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揭秘：“九一三”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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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4-24：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专机坠毁后的残骸。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事实上，毛泽东这次的重病，既是肌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回忆，毛泽东那时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他看到卫士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毛泽东的心头。显然，仅仅依靠文革前期那种宣布又揪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是远远无法令全国、乃至全世界信服的。毕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就在传达林彪集团罪状的过程中，不断报来各地发生的不同反应:国家计委军代表苏静向局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出乎意外地没有遇到以往那种高呼口号热烈响应的场景，而是面对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干部中甚至还响起了哭泣声。某野战军连队传达此情况时，甚至有战士当场愤怒地拉开枪栓，要打死台上那个“诬陷林副主席”的“坏蛋”。如此种种，无论是“哀莫大于心死”还是拒绝承认现实，各种反应都传递着一个令人窒息的爆炸潜能——毛泽东自己必须向全国有个检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做出自我批评，指示纠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邓小平等冤假错案，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

    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


上海最大的腐败：集体性“公权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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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4-24：今年三月份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说，其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 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长韩正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知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怎么来的，肯定有误。不过，他没有透露自己掌握的数据。

　　最近上海方面称将公开土地出让金数据回应工商联发言稿，这样的对话是鸡同鸭讲，永远说不清。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帐，不能公开的帐，就是灰色开支，官员的行贿、索贿、被敲竹杠等等额外开支。我想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依据敢这样大胆说吗？敢得罪当地政府？除非他们永远也不想在上海开发了。

　　从工商联公开的数据看，上海地区的开发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城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开发商在上海的灰色支出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我宁可相信开发商的数据，数据可能不是完全精确，但也不会相差太远。我说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已经可以看出上海市的一些官员贪婪到何等地步。

　　官员住房都有标准，单位会安排住房，过去的官员几十年来都老老实实的这么住着。随着环境的变化、腐败的蔓延和房价的节节上涨，一些官员就把眼睛盯上了上海的好房子，凡是看中的好房子不捞到手不死心，多多益善。甚至发展到集体性“公权私用”，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山头集体霸占看中的房子，并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去装修。

　　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394号，位于建国西路太原路西侧，是上海最佳的地段好，环境好，房型好的公寓大楼，以前是法国太子公寓，一九三五年建，九层楼高仅住十八家，每套住房建筑面积三百多平方米。楼前是个大花园，东侧有一建筑下面是食堂，二楼是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礼堂，有舞台和放映装置。礼堂的南面是一排车库，楼上是司机的住房，公寓楼四周都是矮矮的花园洋房。这栋房子几十年来一直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办公楼。

　　突然有一天公安局搬出去了，开始了神秘的装修，不久传出消息原来市里的一些官员看中了这栋房子要占为己有。这栋建筑的设施毕竟陈旧了，要现代化改造必然要花费大量财力、人力、物力和时间。改造到一半，陈良宇案件败露了，这下是骑虎难下，工程无法停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完工花了一年多时间，内部是如何的现代化装修我们无从得知。东面的礼堂和车库被拆掉，建造了一排别墅并专门设计建造了三千平方米的观景花园。

　　房子改造完了，谁还敢住进去？如果是某个官员的个人行为那就吃不了兜着走，而这次是集体性“公权私用”，人多力量大，要掩盖这件事总有办法的。这些官员不愧是老手，不但掩盖了事情，还做了人情，房子让北京工作的部长级上海籍干部退休后回上海居住。

　　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当时要霸占这些房子是哪些官员，但既然改造达到部长级干部的住房标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要霸占这些房子的应该是上海市市级官员，而且也只有市一级官员才有权叫市公安局搬走，同样也只有市一级官员才能搞到如此多的钱来改造这样大的工程。如此大的现代化工程改造到底花费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我想没有几千万大概是搞不成的，内部豪华装修的话上亿元都有可能。那么这些钱是从何而来的？

　　这样花巨资改造和建造的房子算一下可住二十四家，二年多过去了仍有三分之二的房屋空着。纳税人的钱真不是钱。

　　我们从小受正统的共产党教育，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口号：“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但有了这个信仰，官员们在生活上克勤克俭，工作上尽可能的为民众办事。而现在上海的一些官员是肆无忌惮的花纳税人的钱来享受。社会上经常呼吁捐款救助病危孩子，就因为缺八万、十万孩子无法救活，这些官员用在他们装修上的钱能挽救几百、上千个孩子的生命。这些官员的心中有老百姓吗。

