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领导干部应有最起码的本分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6/09/content_11511032.htm

2009年06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
 
    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优良作风，是领导干部的终生课题。学习中央精神有几点体会，和大家分享：对群众要有深爱之情，对学习要有致用之道，对工作要有守土之责，对难题要有破解之策，对组织要有感恩之心，对利益要有澹泊之怀，对法制要有敬畏之意，对修身要有勤勉之志

    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优良作风，既是每个领导干部的终生课题，更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结合学习中央精神，这里有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对群众要有深爱之情。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从群众的呼声、意愿中把握推动发展的着力点，从群众的智慧、力量中汲取应对困难的好办法，从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寻找推动工作的突破口，多出一些亲民之策、为民之举，多办一些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对学习要有致用之道。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提高理论水平，又要提高实践能力，把学习的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革稳定的实践中去，认真研究解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干事创业、开拓创新的本领。

    对工作要有守土之责。一些领导干部责任心不强，误事、误人、误自己，教训不可谓不深。执政时间越长，越要防止脱离群众；信息渠道越多，越要防止蔑视民生；通讯手段越发达，越要防止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交通越便利，越要防止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对难题要有破解之策。一个领导干部，面对困难要有进取的锐气，面对挑战要有攻克的信心，绝不能面对工作中的棘手问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面对群体性、突发性、敏感性事件而束手无策，使小事酿成大事，造成恶劣影响。

    对组织要有感恩之心。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尚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牢记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以一种报恩的心态去投入工作，以勤勉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去回报组织和人民，这不仅是党性要求，为政准则，更是做人的根底。

    对利益要有澹泊之怀。要自觉抵御各种利益诱惑，经受住各种腐朽落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绝不能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生活，在各种诱惑面前绝不能心理失衡，行为失检，形象失态。

    对法制要有敬畏之意。党纪国法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和不可逾越的“红线”，要模范执行党的组织、经济、群众、宣传等方面的纪律，自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

    对修身要有勤勉之志。要把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优良作风作为立身之本和从政之要，作为日常行为和终生追求。

    我常常在想，这些要求都不是很高，应该是领导干部最起码的本分。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日前在山西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说

    本报记者  安  洋  刘鑫焱整理  


夜半惊魂:"给老子开门,我是镇党委罗书记"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8/15/content_11885467.htm

    2009年08月15日 来源：人民网  7月31日零时，在剑门关小学教师宿舍楼，一名自称新来的镇党委书记的醉酒人员私闯民宅，在当地造成严重影响。当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据当事人蒲老师介绍，7月31日零时，他们一家人正在睡觉，突然有人敲打门。蒲老师的小儿子透过猫眼看到一男子往里张望，害怕极了，问：“你是谁?”该男子嚷道：“给老子开门，我是新来的镇党委罗书记。”当蒲老师的小儿子开门时，该男子竟夺门而入，被蒲老师的两个儿子推出了门外。当时只闻到该男子“一身酒味”，在推其出门时，该男子威胁道：“知不知道老子是谁?我是新来的镇党委罗书记，这个地方老子说了算，你敢推我出去。”11日上午，记者采访剑阁县剑门关镇党委书记罗某，罗某说：“那晚是去小学检查安全。”记者问：“你半夜三更一个人私闯民宅去检查安全，不可能吧?”罗某说：“我只是工作方法欠妥，第二天我还把小学校长叫到我办公室修理了一顿呢!”  （8月12日四川成都新闻网）

    我们的罗大书记啊，真不愧是书记，竟然把半夜酒后私闯民宅，说成是检查安全工作，竟然还说，这是只是工作方法欠妥，竟然还厚颜无耻的把人家小学校长叫到办公室修理一顿。如此强词夺理，如此蛮横霸道，无怪人家罗大书记酒后吐真言，自称老子，而且猖狂叫嚣：我是新来的镇党委罗书记，这个地方老子说了算”。

    半夜酒后私闯民宅这是威胁公民生存安全啊？这不是检查安全，而是破坏安全，如此行为，我们的地方公安机关应该追究其责任。这哪里是工作方法欠妥的问题，根本不是工作方法，而是酒后耍酒疯，难道我们罗大书记酒后耍酒疯也成工作了吗？这样的书记应该被纪委部门好好修理一顿。

    11日上午，记者电话联系该县纪委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调查结果还没出来，我想，不管将来出什么样的调查结果，这个罗大书记都应该承担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侵犯公民权益的责任，私闯民宅，就是犯法，必须被追究刑事责任，应该受到国法制裁；二是承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的责任，如此行为是对党员干部形象的极大损害，这个罗大书记应该受到党纪处罚。

    书记新来，下车伊始，应该体察民生，问民情，而我们这个书记大人却是下饭店，问酒精，闯民宅，如此新官，我们老百姓不欢迎。（殷建光 ）


俄罗斯驱逐华商事件调查：市场关闭早有预兆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13/15401842860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13日  新世纪周刊

俄罗斯驱逐华商事件调查：市场关闭早有预兆
新世纪周刊2009022期封面

　　【文章导读】：

    俄罗斯驱逐华商事件

    俄罗斯“灰色清关”利益链

    生意场，就是江湖

    【文章内容】：

　　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被莫斯科当局永久关闭，这个俄罗斯最大的华商市场有十几年的历史。在这次事件中，6万华商直接经济损失达400多亿元人民币。

　　俄政府关闭市场的名义是打击走私，在“灰色清关”阴影下生存的数万华商只能哑巴吃黄连。

　　灰色清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清关公司和海关人员中饱私囊，致俄政府税收流失。如今俄政府决心整顿海关秩序，加强关税，华商却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据说俄政府的另一个目的也确实是压制中国货，发展自己的民族轻工业。但以往的经验表明，通过限制竞争而求发展的设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反倒是中低端消费者受损，据称少了中国货的俄罗斯已经出现物价上涨的局面。

　　损失惨重的华商也需要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实际上市场关闭早有预兆，俄政府之前的一连串举措都传递出整治的强烈信号，但很多虽然常年在外经商却一直生活在华人圈子里的中国商人却并未察觉。一位采访对象说，“国际贸易是游走在政治边缘的游戏”，对华商来说，了解所在国家的国情恐怕也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课程。

　　 “一只蚂蚁”与6万华商

　　“一只蚂蚁”市场永久关闭，莫斯科6万华商欲哭无泪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实习记者/叶林

　　这是8月初一个周末的上午，在素有“东欧外贸市场聚集地”之称的北京雅宝路市场，已不见往日的繁华。不算宽阔的马路两侧，一些闲散的搬运工在树荫下打牌。“现在基本都没什么生意，你看周末都这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雅宝路市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服装出口交易市场，现有20多座商厦，6000多个商户。市场上98％的产品都远销到俄罗斯、乌克兰等30多个国家，每年对外贸易额都在200多亿元人民币。

　　6月29日，俄方以查封走私货和违反卫生消防安全为由，宣布俄罗斯最大的华商市场，被华商称为“一只蚂蚁”的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被无限期临时关闭。半月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又宣告其“死刑”：“‘一只蚂蚁’不是暂时关闭，而是永久关闭。”

　　7月7日，俄罗斯总检察院侦察总局会同俄移民局、联邦安全局等部门，对已被查封的大市场再次进行大规模突击检查，并以违反俄居留制度为由，拘留了数十名在该市场经营的外国商人，其中包括16名中国籍公民。次日，俄罗斯移民局以非法移民为名，抓捕150名中国人，另有77名中国人因参加抗议，被驱逐出境。

　　“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这对在金融危机之下的雅宝路市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国雅大厦内，上午11点过，很多商户仍大门紧闭，走廊外也看不到几个人影。“这栋大厦里有很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华商。”一位大厦物业管理人员说，“ 没有一家不赔钱。”

　　俄文名字叫做吉娜的北京女商人，在“一只蚂蚁”市场做了10年服装生意。她几周前刚刚回国，价值800万的货物还扣在市场里。她雇了专人排队等货，自己先行回来。

　　据国内几家商会统计，估计在俄罗斯此次关闭市场事件中，遭受损失的企业约2万家，连带企业3万多家，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亿元人民币。

　　吉娜用“人心惶惶”来形容他们这些华商的心情。“在那里雇人接车拉货要排好远的队。”

　　7月22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率领的由商务部、外交部、海关总署以及浙江、福建等省商务主管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就大市场关闭事宜，同俄罗斯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和磋商。

　　三日后，高虎城在莫斯科对媒体表示，中俄两国政府重视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致认为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大市场关闭问题不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合作，俄方也答应妥善处理“大市场”关闭对华商的影响。

　　截至目前，华商被扣货物正分阶段一步步放行，事态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华商所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吉娜说：“就算现在货物都拿出来了，可没有市场了，这么多货怎么办，最亏的还是我们这些华商！”

　　☆ “一只蚂蚁”的江湖

　　切尔佐夫斯基大市场，位于莫斯科的东部，占地200多公顷，约相当于5个天安门广场大。大市场形成于上世纪9 0年代初，是当地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并辐射俄罗斯和独联体周边国家。

