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国放射事故发生率高出美国20倍”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03_17_1281232_2.shtml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北京报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射线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和科学研究等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辐射安全所原所长王作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如果大的对人体极易造成危害的放射源要是管理不好或设备失灵的话，就会造成操作人员伤亡，对周围百姓造成极大的心理影响。”

在王作元看来，大部分的辐射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连锁装置带病运行，操作人员不按规范操作、放射物质在运输、保管、储存过程中疏忽大意发生丢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放射事故发生率，美国每年、每万枚放射源约为0.25次，而我国约为5.6次，要比美国高出20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王作元说。

“河南钴60事件既有设备带病运行的因素，也有人员操作失当的因素，更有对事故发生后处理不力的因素，因此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夜里2点发生的事故，没有当夜进行处理，反而在层层汇报的等待中发生了越来越棘手的情况。对信息总不能作出正面的回答，加上人们基本防护知识的缺乏，自然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针对人们的谈辐射色变，王作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很多时候事故本身没有那么大，但是受心理因素的影响，事故就被成倍地放大了”

“关于辐射产生的效应分为两大块。”王作元说，“一是确定性效应，只有超过一定剂量值才会发生，后果可能是眼晶体混浊、明显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烧伤、脑型、肠型放射病，甚至死亡等。另一种是随机性效应，主要指的是癌症发病率的增加。受到照射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病，有一定概率，接受的辐射剂量越大，概率越高。所以，人接受的辐射剂量越小越好，或者说，尽量不要接受没有必要的辐射，”

据王作元介绍，目前国内核事故医学应急的相关培训每年都在进行，“但是相关的应急医务人员还是太少，甚至国内的大多数三甲医院都缺乏具有核事故医学处理知识的人员。如果每个省都能有1-2家医院能够处理核事故造成的人员伤害，那么很多损失就可以避免了。”

“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核电站，而建核电站的地方大都是工业最发达、用电量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事故都会引起周边群众的恐慌。”王作元告诉记者，“核电站反应堆事故会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碘。因此对周围居民的碘预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普及这样的知识，并且能够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比如稳定碘片的生产、储存、更新、发放等工作都要事前安排好。很多时候，未雨绸缪才是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事。”王作元说。 ▲


中国年轻人的两种极端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lx090802j.shtml

 　(2009-08-02) 在中国，一旦发生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事件，在网络上扮演意见领袖的年轻人近年来慢慢地演变成极端的两类：一类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代表，另一类是早些年被批为崇洋媚外的代表。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事件中，对政治不敏感的一类通常不发表意见，因此爱国主义色彩浓重的一方在话语权方面似乎占了主导地位。

　　抛开意识形态不讲，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年轻人，受经济至上主义和现实主义所熏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我的（self-centered），对政治冷漠但盲从西方思想的，渴望更好的生活的。另一类的个人特征却很明显：责任感的，理想主义的，情绪化的。这一类人中更大的一部分是随官方媒体的新闻操作方式而喜怒哀乐，比起客观评论的少数派，更缺少一种理性的眼光。有不少学者评论中国的愤青更多的是以情绪化的话语来表达意见。

　　在互联网的时代造就各种思潮的生生不息并互相冲击，相互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也不断上升。在中国走向综合大国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各方面的看法还会间接影响着执政党对政策的重新考虑。

　　但无论是哪一方，我们都不应该忽视，毕竟这些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年轻人甚至是影响乃至推动中国未来各个方面变革的力量之一。郭炬辉 系路透社某记者新闻助理  《联合早报网》 ▲


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02/content_954580.htm

吉炳轩　发布时间： 2009-08-02 　来源：光明日报

　　中华文明有十分优秀的品质,概括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 第一,民本。
    
    中国农业社会培育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就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植根于重农、尚农的普遍社会心理。农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者“安居乐业”。只有在农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天下才能太平。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会被逼得“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再强大的专政手段也难以控制。这类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很早就提出了“知人”、“安民”的观念。老子曾经提出,“圣人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提出要施行“仁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政得其民”,“民为贵,社稷次之”。荀子更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亦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等人的对话中,就一再强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和教训。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重民心、顺民意的民本思想成为进步文化人关心民生疾苦的高尚精神支柱。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都是民本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民本主义”,但从文化的渊源来说,也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赋予了它更高的境界和更新的含义。传统文化中所说的“民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更多地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争取民心,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执政为民,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追求普天下人民的共同幸福,是无私的、全心全意的、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 第二,务实。
    
