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国防部长梁光烈成都讲话的真实含义
http://topyl.com/bbs/thread-603669-1-1.html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成都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西南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方向，地位十分重要，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繁重。各级要牢牢把握提高国防动员核心能力这个根本，进一步强化保障“打赢”的意识，同步推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动员工作，使之共同服务于国防动员核心能力的提高。

    梁光烈强调，各级要认真总结参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等行动的经验，大力加强国防动员应急力量建设，建立健全国防动员综合保障机制，努力促进国防动员机制与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国防动员应急能力，为遂行应急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带动和促进应战能力的巩固提高。

    纵观中国周边大局，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虽然双方磨刀霍霍，动辄叫嚣战争，但由于周边大国林立，博弈频繁，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北部蒙古国奉行大国均衡战略，虽然随时对中国保持战略警惕，但不至于主动对中国进行挑衅，自寻死路，俄罗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需要借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全面复苏，因此也不会有大事；西部中国与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接壤，这些国家要么本国局势不稳、要么国势微小、要么与中国关系很铁，因此也不会觊觎中国；存在现实的战争隐患的唯有大西南和南海这个方向，特别是印度、越南这两个与中国有战争历史的国家狼子野心不死，对中国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寻隙而入。

    中国军方最高层首长参加大军区的国防动员会议本身就很不寻常，何况是在当前中国西南方向局势异常微妙之际，那就意味着这是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中国军方最高层发出的具有特定意涵的信号。今年以来，与成都军区所属地区接壤的邻国印度、越南频频对中国发起挑衅，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并扩充军备、整军备战、侵扰中国边境，有印度媒体近日报道，中印边防部队发生小规模战斗，越南方面也是屡屡购买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火，蠢蠢欲动；最近中国南部方向重要战略通道由于缅甸的军事冒险行动也出现不稳定迹象。梁光烈亲自参加成都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是首次以军方最高层名义对外发出的最明显、最严厉的信号，警告有关各方切勿误判形势，轻举妄动，以致与中方擦枪走火、形成对峙，酿成无可挽回的重大事变。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正在全力筹备建国六十周年大典，特别是国庆阅兵活动需要军方的积极配合。为营造国庆阅兵活动的良好气氛，正是中国对外展示和平的时候，但“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中国的和平愿望被某些国家利用，特别是中国的西南方向部分国家，趁机加大对我边境地区的军事渗透。而中国的传统友邦缅甸也不知轻重，加入了这个不和谐曲调的弹奏，对境内汉人独立政权果敢展开军事行动，有可能激发众多“特区”加强联合，使战火扩大，乃至爆发全面内战，使中国西南部边疆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毁于一旦，不仅威胁中国西南部的战略安全，而且对中国西南部的经济发展带来恶劣影响，进而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形成牵制。因此，在国庆前夕，中国国防部长就国家的国防动员亲自表态，说明中国重视西南部在我国安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将不会因为面临周年国庆大典而对周边的危机坐视不管，并且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只要是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的任何举动，中国军队都将密切关注并能够迅速进行战争动员，开展军事行动。除此之外，梁部长的讲话还透露了以下重要信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在国家安全上、在军事上历来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策略，中国在解放后的历史上参加的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次战争的始作俑者都不是中国，在美国、印度、越南等国的一再挑衅、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势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才被迫参战，并予敌痛击。特别是印度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行激进冒险政策，屡屡越过中印边境红线，向我战略纵深挺进，意欲非法占领我方国土，并且拒绝和平谈判，中国不得已对敌展开作战，将印军赶出争议地区中国领土；越南情形也差不多，黎笋政权亲苏反华，依仗苏联支持，屡屡在边境制造事端，邓小平果断决策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如果有关国家不吸取历史教训，一意孤行，铤而走险，中国军队随时奉陪，决战到底。这是对包括印度、越南等国的明确警告，对缅甸的警示意义也很明显。