　　在这里经营谋生的，以中国人、越南人和中亚人为主，总人数据俄方统计有10万人。在市场里做生意的中国人，据俄罗斯中国总商会统计约有6万户，多来自浙江、福建、黑龙江、河北等省，主要从事服装、鞋帽及工艺品批发，也有少数人经营中国调料和食品。

　　大市场的老板是俄罗斯富豪伊斯梅洛夫，“一只蚂蚁”即是华商用其名字谐音而来。

　　现年52岁的阿塞拜疆人伊斯梅洛夫有资产6亿美元，在美国《福布斯》俄罗斯富豪榜中排名第61位。据说他是苏联时期的经济学家，非常有生意头脑，“几年间把切尔基佐夫斯基从一个小批发市场做成东欧最大的日用品集散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1994年、1995年，较早发展起来的太阳区还只有七八排5吨的集装箱，一排大概二三十个。2000年以后，新区ACT已经拥有30多排 40尺的集装箱，一排100个，左右分列。”38岁的北京人唐汤(化名)1993年至 2003年在俄留学，其间曾去“一只蚂蚁”市场打工。

　　唐汤介绍说：“大市场由三个部分构成，按发展的先后顺序为：以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中亚人为主的‘黑毛区 ’、以中国人为主的‘太阳区’，以及1997年后开始兴建并迅速发展成为大市场中规模之最的ACT新区。”

　　拥有10万人口的切尔佐夫斯基大市场自成江湖。俄罗斯检察院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曾感叹说：“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市场是‘国中国’，他们那里有自己的警察、自己的海关、自己的法院、自己的检察院。那里有很多人常年不用外出，所有生活设施都有，其中包括妓院。”

　　大市场不同种族的人群亦被分成三六九等，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区域和江湖地位。据介绍，市场中共有四大社区：华人社区、越南人社区、高加索犹太人社区以及塔吉克人社区。被公认最有权势的是阿塞拜疆人，主要卖皮货和鞋。在市场里做搬运工的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飘荡在市场半空“巴洽！巴洽”的声音，便是老板或顾客在呼唤这些搬运工。

　　这个江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片罪恶的孳生地，社会治安混乱。“帮派林立、勾心斗角，几乎每个区域都有专门的势力控制，就连停车场也不例外。警察敲诈勒索，俄当地人都管警察叫‘垃圾’，又脏又坏又臭。”唐汤说。

　　市场里还有自己的“灰色银行”，不归国家管。唐汤就曾做过替六七家摊主往银行送钱汇款这个“提着脑袋的活儿” ，“每天拎着一个大袋子，多则100万美元，少则10万美元，担心被抢。”他的一个认识的人就曾在市场里被抢过七八十万。“不过拿到市区的银行更危险，市场外有人化装成出租车司机，拉到僻静地方就打劫。”也有银行在一夜之间消失，几十万、几百万一下子就全没了；还有银行涉及洗钱。

　　商人吉娜说，她在大市场做生意时，一般不敢往银行存钱，暂时转不出去的钱就往集装箱里放，往货堆里藏。“钱放箱子里也都要搁得很隐蔽，不会放在一起，都是这件衣服里藏一张，那件里面藏一张。”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居民对切尔佐夫斯基大市场意见很大，俄罗斯白领甚至都不愿涉足该地区，“因为社会治安太差了”。但“一只蚂蚁”市场的问题并不是近期才发生，也不是近期才发现，俄政府之所以始终未痛下决心整治该市场，在俄华商代表温锦华分析说：“因为这个市场的主人很有背景，涉及到好多人的利益，还涉及到解决莫斯科和周边地区中低档收入人群的消费品的问题。俄政府几次声称要关闭，但都没关成，现在看是下了决心了。”

　　而促使俄政府痛下决心的直接原因，各方分析人士均认为是大市场老板伊斯梅洛夫在土耳其的嚣张行径刺激了总理普京的神经。今年5月，伊斯梅洛夫在土投资15亿美元修建的豪华酒店落成。典礼当天，这位富豪用私人飞机制造了一场曼妙的“美钞雨”，撒掉6100万美元之巨。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还放言道： “钱是我挣的，我想花在哪儿就花在哪儿。”在俄罗斯饱受金融危机冲击，2014年冬奥运场馆建设预算都决定砍掉15％之时，这一做派让普京怒火中烧。此后不久，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就承诺，将关闭作为伊斯梅洛夫重要财源的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俄政府此举可谓一箭多雕：既打击了金融寡头、敲山震虎，也规范整顿了经济秩序，并增加国库税收。

　　“一只蚂蚁”覆灭，10万商人成了牺牲品，华商尤遭重创，同时也损害了俄罗斯居民的利益。有消息称，这一贸易渠道的堵塞，引发了食品、小商品价格大幅上涨。7月23日，俄verstov网站发表了一篇分析大市场关闭对俄影响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没有中国日用品，俄罗斯将变成没毛熊”。

　　☆ 华商成俄警察的“提款机”

　　俄罗斯有个政治笑话，讲海关关长要过生日了，底下人商量送他什么礼物好。有人建议送他宝马760，可他劳斯莱斯都有了；又有人建议送他五居室，可他在西班牙岛屿上都有别墅了；最后有个聪明人出主意，让他在海关进口处连值三天班。

　　俄实行10多年的“灰色清关”政策，已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据业内人士说，很多官商及黑道相互勾结而成立的清关公司，以低于法定关税水平的价钱将货物运入俄罗斯市场，华商接到货柜到港通知后，将提单交给清关公司，清关公司又和海关相互勾结，将货值低报、瞒报或改变货物品名，中间差价部分被各利益团体瓜分掉，清关公司将货柜清出关后就拉到华商指定的仓库，但是不出具任何单据证明。也就是说华商往往拿不到通关手续证明，海关、商检、产地证明等必要文件更无从谈起。

　　“灰关”货不具有合法地位，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为华商货物过境时被扣压、过境后被查抄埋下“祸根”，华商亦无从投诉。

　　受切尔佐夫斯基市场关闭的影响，无奈回国的北京女商人吉娜，对自己的货物通关时被扣压，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计其数，有去年的货到现在还没到。”她说，近两年尤其严重。

　　“主要是海关有问题，他们拿到我们的货以后，直接翻包，觉得这货值钱，就拿走，拿个十包二十包太正常了。以前不是这样，他们还只挑好看的、合适的，拿上一两件自己穿，可现在，好家伙，整包拿！他们拿去自己卖钱！今年初，我一共发了50包货，一包都没收到，告诉我全丢了。后来我在市场上看见自己的货了，找货运公司赔，那也完全不够本，原本一件衣服200块，他卖给别人100块，赔给你最多也就20块。唉，只能干认倒霉。”

　　市场里，警察突袭查抄“非法货物”也是常事。“他一敲门，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值钱的东西就抄走了。”东北小伙子刘涛，在俄罗斯学语言学，在大市场给像吉娜这样外语不好的华商做翻译。

　　刘涛非常厌恶当地警察，“他们欺负华人，尤其是外语不好、形象差的。”“警察碰见你，就要你拿护照检查，然后看一眼就往自己兜里一塞，等着你拿钱。有的都不说查你护照，直接管你要酒钱。不给，他就用警车把你拉到莫斯科郊外去，让你自己走回来。”这个年轻人气愤地说，俄罗斯警察都叫中国人“中国银行”、“提款机”。“不过这也有中国人的责任，中国人总有一种思想，就是破财消灾嘛，所以慢慢给惯出来了。”

　　“我有一件衣服27个兜，特别适合在莫斯科穿，外面14个，里面13个。”刘涛得意地说，“外兜放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臭鸡蛋、喝的水、废纸，但钱都藏里兜，他们有时翻一半也就不愿翻了，他说你这怎么那么多兜，装的还都是垃圾。”

　　警察腐败，政府并非不知情，普京也曾派来“巡抚”。但华商给这位大人取名叫“25％”，“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得拿25％的回扣。”刘涛说，腐败的不止是警察，腐败是丛生的。

　　“灰色清关”不仅使俄罗斯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也困扰着俄罗斯和别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多年来，俄罗斯多次表示要整治这个问题，但却“雷声大、雨点小”，始终下不了彻底取缔的决心，这使得“灰色清关”现象屡禁不止。

　　近几年，俄政府加大了整顿国内市场秩序的力度，一旦“灰色清关”商品被认定为非法入境商品，遇到税务检查就会面临罚款、没收货物等处罚。

　　北京女商人吉娜对俄方关闭“一只蚂蚁”市场的蛮横方式不满，她表示，“其实很乐意接受‘白色清关’。”多年来，吉娜的货物一直走“灰关”。“没办法，因为俄罗斯海关效率低下，货物从中国到俄罗斯，如果正常通关的话，至少得半个月，而走‘灰关’，则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而“灰关”在缩短时间的同时，商人所交的实际税额也只相当于正常税额的3 0%到50%。

　　但吉娜算了一笔账，现在走“白关”对她来说获利更多。“因为走‘灰关’这种渠道，不丢货就不正常，加上税费、摊位费、乱七八糟的无故罚款，就很不划算了。”

