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盛世中国面临体制改革压力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07/0713_6438_1246672.shtml

2009年07月13日 经济观察报

    ☆ 三十年改革到了新的调整期

当前中国政府和市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刺激经济复苏上。“保增长”是现实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但这就是全部吗？我们此前曾经有文章专门提出:越是在危机之下，中国越要重视改革。

如今则进一步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调整，仅仅在经济体系之内讨论改革是不够的。中国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后，如果除了“保增长”而没有其他的改革，将不会很好地适应危机之后的世界体系——要么抓不住危机提供的机会，要么缺乏相应的社会变革与进步。

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模式的延续。然而，只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三十年经济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一个社会在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也要求中国社会在制度领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事实上，在三十年改革历程中，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和实践，但尚留有很大的可推进空间。

当前，全球体系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下正在进行大洗牌阶段，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中国应该借此抓住机会，寻求制度改革层面的突破，为未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进一步，打好一个制度基础。

在中国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不适宜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方式，而模式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如果针对一些制度改革中的关键点进行突破，并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局面，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方式。

    ☆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是大政府国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包括整个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

政府改革的需求，来自于政府权力运用、政府服务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国内的市场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政府体制滞后所造成的问题和后果也越来越严重。现在的政府体制问题，表现为 “越位”、“缺位”和“错位”。越位是指本来是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由政府管了；错位就是本来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政府管了；而缺位则是有些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没有去做，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要扭转这一现状，就需要调整政府的政绩评估体系，要有好的制度和体制来促进。

政府参与市场也会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发生，而且腐败“寻租”也极为严重。这类问题在国内可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简单回顾2009年来国内高层官员 “出事”下马的例子，无不与腐败“寻租”相关。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道德的原因，而是在制度上有缺陷。未来政府改革的关键点，将会体现在限制权力，加强监督，合理定位，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对于大政府来说，仅从内部来要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从外部加以监督和限制，这是政府改革将要面临的挑战。

利益集团在中国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应该中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从改革层面来关注的利益集团，主要是近年在中国社会成为突出矛盾焦点的“特殊利益集团”。谁是“特殊利益集团”呢？从当前社会舆论来看，主要是指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据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

第二类是与政府权力相“结合”的特殊群体。由于政府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各级官员往往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寻求“合作”的对象。一旦他们进行寻租，会很快与某些利益集团形成利益板块。

第三类是某些政府部门或强力部门（如公检法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手中的权力，在“寻租”之下则直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类集团近年在国内比较普遍，许多官员的落马是属于这类原因。

政府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它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中的难点。在不动深层体制的情况下来推进政府改革，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进行“自我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体制上的突破势在必行。

    ☆ 私有产权与经济民主化

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人拥有了大量的私有财产，掌握了大量的私人财富。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08年中国约30万富有的高净值人群，其私人可投资资产达到8.8万亿人民币。

除了这些富有人群之外，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现在也拥有了总量可观的私人财产，这在普通居民的房产、汽车、银行存款、金融投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反映。

私人财产的大量积聚已成为中国的现实，这就提出一个巨大的需求——国家的法律应该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1999年的宪法修改，对私营企业的财产明确加以肯定；近年通过的《物权法》也是确认私有财产权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保护私有财产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仍然体现得很不够。在《宪法》中不保护居民的私有财产，就意味着不承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导致一切法律、制度、工作的基础出现缺失。不尊重私有财产和产权的例子，在现实之中更为普遍。老百姓的合法私有财产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近年在涉及土地征用、企业财产、房地产开发等方面，老百姓的财产权遭到损害的情况大量发生。

无恒产者无恒心，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个人就不会有安全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处于盛世，国力也在逐渐强盛，但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国人外流的规模也极为庞大，相当一部分人将财富转移到境外，或者将国内资产转由境外公司来控制。盛世之下，移民潮竟如此汹涌，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制度层面的深思。

与经济权力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概念，在中国的现实中它有明确的体现。它所针对的是中国经济领域中俯拾皆是的“非民主化”现象，比如国有经济的垄断、不民主经济决策机制、对经济决策缺乏监督等等。所谓经济民主化，它必然要求市场是相对民主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公平的、相对透明的，市场的力量和意见能够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得以反映，在政治制度安排中有代表市场的合法利益代言人。

    ☆ 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

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选择的是效率优先的路径，公平问题被置于次要的位置。然而，到目前阶段，公平已经是一个不能再绕过去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政府与执政党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近年提出了两个重要口号，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科学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概念都是对于“人”，对于“公平正义”的重新关注。

正如有些学者所批评的，中国近年所奉行的 “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实质上是有选择地遏制了部分国民的正当需求。而中国所谓内部需求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分配的不够公平已经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

多年以来，政府在许多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因为忽视公平而严重缺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普遍不足。

