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战争毛泽东三大失误 粟裕两次纠正
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09-02/362670.html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6月3日结束。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姚杰，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做参谋工作。1951年开始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室主任。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解放战争卷)，还与他人合写《谋略制胜》等著作。

　　谈起解放战争，姚杰如数家珍。今天我们不谈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却请教他毛泽东是否打过“败仗”。姚杰说：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除非他是神……

　　☆ 访问人：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有传奇色彩的是，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没有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毛泽东，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它是不是百战百胜呢？

　　姚杰：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统一的说法。

　　比如，什么叫胜仗？什么叫败仗？弄不清这个前提，就无从谈起什么是百战百胜。根据我的体会，从我军历史上讲，胜仗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消灭了敌人，一个是虽然没有消灭敌人但达到了预期的战役战斗目的。如苏中七战七捷，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灭了敌人，当然是胜仗，有两仗不是消灭敌人，但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也是胜仗，所以叫“七捷”。败仗，也有两种涵义，一种是被敌人消灭，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9000多人上了岛一个也没回来，毫无疑问，这是败仗；还有一种是消耗仗，我们没有被敌人消灭，但伤亡不小，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这在当时来说也叫败仗。如果被敌人完全消灭掉才叫败仗，那么整个解决战争，只有一个金门战斗。如果把消耗仗叫败仗，那历史上就多了，无论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战役，我们歼敌8000多，但都是杀伤的，很少俘虏。自己伤亡也很大，城没有攻下，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们说这是消耗仗，也是败仗。

    ☆ 访问人：把消耗仗称为败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杰：这种消耗仗比较难下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称之为失利战斗或败仗。因为作战目的没有实现，伤亡较大，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长征路上我们有很大的消耗，损失极大。毛主席说，如果说这是局部的失败，暂时的失败，我们是承认的，但张国焘说，长征完全失败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了陕北，胜利了。其实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败仗，因为我们的主力还在手里，没有被消灭。比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就有一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你能笼统地说“打不赢就走”就是吃了败仗？因此，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不能笼统讲，要分析，是什么样的胜，是什么样的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难说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战争指导和战役战斗的指挥范畴不一样。作为毛泽东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如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胜，一仗打成消耗战，这样的胜或败自然同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全军统帅，重要的战役战斗他当然要过问，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战略决策上。如果说他有失误，那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不是一般战役上的失误。当然某个具体战役战斗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泽东某个电报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指挥员。同时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上总是强调下级指挥员要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泽东是否百战百胜，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弄清楚。

　　第三，战役战斗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决策的问题，也有指挥的问题，还有各部队动作的问题。如果笼统地说是不是毛泽东打败了，那就说不清楚。因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战役的失利，应该说与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关系，但同战场指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要谈毛泽东的失误，还要看他的失误是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层次？要进行综合考虑、分析与研究。

    失误之一：

　　☆访问人：当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就请您谈谈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有没有失误？我们想，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姚杰：我主要搞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我就谈谈解放战争中的情况。

　　据我看，总的来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战争艺术进入巅峰状态的时期，也是他军事思想最成熟的阶级。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多时间，就消灭敌人八百多万，解放了全中国，这样大的胜利，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这是前提。必须肯定。然后我们再问，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有失误没有？我们说，“失误”并不等于“失败”，整个解放战争，失败的是蒋介石，不是毛泽东。据我看，有失误，有不符合客观实际之处，但是不多。

　　第一个失误是1946年初，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从时间上来讲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对以后的战争应该说产生了一些影响。当时的失误不在于要不要和蒋介石谈判。谈判是正确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认清敌人、教育群众、争取暂时的和平，也才能赢得自己准备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1946年 1月13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后，对形势估计太乐观了，对和平肯定过多。据我看，毛泽东对蒋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误出在对美帝国主义的判断上。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到，如果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毛泽东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并不太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毛泽东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以国际力量的压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我分析失误主要在这方面。当然没有什么材料，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这只是个人的分析。

　　☆ 访问人：认识上有这样的失误，表现在决策上就会出现问题。当时有哪些决策上的错误呢？

　　姚杰：一是部队复员多了些。1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五项决议。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毛泽东认为和平希望较大。准备执行协定。3月6日他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我军共有130多万人，如经过两期复员，就只剩下 40多万了。

