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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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一章：到达了极限“朱镕基经济”

　　中国自1998年以来，无不是享受着“朱镕基经济”所带来的繁荣，但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批评的，事实上到了2004年以后“朱镕基经
济”就到达了极限。曾经的法宝如今却成为问题所在。当然我们无意否定“朱镕基经济”的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世界是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自然须得已不同的方法来予以应对。这个世界从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的可能，如果我们死抱经验不放，最后可能的结果是冬行夏令，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由于对出口企业的过多财政支持，企业的竞争力有所下滑。因此，加工企业也因人民币升值而束手无策。虽然住房交易制度的引进对扶植内需起到了肯定的作用，但也是产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上投放了与买到的美元相当价值的人民币，致使流动性激增。紧接着，股票和房地产过热现象也相继出现。人为的人民币贬值政策遭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攻击，中国只能在2005年7月采取哪怕是部分的汇率自由化政策。之后，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持续，诱导了海外投机性资本的流入。

　　2004年上半年给2000年之后年增长率达10%左右的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过多的投资是产生经济过热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中国经济由于过热而发展迅猛。进入2006年，中国开始实行利息、银行支付准备金比率上升等强有力的紧缩政策。与此同时，通过限制加工贸易、减少附加税退税、引进劳动法等措施、施行了产业构造高度化政策。这都是站在克服“朱镕基经济”极限的立场上的。

　　中国企业家协会全球研究所所长李明星先生的解释是很合理的：“朱总理的政策虽然在当时来讲是合理的选择，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逐渐显露出了副作用”。但李明星先生的后半节谈话我却是不能够苟同的，他说“现在，中小企业或是资本市场经历的困难都是在克服副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他乐观地表示，“虽然今后1～2年内中国经济的脚步将放缓，但是增长势头仍能够维持在9%左右。”事实上中国当前的问题远比李明星先生认识到的要严重的多，甚至比当日陷入失落泥潭的日本都要严重的多。

　　我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就是体制本身的极限，陷阱就是政治体系。要想取得更高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重建政治体系。在这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怀疑这个似曾相识的论题：民主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争论核心之所在。一直以来争议的双方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民主促进增长的理论脉络虽然清晰，但全世界范围内的实证证据太难找了，为此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美国的罗伯特·巴罗曾做过全球的实证分析，在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中，他的结论是：民主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非线性关系。无疑，这是让人失望的。对于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思考。

　　巴罗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根源的探讨，即那些使得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因素。他在论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多国经验研究” (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间约10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发现，在给定的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较高、出生率与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以及法治较好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更高。同时，巴罗还在论文中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说：“经验证明，制度差异是各国经济增长率、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体制改革为一国从贫穷走向繁荣提供了一条最佳捷径。”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商业周期、税收、个人储蓄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强的影响力。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合，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是高度关联的，认为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希望。但巴罗研究发现，作为竞选权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与经济增长并无多大关联。他用法治测量产权保护程度，用自由选举测量民主，然后考察这两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他发现“法治对于增长的效果相当大，而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相当弱”，即是说，“民主既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巴罗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法治；没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

　　巴罗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观点是：政府应该维护法治，削减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其结论是：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民主达到适当水平便可能放缓增长的速度。”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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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二章：“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第一节：“改革”是个“不名誉的词”？

　　的确在这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
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无疑，1978年后的31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31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31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诚如南京的独立学者袁剑先生所论：“早在198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在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 ‘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也许是因为政治的现实格局所限，1989年后，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经济增长为改革带来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则完全维系于是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样，1992年之后的改革便只好带着它完全变质的可能性并凭借经济增长所赋予它的强大惯性一路走到今天。正如南京独立学者袁剑先生所论：“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 ”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

　　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我们知道，“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无数个具体的人的集合，也因此，我很认同英国的庇古观点，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那么如何来驱使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感到满足呢？从经济学角度的双赢观来看，学会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是最合成本的一种方法，人类必须学会具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自控能力，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因为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我们所追求到的不过是白费。 19世纪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动荡，已经告诉我们，没有这种自我的牺牲，最后这个社会将背负的成本是多大。

　　也正是这个命题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因此在31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有人甚至认为改革已死，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1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亦诚如秦晖教授所论：“如果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第二节：陈志武对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原因解析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并以人为低估的货币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而国内消费有限。开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助长了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中国经济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经济好处，GDP呈双位数增长，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资金流。

　　但如今经济与社会扭曲已经开始伴随着通胀现形：无数的资产泡沫，迫近的生产力过剩，以及猖獗的制度腐败。中国政府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如果政府允许它的货币迅速升值以减少通胀，出口将放缓，失业率上升。如果它没能制服通胀，社会不稳定会迅速呈现。中国已经深处于一种后发劣势的樊笼中。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况呢？

　　陈志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力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其根源在于，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他说，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他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掌握在国家手里(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为此陈教授指出：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就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而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却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因此，要想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对我们的制度的要求相应的就提高了，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必然的高了。但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一切失去创造力的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

