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邓小平理论至今流传民间耐人寻味
http://11111118.home.news.cn/blog/a/0101000026A4080B34B5AD96.html

文/秦恨海

    眼下市县机关和企业高校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下一步乡镇和农村也将开始。很多人在提及科学发展观时，都称赞这一战略思想浅显易懂，记起来简单，用起来方便，理论概括本身就很科学。

    谈到理论的浅显易懂，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小平同志中特理论中的一些精彩论述。有人回忆说，当初在农村搞社教，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把小平同志的理论归纳为“一二三四”，即“一块石头两只猫，三个梨儿四只鸡”，老百姓们一听就懂。现在问起农村的一些干部群众，还有不少人说得出来。

    ◆ “一块石头”就是小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地球人都知道，就是著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 “三个梨儿”有点难猜，不过一说大家就能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三个有利于”。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 ‘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 “四只鸡”，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同时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严格地说，小平理论包罗万象，内涵极其丰富。但对于农村党员干部而言，如果记住了这四句，同时也能够懂得其中的含义，就已经很不简单，也很管用了。农村党员干部不是党校教员，没必要也很难把理论搞得太清楚，牢记住其中的一些精髓的部分就行。

    联想到即将在全国乡镇和农村开展的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想小平理论还有农村流传这一事实，应该对组织者们也有一定的启发：科学发展观是一套非常科学有用的理论体系，但在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宣传时，千万别走以前几年集中教育活动的老路，场面搞得太大，形式搞得太多，花样翻新太快，而基层党员干部真正受教育太少。

    这次活动，中央定位在学习实践，当然是既要学习又要实践。而在最基层的农村，我看实践比学习更要紧。学习么，只要让基层党员干部记住科学发展观核心内容就行，千万别左演绎右推理，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去阐释，却原本浅显易懂的科学发展观变得眼花缭乱，让文化程度本就不高的农村党员干部满头雾水。更重要的，还是要领着他们一起干一些符合科学发展的实事。 ▲


汪洋重提思想解放 血路杀向何方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hongkong090811j.shtml

　  （联合早报网香港2009-08-11讯）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像一轮经典日出，广东则是万道朝霞中最耀眼的一簇。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口号，恰似一颗原子弹，让“两个凡是”的锁链、计划经济的桎梏灰飞烟灭。“解放思想”的蘑菇云，首先在广东升起。

　　当年邓小平赏识的“娃娃市长”汪洋，今天正主政广东，再次喊响“杀出一条血路”的口号；“解放思想”、“腾笼换鸟”，再次引发广东强烈的“阵痛”。

　　那么，相隔30年的两次“思想解放”，有怎样的传承和差异？汪洋究竟想“杀”向哪里？汪洋的“血路”是什么？对广东乃至全国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本报通过梳理汪洋一年多来在广东的言行，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1979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广东省委负责人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所谓“杀”，就是要克服强大的阻力惯性和传统思维，向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以及旧的经济体制、条条框框“开刀”。

　　邓小平的一个“杀”字，如同一把“尚方宝剑”壮起了广东的胆，在敢为天下先的坎坷岁月和一顶顶“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中，铸就了广东奇迹。1978年广东GDP仅185亿元，2008年35,696.46亿，30年间增长了193倍，广东继超过香港、新加坡之后，又跨越了台湾。去年9 月，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最大的50个经济体中，广东如果以购买力平均计算，已经名列第14位，超过了许多中型国家。

　　☆ 放弃坐享其成 主动迎接风雨

　　2007年12月1日，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此时，广东已经连续18年捧“经济总量全国第一”这块“金字招牌”，汪洋似乎可以“坐享其成”。

　　然而，汪洋一到广东就祭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再一次喊出了官民耳熟的一句老话，“杀出一条血路”，并让“腾笼换鸟”成为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一个名词。为此，广东官民十分费解，汪洋要解放什么？又要“杀”向何方？  ▲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 增补军委委员成焦点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hongkong090811t.shtml

    （联合早报网2009-08-11讯）香港明报报道，下月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中共党的建设，似乎颇为沉闷，但一般相信，在今次全会上，中央军委将会有人事变动，所以令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中全会又充满了悬念。

　　☆ 习近平料任军委副主席

　　按中共近来的惯例，中央军委在届中变动是“只进不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如无意外应可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否则，不是中共的游戏规则发生剧变，就是习近平的接班地位岌岌可危。

