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报解析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非政治化”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5-05/1676819.shtml

    2009年05月05日 解放军报: “军队非政治化”的核心，就是主张军队必须始终同政治分开，不介入政治，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或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由于披着“自由、民主”的华丽外衣，这个论调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思潮影响，必须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彻底的批驳。

　　“军队非政治化”割裂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掩盖了军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属性

　　“军队非政治化”的致命软肋在于完全割裂了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政治和军队就相当于“道”和“器”。器者，道之工具；道者，器之附领，须臾不可离也。军队因政治而产生，因政治而存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手段和特有的现象，社会发展需要也离不开政治活动。军队本质上是政治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社会秩序靠公共道德习惯和首领的愿望来维持和调整，这时，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政治，没有军队。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以及剩余产品的产生、贫富的分化，产生了最初的阶级。阶级产生以后，调解阶级关系的国家也就应运而生，国家一产生，各个阶级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于是政治这一特殊现象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全部政治活动中，国家政权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国家政权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威和强制力量，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军队由此得以产生。可见，军队起源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适应政治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志的工具，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政治作为军队的天然属性，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真正做到“非政治化”。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集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阶级属性本质上就是政治属性。而且任何阶级和国家建立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军事只是实现一定政治利益的手段。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早在苏联红军创建时，列宁就曾针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思潮深刻地指出，“专职制度的奴仆们的所谓军队中立，所谓必须使军队不问政治等论调都是虚伪的”，“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在近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是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来执政的，所以，军队最终体现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通过执行执政党赋予的政治任务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服务。从这一点来说，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中，世界上没有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政党的军队，所有的军事活动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活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今中外，没有一支完全“中立”的军队，也没有一次非政治性的战争。现代社会，不管是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仍然都具有政治性。西方国家一再宣称的军队“不参与政治”，仅仅是指军队不介入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这种“不介入”、“中立”恰恰表明西方军队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军队非政治化”论者无视军队源于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历史事实，剥离军队的政治属性，歪曲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荒谬的，在军事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西方“军队非政治化”运作模式具有很强迷惑性，但在本质上仍是服从于政党政治意志和服务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

　　当今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的是政党政治，不管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国家，军队都必须执行和完成执政党提出的各种政治任务，各国军队都被“熔化”在执政党的政治运作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非政治化”的问题。

　　在“军队非政治化”论调肇始的西方国家，由于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不管哪一派政党上台，军队都要对执政党表现出绝对的忠诚，这就给人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军队似乎不关心政治、不隶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的假象。但是作为执政党服务对象的资本家集团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操控着国家政治的游戏规则，因此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只是用了轮流执政的形式，来掩饰资产阶级政党实施阶级统治的本质。所以，不论是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内部如何争吵，不管是哪一派政党上台，军队对执政党所表现出的绝对忠诚，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政权的忠诚，军队始终都是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意志的重要工具。军队所谓的“不介入”、“中立”，实质上是不参与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内部争吵，其本质恰恰是忠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和“不介入”本身不也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吗？

　　绝对地接受和效忠执政党的领导和指挥就是军队最大的政治，在这一点上，各国军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作为执行资产阶级执政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从来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属性，而是采取十分隐蔽的手段和方式对军队进行效忠于政治的教育。为了保证军队忠实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西方国家通过采取文官治军、牧师随军、寓“政治训练”于“公民教育”、以“法制化”促进“政治化”等方法和手段，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忠诚”、 “责任”、“使命”、“国家”、“献身”等价值观念通过法律、宗教等途径被潜移默化地灌注到官兵的头脑之中，为军队有效地实现执政党的政治意志打下了不可动摇的思想根基。更有甚者，越战期间美国为了压制士兵的不满和反抗，把大批反对侵略战争和反迫害、反对种族歧视的士兵编入“特别训练队”。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早就被驯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工具，它们对内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如果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这些标榜“非政治化” 的军队立刻就会露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工具的本来面目，不但积极介入，甚至血腥镇压。例如，美军第101空降师于1957年9月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镇压当地黑人的反歧视斗争，1962年9月又开赴密西西比州牛津市镇压为争取进入大学权利而斗争的黑人，当时被美国民众视为美国的“哥萨克”；对外充当侵略扩张的得力工具——执行资产阶级政党推行海外战略的政治任务，为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攫取利益而效命，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军队无不是在执行执政党推行全球战略的政治任务，为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而效命；甚至在发起的军事行动代号上都被打上深厚的政治烙印，如“无限正义”、“持久自由”等等。这些何来“军队非政治化”呢？