这种情况的长期积压在当前已经形成了极为严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群众的不信任感增强，社会群体性事件普遍增多，公共事件中的对抗程度加剧。比如最近发生的邓玉娇案、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群体事件等，都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府主导的真正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发展，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

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形态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发展方式也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这都要求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深层制度进行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改革。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暴露问题的机会，这也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抓紧进行改革的机会。体制改革表面上与刺激经济复苏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决策层不能不对此加以重视。（作者：贺军系安邦集团副总裁、研究总监）
 
 
新疆骚乱及其处理的几点观察
http://www.zaobao.com/yl/tx090713_001.shtml

（2009-07-13） ● 邱震海 　　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在7月5日下午到晚上。笔者7月6日中午在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的“今日观点”栏目发表评论认为，从新闻发布的角度看，对事实真相的披露，24小时之内是十分关键的时间；24小时里，中国官方若能及时、全面地发布事实真相，对于取得话语主导权、阻止一些或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媒体的歪曲，当有积极作用。去年“3.14”西藏骚乱的报道处理方式，是有教训和经验可借鉴的。西藏骚乱伊始，由于中国官方媒体相对慢了“半拍”，最初几天，话语权完全交给了西方媒体；后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接连公布真相，舆论风波才逐渐平息。

　　值得肯定的是，北京在此次新闻发布方面，不但及时，而且相对比较全面，比较好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北京有关部门还主动邀请海外和国际媒体前往乌鲁木齐采访，从而对于海外和国际媒体如实了解和报道骚乱真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与去年西藏骚乱后驱赶外国传媒形成了截然反差。从海外和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大部分反应大都比较客观、公正。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由于一些政府在疆独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再加上一些媒体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政府和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和角色是十分尴尬的；但面对铁证如山的血腥和暴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们都无法容忍这些暴行，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无法再闪烁其辞，左右摇摆。因此，国际反应从总体上胜过去年的“3.14”西藏风波。这实际上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和环境上，处于较去年“3.14”相对比较有利的局面。

    ☆ 国际反应进入第二阶段

　　但这是过去三天第一阶段的特点。根据笔者的粗浅观察，从7月9日开始，国际和海外反应已逐渐出现相对比较微妙的变化，预示着对新疆平暴的反应，已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反应，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对乌鲁木齐现场局势的报道和关注上，已由过去几天对骚乱分子血腥暴力的关注，逐渐转移为对中国官方平暴措施的着力。在这过程中，中国官方任何一点严厉的措施和言论，都会在原有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西方无限放大，从而塑造成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印象。

　　与此相关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和热比娅本人，这几天在西方国家正在展开一系列积极的公关活动，试图塑造其被镇压的无辜形象。由于“世界维吾尔大会” 总部设在德国，热比娅本人又常年在美国活动，而“世界维吾尔大会”与“东突”不同，它并未被西方界定为恐怖组织，因此“世维会”和热比娅本人在欧美国家能获得相当的同情。从这几天的西方反应来看，似乎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反差，那就是西方记者在新疆采访的真相，未见得是西方国家内部人们希望看到和听到的：在那里，由于距离乌鲁木齐事件现场较远，而距离热比娅又较近，再加上西方（尤其是欧洲）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那里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倾听来自热比娅的宣传，而不是来自乌鲁木齐第一线的真相。

　　因此，未来几天乃至一段时间，在中国官方和热比娅之间，一场争夺真相的斗争，势必悄悄但却激烈地展开。

　　其次，最近几天，从国际和海外媒体的反应来看，对乌鲁木齐骚乱的内因以及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和质疑开始增多。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些反思和质疑确实有供北京参考的地方。但从现实斗争的角度看，北京若没有一套完备的策略、材料和部署予以应对，则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的斗争中占据下风。

    ☆ 恐怖活动定性：中外有分歧

　　与此同时，由于此次骚乱的背景是“世界维吾尔大会”，该组织虽然其国际背景和内部的社会背景与“东突”一脉相承，但在西方却以和平面目出现，因而并未被西方界定为恐怖组织。这就给该组织披上了和平与合法的外衣，也给北京在就乌鲁木齐骚乱事件定性问题与西方沟通时增加了难度。

　　骚乱伊始，北京官方媒体对事件的定性是“暴力犯罪”。但随着局势发展，也有一些舆论倾向于将其定义成恐怖袭击。当然，中国官方有权决定其对事件的定性，但若要争取国际支持，就必须考虑在定性问题上与西方的沟通。而恰恰西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局限于爆炸、暗杀等范围，乌鲁木齐骚乱很难被其认定为恐怖袭击；再加上西方对“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支持，因此在这方面北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 汉人应管理和提升自己情绪

