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医疗改革为何那么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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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改革举步维艰，根源何在？

　　中评社香港2009年8月2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24日载文《中国医疗改革太费劲》，摘要如下：

　　作为中国新医改的五个目标之一，在推迟了大约四个多月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于8月18日正式启动。理论上，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和零差率销售，有可能控制流通环节过多以及医疗机构药品加价带来的药价虚高，但医疗机构仍有变通空间，比如使用价格相对较高的基本药物和增加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更何况，据官方透露，基本药物制度目前只是在3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要全面实施还要等到2020年。

　　其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只是新医改的细枝末节，而这都要推到10年之后才能全面实施，那么新医改的核心和关键──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公立医院改革要推迟多久呢？

　　自从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过去十年“医改基本不成功”来，中国新医改是要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的争论就不绝于耳。2006年9月新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十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提出了自己的医改方案，由于各方争论不休，导致本应2008年初就公布的医改方案，到了当年9月才公布了征求意见稿，而且由于含混其词还被指责为“天书”，直到今年4月，新医改方案才在两会后正式公布。有意思的是，虽然一再推迟，但医改方案对于学者争论的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这场争论还让中国的新医改显得不伦不类，给未来医改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其实，医改的政府主导和市场化不是绝对的，要从需求方（医疗保障体系）和供给方（医疗服务体系）区别看待。许多发达国家中的医疗保障体系由政府主导，政府负责组织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医疗服务体系则一般更偏向市场化，至少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并存，而且公立医院也逐渐走向法人化和民营化，当然实行“公费医疗”的英国是例外。政府对于需求方和供给方只要补偿一方就可以了，或者“补需方”组织全民医保，或者像英国一样“补供方”经营公立医院。

　　但是无论上述哪种模式都有各自的弊端，中国选择的模式是二者兼而有之：既要“补需方”，比如，通过完善和对接现有的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来实现全民医保；又要“补供方”，比如要取消“以药补医”制度加大对公立医院补贴。这其实是政府主导和市场化的杂糅。

　　如果政府不下决心增加医疗支出，按照新医改方案中供给和需求“双补”的思路很有可能导致需求方和供给方都不满意。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只能通过降低报销比例或参保标准来维持一个较低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补贴不能弥补药价下跌的缺口，那么药价和医疗服务收费只会是此消彼长，看病贵还是难以解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场有关医改应由政府主导和市场化的争论不仅没有给中国新医改找到合适的模式，相反政府为了左右逢源还钻入了死胡同，因为目前的模式反而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钱，这也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医疗改革未来会更加“费劲”。

　　此外，不少官员和学者还常常以“医疗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作为托辞，认为医改之路注定将路漫漫。医改之所以是世界性难题，其本质是因为没有绝对完美的模式，一方面没有政府可以拿出足够的钱为其埋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的政治意愿。对于中国的医改而言，需要尽快确立一种明确的模式，到底是要补需方，还是补供方。然后，在财力有保障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开源节流拿出真金白银，因为医疗是最基本的人权。 ▲


中共当加快“民富国强”的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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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9年8月25日电／美国《世界日报》8月24日载文《中共当加快“民富国强”的战略调整》，摘要如下：

　　中共已着手两件大事的前期准备，一是中共18大的筹备，一是起草“十二五规划”草案。前者是领导层大换届的铺垫，后者是发展战略大调整的酝酿。中国大陆的组织人事与发展规划，在时间上基本配合，都是中共和政府换上一届新班子后，透过新的五年发展规划，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展开新施政。

　　中共已组织力量，开始起草2011至2015年实施的第12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二五”）。五年规划来自1953年起的五年计划，为体现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到“十一五”改计划为规划。而每个计划、规划中，都有一个基本方针，由一个关键性词来体现。已开始起草的“十二五”，关键词是“民富国强”。

　　“民富国强”不是五年规划中的新词。在此之前的五年计划中，由改善人民生活，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国强民富”的政策目标。这次是将两个关连词易位，把“民富”置于“国强”之前。

　　由“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词语的小变将带来政策的大变。按起草班子的意见，政策目标的改革要求，是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完善民生保障的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从根本上、机制上保证人民分享到更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作为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规划，拿出这一政策目标的调整，首先是经济现状的催迫。新五年规划的起草制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下滑，各类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的背景之下，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模式的缺陷和经济的失衡。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中国经济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以之换得高速增长。现在发展模式要改变，要走主要依靠内需之路，经济结构要调整，要解决消费失衡的问题，不能不强调“民富”。

　　有意强调“民富”方针，还因社会矛盾加剧的压力加大。中共建政60年，30年吃社会主义“大锅饭”，30年改革开放。目前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国已开始强了，但民还不大富，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国企垄断集团、资本利益集团、权力腐败集团瓜分，人民生活水平虽有提升，但没能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现在已进入矛盾高发期。再不调整政策目标，问题更大。

　　因此，由“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看似两个词组的小小换位，实则反映出中国大陆经济、社会、政治亟待变革的核心问题。但真正着手做起来，“民富国强”不仅要作为新词写进新的“十二五”规划中，还当在这个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里，有全面的政策性配套。

　　具体而言，在“十二五”规划中展开的“民富国强”新旗下，理当在收入分配、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政策性措施，建立起一整套保障民生的机制。与之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体制改革配套，如打破垄断体制、解决政府职能问题、理顺价格体系、完善金融财税体制等。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还要有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护航和配合，方能成功实施。所以我们期盼另一份重要文件，即中共18大胡锦涛的最后一份政治报告，也要在“民富”的问题上，做一番文章。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是说规划常有落实难之虑。“十二五”规划的“民富国强”目标，明秋获得中共中全会批准，后年再提交新一届全国人大审议。但对这一战略性调整，不必等上两年，自当立即着手做起。较理想的做法，是今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按这一新口号作出政策性调整，提前实施，为新一轮五年规划的全面实施，先打下基础，确保调整的成功。 ▲

国庆阅兵 大陆邀台湾各界观礼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taiwan090825i.shtml
 
     （联合早报网 台湾 2009-08-25 讯）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日，“国庆六十周年北京市筹委会”昨天发布各项庆祝活动的筹备情况。据透露，中共统战部与解放军总政、总参等系统已展开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出席国庆阅兵式的观礼活动，预估至少有三百人将受邀出席。

　　据透露，在五十周年国庆时，台湾各界人士约有三百人受邀观礼，今年北京扩大举办国庆阅兵等活动，预估最少会有三百位以上的台湾统派政治社团、黄埔军校的退役将领、台商领袖、原住民代表等各界人士将受邀出席观礼。

