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危机之中的“北京共识”，中国今天的份量到底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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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的"G2模式"--美中联盟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模式对中国非常适用。但仔细分析，显然北京的目标关不在于此层面。就目前形式来看，与美国的关系保持在"不对抗、不妥协、不主动、不积极"对中国是恰当的。而北京的深层意图，是向世界输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而非认同"华盛顿共识"--民主政体。
　
    事实上，民主自由体制下失去监控的金融危机恰恰暴露了所谓民主政体的片面性，即掌握金融决定权的阶层决定了国家体制走向与最终结局。而在此情况下，经济形式多样化，但国有资本占有绝对地位的国家模式，以及严格管制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定价权国有体制，虽然不及西方模式灵活，但在风险控制上，却有借鉴意义。从宏观领域来看，只要中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与美国及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就会快速缩小。这只是有利的一面。
　
    问题在于，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努力而减少对中国的打击。相反，危机之下，原来潜在矛盾却渐趋显露出来--钓鱼岛危机、南海危机等，无一不让人产生靖康耻、犹未雪的感觉。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中国来讲，台湾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只要保持两岸关系正常发展，两岸快速靠近，则对方的意图就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说没有看到马英九的三心二意吗？没有看到宿敌日本侵占我钓鱼岛屿吗？就连小小的南海国家也骑到中国头上拉屎，是可忍，殊不可忍！但冷静下来看，假设中国对外用兵，打台湾心疼，还是打其他这些地方心疼？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不骨肉相残，兄弟刀兵相向，估计打那一个，中国都不会手软！随着民进党的衰落，台湾走向危险边缘的可能性在大大降低。作为中国来讲，没必要在这微妙的时期主动破局。
　
    在前面我们说过，目前中国要做的，是给世界带来信心、安全与秩序。这种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其次是所能提供的安全，包括自己的安全与利益相关区域的安全。秩序的建立是在对中国认可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对外展示"北京共识"的重要意义所在。只有认可，才能取得规则的决定权。而这一切，建立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军事之上。中国目前最急切要做的，是理清楚自己的思路，为自己的未来图谋，而不是去充当救世主。同样，我们清晰的看到，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由于战争、内乱、贸易保护主义陷入困境，那么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技术、市场和机会，更重要的是信任--对中国模式的信任！对于一个正处于茫茫然中的世界，需要一座点亮的灯塔。而这个灯塔，就是"北京共识"--不仅限于提供经济上的，还有文化、政治经、安全上的选择。
　
    而对于美国及寄生了美国之上的势力来讲，有条件选择一个新的宿主。而这个宿主，由于文化、宗教及体制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国。所以，双方在骨子里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笔者注意到，新代理人上台，对方的路线十分清晰，亚太之行的重头在中国，欧洲之行的重点在俄罗斯。与中国的重点在解决经济层面的危机--中国与日本共持有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海外债务，与俄罗斯的重点是解决军事层面的问题--向俄罗斯打开北约之门。经济层面的问题只是表相，既使中国与日本把全部资金投入美国，也解决不了问题。但伸向俄罗斯的胡萝卜，则别有意味。石油价格暴跌，经济上打压俄罗斯已初见成效。对俄罗斯内部分裂行动正在加大力度，以经济情况恶化逼普京交出权利，转而以军事让步扶梅德韦杰夫坐正，对方可谓是工于心计。而放眼世界范围内，能真正敢对美国强硬的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了。一旦普京倒下，则中国在北部边境的压力会凸现，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外患多来自于北方。而对方的目标，就是铲除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为世界大同及自己坐在食物链的顶端创造有利条件。
　
    到过北美地区的人可以看到，一片萧条之中制造业还能坚持多久？一旦资本完全逃逸，美国的空壳化将面为必然，而这一种情况，也许就会在几年内显现出来。前提是，对方能找到一个可以寄宿的机体。而对方是否会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则不能确定。但在一定层面上，其军事技术的垄断与输出，可以窥见其未来大致的战略方向。军火贸易，必然会与政治及战略目标相联系，美国对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就属于这一类型。
　
    从欧亚大陆战略格局来看，西边的重心德法英经济贸易比重在08明显弱于东边中日韩之间的比重，经济重心由欧洲大陆移向西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必然。作为主要经济体的中国的发展，更会吸引世界的目光。这种条件下，"北京共识"就有了其滋生的土壤与条件。拘泥于小的范围内，或者说民族性的范围内，则中国的发展必然是内向的，这不利于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是否让情绪化左右国家长期战略利益，是必须权衡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的这种认同，不能建立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之上。一个不能或不敢捍卫自己权益的国家，很难想像他会去捍卫别人的利益和权力，能主持正义，做到公平、公正。所以，对危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应当给予有力的回击。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样，小不治必成大患！
　
    纵观中国周边的热点，09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台湾的劫子移动，朝鲜半岛、钓鱼岛屿、南沙问题却凸显潜在风险。危石之下，兵锋慎行。对方祭出的这些小技量，敢拿到台面上来不多，围绕这一潜在风险双方的暗斗还在继续。至于冲突会在那里发生，则主要看时间、条件与准备情况。
　
    那么中国是否会对南海诸岛的情况放任呢？还是那句话，善打狼者打头狼！美国海军监测船"无瑕号"在南海中国专区活动马上受到了中国海事部门的围堵，四十八小时内，反应敏感的世界目光一下聚焦在了中美海上力量的对抗之上，更有媒体将其与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并提。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而不是抗议。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却声称自己"受到了伤害"。而类似问题，在驻阿美军对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越境行动"中也时有出现，所不同的是，中国对此行为也进行了录相取证，并提交了对方。可以判定，以后两年内，随着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重叠，双方类似对抗性行动会越来越多。从政治上讲，中国对美军监测船的行动，从侧面警告了南海地区相关国家的冒险行为。从军事上讲，美军在此海域的行动（海南岛70英里），与中国呼之欲出的航母基地进展情况息息相关。而中国的行动，也意含着驱逐的成分。
　
    真正的难点在于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不管是基于上合同盟关系，还是潜在G2模式，都是利益决定政治意识。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附于任何机体之上的政治都是没有生命力。所以，在目前危机中，完善并推广"北京共识"，是危机下对抗美国意识渗透的有力武器。▲