　　习近平进入军委当然是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接班作准备，但到那时，中央军委面临的是一次较大的换届，预料现任的两名军人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国防部长梁光烈、总参谋长陈炳德、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和二炮司令靖志远5名军委委员都将因年逾68岁而卸任。

　　10年前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钦定的十六大接班人胡锦涛出任军委副主席的同时，时任常务副总长的郭伯雄和总政常务副主任徐才厚也同时获增补为军委委员，为他们二人后来出任军委副主席奠定了基础。因此，今次中全会是否会增补军委委员也引人注目。

　　不过，与10年前不同的是，现时的军委委员中，总装备部长常万全、空军司令许其亮和海军司令吴胜利3人应该会在十八大连任，由他们中的两人升任副主席辅助习近平也顺理成章。但有熟悉内地政治运作人士指出，在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中，至少应有一名是政工将领，而连任的3名军委委员清一色是军事将领。

　　因此，今次中全会亟需增补一名政工将领为军委委员，以便在十八大上担任军委副主席。而这个人选，似以刚晋升上将的中共老将张震之子张海阳最为热门，因为解放军现任政工将领中，资历超逾他的3年后都已超龄，而同龄或年轻者又无人有他的资历。若然成真，将创下父子军委副主席的纪录。（香港明报） 孙嘉业  ▲


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http://www.stnn.cc/china/200905/t20090514_102673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5-14《光明日报》14日刊登署名钟廉岩的文章《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文章全文如下：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

　　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西方，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英国两党制度是在16—17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酝酿产生的，是政治与宗教斗争长期较量的产物。围绕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托利党和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

　　政党政治的建立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为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不佳，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许多公众及理论家批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毒化社会风气。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的态度，他们担心基于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党派有分裂、独裁和腐败的倾向，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对政党机器及政党老板操纵选举深恶痛绝，甚至极力防止政党在美国政坛产生和形成。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出于利益分赃和权力分配的现实需要，政党还是不以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主观意愿产生了。

　　确如某些美国立国者所担忧的那样，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英国在17—19世纪上半叶，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897年法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议员勾结陆军上层出售荣誉军团勋章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这表明，西方多党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出现公开的体制腐败。

　　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

　　☆ 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在美国，政党及候选人不仅获得法律允许的各种透明的“硬钱”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约束的“软钱”资助，捐助人变相地为候选人提供竞选所需的机票、食宿、演讲场所、电视广告播放权等便利，这种公开的腐败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党接受行业、公司和企业等非法政治献金屡揭不断。据媒体揭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党收受的企业回扣与各类政治献金，平均每年达近百亿美元。德国一位前政党领袖在下台后被曝接受千万马克的政党献金丑闻。日本政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各种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贿赂案”以及金丸信偷税漏税数亿日元重大案件，引发日政坛“政治地震”，导致自民党随后的分裂及选举失败，连续执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权。英国近来也曝出的“金钱换爵位”和房地产商亚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党沾染上的腐败丑闻。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而且，西方国家获胜政党上台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有的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确凿证据和把柄，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避，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在西方，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本党“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泯灭丑闻。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都曾曝出相关腐败丑闻。

    ☆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政治是各种利益团体利用所谓民主制度向权势集团和当政者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申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当前美国有游说公司25000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英国有各类游说公司1100多家，欧盟总部布鲁塞尔驻扎各类说客2.5万人。在西方，游说政治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投小钱获大利的暴利“产业”。据报道，前几年，美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公关经费5100万美元，却换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仅波音就拿到52亿美元的大单。2004年全美游说费用达21亿美元,而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利益则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

　　权钱交易是游说政治的灵魂。游说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为一己之利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西方各种游说丑闻不断曝光，且触目惊心。美国一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重金贿赂包括众院多数党领袖等诸多国会议员，为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部落开设赌场、为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为外国元首能够面见总统布什等众多需求进行游说，这一“游说门事件”在2006年被揭露，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涉及金额巨大，在美政坛产生重大震动，美众多政界大员为与之划清界限，纷纷退还献金以示清白。

　　游说政治的长期运行，在西方一些国家造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消极影响与危害性，学界、舆论界也一再声讨，但就是无法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与西方政党制度和所谓的多元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

　　☆ 西方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容易引发权力专断和腐败等为由，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结果事与愿违