　　☆ 维安比照京奥 估三百人获邀请

　　据接获邀请观礼者透露，早在一两个月前，中共统战部和解放军总政、总参所辖的涉台机构，即征询台湾相关人士的意愿，如愿意受邀观礼者，则必须填具资料表格。据称，国庆阅兵的安全，几乎就是京奥开幕式的维安规格。

　　北京举办国庆阅兵式的安全维护工作，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七五骚乱事件”之后，已提升至空前高规格。尤其，参与校阅的解放军部队与军事武器装备已陆续进驻北京，“不确定因素”持续升高，使得维安压力日增。

　　根据筹委会发布的“国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具体安排，九月三十日晚间，中国国务院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据称，受邀的台湾各界代表，将会出席这项国庆招待会，并将参观隔天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后的同一天，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演说，随即主持阅兵式。

　　☆ 将参加招待会、阅兵及联欢晚会

　　阅兵将展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果。群众游行则由廿万群众和六十辆彩车组成。十月一日晚间，天安门广场将举行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和指定区域燃放烟火，届时，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

　　筹委会主要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各项庆祝活动方案，确保活动圆满成功。按照筹委会工作安排，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六日期间，将在天安门广场陆续举办涉及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晚会等庆祝活动的演练活动。

　　同时，中国气象部门已制定“国庆庆典气象服务工作方案”，目前正在进行国庆气象保障测试和演练，今年国庆阅兵气象保障的难度，应与去年京奥开幕式相当，但中国气象部门已接获指令，将把去年京奥气象保障的科学技术和经验，运用到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上来。  ▲


胡锦涛骚乱后首赴新疆 慰问官兵访维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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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网 香港 2009-08-25讯）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到新疆视察，这是乌鲁木齐“7．5”骚乱事件发生后他首次踏足新疆。消息人士称，胡锦涛视察新疆，标志当地形势已完全稳定，在新形势下中央高层对新疆问题的检讨已形成共识，未来将有一系列支持新疆的新措施出台。

　　而据官方英文《中国日报》报道，“7．5”事件的审判工作本周将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开始，预计将有超过200人被起诉。

　　消息称，胡锦涛是于上周六（22日）抵达新疆的，行程主要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包括出席新疆自治区党政官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慰问平息骚乱的公安、武警官兵，看望事件中的受伤人员，还会参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大学，走访维族家庭等。消息续称，近日乌鲁木齐市区有大批公安和武警昼夜驻守巡逻，紧张程度同“7．5”骚乱初期差不多。一般估计，加强戒备行动同胡锦涛视察新疆有关。

　　据《中国日报》报道，新疆警方早前透露，当地已有83人因骚乱事件被正式批准逮捕，被捕疑犯被控罪名包括损害公物、组织煽动殴打他人、故意伤人、抢劫、纵火、破坏公共交通、组织煽动扰乱公共秩序和交通等。警方消息称，预计有关审判会吸引大批维族及汉族民众聚集，为此已全面加强了戒备。

　　☆ 骚乱审判日内展开 各地抽调法官

　　据悉，在面临审判的疑犯中，一名汉族男子在当地汉族社区引发强烈同情。近日乌鲁木齐市部分汉族居民发起签名运动，要求当局赦免这疑犯，指他是因汉人生命财产受到侵害，出于义愤才打砸抢烧的。当地一些汉族网民还为这名汉族疑犯家人发起捐款运动。在此紧张形势下，审判日期可能还会延后。

　　据《中国日报》报道，新疆当局从自治区各地抽调数十名法官到乌鲁木齐参加“7．5”事件审判工作，并进行法律及政策培训。法官被分成若干审判小组，每组3至7人，将按少数服从多数方式确定裁决，当局还指派170名维族律师和20名汉族律师为疑犯提供辩护。乌鲁木齐检察院官员称，绝大多数案犯在乌鲁木齐和喀什被捕，警方已蒐集了3300多件物证呈堂，包括染血的砖块和木棒等，还有91段录影和2169张照片。

　　新疆警方提供数据称，新疆现有718人因骚乱事件被捕；不过，此前当局曾称被拘人员超过1500人，当地警方和检察院并未透露被拘及正式逮捕疑犯的民族成分。▲


重庆：铁腕打黑引商界恐慌 奔驰宝马被弃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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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9-8-25

　　● “重庆森林”的白与黑

　　重庆，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传统，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这间没有名字的洗脚房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附近。门面很窄，表面看上去是马路边的一间半地下室，走进才发现，其实是一栋老楼的第四层，紧贴着山城特有的悬崖站立着；客厅里悬挂“濯足养心”的字幅，里屋过道上却粘贴着麦当娜的半裸海报。

　　这个伪装成洗脚房的色情场所，只在夜里闪耀出桃红色的光。

　　店门口挂着“内部装修整顿”的标牌，马仔老杨光着膀子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这些天外头风声很紧，重庆洗浴场所的生意普遍萧条。

　　“神仙要修神仙洞，打雷下雨老百姓遭殃。”老杨念叨着。他坐过4年牢，一出狱又干回了老本行。

　　这是重庆暗黑世界里，最底层的一隅。

　　● “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

　　此次严打从2009年6月就开始了，“市里有头有脸的大老板被抓了一大串”。除了老杨这些自认“遭殃”的人，更多公众兴奋得敲锣打鼓放鞭炮，或去市公安局送锦旗。

　　老杨的“大哥”姓吴，曾是重庆著名的金色港湾休闲会所的一位经理。这两年形势不好，会所关了门，“吴老大”的日子也不景气了。此人前不久一度被牵连到涉黑事件中，公安局查了他的个人户头。他说自己最大一笔入账的款子才二十几万，所以侥幸过关。

　　那之后，吴老大行踪飘忽，手机时而关机，时而“不在服务区”。

　　老杨至今不知道，洗脚房的幕后老板是哪个。他从来没见过老板，也从不敢过问，只隐约听吴老大提起，那是一名“转业军人”。

　　“不得越级汇报”“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是老杨谙熟的规矩。暗黑世界的游戏规则，与袍哥帮会颇为相似，旧时有“欺侮袍哥妻女，三刀六个眼”，今天的规定同样严苛，比如“不得勾引大嫂”“不得欺侮百姓”“不得私吞货款”，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轻则剁指，重则灭口。

