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国际社会激辩卫星发射成败、美日韩趁机破解朝鲜四大机密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9-04/11/content_2618919.htm

2009-04-11 ：本报主笔　邱永峥  ４月５日，朝鲜火箭发射升空后（本报４月７日０６～０７版曾报道），卫星是否成功入轨成了国际社会极力想弄清的谜团。美日韩三国更是借此“良机”，从不同角度破解朝鲜的军事机密。

　　☆ 金正日观看中落泪

　　英国《泰晤士报》７日的报道说：“在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卫星两天后，国际社会仍未能就朝鲜到底发射了什么而达成一致。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了首批关于朝鲜此次发射的照片，这些照片清晰显示火箭拖着浓烟腾空而起，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而朝鲜主要媒体７日都称，“光明星２号”发射取得了“完全成功”。朝鲜中央电视台罕见地播出了火箭发射的场景，观看发射的金正日感动得落泪。《泰晤士报》的解读是：朝鲜通过卫星发射成功来展现国家实力，也传递出金正日健康状况良好的信息。

　　☆ 美称发射是“失败重演”

　　美国坚持朝鲜此次发射是“失败重演 ”。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官员透露，朝鲜此次火箭飞行的路线与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６年相同，都是瞄准夏威夷的，但包括这次发射在内“全部以失败告终”。美国参联会副主席卡特怀特上将透露，朝鲜火箭的问题应该是发生在第二、第三级分离技术上，这是一项关键的技术。

　　韩国航天研究中心主任、负责韩国卫星研发的首席科学家霍穆罗（音）说：“朝鲜发射的不可能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们根本造不出卫星。”韩国《中央日报》８日援引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导弹上升至太平洋上空４８５公里处，由于推力不足未能成功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４８５公里连朝鲜公布的“光明星２号”的最低轨道高度（４９０公里）都未能达到。此外，卫星进入地球轨道的速度应为７．９公里／秒。但朝鲜发射的火箭推进器的平均速度只有１．１９公里／秒，速度小当然推力就不足以把卫星送入轨道。

　　☆ 有专家不赞成“失败说”

　　然而，美韩日专家对“失败说”也不完全赞同。韩国《东亚日报》报道，朝鲜此次发射显示，朝鲜的远程火箭能力大增，因为第二级火箭坠落地点距离发射场３１９２公里，相当于１９９８年的两倍。美国军事专家维克也认为，朝鲜最快将在今年初夏试射性能堪比美国“大力神”洲际导弹的新型导弹，朝鲜此次发射在火箭性能方面很成功——发射的地面准备时间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０天减少到１２天，加注燃料时间从过去的３天减为１天。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专家金大宇说：“不论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来说，它都不能说是失败。朝鲜展示了远程打击能力，还以导弹射程能涵盖美国而跟美国‘叫板’。”

　　☆ 趁机破解朝鲜四大机密

　　当然，美韩日也从朝鲜此次发射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其中所破解的朝鲜军事与航天机密最有意义。

　　朝鲜火箭“路线图”浮出水面。据法新社７日引述美国全球安全组织的研究成果称，朝鲜“大浦洞－２”型导弹至少有３种不同型号，其零部件分别由朝鲜与伊朗生产。最初的型号，也就是“大浦洞－２Ａ”型的第一级火箭由朝鲜制造，第二、三级则由伊朗研发；“大浦洞－２Ｂ”型第一级仍由朝鲜设计生产，但第二级却是朝鲜“芦洞”（也称“劳动”）导弹的中间部分，第三级则是伊朗火箭的改型，绰号“伊朗人”；“大浦洞－２Ｃ／３”型，第一、二级为朝鲜的“芦洞”导弹，第三级则由伊朗研发生产。

　　朝鲜陆上远程雷达和海洋跟踪船性能不行。朝鲜陆上雷达现在不能实现对发射物体的跟踪，其最远跟踪能力不超过日本。而朝鲜此次发射前安排一艘海洋跟踪船出海对卫星测控，但由于发生了机械故障而中途折返。

　　战机在发射场附近坠毁暴露维护不足。韩国国家情报院告诉法新社，在此次发射过程中，朝鲜空军战机紧急起飞，对发射场和火箭飞经的空域进行保卫，但其中１架米格－２１战机在发射场附近坠毁，主要原因就是战机维护跟不上。

