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官场开始新一轮的人事变动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0866

    2009-5-10: 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官场开始新一轮的人事变动，据中国网站消息指，天津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散襄军，调任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不再兼任市政法委书记，市委常委马振川不再兼任市公安局长一职。

　　☆ 当局决搞好京城治安

　　作为首都的公安首脑换将，意义非同小可，当局决心搞好首善之区的治安。

　　而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苟利军，则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据中国网站百度百科披露，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散襄军，近日已被中央任命为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今年55岁的散襄军，属天津本土干部，曾先后任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港保税区工委书记、塘沽区委书记、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等职。

　　☆ 王安顺不再兼管政法

　　他调任新职后，意味51岁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不再兼任市政法委书记，他是否外调他职尚未知，而已年届60原北京公安局局长马振川，虽仍保留市委常委和市政法委副书记职务，但一般相信他将在年内退休。

　　☆ 苟利军任厦门市委书记

　　由于福建厦门原市委书记何立峰，已被任命为天津市委副书记，主管天津滨海新区工作。天津市委常委兼滨海新区原管委会主任苟利军，则与何对调，被任命为福建厦门市委书记。今年56岁的苟利军，亦是天津本地干部，曾任已故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秘书、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兼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

　　☆ 张明家出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

　　昨日，武汉警备区召开宣布领导班子成员调整命令大会。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苑世军少将宣布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签署的命令，批准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施克华退休，任命张明家为武汉警备区司令员。

　　楚天都市报报道，苑世军要求，调整后的警备区领导班子，要牢牢把握根本，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要不断提升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要始终抓住核心，切实把班子自身建设搞坚强；要坚持依法从严治军，确保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 央行空降41岁高管 辅佐上海金融中心

　　据新华社报道，就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取得新突破的时刻，央行也“微调”了上海总部的人事安排。记者7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获悉，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张新日前已正式调任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央行上海分行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

　　此间金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务院日前刚刚公布了推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有关意见，央行此次人事安排显示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和重视。

　　张新此时南下上海，受命出任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意味着他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战场转战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战场。“张新既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又有厚实的国内金融管理实践，为人谦和朴实，作风也很扎实，相信他一定能出色完成组织交给他的重任。”一位央行人士说。

　　据悉，张新到任后，与央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苏宁、央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副主任马德伦搭档，并常驻上海主持央行上海总部和上海分行的日常管理工作。目前，张新已经开展在央行上海总部的内部调研。

　　据业内人士介绍，41岁的张新，是位于北京五道口的央行研究生部自己培养的一位低调务实的金融官员。1989年，张新从央行研究生部毕业，1996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后就职于美林证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张新应邀加入世界银行“亚洲金融危机处理特别行动小组”，被任命为世行金融市场局高级金融学家，负责有关国家的金融危机处理，以及银行、证券市场的重整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维护现代金融市场稳定工作的实战经验。经过多年国内金融管理工作的历练，如今，从张新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其“海归”痕迹，更多显露的是国内金融官员应有的专业、理性和对国情透彻把握的务实作风。

　　2000年底，张新回国加盟中国证监会，曾担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2003年11月，央行成立金融稳定局，牵头展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证券公司关闭重组，以及当时形势比较急迫的防范和化解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并承办涉及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的金融企业重组方案的论证和审查以及与金融风险处置或金融重组有关的资产管理工作。当此急需用人之际，拥有丰富金融市场管理经验的张新，于2004年5月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与时任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一道，奔波全国各地，防范化解风险，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久，张新接替出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担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一直到五年后的今天。

　　☆ 金融稳定功不可没

　　据记者了解，张新到央行工作时，正值中国金融业改革和金融风险化解进入攻坚阶段，张新主政的央行金融稳定局肩负了重要职责。当时，国务院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是央行行长周小川。金融稳定局则在周小川、刘士余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国有银行股改的方案设计、股改过程中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基础工作，直接推动了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开行、光大银行的注资、重组和上市工作，并主导了对银河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十余家券商的注资、重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6日发表的相关评论认为，如果中国在过去几年没有及时拆除金融风险，没有推进以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为主的金融业改革，没有加大证券公司的重组，中国能否抵抗住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还要打一个问号。从这点看，中国经济此次能幸运地与国际金融危机擦身而过，“中国央行主导下的金融稳定工作显然功不可没”。