　　☆ 访问人：有种说法，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图复员太多了。

　　姚杰：晋察冀复员几万人，应该说与中央决定有关系。但军区本身不能说毫无关系。中央的指示是面对全军的，为什么其它野战军没有缩小，相反有的野战军还扩大了。

     ☆ 访问人：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太好理解，说是晋察冀很好地执行了中央指示，还是他没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图？

　　姚杰：我看开始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后来当形势已经变化了，毛泽东发出了好多作战指示，晋察冀转弯子慢了一些，野战军没有迅速恢复、扩大，所以打大同、集宁时，就兵力不够用。兵少，仗就很难打了，当然，大同、集宁没有打好，其他原因还很多。

　　☆ 访问人：我们在想，毛泽东如果没有那个复员的指示，就不会产生晋察冀这样的后果了。

　　姚杰：所以我们说他有失误。但话说回来，毛泽东在复员问题上还是留了一手的。同样在3月6日的指示里，他还讲到要很好地安排复员，把人员和武器放到农村里，以备形势万一变化。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就提出要立足于打，用打来争取和平。

　　访问人：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传说？

　　姚杰：有电报说明确有这种考虑。

　　☆ 访问人：我记得好像毛泽东和赫尔利说过，搬到淮阴，不知那儿的气候怎么样，习惯不习惯。

　　姚杰：他还说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阴住着，淮阴离南京不太远，在那里工作起来也挺方便。毛泽东确实是有这种想法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很乐观的。

　　☆ 访问人：为什么？

　　姚杰：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也就是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淮阴地处苏北平原，如果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会选中淮阴这个地方的。

　　☆ 访问人：这个搬迁计划实施了吗？

　　姚杰：没有。时间很短，形势变化也很快。1946上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还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强调争取和平，也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前后不过两个多月。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11月，因劳累过度生病开始休养，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时间主要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有些责任算到刘少奇头上。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应该说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共同的认识，有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当时决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认为同样应该这样看。

　失误之二：

　　☆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较大的失误，还有其它失误吗？

　　姚杰：有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这个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南线计划，我们通常叫做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他的目的在于争取大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说，我们后来采取的是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打的积极防御方针，那么1946年6、7月间毛泽东考虑的是主动打出去，是进攻的方针。所以我们说它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敌人很强大的。

　　☆ 访问人：南线计划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没有。南线计划实际上没有执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有个建议，他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一是淮南情况不熟，二是那里太穷，大兵团无法活动。相反粟裕在苏中活动了八年，情况非常熟悉，打仗根本不用地图。群众条件很好；同时苏中很富，人口多，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我们再考虑考虑。可见毛泽东在考虑原来的计划能不能完全执行。随后，又接到周恩来的情况通报，说蒋介石马上要发动全面进攻，不光进攻中原解放区，还要进攻其它解放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这正是战争初期要掌握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治上有利，可以赢得民心。看出敌人的弱点，因为蒋介石到底有多大本钱，特别是美械装备的部队，能不能消灭掉，我们心里没底。这样一来，南线计划就有所改变了。后来逐步看到我们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很多，因此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看法已经变成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了。1946年7、8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再加上其它地区内线作战的胜利，更使毛泽东认识到实行内线作战、积极防御更为有利，虽然要丢掉一些地方。但丢掉地方并不可怕，关键是消灭敌人。到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就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 访问人：我个人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作战原则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毛泽东强调消灭敌人，蒋介石强调要占领地方。

　　姚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运动战。运动战最能把人的灵活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高程度。运动战的目的就在于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很得意，毛泽东却说，那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所以，南线计划的制定，是一时的失误，而南线计划的很快改变，却是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的。同时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下面吸取合理的建议来修正、充实自己的决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这一点也是蒋价石所不及的。蒋价石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

    ☆ 访问人：北线计划指什么，它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太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这个计划造成了一些损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问题上。大同战役从1946年7月开始，先在外围打。打应县时，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8月1日毛泽东就有电报问晋察冀军区，说应县久攻不克，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考虑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来，结果会如何？希望你们赶紧研究答覆。这说明毛泽东也在考虑，因为打应县都很困难，那么打大同有没有把握呢？2日，晋察冀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利的还是打大同。打大同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正式决定打大同，结果没打下来。大同失利，我军开始陷入被动，很快张家口就被敌人占领了。