　　朝鲜火箭与卫星研发体制不合理。法新社引述韩国专家的话称，朝鲜的火箭与卫星研发机构过于分散，各自为政，一旦发生事故，不能迅速查清原因，极可能导致失败重演。

　　☆ 美日韩“各自想拳经”

　　路透社７日报道称，朝鲜这次发射为美韩日提供了“良机”，三方也都开始打“如意算盘”，加强导弹防御能力，韩国还因此想打“攻势牌”，主张研发射程超过１０００公里的导弹，以覆盖朝鲜全境。

　　一位美国导弹防御专家说，在朝鲜火箭升空时，美国的许多专家都“各就各位”。当发射结束时，相关分析数据就已经出炉了。这些数据与情报将对研究朝鲜导弹至关重要。这位专家说：“我们记录了此次发射的所有细节，这有助于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用上更准确的数据。”该专家透露，这次搜集的所有情报资料交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处理，该机构是专门负责远程导弹数据分析的。

　　日本媒体７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称，政府正在考虑打捞坠落在日本海的朝鲜火箭残骸。虽然具体位置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打捞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政府正在做这样的计划，以便弄清楚朝鲜导弹的性能等技术参数。

　　据韩国《朝鲜日报》８日透露，要求增加韩国导弹射程的主张在抬头。根据目前的美韩导弹协定，韩国导弹射程不能超过３００公里。为此，有韩国专家称，如发生战争，３００公里导弹根本无法攻击朝鲜后方的主要战略目标。朝鲜此次发射后，朝韩弹道导弹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韩国专家和军方人士要求将导弹射程延长到１０００公里以上，这样才能保证韩军在济州岛等韩国后方地区攻击朝鲜全境。但也有人分析说，如果射程延长到１０００公里以上，东京和北京等地也被纳入射程范围，周边国家会极为敏感，所以必须慎重处理这个问题。▲


英国公布绝密档案 曾想提前30年归还香港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4/429788.html

http://www.huanqiu.com 来源：环球时报：英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批绝密档案，这些档案显示：上世纪60年代末，英国曾两度考虑提前归还香港。

　☆ 首提“部分撤离”设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内地爆发后，逐渐波及到香港。许多香港左翼人士学习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泽东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极大的恐慌。为镇压工人运动，殖民当局制造了一起血案，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在一封给当时香港总督戴麟趾的电报中，英国外交大臣明确指示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和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香港经济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 绝密报告再提撤离建议

　　1969年3月，英国内阁下属的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建议与中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考虑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途径都不会成功”。因此，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报告还建议迅速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应在不晚于80年代早期与北京就香港问题达成统一。

　　英国为什么会急于同中国达成非正式协议？这并不是殖民者的良心发现，而是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考虑。鉴于中国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在1997年后还想延长香港的租借期是不可能的。英国的目的是努力保持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便在将来归还香港时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为英国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份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果文革继续升级，来自中国的压力持续增大，英国在1969年就应撤出香港。

　　1967年1月，在澳门左翼运动的压力下，葡澳殖民政府一度提出归还澳门。受此事鼓舞，香港左翼人士要求英国“滚出香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这份绝密报告指出，“在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长期精神压力下，我们或许不得不撤出。”报告还认为，如果有中国在背后支持，则更应该“严肃考虑”撤出计划。因为中国完全可以用一些“经济手段”来搞垮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如发动罢工或者断绝香港的食物和水的供应。报告甚至无端臆测说，中国会采取一些“政治行动 ”，如公开鼓励香港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暴力和颠覆行动。报告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根本无法维持在香港的统治，不得不撤出。

　　☆ 想让香港警察流亡海外

　　为了在关键时刻能从香港安全抽身，尽量避免承担任何责任，英国人可谓煞费苦心。在曾帮英国维护香港治安的“功臣”——中国籍香港警察的安置问题上，英国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当时，香港约有2万到3万警察，包括家属有9万到13.5万人，对英国来说，安置他们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报告建议，除了帮他们在海外找一个安身之所外，不承担“任何责任”。报告还怀疑在英国撤出时，这些香港警察的忠诚，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英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报告显示，英国当时坚决反对在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左翼会在大选中获胜。这与英国后来在香港回归前的态度截然相反。按香港总督麦理浩的话说，当时在香港举行自由选举，“如果共产主义者获胜，那将是英国统治的终结。而如果是民族主义者获胜，也将带来共产主义”。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英国的种种担心，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政府从未想过武力攻打香港，也没打算给香港断水断粮，中国一直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以及在1997年平稳回归中国。因此，英国的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文革中敢对毛说“不”字的宋庆龄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10075&msg_id=247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把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和群众打到敌人的营垒。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谁也不敢再对毛说半个不字。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上，在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央会上，也只有陈少敏没有举手，其他人都站到了毛泽东错误的一边。可党外有一个人士——宋庆龄——却不断地对毛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提出批评，致使毛对宋先生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的看法转为认定宋庆龄是一个敌对阶级的代表，甚至想把她赶到境外——这一切都显示了宋先生思想和人格的伟大。