　　集体性“公权私用”是个体腐败官员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探索、磨合、演变形成的，是腐败新的形式。个体腐败官员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而集体性“公权私用” 的腐败官员见面是有说有笑，大家彼此彼此。集体性“公权私用”的腐败官员可以大手笔的侵占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公权让公安局搬走，可以利用公权调拨巨款来装修，这是个体腐败官员无法做到的。集体性“公权私用”腐败官员可以在事情败露了利用公权掩盖腐败行径，甚至还会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来破财消灾。更重要的是这些集体性“公权私用”的腐败官员有一种安全感，法不责众，有本事把我们一锅端，工作就瘫痪了。他们相互依靠，集体对抗。胆子越搞越大，越来越贪婪。

　　建国西路394事情是集体性“公权私用”的经典例子，希望上海市委领导给上海市民一个说法：当时是哪些官员参与了这件事情？他们到底用了多少钱？是如何出帐的？只有让这些官员真真地感到痛苦、尴尬，才有可能让他们的贪婪有所收敛。掩盖过去，蒙混过去，一旦有机会他们的贪婪本性还会暴露，那时候上海市民称他们人民公仆？还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如何对待中国？欧盟27成员国分裂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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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4-24 作者: 申晶善       

　　“中国在处理与欧盟(EU)关系上如同下国际象棋，欧盟27个成员国坐在棋局的另一面，就如何走下一个棋子争吵不休。”

　　欧盟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17日在题为《欧盟和中国的力量关系调查》的报告中如此比喻了双方的关系。报告指出，欧盟为27个棋子（比喻27个成员国）中走哪一个而争论不休、浪费时间的时候，中国却冷静分析状况，从中获益。

　　下月20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欧盟与中国首脑会议可能会鲜明地暴露双方的现状。对于欧盟来说，只要中国出现在会场上就已经谢天谢地。去年，法国总统尼古拉 -萨科齐不顾中国的多次警告强行会见西藏领袖达赖后，该会议因中国拒绝参加而延期。就欧盟而言，只要中国出席会议，就可以“松一口气”。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欧盟处于什么位置？可以说是以防万一的“保险”。

　　这种不均衡状态是从何时开始的？中国也曾一度将欧盟视为构建共同战线以对抗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伙伴。但是，因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和经济危机，美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后，欧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大幅降低。而且，当曾经高呼欧洲独立路线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卸任，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全部表现出亲美倾向后，中国的心情更是不愉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方伟（音）22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在政治上分裂，军事上没有影响力。”他还说：“欧盟在经济上虽然是‘巨人’，但中国并不惧怕欧盟。因为，比起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对欧盟的重要性更大。”

　　中国的自信并非空口无凭。去年欧盟的对华贸易逆差达1690亿欧元。就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在对华贸易中还占据着巨大的顺差优势，但在20年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月初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如实体现了“蒸蒸日上”的中国国际地位。中国在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举行之前，强调了用新国际储备货币代替美元的必要性，以此向美国的霸权发起了挑战。而且，在各国急需现金的情况下，中国宣布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400亿美元，从而深受欢迎。

　　与中国的这种地位相比，目前欧盟则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要想和欧洲对话，究竟该打什么电话？”当时欧洲的分裂状况如今也没有什么改变。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将欧盟各成员国对中国的立场分为四类。第一是捷克、德国、波兰等“强硬派”。这些国家不认可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形成的市场的力量。第二是丹麦、荷兰、瑞典等“理想的自由贸易”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但因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本国的经济有益，反对实施贸易制裁。

　　第三是代表欧盟主流的“商业主义”国家，属于这一类的法国、芬兰、希腊、意大利等国家主张圆满的政治关系能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在政治上不与中国抗衡。第四是将本国问题全部交给欧盟处理的奥地利、比利时、拉脱维亚等“追随欧盟”集团。

　　欧盟内部就这样分成派别与中国接触，因此谈判力量只能削弱。造成这种分裂局面的最大责任在于欧盟的“三巨头”——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各自希望成为中国的最大伙伴，并喜欢看其他国家出现失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分析说，中国则巧妙地利用这种分裂关系，不向特定国家予以特殊待遇，根据具体事案选择合作对象。

　　曾为英国高级外交官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福克斯说：“欧洲的出路在于形成‘三头牵引体系’。”就是说，每当遇到问题时，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以利害关系最深、谈判能力最出色的3国为主对待中国，其余24个成员国则支持这三国。▲ 来源: 朝鲜日报