　　同失利怎么看，我看与三路四城计划有关，因为大同战役是在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情况下发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军还缺乏攻城的经验，装备也差。三路四城计划是以攻取城市为主，所以这个决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光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呢？我看也不是。因为晋察冀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敌人虽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军编成的，七拼八凑，战斗力并不强，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战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打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战场指挥员也有关系。

　　☆ 访问人：三路四城计划是否贯彻到底了？

　　姚杰：没有。大同之战，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外围和城关守军，这时，由归绥出援的敌人已逼近集宁。大同前线指挥员决心停攻大同，改为包围，转移主力迎歼进攻集宁的敌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歼敌目的，集宁失陷，包围大同的部队也只好主动撤围休整。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毛泽东实际已经放弃三路四城计划，改为实行内线歼敌方针。9月18日，他给晋察冀一份电报，指出：要争取歼灭进犯张家口的敌人，但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进行动员，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此后，我们虽然丢了张家口，但开始了在更广阔的地域里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效地消灭敌人的作战。南北两线积极防御战略的及时确立和执行，逐步缩小了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差距，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打下了基础。

    失误之三：

　　☆ 访问人：毛泽东还有失误吗？

　　姚杰：第三个失误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挺进江南。当然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目前党史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失误。 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把内线的敌人调到中原战场，使我军在山东、晋南、陕北等内线地区形势好转，并逐步转入反攻，收复了许多失地。毛泽东从这个经验里认为，如果把战场继续引向蒋管区，中原地区的局势可以改观。因为当三军在中原地区完全展开后，蒋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两个半月后，也就是1948年4月 18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利于消灭敌人。这时，中原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如洛阳战役等。所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来中央再研究一次。实际上，毛泽东也在研究原来的计划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会叫粟裕到中央来。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 访问人：看起来毛泽东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蒋管区的计划，是没有预见到中原战场改变。那么，如果中原形势不改观的话，这个计划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杰：也不能这么说。我个人认为，把蒋军吸引到中原地区以改善内线战场的形势，这是条好计策。但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以吸引敌军一部分主力随之南行的计划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活动起来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

　　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南线战场的实际的，所以我说他在这个决策上有失误。当然，我们不能说粟裕带了三个纵队南下后一定会出现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面，因为历史是不能凭想象假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个战局不会有后来那样的顺利发展，有没有豫东、济南、淮海战役都很难说。

    ☆ 访问人：北线计划指什么，它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太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这个计划造成了一些损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问题上。大同战役从1946年7月开始，先在外围打。打应县时，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8月1日毛泽东就有电报问晋察冀军区，说应县久攻不克，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考虑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来，结果会如何？希望你们赶紧研究答覆。这说明毛泽东也在考虑，因为打应县都很困难，那么打大同有没有把握呢？2日，晋察冀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利的还是打大同。打大同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正式决定打大同，结果没打下来。大同失利，我军开始陷入被动，很快张家口就被敌人占领了。

　　同失利怎么看，我看与三路四城计划有关，因为大同战役是在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情况下发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军还缺乏攻城的经验，装备也差。三路四城计划是以攻取城市为主，所以这个决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光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呢？我看也不是。因为晋察冀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敌人虽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军编成的，七拼八凑，战斗力并不强，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战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打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战场指挥员也有关系。

　　☆ 访问人：三路四城计划是否贯彻到底了？

　　姚杰：没有。大同之战，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外围和城关守军，这时，由归绥出援的敌人已逼近集宁。大同前线指挥员决心停攻大同，改为包围，转移主力迎歼进攻集宁的敌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歼敌目的，集宁失陷，包围大同的部队也只好主动撤围休整。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毛泽东实际已经放弃三路四城计划，改为实行内线歼敌方针。9月18日，他给晋察冀一份电报，指出：要争取歼灭进犯张家口的敌人，但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进行动员，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此后，我们虽然丢了张家口，但开始了在更广阔的地域里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效地消灭敌人的作战。南北两线积极防御战略的及时确立和执行，逐步缩小了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差距，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打下了基础。

    ☆ 访问人：这个失误也像上面谈到的那样及时纠正了吗？

　　姚杰：是的，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只是决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在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个伟大的统帅。但局部的失误，局部的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决策也是有的，因为战争中敌变我变，双方都在动，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可贵的是，当他做出决策之后，还时刻注意前方的变化，时刻倾听下面的意见，逐步修正自己的决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确。我想这是比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 访问人：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战役失败，是毛泽东的失策吗？

