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共谈党内弊端更客观 仍缺制度保障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8586

      2009-9-29  作者: 于泽远  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中共党内弊端和腐败现象的描述，表明中共高层已深刻认识到面临的危险，并试图通过体制改革应对危机，在反腐思路上也传达出从传统的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过渡的信号。

　　中国官方前天全文公布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有关分析人士指出，决定对党内弊端的描述比以前更加客观，但解决这些弊端的措施显得过于原则，仍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

　　决定承认：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解决。

　　决定呼吁全党必须牢记，中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的反腐败，决定强调要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推进公务消费和公务接待制度改革。

　　决定誓言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同时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加强工程、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司法等领域专项治理，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与以往的全会决定相比，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中共党内弊端和腐败现象的描述更为客观，表明中共高层已深刻认识到面临的危险，并试图通过体制改革应对危机，在反腐思路上也传达出从传统的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过渡的信号。例如决定宣布将扩大党代会常设制试点，以制衡党委常委会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这将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和监督权力。

　　但限于种种利益纠葛和矛盾，决定没有在制度反腐方面提出重大措施。例如决定没有提到被认为是“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只是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个人事项。事实上，这种报告制度已实行了10多年，但由于报告内容只限于上级领导掌握，不对公众公开，报告内容是否真实缺乏有效验证，很少有官员因报告个人事项而被发现腐败，报告几乎形同虚设。

　　决定还要求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在党代表大会中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等等。

　　有关学者认为，决定表达了将在干部选拔中引入更多民主因素的意愿，例如党员和群众推荐领导班子成员、领导班子直接选举等，但这种推荐和直选目前仅限于中共基层组织，即乡镇以下组织，而且还处试点阶段，县市以上党委的组成和权力运行仍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来源: 联合早报 ▲


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http://www.zaobao.com/yl/yl090929_001.shtml

（2009-09-29）● 郑永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 “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　作者 ●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草根将主导中国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lx090929b.shtml

 　(2009-09-29) 今天（9月29日）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

    一是有文革的教训；

    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

    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

    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除了体制内生惰性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外，作为1980年代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的知识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这样，在缺失关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先生总是非常敏锐，这一次，他依然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中国知识群体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出路。中国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需要知识群体，但并非完全依赖知识群体。与3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强人垄断思想创新权而知识群体垄断公共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经解体，草根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思想文化自主性和公共话语权，他们将扮演下一个甲子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锋甚至主力！

　　首先，在经济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下一个甲子里，思想解放已经不可能是“知识群体鼓动-领袖总结-统一思想”的模式，思想博弈将常态化，思想解放将在不间断的思想博弈中实现，而且将不再以统一思想的方式来实现，主流思想将在与非主流思想的持续竞争中体现自己的说服力。

　　其次，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储备了数以千万计的具有思想解放参与能力的草根。这个庞大的基数决定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一个不可能被少数人垄断，也不可能被少数思想垄断的场域，是一个能够产生空前思想文化能量的场域，是一个能够左右社会发展方向的场域。

　　第三，这些数目巨大的草根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触角蔓延到大地的各个角落，能够比较充分反映社会的需要，反映广大人民的需求。1970 年代末的公民只能用沉默的或者偷偷摸摸的方式（比如小岗村村民）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的公民身边遍布可以为他们发声的人，他们是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写作和表达的“公民记者”、“志愿记者”、“业余文化人”、“草根思想家”。

　　第四，草根有价值立场和阶层倾向，但草根没有知识群体那种体制制约和经济利益牵绊，他们比知识群体更超越，更能够真正关注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看看各个论坛里那些没有任何名利收益的草根写作者，他们关注的广度、站位的高度、思考的深度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职业知识群体！

　　第五，半独立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为草根参与思想文化建设，推动思想解放提供了关键的平台，世界各地的最新经验表明，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变革的前沿阵地。

　　站在草根的立场上，我对中国下一次甲子的思想解放抱有信心，相信草根能够改变中国！

　　陆英九，北京 《联合早报网》 ▲


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潜伏八年寻找拉登
http://news.sina.com.cn/w/sd/2009-09-15/1604186558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5日  青年参考

　　据英国《泰晤士报》9月9日报道，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派遣了数十名中情局（CIA）特工，深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瓦济里斯坦地区，搜寻有关恐怖大亨本·拉登行踪的线索。现年39岁的阿特·凯勒便是这些特工中的一员，他每天藏身于CIA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秘密基地，从各方传过来的情报中搜寻有关拉登藏身地的信息。

　　尽管CIA为抓捕拉登下了如此大的力气，但拉登除了不时通过录像现身，号召追随者进行“圣战”，反抗美国的“暴政”外，依然“神龙见首不见尾”。

　　1．抓捕拉登的行动没意义？

　　美国中情局特工阿特·凯勒坐在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地区一栋破旧的大楼里，紧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认真审查每一个被侦听的电话、每一张航拍照片、每一条当地普什图线人送来的情报，想要从中发现有关恐怖大亨本·拉登藏身之地的线索。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向拉登可能的藏身地——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瓦济里斯坦地区，派遣了数十名中情局特工和特种部队士兵，希望找到拉登的藏身地，39岁的阿特·凯勒便是其中的一员。