刺激经济 中国重回重增长轻环保老路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424b.shtml

    2009-04-24：不到一年前，为了筹备北京奥运会，政府官员还在强迫这条华北石灰岩地带上的煤矿和工厂关闭或者迁走，以此清除空气中的灰尘和烟雾污染。

　　如今，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关注和调控的重点已经转变了。

　　原来繁琐的环保审查的程序已经加快，国有银行贷款再次放宽，而且，工人们开始焊接离北京不远的三河永胜（Sanhe Yongsheng，音译）水泥厂的磨碎机，这是正在建设中的几家新水泥厂之一。

　　“官员们的工作速度更快是件好事，”三河水泥厂工地的一名管理人员说，因为公司没授权，他要求不要透露他身份。“经济形势看来开始好转。”

　　纽约时报刊登乔纳森·安斯费尔德（Jonathan Ansfield）一篇题为“经济下滑，中国的优先关注偏移”（Slump Tilts Priorities of Industry in China）的报道。该报道说，在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开支和恢复衰退的工业生产的投资热潮中，中国至少已经暂时撤消了一些在过去的长期经济增长期间实施的环保限制，尽管，这些规定本身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

　　环境保护部表示，基于对抗经济下滑的紧迫需要，他们采纳了一项新的“绿色通道”政策，加快工业项目的审批速度。去年年底，在3天之内，他们就批准了共93个涉及约380亿美元的新投资项目。

　　省级环保部门很快就纷纷跟进，减少环境影响评估的所需时间，其中一个省更是从原本最长为60天的审批期缩短到最少只需5天。在河北，今年1月份，政府官员在一天的时间内就批准了新建4家水泥厂。

　　提倡环保的人士们表示，他们担心政府浪费了一次利用经济下滑来引导中国走向一条更清洁增长道路的大好机会，反而为新一轮超速增长的排毒周期铺设好了基础。

　　“现在，是到了决定我们是想维持旧增长模式，还是改变的时刻了，”北京公共和环境事务所所长马军（Ma Jun，音译）说，“但是，人们担心本次新一轮的发展可能给未来制造更多的污染。”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中国的环保运动也因为它在党内最重要的公开支持者、环保部的第二号人物潘岳的未加解释的缺席，而前景黯然。

　　多年来，向来直言不讳的潘岳先生，是这场不同寻常的公共运动的领头人，是他把那些污染制造厂家列入到黑名单，并且建立更严格的环境监测机制。他还引发媒体掀起了“环保风暴”。但是，根据一些与潘岳关系密切的人透露，潘先生在民间的威望远超出了他的官位，他的举动得罪了许多省政府、国营企业和中央政府部门的头头并引发冲突，其中还包括与他现在的上司。

　　与潘岳关系密切的这些人说，他们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潘岳的职权已经被对手架空。但是，他身为环保部公众形象的地位，已经在去年被取代了。他们说，去年秋季，随着经济下滑越来越严重，党内纪检部门官员扣留了他的两名高级助手，并且开始调查潘岳和他的妻子。

　　他们说，现在已经澄清，潘岳和他妻子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而环保部的也网站显示，从3月份开始，他已频频亮相，相对前几个月，他在官方场合的露面增多了。但是，他已经不再是环境审查和文化推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了解他处境的人透露说，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潘岳还会不会留在环保部。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短期内，中国工业不景气，已经使得中国接近达到当初高速增长时所设定的环境目标。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时，中国能源效率要比2005年的水平增加20％，并且，降低水源和空气污染度10％。今年3月公布的2008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接近实现这些目标。

　　观察人士认为，这和政府大力推动建造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以及拆除像燃煤发电厂等肮脏的小型工厂有一定关系，但是，目前污染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业需求下跌了。

　　“我们预期经济减缓的影响是短期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中国项目总监施鹏翔（Sze Pang Cheung）说。还有许多人说，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已削弱了环保目标。

　　为了筹集更多经济刺激资金投入到其他有助于增长的项目，中央政府消减了部分原本计划用于像水利清洁等环保项目的款项，这些项目的总预算已从最初的510亿美元下降至310亿美元。

　　算上高电压电网和高速轻轨等项目，四万亿人民币（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可以帮助增进能源效率，国际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全球气候对策主任杨富强（Yang Fuqiang）说。