　　☆ 最担心“清关”

　　吉娜天天看报纸、打电话，“非常着急，都是货啊，都是钱。”

　　8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公布了“关于俄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近况”，除了通报190名接受检查的华商已全部被释放，货物方面，称俄方已成立应急指挥部，并设立24小时投诉电话，以确保在市场内的货物安全有序地运出。

　　此前三天，“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组”组长、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透露，截至7月31日，华商货物从量上来说已运出一半，“估计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全部拉完。”

　　但货拉出来以后也头疼。“不可能再从俄罗斯拉回来。重新租店，你也不知道在哪干啊。关键是现在没市场，他不让你卖。”吉娜说。

　　她有时候都想撒手不干了，但又下不了决心。“固定资产都在那边，一下撤不了。现在国内市场也不好做，而且做惯了那边市场，再做国内也不适应。我们的货也跟国内不一样，衣服款式都是按照国外人的身形做的，国内人根本不合适，拿回来也卖不出去。”这个在俄经商10年的北京生意人很无奈。

　　如今大市场已关闭一个多月了，“寻找新的落脚点，希望早点把生意做起来，降低损失”，这是很多华商的期望。据报道，到7月底，1/3浙商迫不得已开始踏上回国之路，另外的2/3还在坚持寻找出路。

　　一条出路是进入莫斯科其他市场，但是，这些市场租金比切尔基佐沃市场的价格要高几倍。以“莫斯科”商贸中心为例，在“一只蚂蚁”市场关闭前，一个摊位的月租金是7万到8万卢布，而在其关闭后，“莫斯科”商贸中心的月租金急升了一倍。

　　有段时间，在俄罗斯媒体中流传“莫斯科将兴建大型中国商贸中心”的说法，令没有着落的华商精神为之一振。但7 月30日，切尔基佐沃市场紧急指挥部及莫斯科市政府均否认了这一说法。莫斯科市长强调，就算建，也只能建在莫斯科大环外，相当于郊外。

　　其实这两年，吉娜心里总是有“这生意做不下去”的想法。“前些年在俄罗斯，虽然治安不好，但好坏还能挣到钱的。这两年东西多，商家多，整个市场丰富了，但是购买力相对差了，又加上金融危机，海关上经常出现的货物丢失，以及屡见不鲜的抢劫，这两年大家别说保本了，都在亏钱。”吉娜说。

　　“也有自身的原因。以前很多华商给商户发货时，往衣服里放草、塞猪毛，马皮夹克当牛皮夹克卖，这必然使得华商给客户的印象不好。现在虽然不这么干了，但假货还是有，像假阿迪、假耐克什么的，这都有损华商的形象。”

　　生活成本的提高又是一个方面。“这房费也不降，开销又大，我出进都不成比例了，那做着就没有意义了。”几年前，俄罗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金700美元，现在涨到1200～1500美元。

　　留俄10年，在“一只蚂蚁”市场打过工的唐汤，将在俄华商的状况总结为三难：没货难、有货卖不出去难、货卖出去钱汇不出去难。这还不包括经营之艰辛。上世纪90年代，大市场电力供应不足，那时的华商每天只能喝凉水、吃凉饭，1 995年一个月能挣3000美元。如今，经营环境好多了，华商依旧是最能吃苦的，零下30几度照样摆摊。吉娜说，华商的钱都是从牙缝里一点点积攒出来的。

　　俄突然关闭大市场，让6万华商欲哭无泪。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标志着过去20年中俄民间贸易混乱局面的终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说，中方对俄方依法打击走私、整顿国内市场秩序的行动不持异议，认为这将有利于规范贸易渠道，净化贸易环境，从长远看，有益于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其实这两年，我们不论在货物质量还是自身诚信上都提高很多。”华商吉娜说，因为现在市场不好干，你次的东西压根儿就卖不出去，所以必须得提升自身的品牌、质量等各方面。现在，吉娜有自己独立的品牌和设计师，各部门分工，管理明确，她的货物专门针对俄市场，不做内销。

　　不过继续做下去，吉娜还是担心清关的问题。“清关这块做不好，不及时到货，你货再好也卖不上好价。这是近两年影响我们利益的一大关键点。”她说，我们华商还是愿意通过“白色清关”跟俄罗斯人做生意。


俄罗斯“灰色清关”利益链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13/15401842875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13日 新世纪周刊

　　俄罗斯“灰色清关”利益链

　　华商采取“灰色清关”这种风险极大的非法入关方式，与俄海关正常清关的低效率以及办事人员的腐败有关

　　-本刊记者/张雄

　　“在那个年代，只要懂俄语就发了。”苏文(化名)现在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副总经理，曾长期驻俄担任翻译工作。他所指的发财时间是 1991～1995年，在那年月，他的朋友们拉着整车皮的服装、口香糖运往日用品匮乏的俄罗斯，赚来了成捆的卢布。刚刚经历解体巨变的俄罗斯人并非没钱，但他们非但买不到新衣服，而且面包都很少见到。苏文的一位朋友在卖完他的服装后，不得不跑到郊外挖野菜充饥。

　　☆ 跨越边境线的中国倒爷

　　苏联解体后，一心西化的俄罗斯为发展市场经济，根据西方建议采取了“休克疗法”。苏文说俄罗斯人就是这种“一刀切”思维：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一旦认定了目标，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应当的。“休克疗法”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日用消费品奇缺，俄罗斯普通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为此，俄官方准许每个公民每次从国外免税带入价值5 000美元以内的商品。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中俄边境进行以货易货贸易的中国商人，就此看到俄罗斯的轻工业品市场存在着无限商机，纷纷加入跨境带货的 “倒爷”行列。

　　边境线上的交易实际从198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冷战时期苏联热衷军备竞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崇尚的是“要大炮不要黄油”。“超级大国”的盛名之下普通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却迟滞不前。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中苏关系出现缓和，两国边境线上的士兵开始做起了以物易物的生意。饥渴的苏联人愿意拿出一船化肥，换取一船来自中国的西瓜。

　　此时的中俄两国政府都没有给两国贸易以真正政府层面上的支持，但在利润的驱使之下，来自中国民间的商人们开始做起了自发式的贸易。“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当起了“国际倒爷 ”。199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红和景岗山合唱的《好年头好兆头》里有句歌词：“北京的倒爷震东欧”。1991年牟其中拿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来四架图-154飞机，他自称从中赚得8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此为这一时期中国倒爷登峰造极之举。

　　无序、混乱的民间交易催生了大量的伪劣产品。1994年底至1995年初，“星期鞋”、“鸡毛服”的不断曝光，让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彻底沦落到了“地摊货”的地步，很多商品打出“本店没有中国货”的广告语。苏文曾跟随考察团去俄罗斯访问，一位俄罗斯妇女愤怒地拎着双脱胶的鞋扔在中国考察团面前，这是她前一天从自由市场上用半个月工资买来的。苏文拿起来瞅了瞅故意高声说：这是匈牙利产的嘛。“其实应该是中国商人造的，那个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我心里明白，但我不能说。”

　　中国商品的声誉一落千丈，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也感觉到了来自各方的不信任目光。曾有很多朋友劝苏文跟他们一起呆在俄罗斯做生意发财，苏文都拒绝了。“警察动不动就想查你，呆着憋屈，这样的活法没有尊严。”

　　☆ 俄式灰色清关

　　此时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趋稳，俄政府开始不断出台措施限制进口商品交易：1994年将公民免税携带入境的商品价值上限大幅调低至2000美元；1996年进一步规定公民可免税携带1000美元、重量50公斤以下货物；而货值不超过1万美元且重量在200公斤以内的货物则须征收总价30%的关税，但不超过每公斤5美元。同时，中俄之间正规、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开始发展起来。与之相对应，两国一些城市间陆续开通定期货运包机。

　　一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中国商人，以及那些涉足俄罗斯市场不久的国有贸易公司在中国货信誉扫地之时扛起了中俄贸易的大旗。但是，1997年到来的金融危机再次重创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商人，而那些反应速度较慢、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中国国有公司更是损失惨重，并最终导致很多这样的公司都撤出了俄罗斯市场。活跃在俄罗斯市场上的中国商人，又回到了散兵游勇的状态。

　　中国商人在对俄贸易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但同时也经受着俄政府部门、警察、黑帮乃至普通民众的勒索和排斥。商人们在俄海关办理清关手续过程中困难重重，饱受歧视、刁难。俄海关不仅贪腐严重，而且效率异常低下。为鼓励进口，简化海关手续，提高效率，俄罗斯海关委员会允许所谓的“清关”公司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提供运输和清关捆绑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务，即由发货人按整架飞机载货量向俄方“清关公司”交纳费用，由后者全程代办报关、纳税、商检等手续，这就被称之为“灰色清关”。“灰色清关”是一个带有独特历史背景，专属于俄罗斯的名词。