　　凯勒藏身的那栋旧楼是中情局设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秘密基地。瓦济里斯坦地区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因此，凯勒多次想外出寻找拉登的下落，但他的巴基斯坦籍助手不让他冒这个险，因为他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特征，走在外面实在太显眼。

　　但在这栋旧楼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里的条件太差，就像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一样，所以特工们称它为“肖申克”。《泰晤士报》记者采访凯勒时，“肖申克”里的发电机坏了，房间内异常闷热。由于水土不服，凯勒饱受病痛和食物中毒的折磨，多年的特工生活让他身心俱疲。此外，他还要担心在美国家中因患癌症而生命垂危的父亲。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凯勒时常问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1998年2月23日拉登发表声明，号召每一个追随者“行动起来，袭击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此后11年，除了偶尔在录像中露面外，拉登依然神龙见首不见尾。这让凯勒不禁产生疑问：自己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2．用“猫王”的名字给拉登起外号

　　此前，中情局一直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联手搜捕拉登，后者雇用当地情报员搜集线索，但这种联手行动的效果一直不理想。中情局中的许多人对三军情报局并不信任，认为该局同瓦济里斯坦地区的普什图人有着种种联系，而在中情局眼中，普什图人将拉登当朋友。

　　凯勒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巴基斯坦的。当初他自愿加入搜索拉登的小组，来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主要据点——瓦济里斯坦地区，尽管他不会说中东的语言，对“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也没多少了解。

　　2006年，凯勒被任命为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当时，美国政府将物资投入重心转到伊拉克，搜捕拉登的人手逐渐紧张，中情局只得将一些已经退伍的老兵召回前线。

　　如今，凯勒已离开中情局，在新墨西哥州的家中当起了自由作家。他的继任者是一名会说普什图语的65岁特工。这名特工自9·11事件后一直在搜寻拉登的下落，每年有约8个月在中情局设在巴基斯坦的秘密基地里，寻找有关拉登藏身地的线索。

　　“多年来，这些家伙一直在寻找拉登的下落，”凯勒说，他将搜寻行动设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总部称为“中枢神经”，其他类似“肖申克”的散落在巴基斯坦各地的秘密基地，是行动的“触手”。“我负责的这个基地的工作之一，便是将那些情报老手请回来。这些家伙，不管年龄多大，只要愿意在‘肖申克’ 这样艰苦的地方工作，我们统统欢迎。”

　　凯勒和同事给拉登起了个外号叫“埃尔维斯”，之所以给他取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相同的名字，凯勒表示，是因为拉登向来神秘，偶有露面，必令全世界震惊，这同“猫王”震惊四座的舞台亮相有相似之处。

　　 3．搜寻拉登风险高

　　凯勒说，在“肖申克”中，中情局的特工们可以通过电子拦截、无人驾驶飞机拍照，以及普什图族线人提供线索等渠道获取情报，但巴基斯坦方面禁止这些特工离开这栋大楼，除了因为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很容易成为“基地”组织袭击的目标外，巴方更倾向于雇用普什图人搜集情报，并由巴政府监控所有的搜捕行动。

　　“我们执行的搜索任务，完全是在电脑上进行的。”当凯勒要搜索一个目标时，必须先联系一名当地的普什图人，再由这个普什图人前往指定的地点搜集情报。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一次，中情局雇用了一名普什图人去打听当地有没有“关于阿拉伯人的消息”。几天后，这名线人的尸体在路边被人发现，头被砍掉，衣服上写着“这就是间谍的下场”。

　　凯勒表示，搜寻拉登的工作除了有很高的风险外，还非常枯燥，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刺激。“（这些特工的）离婚率非常高，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许多时候，你坐在电脑前，读着各种材料，你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是吸引那些老特工重回前线的魅力——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你能心甘情愿地去打保龄球吗？”

　　4．拉登用“土办法”对付美国高科技

　　近几年，美国虽然已击毙多名“基地”组织高层，还将拉登的悬赏金额提高到2500万美元，但拉登仍然不见踪影。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9·11事件后强硬地表示，要用各种办法将拉登抓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直到他卸任，也未能完成这个心愿。

　　布什所说的“各种方法”，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卫星定位、巨型计算机及声音识别技术，让中情局很容易锁定目标。恐怖分子即使隐藏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用陌生的电话号码通话，只要其声音特征被记录下来，监听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将目标的通话截获，卫星定位技术可以迅速锁定目标的地理位置。

　　除了以上技术，美国还出动了“捕食者”遥控侦察机和“死神”无人攻击机，部署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基地”组织活动频繁的地区。

