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为美国金融稳定发挥重大作用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1077

    2009-5-13 作者: 甄炳禧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上任后首次访华期间，传递了一个美国与中国要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的信息，这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认可。”而“中国领导人向奥巴马新政府发去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应以共同应对危机为契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打造一个全面长期稳定的中美合作关系，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让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获得合作共赢的结果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上任后首次访华期间，传递了一个美国与中国要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的信息，这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认可。的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及双边经贸都产生严重冲击，作为世界第一、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需要在危机期间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希拉里时指出：“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史证明，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美不仅要同舟共济，还要携手共进。”显然，中国领导人向奥巴马新政府发去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应以共同应对危机为契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打造一个全面长期稳定的中美合作关系，从而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让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获得合作共赢的结果。

　　☆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

　　中美建交30年来，尽管两国关系磕磕碰碰，但双边经贸关系基本保持合作发展的势头，并呈现如下主要特点。

　　● 首先，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并出现相对均衡的态势。

    在中美建交初期，两国经贸微不足道。经过30年发展，两国已变成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相互依存的天平从原来中方依赖美方多的“一边倒”逐渐变为双方相对均势。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国债债权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截至2008 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近7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中美不仅需要“同舟共济”，还要“携手共进”

　　● 其次，经贸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向全方位和多领域扩展。

    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从过去的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最大比重，转变为机电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占主导。中美服务贸易额从2000年的85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230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领域在不断拓宽，投资专案除机械制造、运输车辆、电子、电力、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制造业外，还涉及信息谘询、房地产、金融、保险、外贸、会计等服务行业。此外，中美经贸关系还扩大到服务贸易、技术研发、证券投资、能源、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国内结构性经济问题及在多边经贸、金融领域的协调等新的更广泛的领域。

　　● 第三，经贸摩擦频发，并趋于常态化。

    随着中国经贸规模扩大和加入WTO ，美国把中国看作非发展中经济体，要求中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遵守发达经济体标准的“游戏规则”；同时，又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体来对待，动辄以相关规则对中国出口设限。因此，中美经贸争执扩大，摩擦经常发生，美保护主义手段更加多样化。近些年，美对华发起的贸易争端突出表现在反倾销、反补贴、纺织品、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等方面。此外，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及环保标准等问题正逐渐在中美争执中浮出水面。中美经贸争执已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延伸到政策、体制、行业等宏观层面或“制度”层面。

　　● 第四，经贸协调机制化，主要机制层次提高。

    中美之间已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中美经济联委会（JEC）、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等经贸协调机制。特别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搭建的一个规格更高、领域更广、层次更深和综合性更强的协调机制。这些协调机制对相关领域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保障双方关切的问题得到及时应对和处理，有助于双边经贸矛盾的缓解， 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金融危机阴影下中美经贸的挑战

　　在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中美各自经济、两国经贸关系均遭遇严峻的挑战。

    ● 首先，两国经济均出现严重的下滑。
    
    美国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漫长的衰退。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开始陷入衰退，据初步预测，美国衰退将可能持续到今年下半年，即衰退长达20多个月，超过1973-1975年和1981-1982年衰退时间（16个月）。据IMF预测，美国GDP增长将从去年的1.1% 降到今年的-1.6%；失业率将从去年底6.7%上升到今年底的9%。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通过金融、贸易等管道的传导，使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其中今年头两个月出口下降21.1%。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之一的出口下降，势必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增长。中国就业市场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 其次，中美贸易大幅下滑。
    
    据中方统计，2008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10%，低于2007年的15%，回落5个百分点；其中中方对美方出口同比增长8.4%，低于2007年的14.4%，回落6个百分点。这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中美贸易增长幅度。2008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也由 2007年的16%下降到15.3%，是自1984年以来一直增长的市场占有率首次回落。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深化，消费萎缩导致其进口需求进一步减少，再加上前段时间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部分价格优势消失，今年其余时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 第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对美国负面影响的显现，美国已出现经济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目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失业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保护就业机会和国内市场的情绪和呼声更高。美国经济困难主要是内因造成的，但美国却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部分受经济衰退冲击的美国民众、企业及政客将美国失业率上升归咎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美国国会已经并将继续提出许多针对中美经贸金融问题的议案，干扰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2月中旬，美国参、众两院《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议案》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尽管在全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仍然改头换面进入了奥巴马总统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最终文本，要求计划支持专案所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应为美国生产。