　　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政治化”，旨在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制度,妄图改变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我军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自诞生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革命队伍，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部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武装官兵头脑、执行党赋予的革命的政治任务的辉煌历史。政治优势始终是我党我军特有的传统和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是贯彻党的执政方略、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力量。在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西方敌对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军队非政治化”，正是因为我军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是体现党和国家政治优势的重要力量。为了遏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日益崛起的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在政治上用虚伪的“军队非政治化”话语体系来评判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军队与政治关系，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制度；在理论上积极鼓吹“军队非政治化”谬论，伺机进行多维思想政治渗透和破坏，妄图使我军摆脱党的绝对领导，改变我军革命化建设的方向，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这将意味着从根本上遏止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而这正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战略图谋所期待的结果。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来看，放弃共产党对国家军队的绝对领导，搞什么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则必然给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个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军队非政治化”的幌子下，苏军教育取消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容，一切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苏军存在，结果苏共丧失了对苏军的领导权，苏军的政治性质发生改变。当反对派对苏共发起总攻时，苏军选择了支持反对派。就这样，一个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历史的悲剧绝不能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演。

　　同资产阶级国家军队相比，我军具有阶级属性的先进性和政治任务的崇高性。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是新形势下建军治军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充分认清“军队非政治化”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虚伪性，认清其反动本质和现实危害，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鉴别力，积极开展同各种错误观点、思潮和行为的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齐三平)


朝鲜核问题与地缘政治影响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502b.shtml

 　(2009-05-02 当今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数不少，但围绕“涉核”问题频繁生事，甚至搞得剑拔弩张的国家，朝鲜首当其冲，当然还有伊朗。朝鲜核问题直接牵扯美日韩，间接影响到中国和俄罗斯。伊朗核问题则主要涉及以色列，美国和欧盟亦卷入其间。如果就朝鲜和伊朗的情况相比较，朝鲜已经进行了核试验，拥有了低水平的核武器，伊朗则尚未走完这一步。所以说，朝鲜成了“出头鸟”，自然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重点和美国优先打压的对象。

　　朝鲜拥有核武器，并非是大国“核俱乐部”之外的始作俑者。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都是先于朝鲜的有核国家，为何这些国家的“涉核”问题，没有在国际社会引起大的麻烦？说到底，还是地缘和政治关联作用使然。南亚地区并不是大国战略博奕的重点，且美国对印巴都有借重的需要，加之印巴已形成相互威慑的“恐怖平衡”，只要他们之间不生事端，国际社会宁可睁只眼闭只眼。以色列的情况就更加明了，美国的纵容甚或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要以色列不轻易动用核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相比上述国家，朝鲜的情况比较特殊。且不说朝鲜半岛本身是大国战略角逐的重点地区，涉及中俄美日四个大国，更主要的是对朝“涉核”最为敏感的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不可能不关注盟国的战略诉求。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呼风唤雨”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左右。美国认为是“麻烦”的事情，他想要插手，那就会很自然的引起麻烦。美国要对朝鲜兴师问罪，加上韩国和日本推波助澜，朝鲜的“涉核”问题当然就会闹的沸沸扬扬，如果因此而酿成一场战争，其后果和影响更是会超出地区范围。