　　据称，美军在“死神”无人攻击机上，安装了名为“死光”的尖端武器，这种只有鞋盒大小的武器采用了尖端的化学和生物技术，应用了当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传感技术等，可在几百英里之外“听”清拉登的声音，“闻”到拉登的气味，并发起导弹攻击。

　　然而，美国至今没抓到拉登。凯勒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拉登藏身于山区，他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各个村庄之间不停地更换住所，而且从来不用电话，个把月才和手下联络一次，用的是原始方法——派信使送信。这就给卫星定位带来了困难，因为卫星要接收到电子信号才能将目标定位。

　　另外，拉登每次转移到新的村庄，总会有保镖跟随，他还用重金收买当地的部落首领，从而成为这个村庄的客人。

　　凯勒认为，当地的警察应该知道拉登的下落，但是，即使有人想出卖拉登，也不知道向谁透露情报才是安全的。

　　5．拉登早已不在人世？

　　抓捕拉登的行动是建立在拉登仍然活着的前提下，但此前全球许多媒体报道称，拉登很可能早已不在人世。9月11日，英国《每日邮报》再次刊登文章，重新阐述这种观点。

　　在《奥萨马·本·拉登已死7年美英政府为继续反恐战争隐瞒真相》一文中，《每日邮报》认为，拉登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便死亡。报道称，今年年初，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吉洛·科迪维拉指出，拉登早已不在人世，“‘猫王’活着的可能性都比他大！”科迪维拉表示，9·11事件后，有关拉登发表“圣战”号召的录像时而出现，但这些录像里的拉登十有八九是假的。

　　“在一些录像里，拉登的鼻子是鹰钩鼻，而在另一些录像里，拉登的鼻子短而宽。此外，他胡子的颜色及式样也不尽相同。”科迪维拉说。

　　美国杜克大学宗教研究系主任布鲁斯·劳伦斯认为，近几年录像中的拉登是假的。经过研究，劳伦斯发现，拉登在最初公布的录像中，经常谈及先知穆罕默德，显示他严格遵从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与习俗，而之后公布的录像及录音资料中，拉登的谈话及做派越来越“世俗化”。比如，在一段录像中，拉登的右手赫然戴着一枚金戒指，而瓦哈比教派的教义禁止信众戴类似的首饰。

　　加利福尼亚大学克莱门特神学院名誉教授戴维·格里芬，在最近出版的《奥萨马·本·拉登生死迷局》一书中，指出了拉登确切的死亡时间、地点和原因：2001年12月13日，在阿富汗托拉博拉山区，拉登死于疾病。他的追随者在他死后不到24小时便将其下葬。格里芬称，美国政府早已知道拉登不在人世，但为了使对阿富汗的轰炸“师出有名”、继续反恐战争，便向全世界隐瞒了这个消息。 ▲


扫黑局长王立军：从警二十多年做事雷厉风行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9-14/17161864776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14日  中国周刊

扫黑局长王立军：从警二十多年做事雷厉风行

王立军和他自创自题的《从政自鉴》诗。供图／新华社辽宁分社 郑东鸿

　　扫黑局长王立军

　　因领导警队掀起扫黑风暴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成为舆论的焦点。而纵观其从警二十多年的风格，此次凌厉的扫黑行动，也似乎顺理成章。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辽宁、北京报道

　　搜索一下“王立军”，第一项是他的简历，第二项是：“王立军的妻子怎么死的”。

　　这是社会上一直存在的一个传言：他因为打黑过严，被迫与所有亲人断绝往来，每天枕着手枪和防弹衣睡觉；妻子女儿惨遭黑社会残杀，还把录像寄给他看……

　　随着重庆爆出一条又一条打黑除恶的重磅新闻，这段传言一时“脍炙人口”。

　　其实，这传言早在王立军还在东北任职时就有了。随着他从一名普通警察变成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随着他打掉一个又一个黑帮，受一次又一次伤，直到现在。

　　外号和长相的反差

　　今年49岁的王立军是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太阳升起”，“巴特尔”是“英雄”。1999年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上映，主人公便叫“乌恩”。

　　因为当警察，他获得了另外一个外号：“王彪子”。在以直白爽朗着称的辽北方言中，“彪子”这个词，带有一股强烈的惊叹和担心。

　　自从去年6月份调任重庆以来，王立军确实一直在被惊叹和担心。

　　2008年7月10日，重庆警方开始“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80天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逮捕9527人；

　　2009年1月9日，上千名军警乘坐专列携带火箭筒，一举打掉4个地下造枪工厂，抓捕数十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各式枪支58支；

　　2009年7月21日，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因涉黑涉恶被抓捕。随后警方向社会公布67名涉黑犯罪嫌疑人照片和罪名；

　　最后，8月7日，曾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落马，再次印证了王立军这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锦州空降而来的“打黑局长”，并非浪得虚名。