    ● 第四，美方仍有可能就人民币汇率向中方施压。
    
    美国某些人一直把中美贸易失衡现象主要归因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情况下，双边贸易失衡仍有增无减。据美方统计，美对华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2562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2663亿美元（据中方统计，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 1633亿美元扩大到1709亿美元）。这将使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

    ● 第五，多年来中美经济共生（相互支撑）的格局正遭到打破。
    
    这一共生的格局是：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维持巨额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以支撑个人消费，它需要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而储蓄率高的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出口拉动增长和就业，它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现在危机迫使美国人缩减消费，减少进口，增加储蓄，导致中国相应扩大消费，减少出口，降低储蓄。

    ☆ 互利共赢是中美战略经济合作的基础

　　推进中美合作关系的全面长期稳定发展

　　目前，奥巴马政府还没有出台任何具体贸易政策，其对华经贸政策倾向如何，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整个双边关系正处于磨合期。但中美经贸关系经过30年的历程，已经日趋成熟，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

　　● 首先，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中美两个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 其一，美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高，资本市场发达且流动性强；而中国还处于市场转型阶段，并正在开放和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
    
      ◆ 其二，美国经济更多依靠服务业；而中国经济高度依靠制造成本低、以出口为目的的商品。

　　◆ 其三，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传统产业逐渐衰落；而中国拥有丰富且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日益强大的工业产能。

　　经济差异性带来的互补性使中美经贸合作增加，并导致两国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两国经济的互补和相互依存的特性不仅显示中美经贸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而且折射出经济关系对中美各自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其次，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动力。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经济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是中美经贸关系之所以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持续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通过中美经贸往来，中方从美国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可弥补发展资金不足、缓解就业市场压力；更重要的是，进入美国和国际市场，有助于中国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出口行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发展使美国消费者、企业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利益良多：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每年为美直接创造几十万就业机会，也支持了美国高工资、高生产率行业的就业机会；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约1000 亿美元的开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华出口迅速增长有助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为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是危机期间，中国不仅没有抛售反而继续购入美国国债。仅去年下半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增加了近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二是中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放宽的货币政策，特别出台4万亿元的两年期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以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美方要员最近坦承，中国增持美国国债是对美国“救市”的最大支持，中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IMF称，今年，美、欧、日三大“火车头”均“熄火”，世界经济增长将完全依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拉动，这是二战以来史无前例的。

　　● 再次，经贸协调机制的健全完善为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如上所述，中美已建立经济联委会、商贸联委会和战略经济对话等等协调机制，共同编织起维系中美经贸关系稳定的机制网路。奥巴马政府已与中方就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达成共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是围绕两国外交、经贸等领域的战略性、综合性问题进行沟通的高层次协调机制。该机制超越微观经济领域的细节局限，立足于长远，着眼于发展的大局，具有引领带动作用；而经济联委会、商贸联委会等其他机制则着重于处理中美经贸的具体问题，两类磋商协调机制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共同成为两国缓解摩擦、克服分歧、解决问题、加强经贸关系的桥梁。

　　● 此外，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能源、环境等众多领域的合作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润滑剂”。中美都是世界政治大国，在许多国际领域具有共同利益，需要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加强合作。如在朝核、伊朗核、反恐、防扩散、苏丹达尔富尔、能源、环保、反贫困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美国都离不开中国。这些领域的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亮点和双边经贸发展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在中美经贸关系因摩擦而陷入困境时，国际广泛领域的合作将发挥“润滑”作用，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保持和发展中美长期的建设性经贸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中美应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经贸合作：

　　● 首先，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是中美合作的当务之急，两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其次，两国政府以应对危机为契机，强化合作共赢的理念，着眼发展全面的、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 再次，两国要完善和发挥双边机制的作用，加强在多边领域的磋商与协调，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进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并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重构。

　　● 此外，积极寻找中美经贸合作新的亮点。把促进经济增长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保护问题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推动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最后，妥善处理经贸摩擦要遵循如下五项原则：一是互利共赢，从大处着眼，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又要考虑对方利益；二是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三是发挥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四是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动辄设限和制裁；五是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  来源: 中国评论


华而不实的“山寨”式训练打不赢战争
http://news.ifeng.com/mil/4/200905/0514_342_1156856.shtml

    2009年05月14日 解放军报 “ 山寨”一词源于仿冒名牌的“山寨手机”，初指模仿主流品牌产品外观或功能的一种制造业现象，其核心是“形似而神不同”的模仿。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山寨现象”也许尚有反映大众化意识，顺畅民意表达等意义。但在军事领域，却是应当高度警惕的消极因素。特别是按纲施训，更必须坚决拒绝“山寨现象”。因为“山寨现象”不仅是训练领域形式主义的集中表现，还会让部队付出牺牲战斗力的沉重代价。　