　　“清关公司”往往与俄海关的腐败官员，甚至边防军相互勾结，通过为货物快速入境提供便利和瞒报、虚报货品和货值，从中牟利。但整个过程走下来， “清关公司”却不向中国客商提供通关手续证明。“灰色清关”介乎正常清关和走私之间，属于一种偷税漏税行为。这类入关商品进入俄境内不具有合法地位，很容易被查到罚款乃至没收。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研究员姜毅曾跟随“清关公司”走过“灰色清关”的整个流程：中国商人并不需要自己跟着去跑这一趟，找到专门的清关公司，把一趟货全部接下来。清关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运费和清关费都包含其中。服装类多按吨计费(皮夹克因价值较高有按件计的)。清关公司负责将货物运到俄罗斯去，能从机场出来。一旦离开机场，货物的安全问题清关公司便不再负责。

　　姜毅介绍，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很少查货。“最大的危险是黑手党，他们会抢货。有些中国商人就雇请当地的保安来押车，几家摊贩雇一个俄国人。这个事一整套就形成一个规模了。”姜毅说。

　　☆ “政府谈起来也底气不足”

　　中国商人大多采取“灰色清关”这种风险极大的非法入关方式，虽然不排除降低经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的动机在里面，也与俄海关正常清关的低效率、 “花钱办事”的风气，以及办事人员的故意刁难有关。少数华商有心通过正常手续清关，却遭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一名批发领带的江苏商人曾选择正常清关程序，但俄海关人员却将部分货物调包，借机罚款。虽然后来那位商人将海关人员告到法庭并打赢了官司，但他已经心灰意冷，最终离开了俄罗斯。

　　俄罗斯人是注重穿着的民族。因此，俄服装市场服装款式和色彩更新快，市场竞争激烈，需求结构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在商人眼里，时间就是生命。华商进口贩卖的大部分都是服装鞋袜等季节性很强的产品，且都缺乏团体意识，相互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比起冗长繁琐且并不保险的正常清关程序，走灰色清关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本能反应。

　　“其实很容易想清楚，灰色清关根本不是一个部门腐败的问题。”姜毅说，“做灰色清关，绝对不会是私人做，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做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你贿赂一个两个官员，就算是把所有海关的官员都贿赂了，那物流呢？机场呢？就算是把这些环节都打通，但到了市场，来一批货我就查，你还是卖不出去啊，怎么就能存在10多年呢？说得严重点，这就是一条龙的犯罪。做灰色清关的这种公司，黑白两道如果不通吃，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姜毅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始终下不了决心去整治灰色清关，“牵涉的利益和人太多了。”在近20年的时间内，俄政府对“灰色清关”的打击时紧时松，效果并不明显，久而久之华商难免有些麻痹大意。但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大势下，打击“灰色清关”被俄最高领导人纳入了国家战略，华商遭遇灭顶之灾的打击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7月22日，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抵达莫斯科，会见在俄华商代表。在这次“关起门来”的对话中，高虎城给出的明确信号是：俄方打击灰色清关决心坚定，希望广大在俄华商认清形势，在严格遵守俄罗斯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切实转变经营方式，以期更好地开展对俄贸易，并支持华商探索在俄建立合法、规范的中国商品市场。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高锡云也表示：“在俄华商的唯一出路是：注册企业，转向正规经营。”

　　“从大的背景来看，恐怕这是一个必由之路。”姜毅说，“老是华商被查，就找政府出面谈，可是让政府怎么跟人谈呢？本来就是灰色进来的，谈起来恐怕也是底气不足。”

　　“清关”是指进出口货物时，当事人必须向海关申报、办理海关规定的各项法定手续。只有这样货物在出入境时才能放行。


生意场，就是江湖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13/15401842875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13日 新世纪周刊

　　生意场，就是江湖

　　11年的俄罗斯经商生活，他亏过钱，受过辱，挨过打，关过铁笼，惹过黑社会，但也立了业，成了家，交了朋友。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俄罗斯从叶利钦到普京时代的变化

　　-本刊记者/许荻晔

　　张兴忠，吉林人，1971年生。1998年初来到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在当地友谊市场主营水果。

　　☆ 信誉与生意

　　我一开始没想到去俄罗斯，原来一直在黑河打工，给一个卖调料的送货，干了四年，锻炼出来了，什么苦都能吃。后来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该出去闯闯，对面(指俄罗斯)挣钱快，就想去那。当时和一个朋友商量一起过去，我没钱，跟他说：我没带钱，你得带，他就带了几百块。这朋友到现在都跟我关系特别好，阿穆尔州就我们俩做编织袋生意，可我们从来不竞争，其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到俄罗斯以后，也不知道该干么，就说去市场看看。在一个货场里正好碰到一个熟人，他建议我们卖水果。

　　我们正月初八出来的，大冬天被子都没有，就在一个小屋里，褥子铺在板床上，用棉袄盖在身上。吃饭是上顿面条，下顿面条。条件非常艰苦，不过那时候挺愉快的，我们原来都是给别人打工，自己开始挣一点钱，总觉得特别多，特别高兴。

　　那会儿卖东西是凭信誉赊货。我在俄罗斯接别人从中国发过来的货，把货卖了再给发货人钱。他们并不是只赊给我一个人，你刚进入一个市场，大家不了解你，那就少量地赊给你，考察你有没有这个信誉，有的话就可以大批量地赊。很多人在黑河那边有亲戚朋友或者合伙人，或者雇个人，可以直接发货。

　　我是要到大约5年前，才有人直接给我在国内发货。我虽然来得比较早，但干得比较杂，也没把全部精力放在水果上，所以一直没做大。我们做水果生意，大家的批发价格都是一样的，关键是看固定客户群。

　　我们这个友谊市场，卖货的大概五个人里，有四个中国人，一个黑毛子，就是原苏联解体以后，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人，他们是黑头发的。客户里面是俄罗斯本土人为主，还有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人。

　　同俄罗斯客户打交道比较方便，一般比较爽快，没什么转弯抹角的，但是也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信誉。因为这些人，尤其乌兹别克斯坦人，一般也是赊帐的，先拉货，卖了再给钱。讲信誉的就会把钱给你，不讲信誉的拿了货就跑了，一车的货就没了。但是如果那人跟你拉一年的货，就一车没有了，你还是挣钱的。

　　在这上面，我也受到一点损失，不过不是很大，我赊货给人的时候，总会先有个基本想法，要是这些货的钱拿不回来，我还能不能周转下去，我要是能承受的话我再赊。不过我一个朋友老朱，“赊货”赔了500多万。老朱刚来的时候，一句俄语也不会说，没办法直接跟当地农民拿货。就找了个中间商，你给我拉一车黄豆，我给你一车钱，总共买了500多万人民币的黄豆。结果他要往中国发货的时候出事了。警察把黄豆都收走了。因为农民报到警察局，说这个中国人买黄豆没给我们钱。实际上是，中间商跟农民赊了黄豆，然后跟老朱拿了钱就跑路了。俄罗斯警察不管老朱和那人的交易，有人报案就受理，把黄豆全还给了农民。他去打官司，哪个机构都不管，500多万全赔进去了。现在他俄语说得特别好，可能就是受到这个事太大刺激，发奋学习的。

　　☆ 我不走灰色清关

　　灰色清关是叶利钦时代的事，当时俄罗斯百废待兴，什么东西都供应不足，灰色清关算是一个业务吧。当时也可以正常过关，但是手续特别繁琐，需要的证明也非常多。通过灰色清关公司就什么也不需要准备，只要交钱就可以了。

　　满洲里那边始终是实行灰色清关。他们的过货量要比我们大。俄罗斯的寡头可能也是看中他们这一点了。我还记得他们一车是25万卢布，不管你过什么东西。

　　我所在的布市就在黑河对面。原来这儿有个黑社会老大叫孙钢义，在中国杀了人，越狱跑到俄罗斯，蹲了三年监狱，加入了俄罗斯国籍。他就在港务局上班，后来把他家兄弟姐妹什么的都调过来了。他家是伊春的，就叫伊春帮，当时势力非常强大，也开了清关公司。你要是发货，就得走他们公司，不走的话就要交保护费。当时我记得有个叫老庄的，发过来一车土豆，没走他们的公司。他们手下的打手，手上还带着戒指，一下打在老庄的鼻梁上，当时把鼻梁就打折了。大概 2001年的时候孙钢义被打死了，这案子到现在还没破。

　　总体上说，我们这边报关方面还是比较正规的。我是不走灰色清关的，因为我以前也不是自己发货，就1999年的时候有过一次。

　　以前我不了解自己报关的程序，也不知道找谁，觉得非常难，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我去海关问需要什么手续，按他们说的准备好了，给他们看，问还需要什么，最后不差了，就报关报检了。这下就非常便宜，证明什么的我都有，手续齐全，检查也没问题。

　　灰色清关的收费，是按立方算的，但是可以跟他讲价。我记得正常是按公斤上税，一公斤是8块钱，要是找到的是不正经的人，可能是12块、15块不一定了。因为假如我是做灰色清关的，我过货是8块钱，你跟我熟，我也按8块报给你，你再出去报给别人，就可以是12块钱，赚差价。再下线的人，可以报到 15块钱。当然找他们可能也有个好处，他们有关系，比如一车苹果，上面装些土豆，就可能给你按土豆的价格过了。