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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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12: 鲜半岛日趋紧张的局势，孕育着爆发对抗冲突的危险，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金正日去年因病从公众视线中消失，10月复出频频露面。在此前后，朝方切断南北交通，关闭旅游景点，单方面宣告废除南北双方缔结的所有军事与政治协议，扬言可能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声称要发射人造卫星，美韩则担心它可能再次发射“大浦洞”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采取这一系列行动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制造借口推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决议，重新启动建立核力量的计划。

    ☆ 南北关系中断，局势突然紧张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之后，朝核六方会谈终于在2007年2月13日实现突破，达成分阶段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文件。按照文件规定，朝鲜必须关闭宁边核设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验证，并提交一份包括停止提炼钚的无核化措施清单。

　　作为回报，有关各方给予朝鲜可观的经济与能源援助，美国将把朝鲜从恐怖主义黑名单中剔除，取消对朝贸易制裁。然而原定60天内召开六方外长会议，以签署共同文件以确保朝鲜无核化的实施的计划，由于朝鲜变卦而告吹。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去年6月仍按照协定由美国资助爆炸了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7月同意将最大核反应堆去功能化。但是两个月后它却破坏协议，宣布要重新启动核设施。这显然表明高层内部有所分歧，决定改变原来政策，恢复核计划的进程。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朝鲜提出了两点辩解的理由。
    
    ■ 一是、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应该包括整个半岛。只有在美国消除对朝鲜核威胁以及不再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时，朝鲜才会放弃核武器。但六方会谈的共同文件并不包含上述内容，而且朝方在达成协议之前也并未提出这一要求，因此不能节外生枝地以此作为拒绝执行无核化计划的理由。

    ☆ 不会轻易放弃核计划

     ■ 二是、指责韩国总统李明博改变“阳光政策”，中止对朝鲜的粮食与化肥援助。但韩国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朝鲜违反六方会谈协议，未能按时去核功能化与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朝鲜倒因为果，中断南北关系，甚至进行武力威胁，使半岛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

　　回想两年前，当六方会谈达成协议之际，舆论界曾对朝鲜无核化抱有希望，有人甚至预计国务卿赖斯可能出访平壤与朝修好。但笔者为文指出，对朝鲜无核化不宜过于乐观。朝鲜当局接受共同文件不过是以暂时的妥协换取经济实惠。将来有可能“故技重演，推翻协议，再次与美对抗”。事实果然如此。

　　为什么朝鲜会如此反复，坚持核计划而失信于国际社会呢？

　　因为对于朝鲜来说，拥有核力量既是一种奢望，又是巨大的政治资本。它不但可以在军事上起到威慑作用，政治上抬高国际份量，而且在经济上可以榨取大量实惠。

　　对于朝鲜来说，核武器本来是一张只能威胁使用不能实际使用的王牌。因为一旦使用必然遭到猛烈报复。

　　朝鲜过去无论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或者在亚洲地区的中美日三个大国之间，惯于扮演小国玩弄大国的角色。不是从两边取利，就是利用大国矛盾借助一方制衡一方。

　　朝鲜本身并不拥有和大国对抗的本钱，但它善于估摸形势玩弄“战争边缘”手法，明知你不会对它采取极端手段，而故意制造紧张局势，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只是由于美日韩担心朝鲜会弄假成真冒险从事，金正日的这张牌才变无用为有用，产生了价值。

　　由于金正日日益体衰，金家王朝的权力继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朝鲜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反复变化中可以测知，朝鲜今后的内政外交走向，只会更紧而不是更松。即使通过各方从中斡旋，朝鲜紧张局势不至于恶化到出现对抗局面，但是朝鲜不会轻易放弃建立核力量的立场。

    ☆ 故意做给美国看

　　朝鲜最近的一系列行动，是有意做给美国看的，目的是要引起美国对它的重视，增加讨价还价资本。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向美国喊话，表示要坚持“先改善（朝美）关系，后解决弃核问题”。说明朝鲜的根本方针，仍然是要美国向朝鲜作出让步，把朝美关系正常化置于朝鲜无核化之前，而不是之后。也就是说，要在朝鲜成为一个真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后，再来跟美国谈无核化的事情。

　　美国会接受朝鲜的这种条件吗？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经暗示，他当选总统之后将与金正日举行美朝高级领导人会谈。但是希拉里出任国务卿之后明确表示，奥巴马政府愿意与朝鲜实行关系正常化，以签订和平条约来取代目前的停战协定，并向朝鲜人民提供能源与其他经济方面的援助，前提是朝鲜要真正实行销毁其核武器的计划并且可以核查。

