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威胁中国东北
http://www.zaobao.com/yl/tx090527_502.shtml

（2009-05-27）● 郑朔（大连）

　　最叫人心情变坏的，就是5月25日，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离中国东北太近了。就朝鲜那点儿“三脚猫”本事，不出事故是偶然的，出事故是必然的。河流、空气、土壤，谁敢保它万无一失？

　　朝鲜已经那么穷困，靠粮食救济活着，还要下大力气发展核武器。不会有人供它高科技，不会有人教它，它只能土法上马，简陋开发，苦思苦想，瞎蒙乱撞，技术漏洞必然有。一旦有一个漏洞没堵住，“吾村不齑粉乎”？它以前干过的事，如派船到日本绑架平民，1987年派特务炸掉韩国一架民航飞机，真是匪夷所思又惨无人道。非理性的一帮人，手里也有了核武器，不知与塔利班掌握核武器有什么区别？

　　朝鲜有了核武器，日本要想有，也是说得出口的事了。韩国不甘心在核威胁下生活，更得要有。东北亚就是一个核武库了，中国的安全系数该怎么个算法？它倒是常常讲反美什么的，离美国那么远，核武器安上导弹也打不过去，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中国。

　　深夜静思，耿耿难眠。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直被称赞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但是不是也有意想不到的地方？50年前派兵百万援助朝鲜，几十万人就死在那儿，换来的是人家一姓一氏的父传子、子传孙，靠着中国供吃供喝，挡风挡雨，在国际会议上替它争争讲讲，到头来还到处惹事，搞出了原子弹，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东北的俗语是“又熊又不老实”。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已经有60岁，保险公司提供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是78岁。就算是活个平均值吧，这往后的18年，会不会遭遇核辐射、核污染，接触到空气中的放射性尘粒，喝到被核废料渗透过的水，然后就在医院里、轮椅上度过凄惨的晚年，甚至遇到更严重的情况，立刻一命呜呼，一了百了？  ▲ 作者:郑朔是大连退休资深新闻工作者


俄罗斯暂不考虑向中国出售高科技武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6dead0100djd2.html?tj=1

    2009-05-26 最近几年，俄罗斯向中国武器出口总值，每年平均为20亿美元，其结果使仅拥有“第二代”武器装备的解放军，一跃而成为具有“第四代”、甚至“四代半”先进军事装备的强大部队。中国所发起的军备竞赛，显然已直接影响到台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周边国家的安全。

    不过莫斯科认为，俄罗斯武器出口对此种形势的形成影响非常有限，因为中国目前还算不上世界军事大国，甚至连一个区域军事强权都谈不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国到 2015～2020年成为军事大国的先决条件之一。

    此外，尽管目前中国财力雄厚，中俄关系极为友好，但两国在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却仍有障碍存在，这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蒙上阴影。

    由于莫斯科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疑虑，因此，对中国出口武器在品质上仍有所限制。例如在1996年，俄罗斯向中国转让200架苏一27SK战斗机的生产技术，但沈阳飞机制造厂在组装了105架苏一27SK战斗机后，中国却宣布中止这项合同，停止从俄罗斯进口零件进行组装。

    因为中方认为，在技术方面，苏-27SK战斗机已不符合解放军现今的战略要求。俄罗斯空军中央研究所人员透漏，中国希望俄方提供更先进的苏一30MKI型战斗机。

    俄罗斯向印度提供的就是这种战斗机，其主要特点是机载电子系统是开放性的，可任意安装其他国家的电子系统，其结果可能连俄罗斯本国的苏30MK战斗机，都不是中国已提升性能的同型战机的对手，俄罗斯当然绝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此外，中国也对俄罗斯的X-59M型空对海反舰导弹、电子干扰和侦测系统有极大兴趣，但俄罗斯国防部却一直拒绝批准这此交易。

    问及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展开军事高科技方面的研发合作问题时，俄第一副经理、前国防部长伊几诺夫表示，目前俄罗斯与印度已有“第五代”战斗机和“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的合作项目，现行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方式暂时不会改变，但未来不排除中国可以参与到这些军事技术合作研发项目中来，不过必须先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等。