    维护新大纲的权威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大纲是指导新形势下军事训练的基本法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山寨”训练无视新大纲的严肃性和法规地位，有的态度消极，只求走过场，应付检查，敷衍搪塞，使训练无序无效；有的法规意识淡弱，随意性大，各自为战，破坏了军事训练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深刻认识“山寨”训练的危害，严格按照大纲规定的内容、时间、条件、标准组织实施军事训练，实现军事训练水平的整体跃升。　

    把握军事训练的客观规律。新大纲的内容体系、训练方法、训练条件、考评标准等，都是对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特点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认识。而“山寨”训练背离新大纲的科学本质，不按规律组织训练，盲目求新，热衷于华而不实的“新点子”、“新花样”，把军事训练作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虚报浮夸。须知，今天能“山寨”式的训练，明天却无法“山寨”式的打赢战争。只有严格按新大纲施训，才能使军事训练稳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追求军事训练高效益。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动用资源巨大，更须确立质量效益就是战斗力的思想。如果任由“山寨”训练搞“变通”，降低训练标准和难度，简化训练程序；“练为看、演为看”，避难就易，打“擦边球”；或在老教案、旧训法上搞信息化“包装”，穿新鞋走老路，结果不仅浪费资源贻误时机，打起仗来还要付出兵败国亡的代价。因此，必须切实把战斗力作为衡量军事训练效果的唯一标准，对军事训练实施全过程全要素精细管理，切实提高训练资源的使用效益。　(张建刚) ▲


中國在這個星球上到底算老幾？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77844.html

    2009-05-14 毛麗  為了解答美國人瞪大眼之問：現今的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占什么地位？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還是伙伴？若是對手又該排幾號？美國《華盛頓時報》于近日發表了一文：中國在這個星球上到底算老幾？

    該文指出，50年前，美國情報部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比西方落后20年以上。但如今，沒有人會認為中國的核或導彈能力不尖端，中國已是美國第一號戰略競爭對手無疑。對此，美國人早該警覺，因為美國軍方的高級顧問John J.Mearsheimer 曾直截了當指出，沒有一個國家是安于現狀的，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就一定會向外擴張或在本地區稱霸。只有成為霸權國家，它才會感到自身安全有了徹底保障，所有大國都未逃出這種邏輯，中國也不會。

    文章認為，在對付外患問題上，中國的國家安全戰和石油安全戰略進入了一個轉型間斷。面對東海、南海、臺海危機，中國正布局東擴，走向太平洋，改變近海防衛型的戰略思維，同時并不忽視藏、疆等分裂勢力。

    在東北亞問題上，中國從不以老大自居，但卻巧妙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老大角色。如“六方會談”時，給足美國人面子，看著美國人窮于應付。

    對于中國面對的“內憂”，文章認為，中國國內的發展還不夠健康，有待進一步完善。言外之意中國離當“老大”還遠。但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也在近日對中國到底算老幾發表了他們的看法。評論文章用的標題是：“打腫臉充胖子 中國無奈當老大”。

    評論說，前幾年全球經濟一片光明，美國當仁不讓做起全球老大，發揮“領導作用”，現在全球經濟危機之時，發誓“永不當頭”的中國，一個不留神，已做上老大的尷尬位置上。

    這副擔子，現在中國想擔得擔，不想擔也得擔，誰讓你成了家中的老大？

    全球的經濟復蘇至今并未到來，大宗的價格明顯上漲，但中國在四月份進口的銅、鐵礦石創下歷史新高。當今石油價格突破60美元，但中國進口較上年同期增長14%，很多國家抬舉中國為老大絕不為過，因為他們根本無力采購。

    評論認為，中國之所以要“打腫臉充胖子”，其實有苦衷。

    中國政府出臺大宗收儲政策，是給國內原材料行業紓困，但這種行為卻對市場行情產生了扭曲作用，強化了投資者誤以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想法。為了國內穩定，中國努力實現“保八”的目標，使中國不知不覺擔下了對世界經濟復蘇的重大責任，當成了全球經濟龍頭的老大。

    評論指出，中國工業在中國經濟方面居首位，一旦工業增長持續大幅下降必然會嚴重打擊社會消費，中國工業增長幅度大大低于零售額增幅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月。

    評論結尾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全球經濟持續高度不確定，中國這個花錢買來的老大地位能維持多久？▲


