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记者获特赦后与克林顿离开朝鲜
http://news.sina.com.cn/w/p/2009-08-05/081218368206.shtml

http://www.sina.com.cn 中新网2009年8月5日电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一名发言人称，被朝鲜特赦的两名美国记者5日已经随同克林顿安全离开平壤。

克林顿携获释记者返美克林顿携获释记者返美

　　克林顿的发言人马特-麦肯纳称：“克林顿总统与李丽娜(Euna Lee)和凌志美(Laura Ling)已经安全离开朝鲜，他们正在返回洛杉矶的途中，而两名记者也将在洛杉矶与家人团聚。”

　　现年36岁的李丽娜(Euna Lee)和32岁的凌志美(Laura Ling)均任职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创办的“今日电视传媒公司”(Current TV)。今年3月17日，她们因涉嫌非法入境被朝鲜扣留。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4日下令特赦了在押的两名美国女记者。 ▲


朝鲜为何对克林顿如此有好感？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8/05/20090805000013.html

朝鲜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 李河远 (2009.08.05)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4日“突然访朝鲜”可谓是奥巴马政府为打破同北韩之间对峙局面而拿出的最佳筹码。克林顿是在北韩颇受欢迎的美国最高层人士。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一直很关心和克林顿之间的会晤。

克林顿此次成功访朝鲜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九年前。他在自己任期末的2000年年底曾积极讨论访问平壤。如果他成功访北，将成为历届美国总统中的第一人。

当时，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明禄和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之间的交叉互访成功实现以后，美北两国之间形成了成熟的破冰氛围，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明禄2000年10月访问华盛顿时，两国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决定讨论北韩问题的核心悬案——核和导弹问题，以及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恐国名单中将北韩除名和从停战体制转换成和平体制的问题。当时通过的美北联合声明是双方答应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破格协议。

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充分准备使美北首脑会谈取得成果，而且当时的候任总统乔治-W-布什阵营强烈反对，因此，克林顿在任期内访问北韩的计划无果而终。

《华盛顿邮报》4日援引华盛顿外交界的亚洲消息报总编克里斯-尼尔森（音）的话报道说：“白宫就使者问题考虑了参议员约翰-凯利等多个人物，最后于上周确定为克林顿。”因为他们考虑到了克林顿过去同北韩之间缘分。

对此，《华尔街日报》当天分析说：“就朝鲜政权而言，因为克林顿的夫人是美国国务卿，因此夫妻之间在业务上很难区分公私。”目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在巡访非洲七国。陪同她巡访的国务院官员表示：“因为丈夫正在执行任务，所以希拉里不会谈论这件事，我们关心的是（克林顿）完成任务，让被北韩扣留的两名美国记者安全返回。”克林顿此次访北对于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同白宫的奥巴马亲信们展开“竞争”的夫人希拉里来说，可能会成为一股力量。

关于女记者问题，克林顿最快将于5日和两名记者一起离开朝鲜。维克托-车教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事前可能没有就释放记者的问题达成明确协议，但就北韩而言，很难不把她们交给美国前任总统。”

关于克林顿此次访北，最大的关注焦点就是克林顿能否使陷入僵局的美北关系发生飞跃。他本人的梦想是为东北亚长期和平做出贡献，因此对于他来说，此次访北是他实现自己梦想的一次机会。白宫虽然予以否认，但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克林顿向金正日转达了奥巴马的口信。奥巴马可能通过克林顿对朝鲜表示，除了释放美国记者问题以外，只要北韩真正下定决心实现无核化，还可以讨论包括关系正常化在内的所有问题。 ▲


美朝能否走上一揽子谈判之路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8/05/20090805000008.html

朝鲜日报记者 任敏爀 (2009.08.05)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在4日举行的会晤中讨论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真挚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另外，克林顿向金正日转达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口信包含什么内容？

东国大学教授金龙贤表示：“克林顿和金正日之间讨论的内容可能会成为一个契机，使当前‘硬碰硬’的美北对峙局面转换为对话局面。这不仅仅是带走记者的问题，应该将其视为美国对北政策发生全面变化的起点。”据分析，美国前总统卡特1994年访问北韩时，通过与金日成进行会谈解决了核危机这一燃眉之急，并得到了举行南北首脑会谈的建议，此次也是一样，克林顿和金正日可能也在会晤中进行了会对韩半岛及其周边局势引发巨大变化的讨论。

外交界认为，克林顿这位重量级人物的作用不单纯是解决释放记者问题。朝鲜如实报道克林顿访北事实并大肆“宣传”说明北韩看重的不是记者的身价，而是期待更大的好处。据分析，此前北韩拒绝美国提议的对北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博斯沃思和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访北，也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对美国对北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克林顿级”人物访问北韩。

▲ 为解决释放被北韩扣留的美国女记者的问题，被誉为“世界最强大民间人”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于 4日在平壤会见了被称作“世界最危险韩国人”的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二人合影留念。照片=朝鲜中央电视台/韩联社

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很有可能讨论了此前韩美两国为重启北核谈判而提出的各种方案。

首先是“一揽子计划”。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揽子计划内容包括，以朝鲜实现“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为前提，推进美朝关系正常化、提供经济和能源援助并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等，因此，金正日做何反应备受关注。据悉，关于包括北核问题在内的主要核心政治悬案，朝鲜可能向美国提出了“重大提议”。外交安全研究院教授尹德敏表示：“在克林顿同金正日举行的会晤中，朝鲜可能阐明了落实《9.19共同文件》的立场，如果是这样，就很有可能重启北核谈判。”

不少人认为，克林顿访北以后，围绕朝核问题的制裁局面可能会转换成对话局面，美国和朝鲜将根据新局面开始进行新的谈判。这样一来，是重启六方会谈，还是有新的谈判框架出现，可能会在今后美北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显现轮廓。

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称，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发射远程导弹并被怀疑向缅甸等地扩散核的情况下，把“不扩散”视为最优先价值的奥巴马政府不会轻易改善同北韩之间的关系。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朝鲜没有确定实现无核化的立场，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承认北韩为有核国家，根本问题尚未解决，因此，美北关系究竟能否改善还要进一步观察。”韩国政府一位有关负责人表示：“朝鲜至今还要求承认自己为有核国家并主张进行裁军谈判，这种无赖行为让国际社会无法容忍。如果朝鲜的这种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前的对峙局面很难因为克林顿的此次访北而突然转向对话局面。”

现在美北之间的对峙局面不只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其背后的大环境是以联合国安理会对北制裁决议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制裁氛围，这也是很难期待局面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原因之一。 ▲