　　我们无可否认，在大一统（包括思想与意识）的体制下，政权可以利用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和经济壮举。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往往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扭曲。战后日本也是这样干的，但问题却在于，日本在它制造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壮举后，现在所有的仅仅只是挣扎。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也就丧失了创造性的改善国内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环境。在这样不断地恶性循环下，曾经的成就便会迅速进入衰退的危机中。

　第三节：社保体系的缺失和分配机制的失衡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并以人为低估的货币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而国内消费有限。面对西方世界的困境，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单脚走路的局限了，于是扩大内需终于走到了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些极端
的爱国主义者甚至将消费与爱国划上了等号。

　　在过去几十年里，盖洛普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的消费习惯进行调查，从每户家庭拥有的彩电数量，洗衣机冰箱等数据来看。中国人民越来越多地拥有一些高精尖产品，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会成为很大的消费者，因此要鼓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但是显然，中国却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费用的鲜明对比，我们要为农村居民提高收入和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并未积累足够的收入来满足他们的生活。这表明中国居民越来越觉得他们的储蓄量是不够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蓄量，但居民却并不满意他们的储蓄量，这使得这个国家要鼓励居民消费将很是困难。

　　消费困难有两个原因，这种隐患一方面来源于产业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惯性的有赖于外需及固定资产的投资，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的，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因为格林斯潘的遗产——错误的利率政策而带来的后果，这将对我们经济的增长惯性性的有赖于外需的当前结构提出巨大的挑战，其忧患在于必须改变内需不足的当前事实，纵观这6年，本来消费增长幅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虽然政府已经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及养老金的水准，但这一惠及面到底对一个有着 13亿人口的国家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而自去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又将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
　　
　　现在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完全网络，因为中国居民需要预防性的储蓄，以保证他们不会处于艰难境地。

　　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因此要发展中国的消费经济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要达到日本的水平需要一段时间，更不用说欧洲和美国，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居民的消费忽然增大，如果这一现象真的出现，那么事实会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代表了某种不正常。很值得幸庆的是：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也给这个国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1、可持续的发展的基础条件；2、发展与公平的诉求：

　　1、可持续的发展的基础条件:

　　尽管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将会耗尽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教育、养老、土地改革和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劳动力短缺情况近期不仅不会出现，而且劳力过剩将最为困绕决策者。

　　在目前的利率政策下，盲目投资的经济过热与产业升级压力相互交织，面对这种压力，政府单纯的依靠利率政策及行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显然是不充分的，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了合理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的，但也诚如迈克·波特所说的 “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今日世界经济已经迈入或正在迈入网络化时代，但事实也证明区位对竞争仍然是基本的因素，只是我们也应该足够的认识到的是这个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今非昔比，在竞争主要由投入成本推动的年代，某些禀赋如廉价的劳力供应促成某些区位的比较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国家。

　　然而今天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有动态性，网络化、全球化的资源调配已经在减少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从而决定了竞争优势依赖于投入品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诚如新竞争经济学所做的阐述：“在现实的竞争中最起作用的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更多的是生产率。太多的事实证实，生产率，而非出口或自然资源决定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生状况。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生产率取决于区位竞争的微观基础。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沓的办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运转。

　　因此，也就决定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有从新定位和定义的必要，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经济领域中正面的竞争规则，如：产权保护及反垄断的立法，以便提高生产率，以促使经济成功，最后政府应改善和集中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

　　也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基础面的支持。

　　2、发展与公平的平衡诉求：

　　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严重挑战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当前拥有自己企业的公民的怨恨情绪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商人的地位空前高涨，而工会组织严重缺位，gdp中的大部分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六如商人的腰包，收入分配日渐悬殊，公众舆论又开始有唾弃亲商主义的倾向了，是呀，公众怎么可能容忍这种独占行为而毫无怨言呢？正是这种怨恨鼓动了1929年的激进的反垄断主义，正是在这种怨恨促成了1929年后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今天拉美为什么左倾，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曾经说过，在本轮经济危机下，中国的危机很有可能与美国的1929年大萧条有的一比，或许还是会有人拿出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这样的论调来反驳于我的，但今天中国的种种与当日的美国是何其的相似啊，进化论的倡导者，伟大的生物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达尔文先生，在他的宏著《物种起源》一书里，不厌其烦的告诫我们：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综观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胡子达尔文的先觉，确乎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看似无关，但却极其简单的重复，如果说中国的司马家族取曹氏而代之，只是司马家族将曹氏家族的戏文重唱了一出，并不能够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拿破仑皇帝在莫斯科被俄罗斯人打败，129年后，德国佬居然将他的失败史完整的复写了一遍或可说明些问题的吧。

