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韩、朝借吊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举行密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6730

    2009-8-22 作者: 姜贵瑛 为吊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昨日派遣由高层人士组成的吊唁团到首尔。虽然韩国政府强调，韩朝间不会举行秘密会谈，但舆论认为，吊唁团将在首尔住一晚，韩朝间可能会举行秘密会谈。

　　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基南率领的六人吊唁团乘坐的高丽航空专机，昨日下午抵达首尔金浦机场。韩国统一部次官洪良浩和金大中和平中心副理事长丁世铉等，到机场接机。吊唁团从机场直接前往设置在国会的金大中灵堂。

　　朝鲜吊唁团向灵堂献上了特地从朝鲜运过抵、以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名义吊唁的花圈。

　　吊唁团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基南在留言簿上写道：“吊唁前总统金大中！您遵守正义和良心，为民族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

　　之后，吊唁团一行前往前总统金大中住宅看望遗孀李姬镐女士，转达金正日的慰问。

　　韩国政府表示：“为保护朝鲜吊唁团的人身安全，决定不公开其他行程，也禁止媒体进行采访。”

　　对韩朝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政府表示：“如果朝方要求与韩方见面，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如果朝方携有金正日的亲笔信或口信，李明博总统可以考虑接见。但政府不会举行秘密会谈。”

　　据悉，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基南向统一部次长洪良浩表示：“我愿意（和韩方政府官员）见面，都可以谈。”

　　就此，媒体分析认为：“吊唁团成员是朝鲜最高层人士来组成，也在首尔住一天。而且，他们来访之前已经向韩方要求逗留的酒店内开通平壤的直线电话。这显示朝方愿意与韩方进行会话。虽然政府对外否认进行对话，但韩朝政府官员间可能进行会谈。”

　　据了解，吊唁团一行昨晚除了与前统一部长官林东源和金大中亲信们，共进晚餐的行程之外，没有安排特别行程。吊唁团一行今天下午将返回平壤。另外，朝鲜从昨日起全面解除从去年12月1日起对韩方人员实施的军事分界线陆路通行限制。统一部表示，考虑技术上的问题，陆路通行可能需要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正常。来源: 早报网 ▲


中国外交是否需要转型？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8/20/content_965672.htm

    2009-08-20 光明网-光明观察 传统上，中国在外交上遭遇的困境主要来自于西方大国，如法国、德国、美国；如去年年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美国对台的军售问题。而观察自今年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些外交问题来看，中国在外交事务上遭遇的困难，似乎正在开始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就在于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传统上的西方大国在对待中国问题时显得格外谨慎。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及实力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中国一时间也成为了西方领袖和媒体所热捧的对象。但事情总是两面性。金融危机虽然给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和舞台，但同时似乎也将中国推向了外交上的另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来自于在传统上往往为中国所忽视的一些国家或者说与较少与中国发生直接摩擦的国家。这些者集中体现在今年的南海争端以及由新疆 “7·5”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南海国家较为少见地集中对中国发难。甚至有所谓的“南海集团”的国家集团出现。而在新疆“7·5”事件中，则引发了土耳其的激烈反弹，甚至称中国是在进行种族灭绝政策。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西方大国如美国、法国等国家基本上不出声。这在中国外交史上较为少见。按照以往的习惯，这些国家往往是最先跳出来指责中国的，而今，却毫无例外地沉默了。反而是像土耳其这样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反而大声指责中国的政策。同时，在南海争端中，也较为少见地有几个中小国家集体向中国发难。这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因此，笔者不得不自问一声，中国的外交是否需要转型了？中国的传统外交习惯在于应对诸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而且往往也是通过经济等手段进行回击与对抗。然而，在面对土耳其以及南海周边各国的问题上，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新的外交问题。对土耳其而言，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两国的关系很难通过经济手段直接发生作用。同时，中国在传统上也较少与这样的国家形成直接的冲突，因而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应对土耳其的发难。

　　而对于南海周边各国，中国传统上，则是以经济互动来实现双边的双赢。因此，较之于法国等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是较为重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希望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力。比如本月15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与东盟10国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这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自贸区将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因此，中国很难通过使用对付法国的方法来应对南海周边各国。中国与其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样。中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这些国家也一直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积极的支持者。因此，现阶段，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国家在领土问题上的纠葛，对中国的外交，尤其是以传统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提出了不少的挑战。

　　当然，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还得思考的是，这些问题的发生，是短暂一时的现象，还是真正具备某种意义的上的转型。西方国家的沉默，是否仅仅是因为金融危机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向中国发出挑战声音的国家，其背后是否有其它大国的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观察。而这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是否应该转型。

　　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转型，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中国的外交政策，将由传统上的针对西方大国，转变成为与世界上所有的普通国家。当然，这里指的是如何面对来自其它一些普通国家所发出的挑战声音和作出的挑战行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增长，必然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进行着大量的基础建设和项目投资，中国在经济上的“走出去”战略，也必然加速这一过程，因此，与当地在族群问题、文化观念上难免会出现摩擦；此外，这些地区也是大国之间角力的主要场地，因此，与中国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对抗，恐怕再所难免。

　　因此，笔者认为，从长期的角度上来看，不管当前面对来自土耳其或是南海周边各国的挑战声音，是否是属于暂时性的问题，中国都有必要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应对来自这样一些非传统大国的挑战与责难。这在中国的外交上，是一种必然。因此，中国的外交应该如何转型，什么时候转型，恐怕，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现实性的外交问题了。南之默 ▲


林毅夫：买美国债是帮自己　中国将率先复苏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8月22日电／中国最近明显减少美国国债，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其实中国买美国债是帮助自己，而中国将率先走上复苏之路。