　　然而，王立军本人的长相，却并非一个符合这类外号的粗蛮之人。

　　创作《铁血警魂》的着名公安文学作家周力军回忆：他第一次去采访王立军时在办公室等候，忽然觉得“天一下子黑了”。一回身，一个近一米八的壮汉站在门口，边走边朝他伸出手来：你好！此举令屋里的空间都“一下子变小了”。

　　不过，走近再看，高大的王立军却给周力军另外的印象，“戴个近视眼镜，脸挺白。说话一点也不高声大嗓的，而是文质彬彬。特别儒雅的感觉。”后来他知道，王立军在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都有研究。

　　王立军主政五年多的锦州市公安局，在一楼曾经设置有一面背景墙，党委班子成员每人写一个“法”字镶在上面。王立军的“法”字写得最好。他还牵头成立了“文化警察沙龙”，在食堂拐角处设了一个读书角。

　　现在，王立军正在指挥重庆市公安局，在公安局大院里建设一条140米长的读书长廊，用于警察免费读书和喝咖啡之用。

　　东北打黑

　　王立军从警是他自己争取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他成为辽宁省铁岭市下属的铁法市商业局一名职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警方让他担任义务治安员。他把年轻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带着他们每天用业余时间巡逻，比真警察还勤奋。这件事让他出了名。1984年4月，铁法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聘警察。他如愿以偿了。

　　其时，王立军只有初中学历，但他一直很注重“充电”，从中专、党校一直进修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再到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EMBA班。现在的王立军已经是教授、研究员和著名法医专家。

　　在铁岭任职近二十年，王立军从一名普通民警成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打掉了铁岭市的4个黑社会团伙，自己负伤达20余次。那个“妻子女儿惨遭黑社会杀害”的传言，就产生在这一阶段。

　　至今，王立军的博客开篇语仍是：“战友们，同志们，假如我牺牲了，不要落泪，不要悲伤，警察的职业就意味着牺牲”。

　　其间，另一场打黑经历令王立军声名远扬：2002年秋天，他奉命奔赴辽宁盘锦，一举打掉6个涉黑涉恶团伙，并将22名充当保护伞的公安民警绳之以法。其中不乏分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

　　王立军在铁岭任职时，有关部门指定将震动全国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关押在铁岭；后王立军调任锦州，又指定将刘涌调至锦州关押。后这一经历被传成“刘涌集团就是王立军打掉的”。

　　2008年6月，王立军从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的位置上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现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在眼下进行的重庆打黑作战中，王立军使出了他在盘锦练就的“独门秘技”：律师提前介入。

　　律师提前介入，意为在办案时，警方邀请一些律师进驻专案组。在侦查工作初步完成后，对案卷进行检查，对罪名和证据链条予以逐一核实。

　　“警察办案的时候都是粗线条，难免有些疏漏的成分。”刚刚从重庆返回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辽宁分所合伙人，51岁的女律师王蕴采说，这样往往导致日后检察院将案卷退回，说罪名证据不够，要求补充侦查；在诉讼阶段也容易被对方律师找出漏洞。“王局长说：我们提前介入，可以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检查这个案子，避免警察重复劳动。”

　　这次找王蕴采来协助办案，是王立军亲自打的电话。这些年来，每逢春节，王立军都会给律师打电话问候。

　　不按常理出牌

　　让王立军传奇之名日盛的，是他的一些未必通情达理、却富于成效和侠气的举动。

　　在铁法市任职时，王立军在当地的人力三轮车夫当中拥有无上的威望。这些人有不少是下岗工人，经常被当地地痞欺压、敲诈。王立军下令：下次当场抓到这样的地痞，不但要依法严惩，还要让他把兜里所有的钱掏出来，当场付给三轮车夫做赔偿。

　　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是：一天深夜，王立军下班徒步回家，有个车夫看出是他，赶紧蹬过来要送他；王立军一边推辞一边走，结果不出几百米，后边跟上来一串三轮车，足有十几辆。

　　做主管刑侦的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时，王立军有个口号：“跟我上”。他甚至要求法医在出事现场时，不许戴口罩和手套，理由是会“影响嗅觉和触觉”。他本人曾经亲自跳进齐腰深的水塘，抱出一具腐烂的尸体。

　　周力军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此时，他去铁岭采访王立军的事迹，怕被“蒙蔽”，经常自己跑到社会上找老百姓聊。在一家发廊理发时，他套店主的话，无意中说出自己是来采访王立军的。没想到对方当即表示：你来写王立军，理发钱就不收了。

　　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后，王立军所做的第一件不按常理出牌之事是：破案之后，给警察“扒皮”。

　　2003年5月31日起，锦州连发五起入室强奸杀人案，先后导致两死两伤。王立军宣布：启动破案后倒查责任机制。

　　历经两个多月的侦查，最终确定一名40岁的无业男子许贵柱为犯罪嫌疑人。此前，他曾有13年服刑历史。

　　2003年7月23日上午，锦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大会表彰破案有功人员。当天下午，锦州市公安局召开案件倒查责任追究处理大会，处分侦破这一系列案件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13名警察。

