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的体制外体制：央视透露了惊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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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16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政治任命官员自愿减薪5.38%，以体现在经济低迷期间与市民共渡时艰的意愿和决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去年经济开始滑坡以来，中国内地某些地区公务员的工资不降反升。更有甚者，政府官员公款消费的现象愈演愈烈(内地称之为“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这三种公款消费)。

　　油价涨了，公车能“戒驾”吗？近年来，越来地多的官品公款出国考察事件被曝光，遭到公众的谴责，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资金的走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十1》节目中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文所提到的“三公”费用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中央政府没有花大力气来制止这股歪风邪气，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一份通知，禁止用公费变相出国旅游。去年5月到11月，全国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今年，因公出国经费预算被压缩20%。被曝光丑闻所涉及的官员已经被撤职。

　　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当前的惩罚力度对违纪官员来说太轻了。

　　加大惩罚力度也许会收到成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道义上的谴责是必要的，却不能取代监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改革的重点一目了然：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但从实践上说，这些理念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首先，中国的财政体制过于复杂，难以管理。它不但包括“预算内”体制和“预算外”体制，还包括一套处理各种乱收费所得的“体制外”体制。

　　顾名思义“体制外”收入并不受地方人大或人民政府的监管。据报道，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土地出让收益决不能成为市长的“零花钱”。这番话暗示，政府官员擅自使用土地出让收益其实已经司空见惯。

　　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至60%。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零花钱”。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政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眼下，监督地方政府预算是各级人大的职责。但一部分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大代表发现，预算报告令他们无法理解。

　　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中国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确保所有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知道，对腐败的反感和愤怒能够带来改革，而财政体制改革将成为让中国走上正轨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来源: 亚洲时报 ▲


中国国家保密局一场20年来罕见的秘密检查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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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两个月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这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南方周末》报道，国家保密局正在推动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

　　在互联网时代，保密形势在各国空前严峻。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越来越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

　　但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基本方式，保密与公开在中国延续了十余年的博弈，连一向神秘的保密局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参与讨论者提出缩小定密范围、防止滥用定密权等主张，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强调了“越开放，越要保密”的主张。

　　与此相关，学者、律师与媒体从业者尤其成为了走在保密与公开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言论如何做到既增益公众知情权，又不越保密雷区？这不但有赖于个人强化保密意识，亦有赖于保密的进一步法治化。

    一周前，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四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拘捕。

　　而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两个月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这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系统内称之为“保密风暴”。去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接受了一轮拉网式排查，重点是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某些要害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

     紧接着，去年10月，中央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令计划正式提出“五个务必”，即务必加强教育培训，务必加强技术防范，务必严格管理制度，务必加大查处力度，务必强化领导责任。

　　至少已有22人在这次风暴中受到处理。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透露，以往处理泄密人员只是轻描淡写，“一个人有的就泄密几百份上千份，只给了行政处分甚至处分不了”，这次，不排除追究刑责的可能。

　　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国家保密局拿出的材料显示，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比布什政府更严格的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措施。　　

　　☆ “动真格”的检查

　　只要离开办公电脑片刻，某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上就会自动蹦出保密“五条禁令”。

    大检查之下，各机关明显加强戒备。“以后碰到外国人，不能告诉真实号码，和敏感人谈敏感问题，要卸下手机电池才能防窃听。”上述机关人员说。

　　按领导要求，他们必须把中央关于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五条禁令”设为电脑警示，保证开机登录时都能看到，做到时时看，刻刻学。

　　尚未接受检查的机关非常紧张。上述人士所在的中央级机关已经提前对每台计算机进行检查，该机关主管保密工作的领导在动员会上措辞严厉，“今天给内部处分，是为了避免明天有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分，甚至被判刑进监狱！”

　　外交部正在进行的第四批外交档案解密，因这次检查需要对全部电脑进行安全测评而暂时搁置。这批形成于1965年到1978年的外交档案解密后，外交部将率先完成一般档案30年应解密的“补课”任务。

     据透露，检查中发现，多起泄密案的发生，都是计算机内部网络和外部互联网串通所致。上月底，接受保密法征求意见的专家上了一堂警示教育课。“那个(移动)介质很厉害，三十米之内就能把你电脑上所有资料搞走。”一位专家说。

　　据了解，国家保密局多次到中央机关和中央党校作报告，讲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另一方面，对保密工作做得好的机关进行宣传。

　　要害部门、国家秘密最大集散地——中央办公厅被树为榜样。国家保密局官方杂志《保密工作》报道称，中办某核心涉密部门在楼门前安装了报警装置，对涉密移动存储介质强化了严密而复杂的安保工作。

　　中办的一些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被要求把自己手机放进柜子里，再进入办公区。中办保密办还为距离公共场所较近的多台涉密计算机配备了视频干扰器，为多个重要涉密会议室配备了手机信号干扰器。

　　此外，一些重点涉密机关纷纷举行报告会、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保密特辑，重温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密故事。比如，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未涉及党的保密纪律不许说的事。

　　今年3月以来，中组部和保密局等多部门联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涉秘人员签定保密承诺书。相关负责人称，这并非新举，但多数地方和部门一直未开展，此次带有“补课”性质。　　

　　☆ 主动出击:重视自己的职权

 一系列动作，将原本隐秘的国家保密系统推向前台。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保密法修改时，“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变成“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保密机构作为行政主体在法律上将得以明确。

　　一位接近国家保密局的人士说，保密系统的传统职能，限于保密宣传教育、制定保密法律政策等，并不主动出击。

　　作为国务院部委管理的22个国家局之一，国家保密局被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由中央办公厅代管。现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

　　这样的设置是在1993年确定的，并沿用至今。全国人大内司委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目前保密机构不在行政序列，缺乏具体管理职能定位，与保密法配套的办法多是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文件，执法中很难查处，“充分反映了保密工作部门地位和职能的弱化”。

 这次出炉的修订草案，明确了保密局的规章制定权、行政处罚权、处分建议权等，其中的案件调查权，此前主要授予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

　　受访专家认为，草案体现了保密局强化甚至扩大其职权的倾向。据了解，监察部、工信部等部门曾对草案中保密局的某些权限提出商榷。

　　作为一项有历史渊源、曾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工作，保密得到各级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过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相应的人才、经费等资源配置。