　　但是，预料地方政府和公司又将会花费数兆美元在那些制造污染的项目上，杨先生说。相比下，要达到更环保型的基础设施，“仍有一定差距，”他说。

　　在外贸出口的中心地带的广东省，政府此前开始缓慢推动高耗能工业，如陶瓷业，向内地转移，同时引进更加环保、高科技的企业。但是如今，官员们正面临吸收数百万失业民工要就业的压力。至于环保，“地方政府说，‘你们现在可以先等等再说吧’”，杨富强说。

　　中央政府加强环保的努力，现在陷入了官僚政治的利益冲突和欠缺协调合作的泥沼之中。例如，明年是否要提高汽车排放量标准，环保部已经陷在就这个问题展开的官场争斗中。

　　北京奥运会前，北京的加油站已经开始转向供应更洁净的汽油以符合欧洲Euro 4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原定于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标准，但是如今这个进程，正在被权势强大的国有中石油公司全力拖延。因为，推行这一标准，意味着需要在精炼厂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提供更干净的柴油，位于北京一家为政府提供建议的非营利性组织“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的总裁及执行官安锋如是说。

　　面对经济危机，环保官员还是在捍卫着他们的立场。他们说，从2008年11到2009年2月，尽管，他们批了将近200个项目，同时也还是拒绝或延迟了另外14个，包括造纸厂和石化企业的涉及到100亿人民币的投资项目。

　　但是环保部也清楚认识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肯定会滥用“绿色通道”政策，于是在08年12月发布了至少两项条令，以防止进一步出现问题。中国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的研究者张伯驹说，“绿色通道”政策只会让地方政府更容易掩饰环境问题，无视要求他们公开披露情况的规则。

　　纽约时报的报道最后说，关于针对潘岳的助手的调查，据说涉及到收受寻求通过环境审批的企业的金钱，了解该调查的有关人士透露说。环保部拒绝提供有关这项调查的信息。

　　相关人士说，潘岳自己称，他最近露面少是因为病了，到医院住院检查，然而这些人士也提示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官员们在遇到政治麻烦时，往往去“住院疗养”。 ▲ 来源：多维新闻网  《联合早报网》


中国“人权计划”引发海内外媒体热议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rticle=102511&com_id=9356&com_rootid=9330&category=104&#comment9356

 2009/04/19 中国日前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引来中外媒体一片炮轰。美国之音4月18日综合了中外媒体对该计划的质疑。一些中国媒体及专家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十分严峻，并质疑所谓的生存权第一是“中国国情”，人权应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也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前提，而且当局“光说好听的没用，没有行动的权利只是纸上权利，没有行动的计划只是废纸。”

    有外媒认为，这份计划避重就轻，没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内容；并且言行不一，譬如，计划提出“保障四川地震灾区人民人权”，但当局二周前逮捕了“整理川震中死在教室里学生名单”的谭作人；而且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或是新闻独立，人权无法受到保障，因此，人权问题的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

    ☆ 中国人权问题严峻

    新华网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当前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不过，一些中国媒体马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峻现实。

    《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应该认识到，《计划》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正是现实当中有大量因为公民批评官员被打击、报复甚至致死的悲剧，才有了‘要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 的承诺；正因为各地关于刑讯逼供导致嫌疑人死亡的消息屡见不鲜，才有了‘严禁刑讯逼供，严控并慎用死刑’的承诺……《计划》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也映照着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

   《长江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比照《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我国各项法律中描述的人权内容，我们仍然对人权保障的现实存有深深的忧虑。

   “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不少内容还难以落到地面，人的权利伸张和保护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课题。在一些地方，在发生大量伤亡的安全事故时，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先想到的还是隐瞒，掩盖；在部份社会管理的基层，民众的权益难以表达和伸张最终演变为了官民之间、警民之间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刑讯逼供、牢头狱霸、司法不公的黑影还在时时闪现；在各大城市的医院里，众多白血病患儿的父母还在苦苦祈望一次遇到总理的幸运；从农村基础文化设施的缺乏、举报上访被羁押或送进精神病院等事实可以看到，落实公民文化和政治权利也任重道远……”

    ☆ 避重就轻 未提言论和宗教自由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权行动计划报导的普遍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国际人权组织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表示欢迎，但是一些人说，这份计划太模糊，避开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大赦国际亚太项目副主任罗斯安娜.赖夫说：‘计划以牺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代价，强调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几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提及。’她列举说，计划没有提到行政拘留和劳改的问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继续受迫害的问题。”