　　现在美韩不顾朝鲜的抗议，开始在韩国全境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朝鲜也将如期以发射卫星为名发射洲际导弹。朝核六方会谈搁浅至今仍无复会迹象，南北朝鲜关系则已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金正日有意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内控制，还是以此迫使美韩让步？朝鲜的核计划是否能够重新展开？六方会谈近期复会有无可能？

　　依笔者管见，这不过是朝鲜无核化计划曲折过程中的又一次反复而已。事实已告诉人们，由于朝鲜政策摇摆不定，手法变来换去，内部局势不稳，现在离实现无核化的目标还很遥远。▲ 作者陈有为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中美南海对峙：美国五角大楼这次主动爆料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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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9年3月9日，在五角大楼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布莱恩（Bryan Whitman）称，一天前，美国海军“无畏”号测量船（USNS Impeccable）在南中国海进行海洋测量时，遭到中国船只的“尾随”和“骚扰”，美国海军“被迫”使用水枪对中国船只进行了驱赶。这是十天以来中美海军在中国附近海域发生的第四次“冲突”。

　　根据五角大楼的描述，3月8日，正在通过声纳进行海底测量的“无畏号”遭到五艘中国船只围堵，此时“无畏号”距离中国海南岛南部海岸120公里。“无畏号”船员拍下了中国五艘船只，可以看出其中两艘是小型的拖网渔船，一艘是中国海军的情报收集船，另外两艘巡逻艇分别隶属于中国渔业部门和国家海洋局。当中国船只迫近“无畏号”时，“无畏号”上的船员使用了水枪，但中国船只还是靠到了距离“无畏号”仅10米的地方。在“无畏号”试图离开这一水域的时候，两艘中国的拖网渔船在“无畏号”前方数十米处“停机”，迫使“无畏号”紧急停船，以避免相撞。此时，其中一艘中国渔船船员使用铁钩，试图勾断“无畏号”拖曳声纳的两条拖绳。

 布莱恩（Bryan Whitman）称，“在五角大楼看来，中国船只的行为是一种业余伎俩”，也是对于国际法的一种侵犯。美国认为，事件发生地距离中国海南岛南部海岸120公里，是测量船可以合法活动的公海海域，并且测量船“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在执行间谍任务。

　　不过，“无畏号”正在进行的作业是对海底的声纳测量，测量数据将应用于美国海军潜艇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这也意味着美国海军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在南中国海追踪中国潜艇，同时大大增强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反潜能力。

 在中国眼中，这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特别任务项目”（Military Sealift Command's Special Mission Program）的“无畏号”早已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海军测量船保持每年1-2艘的规模在中国附近海域持续活动。2002年9月，美国海军“鲍迪奇”号测量船在中国黄海专属经济区海域用拖曳式声纳实施水下监听作业。中国海军舰艇和飞机数次警告，被置之不理后，中国渔船“碰巧”撞上了“鲍迪奇”号的拖曳式声纳，并将声纳上的水下听音器撞飞。2003、2004、2005年，在中国的黄海、东海专属经济区，中国海军多次与美国海军测量船、海洋调查船和电子情报侦察船“相遇”。中国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6年海洋行政执法公报》还特别指出，“中国海监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在东海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的多艘美国海上军事测量船进行跟踪监视，向其申明立场，要求其停止作业。”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情报侦察活动进行明确规定。美国认为，中国眼中威胁国家安全的这种测量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在这次南海“摩擦”之后，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称，“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海域进行测量活动，同时我们希望中国在这一点上能够遵守现有的国际法”。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则是，“美方船只未经中方许可，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违背了国际海洋公约和中国法律，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有关活动，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美口头交锋的背后是五角大楼对媒体“报料”：在3月第一个星期中，中国船只四次接近在中国附近海域活动的“无畏号”测量船与“胜利号”侦察船，这是一种“呈上升状态的威胁行动”。

　　6年前，当中国船只对“鲍迪奇”号连续27天进行追踪，五角大楼却一直保持静默。两相比较，五角大楼这次的主动爆料有些不同寻常。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周前，中美刚刚恢复中断了五个月的军事磋商，这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两国军方迈出的缓和一步。也许，发生在南海上的“摩擦”虽然“司空见惯”，但对于五角大楼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向奥巴马政府敲响的警钟，告知这个新上台的政府，不要忘记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


北京军事问题学者：美舰探测中国潜艇活动规律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7358

     2009-3-12 作者: 于泽远 针对美国海军测量船“无瑕号（USNS Impeccable）”近日在南海与中国船只发生摩擦事件，北京有关军事问题学者认为，美军舰船近来在靠近海南岛的海域加紧测量活动，目的是探测中国部署在海南岛三亚潜艇基地的潜艇活动规律，中国当然要阻拦这种侦查活动。

　　这名人士指出，无瑕号是美国海军现有的五艘海洋监测船之一，它装备有被动和主动低频列阵声纳测析设备，可以侦测和跟踪潜艇。

　　“无瑕号”近来频繁在海南岛附近活动，可能是要监听并分析在海南岛新潜艇基地服役的093型攻击核潜艇和094型战略核潜艇的噪音规律，以便美军今后能够监控这些潜艇的活动。

