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战略核报复能突破任何反导系统
http://bbs.huanqiu.com/huanqiujunshi/thread-201017-1-1.html

    中国是一个有核国家，具有一定的战略核打击能力，但由于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核战略，因此，中国的核战略具有防御性、有限性、有效性和安全性等特征，这说明中国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不会对他国产生威胁，况且中国的核力量远逊于美、俄、英、法和印等核大国。现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这将打破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损害。

    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搞反导弹系统，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之中，并助其军事发展和军队部署，已造就了日本进一步走向军事大国，更促使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之徒明目张胆站到前台，甚至左右政府内阁，从而直接威胁整个亚洲和中国的国家安全。由于日本与中国在东海海域争议，尤其是钓鱼岛的归属，如果其导弹防御系统有朝一日能有效防范中国的弹道导弹攻击（目前日本的导弹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还不能有效防护“东风—21”），那么，日本将会更加肆无忌惮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在东海问题上会变得更加蛮横和轻率，甚至在中国的台海问题上会以武力手段干涉中国的内政。

    可喜可贺的是，中国二炮的发展成就让美国的**反导系统真的去**。中国已研制成果能携带多弹头的中长程弹道导弹，一种能在飞行过程中通过机动避免被拦截，再凭借诱饵和其他突防手段命中目标战略的导弹。fficeffice" />

    “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平时不瞄准任何国家、不研发新型核武”，这是中国最近国防白皮书透露出的中国“三不”核战略，“三不”核战略并非自缚手脚，更决非柔心弱骨，恰恰相反。中国敢于实施“三不”核战略的背后，是中国已经拥有有效的“核反击”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二炮部队不怕后于敌手出招，中国的核武研制力量掌握着最新技术，中国有足够的把握进行战略核报复并有能力突破任何反导系统。更明确的说：中国的“三不”核战略是和平友善的，同时也是自信而有力的。

    反击”这个词的意义则更加震撼。首先，“反击”意味着中国能扛得住敌方率先发起的核攻击，在受袭后仍有能力实施核报复。这说明中国的陆基发射井在广大领土上隐蔽得好，非常坚固；或者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在公路、铁路上机动，使敌方打不到，却可以随时在接到命令后反击敌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战略导弹的远程打击力度有了充分的保障。更令国人自豪的就是，中国新建的“商”级攻击核潜艇和 “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后者配有新型的“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该导弹射程达ffice:smarttags" />ffice:smarttags" />ffice:smarttags" />ffice:smarttags" />8000公里以上，可携带多弹头，被视为是中国迈向确立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的重要一步。更是中国核力量走向大洋水下机动的一个关键点，未来中国有可能出现核打击力量结构调整，培育陆海兼备，更加隐蔽机动的战略打击能力。

    美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 麦克德维特将军说：“不容置疑，中国的核战略是以防御为主，但在实施第二次报复核打击的中，就是没有特定的技术对付美国反导系统，以中国目前的导弹数量和高性能多弹头导弹的威力，中国的完全可以淹没任何反导系统，所以美国反导系统对于中国来说形同虚设。

    就中国防御能力而言，中国并未公布拥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但笔者从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能力分析，中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应该已完善了，从几次不竟意的报道中可以断定，中国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已成初具规模，相信用不着多久，中国的反导系统将会耸立在东方大地上，跨入新世纪的战斗行列。▲ 少校时评：个人观点，欢迎评论 版权声明：转载必须注明，陆战队少校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近10倍 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
http://news.sina.com.cn/c/2009-05-19/05241784200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9日 新华网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据悉，意见中提出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这将成为今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之一。

　　与此同时，4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冷热不均，尽管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仍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的更长。作为夯实内需增长长期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采访中，相关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在前两年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

　　“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该人士向本刊记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选择在此时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是为了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 ”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 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 “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杨宜勇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综合多位受访研究者的意见，这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秩序的主要途径。