　　当然，按规矩，“组织”会给死者妻女一笔不菲的抚恤金。

　　“这回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让老杨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被人们认为是圈子里最强势、最“稳坐泰山”的陈明亮也倒掉了。

　　陈明亮是重庆江州实业集团的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

　　2009年6月5日晚，他在大世界酒店的包房里被警方带走，这家酒店位于重庆寸土寸金的解放碑，陈常年住于此。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和一群人在豪赌，旁边的桌上还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后经检测，陈明亮的尿样呈阳性。

　　他被警方人定为“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他不是犯罪性质最恶劣的一个，而是最有钱的一个，其资产达数十亿元，并顺利拿下了重庆市政府对面的黄金地盘，准备筹建一所五星级大酒店。

　　自1997年升直辖市以来，重庆的迅猛发展带来日益拉大的贫富悬殊。在“棒棒”依然满街跑的重庆，陈明亮作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率先开上了一辆价值700万元的宾利。他家衣柜里，连装玩具的包也是LV的。

　　而陈明亮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黑社会的影子。随着涉黑严打的展开，陈明亮事实上已成了一个惊弓之鸟，警方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从他家里发现了大量抗抑郁药物。

　　随后，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陈明亮被逮捕。

　　继陈明亮后落马的，是涉嫌交通垄断的市人大代表黎强、涉嫌故意杀人的摩托界销售奇才龚刚模等亿万富翁。

　　8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公布了被执行逮捕的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和骨干的相片，部分人员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政府“打黑”的铁腕作风引发了商界一阵恐慌。据香港《大公报》称，“在最近的打黑风暴中涉黑的富豪，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被捕的人以及闻风外逃的人数量逾百”。有企业被撂下，也有房产成为烂尾楼。一位老板发现，重庆街上竟然多了一些无主的奔驰宝马车。

                   薄熙来在公安局长王立军陪同下视察璧山县公安基层所队

　　● 黑和白

　　雪球越滚越大。

　　重庆警方原先掌握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有104个，但自“6·20”打黑除恶以来，涉案人数越来越多。“这刚揭开盖子，”一名警方内部人士说。

　　一位退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解放初期，鉴于重庆的陪都背景，公安在肃清异己分子上花了大力气，这里治安一直不错。但 “文革”那番激烈的武斗后，重庆“乱套了”。小型的犯罪团伙开始崛起，但大多是诸如杀人、抢劫类的显性暴力犯罪，相对容易发现和缉拿。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表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团伙，如同这山城，错落地生长起来。他们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并逐步转向商业化。

　　“这世道，白道不如黑道来钱快。”老杨叹了口气说，这也是不少马仔趋之若鹜走黑道的原因之一。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重庆2008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增长，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又给这个城市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而近两年内发生的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

　　“(黑社会)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8月16日，重庆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一位熟悉重庆黑道的商人对《中国新闻周刊》披露：重庆的涉黑势力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首先是运输。

　　2009年年6月发生的民营公交“收编难”事件，就是某些利益集团对抗政令的案例之一——因民营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在不到3年时间内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有重庆乘客甚至编出段子：“上7字头公交车必需物品：急救包一个，内装绷带、止血棉纱、夹板等；工具箱一个，内装剪刀一把，尖头锤一个，以备逃生。”重庆市政府终于决定在5月31日前，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收归为国有。但有媒体披露：“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 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另一个行业则是“放水”(高利贷)。徐帆(化名)一身漆黑，寸头，黑T恤，黑色布鞋，还有墨镜，在室内也不肯摘下。他是重庆某追债公司的一员，平日找上三五个兄弟，穿上印着“讨债”字样的上衣，往债务公司一坐，直到对方还钱。他属于道上的“清水黑”—— 这个术语自袍哥时代延续下来，指的是那些不干下三滥的事情的道上人；另一种黑法叫浑水黑，就是没名没位，靠打杀的纯江湖人士。

　　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甚至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亦不乏“追债”的“牛皮癣”。许多讨债公司披上“代收代付货款”的外衣，进入商务公司的序列。

　　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建筑行当，有沙霸、石霸、砖霸⋯⋯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规则。

　　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地带里，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一些团伙已经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 “拜码头”

　　不管“清水黑”还是“浑水黑”，“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财富。

　　自南宋以来，重庆商贸的码头历史绵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着码头吃饭，爬坡上坎、肩扛背挑。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庆更具有抱团意识和人情味。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徐帆说。人在江湖，必不可少的两类朋友，一是律师，二是医生。干他们这一行，“进去”和肢体冲突再寻常不过。律师朋友像一条纽带，把见不得光的灰色群体和正大光明的公检法群体联系起来。

　　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老杨每个月会缴800元“治安联防费”，他总把这叫作“保护费”，“门口卖菜的，摆小摊的也要交，算是拜了码头”。

　　上门收费的是有些“后台”的社会人员。不过他最在乎的是，拜过码头，洗脚房就不会被找茬了，严打的时候，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一来二去的，他和“收保护费的”成为了朋友，有时还谈起孩子的学习问题。

　　一位重庆记者遭遇过一桩“怪事”：在他曝光重庆某派出所后不久，家里遭到盗窃。他前往派出所报案，但办案人员一见他就未卜先知一般，嘻嘻地问，家里出事了？后来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对于老杨的上级吴老大而言，“朋友”愈发地珍贵。以前经营休闲会所时，吴老大会把辖区内“数得上名号”的人统计在录，逢年过节就拜拜年、送送礼。

　　基于共同的利益，黑白两道彼此交融起来。道中人需要官方人物充当劫难时的保护伞；亦有公务员以认识黑社会为荣，认为这是“吃得开”的表现。而在更高一层 ——比如重庆市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被警方带走后，他被扣留的手机不时有提示逃匿的短信声响起，发短信者不乏系统内部人士。

　　那些做强做大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已经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往往汇聚了各色人士，比如打手、会计、消息灵通人士。有人专管敲诈恐吓，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把非法得来的钱“漂白”，相辅相成。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对黑社会犯罪进行研究，他将其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显性的松散暴力团伙犯罪；而如今，重庆的黑社会犯罪已有升级迹象。

　　按照武和平的分析，中级阶段的黑社会犯罪，很多时候，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这种身份出现。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组织严密，控制手段无所不用，确保自己获得利益，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对能够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部门领导威逼利诱，采取一种隐形的控制。

　　到了高级阶段，黑社会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所以，此次打黑对于这个直辖市的未来，就显得至关重要。