　　当前，正进入全新阶段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离不开央行的支持。 2006年3月，央行成立上海总部，本身就有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决策考量。在运转了3年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央行上海总部也需要在更高水平、更高视野上开展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各方面工作。因此，张新此时受命常驻上海，无疑被寄予了厚望，也肩负着更新的重担。东方早报

　　☆ 人物简介

　　张新：学者官员开始新征程 识宏观、会监管、有资望、懂洋务

　　理论实践能力强--著有《中国并购重组全析——理论实践和操作》一书，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强烈推荐”。

　　海归学者中的翘楚--年仅30岁被任命为高级金融学家，负责韩国、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处理，以及银行、证券市场的重整工作。

　　未来任务--发挥上海总部贴近金融市场一线的优势，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扩大上海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业乃至亚太地区金融的整体影响力，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来源: 明报


中国地震预测备受质疑之后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80929

    2009-5-11 作者: 孙英兰 “汶川地震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给我们一个反思过去的机会，将有助于地震科研工作者在地震预报、震害防御、工程地震、组织管理、地震基础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年间，曾备受质疑的地震科研工作不曾有片刻停止。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研究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他刚刚从震区回京，这已是他第8次前往震区了。徐锡伟曾担任地震现场应急科考队技术负责人，这支队伍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迅速成立，由来自中国地震局系统相关单位的地震地质工作人员和部分在读研究生组成。

　　科考队以绵阳市为基地，分9个小组对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北段开展应急科学考察，目的是调查“5·12”大地震的发震构造，重点查明这次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展布、规模、同震位错，填绘大比例尺的地表破裂带展布图，同时收集这次大地震的部分地震地质灾害资料。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对地震的余震预报工作就开展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对本刊记者说。

　　徐锡伟表示，从某种角度讲，“汶川地震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一个反思过去的机会，将有助于地震科研工作者在地震预报、震害防御、工程地震、组织管理、地震基础研究等方面有所突破。”

　　☆ 知难而进的地震预测

　　早在1956年，“中国地震活动性及其灾害防御研究”就被列入《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地震预报研究计划，比西方国家早十年左右。

　　从1966年3月发生的邢台地震，到海城、松潘、盐源地震，再到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科研工作者对地震的研究一直在跟进。“没能预测出地震，作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痛苦，但我们的工作从没有停止，我们一直在努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记者坦陈。

　　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的统计数据来看，地震是群害之首。中国是受地震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全球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总数，中国就占了一半；汶川地震夺去8万多人的生命，直接经济损失约8500亿元。这使得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颇受社会各界关注。

　　“但是目前我们对地震成因机理还没有搞清楚，不知道哪些异常是真正的地震前兆，哪些异常与地震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对地震孕育过程还不了解，要对地震进行准确的预测就非常难。这需要进行长期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徐锡伟在早些时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运泰表示，地球是一颗不断运动变化、十分活跃的星球，它不但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能源和环境，也不时地兴风作浪，给人类带来麻烦和灾害。目前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地球科学，“到目前为止，地球科学家对地球内部的认识、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认识固然比先前增进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离社会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即将离京前往意大利的陈运泰告诉本刊记者，此次出访是受意大利政府总理的邀请，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对4月6日发生在意大利拉奎拉市的大地震进行“会诊”。

　　陈运泰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地，大地震、灾害性地震不断，人们三天两头就能听到有关地震的消息。但准确地预测地震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未能破解的科学难题。

　　地震预测难在哪里？陈运泰认为，困难主要有三点，一是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二是大地震的“非频发性”，三是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

　　他解释说，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是古希腊人的一种说法。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人类目前还不能深入到处在高温、高压状态的地球内部设置台站、安装观测仪器对震源直接进行观测。大地震是一种稀少的“非频发”事件，大地震的复发时间比人的寿命、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长得多，这限制了作为一门观测科学的地震学在对现象的观测和对经验规律的认知上的进展。地震是发生于极为复杂的地质环境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地震过程是高度非线性的、极为复杂的物理过程。

　　中国防震减灾工作开展以来，已实现了多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至少减少了近10万人伤亡，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的具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地震灾害的信心。

　　对此，陈运泰认为，尽管人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主要是靠经验性的方法预测地震，从科学的角度尚未认识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经验性的地震预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要实现地震预测，就不能停留在经验性预报的阶段，还要研究、弄清楚地震发生的内在规律。