涉军造假案例：假军官骗取8200万元银行贷款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8-05/1147561583.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5日  解放军报
 
　　中国军法记者 陈启健

　　近年来，假军人、假军车、假军校、假军队医院……层出不穷，其现状如何？有哪些常见手段和骗术？屡禁不绝的根源在哪里？请看——

　　近年来，假军人、假军车、假军校、假军队医院……层出不穷，危害社会，损害军队和军人形象，引起军地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

　　依法严厉打击涉军造假，军地有关职能部门在积极行动。据总政保卫部统计，近5年来，全国军地共查处假军车9000多辆，端掉造假团伙100多个，抓获涉案人员9000多人，破获假军人招摇撞骗案300多起。

　　然而，涉军造假犹如危害和谐社会肌体的毒瘤，尚未从根本上铲除，依法打击任重而道远。

　　涉军造假触目惊心

　　【镜头一】利欲熏心假军人。2004年9月的一天，某银行北京分行业务部副总经理于某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建国的人。王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废旧物资管理局局长，中将军衔。王建国对于某说，自己负责处理价值超百亿元的军队退役物资。货就在仓库里，需要先缴纳1.7亿元的押金才能取货。

　　“哪家银行贷款给我们，以后上百亿的款子就存在这家银行。”“王局长”的话让于某怦然心动。2004年11月初，在于某的操作下，8200万元贷款很快流进王建国的账户。2005年初，王建国及其同伙落入法网时，巨额贷款被挥霍的只剩下981万元。

　　【镜头二】精心伪装假军校。2004年11月10日晚，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接到报警，称该区中涧乡谷里村村民与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军校”学员发生群殴事件。

　　军民纠纷，非同小可。军警双方在联合查处过程中发现，这个“航空军校”竟然是假的！

　　早在1999年，无业人员李昌盛、张计萍开办了这所假军校，并正式面向社会招生。于是乎，校内从早到晚军号声声，学生穿着军装训练、上课。案发后查明，仅2004年这个假军校就骗取钱财400多万元。

　　【镜头三】触目惊心假军车。如果说，其他涉军造假违法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地下活动”，那么，假军车则属于公然披“假”上阵、招摇过市。

　　某市在一次军地联合执法检查中，一天深夜23时至次日早晨5时通过高速公路的36辆军车中，假冒军警车辆的有32辆，竟占到了总军车流量的89%！

　　在这个市的交警支队记事本上，记者还看到了一桩桩令人触目惊心的假军车事件：假军车着火不敢报警，假军车撞塌天桥逃逸，同牌假军车不期而遇……

　　手段翻新行事隐蔽

　　随着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不法分子涉军造假的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给依法查处和打击带来一定难度。

　　A。智能造假。前不久，广州警备司令部纠察人员查获了一辆挂着新式假军牌的非法营运车。战士们依法扣车带回时，车辆却无法发动。事后查明，这辆安装了GPS的假军车，不仅能将提前获得的执法部门路检信息传递到每台车接收系统以逃避检查，还能在车辆超出事先设定的时间和路线时，自动锁住发动机。

　　此外，纠察人员还多次查获安装了车牌自动翻转系统的假军车。这种系统，分别安装了假军牌和地方牌照，能在车内控制车牌的翻转，以逃避检查。

　　B。团伙作案。涉军造假团伙的社会危害性，远远超出一般人想像。2005年11月14日晚，广州某别墅区，侦破小组的4名侦查员盘查一辆挂被盗军车号牌的车辆时，10多名手拿棍棒砍刀的人突然出现，把4人劫持到别墅内。紧急关头，总政保卫部刑侦局一名领导迅速组织增援。在40多名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的配合下，才将10多名不法分子擒获。

　　后来查明，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集制、产、销“一条龙”的假军牌地下加工厂头目，手下有40多人，分工明确，并雇用一批打手“护假”。

　　C。舍得投入。叶和新与“搭档”杨政才本是无业游民。2007年6月，两人在一夜暴富梦想的驱使下，炮制了一个造价50亿元的“广州国防教育基地”工程，诈骗承包商钱财。为了把这幕戏演得更加逼真，叶、杨身佩大校假军衔，买豪车、租民房，花大价钱进行“投资”。结果，轻易骗取了300多万元。

　　如同叶、杨两位骗子一样，近年来各地查处的一些假军校案件也是行骗者不惜花大价钱租校舍、买轿车、雇教官。他们深知行骗哲理：投入越大欺骗性就越强，骗的钱就越多。

　　屡禁不绝根源何在

　　尽管军地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对涉军造假的打击力度，但却屡打不绝，其根源何在？

　　其一，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铤而走险。马克思曾经说过，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由于军队的良好形象、军人更容易得到信任，不法分子利用“军”字招牌大肆造假行骗容易取得信任，从而为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一再以身试法。对于不法分子而言，正是一个“利”字，让他们智昏神迷而忘了“法”。

　　其二，法律不健全使不法分子肆无忌惮。目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范，对一些破获的涉军造假案件大多只能处以罚款、拘留。比如，对使用假冒军车号牌的不法分子，在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颁布实施之前，往往罚款了事，难以形成威慑作用。一些办案人员反映，他们在查处假冒军车的过程中，多次抓到同一个人。

　　其三，执法责任不明确造成执法难度增大。涉军造假案件的查处，涉及到军地双方，但在具体管辖、取证、处罚等环节上，存在协调沟通、信息互通、工作衔接等难题。同时，由于涉军造假的查处工作存在涉及范围广、工作环节多、投入精力大等问题，使执法难度增大。这些难题，无形中给了涉军造假不法分子一定的生存空间。

　　完善机制铲除毒瘤

　　屡打不绝的涉军造假非法活动，不仅严重影响军队的声誉，更危害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这颗危害社会肌体的毒瘤。

　　——建立军地联合打假工作机制。打击涉军造假活动，离不开军地双方的协调配合。军队有关部门要积极与地方公安部门加强联系，通过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共享相关信息资源，密切协同，军地联侦，对涉军造假非法活动露头就打，使之寸步难行。

　　——健全完善打假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七)有关伪造使用假军车号牌的规定，成为打击假军车的法律利器。这启示我们，打击涉军造假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和规范军地相关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管辖分工、处置程序、处罚标准。

　　——不断拓展群众举报的渠道。涉军造假非法活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因此，要通过设立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等方式，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同时，在媒体广泛揭露涉军造假的伎俩，宣传涉军造假方面的法律法规。从而，使不法分子时时处处置身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5788