　　姚杰：打金门失败，我看主要责任还在战区指挥。当时刚建国，要解放的问题千头万绪。毛泽东没有精力多过问作战问题。金门没有打下来，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战前准备不充分，战机没有掌握好，战场指挥没有高度集中统一，战区指挥员的精力也没有都放在打金门上。这都影响到这次战役的失败。发起进攻很他促。一味想赶在蒋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拿下金门。渡海登陆时，原来设想一个晚上能够过两批部队，但实际上，第一批部队渡海到金门岛里，天已经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结果般搁浅在沙滩上回不来，被敌人飞机都炸沉了，又没有后备的船，第二批部队没有船跟进，上不去，上了岛的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全军覆没。

　　☆ 访问人：轻敌了，而且对渡海作战缺乏经验。

　　姚杰：如果说，中央对此有些责任的话，就是对金门之战不够重视，对渡海作战的特点没有考虑充分。所以金门失利后，再打海南岛就接受了教训，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分。毛泽东也亲自过问此事。结果一鼓作气打下海南岛。

　　☆ 访问人：解放战争的胜利的确是毛泽东千里疆场运筹帷幄的大手笔杰作。相对应的，是蒋介石的惨败。形势的改变这样快，那么，作为蒋介石他的失误在哪里呢？

　　姚杰：这方面我没有系统的研究。我的感觉是单从军事思想上来说，将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蒋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命脉”。他认为我们不能占都市是个“致使弱点”。所以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第一步要占领我们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第二步纵横延伸，控制全部交通线，最后再消灭敌人。当然，这是从军事上说的。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腐败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访问人：就军事上来说，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还是比科班出身的蒋介石技高一筹。
　　
     姚杰：的确技高一筹。

　　1992年9月27日于军事科学院。▲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胡六点”之后的台海关系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204.shtml

  　(2009-02-04)胡锦涛去年岁末发表的对台政策六点意见，一直受到海内外方方面面的持续重视和关注。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所作出的铨释，被香港某杂志评价为“一气呵成，功底尤深，敏锐思维，令人佩服”。

　　张认为：“胡六点”对处理两岸短、中程的问题，具有独到的指导意义，是胡锦涛执政七年以来，在实现了国共两党领导人首次会晤、两岸执政党领导人首次会谈、两岸恢复制度性协商、两岸实现三通后，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对台政策新纲领。

　　三十年来，无论“叶九条”、“邓六点”，还是“江八点”、“胡四点”，大陆内部或者倾向北京的海外媒体，几乎都有众口一词、步调整齐的呼应和迎合，极尽赞誉之能事。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 为两岸整合设计了新空间

　　台北的反应也可以想象，是五味杂陈。民进党的反应显得手足无措，缺乏坚定的两岸关系政策论述依然是它的软肋和死穴；至于台湾当局，马英九虽然做了谨慎的回应，但只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迄今尚未有进一步的政策宣示。

　　而海内外舆论的解读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综合看来，对“胡六点”所体现出来的对台政策新思维，以及务实理性、积极进取、希望开拓新格局的政策方向，有较为一致的肯定。台湾舆论更是看到了两岸关系互动过程中北京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是对六十年来中共对台政策一脉相承的延续，也是在历史新时期之下的创新和发展，其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面对台湾历史与现状特殊性，是回归理性、务实的开始，也预示着两岸关系在经过六十年的艰辛探索之后，已找到更接近客观现实的互动模式。这为未来三十年两岸关系的新整合设计出了富有想象力的空间。

　　众说纷纭之后，我们必须有更加冷静的思考：与依然处于冷战状态的朝鲜半岛相比，海峡两岸去年以来呈现的缓和，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中美两国降低了对台湾问题的反应力度。和国际金融海啸以及中美各自内部问题相比，台湾问题已暂时降到次要位置。在所谓的中美台三角战略互动关系中，很多人以为台湾已无关紧要。

　　但其实，随着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当所有问题触及到本质时，北京面对的仍是华盛顿和台北颇具战略默契的联手。

　　目前两岸缓和是趋势，有助于最终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但任何政治博弈仍是实力的较量，没有战争硝烟的政治较量，远比以战争决定胜负的赛局来得错综复杂。

　　与台北和华盛顿关系相比，北京与华盛顿的政治距离更远，尽管目前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赖”中国。只要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不愿“拱手相让”战略利益，中南海决策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 两岸制度竞争将会凸显