　　作为长期从事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并在地震波理论、地震震源理论和数字地震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运泰去年曾作过多场有关汶川大地震的学术报告和关于地震的科普性报告。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常把地震预测比作盲人摸象。而在他看来，地震预测研究、地震研究远不如盲人摸象。盲人摸象，还能“摸”，而地震学家只能在地球表面(在许多情况下是在占地球表面面积仅约30%的陆地上)和距离地球表面很浅的地球内部，用相当稀疏、很不均匀的观测台网进行观测，利用由此获取的，很不完整、很不充足、有时甚至还是很不精确的资料来反推地球内部的情况。地球内部是很不均匀的，也不怎么“透明”，地震学家在地球表面上“看”地球内部连 “雾里看花”都不及，何谈盲人摸象？

　　“但我们了解和认识地震预报的困难是为了克服困难，找到难点，以便对症下药。困难不能作为放松或放弃地震预测研究的借口。正是因为困难，才需要有地震学家去攻坚。因此，地震工作者要迎接挑战，知难而进，这是我特别希望加以强调的。”陈运泰说。

　　☆ 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启动

    徐锡伟告诉本刊记者，这一年中，除了到震区进行地震地质调查、考察收集资料外，他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还承担了两个大的科研项目：
    
    一是《汶川地震断层及发震机理》。这是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台湾李国鼎基金会分别资助、两岸正式开展的第一个有关汶川地震的重点科技合作项目；
    
    二是财政部专项《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力推动我国震害防御能力建设，并为地震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平台。

　　据介绍，全球地震可分为板块边缘地震和板块内地震两大类。而地震灾害绝大部分来自板块内大陆地震。我国大陆地处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相互作用的交接部位，发育着众多的具有发震能力的活动断层，地震活动频度高、震级大，地震灾害严重。历史上记录到的绝大多数破坏性地震与这些活动断层密切相关。大量的震例表明，活动断层不仅是产生地震的根源，而且地震时沿断层线的破坏最为严重，人员伤亡也明显地大于断层两侧的其他区域。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从土耳其、台湾地震造成的损失分析来看，科学规划城市建设、保证城市安全、抗御地震灾害迫在眉睫，首先要加强探明城市地下活动断层的分布及其危害性评估工作。”

　　鉴于活动断层与地震灾害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大陆严重的地震灾害现实，活动断层填图与探测及其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日益受到重视。2006年颁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提出，要“继续推进活动断层调查，实施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填图计划，编制1：50万数字化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分布图、1：25万主要活动构造区带活动断层分布图和局部重点段落的1：5万活动断层条带状填图”。

　　徐锡伟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美日等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活动断层在减轻地震灾害方面的重要性，相继实施了与活动断层相关的减灾项目，试图通过对有潜在发震危险的活动断层的调查与探测，更合理地进行国土规划和抗震设防，减轻城市可能遭遇的地震灾害损失。

　　在活动断层研究领域，中国存在明显差距：由于过去对活动断层的危害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尚未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大比例尺活动断层填图与地震构造探测工作，对活动断层的分布缺乏全面了解，对其发震危险性没有作出科学的评价，没有对全国范围内最新获得的非常有限的活动断层基础数据及时汇总；现有的成果难以编制中国大陆活动断层分布图，供国土资源规划和国家制定各种减灾对策使用；缺乏相关活动断层基础数据库及社会服务系统，不足以为政府和社会利用，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徐锡伟认为，通过《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这一为时5年的科研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活动断层领域的研究空白，还可以使年轻的科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培养一批博士、硕士等专业技术人才，为防震减灾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宝贵的人才储备。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搞地震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但同时也应在政策层面提倡和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路探索；应真正摒弃学术偏见，形成科研合力，共同为中国的地震科研事业作贡献。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中国迄今已建立了120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布设了总长度达数万公里的流动测线，建立了近万个群众业余监测哨，覆盖全国、现代化的地震观测网络初具规模，有关地震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业已陆续启动。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水库地震监测与预测技术研究”及“基于空间对地观测的地震监测技术、预测方法与应用示范”，是国家全额拨款的研究项目，它们已于今年2月下旬获科技部批复。

