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财长盖特纳为中国人开出的药方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2640

    2009-6-8  香港《文汇报》9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对于中国经济，此前访华的美国财长为中国人开出的药方是：增加内需，提振消费。因为美国人已经阮囊羞涩，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透支消费来为全世界消化产能；中国人在让老百姓花钱这个问题上，必须彻底改变思维方式，走出一条新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稳定的动力。有一种说法是，有专家正在研究将传统的“国富民强”的提法，修改为“民富国强”，实在是大有道理。

　　美国财长为中国人开出的药方是：增加内需，提振消费。因为美国人已经阮囊羞涩，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透支消费来为全世界消化产能；中国人在让老百姓花钱这个问题上，必须彻底改变思维方式，走出一条新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稳定的动力。

　　美国高层官员近期接踵访华，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说是财政部长盖特纳。这位1981年曾在北京大学进修过10个星期普通话的财经专家，重回北大，就美中关系和世界经济发表了一篇言词恳切的演说，充分反映出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管治团队，在寻求与各国共同应对世界性难题方面，比他们的前任更加认识到中国的平等地位和非凡实力。

　　这位来自世界第一强国的财长，在演说中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已初步受控，但对世界大多数经济体而言，经济衰退仍然严峻而危险。相信许多人对此都有同感。

　　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不但高度肯定了中国政府重振经济的贡献和能力，也对中国经济的不足做出了客观分析，进而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长年穿梭中美两国，同时也对经济走向及各种分析深感兴趣的企业家，我留意到除了极个别的中国学者以阴谋论来看待盖特纳的药方之外，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以至决策智囊人物，都对盖氏的演说有十分中肯的评价。这—才是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真正晋身世界一流大国的体现，令人欣喜。

　　盖特纳的药方

　　盖特纳讲话的关键点，是以下几句：“在全球，复苏将更多依靠高储蓄经济体转向更强的国内需求，而更少依靠美国消费者。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正如你们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将要求一个非常重大的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盖特纳是继英国媒体人马丁·沃尔夫和美国学者克鲁格曼之后，对中国的消费需求予以特别关注的美国官方人士。

　　这三个人开出的药方虽有不同，但基本思路都差不多，就是要鼓励穷人消费，同时让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扩大内需。这实质上也是我国高层日益认同的观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国家。自2001年以来，中国投资率不断上升至43%，不仅远高于中国自身过去多年的平均水平 (38%)，也远高于其它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

　　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上升至51.2%)，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 36.7%。这一数据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7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也远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55%的居民消费率。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一张真正的社会安全网络，因此即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花钱。

　　让老百姓“有钱不敢花”的原因，除了传统的消费心理和习惯外，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后顾之忧。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大笔开支，是让大多数中国家庭日夜担忧的难题，让老百姓无法没有顾虑地花钱。ddhw.cn

　　由“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

　　再退一步来说，许多中国人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余钱可花。以下的几个简单数字可一目了然地说明此问题：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一方面是老百姓所占分配额越来越少，另方面是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却只能做投资，形成更大的产能，但国内的购买力又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进一步形成贸易顺差。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投资的经济，而投资的经济最终只能走向出口经济，进而不得不多购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人对中国货的购买力。

　　很显然，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改善中国的分配方式，提高中国的劳动报酬率，提升居民的购买力，同时做好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放心消费。这也就是美国财长为中国人开出的药方：增加内需，提振消费。因为美国人已经阮囊羞涩，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以透支消费来为全世界消化产能；中国人在让老百姓花钱这个问题上，必须彻底改变思维方式，走出一条新路，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稳定的动力。

　　有一种说法是，有专家正在研究将传统的“国富民强”的提法，修改为“民富国强”，实在是大有道理。来源: 中国新闻网

美国财政部长在北京大学出尽了洋相！
http://topyl.com/bbs/thread-582834-1-1.html

文章来源：西陆军事 ----韩国媒体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访问中国。盖特纳1日上午在访华的第一项正式活动--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过程中出尽了洋相。