　　自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等价值观，威逼利诱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实现所谓民主、良政、廉洁等施政目标。为此，近二十年来，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国。

　　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其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前严重。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多党制的同时，把西方政党的某些腐败行径也模仿过来，乃至“发扬光大”。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曾因腐败等原因遭弹劾或被赶下台。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慑于牵涉执政党、主要政党的利害关系，未被曝光和大事化小的腐败丑闻更是不计其数。

　　腐败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近期的这轮多党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多党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经历所谓多党民主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那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多党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不仅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 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 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关联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和内容

　　透明国际的相关数据及情况显示，从表象上看，腐败的严重程度多与贫困、制度缺失、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等有关。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腐败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影响相对要小。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较高，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设相对完善，信息更透明，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实施腐败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使得其相对廉洁一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否认自20世纪特别是战后以来日趋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设在遏制和减缓腐败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即使这样，包括在最廉洁的北欧诸国，腐败现象迄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腐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类腐败丑闻的发生，多党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公共机构代表多是代表本选区、本地方利益来行使权力，它往往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甚至为此不惜赔大求小、损“公”肥“私”。多党制条件下的不少执政党缺乏长远考虑，只为短期利益甚至为一党和部分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谋划，直至实施公开的制度性腐败，等捞足各种实利下台“休养生息”数年、积蓄力量后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多党制环境下的许多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会去真心反腐，也没有能力完全根治腐败行为。它们更多的是把揭腐、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众面前作政治表演，捞取政治资本，以实现执政或不让对手上台的目的。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它不仅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有着崇高理想目标，具有长远战略谋划，是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矢志与腐败作斗争并立志要消除腐败的政党。尽管当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制度规制不健全、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腐败现象也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它同那些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多党制国家有着本质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从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腐败问题，强调腐败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不法行为、是寄生在我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明确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自立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既注重加强对反腐防腐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同时又下大力气查办、惩治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有能力惩治腐败并最终要解决腐败问题的信心，并从中展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优势。

　　总之，腐败问题的根治，仅仅是通过某一种制度如政党制度去解决是不可行的，它需要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手段相配合，通过综合性治理才可能逐步得以解决。（钟廉岩） ▲


克林顿、金正日都说了什么？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

    2009/08/08  韩国《朝鲜日报》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说，如果朝鲜继续开发核项目，会在国际上面临更加孤立的局面。美国ABC电视台援引就克林顿访朝结果得到第一次报告的美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了上述内容。　

　　该消息人士透露，朝核问题在克林顿和金正日的会晤中被提出后，克林顿对金正日说，朝鲜不会因为拥有核项目而变得更加安全。他表示，如果朝鲜继续开发核项目，反而会使朝鲜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克林顿还劝朝鲜释放过去半个世纪里朝鲜绑架的韩国人和日本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克林顿表示，如果朝鲜释放他们，会从韩国和日本那里获得经济和外交上的补偿。
　
　　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克林顿对朝鲜表示，应该停止推进核项目，拥有核武器不会提高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只会令自己更加孤立。克林顿还呼吁朝鲜履行此前承诺的协议。”

　　美国政府听取克克林顿的“第一次访朝报告”后，开始着手分析朝鲜的战略和状况。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6日表示，克林顿致电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 琼斯，汇报了访朝内容。他还说：“克林顿给朝鲜留下什么印象，我们都要了解。”据悉，克林顿和金正日交谈了195分锺，重点就东亚地区的安全悬案交换了意见。

　　据悉，克林顿1993年就任之后后立刻面临第一次朝核危机，但他以自己的经验积极劝说朝鲜实现无核化。对此，《华尔街日报》 6日援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金正日引导克林顿广泛讨论了安全和地区焦点问题。”据说，克林顿以访朝之前美国政府的韩半岛问题相关人士对他的汇报为基础，向金正日介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

　　有人观测说，金正日可能就同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表现出关注态度。作为逃避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局面的方式，比起经历多个阶段的高层会谈，金正日更希望通过首脑会谈“一次性解决”。出于这一目的，金正日可能表露了对六方会谈的不信任，并主张应该在美朝双边会谈中解决问题。