也许现在有的年轻人说，宋庆龄否定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告诉你，周恩来总理也是人民心中的伟人，我想他对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但他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就有杀身之祸。他说文化大革命挖出刘少奇是消除了党内一个隐患，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样一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宋先生的伟大了。当然宋先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她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另一方面讲也是一件好事，否则也许被迫害而死。她虽然被文化大革命折腾的厌世，但她终未轻生，勇敢地活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敢讲真话，实在是鸡群中的凤凰。她正像陈云同志所说：“品质高贵，信仰始终如一， 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她看问题的标准是大是大非，而不是个人得失，这是她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今天许多人还做不到，但应该成为努力做人的方向。  马蛟龙写于二○○九年四月一日

附：zt

☆ 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 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 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19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本文作者注：1955年，毛泽东要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消灭资本家，宋庆龄指出其弊病，在我看来不仅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毛给宋扣上了资本家代言人的帽子，对宋有了不公平的看法。）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本文作者注：宋没有认识清楚，毛叫广大知识分子说话，是搞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要把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知识分子一网打尽，要封住知识分子的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敢再讲真话的开始。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蒋介石为收买他们，说，除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外，三公可以任意挑选部长当，他们不干，和毛泽东共同草拟了《共同纲领》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真的是反党反人民吗？不会吧！认识上的不同也可以讨论，为什么把他们赶到敌人营垒中去，常人难以理解。）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本文作者注：宋并未落伍，是一个敢讲真话、敢坚持真理的战士）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本文作者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看人和用人的实用主义）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本文作者注：和毛的观点一致时，毛说宋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宋坚持真理、讲真话时，因为和毛的观点不一致，却成了对立阶级队伍中的人。这太可怕了！）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本文作者注：在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那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她是一个人格伟大的人。而宋是第一个给毛和中央写信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伟人。宋庆龄先生在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后，仍为他仗义执言。）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本文作者注：毛当时看样子要把宋赶到台湾等地去了，如果宋去了，那就可以任意说她投敌叛国了，好在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不出国门，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有抱负的伟大的女性，令后辈景仰和永远怀念）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本文作者注：宋先生高瞻远瞩，目光如炬，看出这是一次重新振兴国家的大好时机，同时，建议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可惜我们没有完全这样做）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本文作者注：假若毛泽东健在的话，宋至死也还不能入党。如果早入党，可能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更大。临终时将自己的储蓄办福利基金，也是其伟大人格的表现，有些人储蓄更多，也没有办什么基金之类的，和宋先生比，差得太远。）▲


中国不应靠展示威力解决领海问题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4-12/1138548501.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2日 环球时报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60年来的发展成就将与海洋上和陆地上的盛大阅兵式结合在一起，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的军事发展方向则越来越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学者季北慈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军事、安全问题专家。他领导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也将中国列为重点研究目标。近日，季北慈接受了《环球时报》的独家专访。在他看来，中国在军事问题上仍需向外界作出更多的解释。

　　☆ 中国所处环境不具威胁性

　　环球时报：前段时间，中国人大会议公布了2009年中国国防费增长14.9%。对此，外国媒体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

　　季北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有追求军事现代化的权利，但在方式上应该更开放、更透明，这有利于消除邻国和其他国家的疑虑。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战争以来，中国已享有近30年的和平，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追求侵略中国或欺负中国。中国享有的和平环境使其经济快速增长，并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不过，中国的邻国和其他重要国家还是不清楚中国的长远战略意图是什么，即未来中国会如何使用其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不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整个世界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伙伴。

　　环球时报：前不久，南海发生中国船只与美国测量船对峙事件，菲律宾也在争议岛屿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类似事件给中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课题？