　　盖特纳当天上午10时来到"母校"北京大学。他在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时的1981年暑假期间，曾通过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到北京大学学习了八周的汉语。这是因为他父亲提出的建议，他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是非盈利性组织福特汽车基金会的亚洲负责人，还在中国设立了福特汽车基金会支部。

　　当时教盖特纳汉语的傅民和郜文元两位教授迎接了他。他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一起在校园内著名的未名湖边散步，沉浸在回忆中。

　　盖特纳用英语说："已经28年没有学习汉语。"然后又说："未名湖畔和以前一样。再次来到这里非常高兴。"他还用汉语对老师说了"谢谢"，发音非常标准。

　　10时55分走进演讲场的盖特纳系了一条中国人喜欢的红色领带。他偶尔面带微笑地看一下长达3500字的原稿，演讲时间达20多分钟。内容包括为克服世界经济危机而加强两国间的合作。他最后用汉语高呼"同心协力"。

　　▲1日在北京大学，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北京大学留学时的老师傅民教授将当年拍下的青涩合影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傅民介绍了照片中的同学，但盖特纳已经记不起来。照片=彭博社

　　▲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左）举行会谈。照片=美联社/韩联社

　　演讲看似顺利结束。但在此之后，盖特纳却多次涨红了脸。问答过程中一名提问的学生问道："嘴上说两国是重要伙伴，但美国为何向台湾出售武器？"盖特纳回避说："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回国后会向有关部门转达各位的意见。"接着又有人问道："您认为美国国债安全吗？"盖特纳坚决地回答说："非常安全。"但就在这一瞬间，演讲场内爆发出一片笑声。他的表情也变得很尴尬。

　　发表演讲后，盖特纳的老师傅民教授走上讲台，将28年前他在北京大学留学时和同班同学一起旅游时拍下的照片送给他作为礼物。

　　傅民问道："还记得吗？"盖特纳好像记不起来，半天没有回答，结果现场再次爆发出一片笑声。突然脸红的盖特纳也禁不住笑出，并一个劲儿地摇头。傅民讲述当时的情况以及同学的名字时，他还是完全记不起来，脸变得更红了。

　　虽然是时隔28年首次回到母校，但北大学生们似乎还是没有忘记盖特纳1月份在美国参议院针对其任财政部长举行的提名审议听证会上所说的话，他当时表示："我相信中国政府在操纵汇率。"一名学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说‘美国国债非常安全。希望继续信任'的时候，我真想问他‘如果您是中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会购买美国国债吗？'。"

　　盖特纳于访华第三天，即2日下午陆续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会谈。在同胡锦涛举行会谈时，盖特纳转达奥巴马的口信说："为发展两国之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美国将竭尽全力。"他在前一天会见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时，就下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进行了协商。

　　盖特纳虽然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保证会全力合作，但要想俘获中国人的心，还需要一些时间。中国已不再是20多年前的中国。《环球时报》当天在社论中表示："30年过去的今天，中国不在是美国高官可以俯视的那种国家。美国政府不要再愚蠢地忽视中国人的民意。"▲


中朝关系的大局不会变也不应该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09年6月9日电（评论员　崔志鹰）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国际舆论议论纷纷，中国在外交上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一些学者提出应调整对朝政策，甚至有人主张应与执著于核开发的朝鲜“关系脱钩”，中朝关系在中朝友好年面临着考验。

　　本评论员认为，首先，中朝关系的大局不会变。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近邻，而“稳定周边”是中国既定的外交战略方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引发了东北亚局势的动荡，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但半个多世纪“用鲜血和生命”培育起来的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不会就此终结。未来睦邻安邦、维护中朝关系的大局仍然是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极为重要的任务，而处于发展中的朝鲜也需要继续得到中国的帮助。

　　其次，中朝关系的大局也不应该变。朝鲜核试验使东北亚局势骤然紧张，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军备竞赛，并且对世界核不扩散体制及对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形成了挑战。尽管如此，本评论员认为，中国仍应坚持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中国不主张和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但也不主张一些国家对朝鲜施加有可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过多压力，尤其是反对对朝鲜采取制裁或其它军事行动。因为对朝制裁或军事行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局势变得更糟。