　　当我翻开经济危机史时，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居然遇到了象进攻莫斯科的德国佬那样的麻烦了。我们今天的危机是在2006年的大繁荣里突发的，而事实上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在会议大萧条时，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幅晦暗的图景。但实际上，19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时间相当长的繁荣，20年代甚至是“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从1922年到1929年，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 5.5%，失业率从战前的11%下降至19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至少1000万个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然而，危机毫无征兆地到来了。长期繁荣的背景下，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促成这种变化的变数是什么呢？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如下一组数据：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到1929年，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上升到36.3％。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60%以上家庭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事实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布森(J·hn Atkinson Hobson)。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忠实的社会主义份子、同情于英国工党、受费边社、韦伯夫妇、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 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叫《2006年财富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5%的家庭掌握着该地区至少50%的国民财富，诚如保罗·克罗格曼所说：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为远去的传说——然而，如今他们又归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年轻人又开始走上街头的原因。

　　而这份报告书更告诉我们的是，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70%，这个数值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跟的上商品的产量吗？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经济增长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否象德国佬将拿破仑的失败史完整的复写了一遍那样，重演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呢？

　　我们固然知道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古巴格达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古巴格达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亦绝不是某一因素造成的。对于那些寻求科学精确性的人来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难以令人满意，而且要确定和分离出那些诱发因素是极为困难的。但因为财富的过度集中，而造成霍布森所分析的投资过剩、需求不足这一事实是不是构成了诱发1929年大危机的诱因之一呢？如果它既能够诱发1929年的大危机，那么同样甚至于比1929年更严重的财富集中度会否构成诱发中国经济大危机的因素呢？还是让时间来检验吧？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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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三章：低利率政策对我国经济成长负效应分析

　　第一节：低利率政策所产生的财富转移和对消费的排挤效应

　　对于0.4%的家庭却拥有高达70%的国民财富，这不仅与税收政策的缺失存正相关。同时由于在人为
压低利率的管制机制下，政府能够通过管制的方式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中国的资产性财富约四分之三由国家拥有，加上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政府本来最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却成为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这表明，尽管政府在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缓和而是不断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过低，这说明民众收入并未普遍地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使得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目前银行体系内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25%（扣税后1.8%），而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达12%以上的水平，相差6倍多。对于目前国内1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如果以市场化民间信贷市场利率来计算，那么一年财富转移就达1.5万多亿元。如果不以这种市场化利率来计算，储蓄存款利率若上升3个百分点，那么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4500亿元。而这种社会财富制度化转移，不仅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使用这些资金的资金密集产业转移（如房地产），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

　　目前，我国实行低利率政策非但不对刺激消费有所帮助，而且对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或抑制作用。因为目前消费受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预期收益的双重限制。

　　低利率未必起到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的功效。在中国，人们储蓄更多地为防病养老、儿女教育等考虑，因此，存在极大“刚性”，低利率政策没有让人们大量减少储蓄，据浙江省调查，在1999年对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城镇居民存钱的最大理由是防意外急需，排在前4位的储蓄理由分别是：防意外急需（65。8%）、子女教育（64。2%）、养老（56。2%）和防病（51%），拿利息的理由仅排在11位，选择比例也仅为8%。从几年的低利率政策来看,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消费量的增长远小于储蓄额的增长。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消费挤出效应。况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规律的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量将增加。　

　　即使减少也只是调整了金融资产结构，适当增加股票、债券等各种直接和间接证券持有量，或转向投资房地产。这种投资不过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如果降息对拉动消费作用不大，将只会使资金的投放决定权由银行转移到家庭和企业。而银行等金融部门相对于家庭和企业部门更注重于长期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增长。资金投放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社会长期性投资资金缺乏、短期性投资资金过剩，进而诱使企业进行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诱发投机行为，使房地产、股市等或与之相关的行业虚火，造成经济的暂时繁荣。所以，低利率即使发挥作用也是以牺牲长远可持续发展利益换取短期的繁荣。

　　自1996 年降低利率以来,降低利率未能明显引起消费提高，而储蓄在连年上涨。低利率使许多工薪家庭利息收入近乎忽略不计。利息收入的急剧萎缩不仅使他们感到不适应，而且收入结构变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感，于是，加入到热衷储蓄行列的人数越来越多，储蓄的主体越来越年轻化，而这部分人群本当是消费投资的生力军，出现了储蓄额随利率降低而暴涨这一矛盾现象。2001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7.4万亿元，2002年底为8.7万亿元，到 2003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11万亿元，每一年时间内的存款额增长的绝对值都在1万亿元以上。

　　在目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压力不断强化、住房、子女教育等大额支出明显扩大的条件下,居民形成了紧缩性的预期,在于预防性支出而进行的储蓄比例扩大。中国居民的储蓄,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性保险,因而对降息反应完全不敏感。