　　女记者获释以后，美国国内主张“奥巴马政府不要修改当前对朝政策”的氛围进一步高涨。《华盛顿邮报》6日在题为《施压时机到来，两名美国记者获释不能成为推迟对朝施压的理由》的社论指出：“朝鲜骗了美国和其他国家15年之久，完全没有履行无核化承诺，却获取了数十亿美元。”同时主张说：“奥巴马政府应严格履行联合国制裁决议。” ▲


美朝直谈挑战中国发言权
http://www.zaobao.com/yl/tx090812_001.shtml

    （2009-08-12）陈冰  克林顿访问朝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与金正日会晤的照片，也不是带着两位女记者登上专机的释然，而是他在机场弯下腰倾听朝鲜女孩对话的场景。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却分明感到其发出的强烈的政治信号：朝鲜的下一代是愿意和美国对话的，而美国也愿意弯下腰倾听。

　　尽管这个场景是朝鲜刻意营造的，但只要回眸今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一系列事件，就知道其中的意味深长。从朝鲜退出“六方会谈”，到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再到抓获两位美国女记者并判刑12年，都是迫使美国直接与朝鲜进行对话，现在可以说是如愿以偿。

　　朝鲜期望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仅在于博得面子，而是为未来安排。在金正日健康问题常成新闻、接班的儿子被世界媒体追踪的热闹中，人们能直觉到朝鲜正在进行政权移交，朝鲜今后依靠谁或许比是否研发核武器更加急迫。从越南、波罗的海诸国、东中欧国家靠拢美国的现象看，即便曾经交战的小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会化敌为友。

    ☆ 克林顿出马并不意外

　　克林顿访问朝鲜可能有些突然，但并不意外。从朝鲜抓获两名美国女记者并判重刑后，意味着朝鲜努力把军事冲突下降为民事冲突，并且向美国喊话“快来领人”，从而开启美朝直接对话。克林顿不仅在国际政坛上享有盛誉，而且是当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的老公，更重要的是，他在担任总统时较好地处理了美朝关系，解决了第一次朝核危机。

　　1985年，朝鲜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后来卫星图片显示朝鲜有研发核武的迹象时，国际原子能机构便在1992年进入朝鲜进行查核，朝鲜也很配合。到了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特别检查”的决议后，惹怒了朝鲜。3月，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扬言进行制裁，引发出朝鲜半岛的第一次核危机。

　　时任总统克林顿对外措辞强硬，不过还是派前总统卡特去朝鲜斡旋。1994年卡特前往平壤，朝美开始一系列秘密和公开会谈，10月份两国签署了《日内瓦核框架协议》。随后，朝鲜同意仍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履行根据条约达成的安全保障协议，朝核危机算是过去了。之后朝鲜半岛相对平静，到200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朝鲜，为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划上较圆满的句号。

    ☆ 惊人相似的一幕

　　克林顿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美朝直接谈判模式。美国给盟国日本、韩国通气，但主角是美国和朝鲜。到了布什接任总统，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并把朝鲜归类成“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结果激怒了朝鲜，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协议》。从2003年起，在中国的努力下，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六国共同参与，设法解决朝核问题，演绎出“六方会谈”模式。不过到2006年朝鲜进行核试验，已表明“六方会谈”渐趋失效。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表示愿意和朝鲜通过直接的外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而朝鲜方面也一再呼吁要与美国直谈，不惜以核试验来迫使美国就范。1994年朝鲜核危机发生之际，是朝鲜政权移交之时，卡特访问朝鲜不久后金日成去世。美朝签署核框架协议，则是金正日权力稳固的标志之一。现在，金正日的健康成问题，朝鲜以核要挟以及与美国直谈，来渡过政权移交的颠簸，不无道理。

　　今年与1994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美国在与朝鲜打交道时手法如出一辙。朝鲜核试验后，奥巴马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对待朝鲜，并且在联合国寻求制裁朝鲜的决议。克林顿到朝鲜后，声称捎去了奥巴马的口信，但白宫立刻否认，并说这是一次“私人访问”。当年卡特访问朝鲜后说有“好兆头”，克林顿政府也是标签为“个人行为”，并强硬地说，“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差别，我们仍在联合国寻求制裁”，实际上卡特已经私下里告诉朝鲜，美国已停止进行制裁的活动。透过外交烟幕弹，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朝鲜的联系渠道是通畅的，双方都在争取时间。所以，朝美恢复到克林顿时代的直谈模式的可能性很大。