　　保密系统的先进人物、包头市保密局长张学军1998年被任命为副局长时，迎接他的只有“一老一小”:一位老局长和一位刚考入的公务员。老局长说:“其他人一天都不想在局里待，调走了。”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保密局，经局长争取后，编制由原来的15人扩至26人。

　　保密工作人员任命的随意性，是定密、解密工作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保密人员素质，已有实际举措。近几年，国家保密局先后以合作方式，在南京大学成立“国家保密学院”，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立研究生培养基地，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设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

　　除职权和人力资源外，国家保密系统在相关机构设置上，也开始由虚到实转变。

　　截至去年10月，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中心已在全国建立25个系统测评分中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国防科工委，以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据内司委调研报告，目前全国有27个省份和部分地市建立了保密技术检查中心。

　　鉴于目前的保密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认为，现在国家保密局是一个局级单位，很难协调政府部门，应提升国家保密局的级别。据了解，作为极少数正局级的国家局(多数为副部级)，升格是保密系统多年来的呼声。　　

　　☆ 保密局走到阳光下

 有保密局系统资深官员认为，近年来保密系统从被动变得主动，和2005年6月新晋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有关。夏勇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在人权和宪政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法学专家入仕途的典型代表，被寄予厚望。

　　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说，夏勇上任四年来，做成了几件事情。

　　国家保密局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制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以解决“拍脑袋”定密现象；此外还督促指导有关部门修订调整相关规定，缩小保密范围。

　　其中动静最大的是2005年8月8日，国家保密局与民政部共同发文，将灾害死亡人数剔除出国家秘密范围。实际上，仅是在原民政部71号文件上删除了“死亡人员总数”，但宣示味道明显。这一天，恰逢河南驻马店垮坝事件30周年。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第一次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个从114查号台上无法查询到电话号码、从地图上找不到的国家机关首次面对公众。

　　因应开放趋势的同时，国家保密局又表现出对保密管理的强势关注。

　　夏勇上任伊始，国家保密局就展开3个多月的保密工作“大调研”，此后，启动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并形成去年的保密检查风暴。上述人士透露，酝酿已久的保密法草案，得以进入人大修法计划，与夏本人推动有关。这部修订了13年的法律草案，终于在6月22日接受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

 夏勇此次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称保密法是因应“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改，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互联网；内司委的调研报告称，计算机泄密案发数已占70%。

　　保密系统表现出前所未有主动的这几年，互联网迅猛发展，各种信息喷涌，公众对公权部门信息公开的要求之强烈也前所未有。“以前都在保险柜里，现在都不知道该藏哪。翻开《苹果日报》，上面什么(秘密)都有。”某机关工作人员说。

　　信息公开浪潮揭开了包括保密局在内的国家机关的神秘面纱，另一方面，使保密法律、政策趋向严厉。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时，夏勇强调“该保的保，该放的放”。

　　有人说，保密局正在刮风暴，它本身也正处于时代的风暴中。 ▲


中央党校内部调整　撤销4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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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7月17日电／中共中央党校日前撤销了4个研究中心，并对6个研究中心领导体制和领导成员做出调整。相关部门人士对文汇报记者表示，这是中央党校强化自身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意在促使研究机构要名实相符，专心研究之本质。而在另一层面，亦是保持中共这一高中级干部最高培训学府的清新和清静之风，推进党校全面建设，健康发展。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日前决定，撤销挂名中央党校的4个研究中心，包括：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以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同时，中央党校也对6个研究中心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原主任、原副主任均不再担任研究中心领导职务，聘用人员的聘用关系已经终止。6个研究中心为：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国情国策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及亚太研究中心。

　　相关人士对该报表示，这些研究中心大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均为非实体性研究机构。其中，有的研究中心在科研方面确实有所成就，而也有的只是挂着 “研究中心”的招牌，进行“非研究性事情”等。而在领导成员方面，原中心领导多为退休后兼任，而新调整的6个研究中心领导成员均为现任各主管教研部门的主任和副主任。

    另有人士表示，是次中央党校对研究中心进行撤销和调整，料与中央不久前做出的治理中直单位“小金库”工作有关。 ▲


解读中外士官制度：美军少将遇总军士长要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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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9年7月18日电／据《解放军报》7月13日报道，为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中央军委向全军和武警部队颁发《深化士官制度改革方案》。我军此次士官制度改革有哪些新变化？外军士官制又是怎样的？

　　☆ 增加高技术士官

　　《青年参考》报道，士官，在我军是指志愿兵役制的士兵。1999年后，我军志愿兵役制士兵统称为士官。士官属于“兵”的范畴，又享受“官”的待遇；既是基层最重要的指挥员，又是一线关键的操作手；既是士兵中的“头领”，又是军官的得力“助手”。据新华社英文网站14日晚报道，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杨养申介绍，按照新的士官改革方案，到今年底，全军和武警部队的士官将增加到90万人，军人总数保持不变。此次士官增加的数量并不多(未透露目前士官的总人数)，新增的士官岗位主要充实到一些高技术部队中，协助军官在日常训练中维护那些高科技装备。取消现行士官服役分一期至六期的做法，保留初、中、高3个服役等级，增加中高级士官数量，减少初级士官数量。士官军衔由低至高为下士、中士、上士、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逐步扩大从地方院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的数量。

　　台湾《联合报》14日分析说，解放军的士官起初都从服役期满的义务兵中选定，2003年起首次从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士官。一般来说，非专业士官大都是初级士官，主要职责是带兵，能升上三级士官就已经非常出色；而四级以上的士官，只有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和单位才有，如导弹维修、雷达维护等。一个大军区的高档士官不多，五级士官相当于正营职待遇，六级士官相当于副团职待遇，人数相当少。

　　☆ 士官共分六级

　　士官制度是根据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的。1978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将部分自愿延长服役期的义务兵改为志愿兵，这就是我军士官制度的雏形。1988年实行军衔制后，志愿兵改为军士长或专业军士，我军士官制度正式诞生。1998年12月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兵役法规定，志愿兵实行分期服役制度，为士官制度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199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对士官的使用范围、数量比例、激励机制、服役期限、生活待遇、安置办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此后，我军志愿兵役制士兵统称为士官，1988年设置的士兵军衔等级和专业军士、军士长的称谓自行取消，代之为一至六级士官。