　　在居民资产结构中,由于信贷消费不发达,实物资产比例过低,金融资产也主要集中在银行储蓄这一种类型上。这种资产结构使得居民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只有有了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有相对发达的信贷消费业务,通过利率调整才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支出。而且，生活必需品及耐用品对于利率的需求弹性较小。只有住房这类商品可能受利率影响较大。通过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实践中被证明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最大的收益或许只是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在低利率的状况下，实际所得由家庭转移到企业。作为储蓄部门的家庭财产收入减少。比如，按低利率时1999 年1 年期存款利率和居民存款余额计算,居民总存款仍可获得1 341. 47亿元利息,而当年全国居民的工资总收入约为9 875. 5 亿元。利息占工资收入的13. 58 %。有相当大部分的居民，特别是退休人员以及农民和下岗职工,其利息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较大的比率。利率的下调和征收利息税使居民的总收入水平下降，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中国目前金融证券资产空间分布极为不均。对于大城市居民来说，可以持有金融资产，但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获得证券等非实物的金融资产则相当困难，于是出现了被迫储蓄现象。这表明实际中存在着货币过剩的现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抑制型通货膨胀。利率的过低还常常诱使生产资料需求和投资扩大，把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资本财货，从而势必引起消费品产量的相对减少和价格上涨。这时，对货币收入不变和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的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因消费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昂贵而非自愿地减少他们的消费，因利率下降而引起的投资膨胀所形成的新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商店等）就是由这种“强迫储蓄”提供的。因此，不利于消费的扩大。而且，从投资的意义上，强迫储蓄所引致的投资是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

　　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造成经济中资金过于充裕，在中国这样一个资金出口渠道并不宽广的国家而言，这些大量富余的资金为寻求回报纷纷涌向房地产、股市等高回报行业。前几年，由于人们对股市信心缺乏，资金不愿进入，大量资金转向其他高回报的行业。信贷扩张前期，制造了一个重化工业投资热，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信贷扩张后期，制造了一个房地产热，先是上海、北京，后有二线城市，之后是全国性的、空前的房地产炒作。当下中国的A股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资金推动起来的例证。

　第二节：低利率导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粗放型低效率状态

　　1、导致错误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我在我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题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的网扎里写道：

　　“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中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也许是这个古老国家要与世界接轨的决心，也许是东施的心态，在我看来那是确乎的，如是我们的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也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中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

　　当利率过低时，保值性和投机性投资的动机增强，生产性动机削弱，而且，在生产性投资中，一些效益相对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上马。传统的投资决策是只要投资项目内在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净现值大于零，该项目就有利可图。当利率偏低时，资金成本低，使原本不该进行投资的项目有利可图。但是一个项目一旦进行，就无法再返回，而且投资所需资金不一定在现有利率下一次筹到，未来利率可能上升，如果是一个无利可图完全因利率降低而执行的项目，一旦利率上升，很可能使这个项目变成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国内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是目前许多错误投资及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不利于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提高效率

　　政府过度压低利率，使资金使用者的成本大幅降低，资金提供者的利息收入大幅减少，目前国内资金使用者多为国有企业，这部分利息收入从一般储蓄大众移转至国有企业，加上政府采取高利差政策，一大块利润流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但减少了消费，而且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思进取，总希望从政府政策中获得好处。在利率过低时，企业得到一笔贷款，相当于得到一笔补贴。使得借款企业没有压力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使企业无心关注如何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天才教授迈克尔.波特说过：“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而一个个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对于他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又能够做什么贡献呢。

　　几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强劲，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要素成本低，产品价格竞争力大。这里的要素有土地、劳动力及资金等，而资金的成本低就是利率的低水平。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要素收入被极大地压低。没有私有产权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国有企业几乎不考虑地租成本而把这种土地要素收入免费搭配在产品中输送给进口国。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好处，并且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

　　因此，所有要素价格的普遍低估，决定了亚洲国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更是全球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因为中国除了劳动力、地租被间接廉价出口，资本被直接或间接廉价出口外，还有汇率本身的严重低估。这种低的出口产品要素成本，造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空前扩大。这不利于资源向国内第三产业和高技术部门产业转移，延缓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政府必须适当考虑国有企业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则对于国内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竞争，包含在出口产品中免费转让了本国的地租收入，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对于因为提高工资、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业成本提高，主要应该通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升来消化。对于短期的企业经营压力，政府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加以对冲。

　　由于资金成本低，资本替代效应很容易发生。资金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高，在资金价格严重低于均衡水平情况下，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当利率低时，国内大量的资金涌入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比如，从1994年以来，国内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全面上升（主要表现为资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达6倍），对促进就业极为不利。

　　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没有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几乎所有省市都在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都在发展汽车产业上。在我国，资本本来比较昂贵，土地也比较昂贵。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把资本变得很便宜。由此导致房地产、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常发展，经济有增长、GDP有增长，却没有多少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增长很少,劳动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本来土地在中国是最稀缺的要素，但是，有些地方的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征购过来再以很贵的价格卖出去。在批发的过程中，利润被流通环节赚取，土地价格被扭曲。有些地方为吸引外资，又人为压低土地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意味着资本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些年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产业得到极大发展。长期下去，对劳动力的吸纳会大大下降。