    ☆ 牵制中国的发言权

　　美朝直谈，无疑将加重美国在东北亚安全与战略上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和俄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发言权。朝鲜位于东北亚地区的心脏地带，朝鲜半岛平静了，不仅可以保障美国的经济利益，让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成为其稳定产品输送地，还可以打压中国和俄国的外交空间，或者挟朝核问题作为换取其他利益的砝码。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巧实力”策略，就是通过外交言辞和军事干预等空手，来套住经济实利的“白狼”。

　　奥巴马竞选连任毫无疑问，国内经济复苏相当艰巨，那么只有靠外交成绩单来作为下届大选的护身符。能让世界瞩目的朝鲜半岛平静下来，不管采取何种策略，都能博得一片喝彩。而从朝鲜的角度看，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接对话，不仅显示自己的地位，而且是最有效率的，最能保障自己的安全。美朝很有可能用“美朝直谈”来取代“六方会谈”，中国和俄国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

　　但是，没有中国参与的朝核问题谈判，终究是脆弱的，不能持续的。中朝两国不仅毗邻，具有传统友谊，而且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不断扩展，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对朝鲜的未来可谓举足轻重。美国和朝鲜在热络联系时，可别忘了向鸭绿江另一侧的中国咨询和求教。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及和平，所秉持的诚心善意可是远大于美国。

朝鲜的角度看，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接对话，不仅显示自己的地位，而且是最有效率的，最能保障自己的安全。美朝很有可能用“美朝直谈”来取代“六方会谈”，中国和俄国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策略。▲  作者陈冰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三大阅兵村探秘，大规模合练在即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hongkong090812i.shtml

　 （联合早报网香港2009-08-12讯）香港文汇报报道，今年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于10月1日举行盛大阅兵式，胡锦涛主席将亲临检阅。虽说阅兵细节及操练现况已经成为时下中外传媒打探的“首要目标”之一，但鉴于阅兵信息的保密规定，军方人士三缄其口。本报记者兵分三路，“走近”位于京郊的三个不同的 “阅兵村”，尽一切可能，为读者了解各个参阅部队正冒覑酷暑炎夏，在三个“阅兵村”分别展开“徒步”、“车辆”、“飞行”三种不同内容训练的最新讯息……

　　十年前，中国建国50周年的大阅兵，以逾千大型装备加上数万军人“零失误”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成功展示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而震惊世界。也为十年后的这一次阅兵，立下了极高的标准。为了保证此次阅兵顺利，京郊三个“阅兵村”今年初便已“开村”，受领相关阅兵部队的封闭式训练任务。本报获悉，虽同为“阅兵村”，但各村受训内容却绝不相同。其中，北郊沙河“阅兵村”，主要承担多个“徒步方队”的训练；东郊三间房“阅兵村”，则为“车辆方队”训练场；南郊南苑机场“阅兵村”，以“飞机编队”为主。除此，南苑机场还在上个月迎来了中直机关及北京市公务员队伍和部分大学生联合组成的一个花车游行方队。该方队稍后还将“转战”沙河，与“徒步方队”一起进行合练。

　　☆ 万人徒步方队聚沙河机场

　　有曾往三间房机场“阅兵村”送过蔬菜的民众向记者表示，曾在训练场看到“天安门”、“西单”等模型的微缩景观。据参加过阅兵的退役军人透露，这些路况模型，主要是供“阅兵方队”演练使用。

　　建军节前夕的7月30日中午1点左右，本报记者来到北京北郊沙河机场附近，看到80馀辆军用大巴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往沙河“阅兵村”。据周围村民表示，大巴车队共分7组，每组都有编号，如“1-01”，“2-03”等。这样的编号都在“-12”后，转入下一组。如“1-12”后，紧随的便是“2-01”；“2-12”后，便是“3-01”等。显示每一组都有12辆车。其中，自第五组至最后的第七组，车上官兵的衣服分别为空军服、海军服和迷彩服。而在大巴车队后面依次还有医护车、电台车以及公安警车等。

　　据围观的村民粗略估算，大巴每辆有9排座位，每排可以乘坐4人，那么，每辆车载有36人，每组12辆车，官兵人数应为400人左右。与50年国庆阅兵时每一个徒步方队的人数相当。