　　环球时报引述林毅夫的话表示，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

　　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

　　林毅夫认为，“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

　　他表示，中国当前人均GDP 是3000美元，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步失去比较优势。上世纪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中国。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产品也可以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如南亚、越南、非洲。

　　林毅夫指出，转移需要资金，中国可以帮他们转移过去，一旦过去，就可以利用当地资源，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中国投资到当地也可获利。

　　林毅夫并认为，在全球不景气中，中国会是最先复苏的，中国季度的GDP增长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达到7%至8%之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


美援台直升机每小时的油耗要46万台币、台湾当冤大头？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8-22 海龙直升机加入台湾救灾行列后，按照规定，只要进入台方领空，就不能熄火，而油料费1小时就要46万元，完全由台方来买单。

　　中评社台北8月22日电／美军出动MH-53E海龙吊重直升机来台加入救灾行列，但来台后的“表现”却不如预期，不但未能吊挂大型机具进入灾区，更重要的是每小时的飞行油耗费用高达1万4千美元，约46万元台币，且所有费用都是台方买单，当初台湾“外交部”通令外馆婉拒外援，是否正是考量到相关因素？现在反向思考，倒是颇耐人寻味。

　　今日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大陆当局数度宣称要向俄罗斯借米26直升机给台湾使用，但是在政治及安全的顾虑下，马政府根本不敢接受，在民怨高涨下，其迎了美援又当冤大头的苦水，大概只能往肚里吞。

　　“外交部”拒外援的公文一曝光，引起一阵哗然，民众批评声如排山倒海，接着马英九否认曾拒绝外援，相关单位也向美方提出需要挂重直升机支援的需要。不过，MH-53E虽来得轰轰烈烈，但在救灾工作上，真的发挥很大的功效吗？MH-53E从18日起开始进入灾区，但在美军要求安全第一下，吊挂的机具由先前期待的12吨怪手，缩水成数吨的小怪手、小山猫，连日来的任务进度落后，相形之下，台湾机龄超过30年的运输机CH47运输机，就操到像计程车一般，不但要运重机具，还要救援受困民众。

　　另外，因美军不愿被炒作成登陆来台，所以海龙直升机加入台湾救灾行列后，按照规定，只要进入台方领空，就不能熄火，而油料费1小时就要46万元，完全由台方来买单，1天24小时下来，费用就要1104万，就算是只飞几小时，也要好几万真的是所费不赀，不过，台湾“国防部”不愿证实外传金额是否属实。

　　美方曾在第一时间表达来台救援意愿，只是台湾官方说“不用”，这是否是因为早就考量到可能出现的相关情况？军方人士透露，美方对台湾南部灾情非常清楚，早就透过卫星画面了解灾区受损情形，包括哪里有严重土石流，何处道路、桥梁被冲毁，甚至哪里有生还者待救援，美方取得的信息，都比台湾官方还要清楚，但台军透过管道向美方取得灾区卫星画面时，美方却以有军事、外交考量，拒绝台方要求。

　　若上述情况属实，对照灾民大力批评拒外援，又感谢美军人道救援，显得相当讽刺，网友Y09认为，美军直升机可以吊十几吨的重物，但到了现场只愿吊几吨，是做秀兼赚钱，另一位香港网友钱olden则批美军伪善，假扮援助真演习，向台湾要油钱！

　　而此之前，大陆方面曾多次宣称已替台湾借好米26直升机，国台办主任王毅还强调，这是飞龙民用航空公司所有，完全没军方背景，国台办发言人杨毅也说，他看到台湾报导，韩国民间搜救队在台援助，还要跟灾民比手画脚，如果大陆去，就没这问题了。也许真的接受大陆的人道援助，不但没了言语沟通问题，且以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到北京为灾区原住民募款，大陆国台办二话不说，就捐了2千万人民币，约合台币1亿元来看，可能米26来台也不用台方买单，大陆方面一定全包了。

　　但因为涉及两岸特殊政治及“国安”考量，马政府不只戒慎恐惧，还唯恐避之不及，尤其从救灾不力，民怨四起，接受大陆捐赠组合物后，又有所谓的阴谋论传出，马政府更是小心翼翼，由于马英九已被媒体和舆论骂到满头包，如果再接受大陆的直升机，恐怕更引起更高的民怨，被指是大陆中央施舍地方，因此，马政府只好在庞大的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下，再当冤大头。

　　事实上，八八水灾的救援行动，也牵动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发展，外传美国军机到台湾前，曾事前知会中国方面，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劳里表示，美国的直升机是由美国军人所驾驶，“我不相信美国觉得有必要事前通知中国”，就是一例，而台湾接受美国的直升机救援，婉拒大陆的直升机，也符合了台湾在国防上靠美国，经济上靠大陆的现状。

　　另一方面，大陆此次对台的救援工作，在最快的时间内，让美军以民间形式赴台湾实施救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或阻挠，且在最快的时间内，表示愿意向俄罗斯租借米26直升机给台湾使用，又表明在最快的时间内排除政治干扰协助救灾，不与任何政治因素挂钩，并在最短时间内，动员大陆的各方力量，全面进行援助台湾的捐款。▲


高检推动全行业“行贿黑名单”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82097.html

    2009-08-21   5月28日，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浙江重大项目招投标中心门口，一位陕西籍建筑商徘徊半响，终于迈进大门向工作人员开口咨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上检察院的‘黑名单’，如果上了，以后就干不了这一行喽。”

    这位曾经的行贿人正打算参与浙江一项水利水电工程的招投标，作为浙江省“十一五”重点“三千个亿”工程建设中的一个子项目，能否中标不仅要考量企业的资质，更令他焦心的是已成为该省开展重大项目招投标的一道必经程序——“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可能全国联网，如一旦自己过去的行贿记录在招投标环节被发现，他就无法在这个行业内混迹