    ☆ 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

一些西方媒体指出中国当局在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行动计划保证‘保障去年5月四川大地震灾区重建中的人权’。但是谁给‘人权’下定义呢？活动人士谭作人两个星期前被带走了，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政权’，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犯了什么罪呢？就是要整理一份在地震中死在教室里的学生的名单。这份名单显然是国家机密。任何《人权行动计划》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行动计划还提出保障四川地震灾区人民的人权，不过至少有数名因校舍坍塌而遇难的学生的家长在试图向北京有关部门上访时被拘留或是遣送回家。”

德国之声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援引德国《商报》的报导说：“尽管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但‘行动计划’仍然坚持说，记者有权‘收集材料、开展批评、发表评论和文章’。人权组织抱怨说，一再有在外国互联网网页上发表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改革文章的记者或民权人士被以‘颠覆’罪判刑入狱。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疆界批评说，在记者和互联网异议人士、网民和活跃份子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关押的问题上，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 取信于民？关键要言行一致

美国之音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北京的自由撰稿人、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戴晴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听起来很好的改善人权计划。...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很失望。就是我听你说那些好话有什么用！问题我是要看你说的话哪一条，哪怕一条落实。”

美国之音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博士指出，如果政府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还在严厉打压访民上访和基督徒聚会，那么就会出现名义规范和实际规范的脱节。他说，执政党要想取信于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言行一致。”

    ☆ 生存权先于人权？非常不恰当

然而，中国至今仍然在“人权”的定义上大打“中国国情”牌，改善人权谈何容易？

《潇湘晨报》2009年4月14号报导说，参加了行动计划起草制定的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说：“我们国家的人权观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结合起来的一种人权观，它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强调权利天赋，它认为只有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权之后才有发展的权利，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所以不能用西方的一些人权观念来评价这个行动计划，它更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这种官方的代表性说法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对抗外界批评的挡箭牌。《羊城晚报》4月14号的一篇评论就说：“人权绝不是西方国家的特产。...各个国家由于自身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在对待人权不同方面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在现阶段，我国把人权与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路径选择”。

然而美国之音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认为，该计划对基本人权位阶的最高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说：“显然它把经社文权利放在了第一部份，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放在了第二部份，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讲，公民人权的核心的是基本人权。经社文权利毫无疑问不属于基本人权。所以，应该把基本人权放在第一位，把政治权利放在第二位，把经社文权利放在第三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排列反映了指导思路存在很大混乱，是把人权视为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错误思路的延续。”

    ☆ 人权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

即使在中国言论自由极为有限的今天，一些非主流媒体仍然传出了不同的声音。

《长江商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说：“人权固然有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权的理解也会因习俗、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当今世界对人权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不分经济状况、社会出身、国家体制等任何区别，人人有资格享有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自由和尊严。关于人权的这一基本共识，是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承认人所固有的、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是社会正义与自由的基础，也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前提。”

《长江日报》2009年4月14号的一篇评论也说：“人权是自然存在的、神圣的，它不是对民众的恩赐，也不是可以任意剥夺的对象。”

荆楚网2009年4月14号的一则评论说：“作为现代社会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具有与生俱来和不可剥夺的特性。人权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主流价值观念，为全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标准。”

    ☆ “中国国情”：执政党在政府之前

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然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王晨还有一个更显要的头衔--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新华社2009年4月14号的报导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接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庄严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里，执政党的官衔列在政府官衔之前，执政党列在政府之前，执政党党章列在国家宪法之前，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国情。

路透社2009年4月13号报导说：“曾经被拘留过的北京人权律师腾彪说，只要法院和新闻媒介仍然受党的控制，公民集会和讲话的权利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这项计划和北京的其它保证在改善人权方面就不会产生什么作用。”

    ☆ 光说好听的没用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09年4月15号报导说：“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教授万明说，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或是新闻独立的话，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讲的许多很好听的东西都无法落实。......因此，人权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外电报导中基本都注意到新华社报导中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工作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晨报》2009年4月14号评论说：“光说好听的没用。没有行动的权利只能是纸上的权利，没有行动的计划只能是一张废纸。” ▲


外商撤资外逃以及弃企逃债现象开始蔓延、外资为何“逃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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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09年4月24日电／“外商撤资外逃以及弃企逃债现象开始蔓延”！近日，在人民法院应对金融危机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半夜出逃”、“突然消失”，这并非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只是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背景下，非正常撤离的案例正不断增多。