    时候不到我不动，时候一到我必动。在对外战争问题上，中国对战争的时机十分看重。朝鲜战争是在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才正式出动的；中印边境战争是在中国对印度的单方面的军事挺进举动一再保持忍耐，直到他们的举动已经明显违犯双方达成的默契，越过中间红线，造成侵略中国的事实后，中国军队才坚决以绝对优势兵力予敌雷霆之击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由于对象是个小国，更要注意战争的正义性，因此中国在此问题上更是忍气吞声很久，乃至越南太岁头上动土，欺负人到家了后，中国军队才毅然深入越境，将越南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以致河内危急，举国惶惶。今天的印度、越南与历史上的印度、越南何其相似，印度在边境地区增兵10万，扩充战略武器，企图造成在争议地区实施统治的既成事实；越南也是大力从俄罗斯等国购进进攻性武器，与美国、日本等国眉来眼去，虽然表面上反对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私底下却暗通款曲，特别是在南海海域屡次行为过火，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缅甸政府军在中缅边境地区活动，战火随时有烧到中国境内的可能，最新报道显示，一颗炮弹今天在中国境内爆炸，导致一人死亡。种种现象，引起中国军队的忧虑，时候一到，中国军队将不得不动，中国的战争意志完全取决于敌人的疯狂程度。

    老虎一发威，就不再是病猫。有一句俗语叫“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中国军力号称世界前三强，绝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建国初期，美国曾经小瞧过中国军队，因此冒险进攻朝鲜，结果吃了大亏；中印边境战争前夕，印度方面也作出预测，认为中国鉴于其背后有苏联支持，因此决不敢战，结果却正好相反，中国一旦下定决心，就给予印度以痛苦教训，中国军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取得了对印战争的绝对胜利，中国军队后来主动退避三舍；越南也被越战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无敌，但在中国军队面前却脆弱不堪，连法国和美国军队都没辙的越南军队面对中国大军只有节节败退的份。中国军队只要树立敢战、必战的决心，一旦敌人不知进退，坚持挑衅，那么时机一到，中国军队就跃然而起，坚决迎战，并充分展示中国力量，将战斗进行到底，给敌人以血的教训。 ▲


中俄大型运输机及空中加油机合同处于停滞状态
http://mil.news.sohu.com/20090828/n266295475.shtml

2009年08月28日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汤恩浩 郭宣

　　分析指出，军售领域出现磕碰很正常，但不会影响两国军事合作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伊塞金日前表示，俄方将对中国是否仿制苏-27战机展开调查。此话立即成为“导火索”，引爆了俄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拷贝”俄罗斯武器的热潮。
与此同时，伊塞金的副手米赫耶夫也透露，中俄之间有关34架大型运输机及4架空中加油机的合同，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中俄军技合作中的磕碰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炒作中国“盗版”苏-27

　　8月19日，伊塞金在莫斯科国际航展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有关中国“仿造”苏-27的说法，并表示将对此展开详细调查。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有关中国战机在外形上“拷贝”苏-27是俄方的说法，“这可能是事实……这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外形’可能一样，但内部设置完全是另一个样。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查清这是否确实是（苏-27的）复制品。”

　　伊塞金的表态非常谨慎，也预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表明俄方并不肯定中国“复制”苏-27。然而，俄罗斯专家和媒体却“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而只是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复制”苏-27上，强调俄专家早就预言中国2013年前有能力实现对苏-27的“完全克隆”，但事实表明，“聪明的中国人” 把这一进程大大缩短了。

　　俄《新政治》网络杂志、《新闻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已经能够复制苏-27，称俄1995年向中国出售了200架苏-27SK战机的生产许可，允许中国利用俄罗斯战机配件生产J-11歼击机。但到2003年，中国只购买了95套J-11配件，余下的105套则拒绝购买。《新闻报》说，J- 11战机的国产化比重正在不断上升。

　　☆ 两国军技合作有摩擦

　　分析人士指出，俄媒体已不止一次地炒作“中国‘克隆’俄罗斯武器”的话题。《一周论据》周刊今年5月14日就曾报道说，中国军工业在过去15年里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现在获得俄罗斯武器后立即尝试进行模仿。除了自主研发苏-27的“克隆”产品，如应用国产发动机和雷达系统的J-11B歼击机系列，还试图生产自己的S-300防空系统以及舰载高射导弹发射装备和航空发动机。《观点报》也在4月22日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近年来，中俄全面合作不断加强，但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小的波折还是不断出现，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更是磕碰不断。

　　8月19日，俄国防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米赫耶夫公开承认，俄向中国出口伊尔-76军用运输机及伊尔-78空中加油机的合同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虽然该合同早在2005年9月就已签订，但是由于负责组装伊尔-76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厂无力执行俄方转来的合同，俄方不得不推迟交货时间，并试图将合同放在俄境内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飞机制造厂执行。可是，该厂根本无法在2010年做好生产的准备工作。

　　☆ 三大因素主导俄军火政策

　　其实，对于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俄罗斯军工企业向来是非常重视的。由于苏联解体后国防订单的缺失，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额订单，就成为了俄罗斯军工企业主要支柱。那么，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为什么还会时常出现摩擦呢？