　　《环球时报》昨天引述美国军事问题学者说，2008年2月的卫星图片显示，一艘094型战略核潜艇首次出现在海南岛的海军基地。此后该型战略核潜艇就没有出现过。美国军方急于收集这型潜艇的海底数据，以便在战时可以更有效地猎杀它们。

　　另据西方军事学者分析，093型是中国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潜艇水下排水量约7500吨，最大潜深400公尺，水下航速突破45节，自持力为80天。 093装备16枚巡航导弹以及四管鱼雷发射装置，主要任务是反潜并为战略核潜艇保驾护航，也可用来攻击水面舰艇或地面目标。

　　094型则是中国最新服役的新一代战略核潜艇（也称弹道导弹核潜艇），潜艇长135公尺，水下排水量1万1500吨，水下航速26节以上。最大潜深超过300公尺，自持力70天。潜艇装备可携带核弹头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射程超过8000公里，该型潜艇的服役意味着中国已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核武器基地遭敌方打击后，仍能保存足够的核力量对敌方进行有效核反击的能力）。

　　093型、尤其是094型核潜艇被认为是中国反击美国干涉台海事务的“撒手锏”之一，中国向来对此高度保密，自然不容美国测量船跑到海南岛附近海域去收集这两型潜艇的信息。

　　继中国外交部就“无瑕号”的活动提出交涉后，一些在北京参加“两会”（全国政协与人大年会）的海军将领也纷纷抨击美国测量船侵犯了中国主权。

　　据中新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前天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美国人是‘恶人先告状’”，“美方把事实弄颠倒了，美国的测量船是在中国的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活动，我们的船只是在正常作业。”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原副司令金矛说，“无瑕号”在海南岛附近干什么，“明眼人都知道，我们海军更清楚”，“别人在你的篱笆墙外转来转去，主人去查看一下情况，他们还说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有这个道理吗？”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成功访问中国、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美国协商胡锦涛与奥巴马首次会面的事务之际，美国军方主动爆出中国船只骚扰“无瑕号”事件，使刚开始恢复的中美两军关系重现紧张，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不排除美国军方的鹰派试图更多参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可能。

　　不过，中国官方显然不愿让这件事干扰杨洁篪在美国的活动，新华网等官方网站昨天没有继续跟踪这一事件。来源: 联合早报  ▲


南海局势骤然升级：胡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http://bbs.news.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3&subid=1&fid=73169&tbid=324

胡锦涛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强大力量支撑和保证。全面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能力，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应该是两会以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发布军事话题了。

毫无疑问，这也是军迷最为关心的热门话题！

    ☆ 胡主席为什么着重强调军队履行使命能力呢？

面对欣欣向荣的中国，没有人否认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能保持30年的和平环境，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军事能力！面对中国的蓝色国土，中国军方都做了什么？

放眼中国的外部环境，并非“周边无战火，四邻无纷争”的太平盛世：两岸关系尽管有所改善，但台独势力依然是中国军方要严打的对象；日本积极拉拢美国以便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并在东海划线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南韩不但试图把苏岩礁占为己有，而且还对东海的海洋权益垂涎三尺，并一直想蠢蠢欲动；南海大量的岛礁正在被沿南海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蚕食瓜分，更可恶的是他们正在开发南海巨大的油气资源！

雪上加霜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提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案给联合国划界委员会，让委员会审议划界案。

    ☆ 中国军方缺少了什么？

中国军方好像从不担忧似的！跨国作秀式的军事演习不断，国内花瓶式的演习频繁。需要提醒的是，留给中国军方解决东海、南海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谁敢贻误战机的话，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美国为了全球影响的存在，时常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在遭到中国渔船的严重干扰后，美国的抗议竟上升到国家层面：美国军方、大使馆、美国政府接二连三的出面以示支持！完全是强权政治，霸道作风。

有时候，美国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军方学习。

在大家的高度期望下，中国军方终于做出决定：中国渔政311船10日上午从广州起程开赴南海执行渔政管理任务。该船将主要担负起在我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护渔护航的任务，并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事实上，具有重大使命的渔政船是中国海军退役军舰改造的。

如果说先前中国的渔船与美国的测量船严重不对等的话，那么此次派出的超强渔政船更显得搞笑！

大问题解决不了，小问题又不敢解决！这些问题胡主席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

    ☆ 中国军方缺少的就是忧患意识，完成使命的能力！

在两会之际，对军方代表重点强调要全面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能力，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目前现状看，实在是一针见血！

胡主席非常清楚再继续保持周边现状的不利局面：

     ■ 1、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是中国！领土、领海争端最多的也是中国。

     ■ 2、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培养。作为中国人，有谁不对中国舰队远征索马里而热血澎湃呢？！一点点地鼓舞都能激发那么大的激情，可见民意期待更多的国家层面特别是军方的实际行动；

     ■ 3、不利于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好的周边环境，国内的经济建设是会受到干扰的。北京奥运期间，藏独分子、疆独分子的干扰破坏不也能说明军方的软弱吗？

一句话点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对于这一点，成都军区张兆垠少将作了精辟阐述：军队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存在。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一直是军队的根本职能。首要任务就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

如何在某一突出问题上显示出中国军方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肯定是胡主席最为关注的！▲


美军测量船继续在南海活动 宙斯盾舰前往护航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3-12/1544545269.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2日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唐湘报道 据美国《弗吉尼亚向导报》3月12日报道，美国海军周三派出了一艘驱逐舰，为继续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监测任务”的该国“无瑕”号监测船护航。
海军谈美测量船事件海军谈美测量船事件