　　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是过往三十年海峡两岸关系互动的阶段性成果。实现直接三通，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人民交往、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必将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使彼此距离拉近，接触和交往将更加便捷，了解程度进一步加深。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与各种观念之间的对撞和矛盾，也必然会更加频密。当人们对社会差异有更多掌握之后，对文化的共同性却可能会给予忽略。差异性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弥合，反而有可能因为进一步接触而扩大。对于台湾主体认同意识的接受和认同，不会因为两岸实现直接三通而递减，反而会因此增强。

　　也就是说，实现直接大三通不必然对两岸政治整合只会有正面作用。或许还可以说，两岸经贸日趋密切，将极大程度地限制“法理台独”的坐大，迫使“显性台独”失去存在的正当理据。但直接大三通不必然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终极统一”，这和“同居”不一定会导致婚礼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两岸关系持续缓和时，同时也看到主张维持现状和永久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不减反增。倾向台独的民调更显示，现有的板块未见明显松动。

　　人们已敏感发现，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以及更畅通无阻的交往和接触，制度性竞争也已无法避免。中国大陆正处于六十年来最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不稳症状凸显，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尽管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发展与进步，但还无法与台湾过往政治民主转型的生动活泼、跌宕起伏相提并论。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大陆，并非缺乏优越性，但对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人，尚未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可以预见，未来两岸制度性竞争势必逐渐形成主要界面。这是一个分裂的民族逐渐走向整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无须刻意回避，也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它和冷战时期的政治对垒相比，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是“你吃不掉我，我吃不掉你”状态之下的良性竞争，具有互补、互惠的积极功能。

　　但是，也不能排除在非常态之下，会呈现出某些人不愿乐见的另一种状态，即在新形势下两岸软实力的流动。处理得宜，固然可以双赢；处理失当，结果未必都是良性的。这是两岸关系政治互动的新课题。台湾《联合报》将北京的“和平发展”铨释为“民主发展”。去年马英九首度在台湾中广直接向大陆听众喊话，海内外包括大陆社会反响超过预期，其中的政治寓意值得认真面对。

    ☆ 须重新规范台港澳关系

　　日趋缓和的两岸关系，也给香港、澳门提出了新问题。长期以来，在扮演两岸桥梁角色时，香港、澳门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作用或将因为两岸关系持续缓和、经贸互动持续发展而发生新变化，但无论如何，在通往两岸政治整合的过程中，港澳地区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能完全萎缩。弃之不顾或者让其自生自灭，是极为短视的。

　　人们也发现，北京对台决策部门曾经对港澳与台湾关系的政策规定，也不合时宜，和当前两岸四地关系发展形势和规模水平也出现明显距离。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的政治整合，是两岸四地的整合，而不只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整合。因此，北京应尽早研究和考虑，重新修订分别与1997年、1999年规范港澳地区与台湾关系的“钱七条”，对它作出与时俱进的修改；或者在适当时候，由决策人士重新发表类似的重要讲话，以便适当松绑、放宽尺度，鼓励港澳地区与台湾各层面的交往和交流。无论从现阶段还是从长远看，这都是当务之急。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的愿望，既体现了胡锦涛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两岸问题上实事求是，也构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实质内涵，兼容并蓄了方方面面对两岸关系所谓“中程阶段”的政策主张。应该说，北京经过三十年的艰苦探索，难得一见地拥有了战略高度和战略主动。

　　当然，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国共合作论坛。尽管渠道畅通，对话畅顺，沟通良好，但充其量只是两岸政治互动的一个调节器和缓冲器，无法完全取代公权力，也无法完全取代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有执政党和主政者的意志。

    ☆ 政党之间的共识不等于政策

　　必须强调的还有，国共合作论坛的性质，无法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相提并论。台湾今天的政治现实，既然无法永远保持一党优势、一党独大，那么一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也就无法确保主张分离的政治势力永远处于在野地位。

　　政党之间或者政治领袖之间的政治承诺，若无公权力的背书或主流民意的接受，很难成为政策，也很难不受到社会各界的杯葛和质疑。台湾两党政治和政党轮替将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的常态，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现实。北京在新时期的对台政策不能逾越这个现实，而只能适应。这也是“胡六点”能否在实践过程中获得贯彻的另一个关键。