    这充分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的仿制问题甚为关切。此外，俄官员也坦白地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俄罗斯将继续限制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这是因为俄罗斯与印度没有边界问题，而中俄不仅有漫长的陆上边界，而且中国也从未放弃对俄罗斯远东领土的主权要求，况且近年来中国移民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渗透非常积极，所以俄罗斯目前暂不考虑向中国出售高科技武器。▲


英专业媒体评估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现状与发展
http://news.ifeng.com/mil/4/200905/0527_342_1177110.shtml

2009年05月27日 东方网 中国的歼-10战斗机性能与美军的F-16、法国幻影-2000、日本的F-2战机相当，是中国空军发展的主力机群。

本文摘自英国《空中力量评论》杂志第2008年冬季刊，作者肯尼.Fuchter，编译:于君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中国军队发现它的建设已经远远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进军队的建设后面。海湾战争中，装备与中国军队相当、训练方法相近的伊拉克陆军在美军有组织的空中打击下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其实海湾战争并不是第一场让中国军队认识到其建设方面存在不足的战争。在12年前的1979年，中国军队在对越还击作战中竟然没有派遣空中力量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1996年，中美军队就台湾问题而对峙，这使中国军队认识到未来台海危机美军会与中国军队对抗。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空军的优势再次突显，美空军还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致使中美关系跌入自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以来的最低谷。

上述事件驱动中国军队下定决心实施军事变革。中国军队开始从准备打赢有限的局部战争向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和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 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军队将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中国军队也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时间，为此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这场军事变革的核心之一是发展军队的空中作战能力，在过去的10年里空军分配的预算居全军之首。

    ☆ 空军作战力量现状

美国防部2007年估计，中国空军装备2325架作战飞机，相对2004年装备的3400架，数量有大幅度削减。这反映出空军目前实施的现代化计划。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空军着眼于建设一支攻防兼备的信息化空中作战力量，减少作战飞机总量，重点发展新型战斗机、防空反导武器，加强指挥控制系统建设。

中国空军装备的数量众多战机中，只有约300架为先进的第四代战机，余下的为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机。不过，在未来随着老式飞机退役，更多歼-10、歼 -11和苏-30等现代战机将装备部队。这些先进战机为中国空军真正带来多用途空中作战能力。据称，中国国产的歼-10战机的性能与美军的F-16和日本的F-2战机相当，是中国空军发展的主力机群。据美国防情报局估计，中国空军共需要1200架歼-10战机，不过目前只有100架服役。与此同时，中国还继续进口或许可证生产苏-27和苏-30战机，以提升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

虽然中国开始生产自行设计和建造发动机，但是目前还依赖俄罗斯和英国制造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制造仍然是中国航空工业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

随着歼轰-7、歼-10等先进战机装备部队，中国空军开始加快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提高空中打击、防空反导、预警侦察和战略投送能力的目标。不过，中国空军固有的不足仍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缺乏加油机，不能够有效投送力量，更重要的是缺少预警力。预警能力不足仍然是中国空军面临的主要问题。

90年末期，中国试图从以色列采购4架先进的费尔康预警机，但是此项采购计划因为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而中止。中国随后试图以A-50为载机，自行研究预警机系统，即“空警2000”。但是在2006年6月，研究工作因为两架试验机中的一架坠毁而遭受重大挫折。不过，预警机研究计划仍在继续，有可能4架飞机已经安装了预警雷达天线。同时，中国还将运-8运输机改装成类似瑞典“爱立眼”的预警机平台。

当所有这些预警机系统全面运行时，它们将极大提升中国空军空中侦察、协同作战、防空和海上作战的能力。不过现在，中国仍然依赖地面控制系统。因此，中国空军在遇到美国、日本装备先进预警机的空军时将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空军同时努力提升空中加油能力。尽管中国空军装备了10架轰油-6加油机，但是这些飞机在过去少有使用。中国与俄罗斯2005年签订采购8架伊尔-78M加油机的合同，为苏-30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服务。中国空军发展加油机和预警机的计划引起美国的关注，因为这些装备的运用都可使中国的空中作战行动延伸至南海。