    担心或来自大陆高检院近日的一次会议。该会议透露，最高检将设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加强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指导，同时取消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等五个行业和领域的限制，将行贿犯罪档案录入、查询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行业和领域。

    “该项改革和创新已超脱了在基层试验的层次，升至制度层面。而全国检察系统的全面推广，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指导，有利于发挥其应有的规模效应。”大陆高检院一位官员称。

    与高层预防腐败官员信心满满相对应的是，大陆一些专家和学者担忧：在一个腐败现象早已到处充斥的社会，反腐第一屏障中双向惩治近乎失守，而单单把法院判定的行贿犯罪人圈入“行贿黑名单”来进行反腐，其效用若何，不容乐观。“今后如不加以完善改进，无疑会流于形式，成为一个反腐作秀行为。”

    ☆ 行贿黑名单三年没联网

“对发生在建筑、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行贿犯罪建立档案查询系统，向社会提供查询。”2006年3月11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贾春旺在向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中，“行贿犯罪档案”制度首次在大陆检察系统最高领导人口中出现，对行贿者和试图行贿者形成了强大的威慑。

在贾春旺讲话之前，俗称为“行贿黑名单”的这项制度在基层已经试点2年。“行贿黑名单”，是指在发生某些贿赂犯罪比较严重的领域，检察机关将行贿人名单收集后，作为限制行贿人和相关单位从事某种领域工作的依据。

这项制度创新最早来自浙江宁波北仑区检察院，用于预防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建筑领域行贿案。“北仑经验被认为是一项很好的制度创新，而推到前台。”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有关人士称。

为慎重起见，2004年4月，最高检与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西五省(市、区)的检察机关和三部委所在地的主管部门共同配合，在建设领域开展试点工作。

2005年底，大陆高检院决定把此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把查询行业从建筑领域扩展到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年底前全国联网。次年1月，全国检察系统正式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最高检宣传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行贿黑名单制度首先在公共项目、公共资金密集地区的检察院推行，先期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系统，积极对外开展查询。试点成熟后，在全系统推广。

但寄望于网络预防实现跨行业的联合以及网络内部反腐资料共享进行反腐的这项制度，一开始便充满争议，公众对其实施效果存疑。延亘3年后的今天，检察系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仍没有实现系统全面联网的迹象。

“检察系统内部对其理解不同，各地实施尺度不一。”大陆检察系统一位人士称。

已调任浙江省纪委任职的原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许尚金回忆说，当时北仑的行贿资料库只能对本区域内的建筑企业进行监督，而对外地的建筑企业是否有污点记录却无法把握。

即使是在被认为防控重点的华东地区五省一市，“行贿黑名单”目前也只能这些省市检察系统的部分区域共享。

    ☆ 双向惩治中共失防

行贿黑名单为何步履迟迟，其中有一原因是，该项制度经最高检统一推广后，基层抵触情绪众多。

“如果说，行贿黑名单在建立之初可以被称为贿赂行为的‘高压线’、‘防火墙’、‘防腐剂’，那么，如今这项制度多少有点名不副实，成为一个花架子了。”原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控申科科长的林新法在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颇为遗憾。

按照最高检察院的相关规定，行贿犯罪档案的查询对象和范围是，检察机关自1997年以来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决生效的，发生在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政府采购五个领域的个人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和介绍行贿罪等最高检察院规定的五大查询领域为重点领域。

该规定无疑使行贿黑名单大大“缩水”。大陆地区的一位检察官说，这几年大陆地区行贿受贿行为不少，但经法院裁决的行贿案却少之又少。

有数据表明，大陆执法执纪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与行贿案平均之比约为100∶7。如1998年至2002年间，某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受贿案1569件，而行贿案件只有35件；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受贿案件1762件，而行贿案件只有280件；法院判处受贿案件1071件，而行贿案件只有39件。

在一些重大贿赂案件中，受贿方被判以重刑甚至上了断头台，而行贿方却没有得到相应惩处。如重庆綦江虹桥案，受贿11万元的副县长林世元被判死刑，而行贿者工程承包人费上利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

“不少腐败活动涉及到一个以上的当事者，理论上应对腐败活动的有关方面予以处罚。不过双向惩罚在实际反腐败工作中落实的还不够，现在往往对腐败行为中的掌权一方进行惩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级智囊王沪宁曾著文说。

上个世纪末以来，大陆在新一轮的反腐实验中以严以律己、财产核查、回避制度、政经脱钩和双向惩治为五大举措为抓手构筑反腐第一屏障，防范各种因素不正当介入公共权力的使用。但时至今日，这五项屏蔽措施中只有政经脱钩和回避制度等几项稍见成效，其余几项近乎失守。

行贿犯罪数的裁决少亦囿于大陆法律现实。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刘仁文向本刊介绍说，大陆行贿犯罪立案标准较高，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较少。中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行贿犯罪立案标准为个人行贿在1万元以上，单位行贿在20万元以上，对单位行贿罪中，个人行贿为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在20万元以上。

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随着注册公司条件的放松和招投标的广泛推行，以个人名义从事经济活动的已经很少见了，基本都是以各类公司名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因此，与之相适应的行贿案件，真正以个人名义行贿的案件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以各类公司或其他法人形式出现的单位行贿，而单位行贿则需达20万元以上才够立案标准。

从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来看，司法实践证明，大部分地区的单位行贿个案尚难达到这一立案标准。这些未达立案标准的行贿行为不会被处理，因而不被纳入行贿档案查询范围。