　　应该说，这其中包括多种因素。首先，由于受历史政治条件及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俄军工体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在苏联时期，为提高军工企业的保密性和抗打击性，莫斯科推行“举国军工”体制，大型装备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苏联各地分散制造，这就导致俄方对出口装备的制造缺少控制力，无法如期履行与中国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就是证明。

　　其次，俄罗斯部分官员和民众，依然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因此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抱有深深的“戒备”心理。中国的国防需要更为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但俄方却始终有所保留，并在出口武器时对技术进行封锁，有时甚至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敲诈”，俄拒绝向中国出口10到12架苏-33舰载歼击机就是一例。俄方暗示，中国必须购买50架以上，否则就必须从零开始研制自己的舰载机。

　　第三，国际因素也影响俄武器出口政策。有分析认为，俄之所以宣布要对所谓的“中国‘克隆’苏-27”展开调查，是因为受到印度方面的外交压力。印度是俄最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而中国与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印度担心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战机对其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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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技合作摩擦不影响中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技术合作复杂而敏感，涉及的层面也非常广泛，所以出现一些磕碰在所难免。但就总体发展方向而言，这些问题不会影响两国日益深化的军事领域合作。

　　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持相同立场。此外，两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维护地区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不久前，中俄两国成功举行了“和平使命-2009”联合演习，中俄都对演习的意义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强调，俄方希望两国合作交流领域能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世界新闻报  (责任编辑：刘峰)


四大转型点中未来中国经济生死穴
http://www.chinaorg.cn/zggg/2009-08/28/content_5352174.htm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一（发展模式转型）

    半月谈8月28日报道（记者周清印）新中国6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到2008年我国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前瞻今后6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就这个全世界热议的话题，有“先思一步的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于今年8月23日接受了半月谈记者的访谈。魏杰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走到历史转折关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中国式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中凸显。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本身也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时间和程度不同而已。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这四大转型堪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生死兴衰之命门。

    ☆ 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那么，高成本时代将在多长时期内、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和发展大势？

    魏杰：过剩经济与高成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相继遭遇的两次大挑战。在新中国长期的严重短缺经济中，旺盛的市场需求拉动中国企业发展，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一大批企业被淘汰出局，遭遇到第一次挑战。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原来预计，这一时期在２０１５年到来，而根据各方面的统计观察，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足足提前了１０年。

    记者：为什么会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现和信号？

    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源瓶颈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成本低廉而体现比较优势，也即成本优势。但是，自2005年、2006年以来，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不断丧失，低成本时代宣告结束。而对此，中国企业普遍心理准备不足，应对无方，最终陷入困境，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记者：低成本时代一味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确实已走到尽头，应当终结。我记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国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并列为两个转变，当时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齐观。为什么中央早就看准的解决之道，却在执行中一直受到抵触呢? 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是政绩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这些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体制障碍。

    魏杰：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必须形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不仅要加强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稀缺程度，从而对资源高消耗的经济主体构成利益约束。

    记者：高成本时代的中国企业怎样谋求新优势呢？

    魏杰：企业应对高成本时代，无外乎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要从核心技术创新、非核心技术创新、资源性技术创新中，选择切合自身的技术创新路径，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资金，深化体制改革。

    另一条路线是通过企业自身的各种努力和改革创新，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的获得。如摈弃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挺进低消耗、低污染但附加值很高的产业，推动自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建新的增值、赢利模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如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各类服务业、玩具制造业等，这些企业主要应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非生产环节增值模式的调整来获得收益。

    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除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政府要调整哪些政策？

    魏杰：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如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此外，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选择时机适当减少税负。不过，企业也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会成本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压不下来的），企业自身的信心和行动更重要。

    ☆ 发展转型二：从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内驱型

    记者：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风光无限，近两年为什么愈来愈遭诟病？

    魏杰：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已接近40％。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的，本身潜伏着“胀死”和“憋死”两种危机与风险：在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需求旺盛时，外需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会将你“胀死”，而在外需不能支持出口的条件下，则会将你“憋死”。我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的企业萎缩倒闭，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出了问题，1997年东南亚同样经济泡沫破灭，最终使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进入较长的经济衰退期。

    记者：人们现已认识到这一弊端和祸害。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保增长，人们往往首先关注投资，然后在抑制增长快速下滑的基础上，有效启动消费，最终全方位启动内需。这种选择并不错。但我很担心，在启动内需中，谨防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二者都不可取。