　　其中，负责许贵柱家所住区域的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民警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东北民间将这种行为称为“扒皮”。该分局副局长也被行政撤职。

　　处分的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派出所仅一百多米，而且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

　　对这一结果，有些警察则不可避免地觉得委屈，普通市民则大声喊好。

　　现在，网上对王立军铺天盖地的评论中，来自锦州的IP普遍一边倒地对王立军持溢美之词。

　　与两位司法局长的较量

　　2009年8月7日，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副局长、一级警监文强落马的消息被重庆市纪委证实，标志重庆的打黑行动进入一个高潮。此后，一部分重庆警察涉黑涉案被控制的消息才开始频繁见诸媒体。

　　文强，并不是第一个与王立军较量的司法局局长。十年前，王立军就和时任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海洲交过手。

　　王海洲大王立军15岁，王立军还是普通民警时，王海洲已经是铁岭市下辖的铁法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很长时间里都是王立军的上司。

　　1999年3月，铁岭市一名人力车夫状告王立军当街动手打人。最后，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王立军无罪。

　　“虽赢犹输”，这是王立军对自己这场官司的评价。

　　4个月后，王立军又被告上法庭，这次的罪名是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控告信甚至邮到了中纪委副书记手中。铁岭市纪委与辽宁省公安厅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王立军实施审查。结果是：控告信所反映的问题全部失实。

　　当年9月30日，已经从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市司法局局长的王海洲被逮捕。对他的指控是：王立军遭遇的数次诬告，他是幕后推手。有媒体称：嫉妒，是他这样做的动力。

　　由于王立军特立独行的风格，对他不满的人并非一个。在这次诬告风波中，另一名资格很老的县公安局长也曾指示手下参与。

　　“当时王立军一家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妻子都不敢在铁岭住了。”为王立军代理这一系列诉讼的律师便是王蕴采。最后，王海洲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赢了官司，并未给王立军带来多少振奋的情绪。他前后四次被调查、两次被立案侦查。公安部对授予他全国一级英模称号的审批，也被迫拖延到这些调查结束之后。

　　高调与封口

　　这段日子，重庆来了不少记者。然而，他们都比较失望。

　　王立军和他手下的警察没有一个正面接受采访，以不具名方式透露的信息也极少。“这几天，不少外地同行来我们这里，收获都不大。”当地一名跑公安的记者说。

　　这符合王立军从警的风格之一：工作高调，个人低调。他指挥的警队，经常爆出惊人之举，轰动一时；而其中的个人却异常低调，甚至可用“封口”来形容。成名二十多年，王立军鲜有接受媒体访谈。然而，他主政警界的风格仍是那么特立独行而严厉。

　　重庆警界感到的震撼与触动，也许才刚刚开始。

　　2009年7月27日，重庆市彭水县公安局一名治安民警携带私藏的猎枪去打猎，不慎走火造成他人死亡。此事被媒体爆出后，该县公安局局长、治安大队长等一系列负责人全部“下课”。

　　《中国周刊》记者在重庆采访时，当地一名分局政委拿出年终破案考评的数据给记者看。见记者并不太感兴趣，便说：“我知道你们以为是假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数据绝对真实。因为王局长一旦发现造假，分局负责人立刻撤职。”

　　“明显看得出：他们害怕这个局长，但是警察的精神面貌真的很好。”一位到重庆采访的记者说，“重庆市公安局有什么指示，重点抓什么工作，最基层最偏远的警务室民警都一清二楚，精神特饱满。”

　　在警界内部，对王立军特立独行的风格也颇多争议。对威权的控制和使用，是警察这个职业永恒的使命。而对谁用、用到什么程度，则是永恒的难题。

　　“他(王立军)把警察管得太死太严，见了他像耗子见猫。这样下去，对社会治安的长远不利。”一名老警察张肃(化名)的话，代表了一部分警察的看法。

　　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副教授刘冲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时代，个体民众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公权与私权的界线越来越分明。如何区分守法公民与犯罪分子，对警察的执法要求更加严格和规范，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王立军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代表他对自己所陷争议的态度。

　　当年那场诬告官司了结后，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记者采访他，他的回答是：“到目前，我什么也不能说。我觉得应该让法律去说，让老百姓去说。”

　　在这种刻意的低调下，那个传言，“王立军的妻子怎么死的”，更加被传得神乎其神。

　　《中国周刊》记者的多方查证，此事确属谣传。

　　王立军的女儿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唯一靠点谱的事实是：在铁岭上小学时，她的确经常因安全考虑而转学，后又由外公陪同去外地上学；王立军的妻子是一位很贤惠的女性，跟丈夫一样雷厉风行。王立军在铁岭时生病住了一次院，她嫌病房的地没擦干净，马上蹲下，蹭蹭地擦起来。 ▲