　　就目前和未来几天对事件的处理而言，正如一些舆论已经指出，公权力的持平、公正，而且对维汉两族的一视同仁至关重要。虽然骚乱背后有无数难以道清的情结和怨恨，但就对暴力层面的谴责和惩罚而言，却并无维汉两族之分，甚至根本就无须强调到底是维族还是汉族；只要是暴力，就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在这方面，除了新疆当地的汉人之外，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汉人，也应十分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绪。虽然这本身是一起由民族矛盾引起的惨剧，同族人们的愤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历史和国际上民族之间因仇恨而怨怨相报，最后导致悲剧的循环和升级，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滥了。汉族的人们如何管理、掌控自己的情绪，这十分考验汉族人们的智慧，也十分考验这个民族的人们在崛起过程中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性精神和自我提升能力。

    ☆ 民族问题：寻找深层原因

　　另外，当事件基本平息之后，有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必须提到执政者和所有汉人的面前，那就是：多年来的不可谓不优厚的少数民族政策，为什么没能真正获得少数民族－或至少是回藏两族－人们的心？除了分裂势力的因素之外，对内究竟有哪些原因可以寻找和反思？

　　从去年西藏的“3.14”,到今年新疆的“7.5”惨案，民族矛盾激化，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而一个国家在转型和走向多元、自由的过程中，民族问题若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民族崛起的滑铁卢。十几年前南斯拉夫的教训，是十分深刻和惨痛的，应当为今天的中国所记取和避免。 ▲ 作者 ● 邱震海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不可控的“外患”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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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13)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外部忧患。这些外患有些是可控的，即何时解决，采用何种方式解决，解决到何种程度，决定权在自己手中，因而可以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量力而行。有的外患则是不可控的，即事态的发展和应对方式，往往不取决于自己，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动甚至被迫为之。所以，对于这种不可控的外部忧患，战略上必须高度关注，决策指导也要突出重点。

　　那么，中国是否存在不可控的外部忧患？如果存在，这种外患又来自何方？环顾中国周边，前景难料的朝鲜半岛对抗，愈演愈烈的海上争端，危势渐显的中印边界纷争，这些都是经年历久、且又日益凸现的外部忧患。这种外患相互交织的局面，对中国陆地边疆和海上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长远战略，无疑都带来严重影响，也增大了战略决策的困难。因此，在上述外部忧患中，全力找出那些不可控的外患，并在战略谋划和指导上予以重点关照，这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海上争端频发，局势趋于复杂和严峻

    无论是东海的中日钓鱼岛纷争，还是南海的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争端，都呈现出激化势头。此类争端既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围绕海上资源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当然也包括其间。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原因在于，钓鱼岛纷争目前仅限于双方的主权诉求上，日本虽然派兵进驻与那国岛，但意在改善战略态势，并未直接占领钓鱼岛，中日两国不至因此而形成对抗。南海诸国尽管采取不少动作，在宣示主权，加强海空军力量，以及企图依附大国或结成“南海联盟”等方面，对中国做出挑战姿态，但他们毕竟是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挑起南海冲突。所以说，在解决海上争端方面，中国被动中仍有主动，是“谈”是“打”全在中国一念之间。即便谈判解决前景渺茫，但在相关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条件尚未具备之前，中国需要也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当然由此也会带来时间的流逝和海上经济利益的流失。

　　☆ 中印边界争端也是今年以来的“热点”

    印度在边境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恶化局势的举动，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印度之所以如此嚣张，主要是因为这些年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军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不仅常规军备有了新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在核武器和导弹武器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自认为进入了“强国”行列的印度，不再担心挑战中国的后果，因而显得肆无忌惮。但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印度也是既得利益者，其在“藏南”地区建“邦”立府，增兵数万，并大力推进战场建设，意在加强防守，并非要大举进攻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印边境是战是和，主动权仍在中国手里。中国收复失地的决心不会动摇，但目前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并未改变，即便谈不成，今后是否武力收复，中国完全可以审时度势，相机行事。未来如果发生新的中印边境战争，牵涉范围不同于解决海上争端，加之陆地作战条件也好于海上作战，中国不打则已，要打就全面收复失地，决不会让历史失误重演。