    记者：为什么投资拉动型同样难以维系未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呢？

    魏杰：内需的启动最终要依赖于消费，也只有将有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经济增长才算是回归其本意。

    记者：当前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可能给今后埋下哪些隐患？

    魏杰：投资包括民生投资，其投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资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公众。要注意民生投资可能会引发的问题：第一，如果投资控制不慎，将会出现一大批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所谓“政绩工程”；第二，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往往容易产生权钱交易，搞得不好，腐败就会大量产生；第三，在民生投资中，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极大，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政府作用排挤市场功能，国有经济排挤民营经济的 “双挤出效应”，最终会使旧体制复归而新体制受损；第四，民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保增长是有意义的，但对就业的吸纳力不强，中小企业受惠也不会太多；第五，民生投资基本集权于中央，因而地方经济的差异性和各地区在这次危机中所遇到困难的差异性往往会被忽视。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

    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深层次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 发展转型三：从重国富转向重民富

    记者：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福祉。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

    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少。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占有的比例太高，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出现了国富而民并不富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国家更没有注重将国民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是重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改革开放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并没有富起来。我曾提过，如果说改革前三十年是重在解决国富问题，而今后三十年则要以解决民富问题为中心。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发展。

    记者：未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应出台哪些深化改革举措？

    魏杰：关键是重塑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新增收入要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同时，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不仅要将国家财富的增量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还要将国有财产的存量部分也能用于社会保障（例如可以将优质国有资产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控，尤其是要防范腐败和垄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

    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而且，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政府也不能控制太多的社会财富。

    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国家权力体系，我们要有效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要防止国家权力体系过度支配和侵蚀人权体系和财产权体系。

    记者：总结共和国60年民生建设得失，要提升13亿人的幸福指数，有哪些民生短板或软肋问题将来亟待解决呢？

    魏杰：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并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居民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产品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关注民生，虽然要对那些不能靠自身努力而满足个人消费的弱势群体提供个人消费保障，但更多的是要考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消费的保障。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记者：是否可以说，人们在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免费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状况越好？

    魏杰：是这样。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改善民生呼唤财政支出体制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那种以生产性经营投资为中心的生产性财政，转向以公共产品投资为重点的公共性财政。当然，民生的改善又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 发展转型四：从资产泡沫化到去泡沫化

    记者：资本化无疑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但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防范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是否与未来中国经济命运息息相关？

    魏杰：这确实也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得不防。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进程，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资产泡沫化往往都表现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因此将来要稳定这两大市场。

    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有虚拟经济的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服务而不是损害或冲击实体经济为前提。你认为，资产泡沫化对实体经济会带来什么危害？

    魏杰：在2007年上半年短短的几个月中，我国的房价竟然翻了两番，泡沫太大，最后导致房子卖不掉，销售严重下滑，拖累到与房地产相关的 51个产业。在2007年年初，我们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 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现在看来，应将资产价格与CPI、PPI一样，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记者：将来如何在资本化进程中防范泡沫化冲击？

    魏杰：必须依靠立规则、勤疏导和巧隔断三方组合联动。立规则，就是构建合理的资产价格估值体系；勤疏导，就是推动灵活有序的流动性转移；巧隔断，就是设计有效的外部冲击应对措施。

    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什么警示？

    魏杰：我想特别指出一条，应该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经济体制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明明股价已大大超越了市盈率的正常界限，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因为资本大鳄有贪婪的冲动，而且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无度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极易形成“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房价也如此，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投资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在贪婪的利益驱动下，还在唱高房价。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风逐流。

    记者：很显然，须彻底实现信息公开化原则，才能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公开化，促进信息对称化，也理应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魏杰：是的。而要制约贪婪，最关键之举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建立在应有责任基础上的。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严厉制裁，乃至身败名裂。


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随时可以大爆炸
http://topyl.com/bbs/thread-603873-1-1.html

在巨大矛盾张力下求索和谐新智慧——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四

    - 半月谈记者 许小丹

    60载，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变迁。中国社会转型尚在进行中，中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风险期，不断考验着党的执政治国能力。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提出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日渐明晰。而面向未来，欲实现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当有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当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治理方式当由人治转向法治，由施压转向合作。

    ☆ 三大变量合演中国社会变奏曲

    共和国甲子之际，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哪些变量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务实的判断。

