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的境外资产是笔糊涂账 谁也说不清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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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国资，最易融化

　　长期游离在国家监管外的境外国资好日子即将结束。随着央企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境外资产规模日益扩大，加强境外产权管理已提上议事日程，境外资产安全性问题成为监管者考量的首要问题。

　　作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监管重任的国资委也不得不谨慎对待，“打破一贯部委扯皮不挑头的传统”，正加紧制订海外产权管理方案。“国资委尽快研究制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加大境外国有产权管理的研究力度，争取年内出台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指导意见，落实境外国有产权管理的责任制，及时掌握境外国有产权的动态情况。”国资委宣传局副局长曾坚5月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资委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两国的央企境外机构调研发现，目前央企境外产权管理制度整体不健全，境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管理人才缺乏、考核体系有待完善及派遣人员薪酬待遇等问题；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境外机构生产经营面临一定困难。

　　与此同时，国家审计署也在同步进行境外资产审计，“今年的重要工作就是开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审计试点，争取在5年内把所有进行产权登记的境外国资审计完。”国家审计署办公厅的一位官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除一些不能公开的安全性质的资产外，国家审计署会在审计后以公报形式对社会公开。

　　对于这次审计决心，可以佐证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审计署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新设企业审计司、境外审计司。其中，企业审计司负责组织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和国务院规定的中央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境外审计司负责组织审计国家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依法通过适当方式组织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负债和损益。

　　目前，商务部也高度重视央企境外产权管理，商务部审批对外投资项目时，已不再针对经营可行性和资产状况，而主要审查海外项目的风险性，比如两国政治关系、国外投资环境与相关法律等。

　　如此庞大的一笔资产，中央政府责无旁贷。而在2008年之前，这笔资产除了企业自我管理之外，很少有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只能通过对境内母公司的财务监管进行间接管理。“这种状况下，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担心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要求加强境外国资监管的呼声很高。”商务部梅新育研究员介绍，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必须先从摸底开始，只有掌握境外国资的存量有多少、经营现状等问题后，对境外国资的管理才能真正开始。

　　境外资产是笔糊涂账

　　境外国资监管的麻烦首先在于谁也说不清境外国资的存量到底有多少。根据商务部2007年上半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央境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74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8197亿元，净资产3216亿元，所有者权益2803亿元，职工人数24万人，其中中方职工17 万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苦笑，作为一个官方专业研究者，这是他截至目前接触到的“最准确”的境外国资存量的统计数据。

　　张所带领的课题组经过不完全统计发现，仅中央企业在境外就设立了约3460多户企业，其中亚洲所占比重最大，为58%，欧洲约占13%，非洲约占 17%，美洲约占10%，大洋洲约占2%。中国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1026.3亿美元，设立境外中资企业万余家。其中，中央驻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驻外子企业近1200户，投资额占境外总投资的46%。张小济坦言，这些都是通过公开资料以及部分调研得到的数据，不可能是境外国资现有存量的准确数字。

　　目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只是对外投资的数字，而境外国资这个概念显然要比对外投资的范围大得多。境外国资这个概念指向的不仅是境外国资企业，也包括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境外设立的机构。而且，既包括中央一级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也包括地方上的同类型机构在境外设立的机构。“我们课题组匡算的境外国资最终数字在1.3万亿左右，精确数字有待最终审计结果。”

　　由于历史原因及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国情差异，国有企业到境外投资采取的方式也较多，有的还采取了委托个人进行投资的情况。因此，境外企业存在产权关系复杂、变通操作多、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容易形成国有资产的“监管盲点”。张小济坦言“这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

　　海外资产的存量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股权、矿权等，产权归属也越来越复杂，这也意味着海外资产管理难度增大。“长期以来，中央企业对境外子企业都存在管理上的困难。近年来，由于母公司对海外下属企业监管不到位，曾发生过严重的国资流失问题和违法违纪现象。”梅新育表示，在境外国资的管理上，单个事件的事后处理，完全是治标行为，而若建立起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和审计监督管理办法，这些盲点至少将先暴露在体系内的监察之下。