   2009-8-4  作者: 孙嘉业        

　　在内地政坛，最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关注，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教授宋福范，他并无什麽来头，文章讲的也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一篇邓小平晚年与胞弟邓垦谈收入分配问题谈话的旧事，但引起内地理论界和政界关注的该文的题目《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文章称，邓小平过去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

　　富起来后问题更多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胞弟邓垦谈话时表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已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小部分人获得了那麽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宋福范的文章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文章指出，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发展是硬道理”已过时

　　其实，1993年时，内地的贫富远不如现在悬殊，民间的仇富、仇官情绪亦远不如现时激烈。如果说邓小平在当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那麽现在还死抱 “发展是硬道理”的教条，以为经济好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显然过时落伍了。内地旨在“让全体人民享受改革成果”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于近期推出，对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修正”也开始了。来源: 明报 ▲


南海争端　两岸如何共同面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8-05  南沙太平岛:两岸应共同维护中国主权。

　　中评社香港8月5日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林红博士在《中国评论》八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如何共同面对南海争端：和平发展与合作开发》。文章认为：“两岸同为南海主权的声索方，同在南海地区控制着一定区域，两岸如能在当前的‘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有效可行的互动模式，致力于建立政治与军事上的合作互信、经济上合作开发等目标，这无疑将有助于维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内容如下：

　　最近以来，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再次引起世人关注。这一次的关注起因于一系列对抗性事件。今年3月10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中沙群岛中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列为菲律宾所属岛屿；之前的3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艾哈迈德.巴达维登陆中国南沙岛屿的弹丸礁宣示主权。而在这南海风云突变之际，美国人的身影也如人们所熟悉的那样出现了，美军“无暇号”出现在中国南海水域并侦察中国海军基地，甚至发生了与5艘中国船只对峙的近年少见的事件。为了维护中国海洋利益，中国政府在表示强烈抗议的同时，派出两艘渔政船赴南海水域执行渔政管理任务，宣示中国主权。与此同时，低调多年的台湾当局也正式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明确重申对南海主权和南海争端的立场。

　　南海问题一如往常的复杂难解，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两岸目前的关系。在以前的历史时期，南海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大议题，在战略选择上二者是少有交集的。但是，当前阶段，两岸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经贸合作渐入佳境，和平协议甚至军事互信等议题也开始有所考虑。面对南海风云再起，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共识之下，是否有可能共同面对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新挑战？两岸“并肩作战”对于南海问题的处理，对于两岸本身的和平发展有何意义？

　　　　☆ 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的现实可行性 ☆

　　两岸同为南海主权的声索方，同在南海地区控制着一定区域，两岸如能在当前的“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有效可行的互动模式，致力于建立政治与军事上的合作互信、经济上合作开发等目标，这无疑将有助于维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政府早已提出在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后，两岸可以 “共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实上，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前的较长时期中，由于诸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主权争端随时可能恶化，如条件可得，两岸更应该在迈向共识和互信的过程中共同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前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战略可能性，即两岸合作的战略基础有哪些呢？

　　◆ 1、一个中国的共识

　　南海海域和岛礁主权的声索方目前共有六国七方1，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在中国主权框架内的一国两方，台湾是其中的不拥主权国家地位的声索方。民进党执政时期，虽然表面上仍在“一个中国”框架内，仍以“中华民国”名义主张对南海主权，但当局已将“务实外交”、“南海政策”与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参与相联系，与相关国家进行利益交换，为其走向“台独”寻求国际支持和国际空间。在这种缺乏“一个中国”的共识作基础的两岸关系中，南海主权争端只能成为两岸在国际上进行抗争的一个领域。中国大陆对待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是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拒绝在有关对话中列入主权议题，因此对于有着明显分裂主权意图的民进党当局，更是全面防范。也正是出于防范“台独”的需要，中国政府在陈水扁当政时期一直拒绝将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

　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重建“一个中国”的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的意义既在于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在各领域的合作建立基础，也在于为未来两岸应该追求的目标指明方向。南海问题在法理上涉及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的重大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尤为重要。到底谁才是南海主权的真正代表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 “中华民国”，两岸难有共识，但这个建立在民族国家意义上，体现共同的文化基因与传统印记的“一个中国”概念，在南海问题上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一种共同利益思想。这种思想指的是，两岸都认识到中国南海权益是关系到两岸共同利益的问题，中国南海权益的得与失，不是两岸任意一方的得与失，任一方的利益受损，都是对中华民族总体利益，对中国总体利益的损害。只有在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下，两岸才能争回更多的南海权益，才能共同分享现在被他国占有的利益。因此，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2两岸共同面对南海问题的应有目标，应该是合作起来共同对外，在南海权益争执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 2、事实上的存在和有效的主权行使

　　两岸在南海地区不仅坚持自己的主权主张，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主权宣示，而且也保持着对主要海域和岛屿的实际控制，行使着中国主权，这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事实前提。

　　 35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大部分是中国的历史性领海、领土，其中，约150万平方公里为他国侵占，两岸控制着其余的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中国政府自1959年3月起，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设置“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并于1988年后开始派军驻守着南海群岛中的永署礁、赤瓜礁、东门礁等岛礁。西南中沙办事处自驻岛行使主权以来，组织开发建设工作，加强了对西南中沙群岛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行政管辖。1988年9月，因海南建省，办事处更名为“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仍驻永兴岛。

　　台湾则对东沙、中沙两群岛行使着管辖权，同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太平岛上驻扎军队防守。太平岛在行政设置上隶属高雄市旗津区中兴里，是南沙群岛中唯一有淡水资源的重要岛屿。台湾当局除了派驻军队之外，还多次以太平岛为目标进行过主权宣示活动，比如派出巡逻艇远征太平岛，实施年度性南海巡航任务，在太平岛上修建机场，重要政治人物登陆太平岛等。

　　南海诸岛及海域主权归属中国，行政管辖权由中国海南省或台湾地区高雄市具体控制。但是，这一地区毕竟在地理上与祖国大陆的距离相对遥远，在实施有效管辖方面确有一定难度，这就给了周边国家觊觎中国权益的机会。其实最早在1948年，菲律宾人克洛玛声称发现了“既无所属又无居民”的“无主自由土”，即“卡拉扬群岛”（包括了南海群岛中重要岛屿如南威岛、太平岛屿、中业岛等），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进行实际的管辖所导致的。1988年之前，中国的版图虽然南达南海的曾母暗沙，但实际上没有占据南海群岛的任何一个岛屿或岛礁，中越南沙海战之后才收复了被侵占的永署、赤瓜等6个岛礁，填补了中国对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空白。可见，只有主权主张而缺乏实际管辖的国家主权是易受攻击的，象征性的主权宣示和事后的外交抗议远远不够，必须有足够强的国家实力，保障在该地区的军事与政治存在。