　　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从分配领域反映出来。而中等收入者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结构能够由“金字塔型”调整为“橄榄型”，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六个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表现为：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第三次分配无序等三个方面。

　　其二，分配关系不合理。这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其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而“扩中”的主要途径仍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 “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常修泽认为，“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

　　而此轮经济调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给“扩中”带来了机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技术与管理阶层，薪资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实施的产业升级若能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将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视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重要一环。周天勇认为，“鼓励创业、发展中小企业，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只有创造出财富才可能分配到财富。”

　　苏海南还提醒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并还需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加强教育培训，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和能力。”

　　●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人民共享，关系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悄然到来，中国将进行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常修泽分析，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不再单兵突进，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多个领域着眼。而中长期的方向来看，周天勇认为最为关键的仍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领域来看，刘煜辉分析，短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但这其中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难度较大。”

　　刘煜辉建议，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要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苏海南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其次，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工资分配行为，预防和有力打击拖欠和克扣工资行为。再次，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规并增强处罚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常修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关节点。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常修泽告诉本刊记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王仁贵 实习生胡钟予 )  ▲


香港文汇报：贫富太悬殊 中国内地亮红灯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09/05/hongkong090519c.shtml

（香港）(2009-05-19)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了望》新闻周刊报道，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 看待基尼系数 正反两论调

　　该刊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 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研究者一直持不同观点。

　　● 专家建议：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一方面，乐观者认为，城乡差距大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之一，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中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从总体上看，贫困人口在逐步下降和减少。同时，由于中国居民分布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中，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居民很难体会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无论是城镇内部还是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近几年中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并都在警戒线以上，若不采取相关措施，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恶化。

　　“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老百姓创业多，民营企业多，中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少。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都高。”经济学家周天勇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群太少；二是农业领域中很多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发展也很不充分。“基本思路是加快将农民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更多人充分就业，这样基尼系数才可能降下来。” ▲


中南海整顿将领作风，保证军队听话管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071c90100de34.html?tj=1

    2009年05/19  经胡锦涛批准，中央军委日前下发《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强调解放军高中级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军队高干一般指大校师级以上，中级干部应该是上校团级，包括空军大队、海军驱逐舰长等战术层次的指挥官。二百三十万解放军的战斗力高低强弱，就决定于这几万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意见》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高中级干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的情况，必须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核心军事能力上。「新的形势」就是军费多了，军官捞钱的机会大了；孟子早就指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尖锐复杂」就是重视引进外国武器装备，中外军事交流日渐密切，解放军高中级干部容易倒在「糖衣炮弹」之下，试问到时骄奢淫逸的将军怎么打胜仗？

    《意见》又提出要着力解决个人主义严重的问题；解决学习肤浅和学用脱节的问题；解决工作指导思想不端正和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解决工作指导方式不科学的问题；解决奉行好人主义的问题；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解决奢侈浪费和贪图享乐的问题。奢侈浪费和贪图享乐还是生活作风问题，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关系到党指挥枪的路线问题了。

    《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解决工作失职失误追究不严的问题，并加强对军级以上党委班子及成员，特别是主管的有效监督，又强调高中级干部要落实服务基层承诺制以及下连当兵等制度。

    当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掌军马上整顿600解放军的「软、懒、散」问题，如今中央也决心从严治军，加强对高中级干部执行党纪的检查，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问题，以军事斗争准备，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


军队高中级干部 被令整肃作风
http://www.zaobao.com/zg/zg090519_507.shtml

（2009-05-19）● 于泽远 北京 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要求解放军高中级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着力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着力解决奢侈浪费和贪图享乐的问题。

　　这份由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发布的《意见》呼吁，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的情况，高中级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要自觉发扬中共优良传统和作风，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部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解放军始终成为中共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

　　《意见》要求在军中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解决工作失职失误追究不严的问题；加强对军级以上党委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管的有效监督，要求高中级干部抓基层联系点、建立服务基层承诺制、到部队代职、蹲点和下连当兵等制度，加强对高中级干部执行党纪情况的检查，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问题。