　　● “不只是一个文强的问题”

　　2008年6月，“打黑英雄”王立军空降重庆之前，在重庆的官方语境中，对城市治安的表述是，“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但与此同时，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这直接导致文强在当地民众中一直口碑不佳。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一位司法界人士认为，如此多积案，加上扫黑专项斗争所暴露的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2009年6月起，重庆下了狠心，一举端掉了14个大型黑社会犯罪团伙，8月初，任公安局副局长11年之久的文强因涉黑被双规。

　　在近50天的专项集中整治之前，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纪检监察、经济三条战线联手，令重庆的命案侦破率达到了 91.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5个百分点。重庆官方还表示：破命案积案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低于京、津、沪。

　　目前，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打黑除恶”行动仍在继续。“这其中有我们欠社会的账，欠老百姓的感情账。”王立军对他的同事们说。而在网络上，许多人——包括一些外地人，也正在热烈呼吁“王青天”的降临。

　　萧条的是老杨和他的洗脚房，这次严打，好像漫长过任何一个冬天。不时有男子往里面探头望望，老杨不住地赔笑脸，“不好意思，停业整顿，改天来耍嘛。”

　　但其实老杨自己也不晓得“改天”是哪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据说，这栋近20年的违章建筑，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来源: 中国新闻网 ▲


大开眼界 美国禁书竟这样描写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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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25 文章作者: 拉瑞斯·约本·海默    

　　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

　　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中国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领导的红色政权，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

　　1950年我们的可爱的总统大人，他觉得北韩十分不听话，同时他更加厌恶中国新生的红色大国，为了灭绝赤色他决心先打掉北韩从而占领亚洲大陆一端，再谋求最终消灭赤色中国。

　　随即他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炮火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2，3，7四只舰队群。以排山形式杀向北韩。

　　在他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记了，那位毛先生的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毛在前苏联犹豫迟疑下，悍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于是一场惊人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100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但是，中国人也是遭受了525000人的惨烈伤亡换取的。

　　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的最强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国就这样丢下了113000名阵亡士兵，戴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苏联的伟大人物赫鲁晓夫先生，上台来，他觉得中共的毛太不懂得什么叫：尊重苏联，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因此，他发动了一场更加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苏军以一个远东集团军的一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

　　克师10个步兵师，3个防空炮师，3个机械化师的全套装备。而中国是最强的主战坦克T59型也就是前苏联的T54A。战斗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前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对方无需开火，使用自身就可以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也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结果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

　　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的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四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在毛先生对外战争历史中，还有一场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边界之战：麦克马红线。

　　印度为了夺取那块30万公里的不毛之地，与中国军队公然交手。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丢了珍宝岛满脸怒火的克里姆林宫。有祈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等等。他们几乎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合作！

　　苏联低价货款给印度尼赫鲁，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华盛顿为了尼赫鲁大批战后物资。英国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给了出来。一时间印度成了当时世界2大集团的宠儿。

　　但是，短短的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败。但是在第2师作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他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壮观。

　　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一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廓尔柯”营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战前就曾说：不管你说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们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拿回来30万公里土地（这个数字不准确）。消灭了印度联军，打败了美国与苏联的再一次的恐吓，这就是毛先生。

　　毛先生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他坚决反对当时另一位中共领导所提：造——买——租的理论，但是也是由于他的如此英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制造远程洲际导弹。打造了核潜艇战略部队。

　　制造了以TU16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现在改革成就国家资金薄如薄纸，但是他依旧搞了这些，在今天华盛顿严重难以承受的军事工业，他叫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起来。

　　不怕苏联，更加不惧怕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们国家：美国！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来源: 环球网   ▲


政治改革：以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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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2009-8-26  作者: 汪伟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可以在十个县甚至一百个县做试点，十年再扩大到一千个县，再十年扩大到所有的县，以空间换时间，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利益分配矛盾突出，社会群体事件高发的特殊时期，如何看待中国的稳定问题，中国社会如何才能长治久安，《新民周刊》就此访问了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 放弃追求刚性稳定

　　●《新民周刊》：近几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激烈程度也有所上升，像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和吉林的通钢事件，都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稳定现状？

　　于建嵘：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特征各不相同。农民维权，主要是为了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而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我把它叫做社会泄愤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社会泄愤事件的▲ 首要特征是无组织动员，由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极强。▲ 第二，参与者无利益诉求。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 第三，无规则底线，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公权机关的财产及其人员，但并不侵犯普通民众的财产和人身。石首事件完全符合这些特征，而且对这些特征有所强化，表现为规模大、时间长、暴力对抗程度加强等。因此，它是一起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

　　维权活动是因为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是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它们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

　　●《新民周刊》：您觉得已经发生的这几起影响较大的社会泄愤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一方面是当地官民对立的情况比较严重，群众对当地政治、经济、民生等现实情况存在不满，认为地方政府机关在社会秩序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等方面有明显不足，群众心中累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且长期得不到发泄。石首事件中，根据目前的报道，几年前发生过类似的离奇事件，群众担心事件一再重演；两起蹊跷的死亡，都被地方公安机关草草地做出了“自杀”结论，群众对能否依法、依程序办事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导火索事件能否引发集体性的泄愤，与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处置技术有关。石首事件中，在事件发生后3天内，特别是“黄金24小时”内，现场没有出现官员与群众对话，没有人来解答群众的疑问，没有人来安稳群众情绪；地方政府忙于强行断网、封锁消息，给小道消息提供了传播的土壤；忙于给现场断电和调动警力，推动了进一步对抗，等等。可以说，当地官员不作为、乱作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新民周刊》：在吉林通钢事件发生后，河南又发生一起因钢铁企业改制导致的群体事件，有人喊出了“向通钢老大哥学习”的口号，您觉得，群体事件会不会有示范效应，从而影响到当前的稳定？

　　于建嵘：那要看你怎么理解稳定。如果我们承认，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就会发现，连小两口都会闹架，关键不在于他们是不是闹了架，而在于他们对家庭生活是否有共识。对一个社会来说，关键不在于没有冲突，而在于冲突能否及时表达并得到正确处理。

　　我不认为社会泄愤事件是绝对的坏事，也不认为它们是破坏“稳定”而急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社会泄愤事件虽然采取的是非正常手段，但它也暴露了问题，提供了及时解决矛盾的机会。值得警惕和预防的是我们把社会的稳定理解成一种“刚性稳定”，一味求稳，追求一种绝对的社会秩序，为此不惜掩盖矛盾甚至动用非法手段，为迅速平息事端，在处置过程中滥用警力，致使暴力手段不断升级。