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的界定和把握也一直纷纷扰扰，无法统一。

    ☆ 反腐制度的软肋

2002年4月，德国联邦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草案，希望建立针对不可信赖企业的花名册，也就是“黑名单”。在这些花名册上，将记录那些被查证有行贿行为、雇佣黑工和有腐败交易行为的企业。

这些企业将在一定时间内被禁止承接任何公共项目。遗憾的是，这一提案遭到驳回。草案三次在联邦议院遭到大多数议员反对。议员反对的理由竟是这样做会违反企业主的人权。

对大陆推行的行贿黑名单制度，“透明国际”大中华地区及南亚区专员廖燃评论说：“‘黑名单’制度所产生的威慑和预防、教育作用非常大，在国际反腐败运动中也是一个新的经验，它具有惩戒目标明确、执行程序快捷、打击面小、社会威慑性强等特点。

不过廖燃也认为，“黑名单”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打击腐败的新措施，但最终能不能收到效果，要看实际的操作。比如，各地如何对待黑名单上榜人员并没有统一规定，仅仅有告知权，但并不能强制其退出招标。　
而另一方面，以当前大陆司法体制的独立性来考量，大陆反腐官员不得不对不同的行贿人设立不一样的角色禁区。如为了“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而行贿的人；当地民营企业家、知名人士和品牌企业的行贿行为；涉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引进外资、对外形象和投资环境领域的行贿问题。

自2005年以来，“朗讯风波”，德国西门子行贿案，德普“回扣门”等跨国公司腐案频发，跨国企业公然在中国大陆行贿，没有受到任何质询，却得到远千里之外的美国法律的制裁。

大陆地区的一位检察官告诉《凤凰周刊》，最高检曾在1998年和2001年分别下过通知，要求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通知发了几年，也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他认为，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措施限制比较多，真正让行受贿人都开口，存在一定的困难。

折中的办法，应对那些已经检察机关立案查实，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一并纳入行贿黑名单，以“资格刑”模式，使其在今后经济社会交往中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高检现推行的行贿黑名单制度，没有退出机制，行贿信息一旦输入就不能删除。”最高检推行的这一操作方式亦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不是很具人性化，有的企业虽有行贿污点，但应允许其一定时间的纠错机会，不能一棒子打死。”

在一片争议和纷扰声中，已试点运行三年的“行贿黑名单”。今年将进一步扩大战果。最高检披露称，近期将取消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等五个行业和领域的限制，将行贿犯罪档案录入、查询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行业和领域。

“如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行贿黑名单制度如同鸡肋，今后在打击腐败防范行贿犯罪道路上会越走越窄。”前述大陆检察官评论说。 ▲


国防强大是战争远离中国核心原因
http://www.mod.gov.cn/gflt/2009-08/20/content_4076264.htm

来源：环球网  作者：沈丁立  时间：2009-08-20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指出，“如果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那时就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如今，苏联已经消失；欧洲在一体化建设中已取得可喜发展；中国在整体国力上已名列世界前茅。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过去30年来的世界比更早期和平得多。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譬如在未来10年，上述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依然不会过时。以下六大因素决定了人类将更加和平，更会远离大规模传统战争。

　　◆ 第一，现代国际法禁止了一切侵略战争。虽然在不同层次上，当今各种战争和冲突仍禁而不止，但在联合国诞生后，人类社会毕竟对侵略有了普适的定义，对制止和制裁侵略有了制度与程序上的保障。这是二战结束前后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标志。

　　◆ 第二，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利益均沾。这有利于形成世界各大力量的更深层的相互依赖，而且，现代战争还使交战各方普遍出现弊大于利的情况，使大规模战争难以成为各国解决分歧的现实选择。

　　◆ 第三，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当前，以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产出已接近美国的1/3；用购买力计算则至少达到美国的2/3。中国的发展，已使我们有更多能力为稳定地区和世界局势、远离战争起到积极作用。

　　◆ 第四，二战后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已成为遏止侵略战争、避免严重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大战的避免、军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与民主、民生发展，都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决策更加民主，集权体制更受限制，民众参与国家制度的和平化建设更有可能，自然也有利于世界远离战争。

　　◆ 第五，核武器问世已有60多年。核武器的大规模毁伤效应在事实上起到遏止侵略、促使分歧方寻求妥协的作用。

　　◆ 第六，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正使预警军事冲突变得更为可能，这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不仅大国间寻求发动有效的重大突然打击已几无可能，同时在非大国间、或大国与非大国出现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干预与调停的可能也在上升。

　　归纳起来，在未来10年中，上述制止战争的六大因素还将继续存在，多数因素还会加强。中国在较为高速地前行，其势头有利于改善大国间关系的质量。在未来相当时间内，核武器在慑止大国间发生战争方面还会起很大作用。军备透明化也使通过发动战争来牟利的可能变得更小。因此，战争在离我们远去，乃是人类文明的趋势。当然，这是指一种整体性的规律，而且主要适合于大国间的关系。地区性的、偶发性的、大国与非大国之间的、非大国之间的、非传统性的冲突仍不免时有可能，但不应严重偏离上述规律。

　　除了变化了的国际背景外，中国的迅速发展，是战争远离中国一个核心原因。中国的发展包括国防发展，包括中国日益掌握先进的常规武备，以及在核武从地球根绝之前，我们仍需维护有限却有效的战略威慑力量，而不是马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现阶段，我们的和平仍靠国防守卫，也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国防，战争才会更远地离开我们。(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


越南侵占南沙 中国保持“低调”的两个原因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6715

    2009-8-21 作者: 章文 国际上有观点认为，谁控制了南海，谁就可以控制东南亚，从而控制整个西北太平洋和澳洲大陆。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在230亿-300亿吨之间，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面对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悬而未决的海上边界问题，中越海上谈判再次展开，双方对这次谈判前所未有的重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月12日，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胡春山在河内举行了中越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会晤，重点就海上问题进行了磋商。