　　《意见》强调，解放军将领要“着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着力解决个人主义严重的问题；着力解决学习肤浅和学用脱节的问题；着力解决工作指导思想不端正和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着力解决工作指导方式不科学的问题；着力解决奉行好人主义的问题；着力解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着力解决奢侈浪费和贪图享乐的问题。

　　北京有关分析人士指出，这些问题都是军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概括解放军存在的问题。如今，除了“肿”字得到明显改进外，军委这次要“着力解决”的其实就是其余的四个字。以邓小平生前的个人威望，尚难解决这些问题，如今的军方是不是愿意、有没有能力去“着力解决”是个不小的问号。

　　但通过整肃作风和军纪，可以纠正一些将领“指导思想不端正”、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等倾向，加强高级将领对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服从，有利于军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事实上，胡锦涛等高层领导近年来一直试图解决军队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腐败问题。官方媒体报道，今年1月，胡锦涛亲自主持中央军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与军委其他领导“交心谈心”、“推心置腹，坦诚相见”，指出治军不严的问题在一些部队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要求把全军自觉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有力思想武器，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的指挥。

　　与地方官僚系统相比，解放军一向拥有高度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强人时代，军队虽然有“肿、散、骄、奢、惰”等毛病，但很少出现效忠问题。邓小平去世后，没有行伍经历的中共总书记担任军队最高统帅，威望自然远远不如毛、邓，往往需要几年的耐心磨合才能在军中树立权威。这种情况不仅加大了最高领导人在军中贯彻个人意志的难度，也使领导人不敢轻易在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或纪律整肃。

　　军队内部的专权和缺乏监督使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也在军中蔓延，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成风，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的行为在军中也时有所闻。有网民在知名军事网站“铁血社区”发表文章披露，有的单位提升干部有不公开的价码，正连职要多少钱、副团职要多少钱，“以至于如果有干部花了钱提升了，大家觉得很正常，要是没花钱就提升了，大家反倒觉得不可思议。”▲


越南拟在南海马六甲海峡入口处建潜艇伏击区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5-19/1031552241.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9日  新华网

“基洛”级潜艇别名为“大洋黑洞”，被誉为目前全球最静的柴电潜艇，是猎杀水面目标的利器。越南海军如果一次装备6艘“基洛”级潜艇，将一举跃升为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强国。本报资料图

    “基洛”级潜艇别名为“大洋黑洞”，被誉为目前全球最静的柴电潜艇，是猎杀水面目标的利器。越南海军如果一次装备6艘“基洛”级潜艇，将一举跃升为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强国。本报资料图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海言发自北京据俄罗斯媒体近日透露，继俄表示将向越南出售6艘“基洛”级潜艇后，俄罗斯将再向越南出售12架改良型苏-30MK2战机，总额达5亿美元。凭借南海油气田带来的滚滚财富，越南的军力建设再次进入高潮。与此同时，越南在南海的军事战略及战场建设，也在悄悄进行着调整。

　　● 加速购进先进装备

　　俄《消息报》14日透露，据从俄军工企业内部得到消息，“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与越南国防部于今年1月签署了出售12架苏-30MK2战机的相关合同，俄方将于2010年起向越南供货。《消息报》援引俄高级航空工业官员的话称，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份来自越南的订单，合同价值逾5亿美元。报道称，该合同只涉及战机本身，不包括机载武器。俄专家预测，未来越南还会向俄罗斯进行相关机载导弹和地面装置的武器采购，总价值有可能达数亿美元。

　　此前俄《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军造船厂”总经理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夫4月24日宣布，他领导的企业将为某国海军建造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相关合同将于近期由俄国防出口公司签订。亚历山德罗夫没有明确潜艇的买家是谁，也未提及合同的具体金额，但《生意人报》从接近俄武器出口公司的两名消息人士口中得知，这6艘潜艇由越南订购，每艘潜艇定价为3亿美元，合同总金额达18亿美元。