　　●《新民周刊》：什么是“刚性稳定”？

　　于建嵘：“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比如说，根据《宪法》第41条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条例》，老百姓可以上访，但地方政府认为，你到北京去上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不稳定的因素呢？因为地方政府追求的是“刚性稳定”，它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社会秩序。我认为追求这种稳定包含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我们的政府应该转变观念，追求一种不会折断的，更加有韧性的稳定。

　　●《新民周刊》：如何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呢？

　　于建嵘：一是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

　　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地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理论界最初对村一级的自治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因为它并不是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思考的是，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

　　☆ 政改从县级做起

　　●《新民周刊》：近一两年，中国在进行“省管县”的改革，这是您理想中的县政改革方向吗？

　　于建嵘：所谓省管县，目前多是指“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一方面是扩大县级政权的财权，县财政直接对省负责，即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财政和地级市本级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减少地级市对财政资金的截留；另一方面是扩大县政权的事权，把原来必须由地级市审批、审核和管理的项目权限下放到县里，还提高了一些县级官员的行政级别，由厅级干部担任县长。这目前是县政改革的大方向。

　　“强县扩权”是一种行政上的分权，其问题是难以防范权力被滥用。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就说，海南实行省直管县的体制，县(市)委书记的行政级别高(正厅级)，权力过于集中，班子内部监督和同级纪委监督较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行地方自治。我认为，县政改革如果只是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上做文章，是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效的，需要有新的改革思维，需要有体制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要把县政自治作为县政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新民周刊》：“县政自治”与“省管县”的区别在哪里？

　　于建嵘：“县政自治”与“省管县”有一致性，就是要求扩大县级政权的权力，但最终的目标不同。县政自治下县政权的权力来源于根据法律所获得的自治地位，而“省管县”下，县政权的权力来源于省的授权。行政分权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分权则是解决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来源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强县扩权”到“县政自治”是从行政性分权向政治分权的转变。

　　事实上，按照地方自治原则建立县域政治并不是新的设想。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县政自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现代国家。他认为县的自治权是相对独立于省的，而不是依赖于省的授权。

　　当年《建国纲领》中非常明确地说过，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理官员。如果今天我们把县级政权做好了，就能为将来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打下了伏笔。

　　●《新民周刊》：那您心目中的县政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

　　于建嵘：有几个大方向，▲ 第一是落实《宪法》上的制度安排，做实人大代表选举。县内居民，不管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一人一票，同票同权，选举出人大代表候选人，再通过候选人竞选，选举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专职化，设立专用经费，在当选选区设立工作室，向其选民汇报工作，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取消人大常委会，通过全体会议审议相关事项，人大主任也由人大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 第二，一个县的行政长官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应该在当地居民中产生，而不是从外地派任。当选的县行政长官在任期内不得升迁或调动，辞职的至少两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为了解决目前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二元化运作模式的问题，在县一级未必要强调“党政分开”，反而可以实行“党政合一”。县行政长官应是党员，当选后同时担任县委书记，其行政权力要受人大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制衡，就一县之内的所有事项向居民负责。

　　▲ 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现在不少问题都发生在这个环节，你要告，地方法院不给你立案，你只好去上访。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要用司法权威来制衡基层政府。有司法权的制衡，司法能够承担起最后的社会底线，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 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新民周刊》：您曾经有一个提法，希望中国能够用十年的时间，从现在的体制过渡到直接选举县长。

　　于建嵘：县政要实现民主自治，就要开放民选县级领导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步走。其一，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其二，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新民周刊》：您觉得这个改革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于建嵘：重中之重是达成基本共识，不管经济发展如何，政改一定要启动，从县级政权开始。经济有周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我们不要对“中国模式”过分陶醉，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确发展很快，但也要看到，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增长。政改不启动，以后经济还会有问题。

　　在改革的过程中，执政的人需要智慧，要通过改革，给民众信心。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可以先在十个县甚至一百个县做试点，十年再扩大到一千个县，再十年扩大到所有的县，以空间换时间，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有品格的知识界，能够真正做到独立思考，通过批评与建议，推动改革朝前走。▲来源: 新民周刊


反腐新期待：官员财产申报再受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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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供 于 2009-8-26  文章作者: 汪伟

    ☆ 九月，民众新期待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于9月在北京召开。《新民周刊》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他们表示，目前中国进入到一个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利益分配矛盾突出，社会群体事件多发的特殊时期，人们期待，党中央尽早做出政治决断，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县政自治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切入口。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民主监督的重要形态，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尽早出台这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也有助于执政党显露责任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尽快就党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做出制度安排，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承诺的重要一步。在党内形成制度之后，还应该尽快推动全国人大启动立法程序，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法律，明确和固定下来。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治下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县的治理得失关系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县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切入口之一。正如学者于建嵘建议的那样，启动县政改革，应该以县政自治为目标，做实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监督功能，以司法制衡行政，并开展试点，逐步推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即将6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推行了30年，无论是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是进行县政自治试点，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寻找一条更加稳定和谐的道路。

　　☆ 财产申报是一块试金石

　　财产申报制度被看作是制约权力、约束腐败和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好切入口。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要求尽快打破僵局。

　　4年来，韩德云律师一直要求全国人大启动《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立法程序。在这位重庆籍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电脑里，保存着他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一份议案和三份建议，以及三份书面答复。

　　2006年，他领衔提出议案“建议全国人大将制订《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纳入立法规划，尽快启动制定程序”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给出的简短答复说，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尚不成熟”。

　　2007年，他提交个人建议，重申了上一年的意见，并强调说，在“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到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高官落马，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而其暴露都是因为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民众对贪污腐化的泛滥已经忍无可忍”。这份建议没有得到书面答复。

　　2008年的建议要求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计划”，以补充《公务员法》中没有相关规定的缺陷。

　　监察部答复他说，《财产收入申报法》曾于1994年列入八届人大立法计划，并责成监察部起草该法草案；1999年，监察部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将《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计划时，由于“种种原因”，建议未被接受。

　　历数了种种困难，包括“社会信用机制缺失、公务员个人的财产与家庭财产难以区分、难以对公务员的财产进行动态监控和金融实名制不够完善，申报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核查”等等后，监察部在答复中认为，“目前在我国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尚存在一定困难”。