　　因此，台海两岸在南海特定岛屿与海域的军事存在和行政管辖，既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也是国家利益的有效保障。这种实际的主权行使，不仅是维护中国主权的基础，也是两岸合作的基础。假设台湾并没有管辖着南海诸岛中的任何地区，所谓的两岸合作就无从谈起，因为缺乏应有的物质条件。

　  ◆ 3、共同维护中国主权的合作经历

　　两岸在共同维护南海权益方面有过多次默契与合作，这为两岸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条件。

　　 1988年，在中国收复被越南占领的南沙岛屿的激战中，中国南海舰队编队到达南沙群岛海域。在编队行至太平岛附近海面时，拉响了汽笛，向驻守太平岛的台湾海军官兵致意。经国民党驻太平岛守军的默许，编队所有舰艇在岛上停住一个星期，补充了淡水和主副食品，并借此瞭解越军在各礁盘上的活动情况，寻找登礁和应敌的突破口。

　　实际上，不管是台湾方面对东沙、中沙两群岛和南沙的太平岛行使主权（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还是中国政府对西沙群岛行使主权，双方都没有就对方的行为表示抗议，对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沙群岛抢夺岛礁和提出所谓

　　“主权要求”的行径，双方也共同地严加谴责和抗议。 3这本质上就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在印尼邀请中国大陆参加南海会议期间，中国就对台湾希望介入南海事务的问题清楚表明了态度，即基于南海会议为民间性质的安全对话机制这一现状，在台湾 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这一谅解下，同意台湾参与会议。最后，在中国的同意下，台湾得以参与非官方的“南海会议”和“南海技术工作小组会议”。

　　 ◆ 4、南海政策与立场的相似性。

　　在目前两岸分治的情况下，双方在由谁代表中国行使南海主权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共识。但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和主张都很接近，这是双方进行合作的重要政策基础。

　　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强调南海资源的保护，目的希望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南海对话与合作，因此，对中国的南海主权并不强调，少有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申张主权。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调整了对南海事务的立场，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与共同开发立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息。两岸在政策上的相似性表现在，都声明自己代表中国来主张对南海的主权，认为“南海历史性水域界线内的海域为中国管辖的海域，中国拥有一切权益。”对于出现的主权和其他争端，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东盟国家由此认为它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对立的立场”，而不是两种立场，都倾向于将二者定位为一国两方。

　　在南海问题上，海峡两岸都表示在维护中国主权原则下，可以与相关国家合作开发这一海域。中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依据是邓小平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1990年中国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反对将主权问题列入各种官方磋商机制或非官方论坛。而台湾“外交部”也在1992年5月正式表示要“以国际共同开发方式，充分运用南海资源，至于主权问题，则可避而不谈”。41994年台湾《南海政策纲领》中的立场是，主张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水域内拥有主权，坚持主权的前提下支持以合作、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这与大陆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在这之后，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台湾将以共同开发资源的方式，设法消除南海潜在冲突因素。 5提出撇开主权问题，以合作方式，由各相关国家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公司形态的组织，共同发展。6在以化解南海领土争端、探讨合作途径为主旨的国际间非官方论坛上，两岸都是积极而重要的参与者。两岸同时参与了“南海会议”，“南海会议”上达成的共 识应该也反映了两岸共同的判断，即合作区域以整个南海为范畴，各方代表同意避开主权争议而共同开发。台湾因不具有“主权国家”的地位被排除在《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之外，但通过和平理性的协商，防止区域内武力冲突等宣言宗旨也是符合台湾利益的，其领导人也曾发表过讲话，接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希望参与正 在研拟中的《南海行为准则》。

 　   ☆ 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开发模式

　　当海峡两岸重新回到一个中国框架内之时，它们原本分别面对南海争端的情形现在有了转变的契机。然而，南海问题高度复杂，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交织其中，两岸合作应该具有层次性，应该区别不同性质的问题。尤其是海峡两岸对中国主权的基本立场不同，国际法律地位不同，谈两岸在南海问题的合作更应该考虑两岸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状况。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有两层涵义：

     一是、共同维护中国主权；二是、南海资源的合作开发。

　　中国（大陆与台湾）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南海争端，主要涉及领土主权归属和经济权益合理划分两个层次的问题，两岸之间的合作模式应该基于这种层次性而谨慎设计。一方面，在领土主权层次上，两岸内部在互不否认对方和承认分治现状的前提下，保留关于主权代表者的分歧，但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以保障南海主权在归属问题上的对外一致性，即对外坚持南海主权归属中国。至于主权的行使由两岸之间的哪一方主持，那是两岸之间的事务，与他国无涉。在这，必须注意的是，台海两岸的国际法律地位已从法理和事实上表明，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资格代表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权益，在两岸没有达成相关协议之前，台湾当局的对于全中国主权的任何主张都是中国政府不能支持的，也不能被已经同中国建交的相关国家接受。因此，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不能代表中国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即便它希望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南海历史性权益，它单方面（以“中华民国”名义）对南海地区的主权主张都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另一方面，在海洋权益合理分配的层次上，可考虑两步合作模式：第一步，确定原则。根据区域地理的界线，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根据有关国际公约规定，坚决维护“南海诸岛屿及其12海浬领海范围”内的海洋权益，不存在与他国分享的问题；对于“U形线内的历史性水域”，两岸作为一方，按照历史证据的轻重，享有有关海洋权益的优先权，在与他国存在争端的地区，“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开发”。而对于“U形线”之外的其他南海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岸和其他争议国完全平等地参与海洋权益的分配，共同开发。7第二步，具体合作。两岸基于共同利益，优先对渔业资源进行共同管理，进而对非生物资源进行合作开发。南海资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作为生物资源的渔业资源，一是作为非生物资源的石油、天燃气资源。前者较易在两岸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渔业资源具有洄游性和再生性，如果某一方过度利用则资源就有可能枯竭，这点共识较易获得，因此对生物资源进行合作性质的养护和管理具有可行性和迫切性。而后者具有独占性和不可再生性，勘探和开发行为具有敏感性和冲突性，在缺乏互信和谅解的情况下，合作极不易实现。8两岸首先应该在相互之间建立互信与共识，才谈得上对这种非生物资源的合作开发。