　　“国家地震速报备份系统(自动速报系统)”已于4月27日通过了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组织的验收。目前该系统能同时处理国内外1000多个台站的实时数据，具备了对国内大部分地区M≥3.5级(M代表“震级”，以下同)、周边M≥5.0级、全球M≥6.0级地震的自动速报能力，该系统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自动地震速报技术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后进入实用化阶段，将大大地提高地震速报的时效性和可靠性，为开展地震应急救灾、减轻地震灾害赢得宝贵的时间。

　　☆ “入地”计划拉开序幕

　　今年4月22日是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这一天，由中国科学家历时6年构思、策划的重大科学计划“地壳探测工程”的培育性计划——“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2008～2012)”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入地”计划拉开序幕。

　　据这一专项的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研究员介绍，开展“地壳探测工程”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大陆岩石圈结构、活动过程与动力学机制，把握地壳活动脉搏，开辟深层找矿新空间，为国家安全了解深部物性参数，为实现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重大突破、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供全新科学背景和基础信息，全面提升地球科学发展。

　　董树文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对资源需求急速增长，地表或浅层矿产发现的机会越来越小，资源勘查走向深部成为必然。开展地壳探测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资源的迫切需求。然而，迄今人类通过打钻直接了解的地下深度仅有12 公里，相比6378公里地球赤道半径，科学家对地球深部的认识仍然“很肤浅”，“还不如对茫茫太空的了解”。

　　欧美等国早已开展了“入地”计划。美国在1970年实施此项计划，现已进入第二轮地壳探测。通过第一轮探测，美国制作出了美洲大陆6万公里地壳的反射地震剖面。而中国现在通过该方法完成的剖面只有4500公里，是美国的1/15，英国的1/8，俄罗斯的1/5。

　　董树文认为，深部探测水平的落后是中国地学研究水平、资源探测技术、灾害预报能力落后的重要原因。在解决资源问题的同时，了解地壳深部结构，分析深部的动力过程，探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动力因素，已日益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大陆内部的地震十分活跃，汶川大地震的发生足以警醒世人。此外，活火山结束休眠期、重新活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据了解，本次启动的“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为期5年，主要任务是为“地壳探测工程”作好关键技术准备，解决关键探测技术难点与核心技术集成；进行一些试验、示范，形成若干深部探测实验基地；积累数据，积聚、培养优秀人才，形成若干技术体系的研究团队；完善“地壳探测工程”设计方案，推动国家立项。专项由国土资源部组织管理，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实施。目前，已有 12位院士、120多位教授和研究员参加该专项研究。

　　“4月22日启动的首批1/3课题属于委托课题，由中科院、教育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等单位承担。其余2/3的课题都将以公开竞争的方式确定。”董树文介绍说。

　　资料表明，中国拥有全球最复杂的岩石圈结构：位于东部的岩石圈厚度只有70～100公里，是全球最薄的岩石圈，但西部却达到200多公里；东部的地壳厚度仅有30公里，但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壳达到70公里。“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下，深部探测必须做试验和示范工作”。

　　据介绍，“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包括大陆电磁参数标准网实验研究、地壳全元素探测技术与实验示范、深部探测技术实验与集成、深部矿产资源立体探测技术及实验研究、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地应力测量与监测技术实验研究、岩石圈三维结构与动力学数值模拟以及深部探测综合集成与数据管理等8项内容。

　　董树文认为，深部探测专项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地球科学已经进入到深部探测时代。建立起来的有效、可行的技术组合将为“地壳探测工程”提供技术准备，推动我国深部探测和超深钻探技术发展，缩小与国际地学发展的差距，并在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来源: 瞭望


科学家预测全球性大流感已经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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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12日电 据英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科学家首度发表对甲型H1N1新型流感蔓延的详细分析报告。

　  分析显示，这一新型流感的爆发可以与上个世纪的全球性流感相比。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对甲型H1N1新型流感蔓延的详细分析报告。

　　这是自甲型H1N1流感爆发以来，科学家首次对它的传播程度和死亡人数作详细分析。

　　分析预测显示，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要比一般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强得多。

　　季节性流感的传染率通常是十分之一，而现在这一新型流感的传染率，到目前为止是三分之一。

　　这一研究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数百亿人受到H1N1流感病毒的感染。

　　虽然这份分析报告对死亡人数的预测不很清楚，但报告指出，病人的死亡率可能在千分之4到千分之14之间。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专家此前的担忧，那就是一场全球性大流感现在已经初见端倪。▲