    中华文化的主体,无论是诸子百家学说,还是文人雅士的诗文歌赋,乃至作为大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都与“耕作居于支配”的生产关系紧密相通。

　　在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事耕作的节奏早已与社会生活的节奏相重合。汉族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都是由农事节气演化而成,而不像其他许多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习尚的根深蒂固、传播久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上古经典《周易》有言,“不耕获,未富也”。中国“礼”文化的创导者周公旦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认为统治者要求得到社会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体谅农人的艰辛。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阐明发展农业是成就霸业的基础时说,“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各地,以刻石方式表明自己的治国方略,琅琊刻石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认为崇尚农业(上农)是富民的根本。汉文帝刘恒、昭帝刘弗陵曾先后昭示天下,“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天下以农桑为本”。

　　“重农”不仅是统治者的政策需要,更是一般民众的普遍心理,“乐天安土”、“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普遍文化心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培育了中华民族群体心理的务实品格。人们在农事劳作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说空话无益于事,实心做必有所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一贯精神。脚踏实地,讲究实际;重于实践,务求实效;说实话,办实事,实实在在,中华民族的语言中唯实的词句不可胜数,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大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务实品格。

　　中国人的务实品格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宗教的态度。自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间,虽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流传,但中华民族从未陷入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力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潮,是儒学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

    ◆ 第三,中庸。
    
    农耕社会的人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滋生出了恒久意识,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静定、守常、永恒的。希望统治秩序稳定守常,希望家庭香火旺盛,对爱情也是希望“地久天长”,包括对器物的追求也要经久耐用,都是这种意识的表现。

　　伴随这种恒定守常的思想意识,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中庸”的文化观念。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美德大力推崇。孔子以后,儒家不但继承了孔子的“中庸”观,而且大力发展,不仅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把它作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庸”就是执中。为人处事,不偏于极端,追求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和”之道。

　　尚调和,主中庸,少走极端,企求安居一方、稳定平和,是一种顺从自然规律的精神。集中到政治家、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策略。施之于政治,就是制豪强,抑兼并,平均田产,公正权利;施之于文化,就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讲究异中求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施之于风俗,就是不偏颇,不怨尤,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推崇诚信,鄙弃口辨,“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体现了这一意向。人们往往把能言善辩贬称为“巧舌如簧”、狡诈之徒,而把实心做事、谨言慎行称之为忠厚实在、正人君子。

    ◆ 第四,守和。
    
    与“中庸”相联系的就是和平大同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文化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农业文明生发出来的重要国民精神就是安土乐业、和平大同。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采用的主要是劳动力与大自然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社会。固守家园,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是农业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先民所追求的,就是在故土田园从事周而复始、自产自销的农耕经济所必须的安宁与稳定。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正是农业社会人民的共同理想。

　　农耕经济是一种和平自守的经济,由此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自卫型的。中国的传统礼教,其精义之一,便在于“防”。“坊民之所不足”, “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表现在军事上,便是以防御战略为主。综观中国历史,和平自守一直是最主要的思想观念。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孜孜以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郑和七下西洋就是这种文化品质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华民族国防观念鲜明象征的万里长城,无论赋予它多少含义,它始终是一座毫不含糊的防御性军事建筑,是求和平、求安定的群体心理的物质表征。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壮举和“一天下”、“平四海”的理想,但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很难找到征服世界的狂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记载则俯拾即是。

　　汉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出农耕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完美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五代时期道教学者“大和”社会的理想,“无亲、无疏、无爱、无恶”,达到“天下之至公”。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们的学术宗旨虽相异,但在社会理想上,却殊途同归,“大同”、“大和”,根系相通。这正是农耕文明的主要特征。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的时代表现。(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思录》)  ▲


打造全球定位系统 中国‘北斗’太空争雄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802b.shtml

　　美国运用全球定位系统，无限施展国力。中国也要靠自己飞上天，汲汲运作‘北斗计划’，预计在十年左右建起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这场太空大战会带来什么改变？

　　图为：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神州七号飞船完成船箭组合。（新华社）

     文现深 (2009-08-02) 美国的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借分布于地球轨道上的28颗人造卫星，为全世界汽车、船舶、飞机、军事武器以至个人交通旅游提供全天候导航，象征商机、生活便利和美国国力无远弗届的延伸。中国未来也将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自己的GPS。