　　季北慈：中菲在领海问题上已争论了多年，此外美军和中国军队之间过去也发生过对峙事件。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海上力量更强大了，中国在领海要求问题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在遵守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显示威力。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同意与美国，可能还有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谈判达成“海上安全”协议，以避免双方海军之间潜在的意外事件。

　　☆ “中国安全”成世界课题

　　环球时报：您领导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中国的关注度是否越来越高？

　　季北慈：2007年10月1日我担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后，研究所加大了对中国研究的力度，因为中国的全球性影响在上升。近期我们准备增加3至4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最近我们还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虽然目前只有一个人。现在所里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中国与全球安全”、“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维和作用”、“中国在非洲不断增大的安全作用”等。

　　环球时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目前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请问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季北慈：我想可能有这么几条：第一，研究所很好地利用了瑞典独特的中立地位。研究所1966年成立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国际话语权基本上被美苏两家垄断，而瑞典独特的中立地位使研究所可以用第三种声音说话。冷战结束后，研究所密切追踪国际安全热点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军火贸易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研究人员的国际性。我们目前共有3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瑞典人只有两三名，其余都是非瑞典人，来自世界各国。研究所还特别规定，所长必须是非瑞典人。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使研究工作不偏向于哪一国政府，而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拿出独立的判断。第三，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因此不得不努力工作，不断创新。10年前，研究所的所有经费都是瑞典政府资助，目前只有40%的经费来自瑞典政府，60%的经费要靠我们自己解决。

　　环球时报：你们的研究成果中有大量数据，你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数据的？又如何保证它们的准确性？

　　季北慈：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公开材料，没有情报，也没有内线。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研究人员分析从各种渠道获取的公开数据。如果同一个数据有两个以上的版本，并且相互冲突，那就要靠研究人员根据他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做出判断。我们也要求有关国家政府与我们合作，提供数据，如海关提供出口数据等。有条件时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到各地调研走访，例如最近我们有研究人员在阿富汗待了3个星期，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并不常见。（赵小卓）▲


新北约组织的新格局、新战略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2/content_908077_2.htm

    2009-04-12  作者：俞力工　本月3、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了高峰会议与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就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而言，安排有“新战略”、“扩大组织”、“法国重返军事指挥部”、“阿富汗增兵”、“任命新秘书长”、“对俄罗斯的态度”等。限于篇幅，笔者仅就前3议题加以评析。

　　☆ 新战略，新北约

　　会议正式举行之前，媒体便广泛出现“新北约”的提法。美国代表团也不断放话“要北约更加迅速、有效地参与全球预防性的军事行动”。但是，德国《明镜周刊》却于4号极为突然地刊登了一篇德国外长斯坦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谈话纪要，其言辞尽管委婉含蓄，实质却与美国立场针锋相对。

　　北约组织之成为一个区域性军事协防团体，是1945年雅尔达会议所促成的冷战格局的必然结果。不论当前如何评价它的存在意义，值得肯定的是，整个冷战时期，其吓阻力发挥作用，因而，该组织不曾发动过任何战争。

　　八、九十年代之交，华沙集团遽然分崩离析，苏联也随之瓦解萎缩，于是北约组织成员国内部便出现了建立“新北约”与“新欧洲”的呼声：即雅尔达格局既然不复存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就应当适应新的和平环境，或是仿效华沙组织自我解散，或是转型为欧洲人自己控制的“新北约”。与此同时，自然也产生了消弭东、西欧割裂状态，建立一个“和平的大欧洲”的广泛意愿。整个九十年代，对该主张最为热衷的国家首推法国，原因不外是符合“戴高乐主义欧人治欧”的一贯立场。

　　就当欧洲人沉醉在良好愿景、1991年底通过“马城条约”提出将在欧洲联盟框架内建构“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之时，美国一方却有条不紊地摆设着“战略新棋谱”。

　　1990年11月5日，当南斯拉夫还没出现分裂问题之前，美国国会便通过了“对外手段授权法”（Foreign Operation Appropriations Law 105-513），要求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必须分别举行选举，同时其程序与结果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认可，否则，6个月后将撤销对它的所有经济援助，并下令所有在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服务的美国公民必须执行上述规定。

　　果不其然，若干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受到如此鼓励，一个月后便提出了独立要求，并引发激烈内战和美国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而此结果完全符合中央情报局人员所预测的“血腥内战”。从该授权法的通过，可清晰地看到美国拿南斯拉夫这个主权国家作为切入点的预谋，同时也反映出它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干预他国内政的一贯作风。