　　尽管这次会面事先没有任何预告，但来自外交部的一则简短消息还是引起国内广泛关注。“中越海上边界谈判机制早就有了，但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亲自出马，这还是海上谈判机制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高规格，足见双方的重视程度。”一位南海问题专家表示。

    7月2日，美国海军最新型两栖船坞登陆舰LPD-18新奥尔良号在南海海域进行海上燃油货物补给。一名美军水手长正从导弹巡洋舰“尚普兰湖”号上观察新奥尔良号

　　☆ “海上问题”由来

　　实际上，中越边界问题的谈判从1974年就开始了，但一直无进展，直到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才有所突破。是年，两国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将着手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并分别成立了海上和陆地边界谈判小组。

　　回顾过去艰苦的谈判岁月，中国驻越南前大使齐建国感慨地说：“不容易啊！”1999年12月30日，中越双方经过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并于去年年底如期完成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

　　但是，中越海上边界谈判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单就“海上”这个名词的由来，就有一段故事。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之一的齐建国回忆说，中国传统所有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在越南方面则被称作黄沙和长沙群岛，在当年谈判上，中方习惯称“南海”，越南则叫“东海”，双方互不妥协。一字之别令整个谈判陷入僵局，中方代表团团长唐家璇由此召集开会商讨。

　　“我提了这样一个建议。我说越有争议的，越笼统越好。我们说是‘南海’，越南坚持叫‘东海’，我们把 ‘东’划掉，‘海’后面加个‘上’。他们说这个越南会同意吗？我说，他们肯定会开会研究1个小时，1个小时后会说同意。”齐建国笑着说，“当时越南代表团请示了河内，同意了。于是后来就一直用‘海上问题’这个提法。”

　　历经多年谈判，中越在2001年底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2004年6月30日正式生效实施。这是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线，到今年已实施5年。但是在“海上问题”上，也就是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问题上，中越不但没有达成任何划界协议，反而气氛越来越紧张。

　　今年以来，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4月25日，越南岘港市人民委员会主席任命该市内务厅长邓公语担任“黄沙岛县”(中国西沙)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邓公语随后在接受越南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称，要捍卫“主权”。5月，越南不顾中国反对，联手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7月 24 日，越南庆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武林飞正式签署决定，批准任命越南海军第4区146旅副旅长阮曰顺任“长沙县”(中国南沙)副主席一职。

　　“今年上半年南海问题呈现异常紧张的气氛，不仅是越南一国主动挑事，”南海问题专家、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解释说，“今年初菲律宾参议院三读通过法案，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为菲属岛屿；随后3月初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马来西亚称拉央拉央岛)，首次以总理的身份宣示马来西亚‘拥有’此片领土。最后就是越南了。”

越占我中礁标识。礁是南沙群岛西部的一座珊瑚礁，是尹庆群礁的4个干出礁之一。我国渔民向称弄鼻仔。1935 年公布名称为中央礁。1947年和1983年公布名称为中礁。有些外文图书称为Central Reef，越语名称Dao Truong Sa Dong（因越语显示问题借用英语字母拼写）即东长沙岛

　　李国强说，“海上问题”之所以比陆地问题更复杂主要有两大原因：
    
    ◆ 第一，海洋有别于陆地，很难在海上划线，打界桩，立界碑；

    ◆ 第二，则是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带来的混乱。该公约确定了沿海国家对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利。于是，各国纷纷提出主权要求，南海出现了主权要求重叠现象。

　　“中国所强调的传统主权和周边国家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李国强说，“更为复杂的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它们之间也存在争议，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致使海上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李金明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干脆说：“在南沙、西沙问题上，中越双方没有共同的语言，两边的主张差距太大，我们讲‘九段线’内海域是我们的，但越南说西沙、南沙都是他们的。”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划定标准，中国在南海海域内拥有岛屿1700多个，从中国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岛屿都位于一条被称为“九段线”的国界线内。如今这条“九段线”并不乐观，30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海域中我们实际控制不到一半。其中，越南已经非法侵占中国南沙岛礁29个。

　　☆ “蓝色圈地运动”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南海的油气价值逐渐被人发现。经初步估计，整个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在230亿-300亿吨之间，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属于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此外，南海海底还蕴藏着锰结核、“可燃冰”等宝贵的矿产资源。

　　李国强研究南海问题20多年，非常忧心南海的现状：“现在所谓的蓝色圈地运动，是指有关国家为争夺海洋资源，围绕海域所展开的一些行动。”他表示，因陆地资源稀缺，已经不足以支撑21世纪的经济发展速度时，为了生存，世界各国便把目光转向了海底世界。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越南是认同南沙和西沙属于中国领土的，越南总理范文同曾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一封信，承认这一点。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越南逐步提出并实施“海洋战略”后，便矢口否认以前的承诺，还把占领的中国南沙岛屿划归为一个省，即所谓“福绥省”。

　　为了能长期占有南海诸岛所获得的利益，越南在外交上主要围绕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积极发展和东盟国家关系，1995年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向中国施压，使其占领的南沙岛屿“合法化”。

　　2002年11月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越南认为它已经求得了中国“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平安符，于是一步步靠近雷区，不断在国内造起一轮轮所谓“南海主权”的舆论攻势。

　　另一方面，越南还把一些区域外的大国引进南海地区，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等。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尽管越南让西方大的石油公司参与南海石油开发有技术和经济原因，但利用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为诱饵，让南海争端国际化，不能不说是个很重要的动机。

　　为了同样的目的，其他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也都纷纷在南海抢占地盘，钻井取油。李国强表示，现在每当夜幕降临，南海上空灯火辉煌，1000多口油井忙碌地工作着，但其中没有一口属于中国。