　　☆ 朝鲜半岛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相对于海上和中印边境争端，朝鲜半岛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中国和朝鲜、韩国都是友好国家，这里不存在“敌国外患”问题，但朝鲜半岛核危机和由此可能引发的战争，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却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因而这种外部忧患不容低估。尤为严重的是，一旦爆发新的朝鲜战争，中国是否介入，介入到何种程度，这是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难题，其造成的后果也很难预料。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对于朝鲜能否“弃核”，已经难以施加更大影响；朝鲜和美日韩之间是否会武力相向，中国亦无法决定双方的战略取舍；中国即便介入新的朝鲜战争，也将是被动状态下的无奈之举。由此看来，朝鲜半岛的对抗及其影响，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中国不可控的外部忧患，如何应对这种前景难料的局面，是中国对外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的最大挑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打过多场局部战争，唯独抗美援朝战争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大，造成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最重，况且是在被动甚至被迫情况下进行的。今天，这种历史是否还会重演？有人说，中国只要完全切断对朝鲜的援助，朝鲜就“撑”不了几天，早晚会回到谈判桌前。但其没有看到，如果朝鲜因此而内乱或铤而走险，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也有人说，中国为什么要介入新的朝鲜战争？让美日韩“教训”一下朝鲜，甚至让韩国统一朝鲜半岛也未必是坏事。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美日韩的战争方案不会只限于打击朝鲜的核设施，也不会仅停留在“三八线”附近，而是要进抵中朝边境，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何以能够坐视？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中朝两国又是友好邻邦，双方的互助条约并未废除，中国不会容忍任何势力灭亡朝鲜，也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因为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中国的介入尽管是被动的，但也是必需的。

      ☆ 将是来自朝鲜半岛，而不是海上和中印边境地区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未来不可控的外部忧患，将是来自朝鲜半岛，而不是海上和中印边境地区。根据这种战略判断，当然需要把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军事上也要做好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这样做，并非可以忽略来自海上和中印边境地区的威胁，而是要在抓好重点的基础上，搞好统筹兼顾，在不同战略方向，根据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

　　中国是一个大国，任何时候都不会面临“无敌国外患”的局面，反而会经常出现多种外患交织的情况。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是重点应对那些不可控的外部忧患，在立足于长远准备的基础上，争取逐步解决历史遗留或新发生的问题，尽最大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这是形势发展对中国对外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也是对中国战略谋划和指导的最大考验。　(北京学者 田一枫） ▲ 《联合早报网》


你知道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吗？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714a.shtml

　  (2009-07-14)众所周知，“和平统一”正是中国政府着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政策。自马英九主政后，当前两岸关系似乎正在走上“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轨道， “和平统一”眼见大有水到渠成之势。那么，笔者将这个“和平统一”用于描述中美关系的现状，这是愚昧无知还是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是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不是，笔者这个判断完全是本着“求真务实”精神对中美关系现状及其发展作出一个事实陈述而已。

　　今年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尤其在当下国际社会面对因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美两国领袖均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作出高度评价。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一就职即表示，“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任内首次出访亚洲四国时非常“贴心”地形容中美两国应该“同舟共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在接见希拉里时表示，“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9月访美演讲时则强调，“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到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中美合作的领域和意义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正在全球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去年7月出席“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成立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中美两国已建立了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方面面，此外中美双方还特别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为探讨两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议题，以及促进政治层面的战略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

    “9-11”事件以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18次会晤，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政府高层每年均有密切的接触与频繁的互访，“大大增加了两国战略互信，推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政治结合度在今天空前紧密，当下的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在如此一片“大好形势”之下，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了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说法。其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

    自此以后，部分美国政要和学者相继抛出“中美共治世界”之类的时髦话题。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关系必须成为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球伙伴关系；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论（G2）”，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则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连美国军方也来凑趣，提出了所谓 “中美共管太平洋论”。上述这些具有一定指标性意义的论调虽然仍未成为美国政府的实际对华政策，但无疑集中地反映出近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思维”。

　　可以看出，这些让中国主流精英感到头晕目眩飘飘然的“高帽子”不外乎包含政治与经济两大内容。

    首先，精通资本主义营商之道的美国惯于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并当仁不让地自视为最大股东，其他国家则根据实力大小、地位高低成为其中等级不一的股东（此即“Stakeholder”这个英语词汇的本意），而美国作为“大股东”自然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后话语权。因此，中国一旦成为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攸关方”，在享受美国所配给的权利之余自然还必须尽到“对美负责任”的义务。

    明乎此，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等人所提倡的“中美共治理念”里面的政治内涵也就不言自明了，无非就是将“社会主义中国”以一个漂亮的政治包装“收编”进美国阵营之内，驱使从此“循规蹈矩”的中国为其“赴汤蹈火”，在朝核、伊核、反恐、全球环保、气候变暖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与美国展开战略合作”。

    同时，美国“收编中国”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以此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尤为重要的是离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中国逐步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顶着“共治”的虚名越加“卖身投靠”美国。

　　如果说美国这个“政治阳谋”还较为容易识破的话，那么经济方面的阴谋就不太为世人（尤其是中国老百姓）所知了。众所周知，中美建交几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这一个看似“巧合”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深藏着许多政治秘密交易，反正自此也启动了三十年的“中美经贸合作史”。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经济结合度同样空前紧密，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2003年的1260亿美元增加到07年的302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连续6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出口市场。至2008年5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5万多家，实际投资额超过581亿美元，而美国在华投资回报率近年来一直高于美在海外投资的平均水平。但在这些公开的、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中美双边经贸却另有一张别样的面孔。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拥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的七千六百多亿购买了美国国债，有五千余亿购买了美国次贷垃圾债券，余下的减除欧元、日元及黄金储备外也就所剩无几了。