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512b.shtml

 　（2009-05-12） ● 郑永年 很多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基层正在迅速进入令人担忧的无政府状态。黑龙江省通河县魏玺村48户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恶势力所霸占。广东东莞数以百计的儿童失踪，而地方政府几乎是无动于衷。

　　更令人发指的是发生在贵州习水的大规模性侵幼女案和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要知道这些案件的主犯竟是政府的基层干部，是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是政协委员等等。

　　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权的最基础，是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基层社会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但现在，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

　　中国到处都是政府衙门，到处都是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人民则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政府，他们所想看到的官员。就是说，对中国基层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是谓“无政府”。

    ☆ 最怕政府成为非正义的制造者

　　说中国基层的无政府状态有几层含义。首先，无政府可以指基层权力真空的出现。权力真空的出现给各种恶势力如黑帮团体和邪教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很多地方，恶势力主导地方政治，政府纯粹是恶势力的工具。在农村，家族势力也属于这一类。

　　其次，无政府也可以指地方政府职能失效、失控，甚至失败，导致恶性社会后果。在这个方面，无政府早已经不新鲜。早年的河南等省流行爱滋病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各地不断产生的特殊病村（如癌症村、肺炎村等）也同样和地方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的恶性追求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类，就是上面所说的，政府本身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政府本身成了恶势力。

　　无政府状态并不是说在这些地方没有政府，而是说政府本身成了无政府最主要的根源。为什么需要政府？最基本的是因为人类需要安全的保障，而安全保障并不是其他各种私性机构所能提供的，体现公权力的政府的存在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如果说在前两例中，政府无能提供保障，那么这后一例指的是政府本身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在这里政府则成了非正义的制造者。

　　对中国来说，这第三类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为政府的内在部分（而非偶然），从而也对整个社会和政权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恶势力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恶势力可怕，但可以整治。政府和恶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可怕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演变成了恶势力，或者被恶势力所利用，或者利用恶势力。在这里，不仅人民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受害者。

    ☆ 在中国道德是政权的基石

　　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基层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皇帝统而不治，皇权深入不了社会。在基层，皇权只是一种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本身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自治共同体，有很多保护机制来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和安宁。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使得政权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在基层，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机制。尽管一般认为毛泽东依靠权力管治基层官员，但实际上除了权力管治，毛泽东还发展出了其他很多机制，迫使基层干部不会太过分欺负老百姓。

　　例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功能，多少给基层官员一种道德感。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式的民主，就是普通人民每隔几年可以对干部提意见，甚至批斗。尽管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但毕竟维持了社会对基层干部的压力。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基层政权就开始出现危机。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引入了民主方法。但现在看来，村民自治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

　　今天的村民自治既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自治，就是说，农村居民很难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去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地方官员的行为构成制约。

　　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实际上一直处于衰败状态。不管中央政府实行怎样的政府，农村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

　　但对基层政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道德主义。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

　　上述所说的那些强暴幼女和强奸中学生的基层干部对这种兽行不仅毫无羞耻感，反而引以自豪，互相攀比的情况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切都被货币化，不管他们干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都可以证明是合理的。

　　在民主国家，因为有媒体的监督和选举的压力，非道德的官员被有效排除在政府之外，同时也对官员的非道德行为构成有效的制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的一党执政，道德是政权的基石，道德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百姓视官员为父母官。但是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了。所以才出现了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

    ☆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

　　这并不是说，执政者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也一直在强调基层政权建设。执政党能够接受农村的民主方法就是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上层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来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为什么基层越来越腐烂呢？

　　在传统社会，基层共同体能够抵御政权不合理的侵入。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还拥有应付基层官员的机制。但现在呢？人民在官员面前赤裸裸、一穷二白。

　　权和钱都被少数人所垄断，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基层官员把老百姓视为是权和钱的奴隶，很多老百姓也事实上被迫沦为钱和权的奴隶。尽管有些民主机制，但微弱的民主机制在权和钱面前毫无价值。

　　例如上访。上访可以说基层人民发出声音的唯一办法。但是，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上访者被地方政府投进牢房了呢？实际上，上访是地方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上访越多表明基层越是无政府。原因很简单，人民在地方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只好往上处找。

　　因为缺乏有效的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和压力机制，对基层干部来说，“唯上”成为了他们唯一的责任。但是，“唯上”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确可以对上负责。