    ☆ 空军未来发展

冷战后，中国在战机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活动比世界上其它任一国家都多，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开展6种不同机型研究国家。中国目前正在健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创新机制，为高新技术武器装备自主式、跨越式、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可能正在研究3种第5代战机，其中最成熟的一种是XJ-1（或J-X）战斗机计划，它也是中国目前研制的最先进的一种战机。据称，XJ-1战机与美国的F-22战机处于同一级别，它也具有隐身功能。美国海军情报局认为，XJ-1计划可能在2015年时服役，但是回顾歼轰-7和歼-10的研制历程，这不太可能的。一是中国尽管渴望获得俄罗斯的技术支持，但是中国并没有参与俄罗斯、印度联合研制第5代战机计划。这意味着除美国以外，中国是唯一自行研制第5代战机的国家，不过这将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检验。二是如果XJ-1在2015年服役，中国在装备第5代战机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

中国空军在等待装备新系统之际，仍然希望从国外采购系统来弥补当前作战能力所存在的不足。有报告认为一旦欧洲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国就会采购法国210架幻影-2000战斗轰炸机。中国在自行研制远程轰炸机的同时，还对俄罗斯的图-22表示了兴趣。中国在自行研制无人机和无人战斗机的同时，还从国外采购这两种机型，特别是从以色列采购哈比无人机，以提升中国远程侦察和攻击能力。

     ☆ 中国空军的训练

尽管中国战机装备更多先进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卫星和激光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但是中国空军指挥员清醒认识到战斗力不是单靠技术实现，训练和作战思想起到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中国空军在作战程序方面大幅改革，以便更有效使用先进军事装备。这种变革的关键是提升训练水平。2006年中国军队白皮书指出，中国空军应突出训练的针对性和对抗性，加大不同兵种、机种合同战术训练，积极稳妥地组织新机改装和新武器装备使用训练。

但是，中国空军的训练水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周边国家的空军。尽管中国空军苏-27和苏-30飞行员每年飞行约180个小时，但这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空军的标准。至于老式战机的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间可能只有80个小时，且只进行基础性科目的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依靠严格地面控制体制，妨碍了飞行员自主权的发挥。有消息称，苏-27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就表现不佳，2005年中俄联合演习后，俄罗斯空军也认为中国空军的技术水平不高，特别是联合作战能力和通信能力较弱。

这种局面不断得到改善，有报道称，中国空军正使用蓝军部队提高演习的真实性，并且开展复杂的全天时飞行训练。中国也正在寻求与俄罗斯开展更频繁的演习，推动与10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举行演习，以及继续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举行演习。这些措施，加上装备先进的教练机和模拟器，将快速提升中国空军的飞行水平和作战能力。不过，中国空军唯一不能模拟的是实战经验。中国飞行员中少有实战经验人员。相比之下，美国在过去17年中不断开展作战行动，各级空军人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 海军海航部队

海航也是中国军队重要空中作战力量，海航装备792架作战飞机，其中大部分担负起反舰作战任务（包括48架苏 -30MK2）。海航部队是中国拒敌于第二岛链之外和开展海上积极防御战略的核心力量。随着海军正在建设成为一支蓝水舰队，许多国家都在猜测中国是否要建造一艘航母。航母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也是重要的力量投送装备。中国目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装备航母的国家。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和泰国也都装备了航母。近期印度航母编队进入马六甲海峡表明中国在航母装备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多年来一直开展航母的研究，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采购了英国二战时期建造的澳大利亚航母“墨尔本”号，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在陆地上修建了一个模拟甲板，开展战机的起降训练。在与西班牙公司谈判采购两艘航母的计划失败后，中国在1996年寻求采购法国航母，但也未获成功。不过中国于 1998年和2000年从俄罗斯购买了明斯克和基辅号航母，并且于1998年从乌克兰采购了瓦良格后。明斯克和基辅号航母在经过研究后改装成主题公园，但是中国对瓦良格号进行改装，涂上了海军的标志。中国有可能将瓦良格改装成全面作战型航母，也可能是建造国产型航母的同时，将瓦良格改装成训练和试验型航母。中国海军很可能会建造2-3艘中型航母（约4万至6万吨，但是这些航母在2018年前不大可能服役，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的作战型航母可能最早于2015 年服役。一旦装备航母，中国将得到将力量投送至第一岛链的能力。