    变量一：个体自由度跃升。公民与社会关系由“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

    从身份到契约，是一个着名的社会进步公式。前者以家族出身为标准，界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加于个体；后者则是以契约为原则，个人与社会在自由的状态下建立关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周红云对半月谈记者说，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意味着个体解放、经济自主和政治平等。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身份社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按照“家庭成分”将人划为三六九等，“根红苗正”者享受各种好处，“黑五类” 等21种人则被视为“狗崽子”，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即使能力再强，在“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体制内，根本无法改变自身命运。

    “文革”结束，“个人崇拜”的桎梏、“两个凡是”的束缚都逐渐被打破，亿万人摆脱了“家庭成分”的捆绑，个人意识猛然觉醒，身份社会逐渐瓦解。特别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个人对家庭和单位的依附性逐渐减弱，个人在经济活动上有了合法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社会交往逐渐通过契约来实现。

    ☆ 变量二：利益关系剧变过程基本结束。社会结构处于定型化过程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前，我国是一个再分配体制的社会，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首先由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进行集中，之后按计划在社会成员中分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主导作用，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进入90年代中后期，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也渐渐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社会阶层代际承继现象出现，这标志着社会结构进入定型化时期。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 变量三：公民发育成熟度整体提升，社会公共领域的公共精神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干预一度达到了某种极致。清华大学教授沈原指出，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创立的是一种典型的“总体性体制”，其核心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吞没”社会，另一个是国家“吞没”经济。这极大地限制了私权利，消解了社会本来具有的自治功能。改革开放之所以激发了全国人民巨大参与热情，就是政策背后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在逻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私营经济、私企老板入党再到保护私财入宪，对私人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尊重成为改革的一条内在的主线。

    这一变局也促使着以经济结构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累积起巨量财富的同时，整个社会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在维权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人们以平等的主体资格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涉及公共事务时也表现出公共理性。

   以阶级斗争为纲——稳定压倒一切——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治理目标“三重门”

    1956年，新中国悲喜交集。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业化运动取得重大成功；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批民众逃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直接导致 “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落在了中国。此后近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 掀起巨大的政治动员力撕裂中国社会，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社会陷入动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此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一直被强调到国家大局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在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社会成员维权渠道不畅、维护社会稳定成本高企的现实中，“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已经大面积演变为考核硬指标，地方官员压力空前增大。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已多次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一个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趋规范的有序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的目标。

    从社会稳定到有序社会，这一目标转换意义重大。有序是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的，它属于更高层次的状态，稳定是表象，有序则是内在。为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课题被摆上议事日程；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探索积极推进；调解被大量运用于司法领域，以期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专家指出，对于行进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今天中国的稳定已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来实现，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成员权利状态稳定，来自于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畅达和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

    社会治理结构、方式之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施压走向合作

    综观60年，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随着政府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举措的科学度提升，政府逐渐找准自己的位置，社会管理方式开始从规范管制向科学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掌管一切，包办一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大政府变“小”了，大量以前的被管理者于今“翻身”成为管理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既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经济部门，也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或第三部门。改革开放后，中国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及第三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

    60年中，政府越来越“不自由”，人治逐渐让位于法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个人崇拜逐渐盛行，约束政府的法制力量完全虚置。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越来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经济建设和公民个人权益保驾护航，这意味着政府的头上戴上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金箍。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开辟了制度化的通道，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步步严格约束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后，推行行政问责制、政务信息公开……这些重大成就，标志着推进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越来越坚实。

    治理不是死的规则而是活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不是统治而是互动。在这样的社会治理观念的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上海、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律师在政府依法行政中以专业服务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渐成风气。在上海，市直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志愿团成员每周三次轮流参加市委、市政府的信访接待，每年平均接待来访市民3000多批。杭州市近年正培育和发展社会复合主体，以期形成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此评价说：社会复合主体让公民有序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不仅使决策科学化，也实现了决策民主化，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完全符合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 当务之急：理性直面干群和劳资两大矛盾焦点

    和谐社会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建共享”，这一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口号，正承托着全体国人的发展梦想。然而，现实中两对社会关系——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却出现绷紧的态势，危及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劳动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了劳动合同法。然而，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我国劳资矛盾仍处于高发态势。今年7月24日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的通钢事件，以7座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后果，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劳动关系研究专家常凯和他的同事在去年推出的《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报告》中指出，劳资集体争议和工人集体行动，在中国劳资关系处理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意识、组织意识也越来越强。

    专家指出，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和谐的劳资关系基础上。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不同社会机构、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间的平等对话，有效化解矛盾。