　　☆ “毛子”与同胞

　　俄罗斯人有一种大沙文主义，认为俄罗斯人是最优秀的，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布市虽然离中国非常近，但人们也会有这样的观念、印象。我原来为这事，跟人打了好几架。2001年的反法西斯纪念日，货场休息，我 在外面溜达时，一个俄罗斯人撞了我，还大骂，大概意思是：他妈的中国人怎么配在这路上走。当时我拿石头砸得他脑袋开花，后来他去警察局告我，这人自己劣迹斑斑，以前因为偷窃蹲过两次监狱；我去警察局的时候，警察说我长的就是一副老实相，信我不信他。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俄罗斯人其实挺有特点的：不记仇，也不记好。你对他好，他该发脾气也对你发脾气，该翻脸也翻脸，不像中国人，会想到你对他有恩就忍一忍。你对他不好，他当时很气愤，过一段时间也就忘了。

　　他们也拉关系，也腐败，办事效率低，但有些地方还是按照规矩来的。比如交通规则方面，俄罗斯90%的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

　　俄罗斯姑娘很少有喜欢嫁给中国人的，但我两任妻子都是俄罗斯人。我前妻比我小三岁，她这个观念比较严重，我当时追求她很长时间。但是现在这个妻子，小我十四岁，她就很愿意嫁给我。在俄罗斯，丈夫比妻子年龄大很多很普遍，他们的社会风气认为年纪大会照顾人。

　　我从中国来到国外，看到中国人，就觉得：啊呀，我可看到同胞了。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在俄罗斯待得时间越长，就会感觉到，坏你的人，是中国人。早期来到俄罗斯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团结的，要是不团结的话，有些俄罗斯的酒鬼啊、流氓啊，就会欺负你，尤其是到新的地方，到新的地方中国人还是比较抱团的。等到发展起来以后，就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了。我看你挣钱了，我就想办法把你弄走，你看我挣钱了你也眼红。不过现在，自己都有自己的客户和买卖，情况就好很多。

　　我最大的一次损失，也是从中国人身上得的教训。前年，从黑河有一个叫袁进菊(音)的女的过来“打钱”。你从中国把货发到俄罗斯，在俄罗斯卖的是卢布，你要把钱打给国内，就得把卢布再变成人民币。但是按照俄罗斯法律，报关报检的时候不允许带多少钱以上的人民币，因为这种原因，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挣钱方式，就是我帮你把卢布换成人民币，汇到你的账户上，这就叫打钱。

　　打钱的人有好几个，她刚来的时候，给人感觉非常讲信誉：上午把钱放着，最快下午就给你打钱过去了。大约打了半年左右。有一次她又来收钱了，她的点数我还记得是3.355(即3.355卢布换1元人民币)，别人是3.358，我们就把钱给她了，也不光是我们一个市场，有好几个市场的人，大概总共有 200多万人民币。

　　结果晚上听到消息，说她去警察局报案了，说这笔钱被抢了。其实根本没被抢，警察局那里我有熟人，把她的底案给我调出来了：她三次回答，每次都不同，一看就是编的。

　　这个事吧，我们找中国警方，说打钱是违法的，他们不管。在俄罗斯法律上不认为是违法的，但她是中国人，也已经回到中国，不在他们的范围内了。可靠消息说现在她跑到海南去了，开了个餐馆，还买了房子，但是这人始终找不到了。

　　☆ 黑社会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又比较热心，人家叫我帮忙我基本都帮，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傻张。但我因为帮忙，还得罪过孙钢义。

　　我有个朋友小高，和一个辽宁人老张一同做买卖，赔了。当时小高欠跟我一同来俄罗斯那朋友的钱，所以小高找我帮忙去要钱，我本来是不想去的，想到那朋友的钱才答应了。

　　我给他找了个黑毛子朋友，有点黑社会背景的，到海关把老张抓住了。老张把兜里6000块钱全掏出来的，说剩下的，等下有个朋友过来还，他朋友叫孙钢义。

　　小高和黑毛子都不知道孙钢义的厉害，我说那是黑社会的，咱们得赶紧走，但他们一个要拿钱，一个想见识黑社会，就我一个人走了。

　　我不放心，在海关外面等，一会儿就看见小高一个人跑了出来，黑社会把他打了，还说要整死他，他就吓跑了，完全没管来帮他忙的黑毛子。我就只好回去找那个黑毛子朋友。他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身边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罗斯人。那个俄罗斯人叫巴扎，是当地的第二大的黑社会头目，他哥哥是警察局局长。

　　这时有人向那个中国人说我是跟小高他们一伙的，但那个中国人非常客气，只是让我去找回小高和他拿走的老张的护照。

　　晚上我带小高去见孙钢义。一进屋，孙钢义跟我说：“你就是小张啊。”

　　我说：“啊，我就是小张。”

　　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大哥，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告诉你，你听着，我，就是孙钢义。”然后他又瞅着我，眼睛里冒出一种凶光，那种光非常吓人，看了我能有6 秒钟，问我：“你记住了吗？”非常严肃。

　　我说：“大哥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小高还了老张的护照和6000块钱，但是孙钢义的打手们还问他要一万，不然就整死他。小高为此吓跑了。他们中有人提议说，小张和小高是一伙的，抓不着小高就找小张。他手下的打手抓着我，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让我替小高拿一万块钱出来。

　　我那时挣的已经够一万块钱，但我脾气犟，一口咬定没钱。当时已经有消息说哪天晚上要收拾我。跟我一起来俄罗斯那朋友愿意为我出钱，但我不肯，我说你不如回去给我爹妈扔点钱。当时我们俩的眼泪都围着眼圈转。

　　结果他们没整死我，但想去找那黑毛子要钱，我给了那些打手5000卢布，让他们放过那黑毛子朋友。他们答应了，但仍然要我去找小高，这钱等找到小高就还我。

　　巴扎的手下也来打我，说一直觉得我老实，其实是个狐狸蛋子。狐狸蛋子就是流氓的意思，他们自己是黑社会，还骂我是流氓。

　　我花了一个多月，费了好多周折，把小高的下落找到了，要去报告孙钢义。到那门一开，我看里面一人怎么这么眼熟呢，脸特别胖。后来我看这哪是胖啊，被人打的，就是小高。

　　小高说自己跑了，对不起我，会补偿我。我说：“得得，这事拉倒完事吧。”

　　我遭了一个多月的罪，到这时算是完事了，算是挺过来了。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所有的社会经验，都是这一时期学会的。

　　事情过去以后，我和他们这帮人处得还挺好。我对黑社会一直本着敬而远之的原则，老远看到就一口一个大哥地招呼，恭维他们。他们是要收保护费的，不过倒没对我收过。

　　这大约是1999年，叶利钦时代的事了。孙钢义死了以后，他的很多成员也都被抓起来了。这些年俄罗斯本地的黑社会也在减少。我刚从乌苏里回来，原来俄罗斯人去乌苏里买车要交保护费，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

　　☆ 警察

　　我看国内的报道，都说在俄罗斯，警察看见中国人就罚款，其实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俄罗斯法律不允许直接把钱交给警察。公务人员要是收别人钱的话，查出来的话会被开除。

　　我以前被警察关过铁笼。有个俄罗斯人丢了狗，到我们货场来找。有个开饭店的老邱，是个女的，正好老邱丈夫有一条同品种的，俄罗斯人非说他是偷的，报了警。老邱丈夫不会说俄语，求我帮他翻译，我就陪他去了警察局。那会警察权力大，二话不说，咔嚓就把我们塞在大铁笼子里了。俄罗斯法律规定把外国人抓了关起来3个小时后必须释放，不然就得转移去其他地方。我们就给关了3个小时，啥也没问，时间满了就放了。当时就是这种治安状况，大概是叶利钦刚下台，普京刚上任的时候。

　　以前警察罚中国人的款，因为办旅游照过来，算是过来旅游，不允许卖货。我原来也是旅游照，被罚过，一次大概是 500多卢布，随着卢布贬值，罚款金额也增大，现在一般都是2000卢布，合人民币400元左右。后来可以办劳动大卡，就有了卖货或者从事其他劳动的权利，只要手续合格就不会罚。即使有人刁难你，你把理由说清楚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办劳动大卡得提前申请，得在5月之前把要申请多少名额报到城市就业中心，然后给报到莫斯科去。另外还得有个登记地点，就是说他们有地方住，来了以后得按时交税。在俄罗斯要是有个独资公司的话，申请就比较方便。中国人在俄罗斯开公司非常方便，注册资金只要10万卢布就可以，注册之后还可以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

　　现在护照不合格只能送到外事科或者移民局，这两个是专门管中国人的部门，警察完全没有权力查你的护照罚你的款。我有个朋友，在黑龙江边上住，对面就是俄罗斯，他经常上对面打鱼。前两年有一次被军队抓住了，塞到监狱里，蹲了三个月。放出来以后他上哈巴领事馆办返乡证，出了火车站，警察问他要护照，他只有外事科开的单子。警察说不行，得罚款，他应付不过去，只好把手里钱全给警察了。到领事馆他把这事跟工作人员一说，咱们工作人员带了警察局的局长，直接上火车站，把那警察指认出来，因为勒索中国人钱，那人当场被开除了。