　　中国和俄罗斯也是赞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因此也不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着眼点是寻求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希望由于朝鲜核问题而使半岛陷入一场新的战争。按理说，中国和朝鲜是传统友好国家，中国又和美、日存在着现实矛盾，朝鲜拥有核武器对美、日可以起到牵制作用，中国何乐而不为？

　　问题不能简单的这样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自己拥有核武器，但一贯主张逐步减少并最终销毁核武器，这是原则立场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半岛继续存在“冷战”局面，全力防止在这一地区爆发新的战争，这是稳定周边的大政方针问题。出于这两个基本原因，中国一方面强调要关照朝鲜基本的安全考虑，维护朝鲜正当的国家权益，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的“弃核”问题，这从战略全局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提出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所决定的，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今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能因为历史形成的原因而放弃应有的国际责任，尚未加入“核俱乐部”的国家也不能借口“你有，为何我不能有”而再次步入历史的歧途。核武器的出现，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巨大错误，是战争和军备竞争的非理性思维导致的恶果。如果社会文明的发展不能纠正这个错误和消除这个恶果，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希望。

　　最近，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表示，要寻求建立一个“无核武”的世界，美俄两个核大国在核裁军方面也将迈出新的步伐，这无疑是个好的开端。如果在“弃核”问题上，有关国家能够改变双重标准、双重政策的作法，核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进程就会健康发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景也不难预期。（北京学者：田一枫） ▲


中国是否应当调整对朝战略？
http://www.zaobao.com/yl/tx090505_502.shtml

（2009-05-05） 邱震海  朝鲜近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谴责朝鲜发射火箭的主席声明进行公开道歉，并首次表示可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在这之前，4月14日，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鉴于联合国安理会之前发表了关于朝鲜发射火箭的主席声明，朝鲜将永久性退出六方会谈，并重启已经关闭的核设施。

　　这是朝鲜迄今针对联合国和六方会谈采取的最为强硬的行动，意味着从2003年开始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至少暂时停顿，也意味着朝核问题将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

　　更主要的是，无论是朝鲜最近的连串强硬举动，还是其近十几年来在核问题上展现的种种非理性举动，使一直希望理解并真诚帮助朝鲜的中国，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和严重的战略困境。

    ☆ 友谊无法掩盖严重分歧

　　朝核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步履维艰。其间，朝鲜与美国多次周旋，包括本世纪初美国和朝鲜关系的大幅缓和，以及美中和朝鲜三方会谈和由此而扩展的六方会谈，也包括朝鲜曾在2006年10月举行的核试验。

　　毋庸讳言，在所有各方中，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即美国和朝鲜。从朝鲜来说，对美外交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朝鲜若能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那将不但可以摆脱多年来受西方世界封锁的局面，一举解决其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近在咫尺邻国（敌国）的关系，而且也可摆脱冷战结束后朝鲜在外交和国际援助上只依赖中国的局面，同时更可在取得较为宽松国际环境的情况下，以较为轻松的心情迈出对外开放的步伐。

　　因此，在多年的朝核问题中，与美国直接会谈一直是朝鲜追寻的目标。

　　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美国内部对朝鲜强硬势力的影响，从朝鲜看来，美国始终对朝鲜充满敌意，韩国李明博政府上任后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种种举动，更让朝鲜感到这一点。因此，较长时间以来，朝鲜一直采取较为极端的外交步骤，不按常理出牌，令国际社会经常手足无措。

　　在这方面，即便是过去相当长时间一直尽力维护朝鲜利益的中国，也经常处于前后为难的尴尬境地，尤其是此次朝鲜宣布永久性退出六方会谈，令曾为六方会谈殚精竭虑的中国异常为难。一方面，除了2006年10月朝鲜“悍然”（中国外交部语）举行核试验后曾对朝鲜短期强硬之外，中国一直采取对朝鲜较为温和的态度，尤其是当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压力达到高峰之时。以此次联合国主席声明而言，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发挥了关键作用，才使得安理会最后没有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而仅发表了主席声明。