中国新甲子：在挑战中实现复兴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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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9年9月30日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发表专文《在挑战中实现复兴和腾升——新甲子中国发展战略思考》。作者表示：“未来一个历史时段（或曰近期和中期未来时间内），中国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能否以真正的政治决心、奋斗勇气和国务技能，非常坚决、认真并有效地大大缓解甚或接近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与伟大成就并存或交织的重大瓶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程，与自豪和庆幸感同样必要的是忧患意识、创新决心和奋斗精神。”文章内容如下：

　　认识挑战　迎接挑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经历了几番巨大甚或急剧的变化，其中虽有被历史证明的严重挫折和痛苦波动，更有同样被历史证明的伟大成就和辉煌进步，特别是共和国创立初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那些。除台海两岸尚需在中长期未来实现最终统一外，中国现在不仅是个内部统一和平、对外独立自主的巨型国家，而且经过近30年来的经济高速腾升和国际广泛参与，业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名副其实的少数主要强国之一。

　　然而在这时候，中国哲理和政治文化中一个非常悠久和睿智的理念大概尤为适切，尤须记取，那就是被新加坡中国学权威王赓武视为最传统的中国世界观要素之一的东西——“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回圈”理念。它的政治版本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是王朝回圈理念，即政治成功和繁荣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和倾覆。对带领中国取得近30年来伟大成就和辉煌进步的中国当代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在他们的心中必定相当重要和适切，特别是因为他们在改革时代以前中国的不良或错误治理中的个人经历，连同改革带来的充满困难的转变。这方面最近的突出表现，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如下话语：“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种意识和认识是警觉、忧患感、勤勉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一大保障，从而使中国争取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继续腾升的一大前提条件。

　　这首先意味着发现和正确认识重大挑战，并且积极和恰当地迎对它们。未来一个历史时段例如10年内（或曰近期和中期未来时间内），就中国的性质和面貌、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中国的世界影响而言，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能否以真正的政治决心、奋斗勇气和国务技能，非常坚决、认真并有效地大大缓解甚或接近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与伟大成就并存或交织的重大瓶颈问题，特别是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以及它们的一大共同原因——不健康和待转换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还必须准确辨识、积极应对甚而相对高效地利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或变迁趋势，它们当前由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最突出地表征出来。

当今世界的一个如下的关键问题与上述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密切相关，那就是中国的重大瓶颈与在美欧肇始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困局一起，昭示世界现在没有任何大国在为其本身的社会提供优良和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换言之，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都在于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它同时可以蕴含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世界的权势格局。这就是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从事的最根本竞争，中国一定要争取在这场竞争最终名列前茅。

　　同样与上述两个方面密切相关，近期和中期未来时间内，中国在与世界交往时面对另一大挑战，那就是在争取继续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防范、控制和消减全球化的越来越显着的负面影响，其中有些严重起来会是致命或接近致命的。2008年急剧爆发和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大风浪灾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变和调控“真空”。这场席卷全球的大风浪特别强烈地提醒中国，要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和更深刻地反思过去近二十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形成的也许最大的失误：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技术甚至投资场所（美国国债！）形成了那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过大依赖作为重大因素，加剧了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健康和国家状态的某种不健康。什么是依赖性？依赖性就是“敏感性”，甚至是“易受伤害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开始重视，在其中某些方面甚至开始高度重视和动手改革，同时也懂得不应当予以粗糙简单的对待。

　　同样为了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中国要有应对世界大局不无可能的恶性变化的准备，只要这种准备是适当的和绝非过分的。迄今的和平发展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有其颇为坚实的基础，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伟大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保障。然而同时，也应当看到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迁尽管巨大但仍然有限。权势政治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维度，领土——军事安全仍有重大意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坚强的国防意志仍是在军事强权和其他恶性势力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

　　中国需要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战，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端权势投射能力，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继续和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在加强国力方面一个头等重要、也头等紧迫的任务，在于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全面和大幅度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改善和建设，同时将这与坚持和发展和平负责、稳健进取的对外政策协调起来。在这个前提下，需要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上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并且准备在未来开始与美国进行特别有关军事领域的战略性谈判（包括军备控制谈判）。

　　一项与制度改革和政治文化改善密切相关的重要挑战，是笔者去年撰文呼吁的“草根对草根”，即解放思想，大胆容许甚而适当鼓励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集团。它们是各种各样大体忠于中国基本制度但是相对独立、同时有跨国活动空间和能力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团体。它们的应有效能和真正活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们的相对独立，为此就不能也不需责成它们有完全彻底的官方“政治正确性”。它们是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集团，但积极参与跨国公共活动这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政治新增内涵。中国政府需要在适当引导的同时，让它们在中国内外活动和发展，让它们为了中国的紧要利益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健康的关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特别是为之积极和经久地以正当的方式影响西方舆论、西方“公民社会”以及西方政府。能否积极和正确地应对这一挑战，关系到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包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的中长期成败。