　　周围民众称，60周年国庆大阅兵万馀人的“徒步方队”，正是在此机场进行训练的。据民众介绍，沙河机场“阅兵村”曾经承担过1984年和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方队的训练任务，包括步兵方队，伞兵方队，海军方队，空军方队、民兵预备役方队等。此间未经证实的讯息称，今年还可能增加海军陆战队方队、后勤方队以及军校方队等，也在这裡一同训练。

　　此间专家根据记者目击分析认为，“阅兵村”参阅部队在八一前夕进行大规模的人车转移，不排除是参与部队在进行合练。有消息称，大规模合练将在国庆前再次举行，且有机会在天安门前举行。

　　☆ 三间房频传“隆隆”战车声

　　无独有偶，东郊三间房“阅兵村”周围于辛庄、王庄、伐土头等村的民众，近一时期也经常在上午9时左右，听到从位于张采路上的“阅兵村”裡传出的“轰隆隆”的车辆发动机声音。而“头顶”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一批批的飞机飞来飞去。

　　目击过50年周年国庆阅兵训练的村民表示，这是“阅兵村”为国庆60周年正在进行的飞行训练。而“轰隆隆”的响声则是裡面应正在进行“车辆方队”的训练。据专业人士称，“车辆方队”一般包括装甲车方队、炮车方队、步战车方队等。

　　☆ 迷彩战机南苑机场集训

　　地处南郊的南苑机场“阅兵村”，主要承担“飞行编队”的训练。有在此乘坐过飞机的旅客表示，不久前，曾看到在该机场航站楼南侧的空场上，一字排开停放覑钗h迷彩色和其他颜色的战机，还有“两个盘子三个平衡木”类似预警机的飞机，而许多官兵正在烈日暴晒下，正上下飞机进行紧张的演练。此外，由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以及北京市公务员队伍和中国政法大学部分学生联合组成的一个花车游行方队，也在南苑机场开始了训练。 ▲


两岸的"政治议题"是什么？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1/forum_tw090812.shtml

    中新网2009年8月11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自去年代表马英九参加APEC会议后，连战似乎就从媒体"人间蒸发"了。沉寂8个月后，连战首度接受《旺报》访问指出，两岸关系已经走上正轨，协商先易后难，也符合常理，但两岸的政治议题是避免不掉的，一定要面对。

　　那么，什么是"两岸的政治议题"呢？在这个世界上，许多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人"忽悠"之后就变成了深不可测的东西了。政治家就是"精神魔术师"－他们懂得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也懂得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关键在于他们永远都想说了算，而且是以"人民民主"的名义来"说了算"。

　　1949年前后，天怒人怨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走到了尽头，终于在"一声叹息"之中逃到了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和" 枪杆子"而获得政权的"新中国"。屈指算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执政已达60年之久；而"中华民国"，如同当年蒙古人的"后元"政权同样一个道理，在" 祖国宝岛"台湾偏安了60年。现在，这"一国两边"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头。

　　都说，两岸同文同宗－这话一点不假。早年的台湾居民绝大多数是闽南人；后来的台湾居民加入了从大陆过去的"外省人"。台湾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就连官员贪污的习惯也和大陆异曲同工。当年的蒋介石执政期间，对于大陆老百姓也是用尽了"坑蒙拐骗"的阴招，比如当年为了逃避日军的进攻，曾经不顾黄河流域人民的死活，炸开"花园口"，决堤放水，使90万民众命归黄泉，而日军却只损失1000来人。

　　蒋介石当年在大陆的确没有执政的基础了。可是，到了台湾之后，他把台湾变成了"反攻大陆"的基地，变成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不沉的航母"，因此也变成了美国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台湾不但取得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而且还在2000年开始进行民主选举。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放眼大陆，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在快速地发展中，虽然资源严重透支，环境严重污染，"个别"官员严重腐败。几千年来，崇尚"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其实是以物质为第一需求的－这正是当年邓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所深深认识的。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的关系"和缓"。大陆于是向对岸打出"亲情牌"；而台湾在陈水扁任内打出"去中国化"的"毒"牌之后，由如今的马英九打出"民主牌"。连战的"政治议题"其实就是呼应和配合马英九"民主牌"的。所以，讲来讲去，连战的"政治议题"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谁做主？   吴毅峰 《联合早报网》▲