　当然，从朝鲜的立场来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过多站在美国一边，六方会谈与其说是为了朝鲜而开，还不如说是中国为了美国的利益而“逼迫”朝鲜参加这一会谈。因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围绕着朝核问题还是其他众多课题，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不和早已有目共睹，只不过双方经常用五十多年前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来遮掩其实已经严重变质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今年乃两国建交60周年，双方高层宣布今年为“中朝友好年”，但双方在桌面下的分歧和冲突几乎已难以为表面的缤纷所掩盖。

    ☆ 朝鲜战略屏障作用已虚化

　　虽然近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已有所下降，但无庸讳言，在所有与朝鲜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尚可对其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对朝鲜的大量能源、粮食和经济援助。2003年上半年，鉴于朝鲜也是拒绝返回谈判桌，中国以“技术故障”为由，暂时中断了对朝鲜的三天原油供应，最后迫使朝鲜愿意返回谈判桌。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多年来为许多人所讨论的问题：中国力保朝鲜，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究竟还有多少益处？中国是否到了适时调整对朝鲜战略的时候了？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应该对一个问题有足够研判，即：朝鲜对中国的战略作用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朝鲜对中国的正面和负面作用，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面得以观察和分析。从短期而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要求朝鲜弃核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国与美韩日俄等国共同的立场底线与合作基础；从中期而言，在可预期的未来维持朝鲜政权的相对稳定，与其说是为了虚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或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还不如说是更直接地为了中国东北部边境的安全，因为一旦朝鲜政权崩溃，大量朝鲜难民进入中国，势必给中国东北部的稳定构成极大挑战。

　　值得探讨的是：朝鲜从长期而言对中国的战略作用究竟体现在哪里？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朝鲜是中国抵挡美日韩的一个天然的战略屏障。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这样的眼光在冷战时代尚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冷战结束已20年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虽有激烈竞争和冲突，但更多却是拥有合作关系，而且双方均试图以合作消弭潜在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对中国抵挡美日的战略屏障作用已大大弱化、虚化乃至空洞化。与朝鲜对中国空洞的战略屏障作用相比，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经常置中国于十分尴尬境地的朝鲜，给中国更多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麻烦。从2003年开始，包括笔者在内的地区分析家们一直倡导中国应尽可能维护朝鲜政权，并尽力将其引导上现代文明之路。六年过去了，虽然善良的愿望依在，但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这将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

    ☆ 以集体安全机制共管朝鲜半岛

　　当然，朝鲜对中国的另一个作用在于，若今天朝鲜政权一夜之间垮台，那么朝鲜半岛必然在较短时间内走向统一；而以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言，尚无法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一决高低。因此，一个在短期内走向统一的朝鲜半岛，必然是由美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这显然也不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虽然人们尚无法回答 “中国是否应该调整对朝鲜战略”的问题，但经过上述梳理，人们应该可以看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作用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深远。因此，为了中国在中短期的国家利益，适度增加朝鲜施加压力，包括采取必须和可能的经济手段，应当成为中国外交一个值得思考的选项。

　   另外，在应对未来朝鲜半岛走向统一的问题上，几年前有韩国智库人士曾提出，将六方会谈扩展为东北亚集体安全机制，以保证各国共同管理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剧变。虽然从中国的眼光看，这可能成为美国进驻东北亚的一个战略契机，但从现实战略的角度看，这却也是保证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剧变，中国依然能在其中保持足够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契机。▲ 作者:邱震海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http://www.zaobao.com/yl/yl090505_501.shtml

（2009-05-05）郑永年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

　　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本身就决定了很难有突破。

　　第二个相关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现代的中国社会和晚清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说百家争鸣并不确切，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现并不见得中国没有思想危机。

　　“百家”思想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第二个特征就是思想和权势的结合，就是说，思想往往是为权势阶层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语）。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总理温家宝多次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诞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权势阶层从来不缺有机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弱势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没有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

    ☆ 缺乏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极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这样。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话语的主题词经常是和毛泽东思想、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说穿了就是政府万能论。