　　报道说，美国一位国防部官员周三证实，美国海军“钟云”号驱逐舰已于当天启航前往为继续在中国南海进行监测活动的“无瑕”号监测船护航。这位官员称，“钟云”号正在密切关注着“无瑕”号。

　　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刚刚同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举行会谈。希拉里在会后向记者表示，美国将同中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故。

　　另外，美国国会山强调中国军事威胁的团体“中国连线”联合主席兰迪□福布斯称，他希望美国坚决谴责中国“骚扰”美国监测船的举动。他说，周日的事件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中国船只的接近“是蓄意的行动”。

　　福布斯赞扬美国海军派出驱逐舰的举动。他还补充说，美国国会必须发出“清晰、响亮的信号”，表明美国将保护其船只在“国际水域”活动的权利。

　　美国科学家联盟核武器分析人士汉斯·克里斯滕森周二在该组织网站上表示，最近发生的这一事件将是“一个更广泛和更危险的中美之间猫捉老鼠游戏的一部分”。

　　汉斯称，中美过去可能已经发生过更多的类似事件，但两国都没有说明。

　　“钟云”号是美国海军史上第一艘以华人名字命名的军舰。这艘DDG93驱逐舰是为纪念二战时击退日本神风敢死队的华裔海军少将钟云 (Gordon Paie'a Chung-Hoon)而命名，配有“宙斯盾”作战系统，造价13亿美元，是目前世界海军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


2009，“船长”胡锦涛的中国道路
http://news.sina.com.cn/c/2009-03-12/11171739346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2日 南方新闻网

　　☆ 2009，“船长”胡锦涛的中国道路

　　他需要改造当前的政治道德，弥合社会价值观的分裂，刷新中国人的精神天空。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话语和民间言论分歧，公开表达和私下非议相异，言语与行动背离。改造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累积的幽暗的价值体系，形成与现代文明大国相配的国家价值观，这或许是他和他的继任者同样要面对的更为长远的工作。

　　☆ 一艘13亿乘客的船

　　“我是来给广东人民打气、鼓劲的。”3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两会”广东代表团郑重说道。

　　几个月来，广东深受经济危机影响，关键时刻最高层的过问和关注，在当下中国具有特殊意味，因此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用了“倍感温暖”加以形容。

　　这是2009年的春天，金融危机的寒风仍在肆虐，两会在此背景中召开，这也是胡锦涛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67岁的胡锦涛，自2003年任国家主席以来，挑战不断，从当年的SARS到去年的四川大地震，再到去年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迈过了改革开放30年门槛的中国，未来何去何从，面临着艰难而关键的抉择。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六位国家主席，上任至今，刚好是第六年。

　　作为船长，胡锦涛需要带着有13亿乘客的中国之船趟过险恶之途，驶向阳光航道，其担子之沉重不难想象。

　　面对金融海啸，他和他的同事们以前所未有的灵活，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本次人代会，即将通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大的政府支出预算。

　　几个月来，“扩内需”成为全国上下的口号，也是胡锦涛最为用力的问题。今年春节期间，他到红色摇篮井冈山和群众过年时，专门走进了当地的农家超市，了解消费情况。

　　在中国，经济问题极少不牵涉到政治方面的考量。胡锦涛还需要应对严峻的就业以及社会稳定问题。今年返乡农民工以及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带来社会稳定的隐患。在辽宁考察时，胡锦涛特意到沈阳的人力资源市场，了解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应对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摆脱西方消费制约，从中国制造、西方消费，转变为中国制造、中国和西方共同消费的经济体，如此方能把握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之路，埋下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 一个做了一百多年的梦

　　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对内凸显了经济转型的困境，对外，则似乎为中国提供了机会——胡锦涛带领的中国之船，越来越多地开始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

　　2008年11月的20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峰会，合影时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起，这似乎是一种暗喻，西方富国主宰世界经济事务的历史已经发生着某种变化。

　　这令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们欣喜若狂——似乎走过一个街角，中国就会行走在世界领导者的星光大道上，金融危机宣示着美国霸权模式的衰退，而“中国模式”将在全球崛起。

　　但胡锦涛以一贯的低调和务实，不循国内一些人热衷出头的狂热和西方实利主义者的示好，多次向世界宣告，中国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因为，即便是跨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门槛，中国仍在路上。

　　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的元首，胡锦涛不仅要应对出口、就业等具体的现实挑战，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还需要考虑改革的突破路径、执政党的自我更新、中国的发展之路。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如何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梦，这是胡锦涛和他的执政团队面临的重要的中长期课题。

　　这是一个做了一百多年的梦。经历数百年的自我封闭，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帝国被西方列强以战争的形式，连打带踢地拉进世界版图之中。

　　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位置，但直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才重新回到世界竞赛的跑道。

　　30年的时间里，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急切，将西方世界数百年的武艺尽数操练了一遍。对西方科技和经济的高度向往，主导了这个民族的全部行动，最终在2008年8月8日，汇入鸟巢上空的足印。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这是一个老大民族新生之后的成人礼，是一个古老大国沉睡几个世纪后，重回世界大国俱乐部的欢宴。

　　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胡锦涛面临的形势已经不同他的前任。新世纪以前中国可以韬光养晦，但在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摆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注视，被他们时刻放置到自己的价值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人日益贴近的目光中，中国人需要跳出自己的舞步。