    换言之，迄今为止中国共有一万三千多亿美元的财富已经进了美国的腰包，正为美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急剧上升，据中方统计2006年已达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美方数据则为2325亿美元），导致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加剧，美国亦藉此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但在事实上，中国的对美出口产品大多数为美国所必需的日用消费品，根据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美国消费者在过去的十年间由于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节省了六千亿美元的生活开支。此外许多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仍然落入美国的腰包。

　　质言之，中美双边经贸的实质就是中国每年均以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维持美国的低利率、高消费以及社会稳定“流血流汗”地贡献力量（顺差越大表示‘贡献’越多），而且中国这个不折不扣的“包身工”在拿到“工资”后不是自己用来养家糊口，反而还要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来继续“补贴”老板，好让美国老板继续“享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可见美国就经贸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明明是强奸妇女还反诬受害者是伤风败俗的“淫妇”。

    明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提出G2的伯格斯坦为何主张“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提出“中美国” 的弗格森为何表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因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都是“明白人”，自然对目前这种美国单方面受惠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感到满意，并希望采取各种与时俱进的“忽悠术”好让此一状况永远维持下去。

　　然而，中美经贸的真相远不止此。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大旗下，在充斥国内各领域的大批汉奸买办的帮助下，美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大肆购并中国的优质国企民企，不仅大比例地占领了各种产品的国内市场及控制了诸多重要产业，还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从中国的各级股市（A股、B股、H股）及各类证券（银行、人寿、社保）里巧取豪夺，以低廉代价掠夺了巨额财富。更有甚者，那个戴着“国家主权基金”帽子的中国投资公司高达两千亿美元的资本金，居然是由中国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借款给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额向央行买进两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得来，而且完全用于投资美国等西方金融证券。这个由政府管理层协调的央行、财政部、中投三方配合运作而将投资美国债券与国内紧缩货币结合起来的“金融改革”，美国因此而获取双重巨大利益，而中国则因此蒙受双重巨大灾难。

    自1992年以来，中国大陆向国外流失的财富总额几乎可与鸦片战争至建国前这百年里因割地赔款所造成的财富损失等量齐观，何况晚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好歹也打了几次反侵略战争，而今天的巨大损失却是在一枪未发的“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因各种政策失误及汉奸买办卖国所造成的。

　　从上述事实之中，我们基本可以看清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已经形成了何等紧密的、却又不正常的“合作关系”。在一片“和平友好”、“经济繁荣”的华丽景象掩盖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国家机器已被西方全面渗透，导致在政治上屈从于美国、在经济上受控于西方、国家安全饱受美国威胁、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真实现状。

    当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都流入美国腰包，当中国的对美经贸依存度节节升高，当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乃至金融行业均被美国控制，请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中国购买了最多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所以美国才要来巴结中国去“共治世界”，这不是好事吗？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甲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借了一万元给朋友乙，那么甲作为债权人自然可以天天催着乙还债，甚至以此威逼乙为他提供各种名目的“额外服务”；但如果甲借了九十九万元给乙，情况马上就会颠倒过来，名义上甲虽然还是债权人，可他已经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想尽办法来讨好乙，好让乙早点还钱（别指望会有法院来帮你主持公道）。这个例子说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谓“债权人”及“债务人”都不过是一个虚名，最重要的是看实质性的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掌握了最多的实质财富谁就是老大。

    事实上，任何一个稍具国际金融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由于买进了大量纸面上的美元资产，为了使之不致严重贬值只能拚命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不但不能（也不敢）现在抛售美国国债，未来还要不断地继续买进。换言之，中国的财富已经被美元套牢了，这意味着中国也已经被美国 “绑架”了（个别中国高官也公开承认‘中美两国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因此，由于当今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以及西方各国的手里，在国际政治当中究竟是谁掌握着主动权，可说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对内推行“经济至上”的重商主义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对外施行“全面开放政策”，结果是将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下的大批国营企业，通过所谓“改制”、“股改”等“市场经济措施”转变为国资、合资及外资企业。那些享受省部级行政待遇的国资央企由于不受公众监管，根据“部门权力个人化”的潜规则，所有的国资央企都可以视为属于其主管人员的“私人财产”。而合资企业则不过是个形式，外资方由于掌握着优势资本及先进技术，不费多少功夫就能实现控股，将形式上的“合资企业”变为实质性的“外资企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属于“国有（即公有）”的大小企业了，所谓“国企改制”就是一场“化公为私”的财富革命，原有的公有制可说是全面“改革”为私有制，一个已经不存在公有制经济的国家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并非指那些高楼大厦、飞机汽车、港口铁路以及生产企业之类的硬件设施，而是指谁拥有这些硬件设施的产权，亦即“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当今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了，那么原来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府、军队、司法等国家机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自然也随之转变为“私有制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而中国在“示威抗议”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世贸（WTO），为何美国间谍机撞落中国军机并自行降落在中国军用机场后只是赔了几个小钱就了事，为何周边国家大肆侵占我海洋国土及海洋资源而中国总是“韬光养晦”，为何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慷慨地不断拿出巨额外汇为美日等国“济困扶危”，更能理解美国坚持中国大陆只能以“和平形式”解决台湾问题而中方不仅照办还要邀请美国“共管台湾”。