　　据介绍，越南去年产油约1750万吨，基本上来自南海，其产值占越南国家GDP的30%多，“这样干下去，南海石油资源会日渐减少，留给中国的也就不多了。”

　　对于中国的相对“低调”，李国强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技术手段还跟不上，越南、菲律宾等国离藏油区近，而中国较远，前期物探、勘测工作较复杂；第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在南海问题上，要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原则，中国一直以来在探求和他国共同开发，而没有进行单方面的行动。

　　但现实很残酷，与中国负责任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开足马力在南海采油。对于这种情况，李国强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恐怕得有新的思路。”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学家陆儒德痛感国民“缺乏海洋意识”，“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有争议的海域占一半以上。陆地上我们为了一寸土地不惜流血牺牲，但是那么多岛流失，却无知无觉。这就是重陆地，轻海洋。没有认识到海洋的本身价值。”

　　面对南海的现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年3月底外交部成立了边界与海洋事务司。

　　尽管外交部否认是因为南海问题的白热化而设立的，该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背景很复杂，不是一两件事导致的，是长时间的酝酿。”但他也坦承，海洋边界的谈判工作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做，将此前属于几个司的工作并在一起，效率会更高些。(时代周报记者 章文)  来源: 时代周报 ▲


中国人“窝里斗”的根源在哪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8/22/content_11925072.htm

    2009年08月22日 红　网 中国人的“窝里斗”是自古有名的。比如，在没有出现“皇帝”之前，大家是乱打一气。等到出现了“皇帝”，大家都是争着抢着去夺那个宝座，比如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之争”。夺下宝座以后，“皇帝”又会拿自己的臣子开刀，以免他们“犯上作乱”又夺了自己的“江山”，比如朱元璋的“清除权臣”。即便是“江山”坐稳了，“窝里斗”依然是猖獗的不行。大家看“皇帝”是没法当了，就会互相攻击，博得“皇帝”的欢心，以便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如唐朝后期的“朋党之争”。
    
    而今，“窝里斗”现象依然明显。以普通百姓而言，兄弟之间反目者比比皆是。为了一点利益，兄弟俩就可以“兵刃相见”了。哪里还念什么骨肉之情、兄弟之谊？便是自己的老子，也是敢于“赤膊相见”的。
    
    所以个人的私利似乎是大于一切的，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一旦走到了一起，也是很“团结”的样子。这种“团结”，也是源于那“一己之利”需要“精诚合作”。可以说，中国人私底下是没有“团结”一说的，只有“勾结”才是真的。
    
    毕竟利益在大多时候是要“均沾”的。虽然很多人想“独吞”，但又无法一个人办到。如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前，需要手下有一帮子人来替他卖命和替他打天下。大家替他卖命，原因也在于卖的好就会得到好处。打完天下了，利益自然要“均沾”。朱元璋坐第一把交椅，其他人呢，就成了王成了侯。
    
    大家看似一团和气，实际上也就是相互利用罢了。谁的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谁的心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吃亏的事情，是不愿意干的。大家走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吃亏”的么？傻子也不至于如此，何况精明的人凑到一起呢？
    
    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大家都是“勾结”而非“团结”。梁山好汉，表面上靠了一个“义”字走到一起，而“义”是需要有物质作保障的。梁山好汉的“义”，在于大家一起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还在于有钱大家分。宋江的好名声，不就是靠“钱”换来的么？若是他很小气，见了好汉不给银两，谁还说他是“及时雨”，谁还尊称他为“大哥”？钱是个好东西，爱“施”者就能以此博得一个好名声。
    
    由于没有“精神”作为支撑，只有利益关系在里面，因此利用完了，各人还是要走各人的。大家若还要勉强呆在一起，百分之百是没有好下场。朱元璋的手下那帮人结果怎样，宋江投了朝廷后的那帮人结果怎样？还是古人说的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日子不好过时，大家也许会“团结一心”，因为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要让日子好过些；等到日子好过时，大家就必定会“窝里斗”，因为大家开始要排座次论功劳了。历来皆是如此。你比我稍强些，我就会不服气。不服气就会生怨气，有了怨气就会发脾气。发了脾气，就会折腾的一片“乌烟瘴气”。等到大家“内耗”的差不多时，这个世界也就会“满目疮痍”了。
    
    写了几年的评论，被人骂的已经没有了“脾气”。拿明星加入外国籍来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加入他国国籍那是人家的自由，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无事生非者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加入了他国国籍就等于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这让人感到很有些不可思议！如此，海外的华人都属于“卖国者”了？
    
    明星们申请加入他国国籍，原因有很多种。但这些原因，并没有牵涉到祖国利益问题，更没有上升到出卖祖国的地步。而事实上，真正的“卖国者”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如“力拓门”事件中的某些人，如美国CCI贿赂案中的某些人。他们无不是出卖国家利益，以帮助外国人从中获利。
    
    明星们挣钱或许来得太容易了些。当然，有些明星人品有“污点”。即便是人品有“污点”，也不能将其和“卖国”划上等号。只有发生了卖国的行为，我们才能确认其是“卖国者”。加入外国国籍的明星们回来挣钱，也没什么。只要是合法所得，我们能说什么？难道一个人到哪里挣钱，还分国籍？
    
    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吃饭，并不会妨碍谁，可在我国却不是这样。你没钱了不好，会受人歧视；你有钱了也不好，会受人嫉妒。总而言之，最好你没钱时赶紧去挣钱，等挣了钱后就夹着尾巴做人。否则，你必然会受到某些人的攻击！
    