　　● 计划建立“潜艇伏击区”

　　目前，越南已成为继印度、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和中国之后的俄罗斯第五大武器买家。2007年初，在从俄罗斯购买4艘“毒蜘蛛”级大型导弹艇基础上，根据越俄两国的协定，越南将利用俄技术，在本国造船厂自行建造10艘俄制“闪电”级导弹快艇。俄方还将在2010年前向越南海军交付2艘造价高达 3.5亿美元的“猎豹”级护卫舰。

　　耗资38亿美元购买的13架苏-27和4架苏- 30战斗机则被看作越南空军争夺南沙海域制空权的“核心战斗力”，这17架战斗机部署于越藩朗空军基地，隶属越空军第370航空兵师，形成了半径超过 1500公里、覆盖南沙大部海域的对空对海作战能力。此次12架苏-30MK2战机的购进，将使得越南第三代先进战机数量达到29架，将进一步提升越南空军的远程制海及制空能力。

　　针对“某大国”在南海地区逐渐提升的兵力质量及数量优势，越南近期开始调整其南海军事战略，力图构筑“双线战场”、实现“南北平衡”，即在南海中北部积极拓展的同时，重点建设南海南部战场，特别是南海南部马六甲海峡入口方向，越南计划建立一个“潜艇伏击区”。

　　为此，越南海军制定了 “21世纪海军发展规划”，大幅度增加海军军费开支，拨出专款修建和扩建了岘港、归仁、芽庄、金兰等几个中部及南部的重要军港和军商合用港口，并于2007年起在海军内部大规模征选“潜艇苗子”，为越南扩建潜艇舰队作准备。

　　● 威胁南海战略通道安全

　　经过近年来的急剧扩张，越南海军总兵力已达5万余人(含海军陆战队2.7万人)，共下辖4个沿海军区，拥有各型作战舰艇120余艘，其中驱逐舰1艘，护卫舰5艘、扫雷舰5艘、登陆舰6艘、潜艇2艘、各类导弹及鱼雷快艇80余艘。

　　根据越军调整后的战略企图，一旦与“某大国”因南海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纠纷发生大规模海上武装冲突，越军如在南海中北部遭受重创，将启动南部“ 潜艇伏击区”，封锁“某大国”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的航线。6艘“基洛”级柴电静音潜艇的购入，即是越南潜艇战计划的核心。预计在2010年—2012年左右，越军将具备局部封锁马六甲海峡东部入口的能力。（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越南不满中国发西沙文章 关闭中越经贸网越文部分
http://www.zaobao.com/yx/yx090519_511.shtml

（2009-05-19）（河内美联电）中国政府在中越经贸合作网张贴一篇抨击越南宣称拥有西沙群岛的文章，在越南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导致越南贸易部关闭了中越经贸合作网的越南文网站。

　　中越经贸合作网是中国商务部和越南贸易部在2006年联合成立的，主要作用是为中越商人提供经商信息。中国商务部最近在其越南文网站 (www.vietnamchina.gov.vn)张贴文章，文中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抗议越南委任官员看管西沙群岛的谈话。中国和越南都宣称拥有西沙群岛。▲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519a.shtml

 　（2009-05-19）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加以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

　　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惊人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 教育资源迅速向少数人集中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

　　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的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借此圈地发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

　　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的钱财来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并不错，但就是转化不了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 大学、政府和社会走上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的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拿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

　　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

　　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化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的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

　　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的投入更少。

　　教育部门一直在利用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从民间收取钱财。但如上所说，从干部和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失去了信任。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现在泡沫破灭了，然而中国的教改方向还是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推进教改方面上实际上是有很多优势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在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也适用在教改上。

　　中国的教改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既没有能力去纠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能力去确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

　　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的路线和政策，引入真正能够从事教改的干部，中国的教育还是会依赖现在的路径衰落，直至出现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