　　真监管还是走过场？

　　对当前境外国资的资产总量、资产质量、资产类别、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做出准确而全面的统计之前，任何的监管办法都缺乏针对性。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并不是因为国家有关单位没有采取过措施来进行统计。

　　事实上，早在1992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联合制定了《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表样的统一格式。其中，《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表样多达10种。

　　时隔4年后的1996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又对原《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的表式修订为两套，一套为企业类，一套为非企业类，每套均包括立案登记、占有登记、变动登记、注销登记和年度检查五种表式。但这些登记结果从没有对外公布过。

　　其实，国资在海外流失的真正危机感出现在中航油事件之后。而继中航油事件后发生的中储铜、国储棉等事件，则使得解决境外国资监管问题迫在眉睫。从2007年4月开始，财政部、国资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委联合对境外国资进行排查式产权登记。

　　由于中国现行的外汇和财政管理规定对企业约束比较多，所以，不少企业通过对海外实体的投资来回避中国政府对外汇的控制。这些企业往往都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管，不参加登记。

　　比如，据美国纽约中国领事馆估计，当地中资企业有270家，在领事馆登记的仅为130家，而美方估计的中资背景企业有1000家。由于税制不同，国企在海外设立空壳公司的相当多。低税率的香港、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等地，集中了中国对外投资的81%。可见，避税成了国企对外投资的动机。

　　此外，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开曼群岛设立离岸公司的方式实现境外上市的，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海油、中银香港等。它们一般有三级或四级企业架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分析，在这种企业架构下，底层的境内国有企业都相应变为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这样一来，境外国资产权的清核就不只是现有产权的登记了，还需要做大量的产权界定工作，以区分境内国资与境外国资。这也增加了审计的难度，大量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链条太复杂了。”

　　目前没有中国海外资产的评估报告，曾经有一些金融咨询顾问公司尝试形成类似成果，但由于资料有限而作罢。但是，学界共识是这上万亿规模资产的形成，基本是靠中国国内不断的投资形成的。海外这些资产中有能力盈利的，不过1/3，其余部分都在不断亏损。张文魁介绍，在一个海外自由市场中，竞争激烈，而国企境外机构的决策能力和市场反应能力更弱，亏损局面是可以想见的。在所有境外国企中，盈利能力较好的屈指可数，除在香港的少数企业之外，几乎大多都有亏损之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设立常规部门审计国企境外资产，是中央下决心把这个真空地带资产管理起来的前兆。不过，张小济也担心能不能做到真正有效监管，在传统的政府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之下，就算审计清楚资产质量，处理一些人，但没有制度保障的监管仍然是空中楼阁。“高达近万亿的从来没有受到国家监督的国资境外资产会不会成为潘多拉魔盒呢？”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对海外资产监管来说，审计摸查清楚家底是迟早都必须迈出的一步。“国家应该尽快制订《境外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境外国有资产审计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通过立法形式使跨国投资与经营、驻外中资企业与国内出资人、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监管有法可依。”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对于境外资产在监管法律上的空白极为痛心，不少国企通过钻法律空子，回避政府的控制，千方百计地逃避监管。而失去监管的国有资产，无疑正面临着极大的流失之忧。来源: 南风窗 ▲


国庆阅兵拟设老兵方◆阵　三军精锐尽现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09年6月10日电／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表示，有关部门已经就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在国庆60周年阅兵中增加老兵方阵提案所给的答覆是：“正在讨论”。

　　在今年“两会”上，罗援少将建议，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中可以专门增加一个老兵方阵。

　　罗青长之子提案

　　大公报报道，罗援少将认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等战争的老兵，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政权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通过褒奖开国有功人员，可以更好地激励后人继承光荣传统，彰显国家“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在隆重庆祝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 ”