　　新华社在2007年报道，北京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李建波介绍，目前士官已成为中国军队专业技术的重要力量。全军几乎所有专业技术岗位，特别是关键性岗位，如装甲、导弹、通信、雷达和舰艇、战机维护等的实际操作手，均由士官担任。此外，所有建制班的班长也由士官担任。

     ☆ 美军称我军士官是技师

　　五角大楼网站去年7月11日的一篇文章介绍说，解放军士官和美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技师与领导者的区别。美军太平洋总部总军士长、空军一级军士长詹姆斯.A.罗伊，去年6月率领美军士官代表团访华，在结束访问回国后评价说：“如果让我评价解放军的士官队伍，我要说他们的士官全是技师。”美军士官代表团参观了位于武汉的一所士官学校，里面的训练大多是技术性的。“他们很单一，解放军的士官只是作为技师培养的，而美军各级单位中都有士官担任领导者。”罗伊说，“(解放军)士官必须服从军官的领导。”

　　美军营级以上部队都设军士长，直接协助主官负责部队的日常训练。美国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各有一位总军士长，他们比一般的将军都“牛”，拿着上将级的薪水，在五角大楼有独立的办公室，美国各军兵种参谋长助理以下的少将甚至中将，见到他们后要首先行军礼。

　　参考资料

　　☆ 外军士官三大职能

　　士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直译为“未被任命的军官”，简称NCO)，也称军士(Sergeant)，士官制度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法国，当时是作为军官制度的补充而设立的，此后为各国广泛采用。近年在各国纷纷裁减军队员额的大背景下，士官不但没有被裁减，反而在其总兵力中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英军的士官比例为38%，法军为37%，日本自卫队为47%，美军更达到了64%。

　　外军中的士官有三大职能，即思想“解调器”、训练“督导官”和装备维护的“机械手”。

　　在外军基层部队中，大量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工作都由士官承担。士官与士兵直接接触机会较多，对士兵的思想动态、精神状况等方面了解更及时，管理也就更具实效性，可以发挥思想“解调器”的作用。外军士官是在各行各业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是部队训练中的初级指挥员和助理教官，因而成为外军部队训练的 “督导官”。美军士官可以充当从士兵至将军等多个级别受训者的教官，当然主要负责搞好对士兵的专业技术训练。此外，外军士官大多是各兵种的专业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本专业设备的技术操作与维修。这些士官就像智能“机械手”一样，使武器装备在作战训练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


解放军老一辈军队制胜法宝被抛弃
http://bbs.news.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3&subid=2&fid=86720&tbid=2042

　　（2009-7-15）根据中国军方新的士官制度改革方案，解放军、武警部队要在总员额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把士官编制扩大到近90万人，这是中国军队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化。

　　官方数据显示，解放军总兵力230万人、武警部队67万人，其中有90万士官的编制，占了总兵力的近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向专业化的方向有迈进了一步。

　　中国军队走向专业化，是基于技术的力量必然战胜意志的力量的基本判断，同时，也必将导致意志的力量让位于技术的力量的结果。

　　中共缔造、领导的军队，超强的意志力始终是其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人数、装备长期占劣势的情况下，所有战略、谋略、战术最终要靠第一线人员的意志力来实现。比如，长津湖之战、西沙海战等等这样极端的战例，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吗？

　　由于装备的劣势不能轻易改变，中共的领导人也在刻意的营造一种氛围，批判“唯武器论”，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以此来激发军队的斗志。事实上，一个军队的统帅，最明白技术的重要。

　　事易时移、时过境迁，意志的力量越来越难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原因有二：

　　其一、技术的发展

　　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士兵用枪托、铁锹、石头、拳头甚至牙齿肉搏的场面屡见不鲜，现在发生这样情形的可能微乎其微，在强烈的电磁对抗，猛烈的导弹、炮弹对射之后，胜负基本上就结束了。这就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战争模式的变化，传统的英雄在现代不再有用武之地。

　　这样的一幕在南联盟发生过，那只打败过纳粹德国的军队在面对美国的空中打击时一筹莫展。英雄黄继光可以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但是堵不住漫天飞舞的巡航导弹、精确制导炸弹。

　　其二、心态的变化

　　以前的人能够吃大苦、耐大劳，个个都是苦大仇深的主儿，这是意志力的群众基础，现代人的心态明显在发生变化。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只能凝固在发黄的老照片里了。

　　所以，意志的力量必然让位于技术的力量，中国军队将迈入技术制胜的阶段。

　　当然了，把技术因素摆在第一位，并非否定意志力的作用。

　　一只技术制胜的军队，就象一架高效率的战争机器，在技术参数的范围内可以稳定的完成任务，但是，不大可能超过技术能力创造什么奇迹，而且偶尔会被对手爆出冷门。比如，美国军队依靠他们的技术能力打败了德国、日本、伊拉克、南联盟，但是，也曾经在朝鲜、越南爆出冷门，目前在阿富汗面对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也是有点骑虎难下。而一只强调意志力的军队，偶尔能创造点奇迹。

　　我国面对的对手，有些技术能力是远高于我们的，这就需要我军能够创造奇迹、重现历史；有些技术能力低于我们，也要防止被人家爆了冷门。这些都需要意志力来弥补技术能力的不足。

　　中国军队走向专业化，走向技术制胜，已经迈过了两道门槛。第一道门槛，兵种机构的优化，全军技术兵种人数超过传统的步兵；第二道门槛，就是这次增加士官编制、士官制度的改革，是人员结构的优化。迈过这两道门槛，中国军队已经徘徊在军队职业化的门口了。

　　不过，中国军队怎样迈出下一步一定要慎重。我个人觉得，还是暂时不要急于前进，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夯实、完善。 ▲