　　如果让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反映真实稀缺性的话，资本价格很高，企业家的动力就会以劳动替代资本。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业。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大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因此，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就业前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3、低利率政策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经常处于困难局面，这样的结果是出现资源的变相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显然是致命的。

　　将资金过度集中于并不具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也不利于银行等金融部门收益的提高。低利率对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能起到使其苟且存活的作用，但是不利于淘汰效益差的边际企业，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同国外竞争。此外，低利率首先降低的是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与压力。使银行不急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此外，持续低利率容易扭曲人们对资金的准确认识，使筹资者轻视利率的存在，甚至轻视资金的价值，使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引发泡沫经济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许多人将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萧条归咎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固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是其出口竞争力并未因此受重大影响。问题出在信贷的失控上，由此产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央行在应对过度流动性以及资产升值上，一再延误时机，使经济活动过度转向房地产，资金涌向股市，直到最终提高了利率，使房地产、股市泡沫崩溃。实际上日本央行的政策失误才是日本走向上一轮萧条的主因。同样，美国本世纪初崩溃的股市泡沫也是低利率货币政策使然。美国经济从1991 年第二季度摆脱滞胀, 进入持续增长时期之后, 美联储实行的是以低利率为基础的中性货币政策，股市价格一升再升,不断创出史无前例的新高。最终股市泡沫破裂。因此，低利率政策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低利率没有起到保护金融市场的作用，而是使它变得更为脆弱。

　　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中国高速增长诸条件正在消失（四）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5/content_909272_5htm

2009-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韩和元　

　　第四章：正在丧失的其他增长要素

　　第一节：低下的劳动生产率

　　根据国内一些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这一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归功于体制优势或决策高明。

　　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5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Output per Worker）增长了63.4%，这一水平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同期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200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这种增加主要源于大量工人从农业等相对低效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罗斯（51位）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数据尚无法获得），只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强。

　　劳动者技术水平未能得到提高，是劳动力再生产水平过低的结果。而过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无法较为充分和合理地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二节：环保和人权

　　张雪忠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有些时候GDP核算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常荒谬的数据。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也随之增加。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不能反映整个社会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97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8%。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则认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

　　而一份因应中国要求而准备的经合组织（OECD）报告吸收了政府、世界银行和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成果，揭示如今一场席卷中国的生态危机的规模，这场危机毒害了中国人，阻碍了经济发展。

　　它表示每天有多达3亿人饮用受污染的水，每年有1.9亿人患上跟水相关的疾病。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十五年内将达到这种程度：一年有60万城市地区的人早逝，2000万起呼吸道疾病。中国的水质量最令研究人员担心。中国河流总长度中，如今有三分之一“高度污染”，75%的主要湖泊和25%的沿海水域也如此。每年有近三万儿童死于水污染引起的腹泻。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年增长率为10%，而且迅速拉近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距离，但它的环境标准常常和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更接近。超过1.7万城镇根本没有污水处理厂，而且近十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得到收集或处理。近70%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安全卫生。

　　尽管中国已经试图改善其空气质量，它投入的资源跟不上人们向城市迁移的潮水。一年燃烧超过20亿吨最肮脏的煤付出了相当于GDP3%到7%的经济代价。尽管没有给出中国污染总代价的具体数字，但人们认为该地区2004年的污染代价是3200亿。

　　OECD副秘书长阿马诺（Mario Amano）表示，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的确现在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的问题了，而正在成为以“环境权”、“身体保护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权问题。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方面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的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和低环境保护水平时，对高技术、低能耗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第三节：增长率的必然下降

　　正如都留重人在977年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的结果性调整之所以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里。而且无论如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然下降。”原因在于市场主义（甚至可以扩展到所有社会领域）自身固有的特性，正如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成功的本身就常常削弱那曾经使它强大起来的结构。

　　第四节：大成功暗藏大危机

　　无论是公司或是民族，最容易遭到危机的时候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怕就是这种状况罢。

　　在困难时期，生存及发展的条件虽恶劣，但大部分的领导者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领导者在决策方面弹性也颇大，因而对危机的适应性也较强。在这段期间，只要有改变的方面，民众的精神也往往都表现的很积极，而且创造力亦都不错，即使在困难及挫折的重重包围下，这个勇敢直前的民族，却有着颇让人吃惊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为了突破那些问题以争取生存空间，通常都能累积更多的实力。因此，等到他们能克服这些恶劣环境后，实力经常会有大幅度的展现，竞争力也大超竞争对手，进而造成空前的成功。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民族往往也就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是如此、开元盛世后的唐王朝是如此、康乾盛世后的大清国亦是如此。

　　这里不得不谈到所谓的民族文化，这些由历代最优秀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所建立的民族文化，对民族从克服困难时期到迈向大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但这些文化运用不当，也会因而成为民族的致命累赘。约翰.史考利在其自传《苹果战争》一书里这样写道：“一个成功的文化，经常会使得其成员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依此习惯办事会更舒服更自在些，而在不自觉中反受到其限制，成为了封闭型的思考，僵化了成长最重要的环境适应力。”