　　他同时还建议，为表彰那些为建立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开国英雄，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可以国家名义向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军队将帅、在政府和地方部门工作的同级别有功人员颁发或追发“共和国勋章”。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前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之子，罗援的提案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响应。许多军事爱好者均发表意见，认为在意义重大的阅兵式中，最先检阅老兵方队，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惯例”，比如2005年，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举行胜利阅兵式，最先通过红场的正是老兵方队。因此，在建国60周年的大庆中，国家理当以隆重而庄严的仪式向曾经为这个国家出生入死的前辈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老兵方阵正在讨论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目前距离国庆阅兵只有110天左右，阅兵的方案已经基本定型，封闭训练和各项筹备工作也已在全国多个地方全面展开。而有关部门“正在讨论”增设老兵方阵的问题，则给人更多遐想。到底是“正在讨论”增设与否？还是“正在讨论”老兵方阵的具体构成、标准、规模？对于这一点，罗援表示，有关部门的答覆就是“正在讨论”。

　　其实，无论是否增设老兵方阵，今次国庆阅兵都会以一种体面、适当的方式表达全国人民对老兵的崇高敬意。此前，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曾表示，阅兵主要是检阅现役部队，阅兵中增设老兵方阵只是表达对老兵尊敬的若干方式中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中共历来对于老同志是非常尊重的，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方说给他们授勋涨工资，授予八一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等，老同志都很满意。他说，结合中国国情，即便让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兵坐车，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请他们上观礼台，给他们贵宾的待遇，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等，也是一种既表示对老兵尊重，又确保老兵安全的方式。

　　◆三军精锐尽现国庆阅兵方队

　　另外，参加十月份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各个方队，目前正在京郊阅兵村加紧训练。据悉，参加阅兵的徒步方队将接近20个，主要分为3大部分。一是高等军事学府，二是陆海空军各军兵种，三是武警、预备役、民兵等武装力量，将集中全方位展示中国的武装力量体系。

　　此次阅兵是历史上参阅要素最全、阅兵编队最多、装备最多、兵种专业最广的一次，参阅部队从全军各大单位以及四总部有关直属单位抽组。陆军涵盖主要兵种专业，海军、空军、二炮将展示一些新型武器装备。为体现中国武装力量体系的完整性，还安排武警方队、民兵和预备役方队参加。

　　◆将领摇篮角色特殊

　　按照以往惯例，阅兵的第一个方队是解放军仪仗大队。组建于1952年的仪仗大队因在历次重大阅兵和礼仪活动包括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的出色表现，而为港人所熟知。在仪仗方队之后，率先亮相的将是中国的一批高等军事学府方队，大部分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都与这些院校有关。预料将包括国防大学方队、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方队、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方队、空军指挥学院方队。其中，国防大学方队将由国防大学基本系的学员组成。国防大学是中国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现任的中央军委高层中，包括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军委委员廖锡龙、靖志远、常万全、许其亮等人都毕业于国防大学（前身军事学院）的基本系。这也奠定了国防大学方队在阅兵中的地位。而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则被誉为“海军黄埔”，是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包括现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内的三百多位海军将军毕业于该校，吴胜利更曾担任该学院院长。

　　值得注意的是，曾参加1999年大阅兵的石家庄陆军学院，为适应陆军现代化建设需要，已于200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改建为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此次将以新面貌亮相。

　　在4个军事院校方队之后，将是中国武装力量的主体依次亮相，包括步兵、水兵、空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空降兵以及女兵方队等。其中，步兵两个方队的参阅任务，据传仍由北京军区下辖的27集团军和63集团军负责。

　　尽管在四月份举行了海上大阅兵，但海军兵种仍然是国庆阅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门。水兵方队和海军陆战队将分别从北海舰队和南海舰队选拔。一些方队仍将由著名军事院校来承担，如飞行员方队、女兵方队历来由空军第一飞行学院和白求恩军医学院负责组建。水兵方队也很可能是由青岛潜艇学院学员组成。

　　◆女民兵方队最后亮相

　　继解放军各院校和军兵种亮相后，作为中国武装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武警、预备役、民兵方队亦将依次登场，而这些方队的共同之处是都将由北京地区负责组建。