十一世班禅走访拉萨市郊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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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9年7月18日电／当高原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大地的时候，位于拉萨市近郊的达孜县德庆镇桑珠林村热闹非凡。村子各处飘荡着清香的桑烟味道，盛装的村民手持哈达静静等待即将到此走访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新华社报道，早上10点钟，一行车队抵达桑珠林村。第十一世班禅面带微笑缓缓从车上走下，来到了村民阿旺家的门口。此时，在此恭候的阿旺家的家人及部分村民有的将哈达高高举起，有的将手持哈达的双手紧紧合十，向着活佛祈祷。

　　阿旺家是一栋石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房。高原的阳光依旧明媚，直射在阿旺家宽敞的客厅里。走进客厅，坐在铺有崭新卡垫的藏式木床上，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第十一世班禅和现年47岁的阿旺进行了一次简短而充满了关怀的对话。

　　“家里有多少人？”

　　“8个人。”

　　“你有几个小孩？”

　　“两个。都已经成年了。”

　　“那有孙子孙女吗？”

　　“有两个孙子，都一岁多了。”

　　“房子很不错，很漂亮！什么时候盖的？”

　　“2007年安居工程新盖的房子。花了20多万元。”

　　“家里去年的收入怎么样？”

　　“去年有20万元左右的收入。”

　　“家里的条件很好，你一定要教育好你的孙子孙女，让他们拥有感恩的心，同时要好好掌握知识，将来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你还要帮助更多贫困的人们，带领他们共同改善生活，走向富裕。”

　　这场简短的对话即将结束的时候，第十一世班禅给予阿旺最真诚的祝福。他说：“现在政策这么好，我祝福你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达孜县德庆镇桑珠林村这座被田地围绕着的村庄，有着浓厚的藏家气息。据村委会负责人米玛介绍，全村420户人家，1670人。以农业为主，兼有多项副业的村民们去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200多元。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更是让这个村庄的绝大部分村民住上了楼房。

　　今年19岁的第十一世班禅在与阿旺的交谈当中，始终保持着笑容。阿旺这位憨厚的藏族汉子凭藉着自己吃苦的精神和聪明的头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下，成为桑珠林村有名的富裕户。

　　随后，这位年轻的活佛走进了阿旺家的佛堂。在这个与客厅一般大小、位于二层的佛堂内，供奉着一个带有藏式雕刻的佛龛和一尊佛像，旁边摆放着一张带有相框的第十一世班禅的画像。

　　一走进阿旺家的佛堂，第十一世班禅随即流利地念诵了长段的经文，还从摆放在桌子上的盘碟中随手抓起少量的青稞，抛洒向空中，祈福吉祥。作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第十一世班禅在阿旺家的佛堂内为他的家人一一摸顶，并且还赠送了画像和徽章。

　　达孜县紧邻拉萨城。这座正在发展中的县城下辖5乡1镇，全县人口38862人。据女县长次央介绍，达孜县工业园区内已经落户的企业包括了药业、青稞产业和太阳能产业等企业共11家，去年为全县贡献税收收入1600万元，仅今年上半年，税收就已经达到了1100万元。

　　1995年11月29日，按照严格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举行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在这次的“金瓶掣签”仪式中，当时6岁、出生在西藏嘉黎县的坚赞诺布被“法断”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


大公报：央视大火调查难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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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17 作者: 王德军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今天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发生于今年2月9日元宵夜的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的调查进展时表示，中央领导对这起事故高度重视。安监总局牵头的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分析，现在现场的勘察基本结束，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核算工作，以及事故责任的认定仍在继续之中。

　　他说，调查组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由于非法组织燃放烟花而导致的火灾，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目前，对24名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已经採取了必要的控制措施。“随著事故调查的深入，我们会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予以披露”。

　　安监总局的说法绝非公众预期的进展。在一些被允许评论此条新闻的门户网站上，很多网友都直指对事故的调查和责任认定进展缓慢。一名深圳网友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网友的疑问，他不无失望地说：“从正月十五，一直到现在，半年了，还在控制之中，等谁呀？我们老百姓要的是处理结果！”

　　原定于今年正式迁入新址办公的中央电视台，对事故仍然三缄其口。在多名有关人员被控制调查后，2009年5月，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届龄“正常退休”，台长一职由中宣部副部长焦利担任。

　　社会各界一直对央视大火的调查进展高度关注，一些揭密央视的文章书籍也一度热销。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文艺组委员就纷纷要求有关部门对火灾损失做个交代。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就说：“如果一个地方财政损失1个亿，那对当地将是多大的损失，可是央视大火一下子烧掉了这麽多个亿，怎麽两会上竟然没有一点声音呢？”著名演员宋春丽表示：“央视大火损失这麽大，必须给委员们做个交代！”

　　黄毅今天对央视大火调查的通报与他在4月份做客新华网时的说法相差无几，而对于火灾损失、配楼今后的善后方案、是否影响主楼使用等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则语焉不详。

　　作为国有电视台，央视是纳税人的央视，而不是央视的“央视”。善后方案如何，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在这一点上，法国有关组织对法航空难的调查已经树立了榜样，他们首次公布调查进展就有长达数百页的报告示人。而央视火灾的调查过程也应该尽量公开透明，使公众了解调查的每一个进展。任何试图拖拖拉拉，然后以几十个字的调查结论糊弄公众，甚至可能出现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是绝难过关的。来源: 大公报  ▲


中国空军粉碎印度人所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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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17  印度最关注中国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也不是中国自主制造性能出色的歼十战机。尽管核武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力，但将来发生核武战争的可能性机率是微乎其微，核武的作用，只有在自已的国家遭遇灭顶之灾、种族灭绝威胁之时，才会有可能发生核战。

　　一般情况下，核武的作用只是对其它国家威慑和有效阻吓。这点不成文的国际游戏规则，有核武国家都知道，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更何况，印度自已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核大国，也有不凡的核武实力，所以，目前印度还不大担心中国对印的核武战争。

　　歼十的研发成功，也确实令印度坐卧不安，慌乱一片。虽然歼十的高性能作战能力可赶美国F22，印度没研发能力，可近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印度有钞票了，也从俄罗斯购进了苏34，做不出象中国歼十这样令世界一片哗然的先进战机，心里不是好滋味，但想到高价购进的苏34还可抗衡歼十，于是，慌乱一阵后，又故作镇静了。