　　☆ 唯一的敌人是自己

　　“中国模式”在世界上能否成立，唯一的敌人是自己。

　　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中，世界看美国，美国看中国，中国看自己。这恰好呼应了胡和他的执政团队对当前中国格局的判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便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和财富一样多。中国急速转型的阵痛，政治的诸多弊端，旧体制和新思维碰撞，依然在困扰着胡锦涛，也制约着中国前行的步伐。

　　但按大多数观察家的看法，经济危机亦为胡锦涛推进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危机驱动型的社会，危机越深重，改革的爆发力越大，动力越持久。鉴于中国古老的文化惰性，太平盛世对应的，往往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歌舞升平、不思进取。

　　他需要革新执政党，破除腐败的魔障。经济下行、生活和就业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将更难容忍公权力的腐败。

　　一个新的现象是，高层领导越来越重视网络舆论。这一年来，网络监督作为一种新形式的舆论监督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从江西、温州官员出国“考察”到南京“天价烟”局长被查，再到两会前披露真相的云南“躲猫猫”事件。

　　历史给予胡的期待，需要他凝聚改革共识，突破重重利益阻力，重塑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的共富。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胡锦涛以“不折腾”的大白话，形象概括他的从政理念，警示全党不要陷入无意义的内部纷争，以免在关键时期错失历史机遇。

　　他亦需要改造当前的政治道德，弥合社会价值观的分裂，刷新中国人的精神天空。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话语和民间言论分歧，公开表达和私下非议相异，言语与行动背离。改造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累积的幽暗的价值体系，形成与现代文明大国相配的国家价值观，这或许是他和他的继任者同样要面对的更为长远的工作。

　　一些人看来，胡锦涛含蓄、温和、理性、沉稳，让外国记者觉得神秘，却符合中国人对一个“掌舵人”的心理期待。但他也有展示其真实性情的一面。今年春节时他在井冈山过年，在农民家炒栗子磨豆腐，脸上的笑容回归一个老人的本色；去年5月访问日本时，他和日本女乒乓球选手福原爱对阵，众目睽睽中展示凌厉的扣杀。

　　更多人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他飞到四川灾区视察，在成都机场双手紧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手，这一幕曾令多少普通的中国人动容。

　　作为国家主席，他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力量。去年6月他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破天荒地和人民网网友进行交流，成为中央高层领导“触网”的拓路人。

　　重要的是，他不缺乏民意支持——2008年漫长的悲喜中，江湖和庙堂的声音，由相互呼应到呈现汇流之象，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前未有过的新形态。

　　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粉丝。在人民网“什锦八宝饭”网站上，贴着他和温家宝总理年轻时候的照片以及他视察各地的讲话，受到650多万网友追捧。

　　2009年，金融危机的阴霾中，新的世界秩序若隐若现。中国正在尝试脱胎换骨的转型。虽然痛苦的过程才刚开始，但是，你也许会看到，无论是外在的地位还是内在的肌理，中国将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发自北京  来源：南方周末) ▲


全国两会应回到公共本色：以政改破解改革难局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3-11/09291738368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1日 新民周刊
 
　　☆ 回到“公共”本色

　　“两会”开在哪里？当然是北京。但也是在媒体上。亲自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过数千人，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不算多，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体关注两会。会期内，电视、报刊、网络、广播上，每天都有大量有关“两会”的消息。不能在人民大会堂与闻、讨论和决定国是的普通人，试图借此了解国家的动向，知晓政治决定和社会经济政策。他们能得到想要的信息吗？

　　情况说不上乐观。“雷人”二字风行，大量媒体在讨论，“雷人提案应不应该存在”，“雷人提案是多了还是少了”，用观察家的话说，代表了某种粗鄙浅陋的议政趣味。

　　在时下这个社会，没有被传播的事情虽然不等于不存在，但不被传播或传播不力的事情，就没有被关注的机会，更不会引起正儿八经的讨论，遑论形成共识。“两会”的会期有限，传播的渠道有限，此消彼长，“雷人”的、不着边际的、琐碎的、耸人听闻和花枝招展的话题太多，更重要、更需要讨论的话题：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何建立更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如何推动更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等等，不能得到有效的讨论。长此以往，“公共事务”的“公共”二字如何体现？“公共生活”的“公共”二字何以寄托？“公共舆论”的“公共”二字又何以堪？

　　“雷人”和沉默，其实都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都面临复杂形势的考验，人们对这次“两会”寄望很高，对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寄望很高，对立足公信力的各类媒体寄望很高。我们用什么来回答这殷殷期盼？我们的答案是回到“公共”本色。(汪 伟)

　　☆ 以政改破解改革难局

　　改革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调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

　　撰稿·汪 伟(记者)

　　3月一到，“两会”如期召开。这次“两会”因为会期短、议程简而被称作“节俭的两会”。不过，“节俭”并不意味着需要讨论和决策的事情不多，也不意味着需要面对的局面不繁难。恰恰相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深化，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大考之年”，观之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随着改革开放步入第二个30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第60个年头，更多的问题需要中国来解答。

　　一年之计在于春，记者采访了兼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汪玉凯先生，请他谈谈当前改革的局面和任务。