    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已经被美国“套牢”并“绑架”了，那么中国还能作出违背美国意志的政治决定吗？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与经济从来就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影响；既没有独立于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独立于经济的政治。换言之，如果你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那就意味着可以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国大陆对台“和平统一”的思路就是“先经济、后政治”，不料这个政策早被美国盗取了“知识产权”并转而运用在中国大陆身上；《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和平发展”理念的历史来源，不料同样反被美国成功地应用在自己身上。

    日前，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少将发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文，内称“在这个时候谈中国独立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其实都有点自大，因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中国到现在还是被绑在美国的经济圈上的，作为美国主要的产品加工厂、商品提供者，中国谈大国思维、大国策略就必须考虑美国因素，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无奈”。

    因此，乔良少将认为中国面对此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乔良少将所说的这一番“直率、坦白”的大实话，他让人们明白了当前这样一个事实：从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现在已经“改革”为“只有救资本主义美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中国”。

　　综上所述，就目前中美关系现状而言，从表面上看，美国正在推行“接触与遏制” 的对华政策，要求中国遵守现行国际秩序并按照西方标准行事，通过“分享权利（共治）”的形式将中国逐步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但在实际上，美国正力求通过其在华的政治经济代理人，借助各种经济手段（尤其是金融工具）疯狂侵吞中国的巨额财富，进而实现在政治上长期操控中国，使之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国”。笔者认为，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早已获得成功，现在已进入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历史新阶段，并已取得了“良好效果”，“G2”或“中美国”概念的出场，就是一个体现美国现阶段对华政策实质的“战略宣言”。（中山）郭 王  《联合早报网》 ▲


美称解放军正瓦解美军传统优势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09117/c108

    2009/07/14 摘要: 据美国媒体报道，最近奉命重审美国国防部政策的高级国防分析家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表示，面对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伊朗等敌对国家，以及精密武器与技术不断向激进组织扩散的现实，美国传统上的军事优势正在不断消失。因此，五角大楼必须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

    ☆ 美称解放军正瓦解美军传统优势

　　据美国媒体报道，最近奉命重审美国国防部政策的高级国防分析家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表示，面对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伊朗等敌对国家，以及精密武器与技术不断向激进组织扩散的现实，美国传统上的军事优势正在不断消失。因此，五角大楼必须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

　　克雷皮内维奇还在其本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月刊中以《五角大楼的损耗资产》为题，撰文称五角大楼需要对其自冷战结束自认为具备的全球优势进行重新审视，以便更好地为新世界格局做准备。

　　克雷皮内维奇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主席——一家促进美国国防规划与投资战略新思维的独立智囊机构——还担任多位国防部长的顾问。他最近奉命加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国防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五角大楼的战略进行重新审查。据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莫瑞尔在写给《星条旗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克雷皮内维奇作为一名国防分析家与一名富有革新精神的军事思想家，其声誉已被广泛认可，并受到盖茨先生的尊重。”

　　克雷皮内维奇在《五角大楼的损耗资产》一文中表示，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技术与资源方面享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之能够轻而易举的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美国的主要战略也是以假设这种优势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为基础。事实上，这些优势已经开始消失。”他指出，“千年挑战2002”(MC02)大规模演习已经显示出，美军在面对其未曾预测到的敌人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克雷皮内维奇在书中提到，在这次演习中，美军与暗指伊朗的“未具名波斯湾地区军队”交战。在每轮交战中，“伊朗军”都成功的展开了反击。美军舰队进入波斯湾，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伊朗自杀式船舶与反舰巡航导弹的奇袭，超过半数的美军舰艇被击沉或失去作战能力。”最终，美军不得不“重来”一遍，演习才获得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他说：“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制导迫击炮弹已经成为到处都能买到的东西。”他还警告称，如此一来，位于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大型军事基地就很容易遭到导弹攻击，而且导弹射程及精确性将会让美军防御变得异常棘手。克雷皮内维奇还进一步指出，美军位于冲绳及关岛的太平洋空军基地也很容易遭到中国弹道导弹的攻击，而且，中国未来很可能会增强这些导弹的精确性。