　　☆ “逃离”恶果不可小觑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迄今为止，关于外资非正常撤离的规模，尚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供参考。可以肯定的是，出逃的外企只是中国众多的外资企业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专家认为，它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后果不可小觑。

　　去年12月25日，位于北京世贸天阶的韩资大型超市“喜买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关门，三位韩籍老板也“人间蒸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透露，截至今年2月中旬，法院已经受理的对该超市的追款案多达32起，起诉方多达几十家企业。

　　在珠三角，一些地区若出现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情况，通常采取社区或者房东为工人垫付工资的办法处理。广东东莞虎门路东社区在今年1月之前，为此垫付了100多万元，而“逃离”的外资企业数量仍在增加。有些将厂房租给外资企业的房东原本家底殷实，因为垫付工资，一夜之间被拖成穷人。

　　有关专家表示，外资企业一旦非正常撤离，会波及供应商、银行、工人等很多环节。像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韩国企业逃离的事件，仅山东青岛地区，2003年以来，206家非正常撤离的韩资企业，拖欠工资1.6亿元，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这还没有计算供货商的损失。

　　☆ 在华外资加速撤离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随着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随着撤出外资公司数量的增加，外商外逃现象肯定会出现蔓延，已经成了很多业内人士担忧的事。

　　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21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6％。数据表明，外资正加速撤离。海关总署在此前也发布报告预警，从去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今年有外资大规模撤资的风险。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向日企提供咨询服务的注册会计师表示，前来咨询撤资事宜的日企数量比金融危机前增加了近一倍。

　　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还于2月至3月期间在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举办了“在华投资企业顺利撤资工作研讨会”。该机构称“这可能是我们首次举办与撤资相关的研讨会”。

　　“撤离与金融危机密不可分。一部分企业是因为自身需要调整，另外一部分是在日本的总公司受冲击，开始调整海外业务，进行全球重组，并非是针对中国市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佐佐木伸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研究员宋泓认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同样受到冲击，“撤离是很正常的”。
 
　☆ “逃跑”的两个原因

　　“日本企业尚未出现‘逃离’的情况，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佐佐木伸彦说，“我们举办各种研讨会，不是为了鼓励企业撤离，而是希望他们在撤离的时候遵守法规。”

　　不过，他强调，目前由于中国经济向好，很多日本企业考虑的是在华增资，计划来华投资的日企也在不断增多，撤离的只占少数。
　　
　　而即便那些想撤离的，也由于撤退成本过高，正考虑转变生存方式。佐佐木伸彦介绍，在该机构最近的一次关于撤离的研讨会上，听完了律师对于中国法律的详细介绍后，有日本企业表示“撤退实在太麻烦了”。

　　“我们的确听到有企业反映，撤资的手续复杂、耗时长，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提高效率。”佐佐木伸彦告诉记者。

　　据了解，根据相关法律，外资企业申请终止后，如果资多于债，则清算的最短时间为65日，最长为130日；如果资少于债，清算破产的时间最短为 135日，最长为165日。在实践中，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往往增加各种程序，变相增加外资撤离难度，一些地方的外资企业从申请终止到注销登记往往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复杂的程序“刺激”了一些外资企业“逃跑”的心理。

　　宋泓分析，外资企业选择“逃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补偿不起。他介绍，按照相关法规，企业即便关闭，也要对其拖欠的债务负“无限责任”，不像有些国家，破产之后可以免除一定的债务。

　　“一些外资企业欠债很多，经营又不好，怕正常撤资难以脱身，干脆就不管了，一走了之。”宋泓说。

　　☆ 清退机制急需完善

　　“应该健全清退机制，对于有意撤离的企业，也应该有些支持政策出台。”宋泓建议，帮助外资企业正常清理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使其能从失败经营中脱身，可以避免部分企业在撤资时选择“逃跑”的方式。

　　这一说法得到了佐佐木伸彦的呼应。“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应该尽早完成破产手续。这样的企业，留下对于地方经济也没有益处。”佐佐木伸彦说，外资企业破产，对于当地的就业等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仍然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理解，并提高效率，尽快帮助企业完成清算。

　　“进来容易，撤退难的话，肯定不是好的投资环境。”佐佐木伸彦认为，企业经营不好，可以顺利撤出，它才愿意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