”时的决定与决策。扁虽未举出实证，却隐含着进一步爆料的预告。扁若抖出更多细节，对台美关系、美中关系，甚至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布局都会有影响。

　　扁提出控美案，内容固然荒诞不经，却夹带着要胁美公营求他之意。AIT司徒文此刻拜会王清峰，与扁的控美案遥遥呼应，相较于蓝营、名嘴热中评论，民进党及扁系人马闷不吭声，耐人寻味。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认为，扁一旦获释，不排除会向AIT寻求政治庇护，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换言之，扁任内虽因冲撞大陆，让华府头痛不已，但现在的战略情势已截然不同。扁如今之于华府仍有一定的价值，不过美国要打“扁牌”也有其风险，毕竟扁家巨贪不见容于国际主流社会，为挺扁而粗鲁地干预台湾司法不利于美国形象，华府也会有另一股压力。来源: 中评社 ▲  


海外译文：中国成功背后的八条理念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159&msg_id=38

纽约时报引述观点。

北京正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那些在意识形态倾向上并不认同一个自以为是的“共产党国”的人，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个庆典而感到不爽。

但还是很有必要客观的来看待中国，观察是什么让她在一个时代内，从一个被贫穷困扰的国家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北京（消息）：

北京正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那些在意识形态倾向上并不认同一个自以为是的“共产党国”的人，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个庆典而感到不爽。

但还是很有必要客观的来看待中国，观察是什么让她在一个时代内，从一个被贫穷困扰的国家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作者认为，中国如此引人注目的成长背后，确实有大理念在驱动。有以下八点：

◆ 1、从事实中寻找真相。

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观念，就像邓小平（他相信事实重于意识形态教条——无论来自东西方）的信条，事实应该是评判真理的最终标准。北京通过对事实的检验，得出结论：无论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还是西方的民主国家模式，都不能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且民主化通常都是跟随现代化而不是领先于它。因此北京从1978年决定探索她自己的发展之路，通过务实，试错的方式发展它庞大的现代化计划。

◆ 2、民生为首。

北京通过消除贫穷加强基本人权来践行着这古老的中国管理理念。这个理念为中国在一个时代内消除了4亿赤贫人口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铺平了道路。

在西方所提倡的人权问题方面——特别集中在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历史上的疏忽。这个理念也许能够对世界贫困方面做出长久影响。

寻一个现代化的整体战略。这让中国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总是能够建立一个清晰的关于优先性和连续性的方案，重大和困难的改革总是跟在容易的改革之后。而与平民主义相反的，目前短期政策在世界很多地方流行。

◆ 3、整体思维的重要性。

因为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从198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追寻一个现代化的整体战略。这让中国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总是能够建立一个清晰的关于优先性和连续性的方案，重大和困难的改革总是跟在容易的改革之后。而与平民主义相反的，目前短期政策在世界很多地方流行。

◆ 4.、政府是一个必要的优点。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代总是伴随着一个开明且强有力的政府。与美国认为政府是一个必要的缺点相反，中国的改革是被一个开明进取的政府领导。与戈尔巴乔夫（抛弃了他的旧政府并创造了新的帝国暴政）相反，邓小平成功的让中国旧政权从追寻毛泽东乌托邦般的共产主义改变为对现代化的推动。

中国政府，尽管有微瑕，仍然能够在实现现代化这个艰巨的任务方面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比如推进银行改革，发展新能源，全球经济危机中的经济刺激。

◆ 5、好的独裁统治优于民主化。

中国摒弃了陈旧的民主与独裁的非此即彼的理念，把握住了政权的本质，包括它的合法性，必须能够被其宗旨所界定，也就是，好的统治要根据它能带来什么来验证。  

◆ 6、合法的执行。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北京的行为，尽管不总是正确，却总是能够合法的通过整个政治阶层执行。一些考核标准正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例如消除贫穷，日益的改善环境等。

◆ 7、有选择的学习和适应。

在中国，从他国学习是受到重视的，这代表了一种现实的文化。中国发展出一种重要的能力——有选择的学习和适应新的挑战，就像她接受了IT行业的革命并做得不错。

◆ 8、民族大团结。

北京在一个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复兴了这一古老的儒家理论。摒弃了西方式的敌对政治，北京致力于强调不同群体的公民利益，通过尽可能快速的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网络，缓解了社会紧张局势。

中国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例如反腐败和消除地区差异。但北京更适合继续发展以上那些基本的理念，而不是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因为那些理念明显有效并且与中国的现状和独特的传统政权文化结合得相当好，这文化是数千年的20多个朝代（很多朝代的年限超过整个美国的历史）的遗产。

当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从西方学习的时候，也许现在对西方来说也正是好时候，运用邓小平的著名格言，为了自己的利益“解放思想”更多的了解和学习中国的理念，尽管现在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这不但能够避免更多的从意识形态驱动上对中国这个有着自己文化且很重要的国家的误读，并且能够集合全世界的智慧面对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文化冲突的挑战。

张萎萎是日内瓦学校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现在在清华和复旦做访问学者。他是1980年代中期为包含邓小平在内的党国领导人做过资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