    中国人已经习惯“窝里斗”了，习惯到了不可能没有“窝里斗”。穷也好，富也好，都离不开“窝里斗”。因为我们只有“勾结”，而没有“团结”。“团结”的是精神，“勾结”的是关系。我们要的是“关系”，自然就忘却了“精神”。
    
    中国人不是靠“关系”才“打成一片”的么？没有“关系”，好象在中国是很难立足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其中经历了多少“关系”，又要打通多少“关系”？找不到“关系”，很多问题你就无法办好，甚至你根本办不好。
    
    只有打通了“关系”，你和某某有了“关系”，你才能因这“关系”而顺利的办成事。要不，为何普通老百姓办事难呢？其实，若要有“关系”也很容易。有钱就可以，有权也可以，实在不行，有色也可以。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就只好和一样没有“关系”的人有“关系”了。这样，你就会成为今天社会上所说的“弱势群体”。
    
    因为有的是“关系”上的“勾结”，所以我们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团结”，也因此我们才会有“经久不息”的“窝里斗”！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勾结”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勾结”在一起那就变成了“团结”。“勾结”的只能是一伙人，或一个团体，而不可能是全部。什么时候我们“团结”了，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什么时候我们才没了“窝里斗”，才会“一致对外”，也才真正的强大起来！（夏余才）  ▲


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可能性不大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8/21/content_966719.htm

     2009-08-21 光明网-光明观察  为期两天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28日在华盛顿闭幕。美方向中方保证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然而，“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并非美国第一次提出。2008年6月17日至18日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美方表示，中国在贸易和竞争力领域取得了进步，并将通过合作方式迅速承认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虽然中国在“入市”方面进行了多年努力，但最终未果。（7月31日《北京商报》）

　　截至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中，有77个国家已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新西兰是西方阵营中唯一的，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然而，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至今均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些国家一方面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另一方面把承认与否当成一张牌来打，只要对他们不利时，就用来要挟中国。

　　长期以来，美、欧国家一直以世贸总协定中的部分注解，作为它们对中国等一些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特殊反倾销法律的多边依据。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率先于肯尼迪回合后，发明创造了寻找替代国来确定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格的方法，从而开始扭曲倾销本义，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歧视的反倾销法律。

　　分析人士认为，从市场经济这个泛概念的意义而言，中国无需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反倾销中一个技术性的条款和概念，关乎产品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否得到公平对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会减少贸易争端，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

　　就像中国加入WTO一样，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世界承认主要是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然而，争取美国的认同却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美国也曾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2004年6月，美国商务部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听证，中美双方代表将在听证会上进行公开答辩，这同时也是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首次“正面交锋”。大多数美方参与者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家美国协会更是在材料中提醒美国商务部，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入世承诺中关于15年内可以被看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

　　2004年7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古铁雷斯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协会会议上说，中国必须比现在付出更多努立开放市场，确保不折不扣地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而且中国有责任确保不再对美国对华出口设置“人为、不合理的壁垒”。古铁雷斯的话代表了美国官方的立场。美国所谓的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只是一个借口。这种标准没有什么科学性，达到以后还会有其他标准，承认与否主要还取决于美国政治上的意愿。

　　近年来，虽然中美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或交涉，但都没有取任何进展。这当中，美方反复举出一些例子来印证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依旧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称中国目前的情况离一个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标准还有较大距离。此次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重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显然是美方对中国的一个姿态，但“入市”要进入实质性地谈判，或要美方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为时过早。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美作为世界的两大经济体，理应有责任不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坏处，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而言。然而，美国人有其自身利益。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中美合作带来的成果，一方面又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人们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已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0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特别是今年6月下半月，在不到10天内，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连发3起“两反”调查。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已将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变成中美关系中常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屏障，失去它，就等于失去了其本身所应有的公正性，也失去了一件随时拿来对付中国的王牌。因此，期待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可能性不大。邱林  ▲


什么是当前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障碍？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8/22/content_965861.htm

    2009-08-22 光明网-光明观察 当今，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有人讲是腐败官员太腐败，不争气、不给争脸。又有人讲是搞市场经济搞得不对头，影响人们对社会稳定的支持，似乎不搞市场经济或者少搞市场经济才好。还有人讲，是自改革以来的旗帜，例如特色主义举得不妥当，以至造成人们种种思想上的混乱。比如特色主义就是 “独一份”。可这“独一份”怎样独？却容易使人搞不清。可我以为，这些统统可能还都不是最主要，最当前的。那么什么是最主要，最当前的呢？我以为就是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严重的功利主义。

　　具体说，改革前我们当中也不是没有一定的功利主义。但总的讲起来，那时的功利主义，主要呈现的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甘愿自我牺牲的功利主义。也即那时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在你个人取得了多少大的成功或奋斗，而在个人对祖国，对国家、对人民，是否做出了应有的奉献。像那时，支边、上山下乡，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就是最大的奉献，自然也就最光荣。

　　可后来，改革了，不再讲、推崇这一套了。相反，什么对国家，对人民的奉献是第一位的，全都不讲了。相反，推崇的是整个社会全都能一心一意的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把整个社会经济全都带的蒸蒸日上起来。所以市场经济其实也就是个改革的经济，是一个使人既不能不为自己，但为了自己也并非一定、肯定就能得到十全十美的完美的结果的经济。

　　具体讲，在这种经济当中，有什么样的人都取得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结果呢？我以为，首先是那些本来可能也就对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抱有一定心存疑惑的人。具体说，自改革以来，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所谓专家、名人、学者、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可能早就对中国以前搞的类似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抱有心存不满。于是，改革一来，自然他们就要头倾一筹，竭力为改革声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属于在以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可能不算太得志的人。具体说，中国其实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搞不同种发展的人。而邓小平其实可能就是不乏其人中的一个。当然，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类似农民等等的城市经济中的不稳定者。所以搞改革，其实不是没有可能支持者。只不过到后来，到今天，在多数人感到改了半天，最终也还是只能少数人暴富，多数人也只能跟着喝一点残羹剩汤之时，一些人才又开始对改革怀疑起来。