　　可能因为我的处理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俄罗斯这地方很适合我。警察来找麻烦，多半也是为了得到点好处，跟他好好表达表达，基本不会为难你。比如可以跟他解释：我头一次来不懂规矩。不过我有个朋友谁谁谁，在货场卖水果，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打这个电话找他。我希望这次你能抬抬手，我相信我们以后能相处得很好。问题不大的话，这样说说基本上都能解决。

　　像去年我在街上卖编织袋，按理说我有固定的卖货地点，不能在街上卖。被警察抓住了，要罚款。罚款不是直接交给警察，是警察开了单子交给法院，由法院判决罚多少钱。

　　那是个女警察，我就跟她解释，家里比较困难，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我平时卖水果，需要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随叫随有，就当交个朋友，等等。她没罚我，也没拿我水果。

　　第二次我又在那卖东西，又被抓住了。晚上那女警察又给我打电话，说看到有我的罚款单子，帮我抽出来了。还是什么东西都没要。

　　第三次我在街上碰到她，硬送了点水果给她，她还很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我再在街上卖货，啥事都没有了。可能她跟她同事说了，有个叫廖沙的中国人，别查他了。

　　我从中国来到国外，看到中国人，就觉得：啊呀，我可看到同胞了。其实绝对不是这样。在俄罗斯待得时间越长，就会感觉到，坏你的人，是中国人。

　　☆ 华商不了解俄罗斯

　　“我们华商既缺少一种风险防范意识，又缺少对俄罗斯国情政情的了解”

　　在苏文看来，此次关闭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并非没有先兆。

　　2009年6月1日，俄总理普京就要求内务部和检察院彻底改变打击走私活动局面，尤其是在打击轻工产品走私活动方面。“走私的结果就是坐牢，可又有谁坐牢了？”普京举例说，在莫斯科市内一家市场查获了将近20亿美元的走私货。

　　6天后，俄罗斯总检察长尤里·柴卡在接受俄罗斯电视节目采访时透露，普京所说那20亿美元的货就是切尔基佐沃市场2008年没收的一批走私货。

　　就在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关闭的一周前，俄法院判处远东海关局前局长埃尔涅斯特·巴赫舍强将军5年监禁，法院认为巴赫舍强同下属相互勾结，走私商品总价值超过12亿卢布。

　　海关局长被判走私罪，这已是针对“灰色清关”进行整顿的强烈前兆。但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里的中国商人们，对此却并未察觉。

　　☆ “政治边缘的游戏”

　　苏文在言谈间流露出对一些俄罗斯华商的保留。他在俄罗斯屡次被警察盘查，这让他感到很不爽。在他看来，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形象被一些华商给毁了。

　　“国际贸易是游走在政治边缘的游戏。”苏文说，中国商人习惯了多年的暴利，却不知风险与利润成正比，“暴利不是商业的常态。”

　　为什么这么多商人铤而走险，在姜毅看来这是赌徒心态所致。姜毅去过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很多次。“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确实不高，而且对当地的国情民情也不了解。有的人在那边呆20年，估计那33个字母还没认全呢。”有很多人身份又不合法，他又不敢出来，生活的圈子就是中国城，全是华人，吃住行一条龙全都有了。做生意讨价还价也很简单，拿计算器嘛。”

　　俄罗斯官方对市场的检查时间并无规律可循。姜毅介绍，“从1997年开始，几乎过一段时间，一两年就查一回，中国商人就损失一回。要查都是很突然的，说来就来了。有警察配合外围。外头封锁，税警直接就进市场。很简单，因为所有肯定都是进口货。在大市场里90%以上肯定都是灰色清关进去的，那么你的发票单据在哪，肯定都拿不出来，那就扣货。货被扣完之后，很少有能拿得回来的。而且就算你能拿回来，因为服装鞋帽是季节货，过了季，价钱肯定要打折。而且资本压在这，货没了钱就收不回来。”

　　姜毅说，近些年他和其他一些专家曾跟华商们有过座谈。专家们告诫说，跟过去比的话，风险越来越大，“赌不起了 ”。“尤其是小企业，我赌这一把，可能挣10万；但如果砸了，那就不是10万美元，光采购上来可能得20万40万呢。 ”

　　对于走“白关”的问题，姜毅倒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白关并非走不通，这中间就看你业务熟不熟。”姜毅介绍，也有类似于“黑色清关”形式的华人公司，帮商户走白色清关这一套程序。但这样的商户极少。“走白色清关的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并不见得就长到会影响你的生意。我们华商既缺少一种风险防范意识，又缺少对俄罗斯国情政情的了解。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懒得去了解。他们想法很简单，我就是要挣钱。很多人对灰色清关已经很熟了，做了很多年，挣着钱了，你要我去尝试一种新路子，利润可能还要减少，那太费事了。我干嘛要这么做呢？”

　　☆ “看谁耗得过谁”

　　中国商人自然要为自己的铤而走险付出代价。姜毅认为，从俄罗斯政府角度而言，“灰色清关”是其制度建设上的一个漏洞。“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国家形象和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贸易秩序，法律法规建设，包括财政税收的解决，还有打击腐败，这是从普京后期就开始强调了，梅德韦杰夫上台以后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打击灰色清关，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从一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建设来讲，打击灰色清关就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当然今年也有一个特殊，就是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财政税收肯定减少，它会想着开源节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俄罗斯政府应该有一个盘算：我赌过去可能来100 件，税收是没拿着；将来我要上税，很可能就只来20件。但是这20件，我也能收到一点。另一个，进来的量小了没关系，我国内民族工业不就发展起来了吗，这样刺激国内轻工业赶紧发展。”姜毅说。

　　但限制进口是否一定能提高俄罗斯国内轻工业的发展水平，姜毅对此也并不确定。“如果灰色清关有一天解决了，这个麻烦是没了，但新的麻烦肯定会来。”

　　随着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的关闭，以及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国内部分对俄贸易企业将不可避免面临转型的问题。而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则可能会迎接物价的新一轮上涨。“将来灰色清关取消以后，合理了合法了，怎么能够实现一个共赢，这个大家都还没想好呢。”姜毅说，“说白了，就是看谁耗得过谁。”

　　近年来，俄本国产业在整个轻纺业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俄工商会轻纺企业委员会主席证实，目前在俄轻纺市场上，60％的商品为灰色进口产品。俄工业和贸易部长赫里斯坚科6月提交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通过非法途径入境的商品不仅对国家税收造成巨额损失，而且不利于俄轻工业发展。报告主张推广合法和规范经营的连锁商店，打击以销售“灰色清关 ”和假冒伪劣商品为主的集散市场。

　　但是，俄罗斯的轻工业发展远非仅靠打击“灰色清关”就能奏效。俄新社援引一位做纺织品生意的俄罗斯商贩奥莉加的话说，她原本打算自己开厂，但做完成本核算后放弃了，“中国和越南的劳动力和原料都很便宜，要在俄罗斯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相当于中国的3倍。”有关研究报告称：如果进口缩减一半，那么俄罗斯生产者的生产量应该提高1.5倍，这样消费者才能感觉不到市场上的巨变。“但是本国轻工业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俄国内的舆论也在发出这样的质问。

　　姜毅介绍，普通俄罗斯人对于此次关闭大市场给予充分的肯定态度。对他们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政府对走私以及腐败打击力度的增强。“他们会想这么大一个群体在我们国家从事非法的走私活动，当然要取缔。至于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对你产生什么样影响，没人考虑。”

　　中俄的学者常就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讨论，但姜毅感觉俄方的学者对灰色清关似乎也并不了解，“我们几次跟他们谈，从头掰扯到尾。他们说，啊，是这样的吗？他们很多人的概念是：中国人在非法走私，中国政府就应该处理这事。我相信，8 0%以上的俄罗斯人可能都不知道灰色清关到底是什么事，到底华人在这中间充当什么角色。”

　　“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确实不高，而且对当地的国情民情也不了解。有的人在那边呆20年，估计那33个字母还没认全呢。”▲　(实习记者肖雪涛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中国首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排名出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6444

    2009-8-16 作者: 王红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首次披露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

　　中国经济周刊8月17日报道 这是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中国第一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

　　它来自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作为研究成果的《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首次披露了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以期促进各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东、中、西部存在什么样的地区水平差异？经“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独家披露该课题最新研究成果。

　　☆ 谁的生态最文明

　　——中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大排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首席科学家 杨开忠

　　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所关注的基本课题。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概念提到全人类发展的议程。

　　在中国，2005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高度出发，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以生态有效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因此，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提高生态效率。

　　因此，我们尝试用生态效率定义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水平。通过测算，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文明水平排序如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广西、山东、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以下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湖北、海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青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

　　☆ 什么是生态文明水平？

　　看到上面的榜单，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困惑：一些人们印象中的生态大省，排名却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排名却遥遥领先。这样的榜单是通过什么数字测算的？科学么？