　　成功的经验总会令人怀念，特别是一个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文化，经常充满着过多的神话Myths、故事Stories、传统 Traditions。由于有着成功的实绩，这些文化逐渐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群体中的人，便被视为叛徒，因此即使颇具创新力的领导人也很少敢直接向这些可能已不合适宜的文化挑战。这些成功的民族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批判任何政府和个人，我们所预备说的只是：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在A时点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见得适合于B时点，因为二者间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样。越是成功的民族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太多的神话、传统会使应有的适应力衰退，太多的必然及应该也使得我们无法发挥创新性的想象力。在50、60年代大成功后的日本亦是如此，终于到了90年代，整个日本终于陷入无所作为的深渊。

　　史考利在其《苹果战争》里告诉我们：“一个超级成功的组织，在他的文化中，传承中更需要更新，因为只有这样，组织成员才能够真正体认，今天所作的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过去的反映”。民族亦然。

　　任何伟大的传统，在它成为神圣的教条后，经常会变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可怕的敌人，当这些曾是极为优异的文化，阻碍了民族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时，这些文化便可能很快地成为民族发展地致命伤。

　　节选之韩和元《中国拿什么不高兴》▲


刘翔是体育官员唯政绩化的牺牲品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6/content_909934.htm

2009-04-16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张培

　　中国田径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贡献了2枚铜牌，而且还出现了刘翔退赛事件，成绩不理想。不过，有着国际田联高级讲师身份的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在承认“刘翔事件”是整个训练和保障团队出现失误的同时也强调，即便是刘翔没有受伤，在面对古巴
小将罗伯斯时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地有夺金把握”。冯树勇强调，事实上刘翔一个人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田径队乃至整个亚洲田径的不景气。（据4月15日《广州日报》）

　　这是田管中心官员自去年8月份“刘翔事件”后首次向媒体和公众承认工作中存在失误，一方面，刘翔或能“沉冤昭雪”，另一方面，也让民众认识到体育职能部门管理的疏忽。从当前看，刘翔“退赛门”的影响已渐渐为人所淡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人仍对刘翔退赛表现出道德质疑，而冯树勇的公开解释能从多大程度上纾缓事态的发展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刘翔的退赛绝不是“自作主张”，更不是刻意而为。

　　最新的注脚是，国家体育总局运医所所长、奥运医疗保障首席专家李国平在近日的一次培训会上披露，刘翔的脚后跟钙化点病症早在2005年就被发现，李称“刘翔的跟腱腱病最早发现是在2005年，我们在此后几年中不断提出了建议，但并没有引起刘翔的训练和保障团队的足够重视，他最终出现了腱病和钙化点，从而引发他在北京奥运会退赛。”

　　像刘翔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理应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正如冯树勇所言，导致中国和亚洲田径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运动员不具备高水平的技术基础外，更多的是身体素质上有天生的缺陷。黄种人在田径场上的吃亏十分明显，由此刘翔之于中国田径的价值可见一斑——不仅是金牌的数量级，更关乎田径项目的集体尊严。每逢国际大赛，派刘翔出征成为获取金牌的必要保障，这其中重中之重是奥运会。有了雅典奥运会两枚金牌的不俗成绩，北京奥运会自然要更上一层楼。而对于 110米栏这样的短跨项目，国际竞争尤为激烈，频繁的“以赛代练”是水平维稳的重要手段。即便是年纪轻轻就夺得“大满贯”的刘翔也不能例外，对于体育总局来说，可能只看重奥运会，而对于专业体育队而言，单项锦标赛和洲际运动会都必须有所顾及。压在刘翔身上的担子绝非仅有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各式各样的例行比赛。最新的消息是，刘翔因身体恢复原因将缺席今年在柏林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而代表家乡上海参加十一届全运会。

　　即使是养伤期间，刘翔也时刻不忘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或许这是责任心的体现，或许这是99%的中国运动员都会选择的做法。但不管怎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还坚持或被迫坚持“轻伤不下火线”，“三从一大”被视为搞好“举国体制”的金科玉律甚至是唯一出路。市场化改革至今，各项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可相关部门仍固守死规，抓住老一套不放手，缺乏锐意改革的决心和手腕，不得不说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具体到“刘翔事件”上来，田管中心在明知刘翔脚腱出问题后，为何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治疗，而又为何一拖再拖直至家门口遗憾退赛？到头来既伤了运动员的心，又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金牌也打水漂。不是“多赢”而是全面溃败。

　　至于冯树勇所说的，即便刘翔未伤在面对古巴小将罗伯斯时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夺金则像是在打事后圆场。冯总教练对于形势科学严谨的估测是值得赞扬的，但作为一个中国田径队的当家人在今时说出自灭威风的话却又是不对的。试想，如若不是刘翔被伤病耽搁，至少能在场上和罗伯斯一较高下，断不能因为古巴人在奥运会前状态好的惊人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因此胆寒。依刘翔的性格，是决然不会相信“失败的泪水”的，也只有在脚疼得只能匍匐穿越十道铁栏时，才会说“不”！