　　到了2009年，韩德云认为，“全国人大尽快启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程序的时机完全成熟”，他在建议书后附上了他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建议草案。这一次，他收到的答复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纪委告诉韩德云，他们正“充分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统筹考虑，全面权衡利弊得失，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也会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中共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已有60年时间，中共提出要‘提高执政能力’也有8年时间”，韩德云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加快进度，不能再拖下去了。

　　☆ 改革遭遇僵局

　　“从理念上讲，官员财产一定要公开的；从现实讲，这一天不会很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有朝一日肯定要公开，躲也躲不掉。”

　　但久拖不决已经成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致命伤。相关立法不仅一拖就是15年，而且在立法计划中“销声匿迹”了。

　　在此期间，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规定，其中包括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2001年发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和2009年出台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这些规定要求各级官员、党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应该申报财产，甚至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申报内容，事实上效果不佳。

　　监察部回复韩德云的建议时承认，《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实施12年来，“在申报对象、申报内容、申报程序以及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不够完善，因而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韩德云说，1995年和2001年的两个规定只规定日常申报一种情况，没有对初任申报和离任申报做出规定，只要求党政干部申报基本收入，没有要求他们全面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也不要求他们的近亲属申报财产，不足以掌握官员财产状况。

　　症结显然出在强制性不足上。规定属政策性文件而非强制性的法律，法律地位单薄。受理申报的机构也缺乏监管的权威性，而违规责任过于温和，根本难以实现防止贪腐和反贪腐的初衷，多数时候演变成一种“过场”。

　　少数地方尝试改变这种“走过场”的申报方式。2009年，位于西北边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布了1000名县处级干部的部分财产申报内容。虽然仍然有部分内容属于“秘密申报”，但阿勒泰的尝试仍然得到一片好评。差不多在同一时段里，东南沿海地区的慈溪市(隶属宁波的县级市)公布了700名副科级以上党政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廉洁情况，涉及内容24项，包括拥有多少住房、私车，以及是否有因公、因私出国(境)，有否借委托他人证券、股票或理财名义获得不正当利益等情况。

　　慈溪的公示只持续了三天时间，但这短暂的三天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由于官员的财产状况长期不透明，这些举措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究真相的欲望。

　　从公开的报道看，官员和党干部很少公开反对申报财产，但他们中一些真实的想法却不为人知。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位记者询问一位政协委员(据信为前任或在任的某省级政协主席)对官员申报财产的看法，这位政协委员反问记者说：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他因此在网络上遭到声讨和嘲讽，激烈程度只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可以相比。后者质问一位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说，逯军“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是“缺乏党性修养”的表现，但对公然将“官员”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那位政协委员，没有来自权威机构的质疑，也没有像逯军那样，受到任何审查或者行政处分。

　　人们只能从立法的进度上去揣测，要让官员和党干部公开财产，到底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说，这件事反映出中国继续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动力有多大。

　　2009年初，总理温家宝通过网络回答一名“基层的纪检干部”时说，要像公开政务一样，公开官员的财产收入，但前提是“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

　　和温家宝一样，人们常拿财产申报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比较，因为两者的目的都是使权力能够变得更加透明。但根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调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2008年5月1日实施后，效果并不理想。该条例公布一年之后，包括外交部、铁道部和文化部在内的42个国务院部门，以及三个省级政府，连最起码的要求——在3月31日之前公开一份“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都没有做到。

　　毛寿龙说，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动力公开政府信息，因为这件事没有纳入政绩考核。另外，由于法律不明确，他们也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公开，哪些东西不可以公开。没有人愿意为一件不确定和不被考核的事情冒风险。

　　财产申报同样不是政绩考核的内容，基层政府同样缺乏推动此事的动力。更麻烦的是，相关法律一天不出台，对有问题的官员和党干部的处理方案一天不明确，局面就会出像毛寿龙说的那样，“谁公布财产，谁就有可能下地狱”。这种风险足以让人却步。

　　当然也不乏乐观主义者。上海交大凯源法学院院长季卫东认为，阿勒泰和慈溪的做法可能引起“下行上效”，用他的话说，这是“打苍蝇”倒逼“打老虎”。但这种乐观情绪很难得到共鸣。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阿勒泰和慈溪的做法注定只是“例外”，不可能成为普遍的选择。

　　对今天的基层官员来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似乎“最安全”。既无法律义务，又无激励措施，毛寿龙说，不可能指望基层领导人愿意甘冒风险去改革。

　　☆ 反贪和维稳的压力

　　什么力量能够打破今天的僵局呢？

　　第四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财产申报的建议时，韩德云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保证经济增长，政府加大了公共财政支出，结果在提振经济的同时导致了腐败大肆滋生。根据这个经验，再不推行财产申报和公开，4万亿政府投资很可能变成腐败的源头之一。

　　腐败高发是要求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直接的理由。最高检察院2009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称，2008年全年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大案 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

　　“近几年公务员队伍被曝光的贪腐案例，已呈现出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主体犯罪年龄越来越轻、贪污受贿主体范围分布越来越广的显著趋势。”韩德云说。

　　此言非虚。2006年陈良宇案牵连出一些干部的腐败问题之后，先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高达13人，其中黄光裕案牵连出包括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人，同一时期因经济问题先后接受调查的高级官员，还有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志刚、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天津滨海新区原书记皮黔生、深圳市长许宗衡等人，一些大型国企也纷纷爆出丑闻，包括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中核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等在内落马，陈同海更被揭露出创纪录地受贿将近2亿元。

　　中国反腐败重内部监督而轻外部监督，重事后追究而轻事先预防，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党内纪检和组织部门的机构一直在膨胀，近年来，在原有组织机构之外，中纪委和中组部又成立了十几个正部级的巡视组，传统反腐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与腐败同时发展的是社会不稳定。2008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2009年将迎来60周年国庆，2010年还将举行世博会，这一连串重要事件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崛起，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大的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最近几年以来，社会不稳定开始分散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注意力。

　　汪玉凯说，2005年以后，中国每年群体事件相比1990年代迅猛增长。早在北京奥运之前，对地方政府来说，“维稳”就成了和GDP增长同样重要的事情。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分配资源。随着一系列群体事件的爆发，“维稳”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强调。