　　1991年11月，即9·11事件发生的10年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一份“罗马宣言”，强调东西两大阵营对垒状况已为“新危机”所替代。往后，该组织的新任务在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解除对国际自由贸易的任何威胁”；“全球范围内，排除自由取得原料的障碍”……

　　如今，回头看此宣言内容，已极其明显地赋予这个纯军事组织许多跨越地区范围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新任务。

　　另外，1992年3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透露的一份《国防部文件》提到，“必须维持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全球统治地位”；“美国的最高目标在于阻止任何强大对手出现”；“美国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北约组织成为西方的防卫工具和安全保障工具”；“为避免削弱北约组织，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欧洲国家就安全问题达成内部协议”。

　　结合《罗马宣言》内容，不难看出美国的意图不外是使北约组织成为供其驱使的战车，而同时又阻止欧洲国家构建自己的安全政策。

　　在此指导思想下，北约组织于1991年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攻击。这次跨越欧洲范围的军事行动虽然获有安理会的授权，但授权内容不过是“将伊拉克占领军从科威特驱逐出境”，而不是“摧毁伊拉克的90%军事力量”。嗣后，于1995年，北约组织也同样在取得安理会的“维持波斯尼亚的禁飞区”授权之后，肆意对萨尔维亚一方的军事力量进行攻击。1991年至2003年之间，美、英两国对伊拉克的空袭不曾间断，目的除了彻底瓦解该国国防之外，法律上的意义则在于混淆安理会授权，北约组织，以及美英单边行动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美英单边行动既代表北约组织，又可代表或取代联合国的职能。

　　☆ 德国、法国的无奈

　　统一后的德国刻意削弱南斯拉夫固然有其历史原因，而战后德国外交之长期受自由民主党操纵、同时该党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极为暧昧也是众所周知。该反南斯拉夫的政策与上述美国策略一拍即合，于是乎，除了再三刁难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之外，又一味支持波斯尼亚与科索沃的伊斯兰教派的分离行动。

　　1994年，德国通过宪法法院的判决，回避了《宪法》禁止其军事力量从事境外活动的规定。根据该判决，德国政府可以在取得联合国授权情况下进行境外军事行动，附加条件则是，每次军事行动必须获得本国国会的批准。这种把国会决议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做法，往往让人讥讽其国军为“国会军”。

　　与法国加以对比，整个九十年代的德国政策极为功利主义。一方面在巴尔干问题上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同时想借冷战结束与德国统一时机，把战败后制定的“非战宪法”恢复为攻守自如的“正常国家”地位。另一方面，每当面临出兵之际，又试图抬出“联合国授权”规定，使自己置身于事外。除此之外，一方面赞同建立“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又不似法国那么积极地维护欧洲联盟的独立政策。

　　法国自戴高乐以来，一直坚持“欧人治欧”政策，也由此导致该国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部。1995年希拉克担任总统后，一改戴高乐在北约体制外促成“欧人治欧”的政策，而设法在北约组织的体制内将其“欧洲化”（即“新戴高乐主义”）。其具体建议便是，由欧洲联盟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由法、英两国的核武保护伞取代美国的核保护，同时北约组织南翼指挥部交由欧洲人统率，以及，逐步把俄罗斯纳入欧洲框架。该建议其实也可解读为希拉克重返北约指挥部的条件。但是，在美、英、土耳其的反对下，终于搁浅。

　　既然“欧人治欧”问题举步维艰，剩下的核心问题便是北约组织对外军事行动的合理性问题。本来，1997、1998年，德、法两国还不断强调要尊重安理会的授权规定。然而，基于美国掌控下的国际媒体不断对科索沃内部纷争极尽渲染，再加上德国政府的兴风作浪（其外长甚至捏造“南斯拉夫当局推动血洗科索沃的铁蹄计划”），1999年春，希拉克为显示法国对欧洲问题的主导性，竟贸然提出更加激进的“军事干预”主张。该提议正中美国下怀，于是从3月24日开始，立即启动了北约军事机器，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一场没有安理会授权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北约战略新观念与老分歧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2/content_908077_2.htm

　　1999年4月23日于美国首都召开北约峰会及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期间，提出了“北约战略新观念”以及“新北约”概念，意指今后“新北约”的活动范围将不限于成员国领土范围。必要时，可及于欧洲、大西洋之间广大地区。所负之任务不仅是以军事手段保护成员国的领土主权，同时还担负“克服危机、预防危机、稳定安全环境、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并与其进行对话、合作、建立互信、提高透明度”的政治任务。