　　在中国，搞改革，其实本不应该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因为你不论什么事，在中国，你如总是只由少数人悄悄的背地里鼓捣着的去搞，那不说不容易搞出什么名堂，起码成功的希望可能也不是很大。所以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在兴衰废替时，其实无不是具体充分的要主张重视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具体说，用人民、民众的力量搞变革，那其实可能是任何一代变革所缺少不了的。因此也可以说，搞改革其实就是搞有关人民的改革，这一点可能也不为虚妄。

　　而人民的改革到底是应该一种什么样的改革呢？到底是不是就是可以、应该是一种无处不去充斥着功利主义的改革呢？我以为这个问题可能也得两说着。因为你如若一点不讲功利，比如全都讲平等，全都讲均惠，那势必改革将越来越失去动力。可如果功利过多，比如像今天，不论什么样人，只要能在改革中取得一点成果，获得一点致富先锋的美名，而就一律被高高的捧起，那最终形成的就只能是全社会一律向钱看齐，而不是向社会发展应有的正常发展方向看齐。所以功利主义其实是个双刃剑，它既能消除许多社会的懒惰现象，但同时也有可能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堪言状的混乱之中。

　　搞社会发展，其实功利主义并非是一个应有的首选。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危害，有时同样不亚于非功利主义的传统大锅饭的作用。那么什么应是首先的正常的首选呢？在我看来就是当有人需要一定的功利来刺激其的发展欲望时，当然可以给其一定的功利。但当有人越给其功利，却越容易使其找不到北时，那这时，功利主义就有可能不仅不是一剂良药，相反则有可能是一剂毒药。所以当前改革发展困境当中，我以为，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有个区分。区分在什么领域，什么部位，什么地方，可以继续搞功利。而什么领域，什么部位，什么地方，则必须一律禁止功利。否则一律全都强调只要改革能坚持不动摇，不管搞不搞功利，全都一律可以。那我以为，这样的改革其实就是再想坚持不动摇，可能也坚持不了多少。

　　改革不能全都搞功利，全都搞功利，只能最终害了改革。 ▲



黑社会不可怕，就怕黑社会“有文化”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2678&msg_id=66

     2009-8-20 最近几天，对黑社会组织的整治成为热点新闻，而一些官员涉黑更是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比如重庆市公安局一举抓获了黎强、陈明亮等多名黑恶势力头目。令人惊讶的是，两人分别是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另外，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等七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的吴天喜，在案发之前的身份则是河南省镇平县政协副主席。显然，黑社会组织与政治腐败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

　　“海派清口”周立波有个段子说解放前，东北出土匪，上海出流氓。不管周立波说的有无道理，黑社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能在大城市里生存扎根，但东北土匪则仅能啸聚山林，响马做寇。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土匪多半是反体制的，而黑社会则未必。所以，土匪永远只能在山寨落脚，而流氓则能与庙堂共存。比如，蒋介石靠青帮的“兄弟” 完成 “四一二”政变，而当蒋介石站稳脚跟之后，杜月笙之流则有了靠山，做起了旧上海的土皇帝。这个可能正如《新宿事件》中警察大叔感叹：黑帮与官员勾结是一直就有的事情。

　　于是，昨天的杀手，一旦穿上西服，也能人模狗样；今天满面慈祥的官员，明天就能痛下毒手，斩尽杀绝。

　　也就是说，与传统社会里存在的天地会、哥老会等反政府、反社会的传统帮会组织不同，不管是西西里岛的黑手党，还是旧上海时期的青帮、红帮，现代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条重要轨迹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排斥体制内的政治权力。恰恰相反，就目前的黑社会组织发展态势看，黑社会无不积极向体制内渗透，从而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之下，让他们的犯罪行为得以掩盖，乃至“合法化”。

　　前几年，辽宁沈阳的刘涌集团案，更是很典型的让我们看到，权力寻租渐渐成为中国黑社会组织成长的政治基础。当年刘涌被捕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嚣张至极的雷人话：“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国家公器沦落为黑社会老大的家丁，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轰动一时的吉林长春的梁旭东集团案、浙江温岭的张畏集团案，也处处都有政治腐败的踪影。于是，查办一个涉黑案件，倒下一批腐败官员，渐渐成为极为庸常的政治逻辑。

　　去年吴天喜奸淫多名幼女案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最让人震惊的恐怕就是其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但是今年多起政府官员奸淫案似乎已经让我们渐趋麻木。然而，当我们对这些无德无耻、无法无天的官员绳之以法的时候，可能忽略了类似案件的背后，往往都有黑社会的身影，都显示出黑社会中崇尚暴力、唯我独尊、江湖义气、及时行乐的黑社会文化，已经成为一些涉黑官员的亚文化。

　　在这样的亚文化氛围之下，一方面，黑社会组织积极向基层政权渗透，在政治保护伞下庇荫纳凉；另一方面，某些基层官员为了寻租，主动向黑社会组织靠拢。两者合谋的直接后果便是，暴力转身为权力，公器沦落为私刑。

　　针对官黑勾结，其实我们在司法构建方面早有动作。比如，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将从重处罚”。类似重庆专项整治的后续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样，黑社会组织本身并不可怕，但令我们惧怕的是，黑社会成员一个个都文质彬彬穿起西服，打上领带，俨然一副文化人的模样；而坐在主席台上宣讲“先进文化”的政府官员，八小时以外则拉帮结派，大拜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