　　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缩写为EEI)，其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OECE(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中，通常作为企业和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广义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就是指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

　　生态文明水平的测度主要通过下列的公式实现：

　　☆ EEI=GDP/地区生态足迹

　　EEI为地区产生单位生态足迹(指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冲击，生态足迹等于生产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其废弃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的面积)所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它与GDP成正比，在生态足迹一定条件下，GDP越高，其水平亦越大；与生态足迹成反比，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生态足迹越小，其水平越高。EEI由普遍公认的GDP和生态足迹两个指标直接合成，原理简明、计算方便，易于应用。因此，它是一个表示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文明程度的合适指标。

　　☆ 能源消耗是冲击生态的最大力量

　　生态足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山西、内蒙古、宁夏、辽宁、上海是最高的五个省市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西、四川、江西、安徽、重庆是最低的五个省市区。最高的山西是最低的广西的4.5倍。观察可知，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山西和内蒙古在第一梯队，远远高出其他省份，接下来宁夏、辽宁、上海、天津相对较高，数值为9以上，随后的省份平滑下降，相对连续。另外，除青海外，所有其他地区生态足迹均大于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明显。这反映出，我国生态面临巨大压力。

　　从生态足迹的构成看，作为整体的全国情况如下左图。其中，能源地占到71%左右，说明能源的消耗是经济活动对自然造成冲击的最主要方面，要降低一地的生态足迹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量，提高利用效率。其次是可耕地和草地，占到18%，这是和人类的生活消费有直接关系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总是在不断上升的，因此这部分消耗也是稳中有升。各个省市区生态足迹的构成虽然有差别，但差别微小，与全国情况相似。

　　☆ 为何北京“生态最文明”

　　根据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省市区分为两级六组，即：生态文明水平较全国高的等级，包括以下最高水平组、高水平组和中高水平组的14个省市自治区；生态文明水平较全国低的等级，包括分布于以下中低水平组、低水平组、最低水平组的16个省市自治区：

　　◆ (1)最高水平组：北京。

　　在所有省市区中，北京的EEI值最高，且领先程度大。北京的人均GDP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而生态足迹的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0位，并不高。所以综合起来看，北京的生态文明水平最高，经济发展是最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

　　◆ (2)高水平组：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

　　这些省市在排序中属于第二梯队，它们全部是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GDP水平高，但同时相应的生态足迹的水平也排在全国的较高的水平。这些省市区相对落后于北京，但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3)中高水平组：广西、山东、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

　　从绝对值上来说，这些省市区EEI值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山东为沿海地区外，其它均为中西部地区。

　　◆ (4)中低水平组：湖北、海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

　　这些省份所处的梯队虽然属于中游，但已经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 (5)低水平组：青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

　　这一梯队已经属于绝对地落后了，在全国属于低水平。这里既有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又有东部的河北和辽宁两省。

　　◆ (6)最低水平组：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

　　单纯从EEI的数值看，这四个省区是最落后的。但落后的原因却很不一样。山西的落后最主要的是因为其生态足迹太大。而宁夏和贵州排名靠后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本身太落后。总之，这些省区在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市区。

　　生态文明水平最高水平组的北京和高水平的六个省份全部是位于东部地带，显示东部地区总体上的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处于领先水平。但仍有东部省份处在中低水平甚至是低水平，比如河北省和辽宁省。处在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的13个省份中有8个中部省份、3 个东部省份和2个西部省份，大部分的中部省份都处在中游水平，发展较好的重庆和四川等西部省份同样处在此列。而低水平组和最低水平组的10个省份中有6个西部省份、2个东部省份和2个中部省份。这表明，现行“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划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分布。

　　其次，我们按照EEI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将所有省市区分为两组，如下页图所示，我国生态文明水平较高的集中连片地区包括四块，即：京津地区、黄河下游沿岸地区、华东华南沿海及江南丘陵地区、川渝地区。其它地区生态文明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

　　☆  谁能左右生态文明？

　　是什么决定了各地区间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差异？

　　◆ 首先是GDP、人口规模。理论上说，在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地区人口和经济规模越大，生态文明水平就会越高。但是相关分析表明，这种正面影响并不大。

　　◆ 其次是人均GDP、劳动生产率。由于在不同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条件下生态效率不同，生态文明水平与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即在其它条件一定情况下，地区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越高，其生态文明水平越趋于较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其生态文明水平是趋于明显改善的。

　　◆ 第三是经济服务化。第二产业是物质的经济，而第三产业是相对去物质化的，所以可以预见，经济服务化率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越高，生态文明水平亦会趋于较高。相对于经济快速服务化的省份，那些工业仍占较高比重的省份的生态文明水平就要明显低很多。

　　◆ 第四是城市化水平。生态文明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密切正相关的，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此外，家用汽车的拥有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它对生态文明水平的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从统计结果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和家用汽车拥有量的相关性为比较显著的正相关。

　　◆ 第五是经济活动能耗。生态文明水平与万元GDP能耗、以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启示是：利用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发展循环经济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六是人均生态足迹。在经济产出一定的条件下，地区人均的生态足迹越大，说明人均消耗的能源和对环境的影响较大，生态文明水平也就越小，但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FAO的官方网站等资料。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地区没有包括西藏。)

　　课题组首席科学家杨开忠解读排名背后：

　　☆  “GDP高不一定生态文明程度高”

　　“刚下飞机，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作为一名著名区域经济学家，杨开忠很忙碌，8月11日下午刚从青海调研结束回京开会，12日一大早又要奔赴广西调研。

　　之所以忙碌，因为他除了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重要科研任务，同时身兼诸多职务：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亚洲城市和区域研究会副会长，亚太和平科学网络创始会员，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福建、青海等省的政府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等。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的每个地方。

　　出生于南方的湖南省，宽柔和气是他的特点；而由于长期生活在北方，身上又兼具北方人的豪爽，敢于直言是他的特点。

　　之所以敢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一个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但是，跟其他学者相比，他研究区域经济有着更为深广的理论基础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1983年9月至1985年12月，杨开忠师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林超、已故陈传康教授攻读自然地理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86年3月至1988年 12月师从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地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专业背景，让他研究起区域经济游刃有余。

　　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杨开忠的民间知名度并不如国内一些当红的明星经济学家，但是近年来，他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成就却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关注。上文的调研报告，是其担当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

　　就此报告出台的台前幕后，记者专访了杨开忠教授。

　　☆ 仅有万元GDP能耗的数据还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您主持的这篇评估报告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份关于生态文明的排序？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排序？

　　杨开忠：据我所知，关于各个省份的生态文明程度的排序，这还是第一份。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排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考虑。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全球性战略任务。当前，美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非常强调ET技术(能源环境技术)、低碳经济等一系列绿色发展方式，我国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十分强调了节能降耗减排，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现在我们对中国各个省区进行生态文明排序，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各个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只一味、单纯地强调GDP的倾向，将有助于各个地区的发展方式向生态文明的方向转变。

　　其次是指标完善方面的考虑。关于地区的生态文明的程度，国家实施节能降耗减排以来，主要强调用万元GDP能源消耗指标去衡量，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全面，于是就考虑用单位生态足迹所支持的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在生态上是否文明，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衡量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排序刊发出来以后，您估计各省市自治区看到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杨开忠：这个排序可以让各个省市自治区看到自己的生态文明水平跟其他地区的对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榜单)也许对他们思考将来的发展模式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激发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排序中，我注意到北京市是排第一位的。而在2002年左右，北京的沙尘暴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在生态文明的排序中，北京为什么能上第一名？

　　杨开忠：在我们这里，生态文明水平是指单位生态冲击所对应的经济产出。北京单位GDP对生态的冲击要小一些，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北京第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已达74%以上)、产业技术水平、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关系。

　　☆ “仅有GDP是不够的”

　　《中国经济周刊》：我注意到这个排序并没有按照东、中、西而得出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像东部的辽宁、河北两省，就处于低水平组；而中西部也有一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何理解这种结果？

　　杨开忠：这个排序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按东、中、西的地理分布。这正好说明一个地方的GDP高，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生态文明程度就一定好。上海的人均 GDP全国第一，但是生态文明程度并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有一些地区很落后，人均GDP很低，也并不意味着其生态文明程度就高。因为一个地区不发展也不行。我们需要考虑GDP，但是仅有GDP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地区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冲击，需要综合考虑。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通常都认为，西部的生态环境要比北京、上海好，为什么西部的生态文明程度还低一点呢？

　　杨开忠：首先要理解我们排序讲的生态文明程度，是单位生态冲击所承载的经济活动。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好坏，还受其生态是否超载影响，而在我们这个排序中不考虑这个因素，我们只考虑人的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不是文明。一个地方的生态没有超载，并不一定意味其经济行为在生态上是文明的，因为后者考虑的单位 GDP对生态冲击，在一些西部省份，这个指标有的比北京、上海还要大。

　　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可能不发展，但发展要有文明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您对这些生态文明的落后地区有哪些建议？