见微知著：中国为何难以照搬西方？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514.shtml

　(2009-05-14) 由于身居巴黎，经常有机会接触来访的国内代表团。从而也有机会多角度观察东西方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曾经由于机缘巧合，陪同了国内一个精神医疗访问团。对中法双方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颇有感触，使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好的看待不同制度之间的借鉴。

　　代表团到的当天是周末，没有公务，我便建议去卢孚宫看看。把票交给他们时，简单做了介绍，并说要真正看完需要一天。票也是全天有效，也可以出去吃饭然后再回来继续看。由于大家都是艺术外行，所以三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其中一位出来后对我说，这张票还可以再卖的。我楞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对啊，下午还有很多人进来，自然可以便宜些或者半价卖出去。我进而发挥道，以后朋友们可以选在同一天来，有的看上午有的看下午，节省一半费用呢。事情过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法国人就发现不了个漏洞呢。而中国来的游客一知道这个规则，马上就能找到破绽？这显然和双方的文化和民族特性有关。法国民众对自己几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相对完善的体制较为依赖，而且丝毫不怀疑这种规则的有效性。甚至病人都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病史，完全由自己的医生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规则出台后，老百姓唯一的想的是如何的遵守。这也是法国民主制度相对成功的重要民族性原因。而中国则基本相反，由于传统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规则并不健全。百姓对规则并无依赖，即使有规则，往往想的是如何绕过去或者找到漏洞钻过去。如果故宫采用卢孚宫的做法，大概一天也是卖不出多少票了。其实民主也是一样。台湾选举法规定候选人不得买票，但可以雇人发放传单，并给予一定补助。于是就变成了只发补助不问发放传单的贿选了。

　　周一，开始公务交流。法方介绍病人住院时都会告诉对方大约住多长时间，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不等。中方便不解的问道：精神性疾病往往需要较长的治疗时间，如果你承诺只住一周，但后来却一再延长，不会被认为是欺诈吗？在中国，无法首先告诉精神病人住院时间的长短的。法方解释这是为了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会有很快就康复的感觉。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是由我来解释的。因为法国有覆盖全国的医疗体系，医院的全部费用都来自财政和保险。因此，病人只管看病，医院只管医疗，双方没有经济的接触。所以也就不存在许诺的治疗时间长短可能存在欺诈的嫌疑。

　　代表团在参观一个精神科住院诊所时，又发现一个与中国相当不同的特点。所有的医护人员没有统一着装，病人也是很随意的着装。没有丝毫的医院气氛，简直象一个娱乐中心或疗养院。询问之下才知道，这样同样也是为了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感觉象在家一样。外行的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以借鉴。毕竟很简单嘛，不就是穿自己的衣服嘛，也没有什么成本。不料，代表团使劲摇头，完全否定。原来这个诊所有17个医护人员，但仅有10个病人。医院完全可以辩认出来谁是病人，谁是医护人员。而在国内，动辙就有好几百、上千病人，还有陪床人员，如果穿着采用法国模式，病人出走医院的现象将完全失控。显然，人口规模背景的不同，决定了治疗思维和方式的不同。其实，就是从民生角度讲，一个国家任何的措施都是其文化、环境和其他综合条件的反映，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表现。另一个国家可以借鉴其思路，但具体做法往往不可照搬。就在四月份，还有一件事值的中国人反思。代表团来到法国之时，恰逢法国的夏时制时间。这是西欧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严重的能源危机以后实行的。1986年5月4日，刚开放不久的中国予以借鉴，并实行了长达六年之久。1992年4月5日，终于明确宣布由于不适合中国国情宣布取消。其教训也相当深刻。

　　晚上，法方宴请代表团一行。显然来自中国的朋友对刀叉并不习惯，其中一位情急之下居然把刀叉合用，如同筷子一般。大家自是笑的前仰后合。其实，这在社会学、政治学上被称之为“路径习惯”或“路径依赖”。人类历史上此等事例比比皆是。象电脑时代的键盘，被称为“QWERTY”键盘，据说当初是为了减慢打字速度避免损坏昂贵的打字机而设计。但由于已成规范，人人适应，即使最后发明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德沃夏克键盘”，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国家都是有其政治传统的，一旦形成，即使制度发生改变，其政治运作的方式仍然不会马上改变。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依照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共和政体，然而，整个国家政治的运作仍然是“宫廷政治”和“实力原则”。如果选举先生的议会不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实际实力，哪自然是个摆设和昙花一现。这也很容易解释台湾的民进党何以在民主时代表现的如此糟糕，和他们曾经严厉批评的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海外包装成民主的群体，则既不民主，也不宽容，动辄内斗、贪腐，党同伐异，文革语言时时可见。这也同样使我们可以理解，何以美国到现在也不能直选总统，何以参议院就是不能按人口比例，而必须每州两名。这也是路径依赖的例子。