　　《新民周刊》：“两会”之前不久，山西发生矿难，这些年中央和山西政府对安全生产抓得不可谓不紧，措施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安全疏忽和矿难不已的现状却迟迟难以逆转，同样的情形还反映在食品安全、反腐败等领域，而户籍、医疗改革以及反对行政垄断等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难以突破的局面，有人说，改革30年后，改革陷入了难局。进一步改革，重点何在，难在何处？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

　　汪玉凯：中国的改革和人一样，经过30年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过去的30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成功的，从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走到今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随着改革走进30年这么个坎，改革本身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这个转折期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人们重新思考认识改革。30年前改革开始的时候，人心思变，穷则思变，在改革的问题上，中国社会有充分的共识。今天我们能不能再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如果找不到共识，你认为改得不够的地方，他认为恰恰是改过头了，你认为有些改革是好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他认为这些问题正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群体看起来可能完全两样。改革就要困难得多。

　　■ 第二个，改革的重心在转移。过去30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主干进行的，其他改革都是配角。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吃饭问题。其他的行政、教育、科技、社会体制改革都是配角，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向前推进，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思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和前苏联经历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先解决政治问题再解决其他问题的模式很不一样。当然，中国改革也是以政治改革开道，当时不否定“文革”，不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经济改革也改不动，政治改革承担了为改革破题的任务，但局面打开之后，整个重心就放到经济上去了。从 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思想是敞开的，急着要吸纳世界各种思想文化，来审视中国的道路。那之后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经济改革很可能要走回头路。邓小平没有让经济改革回头，在1992年坚定选择了市场经济，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清晰了。经济改革一步步开始深化，市场经济体系，包括法制和一整套制度架构，都由此推动了。但政治上相对滞后，甚至把80年代已经走出来的东西也收回去了。在某些关键点上，权力更加集中。

　　这种改革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问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难以持久。到了2004年、2005年，中共十七大之前，靠在经济领域进行单兵突进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十一五”规划中有很多很好的判断。比如说，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个判断值得关注。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下端，又是经改和政改的结合部，已经深入到核心的利益层面。2005年后我们明显观察到，改革努力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调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

　　中国改革内在的要求、发展的逻辑要求我们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改上，但是政改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30年来政改明显滞后，而且改革还带了一个怪胎，就是权贵资本。权力与资本结合了。80年代这一点还不明显。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两者结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就像乌龟背上的硬壳一样。我们随时都能够看到权力资本的影子。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这个改革难度和80年代初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一种非常僵持、非常复杂，权贵资本渗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觉得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中不可能不出现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以非常尖锐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会驱动改革。一些地方官民冲突日趋激烈，公众不信任的情绪在加剧。我举一个例子，央视一栋楼烧掉了，老百姓的心态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大家也许会认为，这么大一栋楼，还没有用，就烧掉了十几个亿，很可惜。现在很多人心情很复杂，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竟然“乐于”看到它被烧掉了。这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政治情绪，这也是一种政治压力。压力会导致改革。

　　第二个，社会公众对政治改革还是有很高很强烈的诉求。对权力与资本结合，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现象，老百姓有强烈的改革的冲动和欲望。

　　《新民周刊》：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策略时，“增量改革”是一个常常被提到的词，但随着前些年政府税收剧增、大型国企获得大量政策性收益，改革的增量显然在不断变成改革的存量。最近一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提出，要将央企股份和外汇储备均分给全体国民，这种“存量改革”的思路立刻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们不讨论张维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而是想请教，改革能够一直回避存量而进行下去吗？当中国经济受制于内需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分配制度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汪玉凯：政府是一个社会里唯一掌控着调整利益分配杠杆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现在的利益格局说明分配杠杆掌控不力。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效率优先”的格局下，可以说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公平”问题，如何使利益分配的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回过头来看，当年考虑也欠周详。利益分配失衡有三个标志，个人财富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我们没有抑制住贫富差距过大和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拿走的太多。税负太高，税种太多，通过税收，通过审批，通过行政垄断，政府从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给老百姓的太小，这就是通常说的“国富民穷”。除了一部分强势利益集团，稍好一点的是中产人群，乐观估计有1.2亿人左右，再下来的都可谓“弱势群体”。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注。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投入民生和社保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种调节分配制度的努力。

　《新民周刊》：我们国家的政府很大，很强势，掌握了很多资源，设置了很多行政审批的权限，相比较而言，社会和私人的力量较小。现在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大量资源被优先投放到政府和大型央企主持的基建和产业项目中去了，人们担心危机过后，会不会距离“小政府、大社会”更远？我们如何处理临时性救市措施与整体性改革安排的关系？

　　汪玉凯：先请你注意一个新动向。今天发改委在公布4万亿的信息时，有一个调整，就是说要吸纳民间资本。中央拿1.18万亿，其他的就是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来投资。

　　政府用强制力量收税，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税收上来后怎么用才是关键。西方国家，尤其是高福利国家，税收都是很高的。但高税收都是用在调节社会利益，反馈社会，建立社会福利上面。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政府自身太强势，自身有很多不合理的开支。一个县政府的办公楼赶得上美国的州政府办公楼。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有人测算下来，每项每年都要开支3000亿，加起来就是9000亿。财政部不认可这个数字，说没有这么多钱，人家问它到底是多少钱，它又说不出来。我们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公众不信任政府的一个重要根源。