　　这种分层次、分步骤的合作模式要获得成功，必须建立两岸间的共识，这包括：

    （一）、要建立共同维权意识。维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需要两岸共同努力，有默契，有配合，以一种声音说话。不过，鉴于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在维护国家主权层次上的两岸合作应以中国大陆为主导。

    （二）、要建立共同利益思想。台湾要正视中国大陆在开发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大陆则应该充分考虑台湾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资源分享权，必要时，大陆方面应有所相让；毕竟台湾和大陆一样急需南海的渔业资源和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在两岸南海合作问题上，国内有学者建议，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以来，海峡两岸应该将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程，共同成立“南海事务协调小组”，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海完整，对两岸关系自身的发展而言，还可以化解敌意，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创造条件。9考虑到当前时期两岸关系和南海问题的不同形势，类似建议对于两者健康正向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 复杂性的考量

　　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是两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战略性问题，将两个存在着重大对抗性关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处理，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这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政府需要慎重处理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两岸关系对抗时期，南海问题与两岸关系问题分开处理可以分解压力、避免不良的情形更加恶化。而在两岸关系缓和好转的时期，从战略效度而言，可以同时推动两个问题朝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发展。毕竟，南海问题和两岸关系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在战略思维上难以把它们完全隔离开。

　　然而，不管是南海问题还是两岸关系问题，都必须放到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去考虑。

　　◆ 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南海事务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

　　两岸关系问题是在中国主权框架内处理的内部事务，南海问题则涉及中国主权与他国主权之间的多边争端，问题的性质不同，层次不同，有必要区别处理。中国的南海主权只是两岸之间可能达成共识和寻求共同利益的领域之一，两岸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涉外事务等其他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应该着眼于两岸关系中的最重大问题，两岸在南海事务中的合作必须依据有利的时机、条件和可能性而展开；应该具有相当的弹性，充分考虑到台湾政治生态的特点，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可能变化要有所准备。

　　台湾当局在南海事务中一度比较低调，但近期言行较为活跃。这一变化的战略意味是什么，需要认真考量。一直以来，台湾将参与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合作开发等事务，定位在关系到台湾未来生存空间的拓展这一战略高度。台湾的南海政策始终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战略目标，希望通过参与南海区域合作，提升台湾在东南亚区域的影响与地位。这种战略思路，即便是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即美国因素的介入。台湾和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等国之间就南沙主权有过争执，但在美国有意推动下，台菲之间却维持紧密的航空、航海协议。如台湾空运专队每隔半年即往返于台菲之间，作为空军战略后方；而航海方面，台湾战舰每年通过菲国水道，以熟悉周边水域。10 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还曾向台湾当局发出一份内部报告，警告“中国大陆可能奇袭台湾附属小岛”，这份带有挑拨性质的报告，致使台湾军方十分紧张，考虑是否要加强太平岛的防务。11

　　总的来说，南海事务并非当前两岸关系中的最重大、最紧迫议题；台湾的南海政策有着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历史延续性，台湾与南海周边国家保持既对抗又合作的历史关系，而美国因素的卷入更增加了该地区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在推动两岸合作的过程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 另一方面，冷静考量南海主权争端中的重大主题。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要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不是两岸关系，而是如何妥善处理与东盟国家关系。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更强有力地以一种声音说话，但中国在南海事务中增强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如何保障中国国家利益，如何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主权争执和利益纠纷。

　　南海局势涉及东盟地缘政治、美日强权介入、战略航道控制，战略物资开发等重大问题，每项问题后面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战略利益。中国面对的最主要困扰，是在强权有意操纵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挑战，以及各方对争端解决方案的意见分歧。事实上，中国提出的“共同开发”策略远没有落实到战略执行层面，南海仍然是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平台，仍然交织着各种外交纠纷、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对抗。

　　就中国国家整体发展所需要的周边环境而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包括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与东盟进行武力对抗对中国并不利，因此，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中国并不希望使得问题扩大化、严重化，南海问题的解决重心在经济、政治和外交，军事行动只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手段，中国始终认为最后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今年年初派出渔政船而非军舰到南海宣示主权，同时为渔船护航。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面对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既维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又能对南海资源进行合作开发，继续维持中国与东盟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在这个挑战面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助于推动南海问题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其作用并非决定性的。

　　1 黄嘉树、林红：《两岸“外交战”——美国因素制约下的国际涉台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5页。

　　2 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海 地缘政治.资源.航道》，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3 戎振华、邹珲，“台湾南海政策评析”，载于《舰载武器》，2004年第一期，第80页。

　　4 台湾《世界日报》，1992年5月28日。

　　5 台湾《联合报》，1993年4月1日。

　　6 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11月9日。

　　7 傅昆成：《中国与南中国海问题》，台北：问津堂书局，2007年，第337页。

　　8 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海 地缘政治.资源.航道》，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9 王建民：“台当局强化南海主权立场 两岸合作维权有助互信”，中国网2009年4月1日。

　 10 张友骅：“从台湾视角看南海风云”，《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2日。

　 11 郑泽民：“太平岛屿建机场，台湾当局又耍新招”，《世界知识》，2006年第4期，第47页。 ▲


腐败泛滥使中华民族濒临最危险时刻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7-27-voa67.cfm

记者： 前卫 华盛顿 Jul 27, 2009
 
    上海著名作家沙叶新近日发表文章，认为腐败已经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认为，腐败的黑帮化、部门化、市场化、集团化已经导致中国处于历史上少有的危险时期。在中国的其他学者与他的观点不尽相同。

    沙叶新的文章开篇以“盛世，还是乱世”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他谈到，中国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群体事件的行为方式激烈，组织化倾向明显。

    *中国腐败的“四化”

    沙叶新还指出，中国的腐败已经集团化：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10年，腐败分子逐渐扩大，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

    沙叶新的文章谈到的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沙叶新所指的腐败市场化，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沙叶新的腐败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

    沙叶新的结论是，腐败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其他学者再加一化*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松才阅读了沙叶新的文章以后对美国之音说，腐败问题直接涉及人民的生存条件，因此它也是人权问题。杨松才说，看了沙叶新的文章之后，感到没有不同意沙叶新基本观点的理由，沙叶新对腐败的分析基本是到位的，特别是对中国腐败的特点的归纳总结很系统。

    不过杨松才感到，应该给沙叶新总结的腐败特点加上一个腐败家庭化，现在中国的贪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共进退的。

    杨松才对沙叶新所总结的腐败原因不完全同意。他说：“比如他说，中国现在卖淫嫖娼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公安机关希望卖淫业发展。这种归纳可能不是很准确。卖淫嫖娼存在是因为有市场需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有的是迫于贫穷，但也有的是好逸恶劳。”