    ☆ 空间和反空间作战能力

据解放军报与国防大学发表的文章称，信息优势与空间优势不能分离。夺取空间优势是夺取信息战胜利的基础。中国军队认识到信息的搜索、传输、分发和应用依靠空间系统，为此信息优势需要空间优势的支持，否则开展作战行动，打赢战争能力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发展图像侦察、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侦察卫星，用于通信和导航的小型和微型卫星，以及反卫星武器等15类卫星系统。中国目前发展空间系统主要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但同时支持中国军队的需求。包括:一是发现敌人；二是协调己方部队；三是确定己方部队的位置和部署部队；四是开展精确、远程打击，评估战果，以维持攻击或转向新的攻击目标。

中国空间计划的双用途性使其研究的系统既可以用于经济建设，也用于军力发展。例如，用于灾难救援的先进图像、侦察和地球资源系统可能随时为军事应用提供数据。中国发射了4枚精度达20米的北斗导航卫星，同时使用了全球定位系统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投资参与欧洲的伽利略计划。据估计，在本世纪的前20年，中国可能需要近200颗军事、民用和双用途卫星。中国军队还参与了登月计划和目前神舟飞船计划。其中许多系统可以应用于军事。

中国军队认为空基系统在现代战争中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认为空间系统也存在不足，易受攻击。据解放军报称，空间系统日益变成国家关键利益所依靠的系统。如果反卫星武器在未来战争中摧毁了空间系统，那么这种摧毁将对拥有和使用空间系统的一方是一种打击，剥夺了其太空优势，削弱了其开展信息战的优势。反卫星武器成本较低，可以攻击敌人昂贵且脆弱的空间系统，所以反卫星系统成为大多数空间技术力量薄弱的国家的重要选择。

随着中国的战略向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中国空中作战能力的发展速度惊人，发展的势头没有丝毫放慢。仅在10年前，中国空军还是一支庞大、笨重的和老化的空军，先进战机的数量很少。目前中国军队已经装备了300多架先进的多用途战机，中国首次具备先进的全天候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攻防兼备的防空能力。中国的航空工业也在迅速发展，目前正在积极研制第5代战机和大量空基平台。随着技术发展与训练、预警机和空基系统合成，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地位将会提升。中国现在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期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中国正朝这个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解决社会冲突刻不容缓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905/t20090526_1035411.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5-27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

　　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 权、钱、民经处于高度对立状态

　　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国，权、钱和民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的对立状态。民和钱的对立已经有很多年了。最近在浙江杭州所发生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生而引起的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年前的“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字。

　　民与官的对立的例子更多。最近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被女服务员刺死，引出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这位女服务员的支持和对被刺官员的谴责。再如北京律师在重庆被警察殴打而激怒同行律师等等案例，说明了这种情绪。

　　早些时候在上海所发生的杨佳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杨佳案中，尽管警察也是受害者，但民众的情绪都倒向杨佳一边倒。无论是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在一种强烈的民愤，是一种积累了很久和浓缩了的集体愤怒。

　　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样形成的集体愤怒。

　　如何理解？笔者已经在本栏（《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一文）讨论过中国社会基层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造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政府功能，主要是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

　　尤其是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就会随时爆发出来。

    ☆ 很多城市居民也沦为贫困一族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在中国，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的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

　　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要“平均主义”的或者“仇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均衡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社会都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确实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变，变得好起来。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


　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而且很多人沦落为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

　　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已经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

　　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和官与钱之间的关系有关联。当钱和权结成联盟时，无论是民与官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与钱之间的冲突，会呈现最大化。

　　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当权成为钱的俘虏的时候，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样，民必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抗争的对象自然是钱和权。