《南风窗》：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
http://www.stnn.cc/china/200901/t20090119_965097.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8-19　改革开放30年，政府和执政党内的精英力量非常努力和难能可贵地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在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必须彻底转变的困顿期，在开放对执政利好接近耗尽的时候，中共党内固有的对自身制度变革的要求和信心似乎都变得更强。

　　《南风窗》杂志报道，在中国，自上而下主导的经济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活力，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显现出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 “先富”没有能够带动“后富”，而没有后富支撑的“先富”，也因此无法继续更加富裕，经济的局部泡沫和整体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进入20世纪后的若干年，随着中国进入世贸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市场延缓了国内的矛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更大的开放和贸易、资本、汇率等制度，外部经济部门继续扩大了国内 “先富”的范围，若干弱势群体也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分割。

　　这也就是说，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撑、美国举债消费等开放层面的因素，让国内体制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问题暂时“非显性”化了。但是“先富”与“后富” 的断裂问题并没有得到弥合，政府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在继续拉大。整体上，政府和执政党内的精英力量非常努力和难能可贵地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让国内体制和制度上变革的滞后与经济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错位与矛盾，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像新加坡、韩国那样，依托世贸体系和他国消费来实现全面工业化和共同富裕是无望的。而前面几十年相对有限的发展和积累，要求所有人都迅速达到“先富”群体的富裕程度，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局面下，既有的安定局面怎样维持、社会断裂如何弥合，同时在有限的分配回转空间中，赋予更多人消费能力，而不打击所有人的创造意愿，就需要制度化的变革来解决。这个制度化的变革，就是承认没有几个个人或者少部分人，有超越历史的智慧，替十多亿人口解决团结和福祉问题；而根据现实的经验，在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集体和个体利益需求，需要通过制度渠道和程序，形成公共认识和妥协机制，在权力系统和各级权力代表机构中达成广泛共识，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可以被他人认可。它的实际效果不仅仅在于维系社会秩序，更是对继续增长的保障。

　　中国宪法和既有体制规定的权力系统中，中共行使执政党权力，中共各级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代表全部党员行使党内权力。一般意义上，政党是政治集体行动的最高制度化行式，它的最大实现在于执掌权力，并以此保证所代表集体的利益分配权利。在中国，中共体系和其他的权力体系相比，比如人大体系，目前依然是权力行使组织化程度最高、制度化发展能力最强的。它的困境，在于保证所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分配权的能力问题上，所谓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保证执政地位，核心即在此。而在现实层面，加速党内民主制度化、提高中共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力和保障能力，也是既有秩序和宪法允许的维护公共利益途径中最主要的部分。

　　☆ 代表、党员和组织力实现

　　7000万党员的规模，一直是外界对中共咂舌相看的因素之一。可是对于一个现代政党，规模和它的组织力未必是正相关的。而决定它的组织力、进而决定它的执政和代表能力的，是一个政党内党员身份和党内权力机构以及所谓政党组织意志的相关性。

　  2007年、2008年之交，中组部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暂住证明时，要登记政治身份，也就是中共党员身份。2008年有南部某市组织部统计，市内流动于各总支、支部之外的流动党员占全市党员的比例将近8%；该组织部还发现，这些流动党员基本均属高素质的精英群体。而且，这还只是统计到的数字，未及全部。

　　中共流动党员不愿主动寻找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涣散和党员懈怠的原因并没有区别，就是看不清党内的事情或者党的组织和自身的相关性。而如果一个执政党丧失了基层党员的参与志愿、进而丧失了实际代表组织力的话，执政机关跨过党员代表国民集体，追求持久执政的路径将会出现问题。

　　在现实中，党员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结构一直没有理顺。33年前，鉴于党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曾经提出要使“各级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随后多年缓慢推进。而整体上，在政党制度化改革之外，执政党各级组织长期专注于提高核心领导力和一般性政府事务，以致至今党内改革的成果远远落后于转型社会中协调不同利益、实现政治整合的需要。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共在若干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由于没有整体制度化的保障，主要依靠试点地区党委班子的自我能动性和变革意识，很多试点后来都没有坚持下来，浙江台州椒江成为几乎仅存的尽职尽责并且突破中央试点意图的样本。那里还曾经阶段性地试验取消常委会的制度，后来经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复，恢复常委会、全委会和人大会的三级机构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党内授权和监督试验体制下，地区几套班子到目前还没有出过廉政问题。