　　据了解，武警将有多支警种参加阅兵，如负责拱卫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的警卫部队，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特警部队，都有望单独列为方队受阅。目前，环北京地区正在举行长城6号反恐演习，特警是其中的主要力量。

　　而男女民兵方队则从首钢民兵和朝阳区民兵中选拔。其中女民兵方队将是徒步方队中最后一个亮相。今年年初，朝阳区人民武装部对外公开招募选拔民兵。据了解，在训练中将边练边选，经过历次筛选，最终将留用约400人。而女民兵方阵的最大看点，将有望由一对“姐妹花”担任领队。

   ◆国庆空军阅兵 中国制造挂帅

　　近期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外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将以何种姿态亮相的关注持续升温。本报获悉，作为阅兵的重要组成部分──空中梯队已开始投入紧张的编队训练。此间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攻防兼备”和“中国制造”将成为“十一”亮相的空军新型装备的关键词。

　　根据《2008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介绍，中国空军已开始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经过六十年建设，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组成的战略军种，具备较强的防空和空中进攻作战能力，一定的远程精确打击和战略投送能力。按照“攻防兼备”这一战略要求，近年来中国空军新型战机、防空反导武器、指挥自动化系统等装备不断问世，一批较先进的信息化装备和空对空、空对地精确制导弹药陆续装备部队，情报预警、指挥控制和通信基础网络得以完善。

　　据称，中国空军已基本形成以第三代飞机和地空导弹为骨干，以第二代改进型飞机和地空导弹为补充的主战武器装备体系。而此前军方透露今年阅兵“参阅要素更加齐全、装备类型更加多样、兵种专业更加全面”，空军装备部部长魏钢更明确表示阅兵展示的空军装备将全部为国产。

　　截至目前，中国最新一代单发动机多功能战斗机歼10的参阅已得到官方证实。自2007年初公布后，该机引发国内外媒体的跟踪报道浪潮。这款中国第一种自行设计，具有很强超视距空战、近距格斗和空对地攻击能力的国产第三代战斗机届时将进行精彩的表演。在世界经典第三代战斗机苏27基础上，中国自主研制、升级和改进的歼11重型战斗机将在作战中担负空中拦截、对地突击、巡逻掩护等任务，目前亦被确认会在国庆日接受检阅。

　　除上述空军两大主力战机外，此间有消息指已研制多年的国产预警机亦有很大机会亮相。“空警2000”大型预警机不仅是空军重要的电子侦察与作战平台，更被外界视为未来可部署歼10、歼11、苏30等中国空军主战机型实施联合作战的“空中指挥所”，将大幅提升空军探测能力及指挥水平。此外，中国空军战略轰炸的核心力量“轰6”、“飞豹”战斗轰炸机、直9武装直升机，以及歼七、歼八等肩负国土防空任务的“老兵”也有望在“十一”再度飞临天安门广场。


马英九兼任党主席的真正目的什么？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tw090609e.shtml

 ---掌握台湾对大陆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11894] (2009-06-09) 马英九兼任国民党主席应已定案。为什么马英九一定要兼任党主席？外界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要理顺府院党关系；二是为连任成功加保险；三是有利推动国民党改革。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是表面现象，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兼任国民党党主席全面掌控两岸关系发展主动权。对马英九来说，要全面领导台湾的发展，最重要的事务当属处理好与大陆的关系。目前台湾经济的逐步恢复，大陆的支援和帮助居功至伟。那么马英九在两岸关系发展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细细想来，马英九几乎没有作出过什么重大的决策。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重大的国共合作，基础是连战打下的，高潮是吴伯雄推动的，而马英九本人着笔不多。不过，马英九也没有对两岸关系发展制造多少障碍，也算是功劳一件。虽没成事，但也没败事。也就是说，目前台湾的发展与马英九本人其实关系并不太大，这对于马英九自负甚高的个性来说，是很不痛快的，毕竟说得底，他才是台湾名义上的“一把手”，但如今他更像是一个台面上的摆设，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就在于，马英九没有全面掌控对大陆关系发展的主动权。但这种局面将随着马英九兼任党主席而不复存在。马英九担任党主席后，将可以轻松自如地掌控对大陆关系发展的节奏和力度。而更大的可能是，马英九将有意冷却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热度，原因有两点:

    ◆ 第一，马英九非常清楚，就目前形势，他兼任党主席后，国共两党的党魁见面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必然使国共合作大打折扣。

    ◆ 第二，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发展的原则是“不统、不独、不武”，其实就“独”和“武”来说，陈水扁都没有做到，马英九就是想也根本做不到，那么实际上他能坚持的就只剩下“不统”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而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势头来说，马英九面临的“统”的压力很大，但他又坚持 “不统”，那么，要减少这种“统”的压力，就必然要先冷却当前的两岸关系。

　　综上所说，几乎可以断言，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后，将全面掌控对大陆关系发展的主导权，而且首先是冷却，然后才是调整。事实如何，拭目以待。▲  一川  《联合早报网》


深圳市长许宗衡涉贪受调查
http://www.zaobao.com/zg/zg090609_501.shtml

    （2009-06-09）叶鹏飞 北京特派员: 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涉嫌收受贿赂而被“双规（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交代问题），官方新华社昨天报道，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官方报道只简单提及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许宗衡违纪被调查，显示至今还只是党内处分的阶段，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他是继今年4月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因腐败落马后，又一名违纪的广东省高级官员。

　　许宗衡被调查事出突然，他在6月4日出席了深圳市政府与美国思科集团的签约仪式，并以市长身份在会上致辞。当天下午他还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议。

　　有消息称，许宗衡和他的妻子在5日凌晨被调查人员从家中带走，其妻子被监视居住（软禁）。他被无预警地带走调查，无疑在深圳官场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54岁的许宗衡是湖南湘潭人，在湖南省交通学校学习汽车专业毕业后，进入湖南省衡阳汽车修配厂成为一名技术员。1977年成为湖南省衡阳市经委组干科干部，此后一直在组织系统工作，1990年出任湖南省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3年许宗衡调到深圳，担任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处长。1990年代中期，许宗衡出掌深圳海天出版社，并很快使这家出版社扭亏为盈。 1998年至2000年，许宗衡还在美国学习过两年，2000年回国后升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2005年出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南方都市报》在该年报道说，许宗衡出任市长，实现了从中共党务系统向政府“一把手”的成功跨越，在广东省创下先例。

　　因为许宗衡长期在组织系统工作，在出任深圳市长之前也在从事提拔官员的组织部工作，如果关于他涉及卖官的传言属实，恐怕将牵连更多的当地官员下水。

　　香港《信报》消息称，许宗衡除了已经招认涉及兴建地铁线路、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大运会）”场馆建设工程、盐坝高速、桃源村三期等公共工程受贿外，还供出有牵连的涉案官员。这些官员不但包括已退休的前深圳高官，还有在任的正省级高官。

   ☆ 许宗衡可能卷入更大案件

　　一些中国媒体揣测，许宗衡可能也卷入了更大的案件。《中国经营报》昨天引述深圳官员的传言称，将许宗衡牵连入调查范围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国美电器创办人、中国前首富黄光裕案中爆发出的“陈绍基案”。

　　黄光裕案在2008年11月爆发，他被指涉嫌操控股价。随后传言涉案的包括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中央和地方的高官。有传闻说，黄光裕在拘留期间自杀未遂，郑少东则传出已于今年5月自杀身亡。

　　由于黄光裕案牵连很广，涉及的官员层级又高，难免被外界在反腐之外掺入政治联想。许宗衡涉入黄光裕案，也让他的遭遇披上一层权力斗争的色彩。

　　许宗衡是深圳近来又一涉贪被调查的高官，中共深圳市纪委书记谭国箱，在4月也因黄光裕案被中纪委“双规”。2008年出事落马的深圳高官有前深圳市长于幼军，以及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裴洪泉。于幼军被予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并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成为第一个被撤销职务的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609a.shtml

 　（2009-06-09）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