     ☆ 须处理“官”、“钱”本质的异化

　　那么，如何来化解民和官、民和钱的关系？这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制度形态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无论是民与钱的关系还是民和官的关系，都是社会群体间的冲突，要解决冲突就要从这些群体间的关系出发。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现状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官”的范畴又可分为“帝”，即皇权，和“官”，即官僚阶层。在今天，这种分类可以表现在作为决策者的领导集体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及其官僚机构。

　　中国传统也有“大户”的概念，就相当于现在的“富人”或者“资本”，或者本文所说的“钱”。这样中国社会就至少有四个群体，即作为决策者的领导者，作为决策执行者的官僚，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很显然，整个政权的基础并非“钱”和“官”，而在于“民”。从本质上说，“官僚”和“钱”实际上只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些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治理并非领导者和民之间的面对面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官”还是“钱”异化了自身的本质，他们各自根据自身的私利而和“民”发生关系，“民” 成为了他们各自主宰的对象。

或者说，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本来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 扩大社会空间，确立参与机制

　　如果对这样的群体关系有了认识，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也会明确起来。很明显，主要是必须重新调整决策者和民之间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决策者所倚重的是官僚和资本。发展要依靠资本，稳定要依靠官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这些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继续过分倚重官僚和资本，那么就很难纠正和遏制群体关系的冲突，更不用说是解决了。

　　就是说，决策者必须通过依靠民的力量来重新获得群体关系之间的均衡。这就是笔者多次讨论过的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但现在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不外乎两种方法。
    
      一是、提供社会予更大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决策者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才会出现“利益代表”的概念和以此概念为指导的改革。但是要决策过程中反映民的利益，就必须给于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

　　二是、要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的趋势是向“钱”倾斜的。）

　　换一句话说，决策者和民的联盟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决策者的选择并不多。没有民的支持，决策者本身很难对“钱”和“官”形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尤其是在后两者结盟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民，而且也是整个政权。如果决策者不能和民结成联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主体，那么就可能造成革命性的事件。尤其是当民处于非组织状态时，革命就越会表现出非凡的暴力性。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任何社会，各社会群体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是说，他们之间处于一个非均衡状态。一定的张力属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来达到新一程度的均衡状态，社会就失去和谐，稳定必然成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均衡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央容许甚至鼓励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既赋权社会，也赋权国家的双赢政策。

　　最近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的表现。可以说，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

(作者 郑永年 原题：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中国国民党发布：吴伯雄与胡锦涛会谈新闻稿
http://topyl.com/bbs/thread-579849-1-1.html

中新社台北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耿军 邓敏)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二十六日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谈的新闻稿。

　　新闻稿的内容如下：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今天下午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中共高层人士，就两岸政治互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继续举行两岸论坛等议题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多项具体共识，包括两岸尽早在今年下半年就ECFA进行协商；加强国共平台；重申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互信基础；以及确定七月在长沙举行以两岸文教交流为主题的两岸论坛等。

　　吴伯雄也向胡锦涛表示，台北─北京和台北─上海的热门航线现在可说是班机不足，一票难求，不足应付愈来愈多的客源，吴伯雄因此建议双方应增加航班，胡锦涛则立即响应表示，虽然这两条航线已达饱和状态，但他会责成相关单位进行研究和了解，胡锦涛说，这两条航线一票难求可说是好现象，‘因为有需求就能发展 ’。胡锦涛也对高雄举办的世运，以及在台北举行的听障奥运表祝福和支持之意；吴伯雄也祝福广州主办的亚运和上海举办的世博会顺利成功。两位领导人并预祝两岸人民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愉快。   

　　吴伯雄首先回顾了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过去一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形指出，中国国民党强烈诉求为海峡两岸谋和平、为台湾人民谋幸福，获得选民支持而重新执政。台湾人民用选票，摒弃了两岸‘断流、对撞、互毁、双输’的路线，选择了两岸‘交流、对话、互利、双赢’的方向。执政后的国民党，当然必须向台湾主流民意负起责任，并且兑现承诺，所以国民党积极发展两岸关系。一年来，两岸当局都基于‘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持续‘建立互信、搁置争议’，不断‘求同存异，深化合作’，走向‘和平共荣、互利双赢’。