　　中国自1840年起，开始被强行拖入西方的世界。从此也开始了对西方的学习进程。然而，从一开始的洋务运动到最后建立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不算成功。无论是器物层次的模仿，还是制度层次的学习，都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哪怕仅仅是没有成本的、极其简单的“病人的穿着”问题，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综合性的社会差异。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所能解决。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在总结了这一百多年的正反经验之后，确立了立足国情、适合国情、本土化的战略和策略有关。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众多的问题。但我相信，立足国情、适合国情、本土化的战略和策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法国巴黎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


中国政治改革的认识误区及契机
http://www.zaobao.com/yl/tx090514_501.shtml

（2009-05-14）● 伊铭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频出重拳，好戏连台，似也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其干预经济的资源和能力远远超越许多西方国家，凸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势。但是如何运用这种资源和权力，并且避免在刺激经济的同时滋生腐败、官僚作风及滥权行为，如何在危机时刻避免30年改革累积的社会矛盾不致恶化，无疑是北京高层面临的新难题。

    ☆ 改革往往是“逼”出来的

　　这其实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危机也是机遇”是被古今中外发展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学说应运而生，且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罗斯福总统推行的百日新政，用“看得见的手”帮助“看不见的手”拯救了美国，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阴霾，成为人类史上化危机为转机的典范。与此同时，这次大萧条也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还是一个落后贫弱的农业国，工厂老化、技术陈旧、重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缺乏。而5年之后，苏联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化的转变，成为世界级强国。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计划经济难以为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但中国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1997年前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成长起了一大批像韩国的三星集团和中国的力帆集团这样的国际化企业。尤其是三星的崛起已成为由危机化为转机的经典个案；2003年蔓延全国的“非典”（沙斯）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则大大考验并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稍纵即逝，它只青睐那些既有政治智慧又不乏政治勇气的人物。历史上的一些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不假思索地拒绝改革，或是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意识到“错失良机”。例如抗战胜利后的 1945年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启开了改革的“时间之窗”，如果蒋介石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抛弃内战思维，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不仅可以避免一场历时三年的兄弟相残的内战，也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良性循环的宪政制度也未可知。

　　改革往往是 “逼”出来的。如何在压力之下换取长久的发展动力，需要做冷静的思考，精密的布局，更需要在思维上推陈出新，谋定而后动。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仅在经济层面“调控”，政治层面微波不兴，绝非上策。中国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经济危机的助推之下，必然会涌动、鼓荡乃至爆发，从而孕育着中国发展路向的无限可能。

　　危机也是机遇，改革正当其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是改革需要外部动力，风平浪静的年代难以改革。其原因在于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变革需要外部的触动。比较而言，在危机时刻推动政治改革其风险与成功的几率并存，但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因为：一、在这个时间段民众的承受的能力往往也比较强，对改革者的努力会有更多的理解；二、推动改革所影响的组织业绩损失比和平时期少得多。就是说，改革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对推动者来说风险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政治改革总是如履薄冰，而前进每一步都需要破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与迷思。现在也是一样，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特色”的体制似乎展现着特有的优越性，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的迅速反应，北京奥运的完美落幕以及卓有成效的经济刺激方案，对比美国的包括美林证券、房利美、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无霸相继沉沦、白宫束手无策，无疑增强了中国对现有体制和发展方向的信心。

　　于是乎就得出一个结论：不搞政治改革也能发展经济，不推动民主建设也能实现“强国梦”。但不能就此认为政治改革可有可无。

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经济繁荣必带来利益纠葛，矛盾冲突。况且，诸如工人下岗、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等沉积多年的社会矛盾，仅从经济角度思考就很难有什么结果，唯有通过政治改革，完善体制和机制才能有效化解。

    ☆ 改革核心依然是民主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化主要在经济，政治改革基本上裹足不前，这当然不是事实。依30年前中国以政治立国的情势，如果没有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另有一些西方学者担心，应对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北京高层放弃政治改革的借口。曾被官方媒体高调宣传的大部制鲜被提起，中国民众期盼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按下不表，反腐机制仍没有太大突破，都令外界深感疑虑。这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不但让中国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也增加了利用外部矛盾转移视线的诱惑力。