　　如果真能对上负责，那也不错。毕竟上级政府和官员还是希望下级作些好事情的。可惜的是，“唯上”的现实是“欺上”，就是欺骗上级政府。

　　这同样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没有自下而上的压力。当基层人民不能给基层干部施与任何有效的压力的时候，当上级政府被欺骗的时候，基层干部自然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没有比从基层开始打天下的共产党认识得更清楚的了。政权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基层是整个政权的基础。一旦失去基层，执政大厦就会摇晃起来，搞不好就会顷刻倒下。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尽管这些年来，类似本文所引述的政府丑闻从没有间断过，但各级政府官员照样年年莺歌燕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沉醉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年年变化的GDP数据中。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腐败、毫无羞耻感、粉饰太平，这些才是政权的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敌人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在基层政权腐败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再也不可以这样下去，欺骗老百姓，更欺骗自己了。对执政者来说，应当认识到，光靠自身体制内的换汤不换药、左手砍右手的改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了。

　　走出体制，走出既得利益，直接面向人民，是改革的唯一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到头来就会演变成为社会来改革政权了，就是历史上频繁发生的革命。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中国军事战略思想正在悄然转变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510b.shtml

　(2009-05-10) 近日，中外媒体的眼光聚焦于一个重要动态：中国军队下半年将举行跨军区的联合军事演习。据媒体报道，这次演习非同小可，涉及4个军区和空军，出动兵力4个作战师近5万人，机动里程达5万多公里。如此规模、如此范围、如此长远距离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建国以来尚属首次。

　　关于这次演习的诸多特点，媒体已经做了详尽报道，笔者无须多言。但有两个“亮点”不能不提及，这就是4个军区的跨区演习和总里程长达 5万多公里的战略投送。根据这一动向，笔者冒昧推测，这次演习预示中国军事战略思想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以东南沿海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开始转向应对多方位甚至“全方位”的突发事件上来，“超越2009”将成为这种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

　　军事演习历来是军队在和平时期对未来可能面临战争情况的预演，是对新的军事战略和作战思想的实际运用和检验。应付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突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在加强主要战略方向运筹的同时，注重战役机动作战，这是近些年来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要旨所在，其重点亦是立足于应对未来的台海冲突。在此背景下，跨区演习没有超过战役范围，远程投送没有超过战术规模。相比之下，此次将进行的跨区演习，的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超越”，因为演习的目光已经投向更广阔的战场。

　　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军事斗争主要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思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逐步转变到主要应付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进而又发展到着眼于应付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在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从东南沿海到“三北”地区，继而转移到西南方向，其后又回到东南沿海，这也是根据安全威胁的不同，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现在，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又在进行新的调整，这是促使军事战略思想相应转变的重要动因。

　　目前，中国军事斗争形势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台海两岸出现前所未有的缓和局面，和平与合作成为主导趋势，因而那种带有临战、应急特点的军事斗争准备，将会逐步转入立足于相对缓和、相对长远的准备。当然，在台湾局势还存在一定变数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军事压力仍不可偏废，战略上仍须关注这一方向，但战略重点的调整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战略谋划的要求来说，不谋全局不足于谋一域，而环视中国时下的周边安全环境，确需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今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各种事件频频发生，来得突然也相对密集。在朝鲜半岛，因朝鲜发射火箭导致局势骤然紧张，朝鲜在退出“六方会谈”后，正在加紧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这一地区的动荡短期内难以消失，前景也令人堪忧。在东海和南海，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有所加剧，相关国家的纷争明显升级，加之中美在南海、黄海相继发生对恃，海上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西南地区，中印领土争端再度凸显，印度领导人公然前往争议地区视察，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积极推进战场建设，显示“军事存在”，印度国内关于“中印必有一战”的喧嚣声也充斥于耳，可见西南边陲亦不平静。

　　自然界的地理板块碰撞，会打破地质结构的平衡，造成威力巨大的地震。人类社会“地缘政治板块”的碰撞，同样会打破战略布局的平衡，从而带来战略局势的不稳定。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几十年来始终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安全总是相对的，威胁重点却时有不同。台海局势开始呈现相对稳定状况，其它地区又有了新的麻烦，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因为如此，正确判断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着眼于应对多方向甚至“全方位”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威胁，适时调整军事斗争准备重点，实现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然之举。