　　杨开忠：生态文明比较落后的地区分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态文明的排序也比较低。这类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就忽视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第二种是经济发展虽较落后，但生态文明相对较高的地区，如广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因为生态文明较高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上述两类地区，都有可能存在忽视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的倾向。现在全球都在强调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的生态文明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获取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远瞩，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

　　第三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我国是居中或者中等偏上。这类地区的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较高的产业所占比重比较大，应该去调整经济结构，最大程度摆脱对资源、环境消耗的依赖。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榜单算不算是个喜讯？

　　杨开忠：那些生态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应该意识到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高，只是相对全国其他地方比较高，但是跟国际的先进生态文明地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能放松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只有这样，这类地区才能在国际国内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才能最终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从全国看，目前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杨开忠：造成不均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次还有产业结构的不同，第三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体制、机制的差异，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哪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今后我国东、中、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有多大？

　　杨开忠：目前东、中、西部生态建设的空间都很大，而且总体来讲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但建设压力也很大。近期国内和国际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很多，国内，8 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特别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际上，“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8月10日至1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在年底，还要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环境问题时不我待，现在不是说搞不搞生态文明的问题，而是不论东、中、西哪个地区，都应该想办法提高当地的生态文明程度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可持续发展。

　　此外，由于全国不同地方利用生态的效率不一样，我们应该想办法在地区之间创造和利用一些市场机制，以便让我国的生态资源能够跨地区更加有效地利用，这是提升我国各个地区以及全国整体生态文明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生态文明跟科学发展观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杨开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是吸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同时也吸收了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最先进的发展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在发展中，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围绕人来展开，这才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这是发展的基本要求。

　　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主要是指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含在可持续发展观里面。过去，我国在强调经济发展时，比较偏颇地强调GDP增长，而忽视了生态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内在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中国经济周刊》：我注意到您的这篇调研报告署名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如何确定的，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吗？

　　杨开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的，每年都会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行公开招标立项。目前，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重大项目、委托项目、年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和西部地区项目等五类项目，每类项目资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重大招标项目的定位是面向国家高层宏观决策和战略需求，以研究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着力推出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的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由于重大招标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层次最高的项目，代表的是国家最高水平，所以立项的标准和要求很高， 主要体现在选题重大、立意高远，导向正确、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务实管用，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等要求。

　　在经过了两轮的专家评审之后，确定由我来主持这个项目。现在发布的是该项目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毕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多方面的，接下来我们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能够对全国各个城市的生态文明水平进行评估，这最能让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贯彻到各个地区去。这还只是一个设想。

　　◆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同样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但它更强调尊重自然，建设精神文明。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


急功近利社会的信用度：笑官不笑娼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6403

  文章提供: 《小康》于 2009-8-16  据《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调查，最近10年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调查显示，房地产老板诚信最差，性工作者是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

　　2009年6-7月，《小康》杂志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其中，网络调查人数为3376人。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的社会信息，得出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对中国整体信用的满意度在逐年温和向好；相对企业和个人信用，政府信用更受民众的关注；更多的网友认同诚意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中的功用，但依然有近四成的人并不认为人际交往中的“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功；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杀手”；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

　　☆  谁是诚信杀手

　　在《小康》杂志近四年的信用监测中，人们对中国整体性信用状况的满意度虽温和向好，但仍进展缓慢。2006年的调查显示，高达75.7%的人对中国的信用情况“极不满意”或“很不满意”；2007年的调查显示，73.3%的人对中国的整体信用表达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2008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降至66.2%。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民众信用满意度的逐年攀升与近年来网络民主对政府治理的推动密不可分。从“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到“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网络对政府诚信监督的巨大影响日渐显现。

　　然而，在本次调查网友们的开放式评论里，留言依然言辞激烈，甚至有人说，“中国人一说诚信，上帝就发笑。”网友们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信用的担忧。

　　《小康》调查结果显示，最近的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 政府信用最受关注

　　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 “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政府公信力频频遭到践踏，主要表现为：

　　◆ 第一，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假冒伪劣、走私偷税漏税的行政根源。打假难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默许、支持甚至纵容造假。

　　◆ 第二，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地方领导从自利性原则出发，对已经生效实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废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旧账”，“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

　　◆ 第三，行为决策有失科学。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地方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纷纷举债大上“拍脑袋”决策的项目，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

　　◆ 第四，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过多，轻诺寡信，给投资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然而，另一方面，相对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个人自律，人们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也报以了最大的期望。94.6%的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诚信中国建设最有效的措施中，“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以84.9%高居首位。

　　相比对政府信用的较高期望，人们对人际信用的期望则相对较低。

　　只有六成左右的人认同 “带着诚意与人交往的人会更容易体验幸福感，也更容易成功”。民意调查结果反映了人们心理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解放后到“文革”前那段单纯而互相信任的生活普遍怀念，另一方面，却缺乏改善个人信用现状的动力。

　　☆ 性工作者诚信出人意料

　　在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结果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学教师原本应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但这一年里，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腐败导致了这些群体的信用度急剧下降。从浙江大学到西南交大，从辽宁大学到清华大学，从29岁清华毕业生当选市长到其导师被曝年赚超过1000万元……专家们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最令人意外的是，性工作者成为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也因此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有网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锐地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诚信水平：“最诚信的职业中包含‘性工作者’，可见中国的诚信已沦落到什么程度！”

　　专家建议，未来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快信用小康的建设进程：第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建立信用法律体系。首先是修改现行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为提供不真实数据进行惩罚做准备；其次尽快建立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第二，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第三，加快信用信息开放的步伐，依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第四，成立信用行业协会，以对现有信用中介机构进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方面的沟通研究。

　　☆ 急功近利社会的信用度：笑官不笑娼

　　我们无从知道接受调查的中国网民是否真的认为妓女比官员更可信，或这只是反映了他们对官僚的不满。但是，中国三亿网民，不仅人数壮大，而且在社会及政治事件逐渐夺得话语权，对中国的有效管治是一大挑战。

　　中国民众宁可相信妓女，也不相信官员。

　　这是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在网上调查3376人后得出的结论。受调查者选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依次是：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在这次调查中，有91.1%的受访者认为，官方的资讯“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这比2007年的调查增加10多个百分点。

　　调查研究中心指出，最近十年是中国人际关系最差的时代，而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社论则形容调查结果“既让人震惊也令人尴尬”。

　　这十多年以来，正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直逼日本，有望成为老二。但个人、企业、政府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再加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正考验政府的管治能力。群体性事件是否会串联及汇集起来，冲击政治的稳定？民众笑官不笑娼，对政权管治的有效性及合法性又有何影响？

　　☆ 知情权·隐私权·司法独立

　　我们无从知道，接受调查的网民是否真的认为妓女比官员更可信，或这只是反映他们对官僚的不满。但是，中国三亿网民，不仅人数壮大，而且在社会及政治事件逐渐夺得话语权，对中国的有效管治是一大挑战。

　　中国网民在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网及手机传达信息，批评国事，使传统的新闻管理失去效用。网上消息填补了官方媒体的不足，网上的舆论监督暴露了官僚贪腐及弄虚作假的行为。

　　如果没有网上的舆论，从事洗浴业的民女邓玉娇杀官事件可能不见天日，而邓玉娇或许已经因为杀人而偿命。如果没有网上的信息，“华南虎事件”及“躲猫猫事件”也或许因为没有人揭露，瞒天过海而不成为事件。

　　中国网民通过“人肉搜索”分头寻找官僚的信息和资料，揭发官僚的违法行为，更是让当官的闻风丧胆。网民搜集的资料，可能比当事者所能回忆起的更多。

　　中国国务院媒体策略顾问董关鹏日前透露，去年有84名政府官员遭人肉搜索，有三分之一因此下台。最近一起的人肉搜索是针对29岁当选湖北宜城市长的周森锋。由于公众普遍不信任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因此怀疑此人当上最年轻的市长必有不可告人之事，网民从他的家庭背景是否特殊查到他的大学论文是否抄袭，从他抽的香烟牌子到他视察工作时是否有人为他打伞。

　　互联网的虚拟空间让群众畅所欲言而无须顾忌等级、长幼、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互动规则。因此，网民往往敢于在虚拟空间发表他们在现实世界所不敢公开的言论。从正面来看，这是政治参与的体现，但网上言论也可能形成泡沫。过度的政治参与如果没有获得疏导，可能导致官僚屈服于舆论压力而采取哗众取宠的政策，而这些舆论的代表性也往往难以确定。

　　以邓玉娇杀官事件为例，从最初的官方认定她是故意杀人到最后宣判无罪释放，体现了网民的力量，但是这个戏剧性的转变是否影响了司法的独立？这是否矫枉过正而颠覆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周森锋遭四方八面的人肉搜索，主管当局是否应该主动私下核查，以维持公众知情权及个人隐私的平衡，而不是交由网民先定罪，后查证？

　　中国网民的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官僚，特别是地方领导在管治能力及政策透明度的不足。中央领导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及问责制等措施，也不断地打击贪腐行为。但在具体运作上，往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民众对官僚的信任度因此下降，并从官僚体制夺取话语权。这种不信任，又进一步限制了官僚的管治能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大家都得承担更大的社会成本。 来源: 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