　　这种认识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并不一定准确，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式改革思维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存在偏见。例如当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西方国家并不看好，认为只触动经济层面而对于政治体制按兵不动的“跛脚”改革不会成功，结果是，中国基本实现了“大国崛起”。例如现在，北京认为“社会和谐”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西方看来，北京力倡的“社会和谐”就是维持现状和暂停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同义语。事实上，实现“社会和谐”需要融入政治改革元素。西方学者表示，只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紧张的问题﹐而北京则认为经济稳定才是维护秩序的一种更可靠的选择。

　　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常常成为西方媒体的批评对象。对于一个国家变革的路径，需要得到外界的理解与尊重。因为变革必然会在一个现实平台上展开，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如何平衡变革社会中权威与自由的关系，如何将普世价值融于个性化的民族文化和体制之中，外界说三道四往往不得要领。狂飙突进式的改革固然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风险太大，付出的社会成本也会很高，“稳”字当头、循序渐进，进程虽然缓慢，然而脚踏实。已故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经这样忠告：可以预期，未来的政治变革仍将以稳健和缓进为特色，积小步为大步。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2月表示，“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现在对民主的讨论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头。”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还是民主，道理很简单，扩大公众的参与管理，有助于充当安全阀，释放社会紧张的压力。中国多年来就在试图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难题，效果并不明显。权力高度集中最大弊病就是缺乏纠错机制，政党纠错机制并非来源于党内而是公众监督。倘若北京高层能借金融危机的势头逆势而动深化政治改革，不仅会事半功倍，也比较符合社会期待。▲ 作者● 伊铭是旅美媒体人


中国成功阻止美军间谍对中国预警机的破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996270100d3a2.html?tj=1

    2009-05-14: 中国军方日前一则“解放军空军告别了完全依赖地面指挥引导空中战机的传统模式，新大纲让指挥所由地面‘飞’到了空中”的消息，引起美台方面的注意。有媒体猜测，解放军空中预警机已经正式服役。
 
　　报道认为，中国正式部署预警机的战略目的，是为了向境外实施军力投射，同时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可以挑战美军任何形式的介入。由于亚太美军早就捕捉到解放军空中预警机正式服役的情报，因此已经从多个方面寻找中国空中预警机的“软肋”。

　　《世界新闻报》报道，在中国部署预警机之前，美军拥有先进的预警机部队，从而使得美国海军在海战中具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大陆如没有空中预警机，那么一旦与台湾、美国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将置自己于不利位置。

　　据知情人士透露，亚太美军已经从三方面下手，收集解放军空中预警机正式服役的情报。

     ● 美军判定，中国空军的预警机是俄制伊尔-76运输机的改版，其最重要的空中预警系统则是以色列“费尔康”系统的升级版，两者之间应该有“许多相似之处”。美国空军的技术与情报人员早在一年前，就频频前往以色列，努力说服以色列军方全面开放“费尔康”数据。

　  ● 其次，自从中国空军的预警机开始试飞以来，美军一直试图截取中国预警机的空对地信号。日常担负截取中国预警机信号任务的，是驻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390情报中队的3架RC-135战略侦察机。

　　知情者透露说，从去年年初开始，这3架RC-135战略侦察机，就特别改装了用于捕捉中国预警机信号的电子系统，并将侦察重点由朝鲜转为中国南京军区，在东海和台海上空飞行架次增加。

　　● 第三，加大与台军分析中国预警机性能的合作力度。2006年，当美军研判中国预警机项目“遭遇重挫”时，台军方警告美军说：“大陆有的是办法和资源，我不觉得挫折会对中国空中预警机产生多大影响。”事实证明，台军判断非常准确。加上台湾军方主要面对南京军区，而大陆空中预警机眼下“判定”多驻南京军区，因此美军正加大与台军情报分享。

　　台湾方面对大陆预警机正式服役后，台湾的防卫能力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有了预警机以后，大陆对台湾在东海空域战机与舰艇的活动状态将一览无余，台湾战机一升空、舰艇一出海即遭其跟追锁定。未来台湾军方如果发射巡航导弹等反制武器，也可能在海峡上空飞行时就被发现，甚至连重型坦克的行动都会被侦测到。

　　台湾军方透露，针对大陆预警机服役，台军已采取相应对策，台军开始在金马地区部署有效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新型“天弓”远程防空导弹，虽然其命中几率并不高，但可逼迫大陆预警机只能在离岸200公里外。由于台湾中央山脉可发挥低空遮蔽作用，大陆预警机侦测识别精度多少会有所降低。此外，台军还在研发战机和导弹隐身技术。▲