　　与1991年“罗马宣言”内容相比较，此时所规定的军事活动范围略微缩小了一些（据说这还是德、法两国力争取得的结果）。然而这个“新北约”却不是九十年代初许多欧洲人所期待的“欧人治欧”的“新北约”，而是继续在美国领导之下，赋予了更多政治任务的“新北约”。尽管如此，在德、法两国的坚持下还达成了若干折衷意见，即：1.北约组织承认联合国在处理全球危机事务的领导地位；2.北约组织境外活动（out of area）所涉及事务必须在性质上与地缘政治上与北约组织成员有关联；3.欧洲国家今后可以在北约组织的框架内建立独立的安全与防御政策。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会议还不及结束，法国代表便扬言此妥协意见为一大“外交胜利”，而克林顿总统与北约秘书长索兰纳却指出，“尊重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并不表示有取得其授权的义务。”之所以在战争还没结束前（轰炸进行了79天），北约组织内部便产生如此激烈争议，反映出德国、法国参与这场战争的被动与无奈。此外，这时刻围绕“安理会授权”做文章，说白了，就是许多北约所属成员把俄罗斯与中国在安理会所起的约束作用，当作回避战争的挡箭牌。中、俄两国在安理会的特殊地位以往长期受到指责，而在冷战结束后，竟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挡箭牌，此戏剧性变化的确十分出人意表。

　　北约组织的内部分歧，导致2003年法、德两国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没有安理会授权），也继续影响上文所提到的德国外长本月4日对媒体发布的立场声明，即“北约组织无法取代联合国作为维护全球安全框架的作用，也无法充当’世界警察’处理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但是，这并不排除北约组织在履行联盟义务的框架内，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 奥巴马的收获

　　从这段声明看来，北约组织内部至今还是相当同床异梦。然而，有关安理会授权问题的胶着，并不表明奥巴马此行毫无收获。相反的，法国的重返北约组织指挥部，意味着该国已正式放弃戴高乐主义。至关紧要的是，萨科奇之决定重返北约决策机构，并非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作出的决定，而是布什仍然在位期间，也是美国的内政、外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的时刻。不难想象，如果萨科奇早几年担任总统，必定会让布什政府更加有恃无恐。果真如此，伊朗与叙利亚今天的处境应当不会比伊拉克好过太多。

　　由于法国政府的变质，再加上德国默克尔总理的一贯亲美立场，欧洲联盟拟建的快速反应部队已让位给北约组织内部的特种部队。至于《马城条约》所推出的“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可说是胎死腹中。

　　☆ 组织扩大与奥巴马

　　就组织扩大议题，此次会议正式接纳了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成为新会员国。至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加入要求，则遭到大多数成员国的否决。

　　早在沙俄时代，其当局鉴于黑海的出口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的前身），因此苦心经营俄罗斯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良好关系，以便打通前往亚得利亚海的陆路通道。然而，经过1999年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以及近10年的暗中培养，科索沃去年不但已正式宣布独立，同时也在其境内建立了欧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如今，再加上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的入伙，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唯一盟友只剩下退缩为内陆国家的塞尔维亚。因此从地缘战略角度审视，俄罗斯由南欧前往大西洋的通道，可说是完全受北约组织控制。至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吃闭门羹，揭示的问题是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对自身的安全更加关注。他们固然有意借东扩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但也不希望建立的任何“安全带”是个局势动荡、招惹是非的政权。就此意义，去年格鲁吉亚所挑动的军事冲突事件，非但无损俄罗斯的利益，反而加促大多数成员国对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提防。

　　“阻止欧亚大陆产生一个能够与美国挑战的力量”，这观点并不受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左右，而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因此无论是东扩问题，对欧盟或对北约的态度，美国决不会坐视俄罗斯与欧盟进行融合而不加干预。克林顿时代，在推动北约东扩方面颇有进展。布什政府却出于傲慢与瞒顸，使欧、美关系出现裂痕。奥巴马这次放低身段修补美欧之间的创伤，的确博得欧洲人的广泛称赞。但是，奥巴马毕竟不是个什么世界总统，风尘仆仆、马不停蹄为的首先是巩固世界霸主的地位。（2009/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