　　无论是这些主义还是政府万能从前发生过作用，但要把它们放在今天的中国环境里，就非常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自由派也一样。在经济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很盛行，是市场万能论，或者政府无用论。似乎一旦没有了政府或者政府从经济领域“滚蛋”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在政治领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无论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义者，并且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间的不同声音尽管也属正常，但恰恰说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是改革的动员机制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资源动员，或者说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动员，改革要不就实行不下去，要不就成为一纸空文。

　　这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在邓小平时代，一旦目标确定，就会尽一切可能去动员资源。改革开放初的农村改革是这样，特区政策也是这样，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更是这样。

    ☆ 改革太依赖官僚机构自身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改革者都尽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用改革力量来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进改革。

　　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改革往往陷于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显然没有巨大的动力，改革更成了牺牲品。这些年的社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这样一个僵局。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有足够的财力来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与邓小平时代比较，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大的改革资源，至少从财力上来说是这样。同时，也说明了今天中国具有了更大的能力来吸收消化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动员也与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关联。不仅在进行怎样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动员和实施改革方面进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动员从政府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会很难进行下去。

　　面对中国社会无穷的问题，改革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场利益游戏。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动员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进行改革，这个主体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如何动员社会力量，解放思想是关键。现在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义。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会产生“杂音”，或者是各种利益的“声音”或者是基于乌托邦的“声音”。对改革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多种声音的出现，而是一旦出现这些声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来突破改革禁区和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如果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很难突破禁区，很难找到突破点。这样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政治议程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人权计划”引发海内外媒体热议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rticle=102511&com_id=9356&com_rootid=9330&category=104&#comment9356

 2009/04/19 中国日前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引来中外媒体一片炮轰。美国之音4月18日综合了中外媒体对该计划的质疑。一些中国媒体及专家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十分严峻，并质疑所谓的生存权第一是“中国国情”，人权应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也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前提，而且当局“光说好听的没用，没有行动的权利只是纸上权利，没有行动的计划只是废纸。”

    有外媒认为，这份计划避重就轻，没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内容；并且言行不一，譬如，计划提出“保障四川地震灾区人民人权”，但当局二周前逮捕了“整理川震中死在教室里学生名单”的谭作人；而且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或是新闻独立，人权无法受到保障，因此，人权问题的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

☆ 中国人权问题严峻

    新华网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当前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不过，一些中国媒体马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峻现实。

    《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应该认识到，《计划》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正是现实当中有大量因为公民批评官员被打击、报复甚至致死的悲剧，才有了‘要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 的承诺；正因为各地关于刑讯逼供导致嫌疑人死亡的消息屡见不鲜，才有了‘严禁刑讯逼供，严控并慎用死刑’的承诺……《计划》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也映照着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

   《长江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比照《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我国各项法律中描述的人权内容，我们仍然对人权保障的现实存有深深的忧虑。

   “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不少内容还难以落到地面，人的权利伸张和保护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课题。在一些地方，在发生大量伤亡的安全事故时，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先想到的还是隐瞒，掩盖；在部份社会管理的基层，民众的权益难以表达和伸张最终演变为了官民之间、警民之间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刑讯逼供、牢头狱霸、司法不公的黑影还在时时闪现；在各大城市的医院里，众多白血病患儿的父母还在苦苦祈望一次遇到总理的幸运；从农村基础文化设施的缺乏、举报上访被羁押或送进精神病院等事实可以看到，落实公民文化和政治权利也任重道远……”

    ☆ 避重就轻 未提言论和宗教自由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权行动计划报导的普遍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国际人权组织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表示欢迎，但是一些人说，这份计划太模糊，避开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大赦国际亚太项目副主任罗斯安娜.赖夫说：‘计划以牺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代价，强调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几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提及。’她列举说，计划没有提到行政拘留和劳改的问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继续受迫害的问题。”