　　中国田径把刘翔当做“遮羞布”，等刘翔透支青春后，又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信仰”，这背后是体育官员唯政绩化思想在作祟，一日不破除，一日不能迈向体育强国！毕竟评价体育强国的标准不仅仅是金牌数目。▲


一个在找寻敌人的军事机构——北约60周年纪念有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7/content_910449.htm

2009-04-17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刘伯松

　　60年前，战后的欧洲，仍然片瓦无存，仍然百废待兴。苏联为首的共产阵容却有了迅速发展，范围伸展至东欧。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更大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既不能容忍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感到自己称霸世界的战略利益受到了挑战，一场东西对峙的冷战开始了。

　　美国为了推行冷战政策，联合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共12个国家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s），简称北约（NATO）。这一政治军事集团的主要使命是联合西方阵营，共同遏制苏联。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苏联则在1956年和东欧各国组织了另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组织（Wasaw Pact）。北约与华约两大组织的相继建立和对抗贯穿冷战始终，两大对立集团形成，“冷战”愈演愈烈，世界局势日益紧张。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华约宣告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而冷战的结束不得不让北约重新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

　　

◆ 北约徘徊在十字路口

　　奥巴马没有布什的傲慢，也没有布什的愚蠢。他一上台就宣布他要听取各国的意见。换句话说，就北约而言，欧洲各国的安全，不能单靠美国为它们出钱、出力和出主意了；从现在开始，它们必须谨慎地考虑如何组织它们的集体安全。

　　60年来，北约一直在避免另一场大战的发生；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都是始于欧洲，终于美国的介入。北约的成立就是要美国参与和保护欧洲安全事务。这个机制是军事性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宗旨不仅是保护西欧，也保护西方民主。

　　今天，苏联已不存在，北约针对的敌人消失了；今天，共产主义也不存在，西方民主的威胁也不再来自共产主义了。

　　但北约并不因此而解散或解体；它依然存在，这不愧是它的成就之一。今天的北约，除了原来的军事性集体安全联盟外，还增加了工业和政治成分。比如，哪里有石油和天然气，哪里就有北约。

　　北约的另一个成就是东扩，直追俄罗斯边界前苏联卫星国。近10年来，北约已进行了三次东扩，吸纳了12个前苏东国家，今年被吸收的是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但当美国试图“收编”俄罗斯家门口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并计划在波兰和捷克建设反导系统时，一忍再忍的俄罗斯终于爆发了。去年8月格鲁吉亚冲突引发的北约与俄关系严重倒退，为冷战后所未有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双方求同存异使关系持续出现回暖迹象）。

　　北约东扩越接近俄罗斯，俄罗斯的反抗也越大。美国为首的北约教训俄罗斯应该接受现实，退出过去的势力范围，却又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取代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多么虚伪呀！

　　当前北约身份十分不明确。如果它的使命是保护整个欧洲，那为何不也把俄罗斯包括在内？如果它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为何欧洲不自己成立欧洲部队？如果它的使命是推进民主，软实力或巧实力不是比硬实力更加有效吗？

　　总之，北约不是罗马帝国，它的宗教也不是民主；其实，北约已失去了方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冷战时期，北约曾是美国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主要组成部分；今天北约的使命仍然为美国卖命吗？大部分欧洲人都说“不”。但如果它不能为美国服务，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参与阿富汗战争也许是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军事行动。它的垮台也许在于此。

　　

◆ 阿富汗将成为北约的坟墓？

　　据报道，美国外交界权威一致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北约的考验，北约联盟权威的存亡取决于阿富汗战争。他们对此达到一个共识，如果北约不尽快改变立场，并大量重新投资战事，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将会失去其意义。

　　克林顿时期的国安顾问Sandy Berger这样对记者说：“北约信任将受到考验。北约需要在阿富汗胜利；不然的话，它将丧失它的生力。”

　　布什时期驻联合国大使John Bolton说得更清楚：“问题是阿富汗真的像是北约的未来。它可能成为它的坟墓。”他接着说：“保持北约的生存对我们有利；但无代价地去保持它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奥巴马的欧洲事务顾问上任前说：“这个联盟的胶已经失灵了。”

　　其实，苏联解体后，这个被基辛格称为冷战“核心制度”的防御联盟早已失去对敌了。冷战期间，联盟的宗旨是“不让俄罗斯人进来、不让德国人起来、只让美国人过来”；现在的宗旨是“欢迎俄罗斯人进来、欢迎德国人起来、欢迎更多的民主国家过来”。但911恐怖袭击后，似乎给北约带来新角色，给予北约一个新的存在理由了。

　　可惜，在阿富汗7年多，这个胶合剂慢慢地失效了。也许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欧洲人失去斗志和耐心。同时2008年，联军死亡率增加了38%，其中10人中，9个是来自北约的。