　　2008年在贵州瓮安、2009年在湖北石首，两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导致大量人群聚集，并与地方政府发生剧烈冲突，成为标志性的群体事件。由于参与者大多数和当事人无关，有人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无直接利益冲突”。但韩德云不能想象，用啤酒瓶袭击武警的石首市民，是在“没有利益”的情形下“参与冲突”的。他认为，人们并非在一夜之间变得激烈的。因为社会普遍认为权力产生财富的时候，无权者的被剥夺感由来已久，人们认为自己最基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又被处置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政府的野蛮作风所激怒。

　　汪玉凯认为，腐败和特权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原因，群体事件往往“与政府权力得不到制约、行政不规范和信用流失有关系”。权力与财富的结合程度“超出人们能够容忍的范围”，在韩德云看来，是许多群体事件的心理基础。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见到于建嵘的时候，他刚刚从黑龙江牡丹江市调查回来。牡丹江市的出租车向来由个体司机经营，当地有关部门决定将出租车运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时，毫无选择余地的司机们选择了罢工。在利益的驱使下，于建嵘说，一些部门不仅没有维持稳定，反而成了某些不稳定的原因。

　　于建嵘说，一旦出现瓮安和石首类似的突发事件，分配不均和地方政府滥权导致的怨恨被诱发出来，石首那样的激烈对抗的场面就会发生。

　　突然爆发的群体事件在毛寿龙眼中是一种“散在”的力量：几万人走上街头，网络上批评如潮，难以预料、无法控制，也没人可以组织、认识和利用它。

　　传统的维稳机制受到这种“散在”力量的挑战。2008年底到2009年初，2000多名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接受了轮训，维稳是培训的主要内容之一。湖北石首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也接受了这一轮培训，却没有阻止“石首事件”的发生。

　　“一味想压下去”，于建嵘说，“是压不下去的。”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维稳方案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因为维稳要求制约权力，于建嵘说，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这样做。

　　这对“中国模式”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汪玉凯说，“一个政治模式如果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不能有效约束腐败，就会不断受到质疑”。

　　在《新民周刊》年初的封面报道《以政改破解改革难局》中，汪玉凯也接受了采访，他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已经超过了经济改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看作是制约权力、约束腐败和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好切入口，而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要求尽快打破僵局。

　　汪玉凯说，决策部门“必须果断出台措施，才能提振公众的信心，让大家重新看到改革的希望”。

　　☆ 财产申报贵在决断

　　毛寿龙认为，财产申报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贵在决断。韩德云说，这个决断意味着，中共和中央政府下决心“大范围地、大幅度地、制度性地往前走一步”， “不然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决断”是主权者或其代表对涉及政体生存的根本性问题的判断与决定，是原则性、方向性和总体性的。他在评论阿勒泰地区官员申报制度时说过，中央的“决断”……比十个、百个阿勒泰“试验”重要得多。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于9月召开，《瞭望》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说，会议将“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并称，将党建问题作为中共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主要议程，是15年来的第一次。由于2009年是中共执政60年的节点，《瞭望》的文章分析认为，会议将分析总结中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并对党内民主和反腐等民众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

　　这篇文章谈到了“社会期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文章说：“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这被理解成，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可能就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规定。数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人士，都对此表示了审慎的期待。

　　韩德云说，要求党干部申报和公开财产，再推广到全体公务员，是可行的方案。一方面，大多数官员同时是中共党员，另一方面，和公务员系统相比，党内的控制力更强。

　　这个制度将帮助中共提高执政能力，同时，由于涉及党员和官员的强制性义务，韩德云认为，只有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才有权作出相应规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决断必须由中央层面来下决心。

　　和所谓“‘打苍蝇’倒逼‘打老虎’”的乐观想法不同，韩德云虽然赞赏阿勒泰和慈溪的尝试，却怀疑其效果。作为一名法学副教授出身的资深律师，韩认为，阿勒泰和慈溪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韩德云认为：2006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错过了明确这一法律义务的最佳时机。

　　没有规定官员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是《公务员法》的致命缺陷。当年法学界就此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让《公务员法》尽快出台的主张占了上风，立法者选择了回避困难，不要求官员申报财产。

　　韩德云主张，必须修改《公务员法》，或者制定一部规定官员财产申报的专门法，作为《公务员法》的补充，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同理，要强制党干部申报财产，相关内容应该在党章中做出安排和规定。

　　☆ 制度设计考验政治智慧

　　实际上，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技术手段不成熟，而是一旦出台以后，如何处置那些财产来源有问题的官员和党干部。这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不能说只要公布了，钱全是他的”，毛寿龙说，“但也不能先鼓励小偷自首，等他自首了又往死里打”。从官员不需要公开财产到必须公开财产，必然要涉及历史问题，处理不好，社会有失序的风险。这是对制度设计者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毛寿龙主张引入一种类似“司法协议”的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如果嫌疑人主动认罪，可以达成司法协议，减轻或免除刑罚。这种制度是一种妥协，但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策略、技术和制度，要给官员和监督者提供更大的空间”，毛寿龙说，如果没有妥协、协商的空间，双方没有商量，大家硬碰硬，结果堪忧。

　　多数受访学者对《新民周刊》表示，某种程度的豁免将不可避免。有人主张设置三年宽限期，如果官员在过渡期内将非法所得上交，不追究其法律责任。有人主张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首先要求“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申报财产。这个方案主张，将财产申报和公开作为官员和党干部推荐和自荐的内容，作为提拔和任命的前提条件，一旦申报不实，即取消被推荐、被提拔和任命的资格。

　　也有人主张不溯及既往，即新任官员、干部和制度出台后的财产，实行更加严格的申报，对制度出台之前的财产和在任官员，执行较宽松的申报要求。

　　任何形式的豁免，都将成为政治上的妥协——妥协被认为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妥协到什么程度，追究与豁免的标准是什么，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在那里，制度的设计者如何与公众取得共识，无疑是重大的难题。

　　包括韩德云在内，许多机构和个人已经起草了若干版本的财产申报法规草案，据《新民周刊》了解，还有一些草案正在起草拟定当中。如何处理历史问题，都是起草者最头疼也最小心翼翼的地方。

　　尽管财产申报制度并没有出台，也缺乏一个时间表，但起草者已经开始呼吁，公众应该以更理性和宽容的心态对待此事。他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国财产分配的状态长期不透明，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突然公开官员和党干部的财产，可能产生震撼性的效果。

　　但他们同样表示，这种担心远不足以成为阻碍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理由。汪玉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尽快出台，是中国当下深化改革的试金石。

　　根据国际反腐NGO“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2008年，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地区的廉洁水平排名12，台湾地区排名39，中国大陆排名72。这一排名虽有争议，但引人深思。