    ☆ 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

一些西方媒体指出中国当局在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行动计划保证‘保障去年5月四川大地震灾区重建中的人权’。但是谁给‘人权’下定义呢？活动人士谭作人两个星期前被带走了，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政权’，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犯了什么罪呢？就是要整理一份在地震中死在教室里的学生的名单。这份名单显然是国家机密。任何《人权行动计划》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行动计划还提出保障四川地震灾区人民的人权，不过至少有数名因校舍坍塌而遇难的学生的家长在试图向北京有关部门上访时被拘留或是遣送回家。”

德国之声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援引德国《商报》的报导说：“尽管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但‘行动计划’仍然坚持说，记者有权‘收集材料、开展批评、发表评论和文章’。人权组织抱怨说，一再有在外国互联网网页上发表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改革文章的记者或民权人士被以‘颠覆’罪判刑入狱。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疆界批评说，在记者和互联网异议人士、网民和活跃份子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关押的问题上，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 取信于民？关键要言行一致

美国之音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北京的自由撰稿人、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戴晴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听起来很好的改善人权计划。......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很失望。就是我听你说那些好话有什么用！问题我是要看你说的话哪一条，哪怕一条落实。”

美国之音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博士指出，如果政府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还在严厉打压访民上访和基督徒聚会，那么就会出现名义规范和实际规范的脱节。他说，执政党要想取信于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言行一致。”

    ☆ 生存权先于人权？非常不恰当

然而，中国至今仍然在“人权”的定义上大打“中国国情”牌，改善人权谈何容易？

《潇湘晨报》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参加了行动计划起草制定的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说：“我们国家的人权观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结合起来的一种人权观，它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强调权利天赋，它认为只有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权之后才有发展的权利，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所以不能用西方的一些人权观念来评价这个行动计划，它更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种官方的代表性说法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对抗外界批评的挡箭牌。《羊城晚报》4月14号的一篇评论就说：“人权绝不是西方国家的特产。......各个国家由于自身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在对待人权不同方面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在现阶段，我国把人权与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路径选择”。

然而美国之音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认为，该计划对基本人权位阶的最高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说：“显然它把经社文权利放在了第一部份，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放在了第二部份，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讲，公民人权的核心的是基本人权。经社文权利毫无疑问不属于基本人权。所以，应该把基本人权放在第一位，把政治权利放在第二位，把经社文权利放在第三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排列反映了指导思路存在很大混乱，是把人权视为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错误思路的延续。”

    ☆ 人权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

即使在中国言论自由极为有限的今天，一些非主流媒体仍然传出了不同的声音。

《长江商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人权固然有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权的理解也会因习俗、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当今世界对人权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不分经济状况、社会出身、国家体制等任何区别，人人有资格享有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自由和尊严。关于人权的这一基本共识，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承认人所固有的、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是社会正义与自由的基础，也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前提。”

《长江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也说：“人权是自然存在的、神圣的，它不是对民众的恩赐，也不是可以任意剥夺的对象。”

荆楚网2009年4月14号的一则评论说：“作为现代社会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具有与生俱来和不可剥夺的特性。人权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主流价值观念，为全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标准。”

    ☆ “中国国情”：执政党在政府之前

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然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王晨还有一个更显要的头衔--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新华社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庄严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里，执政党的官衔列在政府官衔之前，执政党列在政府之前，执政党党章列在国家宪法之前，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国情。

路透社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曾经被拘留过的北京人权律师腾彪说，只要法院和新闻媒介仍然受党的控制，公民集会和讲话的权利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这项计划和北京的其它保证在改善人权方面就不会产生什么作用。”

    ☆ 光说好听的没用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09年4月15号报导说：“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教授万明说，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或是新闻独立的话，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讲的许多很好听的东西都无法落实。......因此，人权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外电报导中基本都注意到新华社报导中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工作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晨报》2009年4月14号评论说：“光说好听的没用。没有行动的权利只能是纸上的权利，没有行动的计划只能是一张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