    另一个紧绷的社会关系是干群关系。不久前，河南省郑州市一处级官员一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引爆互联网。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警察在事件中受伤。甘肃陇南事件中，聚集的群众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此外，大量网民在南京周久耕、深圳林嘉祥等事件中呼啸而聚，众多跟帖留言中反腐败、反特权的社会情绪集中爆发。统计显示，这两个事件中参与讨论的网民均达到了数百万。

    作为中国学界关于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这一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报告认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冲突的可能性。而之所以社会冲突事件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政府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解者，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被认为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

    干群关系、劳资关系的绷紧，共同指向的是中国在社会结构定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出现的扭曲。应该看到的是，农民通过维护地权、劳动者通过维护劳动权益，推动着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社会结构的矫正、权力结构的新生。正是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迅速成长，社会在发展中呈现动态稳定。或许过程艰辛，但正是这些于巨大社会张力中催生的公民之治，方能真正引领中国奔向和谐。 ▲


共和国60年民生福祉：走向自觉的“执政之要”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9/08/31/004180314.shtml

http://www.enorth.com.cn　 2009-08-31  

　　民生福祉：走向自觉的“执政之要”——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五

　　民生是执政之本、执政之要，这些如今被广泛引用的言论中所陈述的理念，其实并非新鲜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千年来屡有提及。民生能否改善，有赖于国家财力的积蓄，更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和重视。翻开新中国6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民生改善的程度，与经济上升的轨道紧密相连，更与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进步息息相关。共和国奋斗60年，我们终于有决心、有能力改善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的民生愿望逐步付诸实施，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珍惜这样的进步，呵护这样的梦想，自觉地让民生改善继续提升国人的幸福感，将使我们能够无愧于未来历史的评判。

　　☆ 民生理念：60年奋斗识得民生之重

　　国计民生，互为表里，本为一体。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民生与国计的天平上，明显倾向于国计，以至于民生这个词汇都很少被提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照搬了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强行压低消费，为工业化进行积累，全国人民为之付出了近30年的代价。由于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加上极“左”路线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依然面对的是共同贫困。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到1958年便陷于停滞。从1958年到1977年，由于在农业经营制度上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饥荒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当年的民生困苦，在陕北革命老区都表现得令人触目惊心。1978年初夏，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在延安采访途中碰到了安塞县出门讨饭的三兄弟，在延安市一个“英雄村”看到了社员年均口粮133斤、靠糠菜面糊糊充饥的惨状。冯森龄由此采写的《延安还有农民上街要饭》等稿件，在有关刊物发表后，让不少领导干部痛心落泪。

　　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正是最基本的民生。1978年12月，以“吃饱饭”为目的的安徽小岗村试验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预示着民生改善将成为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改革创新勇气，从农村开始，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经过30多年改革，长期困扰我国人民群众的短缺经济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转为总体小康，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破解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命题。

　　吃饱肚子，仅是民生改善的开始。近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越来越大，继2007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今年10月，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将启动，年内将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将告别单纯依靠家庭的传统养老模式，农民也将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从更大的范围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等制度的全面推进，将逐步填补社会保障的空白领域，筑起民生问题的“安全网”。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改善民生的物质能力的提升，我们党执政理念中对民生的重视也产生了一个飞跃。从政策上改善民生，制度上保障民生，到政治上重视民生，执政以民生为本，民生逐渐成为党的主要执政之道：经济发展把拉动内需、民生建设作为新的驱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七大把民生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而明确地指出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标，一幅“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美好蓝图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 ▲


人与自然：悟到和谐始共舞
http://www.gxczhb.gov.cn/bencandy.php?id=10609

——60载，让历史启示未来之七

    2009-08-28  我们面临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了可以用“危机”来形容的地步，拥有干净的空气、水、土壤和食品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是一种奢侈；治理污染的进展赶不上污染扩散的速度，声音和手段都极为有限的政府环保部门和民间环保人士似乎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

    现实源于历史，在环境问题上只有认真反思、总结历史，才有希望赢得未来。令人欣慰的是，共和国60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在星光的指引下去赢得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正是共和国一大历史使命。

    ☆ 忽视环保，思想差距留下历史教训

    尽管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中国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全球竞赛中却只能算一个后来者。在60年奋斗历程中，在环保领域，我们在经历多年徘徊、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发现自身的错误所在，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共和国6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史。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紧迫任务，自然在人们眼中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一个需要征服的对象。在“战天斗地”的口号鼓舞下，垦荒活动大规模展开，大片大片的森林、草原、湿地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场、工厂。特别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在意识形态的狂热下，国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向自然要生产力”。人们没有意识到，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趋向对立，不计后果的索取已经给未来投下阴影。以森林资源为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大炼钢铁”、60年代的“大砍大伐”，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都给森林资源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林木蓄积量大幅减少，换来的发展成果却是微乎其微。