    杨松才说，腐败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在西方，执政党的一个丑闻就可能导致这个党下台。沙叶新把目前的腐败跟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相比，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杨松才认为，这样比喻也有一定道理。

    *两位学者提出救治办法*

    沙叶新指出，要挽救中华民族，必须彻底反腐败。要真正反腐败，根本之法，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松才最后提出了他的看法：“惩治腐败，打击腐败的一个有效措施可能就是实行政治民主。但是民主是否就一定要走三权分立，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这是值得探讨的。” ▲


中国官场酒文化 酒香熏得贪官醉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8-04-voa48.cfm

记者： 海涛 香港 Aug 4, 2009   

    安徽某基层官方网站上出现一篇文章，题目是：让你喝酒千杯不醉的十招。当地书记告诉美国之音，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律师说，当地喝酒文化根深蒂固，博大精深，造就酝酿出不少腐败官员。

    *政府网站教你如何喝酒不醉*

    中国这二十年来，喝酒文化越来越普及。一个“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坏胃”的民谣，这么多年来，盛传不衰。现在，安徽阜阳临泉县城关镇的官方网站(城关镇先锋在线工作站http://lqcg.ahxf.gov.cn/)首页上，在[他山之石]栏目下第一篇文章就是：让你喝酒千杯不醉的十招。

    文章说；如何才能不醉酒？酒后如何解酒？营养师教你多个妙招：喝酒前喝牛奶；提前服用维生素片保护肝脏；喝白酒多喝白开水；多吃猪肝等动物肝脏；多吃绿叶蔬菜；多吃豆制品；吃药后别喝酒；不要多喝碳酸饮料；浓茶不解酒；酒后不洗澡，多吃水果果汁，酒后可吃馒头，等等。

    作为城关政府的网站，首页的不少内容，是有关党和政府的工作内容的。所谓[先锋在线]就是指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但是，将这种喝酒文化[咨询资料]堂而皇之地放到政府网站上，在中国各地政府网站上，并不多见。

    记者给临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韦永林打电话，韦永林说，他不知道政府网站上有这个文章。“我还没看，谢谢你提醒我，告诉我这件事。”安徽政协前常委汪兆钧说，“那个地方喝酒成风。”

    *阜阳贫困地区 贪官前腐后继*

    安徽阜阳地区，应算贫困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多年来出了不少贪官污吏。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的盖子不断被揭开，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王怀忠在副省长任上被判了死刑，已经执行。王昭耀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被判处死缓。

    中国南方报业集团曾报道：“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八名市委常委、十一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

    *再穷不能穷政府 “国会大厦”出阜阳*

更有甚者，就在大批高官倒台，地方政府收入、人均收入都有限的情况下，当地政府盖了高级办公大楼，人称“阜阳白宫”

(实际上，该建筑物是模仿了美国国会大厦，应叫“阜阳国会大厦”)。

    中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就有不少章节谈临泉县的官场贪污腐化情况。时任临泉县委书记的张西德后来升官担任了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他以诽谤罪把陈桂棣和春桃告上法庭。美国之音记者为此多次采访了张西德。

    *“家家在喝酒” 官员不早朝*

    为陈桂棣春桃夫妇《中国农民调查》一案担任辩护律师的浦志强，对阜阳的喝酒文化有深入了解和体会。浦志强说：“在阜阳，我也听说过，不喝酒是很难说事儿的。”

    浦志强当年在阜阳法庭为陈桂棣春桃夫妇辩护，见识了当地的喝酒文化，他说，这个文化令人叹为观止。他说，安徽不少县都有规模不小的白酒厂。当地干部下午3点才上班，午饭这顿酒是少不了的。不少干部下午上班时“脸通红”。中午各饭店酒店高朋满座，“家家都在喝酒”。

    *酒文化对官场社会影响巨大*

    浦志强说，其实，这种酒文化，不只是在阜阳发扬光大，在沈阳其实也一样。中国官场和社会上办事是规矩感“非常差”，常常私事公办：接孩子、送老婆、丈母娘发丧，请客送礼，基本公款买单。还有就是公事私办：通过私人关系来让媒体把有关自己的负面报道拿下来；各地驻京办事处，都在加紧吃饭请客送礼，这对官场的风气影响巨大。

    浦志强说：“现在，在中国社会，基本上大家认可的一个事实是：相当多和大比例的党员领导干部是腐败的，或和腐败很难完全划清界限。”

    *浦志强：不整就要完蛋 整顿能否保全?*

    阜阳城关镇官方网站首页上，在[城关党建]栏目下，有个题目是：朱爱民语录。这个朱爱民何许人也？他是临泉县委书记。这个栏目收集了朱书记的18条“语录”，其中第五条是：“5、临泉目前面临的形势已经不容我们再折腾、再空谈、再耽误，这不仅组织上不允许，百姓不允许，我们自己也不允许。”

   北京律师浦志强说，这个县委书记语录，“切中时弊和要害”，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话，不一定要县委书记说，一个小孩子也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小孩子也能说：现在这个党要整，不整就要完蛋了。但是，浦志强说，整，能不能不完蛋？恐怕也很难说，因为“积重难返”。 ▲


北京发送试探汽球,计划改造大军区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8-04-voa87.cfm

记者： 前卫 华盛顿 Aug 4, 2009

    据香港亲北京的镜报月刊报导，中国共产党高层和中国军事最高当局计划把目前中国军方的七大军区改造为东、南、西、北四个战略区，并且由军方和各省领导联合组成战略区的小军委领导班子。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北京通过镜报向外界发送的试探汽球。

    镜报说，中国最高当局准备进行重大军事改革。这项改革已经提上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

    *北京改造大军区的具体计划*

    现在中国全国的军队被划归七个大军区。它们是北京军区，包括河北、内蒙古和山西。济南军区，包括山东和河南。南京军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沈阳军区，下辖东北三省。广州军区，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兰州军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成都军区，下辖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镜报说，拟议中的西部战略区将包括目前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的辖地。东部战略区涵盖目前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地盘。南部战略区基本上是目前的广州军区。北部战略区包含目前的东北三省和内蒙。拟议中的战区分布把北京定位为全国军队的中枢。

    镜报说，在拟议中的四个战略区里，所有军种和兵种全部归战略区领导指挥。在中国境外的专家们认为，镜报的报导是北京领导层通过香港媒介在向外界发送试探汽球。北京过去曾多次通过镜报这种亲北京的媒体发送汽球，在重大战略决策之前，设法了解外界的反应。