中国新技术阻止美国发动网络战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4553070100davk.html?tj=1

    2009-05-14 中国已经为自己研发出更安全的操作软件，并已经安装在政府和军队的系统中，旨在令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无法渗透进中国的网络。

    这个操作系统名为银河麒麟 (Kylin)，有关这一系统的消息在美国国会最近的听证会上公布。听证会提供了中国政府准备与美国发动网络战争的最新细节。

    为美国政府提供网络安全建议的专家凯文·G·科尔曼说：“我们正处于网络军备竞赛的初期阶段，需要对此作出反应”。科尔曼在4月30日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到了银河麒麟。

    科尔曼说，银河麒麟的研发意义重大，因为这个系统“强化”了中国关键性的服务器。美国防卫网络战争的能力一直着重于进入中国政府和军方配备操作系统更为脆弱(比如说微软的系统)的电脑。

    科尔曼说，银河麟麟的研发也会使美国网络防卫能力无效，因为美国的网络武器是针对Linux、UNIX和Windows。

    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揭示了一些被形容为在网络空间酝酿的战争的最新细节。他们表示，中国的电脑黑客正在准备对美国发动强大进攻。这些黑客有的是由共产党政府和军队在背后支持。

    这些专家说，北京军方为其部队招募电脑黑客。国会听证会上确认其中一人建立的公司被追踪到曾发动过针对五角大楼电脑的袭击。

     身为电脑安全专家和国家情报以及美国战略司令部顾问的科尔曼说，中国一些官方和附属于官方的机构正处于战时状态，以期通过网络获取有用信息。

    科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河麒麟系统从2001年开始研发，政府和军方的服务器在2007年转成这种系统。

    科尔曼又说，中国已经研发出一种安全的微处理器。与美国制造的芯片不一样，这种微处理器经过强化，能抵御黑客和自动化操作的恶意软件的进入。他表示，如果加入一个强化的微芯片和一个强化的操作系统，能构成一个很好很牢固的平台，抵御外部侵略，捍卫基础设施。

    被问到美国是否能在网络战争中胜过中国时，科尔曼表示会是打平的局势。他表示，在这种新式战争中，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力量旗鼓相当。▲


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灵丹妙药
http://news.sina.com.cn/c/2009-05-14/09251781291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4日 国际在线

　　较长时期以来，一些西方政要、学界、舆论界一再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会形成权力专制，而且容易导致各种腐败。一些西方势力还把持着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西方，英国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英国两党制度是在16—17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酝酿产生的，是政治与宗教斗争长期较量的产物。围绕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托利党和主张维护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

　　政党政治的建立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为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不佳，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许多公众及理论家批评政党利用公共权力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毒化社会风气。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政党的态度，他们担心基于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党派有分裂、独裁和腐败的倾向，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对政党机器及政党老板操纵选举深恶痛绝，甚至极力防止政党在美国政坛产生和形成。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出于利益分赃和权力分配的现实需要，政党还是不以华盛顿、杰斐逊等政治家的主观意愿产生了。

　　确如某些美国立国者所担忧的那样，西方政党制度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英国在17—19世纪上半叶，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897年法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议员勾结陆军上层出售荣誉军团勋章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这表明，西方多党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出现公开的体制腐败。

　　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

　　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这成了一种公然的制度腐败。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在美国，政党及候选人不仅获得法律允许的各种透明的“硬钱”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约束的“软钱”资助，捐助人变相地为候选人提供竞选所需的机票、食宿、演讲场所、电视广告播放权等便利，这种公开的腐败行为已是司空见惯。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党接受行业、公司和企业等非法政治献金屡揭不断。据媒体揭露，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党收受的企业回扣与各类政治献金，平均每年达近百亿美元。德国一位前政党领袖在下台后被曝接受千万马克的政党献金丑闻。日本政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各种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90年代初的“东京佐川快件公司贿赂案”以及金丸信偷税漏税数亿日元重大案件，引发日政坛“政治地震”，导致自民党随后的分裂及选举失败，连续执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权。英国近来也曝出的“金钱换爵位”和房地产商亚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选举政治下政党沾染上的腐败丑闻。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当政者一般都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而且，西方国家获胜政党上台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有的党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确凿证据和把柄，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避，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在西方，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本党“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泯灭丑闻。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都曾曝出相关腐败丑闻。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政治是各种利益团体利用所谓民主制度向权势集团和当政者进行意愿表达和利益申诉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当前美国有游说公司25000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英国有各类游说公司1100多家，欧盟总部布鲁塞尔驻扎各类说客2.5万人。在西方，游说政治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投小钱获大利的暴利“产业”。据报道，前几年，美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公关经费5100万美元，却换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仅波音就拿到52亿美元的大单。2004年全美游说费用达21亿美元，而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利益则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