◆ 将出现四强竞争

　　古人以北斗七星指引方向，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也取名“北斗”。中国的北斗计划，加上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欧盟的伽利略系统、美国的GPS系统，未来的全球定位系统，将出现四强竞争的局面。

　　对台湾及相关国家地区来说，北斗计划既代表机会，也代表威胁。

　　就如同GPS的效能，北斗全球定位系统的实现，将为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巨大利益，促进通讯导航产业的发展，但解放军也将因此拥有独立的全球定位能力，并把这种科技广泛应用在武器精确攻击之上。

　　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将由30多颗人造卫星组成。根据先区域、后全球的原则，初期将发射10颗左右的导航卫星，首先在亚太和中国上空提供区域定位服务；在2015至2020年间增加人造卫星，建成全球系统。

　　为实现这项计划，从公元2000年起，试验性质的北斗一号卫星便陆续发射进入地球轨道，为渔业、运输、气象、测绘、军事等方面提供定位。至去年底，共累积四万多个用户。

发射新一代北斗二号　中国的技术趋于成熟

　　前年以来，中国发射新一代北斗二号导航卫星，已取消“试验”两字，代表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趋于成熟。

　　参与北斗卫星设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范本尧曾经举例，以中国现在的卫星技术水平，地球轨道上两颗北斗卫星的位置，可以定格在几公分的误差范围内，有助于未来建构完整可靠的卫星网路。

　　上一代的北斗一号，与美国GPS定位的主要差别在于，客户必须向北斗卫星发射信号，中间还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地面站运算。新一代的北斗卫星将突破这方面的效能限制，由客户视需要选择是否向卫星发射信号。

　　相对于GPS，北斗卫星的优势则在于，控制站可以掌握客户的全球定点，并透过简讯沟通，方便控制站对船舶、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人员军队的调度和部署。

◆ 北斗卫星　带来巨大市场潜力

　　去年四川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救灾人员进入通讯断绝的山区，曾经大量使用北斗试验系统，传达救灾讯息，安排人员和救灾物资调度。

　　和美国、欧盟、俄罗斯比较，中国的卫星技术并不算先进，但13亿人口的市场，中央统制的决策机制，加上设计上的创意，仍能造就巨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大陆已是全球最大航运市场、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如果在北斗全球定位系统完成后，顺势限定市场导航技术标准，借此创造新的产业链和增长点，未必没有胜算。

　　全球3G移动通信标准之一的TD-SCDMA，便是由中国制定，近年在中国移动、华为等公司合作下，已设计出适用于北斗系统的方案，待北斗系统完成，TD-SCDMA就不必完全受制于美国的GPS。

　　中国除了发展自己的卫星全球定位系统，也参与欧盟的伽利略全球定位系统建设计划，投资超过两亿欧元，但至今仍感到欧盟的技术排挤，加强中国发展北斗系统的决心。在重大战略物资和技术方面拥有自主能力，不受制于人，附合中国一贯的政策思路。

◆ 逐月追日神话梦一一实现

　　神舟、嫦娥、萤火、天宫、夸父……中国近年一连串重大太空计划的名字，大多出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科学院今年6月公布的《中国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2030年左右将载人登月并建立月球基地；2050年左右载人飞向更远的行星，可望登陆火星。

◆ 神舟：中国载人太空计划

　　从1999年以来，共发射七次神舟飞船。前四次是无人飞行，神舟五号首次搭载中国人杨利伟进入太空。

　　去年九月发射的神舟七号，共搭载三名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神舟八、九、十号目前正在研制，三艘太空船预计将在未来的太空飞行中，与中国自制的太空站衔接。

◆ 嫦娥：中国探月工程

　　预计在2007至2017年间，按“绕”、“落”、“回”的顺序，完成卫星绕月、月球车降落、采探月球土壤返回地球三项任务，为将来的探月、登月、驻月预作准备。

　　第一步的嫦娥一号前年升空，在绕行月球轨道14个月并搜集大量资料之后，撞向月球定点自毁。

◆ 萤火：火星探测计划

　　中国古称火星为“荧惑”，“萤火”取其谐音。萤火一号卫星预计今年10月搭俄罗斯火星探测器的便车升空，将在11个月后进入火星轨道，绕行约一年，搜集火星磁场、电离层和地形资料，将是中国探测火星“绕”、“落”、“回”三步骤的起点。