　　如果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出现失控，那么战火纷飞、难民四逃、核污染等灾难性后果将难以想象。鉴于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地位，和与朝鲜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以及它在东北亚地区不可忽视的战略存在，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仍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继续保持稳定的中朝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影响力的发挥，而且也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在现阶段，中国应制定“促朝弃核、促朝稳定、助朝发展”的对朝政策方针，因势利导，有所作为，化危机为机遇，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在国际上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促进周边邻国稳定和发展的高度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朝鲜对于中国来说，正由过去的“战略资源”变成了“战略包袱”。本评论员不赞同这种看法。应当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不谋求私利，因而也不存在什么“战略资源”和“战略包袱”的说法，中国不会也不需要打什么“牌”， 不会也不需要利用什么问题来达到某种目的。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凡是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事，中国就支持；反之，中国就反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组，使朝鲜处于外交上相对孤立、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特殊境地。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理解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及相关的外交诉求，各国应平等地对待朝鲜，而不应歧视或鄙视朝鲜，应真诚地设法帮助朝鲜摆脱困境，以客观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朝鲜的生存要求。当然，对于朝鲜搞核开发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的举动，我们也要坚决反对。

　　中国目前是与朝鲜半岛北南双方以及美、日、俄等相关国家都保持较好关系的国家，中国可以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推动美朝对话和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斡旋和协调作用。尽管目前美朝对话和六方会谈重启困难重重，但经过各方持久、耐心地努力，未来这两种对话机制的恢复仍有希望。各方应克服狭隘的“零和游戏”的机械思维，本着务实、理性、灵活解决问题的意愿，相互妥协，增加互信，争取“双赢”和“共赢”的局面出现。

　　本评论员认为中朝关系的大局不会变也不应该变，并不意味着中朝关系应保持着一种僵化和停滞的状态。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应“与时俱进”，观念更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如果未来朝鲜对21世纪国际局势能有新的认识，放弃核开发，致力于经济建设，那么中朝关系的新一轮发展将会有更大的空间。中朝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方对朝鲜政策不会重大调整
http://www.topyl.com/2009/0609/59479.html

【中央社台北6月6日】中国官方新华社5日公布中国驻北韩外交官为农民插秧的3张照片，图片说明简单至极，但香港媒体本解读，照片印证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中方对朝鲜政策不会重大调整”谈话的力挺态度。

    香港凤凰网报道，杨洁篪5日在外交部会晤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时，谈到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最近对朝鲜半岛的上述立场。

    香港星岛环球网认为，尽管中俄反对金融制裁北韩，联合国安理会对制裁也未达成共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延后访问北韩，然而中国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中国的举措都表达对北韩发展核武的不满，“一时间，中国的态度成了关注焦点”。就在外界猜测中国会如何行动时，中国外交官平壤插秧的照片“也许就验证了杨洁篪的说法”。

    新华社照片中的外交官，是中国驻北韩大使刘晓明，镜头分别展示他开着插秧机及弯身，在平壤郊区的宅庵农场为农民插秧。 ▲


学者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的表现
http://bbs.voc.com.cn/topic-1927387-1-1.html

wuv637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说明：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16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 ” 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 “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 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 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 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 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等散文作品，抒发他的所谓“革命豪情”，为“文革”大唱赞歌。（冯少棠：《〈南方周末〉报道不很全面》，《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

　　1974年3月在朱永嘉的授意下，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学校、工厂挑了20余人办了一期“评《红楼梦》学习班”。此学习班强调“评红”要“为现实斗争政治服务”，并指定由余秋雨等人负责。在学习班上议论了一批影射现实的“评红”题目，其中有几个是评贾母的，后因这个题目怕别人误解为影射攻击毛泽东而被朱永嘉勾掉（见《清查报告》71期第1、5页）。