　　克雷皮内维奇还指出，未来几年内，美国的信息技术优势也可能会遭遇挑战：中国已经证实其已具备了击落一些卫星的能力，而且，终有一天其会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他说：“我认为，虽然中国不可能发动战争，但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至少会改变世界上那一地区的力量平衡。”

　　对于克雷皮内维奇的言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家安全分析员迈克尔。欧汉伦虽未全部赞同，但却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收集几十年来假定无懈可击但却弱点越不断增加的领域的丰富且全面的数据。”欧汉伦说：“我不像克雷皮内维奇那样悲观，而且，我也并不赞同他的每项提议，但提出这些问题并发出警告的确是正确之举。”

　　美国全球安全网负责人约翰·派克则对克雷皮内维奇的观点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篇文章包含太多的奇想，没有考虑到美军技术优势的真正水平。派克说：“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比地球上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现在，美国军力所拥有的优势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解决这些战略分歧，克雷皮内维奇还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增强对某些新兴技术的关注、放弃标价过高的武器系统以及继续部署并训练交战地带的本土势力。他指出，能够改变现实的战略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但它始终都会到来。“美国军方影响国外事务的能力的下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不应该是由国家漠不关心或缺乏关注而造成的结果。”来源：东方网 ▲


中国必须警惕丧失网络战规则制定权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23/20090714/15560463.html

2009-07-14 东方网  今春，在北京的一场招聘会上赫然出现了“招聘黑客”的招牌。

 中国空军上校、军事专家戴旭：“中国必须警惕丧失网络战规则制定权”

    “网络战早就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昨天，中国空军某部军事理论研究员、空军上校戴旭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近日韩美主要网站接连遭受黑客攻击的事件，也令网络战——这种兵不血刃就能破坏对方的指挥控制、情报信息和防空等军用网络系统，甚至可以破坏和控制对方民用网络的作战方式，前所未有地引起全球关注。

    “网络战正成为信息时代一种基本的作战样式，其效果大大超过火力战。”戴旭说，作为当代战争主力的空军，其作战效果最依赖网络，而这也是空军在建立网络部队时往往领先于其他军种的最主要原因。不过他坦承，“中国目前只是有网络战的警觉，还谈不上系统的网络战机构和作战理念”。

    美国、韩国和英国等国已相继宣布建立或表态将建立网络战司令部，戴旭说，一场在互联网领域发生的军备竞赛也将成为必然。如何适应并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现实。

 中国如果再不重视网络战研究，是否也会丧失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戴旭给出的回答是：“当然会。你都不会打，谁会跟你商量？只有你有反击或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才把你当回事。”

    东方早报记者 吴玉蓉 发自北京

    ☆ 网络战猛于火力战

    东方早报：近日韩美主要网站接连遭受黑客攻击的事件是否意味着网络战已变成现实？韩美一些政府高官指责发动袭击的是朝鲜或者支持朝鲜的势力，如果是这样，这是否说明国与国之间多了一种新的交战形式？

    戴旭：网络战早就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都使用过。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网络战争称为非对称作战。非对称战争是对现代战争的一种整体说法。只能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战正成为一种基本的作战样式，其效果大大超过火力战，而且为民众参战，带来新的样式。

    东方早报：韩国紧急宣布将于明年成立网络战司令部，比之前计划提前了2年。而在6月份，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正式宣布成立网络战司令部。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行动？

    戴旭：我认为，中国没必要学美韩，高调成立什么网络战司令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就是了，要把网络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先进行实际的工作，必须发展软硬件，培训人才，水到渠成，到了一定时候，用个别的名字，成立个机构，就起来了，就像第二炮兵。

    东方早报：网站司令部或者说一支网络部队，其主要架构是什么？要发动一次典型的网络战，一般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戴旭：各国情况不同，网络部队的架构也都不一样。像美国现在就是几千人的规模，负责美军的1.5万个网络，700多万台电脑。

    网络战没什么典型不典型，只要是通过网络，对对方进行战争行为的，都可以算。但平时的黑客攻击不算，必须是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网络战一般需要电脑，需要攻击方法(软件)，可以单个也可以集体攻击。目前没有什么成型的战术，因为真正的网络战还没有单独发生过。

    ☆ 没听说中国有黑客部队

    东方早报：韩国空军本部5月发行的《2009年外国军队结构一览》中声称“中国目前共运营着3支黑客部队”。就您了解的情况，韩方的说法是否属实？

    戴旭：电子战部队，一些单位是有的；但什么电脑病毒部队，黑客部队等称呼，我没有听说。

 东方早报：除了军方目标可能成为袭击目标外，民用电脑也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网战司令部是否也需要保护民用设施，或和一些民间机构合作？

    戴旭：这不是保护的问题，而是需要这些单位参加。美国两次网络风暴演习，都有这些单位参加；其次是政府的各个部门、重要的企业和职能部门、涉及重要计算机系统的，都要参加。网络战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行为，不只是军队参与。