◆ 天宫：太空站初级计划

　　美、俄、日、欧盟等国共同推动的国际太空站，起初并未邀请中国参与，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系统。

　　天宫一号重约九吨，预计明年底发射，将成为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实验室。后继升空的神舟八号无人飞船，将和天宫一号对接。其后的神舟九号将搭载太空人与天宫一号结合，进行一些实验。与此同时，中国载重25吨的长征五号火箭同步研制（现有长征四号只能载重九吨），配合在海南文昌新建的大型发射基地，将在2020年左右，完成可供太空人长驻的太空站。

◆ 夸父：领先全球的探日计划

　　取自中国神话“夸父逐日”，这项计划目前仍在构想阶段，利用2012年太阳活动高峰，运载三颗人造卫星，到距地球150万公里外的太阳与地球引力平衡点上，观测太阳风暴等活动。由于这项计划难度极高，中国已邀请德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十多位科学家参与。 ▲（转载自台湾《天下》杂志426期（7月15日～7月28日））


美国公司被曝在华贿赂官员获合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5688

----美国不查中国人还不知道呢

    2009-8-2： 美国不干胶标签材料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Avery Dennison Corp。)近日被曝在中国行贿地方官员获取项目，其中包括15400辆警车的不干胶项目......

　　2009年08月01日消息，《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艾利丹尼森创建于1935年，是首屈一指的不干胶标签材料生产商，为各种消费产品及标签材料提供创新的不干胶解决方案。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2007年销售额达63亿美元。

　　《洛杉矶时报》7月29日援引美国证监会消息称，艾利丹尼森因为向官员送回扣、礼物以及提供观光费用，同意交纳20万美元罚金。

　　艾利丹尼森发言人David Frail说，该公司发现了几个职员行为有问题，并已向美国证监会和司法部门汇报。

　　美国证监会称，2002年至2005年，艾利丹尼森中国有限公司安全反光薄膜部向中国官员支付了30000美元。其中，该公司通过经销商向官员支付25000美元，于某国有企业获取订单。美国证监会表示，该合约为艾利丹尼森获利273213万美元。

　　2004年8月，艾利丹尼森中国有限公司获得两份订单，在15400辆警车上装饰新图标。该公司同意将价格做低41000多美元，而这笔钱落到地方官员囊中。不过，艾利丹尼森亚太区发现了行贿行为，并阻止了这笔非法资金的支付。

　　艾利丹尼森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在全球有超过200家工厂或销售机构，产品行销89个国家，现有员工超过21000人。

　　艾利丹尼森1994年进入中国，已经在昆山和广州建立了2个涂布工厂，并且拥有全亚太区最先进的涂布设备。艾利丹尼森中国有限公司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除昆山、广州之外，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成都、深圳、武汉、香港都设有办事处或分切中心。

　　在昆山，艾利丹尼森中国有限公司拥有全亚太区唯一的不干胶培训中心，为亚太区及中国的客户提供免费的不干胶印刷及产品知识的培训。

　　美国证监会说，2007年，艾利丹尼森的一家全资公司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共行贿51000美元。

    7月31日，理财一周报记者就此事致电艾利丹尼森公司上海分公司，公司市场部对此消息予以否认。致电该公司位于昆山的中国公司总部，市场部人士也表现，未听说此事。  来源: 东方早报 ▲


1949年来最大动作 军事改革 中国将撤销七大军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5641

   2009-8-1 作者: 何亮亮  中央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推行军事大改革，包括撤销七大军区，按战略方向建立四大战略区，各战略区由军方和各省领导组成的小军委领导。四大战略区，包括北部战略区、东部战略区、南部战略区及西部战略区。

　　据悉，北部战略区辖东三省加内蒙古（即原沈阳军区辖区加内蒙古）；东部战略区与目前南京军区辖区相同，加上军区内的东海舰队、空军、二炮、武警；南部战略区包括广州军区和成都军区的云、贵两省及所辖的南海舰队、空军、二炮、武警；西部战略区由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合并而成（剔除云、贵两省）；北部战略区包括现在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剔去原属北京军区的内蒙古、加上北海舰队及原属广州军区的湖北。设想未来大战略区将由战略区联合司令部、战略区内各省委书记组成“小军委”，小军委书记由中央指派，统一领导战略区内军事、国防动员，甚至与周边国家出现的边防事件，小军委都有应急处置权。这一报告还没有得到北京官方的证实，但比较可信。