　　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全世界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官员申报和公开自己的财产。中国内地会是下一个吗？  来源: 新民周刊 ▲


中俄多个军事合作项目因“仿制苏27”停滞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8/558522.html

    国际在线8月26日报道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经理伊塞金日前表示，俄方将对中国是否仿制苏-27战机展开调查。此话立即成为“导火索”，引爆了俄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拷贝”俄罗斯武器的热潮。与此同时，伊塞金的副手米赫耶夫也透露，中俄之间有关34架大型运输机及4架空中加油机的合同，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中俄军技合作中的磕碰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中国苏-27战机起飞

　　炒作中国“盗版”苏-27

　　8月19日，伊塞金在莫斯科国际航展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有关中国“仿造”苏-27的说法，并表示将对此展开详细调查。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有关中国战机在外形上“拷贝”苏-27是俄方的说法，“这可能是事实……这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外形’可能一样，但内部设置完全是另一个样。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查清这是否确实是(苏-27的)复制品。”

　　伊塞金的表态非常谨慎，也预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表明俄方并不肯定中国“复制”苏-27。然而，俄罗斯专家和媒体却“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而只是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复制”苏-27上，强调俄专家早就预言中国2013年前有能力实现对苏-27的“完全克隆”，但事实表明，“聪明的中国人”把这一进程大大缩短了。

　　俄《新政治》网络杂志、《新闻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已经能够复制苏-27，称俄1995年向中国出售了200架苏-27SK战机的生产许可，允许中国利用俄罗斯战机配件生产J-11 歼击机。但到2003年，中国只购买了95套J-11配件，余下的105套则拒绝购买。《新闻报》说，J-11战机的国产化比重正在不断上升。

　　☆ 两国军技合作有摩擦

　　分析人士指出，俄媒体已不止一次地炒作“中国‘克隆’俄罗斯武器”的话题。《一周论据》周刊今年5月14日就曾报道说，中国军工业在过去15年里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现在获得俄罗斯武器后立即尝试进行模仿。除了自主研发苏-27的“克隆”产品，如应用国产发动机和雷达系统的J-11B歼击机系列，还试图生产自己的S-300防空系统以及舰载高射导弹发射装备和航空发动机。《观点报》也在4月22日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近年来，中俄全面合作不断加强，但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小的波折还是不断出现，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更是磕碰不断。

　　8月19日，俄国防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米赫耶夫公开承认，俄向中国出口伊尔-76军用运输机及伊尔-78空中加油机的合同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虽然该合同早在2005年9月就已签订，但是由于负责组装伊尔-76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厂无力执行俄方转来的合同，俄方不得不推迟交货时间，并试图将合同放在俄境内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飞机制造厂执行。可是，该厂根本无法在2010年做好生产的准备工作。

　  ☆ 三大因素主导俄军火政策

　　其实，对于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俄罗斯军工企业向来是非常重视的。由于苏联解体后国防订单的缺失，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额订单，就成为了俄罗斯军工企业主要支柱。那么，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为什么还会时常出现摩擦呢?

　　应该说，这其中包括多种因素。首先，由于受历史政治条件及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俄军工体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在苏联时期，为提高军工企业的保密性和抗打击性，莫斯科推行“举国军工”体制，大型装备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苏联各地分散制造，这就导致俄方对出口装备的制造缺少控制力，无法如期履行与中国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伊尔-78空中加油机就是证明。

　　其次，俄罗斯部分官员和民众，依然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因此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抱有深深的“戒备”心理。中国的国防需要更为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但俄方却始终有所保留，并在出口武器时对技术进行封锁，有时甚至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敲诈”，俄拒绝向中国出口10到12架苏-33舰载歼击机就是一例。俄方暗示，中国必须购买50架以上，否则就必须从零开始研制自己的舰载机。

　　第三，国际因素也影响俄武器出口政策。有分析认为，俄之所以宣布要对所谓的“中国‘克隆’苏-27”展开调查，是因为受到印度方面的外交压力。印度是俄最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而中国与印度的“死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印度担心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战机对其造成威胁。


　　☆ 相关链接

　　军技合作摩擦不影响中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技术合作复杂而敏感，涉及的层面也非常广泛，所以出现一些磕碰在所难免。但就总体发展方向而言，这些问题不会影响两国日益深化的军事领域合作。

　　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持相同立场。此外，两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维护地区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不久前，中俄两国成功举行了“和平使命-2009”联合演习，中俄都对演习的意义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强调，俄方希望两国合作交流领域能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本文来源：国际在线)


韩俄就“罗老号”发射失败互相指责
http://feature.stnn.cc/news/Vehicle/2/200908/t20090826_1100437.html

　　星岛环球网2009-08-26消息：搭载在韩国首枚火箭“罗老号”上的“科学技术卫星2号”已经在坠落地球的过程中烧毁。这一消息让此前韩国所称的“一半成功”也彻底站不住脚了，虽然韩方表示韩俄两国将调查发射失败原因，但是两国围绕谁应该负责的问题已经开始相互指责了。

　　据《环球时报》报道，韩国《朝鲜日报》26日在题为“罗老号部分失败谁之过？”的文章中称，“罗老号”未能将科学技术卫星二号送入目标轨道，到底是谁的责任？“罗老号”是韩俄两国的“合作品”，由俄罗斯和韩国分别制造第一级和第二级火箭。“罗老号”未能完成任务，应查明准确的原因，查出责任在何方。

　　俄罗斯太空杂志《Novosti Kosmonavtiki》主编阿法纳斯耶夫在25日接受《俄罗斯商业日报》采访时表示：“认为俄罗斯对韩国的卫星未能进入目标轨道负有责任的主张毫无依据。由俄罗斯负责研发的第一级火箭发射成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航天署“赫鲁尼切夫航天中心”的官方发言人亚历山大·鲍伯列尼奥夫也在接受俄罗斯新闻通讯社的采访时表示：“第一级火箭正常运行，这一事实没有变化。对于俄罗斯来说，此次卫星发射是成功的。”

　　《朝鲜日报》认为，俄罗斯方面有关负责人做出上述表示，可能是为了强调俄罗斯方面对卫星偏离轨道没有责任。《朝鲜日报》的文章没有明确指出责任在俄罗斯一方，但提到了“韩国政府对此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该文还指出，责任在何方的问题将经过调查才能查明，“不论是技术问题还是沟通问题，一旦查清责任在何方，就必须讨论赔偿损失和合同履行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