　　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但战略谋划必须善于把握那些具有长远影响的因素。作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来说，加强战场建设，加速海军和空军发展，提高陆军战略投送和进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这是确保夺取未来战争胜利的三个重要因素。在海上威胁愈益上升，陆地威胁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解决好以上三个环节，就能奠定灵活应对的基础，就能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北京学者：田一枫）《联合早报网》


台湾问题其实是“中美问题”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tw090512.shtml

    (2009-05-12) 台湾问题至今未能解决，重要原因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阻扰中国统一。这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正统论述。

　　但是，可以断言，台湾方面一定不会认为美国等国家插手台湾问题是“反华行为”，反而会认为是“亲华行为”。因此，在一个中国中，有些中国人认为美国等国家是“反华势力”，有些中国人认为美国等国家是“亲华势力”，孰是孰非？显然，在台湾问题中还有“中美问题”。

　　如果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一定要认真研究美国等国家插手台湾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人们能够认真研究中美上海公报的话，可以发现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目的。因为，美国方面在该公报中声明：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

　　显然，美国方面提出的所谓“和平竞赛”，其实是“和平演变”，即使各国在“和平竞赛”中自行“改变”各国的社会制度。因此，美国的“和平竞赛”还可以解释成“制度竞赛”。

　　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知道美国提出“和平竞赛”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因此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声明：各国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不难发现，中国方面已经在声明中巧妙地指出：美国军队驻扎在台湾就是一种“外来压力”和“干预”行为，就是侵略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就是干涉和控制中国内政，就是颠覆中国的社会制度。

　　依据上面所指的中美两国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提出的声明内容，经过相互比较，可以发现，因为当时美国在台湾驻有军队，因此美国在那次会谈中已经输给中国人。为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如此让步：“它（指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人对美国方面关于台湾问题的“重申”作了解释，大意都只如此：“如果中国坚持自己有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为此而进行军事集结或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一切可以寄予希望的事都将落空”。（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

　　但是，如今美国虽然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而台湾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究其原因，问题在于海峡两岸的社会制度相差实在太大了。简言之，大陆方面的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湾方面的中国人民选择资本主义制度。

　　显而易见，美国其实是故意让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一场“和平竞赛”或“制度竞赛”。可是，由于毛泽东先生于 1957年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因此必然会产生以下一些问题：

　　1、中国的资本主义者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会不会因为“制度之争”而爆发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国共内战”是不是双方为了“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而爆发的战争？

　　2、不管中国是战争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在中国统一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是都是合法制度？

　　3、中国的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能不能在一个中国中“和平共处”？

　　从中美上海公报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不言而喻的重要内容：

　　1）在尼克松先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其实进行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分歧的论战。中国的主帅是毛泽东先生，首席辩手是周恩来先生，而美国的主帅是尼克松先生，首席辩手是基辛格先生，参与谈判的双方代表都是辩手。

　　2）“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这一句话表明双方在论战中涉及很多意识形态分歧。而且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只能“两国各表”，仅仅是“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以及“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可以确定，双方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3）美国方面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争端丢给了中国人——即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之间的“制度之争”。

　　以前，在世界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个国际政治集团之间长期处在使世界局势紧张的“冷战”状态之中。后来，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这非常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但是，由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一个大国，因此中国自然而然地取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这样，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有敌意的美国等国家，它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干涉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遗憾的是，台湾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干涉和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张王牌——台湾牌。

　　综上所述，从中美上海公报中可以发现，美国利用“台湾牌”向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显而易见，这个“美国问题”是非常刁钻的难题，如果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那么，在中国境内必然会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都不能进行暴力革命，尤其是不能使用武装力量进行关于资本主义（即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革命！

　　如果中国人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那么，在事实上，就是针对“国共内战”而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国共两党为什么使用军事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美苏两国为什么在武器、经济、道义上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国共内战”？

　　经过研究，一定能够得出这样的涉及国共内战的结论：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使用武力发动军事战争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都是破坏人类和平和阻碍世界发展的非正义的违法行为，美苏两国长期支持国共两党使用武力，都是“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的违法行为。

　　总而言之，在中美上海公报以后，海峡两岸政府和国共两党都遇到了由美国方面提出的这样一个难题：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有没有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的智慧和能力？  ▲  胡儒德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