    20 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在西方世界渐成社会主流，但中国对此还一无所知。此时的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也出现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却很少有人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许多人甚至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污染。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团参加，代表团成员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在环境问题上的差距：中国人理解的环境问题仅仅是“废气、废水、废渣”的“三废”问题，世界谈论的却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会议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吁，但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两个词组合起来加以认识，因为此前大家只是把“环境”和“环境卫生”联系起来，甚至一开始只想派卫生部门来参加这个会议！

    巨大的思想差距，代价是巨大的环境损失。当年，受到思想冲击的中国人将人类环境会议揭示的环境问题与自身相对照，展开一系列调查，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国不仅出现了官厅水库污染、大连湾海水污染等局部污染事件，全国性的大气污染、森林过度砍伐、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等情形也相当普遍。这些情况虽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乱象中，环境保护工作的启动可谓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各项事业步入正轨，环保工作也获得了新生，从政府机构设立、政策制定、规划执行，过去的空白被一一填补。但被政治运动耽搁了太久的中国极度渴望经济发展，经济取代政治，成了破坏环境的新的、更为强大的驱动力。人们在口头上呼吁保护环境，但仍把索取之手贪婪地伸向大自然；国家不断制定环保政策，但执行层面却是苍白无力。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城市化、工业化水平飞速提高，但同时也付出了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高能耗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恶性污染事件高发，环境危机向社会危机转化……

    中国，难道就走不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否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 和谐发展，理念确立殊为不易

    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增长。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紧张和对立，使早已潜藏的矛盾终于激化，具体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的出现、自然灾害的增多，以及公共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这是大自然的报复，也是人们自酿的苦果。当这一切开始阻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时候，执政理念的调整就迫在眉睫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表明中央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等的协调问题。21世纪初，在深刻总结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国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科学发展新理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建立，环境保护被提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度，这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刻反省后的产物。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从仅仅运用环保技术去治污，到制定经济政策去遏制污染，直到从国家政治层面去全面调整发展模式，可谓产生了质的进步。尽管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仍在加剧，但是至少从理念上来说，我们已经回到了正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轨道。

    思想的进步总是在经历无数的曲折之后才能获得。回顾60年的历史，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走过了太长的弯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就针对环保工作做了30多次讲话，并在1973年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他曾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情况。

    6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民环保”时代，政府、企业、公众对环保不但抱有高度的共识，而且正在走向一致的行动。政府在今明两年将投资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工程；环保部门的权责不断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不过关的大型项目屡出重拳；各类企业的环保意识趋向自觉，环保产业自身也达到了数千亿元级别的规模；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成员超过30万人。特别是公众环保意识大幅提高，最近一项媒体调查显示，超过90%的民众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缓解环境危机。

　　☆ 中国仍需将“环保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说，60年来我们在环保领域经历了一场理念的革命，当今的中国仍需以实际行动将“环保革命”进行到底。

    环境问题形势迫人，容不得半点懈怠和拖延。据《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09）》披露，在内陆河湖污染未见明显好转的同时，我国近海海洋污染总体形势也很严峻，大部分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频发的农业污染事件为我国经济和农民的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城市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已成痼疾，而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问题也开始在城市中显露……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认为，环境问题从坏向好的转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这一转化过程是缓慢的，还可能会有反复。

    6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环保工作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能否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就看我们这几年的作为。显然，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加大对环保工作的投入，也需要彻底改变环保工作中的体制性弊端。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执行层面却软弱无力，尤其是地方的环保工作，基本受制于发展GDP的刚性要求，监督、制约作用无从体现。这一方面有国家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政治利益驱使，干部政绩考核体制的问题。改变这一困局，就必须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更需要扩大环保工作的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无处不在，使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独木难支，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当前，公众参与环保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包括民间环保组织的注册难、开展活动难，民间环保活动缺少扶持，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大的决心。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未来的人们在凝视着我们，永远的家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望。（记者 王新亚）  ▲  来源：半月谈


央视大楼不是裤衩是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7155

    2009-8-29    文章作者: 涂建华   
    
　　网络关于央视大裤衩像什么的争论，被一些人引偏到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是否故意这样的偏向，目的是为中国人——确切说是为同意这个方案的人争面子。