　　这无疑是1949年以来中国军事布局最大的改变，其方向值得肯定。如此部署强化了中国的军事资源，中国周边危机四伏，东北方向朝鲜半岛局势随时恶化到需要中国出兵维和的地步；东部海域，日本占领着钓鱼岛，台湾海峡局势平稳，但还不到刀枪入库的时候；南方风紧云急，收复被越南占领的南沙岛屿是迟早的事；西部印度扩军备战，中印再战以解决边界问题，也是迟早的事。中部不存在外敌问题，故撤销武汉军区，是应有之义。

　　新的战略区域过去苏联的做法不同，与美国的全球性布局也不同，颇具中国特色，打破了四大军种（海、陆、空、二炮）各自为战的格局；除了西部战略区没有海军，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略区，分别囊括了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北部战略区将现在的北京空军、沈阳空军与济南空军，以及区内的武警、二炮全部纳入；东部、南部战略区一样包括陆、海、空、武警、二炮。如此则各大战略区军事资源一体化，便于展开现代化的立体战争。至于小军委之设，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来源: 镜报 ▲


日本拿热比娅和达赖让北京难堪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5583

    2009-7-31  被北京指摘为新疆暴乱黑手的热比娅，在日本政府关照下，与日本右翼言谈甚欢，除利用东京这个政治舞台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煽动其他国家干预新疆事务以外，还明目张胆地对北京发出威胁，称要在建国六十周年时“展开新行动”。

　　虽然热比娅的访日行程中途腰斩，但日本厚待热比娅的行为已对中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实质性伤害，相当于在全体中国人的心窝狠狠刺了一刀。这笔帐，中国必须与日本算清楚。

　　热比娅在日期间，不仅访问了执政自民党总部，并同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卫藤晟一等自民党议员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所谓的“申请由日本向中国派遣调查团，查明七五事件真相”的共识。卫藤晟一表态称，“日本派出调查团是理所当然的。不然的话，日本就不是一个正式的主权国家”，其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昭然若揭。

　　热比娅在日本得到政治礼遇，与日本执政党要员一唱一和，彻底戳穿了日方所谓“民间行为”的辩解。实际上，日本利用中国民族问题浑水摸鱼是既定国策，只要有机会，日本便会跳出来给中国难堪。

　　◆ 说话软弱外交失败

　　今次热比娅前脚刚走，日本又传出准备在十一月份邀请达赖访问，并安排达赖于十一月三日在位于松山市的爱媛县武道馆内演讲。一个被认为是去年西藏拉萨骚乱的幕后黑手，一个是今年新疆乌鲁木齐暴乱的黑手，这两隻黑手，现在都得到日本政府的关爱，成为日本向中国发难的武器。

　　中国今次对日本的外交交涉相当失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中国驻日大使希望日本“将心比心”，话说得软绵绵，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日本自然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对付日本这类欺软怕硬的国家，只要迎头一棍，他便会老实。日本跟俄罗斯谈北方四岛问题，普京乾脆利落一句“有本事来抢”，让日本朝野如丧考妣。中国外交从来缺少这样有力强悍的硬话，更缺乏跟人周旋到底、绝地反击的底气与毅力。

　　目前，达赖在西半球点火，热比娅在东半球煽风，这一男一女、一红一蓝，惟恐神州不乱，他们之所以有这麽大的政治能量，关键是西方国家在背后支持，尤其是美国的袒护与操纵。

　　表面上，美国与中国眉目传情，说甚麽“风雨同舟”，实际上一直没有忘记在中国背后下手。无论是疆独还是藏独，最大的政治支持以及资金来源，都来自美国这个恩主。当然，美国现在是躲在幕后，日本、澳洲这些僕从国则衝在最前面，但总根源还是美国。

　　当年苏联的垮台虽然与其专制独裁腐败有关，但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苏联颠覆、分裂分不开。如今这一幕，又发生在中国。来源: 东方日报 ▲


揭开中国官员“博士爆炸”的权学交易灰幕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8/others090802e.shtml
 
    （联合早报网2009-08-02讯）南方日报报道，《半月谈》刊文揭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灰幕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 官员攻博四种心态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半月谈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 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