    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心

　　中国在未来还将更深切、或许还更尖锐地面对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它们在中美互相依赖和多面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正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甚而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节节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战略关注。为此，中国需要认真思考、规划和实施相关的战略措施，包括中美两国未来真正的强国间战略谈判。

　　周边环境和周边外交永远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大侧重。近期和中期未来时间内，这方面的挑战首先在于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坚决争取并决心最终做到朝鲜半岛非核化，同时促使朝鲜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近几个月来朝鲜的行为，美国以及日本和韩国针对朝鲜行为和东北亚战略全局（特别是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和美国东北亚军事存在）做出的行为，连同东北亚战略形势相应发生的不利于中国的重要变化，都告诫我们必须更加从东北亚甚而东亚太平洋全局性的战略构造来看待和对待朝鲜问题。从中国的紧要国家利益出发，半岛非核化迟早必须做到，而从中国势将愈益增进的能力来说，半岛非核化迟早也能够或至少大有可能做到。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比过去更重视和更努力地减抑中韩两国政治关系中的实在和潜在阴影，正确处理两国间重要的争端、摩擦、不满或猜疑，拓宽双边友好合作。另一方面，要争取在可能情况下，扎实地提升中日关系的改善，确实和具体地拓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大致解决至少一个中日基本争端取得突破性的大进展，并且认真考虑和争取中日关系的更积极的中长期未来。中国还必须更积极地促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经济体制的创建和发展，同时争取开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

　　未来中国周边的突出挑战还在南海和南亚。要控制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就南海发生的争执，决不能让它们过于多发，过于激化，并且谨防中国多年行之有效的东南亚和平睦邻外交由此被大打折扣，谨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由于严重冲突而在以后多年严重不良。与此同时，在南海问题上要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特别是可能和合宜情况下要抢先确立有关的军事存在、行政存在和有效权威。

　　在南亚方面，中国一要积极和仔细地对付实在和潜在地愈益危险的巴基斯坦局势，着重于中国独自的在巴影响资源的开发和运用，辅之以可行、可靠的有选择的大国协作，二要在困难的条件下争取稳定甚而较大地促进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努力和耐心地争取消减中印间那些过头的战略猜疑、历史宿怨和战略/经济竞争可能性。对于有长远重大意义的中印关系不能掉以轻心。总之，在许多意义上说，周边是中国真正和持久地强盛的外部首要平台。

     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全球角色

　　在此，需要较多地谈论当今和未来中国在增进“国际责任”承担方面的挑战，连同与此密切相关的一大紧要问题领域——中国如何迎对全球性问题或曰全球性挑战。

　　相应于中国愈益增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如此的国力、国际利害关系和伟大强国抱负，中国在今后必须进一步大为增长国际责任承担，如果这样的承担：（1）不违背中国的紧要利益和基本能力，并且多少符合增大中国国际权势或影响的需要；（2）出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平等协商，而非出于后者的“指令”和逼迫；（3）与中国合理的国际权益的增长大致匹配。中国不仅要有关于和平发展的经常重申的保证，而且要有关于“负责任的崛起”的同样的保证——既依靠言辞宣示也依靠实际行为的保证。“国际责任”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一个首要关键字，也正在成为中国总的来说要予以积极迎应的一大挑战。不应忘记，中国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一般而言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责任承担或贡献将相应地惠及中国自身。

　　环顾当今，世界主要面对三大范畴的全球性挑战：经济方面、安全方面和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方面的。经济全球性挑战非常强烈地由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突现出来。2008年急剧爆发和迅速席卷全球的这场大风浪灾害性地展示了全球化的病变和调控“真空”。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使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金融复杂得极难准确认识、成功预测和有效调控，同时诱惑和便利了（借用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话）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优势的“部分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灾害浪潮中，各国大力尝试加强国家干预和国家监管，同时人们远比过去急切地希望通过多边合作去应对全球金融失序和经济跌落。

　　中国由于其急速增长以至对全球影响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分量，加上其世界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和巨额贸易顺差，成了在这方面被议论得最多的物件之一。中国已经对共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坚持继续巨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大力维持本国经济较快增长，否则美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会有甚至比现在更严重得多的困难。然而，已有的国际金融多边体制和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狭隘陈旧，不符合世界金融因中国崛起而来的实力和潜能分布变化；可是中国的非常审慎的战略文化显着制约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作为主角之一，积极主动地大力推进金融多边体制改革和创新。有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出于固有的谨慎，“当今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乐意在国际舞台上过多施展其分量”。与此同时，中国有国内经济压力和尚待转换的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们作为主要原因，导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问题缓解得过慢和幅度过小。