　　但当听到中国国产无人功击机宣布进入应用阶段的消息时，这次印度真的想坐也坐不住了，如果中国大规模应用起来，那不但是印度，而且整个世界，都会感到赤裸裸的威胁。

　　要知道，无型战斗机是未来战争最热门的武器，谁先掌握它的技术，谁掌握它的先进性，谁就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有主动权。

　　沈阳某特种飞行器研究所研制的一米多长的小型无人机可以飞行1000公里左右，时速能达到100公里，可以飞至5000米的高度，无人机靠燃油提供动力，试验时它的最高飞行记录是17小时。

　　飞机上可携带着高清晰摄像系统，能方便地进入人类无法抵达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和空中摄像，可以用来进行地形测绘、森林火灾侦察等方面。TF-10型无人机拍摄的照片，田地里的白菜清晰可见，甚至可以清楚地数出有几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发的军用无人机，包括手抛式的小型机和与大飞机一样有起落架的大型无人机，大型无人机可以装载轻型导弹，实行空中打击后能够返回。

　　研发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带有红外侦察设备和激光测距仪器，能够侦察监视敌方阵地，进行炮火校设和目标精准定位，先进的无人机航行速度可以达到250公里，可以在数百公里外通过后台操控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发一架“成飞全球鹰”无人机，其机翼下部外侧左右各挂了1枚TY90近距离格斗导弹。

　　而在机翼内侧则各挂了一枚AR-1无人机对地攻击导弹。TY90导弹十分适合中小型有人/无人战斗机或者直升机搭载使用。它采用了中国第三代红外光谱寻的技术，因此导弹跟踪效率更加有效，且抗干扰性能也有了很大提高。TY90作为一款轻小型近距离格斗导弹，也是中国空军使用最轻便和简洁的一种近距离格斗导弹。而AR-1无人机专用对地导弹已经处于军方试验阶段。还有成飞公司研制的“国产全球鹰”等。中国各种无人军用侦察机、攻击机已逐步进入实际发展应用阶段。

　　面对这种消息，对于印度来说，感直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打败了印度，中印战争被世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打得最出色的一场经典战争之一后，印度就一直把中国当作头号的假想敌，千方百计想再与中国较量一次，雪耻！

　　中国研发卫星，他也研发卫星，还口口声声要赶在中国之前上月球，中国造核弹，他也造，中国研发无人军事飞机，他也在研发，但养鸡多日，不但鸡不下蛋，而且屎也屙不出。这次中国宣布无人军事飞机进入应用阶段，印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忽忽赶到珠海航展，想搞一点有关无人军用飞机的情报，但看到的大多是模型，他们实在是又急又怕啊！藏南恐怕要给中国拿回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仗留下的天下奇耻大辱，永远无法雪耻了。中国无人军用攻击机、侦察机彻底粉碎了印度人所有的幻想！ 来源: 网讯 ▲


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4836

    2009-7-18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华北告急! 华中告急! 华南告急! 中华民族告急!

　　一场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情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12省份备受干渴煎熬，400万同胞饮水困难，重要产粮区面临绝收之危……新中国被迫首次启动最高级别——Ⅰ级应急响应!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尽管如此，中国的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 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 水，地球生命之源

　　人类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纵观古今中外，伟大文明的产生都与绵延不断的河水有着直接关系——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充足的雨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赋予希腊文明良好的诞生环境；恒河哺育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古代哲学家们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皆复归于水，所以一直把水、火、气、土当作四个基本元素，认为它们构成了世界上一切物体。

    ☆ 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水不仅是文明发源的条件，也是个体生命结构的基本元素之一。人体中的水分，大约占到了体重的70％。其中，脑髓含水75％，肌肉含水76％，血液含水 83％，连坚硬的骨骼里也含水22％。没有水，养料不能被人体吸收，废物不能排出体外，药物不能到达起作用的部位。而人类的衰老，也源于体内水的缺失。水为人体提供了一定比例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在生命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呈微碱性的内环境。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水出现问题将给人类带来癌症、肝病、结石、心血管疾病、痴呆症等疾病。

　　水是农作物的生长最基本条件之一。1公斤的玉米，要用 368公斤的水浇灌出来；1公斤小麦要513公斤水，而1公斤棉花要648公斤水，1公斤水稻则需要高达1000公斤水。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地球上虽然“三分陆地七分水”，水资源总量达14亿立方公里，但海洋咸水占97.2％，淡水仅占2.8％，其中绝大部分蕴藏在南极冰原和北极冰山中，人类生产和生活能利用的地表淡水仅为105万亿立方米。

　　☆ 未来，水比石油昂贵

　　2009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说，全球正在面临水破产的危机，水资源今后可能比石油还昂贵。全球70％的主要河流将在20年内陷入“水资源破产”(water Bankruptcy)的困境。随着水资源缺乏、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之源的水开始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尼罗河流经的10个国家中，卷入河水争执的首先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为了水资源问题，埃及除了同苏丹有麻烦外，还跟控制着尼罗河的各条支流的埃塞俄比亚有纠纷。而多次中东战争均与水资源的争夺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约旦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频繁发生争端。在缺水地区，“水安全”堪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与邻国分享河流和湖泊系统的国家里。地球上有214个河流和湖泊系统跨越一条或若干条国界。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条法律就这些国际河流的分配及利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水源冲突很可能会是世界上的一大祸根。

　　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

　　上世纪初，伦理学研究已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水伦理中涉及的是人与水的关系。从水伦理的角度看，人类要承认水的价值和权利，认识到水的生命主体地位和道德地位，将水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水资源直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义务。

    ☆ 中国水污染，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水殇，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水质差导致生活贫困，90％灾害与水有关，水力资源开发不足，农业及城市用水紧张……成亦是水，败亦是水。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命脉，又是人民生存的命脉。水是中国现实和未来矛盾最激化和最早爆发的领域，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也必定是环境领域最重要、最紧迫的主题。水资源正向生命敲响警钟。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2006年，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30多亿吨，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其中，黄河流域2006年工业污水的排放量达32亿吨，长江流域为137亿吨，淮河流域为26亿吨，珠江流域为53亿吨，比上年平均增幅约2％～3％。

　　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祸首，其中污水中 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成为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奔涌而出。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将近 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或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排放量。