    *香港和海外专家看法*

香港媒介的评论认为，七大军区改为四个战略区，这是中国未来战略布局的重大问题，它牵涉到中国少数民族自治问题，特别引人关注。先通过试探汽球了解外界关切的问题，再做最后决断，这应该是慎重的表现。

    海外评论人士认为，中国现有的七大军区，改为四个战略区是必要的，势在必行。现有的按照地区区域划分的军区，类似唐朝的节度使制。这种制度可能形成地方坐大，尾大不掉的局面。即使在毛泽东的时代，北京也不得不采用经常调换七大军区司令员的办法来避免出现地方军阀。在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理事杨中美通过他的消息渠道也证实北京高层确有改造大军区的计划。他认为，从军事改革的要求来看，改造现有的七大军区制也是必要的。建立四个战略区后，原来的军区就变成了兵站，大大便利了中央指挥系统下达命令。杨中美还认为，出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需要，未来中国军事行动的单位会越变越小。军和师一级的行动单位会显得过于庞大臃肿。而旅、团和营这样建制的单位使用得会越来越多。要更多使用小的军事单位，简化指挥系统也是一个关键。

    *中国军队现状*

    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是通过“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办法来控制军队的。但是近年来，中国军队内部流行“红纸头不如花纸头”的说法。红纸头指的是奖励奖状。花纸头指的是钞票。由此可见，所谓突出政治思想控制军队的办法越来越不灵验了。军人现在看的是薪资待遇。而且中国军人现在都知道自己的待遇和西方军人、乃至印度军人的差距。北京深深知道，要掌控军队，必须付出经济代价。

    *解放军新任务*

    杨中美接下来谈到中国军队目前的核心任务：“对内对外，有三大独立势力。它们是台独、藏独和疆独。在领土层面上，最重要的是东海和南海的权益问题。它的最终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

    就四大战略区来说，西部战略区的核心任务是打压藏独、疆独。东部战略区是防止台湾独立。另外东部和北部战略区需要坚持在东海和黄海的权益。北部战略区需要防范北韩政权一旦崩溃引发的动乱。南部战略区主要是捍卫南中国海的权益，并保持向远洋扩大影响的空间。

    *改造大军区的困难*

    杨中美说，减少军区后，高级军官的位置会大大减少。这对北京是一个重大考验。俄罗斯这几年对腐败陈旧的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遇到军队军官阶层的猛烈反对。北京也会面临同样的阻力。但是中国比俄罗斯有一个大优势，那就是北京财力雄厚。因此北京可以采取八、九十年代从老革命老干部手里赎买权力的办法，从高级将官手里赎买军权。

    未来改造后形成的四大战略区领导人，很可能会由中央军委成员兼任。这就完成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消灭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

    *新计划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国防大学决策科学研究所的台海军事问题专家项骏重点向美国之音分析了中国建立四大战略区对台湾的影响。大军区改组后，台湾面对的将是包括现在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的新的东部战略区。项骏说：“对台海安全来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台独。只要台湾方面没有新的台独动作，就不会有大麻烦。今后中国跟台湾军方打交道的恐怕会是东部战略区。但是从北京的计划来看，今后战略区是没有决策权的。改组的目的就是减少决策层级。所以，今后台湾跟北京打交道会变得更直接，更便捷，产生误会的可能也将减少。”

    项骏最后说，根据过去一段时期的经验，中国南方各省的领导人对台湾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如果省级领导能加入战略区的班子，那无疑对大陆理解台湾，缓和紧张是有利的。 ▲


中共高官竟然嘲笑当代工人的国有情结
http://www.chubun.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12921&forum=17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2日 转载)来源：天涯论坛

    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让全体中国人民享受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生活。共产党当初是这样对人民宣传的，共产党制定的一切政策、路线也是紧紧围绕这个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如果革命当初不是这样对人民宣传，如果当初对人民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后，也是允许私有制存在，也是允许剥削，也是允许贫富两极分化，也是允许资本家地主存在，贪污腐化也是长期性的、复杂性的，人民还会跟随共产党走吗？

    正因为，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向人民描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描述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领导人民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建设的美好社会，人民才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跟随共产党革命。

    与此相反，蒋介石反动派为了维护私有制，维护四大家族等地主、资本家、官僚阶级少数富人利益，拼命的污蔑共产党，污蔑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或者一些最初参加革命本来就思想不纯的阶级异已分子，眼见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上下平等，不能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于是就毫不犹豫的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共同污蔑自己原先参入的党，并嘲笑原先曾经宣誓要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没曾想到，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身在共产党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并担任共产党政权国资委高官的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却也公开的嘲笑起自己曾经宣誓要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有情结”来了。

    据新华社报道，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关于通钢事件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首王喜东介绍说：“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云云。

    共产党的所有奋斗目标不就是走集体主义道路吗？共产党不断培养、教育、提高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国有情结”，不就是为了实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吗？我们的宪法第一条就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社会若是没有了“国有”，没有了“集体”，还能称社会主义制度吗？

    三十多年前出生成长的中国人民，从小就受到爱国家、爱人民、爱集体的“国有情结”教育。在改革宣传私有化三十多年后，工人中仍然存在“国有情结”，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如果王喜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没有忘记自己入党宣誓誓词的共产党员，听了工人的“国有情结”应该感动才是。污称工人不明真相，工人已经明确提出口号要求私有老板�出通钢，工人明白国有企业让私有老板控股，就意味着血汗工厂，就意味着收入待遇降低，就意味着安全得不到保障，无数个私有老板的残酷现实早已经教育了工人，资本家就是资本人格化了的一个符号，资本的本性与狼一样，绝不会因为由国民党领导就变坏，也不会因为由共产党执政就变好，工人怎么能不明真相？如果国资委高官王喜东能够将心比心，想想若是自己被私有老板兼并了去，失去了工作保障，生活待遇降低，生产环境恶劣，没有或大大减少了各项福利，而资本家自己却得到几个亿或几千成利润，然后掏出几个小钱送给当权者，官与商都皆大欢喜了，你王喜东仍然会喜欢资本家吗？如果说不明真相，真正让工人不明真相的是，你王喜东一类的高官究竟收了建龙多少银子？就把工人给卖了，就把自己的信仰给卖了，就把自己的良心给卖了。你们的的家属亲友又从私有经济改革中捞到多少好处，掠夺了多少财产，如今如此的痛恨不能让你们发家先富起来的“国有情结”？