　　权钱交易是游说政治的灵魂。游说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为一己之利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西方各种游说丑闻不断曝光，且触目惊心。美国一游说大鳄杰克·阿布拉莫夫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用重金贿赂包括众院多数党领袖等诸多国会议员，为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部落开设赌场、为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为外国元首能够面见总统布什等众多需求进行游说，这一“游说门事件”在2006年被揭露，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涉及金额巨大，在美政坛产生重大震动，美众多政界大员为与之划清界限，纷纷退还献金以示清白。

　　游说政治的长期运行，在西方一些国家造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其消极影响与危害性，学界、舆论界也一再声讨，但就是无法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与西方政党制度和所谓的多元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 (来源：光明日报 钟廉岩　)


西方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
http://news.sina.com.cn/c/2009-05-14/092517812910_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4日 国际在线

　　西方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容易引发权力专断和腐败等为由，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结果事与愿违

　　自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等价值观，威逼利诱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实现所谓民主、良政、廉洁等施政目标。为此，近二十年来，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国。

　　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其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前严重。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多党制的同时，把西方政党的某些腐败行径也模仿过来，乃至“发扬光大”。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曾因腐败等原因遭弹劾或被赶下台。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慑于牵涉执政党、主要政党的利害关系，未被曝光和大事化小的腐败丑闻更是不计其数。

　　腐败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社会公害，为国民所深恶痛绝。近期的这轮多党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多党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少经历所谓多党民主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那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多党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不仅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 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　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关联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和内容

　　透明国际的相关数据及情况显示，从表象上看，腐败的严重程度多与贫困、制度缺失、信息不透明、民众政治参与不够等有关。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腐败的社会成本较低、社会影响相对要小。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较高，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设相对完善，信息更透明，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实施腐败的社会成本要大得多，使得其相对廉洁一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否认自20世纪特别是战后以来日趋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设在遏制和减缓腐败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即使这样，包括在最廉洁的北欧诸国，腐败现象迄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腐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类腐败丑闻的发生，多党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公共机构代表多是代表本选区、本地方利益来行使权力，它往往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甚至为此不惜赔大求小、损“公”肥“私”。多党制条件下的不少执政党缺乏长远考虑，只为短期利益甚至为一党和部分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谋划，直至实施公开的制度性腐败，等捞足各种实利下台“休养生息”数年、积蓄力量后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多党制环境下的许多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会去真心反腐，也没有能力完全根治腐败行为。它们更多的是把揭腐、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众面前作政治表演，捞取政治资本，以实现执政或不让对手上台的目的。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更先进、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它不仅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有着崇高理想目标，具有长远战略谋划，是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矢志与腐败作斗争并立志要消除腐败的政党。尽管当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制度规制不健全、部分党员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腐败现象也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它同那些建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多党制国家有着本质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从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腐败问题，强调腐败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不法行为、是寄生在我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明确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自立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既注重加强对反腐防腐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同时又下大力气查办、惩治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有能力惩治腐败并最终要解决腐败问题的信心，并从中展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优势。

　　总之，腐败问题的根治，仅仅是通过某一种制度如政党制度去解决是不可行的，它需要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手段相配合，通过综合性治理才可能逐步得以解决。▲ 来源：光明日报 钟廉岩　)


美中军事官员将解决中美海上对峙问题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5-14/0713551672.html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王斯报道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威拉德(Robert Willard)12日表示，美国和中国军事官员试图化解近期在中国附近海域的中美舰船对峙事件。

　　威拉德在出席新加坡举行的地区海军会议时表示，中美高官针对中国船只和美国海监船近期发生的对峙事件，进行了“坦诚讨论””。他表示：“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合，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以免事态扩大。”

　　报道称，中国表示，美国未获授权进入中国“专属经济海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威拉德称，美国船只将“继续在发生争议的海域航行”，“中方对他们的专属经济海域非常敏感，联合国海洋法允许在专属经济海域从事军事活动，我们将继续如此作业。”

　　威拉德还称：“中美双方对国际法的法律层面解释不同，我们希望能化解分歧。”

　　继中美南海“无瑕号”事件后，中美舰船5月1日在黄海海域发生对峙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美国海军监测船“胜利”号违反有关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法规，在未经中方许可情况下进入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中方对此表示关切，已要求美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