　　☆ 中国水污染，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点。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也就是说，7大江河除了因干流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180％的湖泊水也全部坏死!”潘岳警告说。

　　早在1996年，在国家环保局《199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统计的138条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8％的城市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地表水水质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水质标准的河流仅占32.2％。

　　时隔10多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说明时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其突出表现是：

    ◆ 1、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7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Ⅴ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 2、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据最新《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显示，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海河开发利用率为100％，导致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

    ◆ 3、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据环保总局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 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有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 4、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农业部和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共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1463次，污染面积约9.4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43亿元(未包括长岛海域油污染经济损失)。2007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462起，其中水污染事件178起，占38.5％。

　　☆ 为“发展”，我们搞脏了自己的水

　　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收官”于长三角。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五湖。”这里的“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当年禹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主要水道，东江、娄江、吴淞江，沟通了太湖与大海的渠道，将洪水疏导人海。此后才有了范蠡携西施，驾扁舟，出三江，泛五湖的逸事。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大的河流，从卫星照片看，长三角湖泊密布，水网纵横，不可能是缺水的地方。然而，无锡自来水污染事件将长三角“水质性缺水”问题摆到了国人眼前。20世纪80年代之前，太湖尚无蓝藻污染。第一次蓝藻大面积侵袭发现于1990年。到2000年，太湖富营养化水域已高达83％，此后蓝藻年年来，面积越来越大。而今，中科院环境学院范成新教授指出：“整个太湖湖水的污染程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水质来讲的话，它已经到了四到五类水。四类、五类水按道理是不能作为饮用水的。但是太湖在某些季节、某些时段上，全湖基本都是四类水，有些地方已出现五类水，甚至劣五类。”

　　从卫星地图看，太湖就像长三角的心脏。有媒体报道，太湖流域面积占长三角总面积的36.9％，环湖人口占总人口的48.8％。环太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8个大中城市、30个县(市)的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可以说，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是长三角的主力。

　　然而，太湖流域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现自己面临“水质性缺水”——不是没水，而是水没法用。作为长江下游，整个流域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并由此人海。这里的水没法用，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本地的社会经济系统污染了水体；其二，整个长江流域的污染使本地无处可逃。

　　从整个流域看，长江干流总共有21座城市，包括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个大城市。沿江的大城市、大工业基地，都将长江当作下水道。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其考察结论是：“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10年!”考察队发现：长江流域最主要的污染源是工矿企业产生的废水与城镇生活污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在沿江的一个城市，几十公里长的江岸，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这样的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约9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在一些地方，企业交点钱给环保局就“获许”直排污水。有些地方官员对此满不在乎：“用长江水道运输成本低、排污方便。长江的水大，污水一冲就进东海了。”

　　目前，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3000万吨。汛期来临时，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上，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4米。

　　然而，这样的江水却是治理太湖的良药。为了应付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的太湖蓝藻污染，2002年1月30日，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将近两年间，共引长江水42.2亿立方米，入太湖清水20亿立方米，通过太浦闸向下游增加供水32.2亿立方米。当时的专家考察报告称“成效十分显著，超过了预期目标。”然而，蓝藻并没有销声匿迹。此后，蓝藻再度大爆发，最主要的应对手段依然是“引江济太”。

　　“引江济太”其实就是“以清释污”。它说明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的水质远差于长江水质，本地污染无疑对“水质性缺水”“贡献”巨大。

　　其实，早在1995年，太湖就被列入国家 “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重点。1997年，国务院批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到1998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行动”，要求太湖流域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实现达标排放的规定。1999年1月1日零时，当地政府宣布：流域内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称：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也为今后重点区域和流域的污染治理树立榜样。然而次年7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零点行动”付诸东流。

　　2001年，《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开始实施。2002年8月，国家863项目“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示范工程”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开始实施。而这期间蓝藻年年爆发，直至酿成“无锡自来水危机”。

　　为“发展”，我们自己搞脏了长江、污染了太湖，这恐怕是大禹做梦也想不到的。

　　☆ 污水泡出的“癌症村”

　　水污染不仅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直接危害到了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以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以用于灌溉——但实际上，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所长金银龙说：“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暴露与慢性疾病产生有显著关系，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在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地方，人群中就会患有大量与水污染相关的传染性疾病。在中国的37种法定传染病中，通过水传播的疾病有8种。2006年，中国上报法定传染病发病人数460.9万，其中靠水传播疾病的发病人数127.8万，占27.7％。”

　　意味着生命的水，本该奔流不息、清澈甘甜。而如今，很多被誉为“母亲河”、“母亲湖”的水体不再能哺育生命，却成了夺命杀手。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调查表明，很多死于癌症患者，本身就来自水污染严重的地区。

　　沱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之一，流经成都(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等四川工业最发达地区。2004年3月2日，位于成都下游的简阳市，查出沱江江水氨氮超标竟然高达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沱江是简阳、资中、内江市民饮用水的唯一水源，三城100万市民遭遇史无前例的饮用水危机。此后调查认定，川化集团第二化肥厂违规技改，造成2000吨纯氨氮在2月11日到3月2日长达3周的时间里“泄漏”沱江。据川化集团网站称，该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氮肥、三聚氰胺和赖氨酸的生产企业。

　　一位当地的民间环保人士称：其实以前在沱江两岸的很多企业，都是这样长期排污水的。该事故发生在沱江最枯水的3月，就让“倒霉”的川化集团赶上了，这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站长吴东明说，沱江氨氮超标50倍，根据以往经验，监测站马上检查亚硝氮，发现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值。亚硝氮不在地表水标准之内，但这是一种强致癌物。

　　而距简阳市区仅有4公里的简城镇民旺村，有一支四个人组成的专业抬丧队伍，凡是附近有人死亡，每抬一次丧，每人都可挣到100多元钱。一位抬丧者称： “近年来，附近村子有很多人因患癌症而死亡，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外出打工了，抬丧不但能够拿到烟酒，收入还够补贴家里开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在民旺村任会计的曾大武，一直管理着村里的户口本，他对每家每户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非常了解。他说，70年代，民旺村是当地闻名的“长寿村”；但到80年代末期，由于患癌症死亡的人逐渐增多，村里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少见。为此，临近的人都把民旺村称为“癌症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克明是简阳人民医院医生，并任内江市卫生局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曾组织过一次癌症死亡调查。他发现，临近沱江的养马区、城关区、平泉区。肿瘤的死亡率是稍远的平泉区、贾家区的两倍。1973年，内江还管辖八县时，简阳人民医院是唯一设有肿瘤科的医院。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再做沱江流域的癌症普查。而根据医生过去30年在各市的会诊经历，癌症患者逐年增多。沱江流域的癌症患者，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的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的肝癌患病率偏高。