　　政府自己有特殊的利益，而且鼓励了垄断国企的利益。垄断行业职工数占中国职工总数的7%，但是工资收入占全国工资总数的30%。垄断国有企业越做越大，大量收购并购，形成了 “国进民退”的局面。政府管制过多，干预过多，设置的市场门槛过高，大量的民营资本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中石油、中石化几乎收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办的加油站要么面临断油，要么失去定价权。中国经济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有非常大的潜伏风险。国有经济在非竞争领域的存在是常见的，如果大量竞争性领域都由垄断的国有企业占据，最后市场经济就会倒退到计划经济。

　　政府如何降低市场门槛，降低社会门槛，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给民营经济更公平的环境，是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垄断行业背靠政府权力，不打破这种垄断，就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也不能真正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

　　《新民周刊》：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是上海一位律师坚持要求发改委公布更加详细的4万亿的项目信息，其二是阿勒泰地区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如果说前者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依据，官员财产申报却迟迟没有法律规制，这对反腐败产生了什么影响？

　　汪玉凯：我们这个话题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这给老百姓一个很不好的感觉：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效率都很高；凡是改政府自身的，改当权者自身的，都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普遍的制度。台湾地区没有这个制度，陈水扁不就逍遥法外了吗？为什么我们推行不下去？

　　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改革就困难。公车改革不知道改了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副部级官员，退休后还要配专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公费医疗中相当一部分被“干部”医疗花掉了。还有以权谋房。国外很多国家实行官邸制，哪怕你是总统，任期一结束，就要把房子空给下一任。我们建议多次，中国应该搞官邸制，减少马路边上的腐败。现在官员调动、挂职锻炼，都有好几套房。人走了，房子还给他留着。但涉及到这些问题，改革的步子非常艰难，甚至连启动都启动不了。改革如果不在关键的地方，特别是涉及到官员特权的地方，动真格的，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任。

　　《新民周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最近撰文说，“党管干部”的思路应该与时俱进，不应该成为民众履行民主权利，选举基层领导人的障碍。关于 “民主”二字，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建立在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英美民主体制，有人基于中国的民主实践提出“协商式民主”，耶鲁大学的王绍光教授最近在书里说，民主的真义只可能在古希腊的“抽签式民主”里才有。您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在中国的前景和路径？

　　汪玉凯：两年前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进行两大改革。两大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俞可平教授出了那本《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书以后，关于民主的概念，有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里反映出中国改革到现阶段，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的特殊关注。人们表面上是在争论“什么是民主”，实际上争论的是中国要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道路。

　　我的看法是，从理念上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肯定是普世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时期，民主的形式是有差异的。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决定，本质是一种政治程序。这个本质，民主和法治等价值代表的人类文明本质，是不会变化的，但民主实现的形式可以有差异。美国是总统制的，英国是议会制的，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才能实现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全世界都可行。

　　不同的民主实现形式孰优孰劣，需要社会发展实践来检验。这符合我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好不好，要由在一个社会中体验、感受民主政治生活的普通公众说了算。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另外，我们要看它是使社会稳定还是导致社会动荡，是推动还是抑制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成员张扬个性、发展创造性还是抑制个性与创造性，这是通行的标准。

　　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报告说，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些目标在逻辑与表达上都无懈可击，重点是落实这些目标。

　　比如民主选举，应该把选举人的真实意见表达出来，而不能从外部施加压力。而且，选举应该在哪个范围内进行？除了能选村长，能不能选县长？民主不仅是一个口号，还要让老百姓体验到、感受到，才能取信于民。

　　《新民周刊》：在政府资源的安排和投入方面，不时会出现争议和分歧，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一直在拯救企业和减税之间争论，过了很长时间才最后批准了一个综合了企业救助和减税的方案。中国的4万亿是更多地投往基建和大型企业，还是更多地用来建立社保体系，同样面临争议，但很短的时间里就确定了投向。我们怎么理解这两种政治过程的区别？在谈到中国经济增长，很多人认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集中，可以进行高效率的决策和服务。而民主总是和“分歧”、“争论”、“缓慢”联系在一起，因此被看作是一种效率较低的方式。怎么评估公共政策的效率？

　　汪玉凯：经济危机一发生，就有人说这是西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我觉得下这个结论未免为时太早。中国一方面受危机影响，另一方面，在危机中经济表现仍然不错，这是我们的幸运，但不宜过于乐观，盲目乐观。我们的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问题，许多改革需要深入进行。危机来的时候，全球政府都在利用行政力量救市，我们也出台了救市的措施，但我们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时，不能把它们和我们的长期目标对立起来。

　　《新民周刊》：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怎么看到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九十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汪玉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尝试了种种使中国与现代接轨的方法，从器物到制度，从改良到革命，不一而足，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实践都开始了，但是没有一个成功。五四运动给中国人补上了思想解放这一课，是很有必要的。当时的启蒙者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局限，但没有这一课，中国现代化路上恐怕还要走更多弯路。从那时候开始，民主和科学一直是中国先进人才追求的目标。虽然五四启蒙者提倡的很多现代价值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普及，启蒙后来夭折了，没有完成，但启蒙的历史主题已经提出来了。我有一篇文章，谈的是对中国近30年来民主政治发展的思考，标题阐释的就是五四的主题：时代呼唤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15278&msg_id=64

    2009-3-10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

      ■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 精英联盟

相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 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 ”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

      ■ 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 寡头统治

精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 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 赢者通吃

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亩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１８００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２０亩，标价１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原题为: <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