　　在学习班内，上海戏剧学院吕某写了一篇牵涉贾母的文章，余秋雨看了后说“这篇文章不要写了，也不要改了”，并由此规定“评红不许提贾母，以免出差错”即泄露“四人帮”犯上作乱的天机（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春《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帮该刊编辑部摆平此事。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据周培松回忆，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 1980》，《南方周末》 2004年7月29日）

　　1974年初夏 “评红”学习班因“《朝霞》事件”匆匆收场。原成员回本单位。有一次，一位姓陈的工人到出版社开会，碰到余秋雨，余告之说：“评王熙凤那篇文章已改好了，改得很漂亮，不亚于《大有大的难处》。”可见，余秋雨的确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而郭某执笔的《大有大的难处》，据郭某1978年3月2日的交待，该文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崇洋媚外”。余秋雨居然将评王熙凤那篇文章改得比“难处”一文更漂亮，这“漂亮”显然不是光指文笔好，而是指其思想穿透力不亚于“难处”一文（见《清查报告》71期第7页）。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后来的清查报告对此文所作的结论云：“在艺术上堪称一流，但它的客观影响很坏。此篇长文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这篇黑文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此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

　　1975年3月21日 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走出“彼得堡”》，张春桥于21日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人民日报》4月6日奉命转载此文。（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5年春经朱永嘉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单独接见余秋雨（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1页）。后胡锡涛更正为：不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接见，而是姚来上海接见写作组成员时，作为文艺组正式成员的余秋雨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接见。（见肖夏林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116页）朱永嘉的回忆也证实了余秋雨确实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夏天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5 页）余秋雨在写作组时，大家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的笔名发表过几篇短文章。在档案里有他的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 （见《新京报》2003年8月13日冯少棠的回忆）。可见，余秋雨说他从来不用笔名写作是道地的假话。

　　1975年7月 余秋雨用真名在《朝霞》头条发表12000字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见《清查报告》71期第6页）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上发表，后未果。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7-9月 原写作组成员吴文虎、曹溶写的《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3期，由余秋雨负责修改。此文歌颂“文革”，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新京报》2004年8月13日朱永嘉的回忆）。

　　1975年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屏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 “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 26页）

　　1975年10月下旬王知常布置历史组写《〈水浒〉与新生活运动》，但写好后王不满意。他召集王守稼、余秋雨和郭某特别讨论了一次，题目改为《〈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此文由郭某改了一稿后，“按照王知常的规定交给余秋雨修改。” （见《清查报告》71期第9、11页）

　　1975年10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胡念柏读了后气得心脏病暴发，拿着这本杂志摊倒在地上，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5年11月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孙光萱：《任犊并不是余秋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就是他写的” （见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6页）。可见，胡锡涛在“余古官司”开展期间，说该文是胡自己写的，这显然是在代余秋雨受过。

　　1975年 “四人帮”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初澜”写作组长张伯凡派人到上海戏剧学院调余秋雨到文化部工作，“但调不动，原因是上海写作组已把小余早调走了。”（原《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2004年3月15日致古远清信）。可见，余秋雨在“文革”后期确有上升之势。

　　1976年1月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并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4月 由余秋雨负责统稿、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四人帮”“阴谋文艺”与“影射史学”的混合物。

　　1976年9月由朱永嘉指派余秋雨以“石一歌”身份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文艺组共16人，余秋雨等 8人成为“说清楚” 对象。由于余秋雨交代问题不清，很晚才解脱。最后解脱时，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给余秋雨下的结论是：“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属一般政治错误，回上海戏剧学院工作。（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6年12月余秋雨在一份材料中揭发王知常：“去年十月，《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不少纪念长征的文章，大都是中央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写的，文中也大都是不断出现朱德同志、周总理、陈毅同志和其它领导同志的事迹。王知常有一次在会议室翻阅了一下，立即拍桌子大骂：‘恶劣！恶劣！这完全是颂古非今！’还问在会议室的同志：‘你们以为怎幺样？我认为是颂古非今！’”（引自《批判王知常言论集》，第6页）这个材料说明余秋雨讲他从未参加过写作组和揭发过任何人是地道的谎言；同时也说明余秋雨在1975年下半年还在上海，并不像胡锡涛说的那样，整个1975年余都在养病。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见《清查报告》71期第8页）。