　　20世纪80年代，环保部门监测出沱江流域亚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况的30倍，到了2000年。发现超过正常情况的110多倍；再到2004年沱江污染的时候，亚硝酸超过正常情况的130多倍。而亚硝酸正是被医学界认定的一种强致癌物。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在中国滨海低地创造神奇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创造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从萧山坞里村出发北上，经过江苏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当地备受污染的水源中，都验出含有镉、铅、砷、汞等剧毒元素，这些村庄附近都有大批化工厂，近年有数十甚至上百村民死于癌症。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他指出，癌症高发的原因就是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一颗颗“环境污染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据卫生部门统计：在沿淮地区，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奎河污染“五毒俱全” (氰、汞、珞、砷、酚)，且浓度极高，如工业废水中挥发性酚的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为每升0.5毫克，而奎河的最高含酚量已达每升759毫克，超标1500 倍。大肠杆菌超标更是骇人听闻，沿岸井水大肠杆菌超标竟可至7600倍。被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计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烈的乡村，20世纪80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高达10万分之1630，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200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范围已扩大到相邻的灵璧、泗县的数十个村庄，灵璧县少程村年均癌症死亡率竟达10万分之5000，约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而黑河，从发源地直到注入淮河的100％河段，水质全部劣于五类；河南医科大学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沿岸人群死亡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均高于正常人群，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新生儿致畸率竟达6％。

　　☆ “中国水危机!”

　　1999年，“环保斗士”马军通过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第一个喊出这个口号。2006年，马军出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发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 (www.ipe.org.cn)，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益性水污染数据库。之后，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开始陆续披露水污染企业，多个城市的水污染源分布图也逐步绘制。目前，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就有29000多条企业污染信息的记录。

　　☆ 社会责任缺失的驻华跨国公司

　　2008年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在新闻通报会上强调，近期环保部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察后，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整改，但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陶德田批评说，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事实上，驻华跨国公司的污染问题，早在3年前，“中国水污染地图”开通时就逐渐浮出水面。

　　从33家到80家，再截止到2007年8月15日的90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污染企业名单上，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雀巢、飞利普、米其林、壳牌、惠尔普、普利司通、拉法基、LG等“世界500强”企业，也有公众熟悉的百事、肯德基、卡夫、日清、花王、嘉仕伯等国际著名品牌。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些跨国企业中，有的已经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由丹麦嘉仕伯啤酒集团全资收购的大理啤酒有限公司在2008年5月9日，对年处理为5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改造时故意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在污水收集池设置排污口，用1根 15米长的钢管连接至下水道，将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经大理市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样检测，外排废水COD超标7倍，SS超标5倍。由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招商局福建漳州开发区诺尔起重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威胁饮用水安全，被列为福建省 10家挂牌督办企业之一。在湖南株洲，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现状只是冰山一角。污染企业名单，只涉及到有水污染问题的企业，其他诸如存在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含在内。而且，这份名单只收入了那些被环保部门查出有违法行为，并且公开通报过的企业。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介绍，已经有近90家被列入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主动找到该组织，解释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家企业接受了第三方审核，以证明它们已经进行充分整改，并达到了中国的环境标准，目前通过审核的企业有18家。

　　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执行双重标准。而在其背后，是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需要而放松了环境监管，造成企业的违法成本严重偏低，在制约机制不健全、惩戒机制疲软的情况下，即使最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置环境于不顾，置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而不顾。

　　此外，中国公众不关注企业环境表现，使得企业感受不到社会监督的压力，环保工作做好做坏，产品照样卖，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的气焰。为推动公众通过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2007年，21家中国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倡导消费者审慎对待环境违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日常购物时做出绿色的选择。在此压力下，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做出了说明和整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2008年4月26日在北京发布调查报告：其历时7个月调查的28家世界知名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情况不尽如人意。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解释，此次调查选取的28家企业均位于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100位，且均为生产性企业，在中国都设有生产性工厂。

　　“绿色和平”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称：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斯夫、宝马、东芝等13家公司，在国外都有主动公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是在中国没有任何相应的公开，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仅有英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本田汽车、松下电器和索尼6家公司公开了其在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松下等6家公司，虽然有中国的环保信息，但找起来颇费周折；索尼公司的中国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在其英文网站上，甚至没有明确说明是中国，而仅仅在最后注释“资料中的东亚地区指的是中国”。刘立灿表示，调查之后的感觉是“没有一家企业做得足够好”。

　　“绿色和平”的调查方法是浏览公司官方网站，查找分析相关信息。为避免遗漏，他们还向受调查的28家企业发放问卷，并预留一个月的回复时间。最后一共才收回6份问卷，而包括GE在内的3家公司发回的仅仅是公司相关报告，没有回答问卷的问题。

　　☆ “明星企业”竟把高原明珠变“毒湖”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令人震惊的是有春城美誉的昆明，除了守着一个以“蓝藻泛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闻名于世的滇池外，居然又出了个湖水中含有砒霜的“毒湖”——阳宗海。

　　2008年10月26日，新华网报出猛料：“晴天霹雳：小小一个企业，竟使‘高原明珠’变‘毒湖’。”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阳宗海，位于昆明市和玉溪市交界处，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近6年来一直保持二类水质，是沿湖居民的主要饮用水之一。然而在 2008年6月，负责监测阳宗海水质的工作人员吃惊地发现：湖水砷浓度出现异常波动。到9月16日，湖水砷浓度监测值高达每升0.128毫克，远远超过每升0.05毫克的饮用水安全标准。砷在环境中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砷的化合物均有毒性，“砒霜”的主要成分就是三氧化二砷。