　　第一轮试点开始后， 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才再次明确肯定党代会常任制的方向，之后，广东、浙江、湖北、四川、江苏等省开始了第二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当前还在进行的第二轮试点中，四川出现了雅安这样的试点典型。

　　观察党代会常任制的两轮试点，具有相当的偶然性、非制度化的特点，最终成效如何，多取决于试点地区上级党委班子改革意愿的大小。试点是一个范围的概念，并非一定是非制度化、随机性的，但目前试点成果的偶然性，的确非常明显。

　　在中共党员和组织关系上，邓小平说过，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党内协调，恰恰正是一个保证党内组织力从而保证执政能力的必要条件。30年经济改革中，中共党内正常化、非斗争化的政治制度建设也走了30 年。在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必须彻底转变的困顿期，在开放对执政利好接近耗尽的时候，中共党内固有的对自身制度变革的要求和信心似乎都变得更强。但这需要最高领导机关经过程序，提供制度化保证。

　　十七大报告对党内改革的重点表述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地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而根据随机对若干地厅级党内干部的访问，有意见认为现在需要中央从制度上来确认从基层党组织到地(厅)级党委制度的改革，书记由党员代表大会票决，从基层就开始，而且以中共的领导能力完全可以把改革一直推到地级市委、地级区委班子的书记一职，实现至少50%的差额票决；在三级权力机构中，全委会对常委会的制约也要有民主化的制度保障，“设全委委员，不是只来开会表表态的”；另有意见认为，在省部级层面，增补时即便推行50%的差额不现实，但在提名阶段引入同级民意测评一环，至少50%差额比例测评，结果即使不公开也同样有意义；还有意见说，“目前这种党代会即将闭幕了，来开会的还不知道常委班子是谁的情况，是要尽快打破的。”但这些意见，在党代会却从没提出提案。

    ☆ 与社会弥合距离

　　社会转型时期，中共执政面临的困境， 不仅体现在党内权力运行制度化改革不顺、组织力减弱的层面上，与社会独立力量之间产生的分离，则是另一个需要化解的主要矛盾。而这一方面问题的生成，则在于相对于执政党必须与社会一起现代化的要求，改革仍然缓慢，并有错位。

　　一位历史研究者说，以党内政治学习为例，现在很多党组织还都继续一人读报或者读文件、其他人围听的习惯，是僵化的日常体现。从前革命战争时代，因为党员文盲范围较高，很多党组织形成了一人读报、其他人围听的传统。到了现在，中共党员个个是文墨好手，政治学习的套路却一直没有变化。

　　整体上，中共执政至今，长期依据结束战争、初建和平时期的理论，认为自己依据过去的形式，或者对旧的政党组织模式的局部修正，就可以代表全部国民，但事实上，如果执政党自己不向现代化转型，社会上利益纷繁复杂的群体，只能自己发展成独立的力量。如果具体部门排斥这些社会力量，中共全党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产生鸿沟般距离就难以弥合。执政党长期把太多精力放在了投资、人事等等具体的经济性和行政性事务上，忽略了顺应利益表达所要求的自我集结趋势。

　　2007年底，北京市市委成立了社会工委，与市建设办合署办公，其中一项职能是负责社会组织建设和服务协调。与排斥其他独立的社会组织力量的态度相比，积极介入各种社会组织和独立力量的发展，与之建立紧密关系，对执政党而言是更具可行性的执政方式，而北京市的力度有多大、效果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和北京市相比，中国其他各地执政党和社会独立力量之间的鸿沟问题可能更明显。而对于中共，过去有过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中，竞争和培育党员的成功经历，今天需要再次经历团结中国最广大范围群体和精英的道路。而这一道路，不仅仅在中共和独立的社会力量之间，也在中共与过去的国有单位体系消解后产生的各种经济组织之间，更包括中共一定要珍视的自己传统上依托的受雇佣劳动者和农民团体。僵化体制思路下，所有这些社会团体和力量都会自然依附于执政党之下，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独立利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求执政党应该用现代化的制度，竞争党内党外民心，加强执政的民意基础。

　　在经济动荡、经济增长提供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变弱时，执政党从各个层面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制度化改革，是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实现更长远发展的条件。具体的方面很多，比如执政党的宣传机构在既定职能之外还能成为党的公共事务和公众关系窗口机构等。在当前的特殊时期，这些工作如果能够着手规划和推进，都会是开启更长远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