　　当今的安全全球性挑战主要是核扩散、跨国恐怖主义以及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等的人道灾难。中国在国际社会防核扩散方面已经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在朝鲜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上。中国近五、六年来为争取和平实现朝鲜非核化作的经久、艰巨和具有局部成效的努力引人注目，构成中国国际安全作用和国际政治影响增长的很重要一环。然而，大致从2007年年初开始，中国愈益显得不愿为朝鲜非核化而严重疏离朝鲜，以格外的毅力忍耐朝鲜的对华轻慢和其他不善态度。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面对的朝核问题形势由于朝鲜再次核子试验等危险行为而变得极端困难，半岛安全状态跌入2003年以来的最坏局面。如前所述，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安全处境因为朝鲜与美日韩两方彼此激荡的相关行为和军事安排而有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当适度调适过去对朝鲜的政策，对继续提供的中国对朝援助附带坚决和合理的政治条件，主要是对华友善、和平对外政策方向和非核化进展。

　　对于跨国恐怖主义，中国一贯持明确的坚决反对立场，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但同时坚持以有分辨地细致对待具体情势为主要特征的基本立场，与美国的“反恐普遍主义”有鲜明的区别。毫无疑问，在反恐方面，中国的首要矛头应当继续对准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恐怖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行为，这在乌鲁木齐发生骇人听闻的“7．5”恐怖暴乱、境外某些恐怖主义组织事后扬言要以中国为袭击目标的严峻形势下尤为必要。在此要与此相关地强调：必须吸取中国政府在 2008年“3．14”拉萨暴力骚乱和今年乌鲁木齐“7．5”恐怖暴乱中的教训，依法坚决和及时地有效履行任何政府的头号职责，即保护人民生命，镇压非法暴力；同时，中国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面对治标治本、反思和修改区域政策以维护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紧迫任务。

保持中国这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稳定和平意义上的“维护”从来就是中国漫长历史的一大主题，从来就是中国一大沉重和紧要的基本任务，也从来就是最好的中国传统之一。至于人道灾难范畴内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由于主要的有关事件在中国看来实际情势复杂，或外部干涉失当，因而中国从未参与有关的多国集体干涉行动，并且特别严厉地谴责北约的科索沃战争和明确反对就达富尔问题制裁苏丹。就中国未来在该领域的行为方式选择而言，中国将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对中国的境外军事介入自我施加极严格的限制这一传统——由中国的近乎不容变通的不干涉内政信条加强的一个传统——是否应当按照某些具体情势的需要予以修改。

　　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方面的跨国危险已经至少在言辞层次上成了被普遍公认的全球性挑战。环境恶化、资源可得性状态恶化和跨国健康威胁近年来被世界舆论关注的程度大为增进，它们在世界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尤其是环境恶化问题）急剧提升。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迅速地成为最显要的世界政治议题之一。然而，发展程度和社会状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首要关切差异、能力差异和经济结构区别，连同所有这些差别和所涉具体情势的高度多样化加剧的国际间义务分配、代价分配的复杂和困难，导致在生态、资源及公共卫生领域比较有效的全球性多边构造严重不足，而且在已有的此类构造中要达成重大的全球性具体协定总是困难重重。

　　特别与欧美有关公民社会集团和欧盟国家政府相比，中国是生态保护、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后觉者。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由于世界舆论的影响和国内同类挑战的强烈凸现，已经在原则上明确和坚决地认可大力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必要，并在较为接近力所能及的实践范围内做出中国的努力，同时开始并显着增进有关的多边主义参与。然而，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对一个根本两难——经济成长方面的眼前必需与生态和资源方面长远必需之间的紧张，而改革开放至今不平衡不健康的现有发展模式大大加剧了它。这与中国对西方的正当不满和中国较多特殊主义成分的政治文化及思维方式一起，反映在例如中国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和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问题的正式立场上，其要义在于：不能只看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而不看人均，不能只看问题的当今状况而不看它们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形成原因，因而必须坚持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基本原则的要求，不能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排放国之一的中国必须在缩小彼此间距离的方向上各自适当调整立场，否则全球多边减排事业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西方与中国之间也可能增添一类新的重大意识形态歧异或对立。

　　中国拒绝西方的某些很不合理的要求理所应当，否则中国的重大利益会遭到危害，国际公正原则也会受到损伤。与此同时，在符合公正原则和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中国增进自己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义务承诺也理所应当。特别是在减小国际贸易巨额顺差、更积极地致力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生态保护、更有力地从事国际防扩散这四个方面，增进的义务承诺和责任承担首先与中国国内健康发展和中国战略安全休戚相关。中国鉴于已经大为增长了的能力、利害关系和责任，需要改进某些相应的认识和政策。

　　结语

　　在中国目前已达到至少从鸦片战争直至前不久为止从未达到过（甚或难以想像）的国力高峰和世界地位高峰的时候，我们概览国内外瓶颈问题和重大挑战，理应并且确实感到前面的困难、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得异乎寻常。“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这是首先由中国巨大的人口、幅员以及地缘战略位置决定的一个经久的基本主题。中国在拥有很可能宏伟辉煌的前景的同时，面临重大和严峻的挑战；反过来说，不能大致成功地应对和克服这些挑战或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的前景就不会宏伟辉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程，与自豪和庆幸感同样必要的是忧患意识、创新决心和奋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