　　这次奥巴马在峰会呼吁北约增兵，仅仅英国回应。现在阿富汗国际部队一半以上是美国的，估计2010年，大约三分之二阿富汗部队是美军。美国外交界都在担心如果北约还是那样“无关痛痒”，阿富汗会不会成为奥巴马的越战呢？但如果北约全力参与阿富汗战争，阿富汗会不会成为它的坟墓？（2009-04-16）▲


朝鲜敏感时刻竟要"摊牌",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0904/20090417090018819.html

    2009-04-17 搜狐社区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有关朝鲜发射火箭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几经周折，终于出台了一个"主席声明"。这个"声明"可以说是中俄据理力争的产物，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对朝制裁断不可行，不"谴责"也说不过去，安理会的这一举动实属无奈。

　　对于朝鲜，中国已经尽力了。虽然不好说是"护犊子"，但确实最大限度的关照了朝鲜的意愿，坚决打掉了对朝制裁方案，其目的也在于避免事态激化，为以后的"六方会谈"留下回旋余地。但中国在"谴责"朝鲜问题上，也向美日韩作了让步，这是换取对方放弃制裁提案的不得已之举。谈判桌上如果各方都不让步，其结果只能是顶牛，恐怕现在的"主席声明"也会难产。

　　然而，朝鲜对此作出的反应却异常强硬，不仅表示要"永远退出六方会谈"，而且要重新启动核设施。这种局面虽在意料之中，但一旦成为现实，却无疑又给中国出了一个大难题。从目前情况看，朝鲜核问题很可能走进"山穷水复"的困境，尽管中国一再喊话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的趋势已成定局。今后能否"柳暗花明"，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中国的应对措施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朝鲜"卫星事件"上，美国的态度十分诡异。始则强硬，继则退缩，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致，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在对朝政策方面，远未形成清晰而统一的定见。不过也能理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问题，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包袱"也让他们如牛负重，现在可以说是自顾不暇。对于朝鲜问题，奥巴马的确是有新的思路，但领导人的想法变成具体政策，远不会那样简单。况且这次折腾在里面的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经略东亚的重要盟友，美国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要求。事已至此，美国也无退路，对朝鲜的"摊牌"美国必须作出回应。但我想，美国采取"怀柔"政策的可能性较大，激化矛盾不仅会干扰美国现实的战略重心，而且有可能搞坏中美关系，毕竟现在美国欲走出经济困境还需要借重中国。

　　面对朝鲜半岛的复杂局面，中国应当如何决择?我以为，老祖宗的两条古训值得考虑。

　　第一条是"无为而治"，无为方能有为，现在不如静观其变。朝鲜执意要退出"六方会谈"，你现在规劝也没有用，放一放又何妨?朝鲜要重新启动核设施，中国也拦不住，既然你的原则立场和态度朝鲜都很清楚，他要和你对着干，那就姑且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朝鲜反弹的越厉害，美日韩的压力也会水涨船高，双方真有一天走到危险的边缘，都有坐下来好好谈谈的愿望，中国再出手也不迟。

　　第二条是"中庸之道"，两边我都不掺和，这样既可避免左右为难，也好日后居中斡旋。眼下朝鲜半岛的矛盾，主要是朝鲜和美日韩的矛盾，中国无非是关联其间。中国在某些方面既要护着朝鲜，同时也不能和美日韩搞僵，这样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现在的时代，毕竟不是冷战时代，中国不和任何国家结盟，处理对外事务一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二要站在国际公理一边，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既不会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也不会轻易落入别人的游戏圈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

　　至于说到朝鲜的行为，其"走钢丝"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作为一个面对强势对手的国家，采取"边缘政策"也可谓聪明的选择。有人说朝鲜"有骨气"，这我倒也不反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点"爷们"的作派，何以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但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中国(包括俄罗斯)在后面撑着，美日韩就是不动武，单凭严厉制裁甚至全面禁运，朝鲜能够撑几天?同时，朝鲜也是看清楚了韩国怕打仗，中国也不会容忍科索沃的悲剧在朝鲜半岛重演，美国受制肘的因素颇多，况且他现在也无心在半岛搞的鸡飞狗跳，所以才敢故伎重演。朝鲜不愿意和平发展，朝鲜老百姓不想过几天舒心日子?我看决非如此。只要对手不逼得过甚，只要还给他留有退路，现在虽然放些狠话，甚至做点出格的事情，早晚还得回到谈判桌前。

　　多年以来，中国对自己的邻国都是抱着宅心仁厚的态度，和平相处，以礼相待。但对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有时却眷顾的不够，这一点，邓公的态度最直白也最务实，的确是后人应当引以为训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只要坚持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准则，把握好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半岛稳定这两个大局，其他问题我想都会迎刃而解。▲


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904/0417_2664_1112323.shtml

2009年04月17日 文摘周报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双方关系陷入僵局。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谈判“触礁”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

“主席说：……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 “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 “最低门槛”。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 让苏联“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10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

“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据《中国新闻周刊》韩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