    东方早报：互联网领域的军备竞赛是否会发生？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与国外的交流情况如何？

    戴旭：这是必然的。新样式的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交流的情况，以后可能会有。但更重要的是准备。交流只是一种外交形式，意义不大。

    ☆ 赞同缔结网络战公约

    东方早报：美国主张各国在国际执法机构协调下展开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俄罗斯却主张各国通过高级别会谈缔结一份关于网络战规则的国际条约。从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角度分析，您比较支持哪一方的观点？

    戴旭：我赞同俄罗斯的。

    东方早报：俄方建议，各国应承诺不袭击网络上的非军事目标，同时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然而，美国认为，袭击实施主体往往难以分辨。国际条约只对政府存在约束力，而对黑客鞭长莫及。此外，美国反对扩大网络监控，认为这是在为压制网络自由寻找借口。您如何评价以上这些观点和理念？

    戴旭：如果是病毒监控，当然是可以的，其他的政治信息方面的监控，可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反感。(来源:东方早报) ▲


土耳其放纵反华游行 对新疆维稳说三道四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fenxipinglun/200907/0714_7230_1248969.shtml

    2009年07月14日 环球时报 土耳其部分人的反华情绪近日无障碍地得到释放，12日发生万人规模的反华大游行集会，集会现场成了世界上挥动“疆独”旗帜最密集的地方。集会者不顾事实偏执地指责中国政府进行“大屠杀”，这使他们在世界上显得很另类，也很孤立。

    当天不少西方媒体继续缓和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它们显然不得不面对不断披露的事实和真相。土耳其曾被西方指控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其打击国内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也饱受争议，但现在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却在“大突厥”幻梦之下忘记了自己的疮疤，对中国这个从不招惹土耳其的大国百般攻击。

    消息传到中国，已经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从环球网上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中国网民感觉受到土耳其的羞辱，不少网民愤怒地提出，中国应该改变对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暗中支持他们的独立诉求，让土付出沉重政治代价。

    ☆ 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组织反华大游行

    据新华社报道，13日12时55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果断制止一起暴力事件，依法击毙两名犯罪嫌疑人和击伤一名犯罪嫌疑人。据报道，天山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街面巡逻时，发现有3名维吾尔族犯罪嫌疑人持长刀和棍棒追赶并砍伤一名维吾尔族民众，立即上前处置，遭嫌疑人持刀反抗。民警鸣枪示警无效，依法开枪。

     另外，新疆伊宁市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以来，伊宁通过情报网络打掉两个暴力团伙，抓捕涉案人员70余名。

    尽管有个别事件发生，但整体局势趋于稳定，是世界大多数媒体承认的事实。连前几天因立场偏颇而引起中国民众愤怒的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也报道说，“在安全部队的严密监控下，乌鲁木齐市居民逐步开始恢复正常生活”。报道还称，一些乌鲁木齐市民对未来表示了乐观态度，认为乌鲁木齐市240万居民能够走出暴力事件的阴影。

    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发生的大规模反华游行成为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头条新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2日发生规模最大的反对中国的游行，抗议者打出“疆独”旗帜和土耳其的国旗，高喊谴责中国“大屠杀”等口号，要求土耳其政府保护“我们的兄弟”。抗议者大多数是来自土耳其的一个伊斯兰政党，他们还要求抵制中国商品。

    土耳其“世界公告”网站的报道称，这次游行是由土耳其幸福党及250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行的，参与集会的很多人都是流亡土耳其的“东突”分子。幸福党主席在集会上公开叫嚣说，“新疆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宗教冲突，土耳其应该把驻北京的大使召回国”。还有集会组织者高喊抵制中国货，并要求对中国政府发出更强硬的声音。集会的人建议总理埃尔多安“在议会举行秘密会议，以商讨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

    有土耳其媒体把反华游行的组织者称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实际上，幸福党也以极强的宗教背景著称，它是2001年7月由几名前美德党人建立的，而美德党正是由于挑战世俗政治而被解散的。

    土耳其媒体上攻击和诋毁中国的言论仍有不少。门户网站“今日扎曼”13日在题为“世界正在注视着大屠杀”的文章里写道，世界对“针对维吾尔族人的大屠杀保持沉默”，八国集团峰会或者联合国安理会都没有针对此事发表声明，没有一个大国想与中国对抗。

    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更多对华激烈言论出现，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12日应约与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通电话，达乌特奥卢表示，土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在土耳其领土上从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但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伊朗电视台等媒体在介绍12日游行的背景时都说，这次游行是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把发生在新疆的暴力描述为“种族屠杀”一天之后发生的。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史志钦教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土耳其的万人游行显然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指使的，“疆独”势力也参与其中，众所周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本身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他当选时曾引起西方的担忧。他对新疆事件的表态与其价值取向有关，同时也取悦了土国内部分保守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