　　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这“另搞一套”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见《清查报告》71期第8-9页）。

　　1978年底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组工作组长夏其言在《清查总结报告》中说：“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 （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30页）。

　　1979年上半年由于余秋雨一直没有把问题主动交代清楚，群众反映大，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便根据市委的指示对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进行复查。复查组没有人认为原来的结论“定高了”，后维持原先的“三错”清查结论。（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2000年5月19日 余秋雨亲自出面组织炮制《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该文捏造夏其言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12月号29页）。

　　2000年11月1日夏其言看到《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后，非常气愤地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彭正勇、丁曦林并《新民周刊》编辑部写了一封抗议信，限该刊负责人接信之后两周内，写信到他家向其正式道歉，并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夏其言：《〈新民周刊〉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时在造谣》，香港，《纯文学》2000年 12月号30页）。

　　2000年12月 《新民周刊》发表更正启事，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未经夏老过目……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2002年6月15日 余秋雨起诉“文革”文学研究者古远清“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向其索赔16万元人民币。

　　2003年8月18日 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余秋雨自动放弃对古远清侵权的指控和索赔，在《民事调解书》上签字和解。

　　2004年7月底 当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肖夏林：《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2004年8月 余秋雨出版自传《借我一生》，再次否认他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认为写作组“不是什幺阴谋集团”，公然向官方叫板为写作组翻案，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附录：

　　为“年谱”提供证言的证人：

　　孙光萱（原“石一歌”成员，后成为清查写作组文艺组的党小组副组长）

　　胡锡涛（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余秋雨的“恩师”和密友。由他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

　　徐缉熙（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负责人之一，曾与余秋雨同室而居达数年之久）

　　高义龙（原写作组文艺组成员，曾数次与余秋雨合写大批判文章）

　　夏其言（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驻写作组清查组组长）

　　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曾参与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复查）

　　冯少棠（上海戏剧学院离休干部、原复查组负责人）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负责人）

　　另有《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张英、《新京报》记者张弘    ▲

台湾将研究撤销通缉林毅夫
http://bbs.voc.com.cn/topic-1948003-1-1.html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备受关注的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遭台当局通缉案，可望有重大突破。台军方认为两岸情势已朝和平稳定发展，为彻底解决林毅夫案，近期将邀集司法部门、安全部门、法务部门等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会议，研拟解决方案。

通缉令被指“违法”

　　前台北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律师陈长文投书给国民党“立委”张显耀，批军方2002年11月15日对林毅夫发布通缉令，是“违法通缉”。胡致中说，军方应面对现实，在法言法，撤销对林毅夫的通缉。张显耀表示，他已将胡致中的信交给“国防部长”陈肇敏。陈肇敏说，他非常重视胡的看法，会“审慎研究”。

　　国民党“立委”邱毅5日说，“法务部长”王清峰在电话中向他表示，她支持陈长文的法律观点。”军法司司长许庆玱表示，军方决定将“犯行追诉期”纳入跨部门讨论的重点，整合出共同接受的见解。

林毅夫的传奇经历

　　在中国经济学界，能用“传奇”二字形容而决无夸大的学者，莫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了。

　　现年56岁的林毅夫，30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1979年的5月16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2000米外的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祖国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

　　林毅夫到祖国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1986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7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

　　上世纪80年代末，林毅夫作为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者，与开展特殊教育研究的妻子回到北京。林毅夫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2月4日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妻子陈云英则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残疾人智障人士教育。

祭祖成为心愿

　　“他游泳技术很高，现在还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林毅夫插话：尤其是两个篮球）游过台湾海峡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试试。如果可以的话，那金门的百姓就全都游过来了，也用不着‘小三通’了。”陈云英笑着说。她所指的，是坊间流传的当年林毅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游到祖国大陆的传闻。

　　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当时，林毅夫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却始终未能成行。“回台湾祭祖”成为林毅夫心中萦绕不去的心愿。（《广州日报》6.7　中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