    社会主义社会若是没有了“国有”，没有了“集体”，设立这个“国资委”又有什么用？

    难道说，改革中设立起来的“国资委”目的就是为了把“国有”卖光？

    难道说，“国资委”就是一个“出卖国有资产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难怪‘国资委’对私有是那么的情有独钟！难怪自从设立了国资委后，国有企业能卖就卖，一时不能卖的就重组，通过重组让私有挤进国有，化小国有，最终消灭国有。

    又难怪霍邱县几乎把一年的财政收六个亿奖励民营企业，原来都把私有化看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金光大道，追求目标，把私营大老板看成了共产党的救世恩人。

    联想到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如今对工人中的“国有情结”不屑一顾的口气，这与共产党员叛变自己的党，嘲笑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


中国推迟法国总理访华的真正原因
http://junshi.blog.china.com/200908/5034303.html

    法国《世界报》7月31日报道，法国总理菲永原预计8月底访问中国。不过，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菲永行程将推迟。中方推迟的原因是温家宝总理日程安排已满。

    推迟一国领导人特别是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事实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和外交手段的成熟，近年中方曾多次主动取消、中断外事访问或会见，如2003年吴仪副总理访问日本时为抗议日本歪曲历史，临时取消了和日本首相小泉的会见。2008年年底为抗议萨科奇会见达赖而取消了在法国举行的中欧峰会。今年新疆骚乱发生后，胡锦涛中止在欧洲中国赴欧（重点是赴法）采购团也将随之延后。

    应该说，法国总理菲永计划中的8月底中国之行，是自2008年中法因为西藏问题产生严重不和以来，法国高官首次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恢复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的推迟之举，显然仍然和此有关。《世界报》也引用有关人士观点，认为尽管数月来法国政府为了重建与北京关系进行了多次努力，但菲永访华推迟意味着中国对法国当局的情绪仍然不好。

    中法关系由高峰跌入冰点：

    一是、由于萨科齐去年开出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条件：即中国与达赖特使重开对话，从而成为唯一一个把奥运会和西藏联在一起的国家。

    二是、接着在11月份突然宣布将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宣布后还拒绝会见中国试图斡旋的代表团。从而造成中法出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双边关系危机。

    今年四月伦敦G20高峰会议之前，面对中国一而再的报复和压力，法国外交部在和中国外交部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藏独”。至此中法关系开始回暖，中法首脑双边访问也开始列入议程，甚至法国媒体多次炒作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的新闻。然而，菲永总理访华的被推迟，无疑重挫了中法关系进一步回暖的势头。

    正如《世界报》所言，“菲永访华推迟意味着中国对法国当局的情绪仍然不好。”虽然四月份中法两国外交部发表了联合声明以及当天晚上胡锦涛和萨科奇就在伦敦举行了会见，但是法国媒体对此都低调报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摸了一下英国女王，就被法国媒体炒翻天。随后萨科奇在会见记者时，又打破外交默契，说双方并没有密约，他也未承诺不再会见达赖----尽管谁都明白他任内也不可能再会见达赖了。显示法方此次是既未口服，也未心服。这自然影响到中法两国的层层交往。

    不久之后，中法关系再生波澜。这一次又是法方主动生事。巴黎市长德拉诺艾于六月初敏感时间邀请达赖访问巴黎并授与其荣誉市民称号（上一次邀请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摆明了就是要挑衅）。不错，巴黎市是左派执政，身为右派总统的萨科奇不便插手，而且法国政府唯一做的是声明此事与他们无关，辩解也没有派人参加。但事实上，考虑到法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有着极大的权力，对地方更是有着相当多的制约手段。如果萨科奇想制止的话，仍然可以做的到。当然，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其收益自然是中法关系。但他选择了放手，也可以说是放任。而且在国际实践上，即使一个公司出的问题，也往往要国家层面进行解决。比如，中国一家企业向日本出口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日本就是向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交涉。而中国不可能说这是一家企业所为，中央政府不能干预。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巴黎市长邀请的是一个美国不欢迎的人（如伊战前的萨达姆），美国政府会袖手旁观吗？会不向法国政府抗议吗？事实是，就是萨科奇邀请本国部分群体不受欢迎的人都会受到国内的抗议。去年法国国庆节，萨科奇邀请叙利亚总统访问，引发前总统希拉克的反对，并以拒绝出席国庆典礼进行抗议。一国之内尚如此，更何况国与国之间。这一点道理对于老牌的外交强国法国来说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其次，新疆骚乱发生之后，面对中国迅速而又透明的报道和无可辩别的事实，法国媒体再次有失公正和客观。大量引用无法证明的目击者的证词和流亡在德国的世维会的宣传。因此在它们的报道下，当天肇事的部分维族成了受害者，无辜者，和平示威者。伤亡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镇压所致。这不由得使人想起2005年法国巴黎发生骚乱并漫延到全法国时，中国媒体的客观报道。当时由于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导致法美关系紧张，美国媒体因此兴风作浪，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地宣称法国陷入内战之中。可以说，媒体的表现就是两国关系的一面镜子。

    最后中法关系现状和中国推迟法国总理访问的原因，不难从法国总统一位顾问在最近接受《欧洲时报》记者访问时的直率表现找到答案。在谈到萨科奇会见达赖时，他这样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不需要任何建议，他很清楚会面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是其他国家元首会见达赖，中国政府可能会接受。对法国人来说，如果有人禁止他做什么或者强迫他做什么，他可能比较难以接受。”“萨科齐总统是应波兰前总统瓦文萨之邀，前去参加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活动，瓦文萨邀请了很多名流政要，其中就有达赖。总统和达赖会面，只是为了礼貌，这和他会见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见达赖时，没有携带任何代表欧盟或者法国的标志。”

    这就是法国政治家的政治逻辑：见达赖只是出于礼貌，其他国家可以见，为何法国不可以见？萨科奇不带任何欧盟和法国的标志，他就不是法国总统了？他就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了？不过他也道出一句实话：萨科奇很清楚会面带来的后果，也即中国的反应。而且他最终决定要见达赖，显然是不怕向中国挑衅的。

    因此，无论是萨科奇本人，还是法国的地方政府，还是法国的媒体，对中法关系还是缺乏必要的反醒。尽管四月份以来的各种风波都和萨科奇公开直接的会见达赖不同，都有不同程度的说辞和包装，但其实质都是一样。而中国，也自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达赖到了巴黎之后不过几天，中国就宣布由于安全原因，终止法国雷诺汽车在中国的各种车型的销售。而事实上，其他品牌安全性能不如雷诺的仍然照销不误。而这一次，又以日程已满为由推迟法国总理访问中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宋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