　　吴伯雄说，去年五月他和胡总书记会谈之后，两岸立即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制度性协商，海基、海协两会先于去年六月在北京，签订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与两岸周末包机两项协议；接着于去年十一月在台北，签订了两岸空运、海运、邮政、食品安全四项协议；又于今年四月在南京，签订了金融合作、空运补充、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三项协议，并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成共识。总计有九项协议、一项共识，成果十分丰硕，对于扩大两岸交流、深化两岸合作，形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尤其三通的实现，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新页。他强调，两岸已经走上和平共荣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两岸互信方面，吴伯雄指出，过去这一年，由于两岸恢复协商、加强交流，使得海峡局势从原来的战争边缘，扭转为和平发展，具体响应了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海峡已经不再是战争的引爆点，各方都实际感受到了两岸关系改善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由于两岸具备了政治互信而产生的，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就是‘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此一基础仍将是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根据。他说，台湾方面处理两岸关系，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他相信随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将可针对政治分歧逐步化异求同。

　　吴伯雄说，胡总书记在去年底的六点讲话中提出：结束两岸政治对立；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扩大两岸各界交流；协商安排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等等，都是建设性的主张。两岸只要本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同时不回避迫切的敏感问题，持续沟通，积极协商，必定能够落实任何有利于人民福祉的政策措施。

　　吴伯雄强调，未来的工作确实还很艰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五项愿景中指出：‘促进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现在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也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所以更要秉持‘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再内耗’的理念，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用善意和诚意，积极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稳妥积累破解难题之道。他强调，国民党有信心和耐心循着和平路线图前进，强大的民意驱动力也不容许我们犹豫蹉跎。

　　在两岸经济合作方面，吴伯雄表示，中国国民党主张的‘以经贸为主轴’，是正确的路线，因为这可以立即、直接、有效地造福两岸人民，推进和平共荣。今后中国国民党仍将继续和大陆方面，共同为两岸各界提供脑力激荡和观念融合的平台，为两岸合作互惠持续做出贡献。　

　　他说，当前各国莫不在致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而大陆的经济情势备受各国关注，都认为有助于各国提早克服风暴，台湾方面尤其重视两岸经济合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两岸更应该同舟共济，相互扶持。台湾方面主张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有待两岸有关方面加紧研究，尽早协商，以利朝向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并规划两岸经济合作和亚太经济发展的兼容相成。

　　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空间方面，吴伯雄指出，两岸在涉外事务上的对立冲突，有损两岸人民的和谐相处，有损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应在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上，逐步寻求解决。他认为，胡总书记提出的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内耗的概念，还可以运用到两岸的涉侨事务上。海外的炎黄子孙由于两岸数十年的隔绝矛盾，以致分化互斥，应该与时俱进，避免内耗，把精力用在消除歧见，化解敌意，为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号召，发挥助力。

　　对于两岸文教交流，吴伯雄表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资产和感情依托，也是海峡两岸坚实的桥梁。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有责任共同发扬中华文化，双方也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在教育、学术、科技、信息、体育、艺术、青少年等各个领域，推进交流整合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共存共荣的民族情怀。台湾方面本来就有‘两岸交流、文教先行’的主张，如今随着经济合作不断升级，有必要同时强化文教交流，作为进一步巩固海峡桥梁的元素。两岸各界也可就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展开探讨，建立共识。

　　吴伯雄说，过去国共两党举办的四届经贸文化论坛，其议题均以经贸为主、文教为辅。论坛在经贸方面达成了许多合乎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性建议，双方有必要再藉助这个具有成效的平台，邀请两岸文化教育界人士，加强讨论文教议题。两党人员最近已经就今年七月中旬，举办以文教为主的第五届论坛，获致初步共识，他建议两党有关方面开始筹划办理，继续促成两岸关系行稳致远。

　　吴伯雄还表示，乐见大陆方面和台湾各界、各党派人士，包括民进党，交流接触。最近在福建举办的海峡论坛，就是扩大两岸交流的具体作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