　　砷污染从何而来?经排查，最终确定砷污染主要来源于一个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该公司未建合格的废水、废料处理设施，存在于废水、废料中的砷通过地下渗漏、地表水冲刷和直接排放等途径，长期排入阳宗海，最终酿成恶果。而蹊跷的是，一方面，该污染企业曾经被环保部门罚款15次；另一方面，它又曾6次受到市、县政府表彰、奖励。其中，规格最高的是被玉溪市政府评为“守信用、重合同企业”；另外，还被授予澄江县民营企业 “重点保护单位”。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曾发生过两起职工集体砷中毒和砷过敏事件——2007年4月，68名员工出现慢性砷中毒症状；2008年6 月，又有36名员工接受砷过敏治疗，均被公司隐瞒不报。从有关资料显示来看，2005年到2008年6月，锦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15亿元，利润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交税金1162.8万元。正是在“纳税大户”的保护伞下，锦业公司才在污染环境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也许很多昆明人到现在还不能、更不愿完全相信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度假“后花园”阳宗海，如今已成“毒湖”。更为严重的是，据环保部门的有关专家推算，阳宗海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需要3年。此间，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断绝了生路；当地2.6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将长期面临困难；此前巨大的环境投入也将化为泡影。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6年水污染事故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发展是硬道理”，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利润与税收VS环境与民生，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二是廉价排污成本。严格的环保标准无疑打掉了工业竞争力的基点之一。于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成了心照不宣的选择。而为这种“发展”承受的，却是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小洋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张家港互益染整有限公司这样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构成威胁?当地政府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真正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

　　据《法制日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目前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是“挺得住的站不住”。更为滑稽的是，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信。潘岳告诉记者，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在任职期间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在一次与我的见面中，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痛快地骂了半个小时。地方环保局如此尴尬的处境，不能不让国人深思和汗颜。

　　☆ 隐形杀手：不可忽视的农业和生活水污染

　　农业生产给中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地表水出现富营养化，地下水则受到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高吉喜介绍，中国化肥年使用量为4124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 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化肥以无机氮和磷为主。氮肥的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所施氮肥的一半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排水沟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在过去几十年中，化学农药的使用一直是防治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但经过最初惊人的成效之后，其严重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和水体体内形成一定的累积，造成人畜中毒。”

　　城市生活污水是城市居民聚集地区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多为洗涤水和冲刷器物所产生的污水，因此，主要由一些无毒有机物，如糖类、淀粉、纤维素、油脂、蛋白质、尿素等组成；其中含氮、磷、硫较高。此外，还伴有各种洗涤剂，这是另一类污染源，它们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在生活污水中还含有相当数量的微生物，其中一些病源体，如病菌、病毒、寄生虫等，它们对人的健康有较大危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作报告时表示，随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又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致使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缓慢。几年来，各地利用国债资金，加大了污水处理厂建设力度，但进展缓慢。2004年，全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 45％，在中西部地区就更低。兰州市是甘肃全省生活污水处理最好的城市，但处理率也仅为37％，60％以上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江西省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4％，21座城市中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只有5个。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全国28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中，还有87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零。另一方面，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由于配套的管网建设滞后，部分污水处理厂因无法收集污水而不能运行。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和我们的典型调查，在目前全国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只有三分之一，低负荷运行的约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甚至根本就不运行。再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费用没有落实。《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目前，全国尚有一大批城市没有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有的城市收费标准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运营的需要。

　　应对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

　　过去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为环境保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水污染形式依然是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还在恶化。究其原因，是我们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作为“世界工厂”，在为我们自己和整个西方世界生产产品的同时，将污泥浊水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污染了我们的河流、湖泊、地下水和海洋。

　　要治理水污染，除了加强环境执法，以及采用经济手段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之外，还必须推动公众参与。而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

　　☆ 不可或缺的企业责任感

　　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环保工作，同时为解决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基础上，开发并发布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大型企业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供应商名单和政府公布的违规企业名单进行比较。目前，沃尔玛、通用电气、耐克等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对其采购行为进行环境管理，在发现有违规记录的供货商后，它们会要求对方进行整改，严格遵守中国的环境法规。

　　“要打造一个绿色供应链。通过完整的体系建设，监督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公开承诺不用污染企业作为供货商，为环保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企业环保的动力。”据了解，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链”项目在2005年启动，首批加入“绿色供应商”的8家企业，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多吨，节约用水超过2800万加仑。2008年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商”将发展到40家。至2010年，将有超过150家核心供应商加入。为此，上海通用汽车邀请“国际环保中心(WEC)”，对供应商进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专门培训和审查。

　　☆ “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路线图”

　　一些经历过环境污染发展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信息公开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

　　1986年，美国首次要求公司每年公开报告它们向环境排放的有毒有害化学品，依据企业报告的数据，美国媒体和环境组织对排放量最大的公司进行了曝光。为消除负面影响，很多公司开始采取措施，削减污染排放，此后美国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持续下降。在这一成功实践的影响下，欧盟也从2001年起，要求约 50000企业披露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处理情况，并要求网上公布。

　　作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尤为重要的是，2008年5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公开的部门规章，这对于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重申了《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要求污染严重的企业公开信息的强制规定：一方面，环保部门要公布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名单；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必须公布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以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上述要求如果能得到有效实施，将有助于促进公众了解身边的污染源，并参与对企业治污的监督。

　　☆ 法治，水污染治理的利剑

　　自 2008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施行。与1996年修正并施行了12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相比，此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更加突出饮用水安全，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明确规定了禁止超标排污，并在提高罚款额度、创设处罚方式、增加强制执行权等方面具有诸多创新，特别是对水污染事故的处罚实行了“上不封顶”，突破了过去立法中对水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最高100万元的规定。

　　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民间智慧开始在环境法律中闪光。《水污染防治法》的开门立法，带来的不仅仅是2400多条群众意见，还有公众对环境立法参与的积极性。“听民声、聚民意、集民思……”

　　2009年2月14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划定水资源管理的“三道红线”以应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于2008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水污染源普查，以摸清国内的污染源，并建立关联的动态管理数据库。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多，其中包括工业污水处理投资1000亿元；城镇污水处理及回用设施建设3000亿元。同期，国家还将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并加大排污费的征收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 ▲ 来源: 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