　　其实，就算库哈斯是故意的，你拿他法办吗？你收回设计费吗？你把大裤衩拆了吗？

　　这不是问题的焦点。

　　焦点就是，央视大楼不是裤衩是什么！

　　隐喻既然是隐藏的，就不必要求人家设计师明说，他库哈斯承认不承认都是一个结果，明摆着那个怪楼它像什么？如果他像什么，老百姓早已经告诉你了，说大裤衩的可不是库哈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到了裤衩了，再进一步到裤衩里遮掩的体位还难吗？如果他不是裤衩，你告诉我他是什么？如果他什么也不是，你就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建构！

　　既然是隐喻，就看百姓怎么认了，你还去求证设计师是不是有这个故意，去查找谁第一个说破皇帝的新衣，那这是在没趣的情况下再讨没趣。

　　我们需要反思的，倒是这样的设计怎么就被中国的专家们用上了。简单说，这是哲学上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建筑界的体现，这个后现代的作品，很显然不是什么杰作，甚至可能是劣作。

　　什么叫科学主义？这个问题人言言殊，但科学有一些特点是可以归纳的，包括工厂化流水线标准化高效率，它最大限度享受了科学的福利，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忽视了人们对事物的多样性追求，因而为人文主义所诟病。

　　后现代就是对科学的反思的结果，他的方向是人文的。后现代的反思适应了人们怀旧追奇求变求新的复杂心理，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纠正了科学主义的弊端，而且往往走向问题的另一面，生出大裤衩这样的建筑怪胎或者不良行为的行为艺术、衣不遮体的新潮服装来。

　　当我们的工具在即使是剪头发也很费力时，我们为先进的理发工具这样的科学技术而欢呼并把我们的头打理得有条不紊，当我们的工具足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的头发时，有人就反思就后现代就人文主义，以至于披头散发不理头发；当我们的能力足以把一个建筑做得方方正正直冲云霄的时候，我们就思考着要来一个乱线条交织的鸟巢或者不对称叉着的裤子！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人文的回归，不如说是对人文的片解和亵渎。

　　在大建筑这样的问题上玩个性是需要勇气的，它成功的几率和失败的可能同样大。对此，决策者必须懂得，一个影响大众的事情是需要共性避免个性的，就像天安门，这样的大场面对称性传统色彩灯笼红旗，周周正正，中华传统理念展示怎么看怎么行生不出歪念找不到不雅的隐喻来。再比如一本领袖著作，那样的封面设计由得你去个性化吗？你见过领导人穿巴黎T台上走的服装出现会议的吗？你见过国宴上吃麻辣烫的吗？你见过新闻联播主持人露着肚脐指手画脚说时政新闻的吗？你再多就看见一个央视大楼像裤衩或者女性下体，而且还不能说，说了人家引经据典寻找证人证言说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历来标榜堂堂正正执两用中高雅含蓄的国度的第一电视大楼，它就是那么个东西。

　　你堵得住百姓的嘴巴，你还堵得住百姓的思想么！ 来源: 新语丝 ▲


高818米迪拜塔预计年底完工 将成世界第一高楼
http://news.sina.com.cn/w/2009-08-31/1704185490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31日 大众网-大众日报
高818米迪拜塔预计年底完工将成世界第一高楼   

　中新网2009年8月31日电台北101的“世界第一高楼”称号恐怕快要被超越了。据台湾“东森新闻网”30日报道，从2004年就开始动工的迪拜高塔(Burj Dubai)，建筑物总高度有818米，比台北101足足高出310米，预计将在今年12月底前完工启用，其中一套两居的公寓就要台币约5200多万，可说是迪拜高级住宅的代表。

　　放眼迪拜市中心，随处可见高楼大厦林立，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迪拜高塔，有162个楼层，总高度818米，由韩国三星公司负责营造，在2004年开始动工，预计今年底前就会完工。当然引起外界注目的还不只是它的高度，除了将会有时尚大师亚曼尼的第一家精品旅馆进驻，高塔中一间两房公寓就要台币约 5200多万元。

　　迪拜高塔不仅即将打败台北101，夺得“世界第一高楼”的称号，整个计划所包含的周边超大型购物中心、豪华观光饭店、别墅区和人工湖泊吸引投资者目光，当全球经济不景气甚至大倒退，这里却能够满足许多人的建筑梦。房地产顾问钱柏说，“当中东到处地产价格大跌，这里是一个房价比其它地方持续高昂的地区。”

　　随着迪拜塔即将完工，外界预估周边繁荣和房地产价格也将跟着转好。不过，也有部分市场分析师指出，迪拜塔虽然一时造成话题，但是否能就此拯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整体经济，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