　　两岸分裂六十年，历史已在2009年走向另一个拐点。实现新世纪的复兴，对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华民族而言，是一条光荣而艰难的路程。最终实现两岸的完全统一，或许是多数人的夙愿，但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过程，显然已更加重要。胡锦涛指出，新局势之下大陆对台政策，是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而制定，表明这个政策已超越政党利益、特定政权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升华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之上。

    ☆ 对不确定因素保持警惕

　　以“建设性态度，积极面向未来”，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是两岸未来互动的主轴；“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和共同家园”概念的提出，正视了两岸尚未统一的客观现实；务实探讨“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给外界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这恰恰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

　　统一不再有主观设定的时间表，也不是某个政治领袖希望名垂青史的标志。毕竟，两岸新的互动，仍然充满不确定因素。因循守旧不行，墨守成规也不行，脱离客观现实、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出馊主意”或揣摩迎合上意的“新思维”，就更不足取。

　　两岸目前尚未结束敌对状态，尚未签署和平协议，尚未构建和平发展基本框架，“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尚未最终达成共识，因此，缓和稳定的根基不能说是牢不可破的，反而还有可能发生短期的停滞，甚至出现暂时的逆转。两岸执政当局目前释放出来的诚意与善意，还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平。北京对马英九的观察和评价的态度依然审慎。

　　尽管目前的缓和局势为六十年以来所仅见，但在众声喧哗之后，我们在观察“胡六点”之后的台海关系时，似乎更应抱持冷静的态度，同时还要正视那些依然“敌对”的症结点，重视那些仍然纠缠、难于排解的意识形态死结，警惕那些随时因政治需要而被引发的“炸弹”。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两岸关系的前瞻，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态度。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的愿望，既体现了胡锦涛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两岸问题上实事求是，也构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实质内涵，兼容并蓄了方方面面对两岸关系所谓“中程阶段”的政策主张。应该说，北京经过三十年的艰苦探索，难得一见地拥有了战略高度和战略主动。

　　当然，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国共合作论坛。尽管渠道畅通，对话畅顺，沟通良好，但充其量只是两岸政治互动的一个调节器和缓冲器，无法完全取代公权力，也无法完全取代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有执政党和主政者的意志。

    ☆ 政党之间的共识不等于政策

　　必须强调的还有，国共合作论坛的性质，无法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相提并论。台湾今天的政治现实，既然无法永远保持一党优势、一党独大，那么一党长期执政的格局，也就无法确保主张分离的政治势力永远处于在野地位。

　　政党之间或者政治领袖之间的政治承诺，若无公权力的背书或主流民意的接受，很难成为政策，也很难不受到社会各界的杯葛和质疑。台湾两党政治和政党轮替将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的常态，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现实。北京在新时期的对台政策不能逾越这个现实，而只能适应。这也是“胡六点”能否在实践过程中获得贯彻的另一个关键。

　　两岸分裂六十年，历史已在2009年走向另一个拐点。实现新世纪的复兴，对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华民族而言，是一条光荣而艰难的路程。最终实现两岸的完全统一，或许是多数人的夙愿，但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过程，显然已更加重要。胡锦涛指出，新局势之下大陆对台政策，是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而制定，表明这个政策已超越政党利益、特定政权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升华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之上。

    ☆ 对不确定因素保持警惕

　　以“建设性态度，积极面向未来”，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是两岸未来互动的主轴；“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和共同家园”概念的提出，正视了两岸尚未统一的客观现实；务实探讨“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给外界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这恰恰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

　　统一不再有主观设定的时间表，也不是某个政治领袖希望名垂青史的标志。毕竟，两岸新的互动，仍然充满不确定因素。因循守旧不行，墨守成规也不行，脱离客观现实、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出馊主意”或揣摩迎合上意的“新思维”，就更不足取。

两岸目前尚未结束敌对状态，尚未签署和平协议，尚未构建和平发展基本框架，“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尚未最终达成共识，因此，缓和稳定的根基不能说是牢不可破的，反而还有可能发生短期的停滞，甚至出现暂时的逆转。两岸执政当局目前释放出来的诚意与善意，还无法达到同样的水平。北京对马英九的观察和评价的态度依然审慎。

　　尽管目前的缓和局势为六十年以来所仅见，但在众声喧哗之后，我们在观察“胡六点”之后的台海关系时，似乎更应抱持冷静的态度，同时还要正视那些依然“敌对”的症结点，重视那些仍然纠缠、难于排解的意识形态死结，警惕那些随时因政治需要而被引发的“炸弹”。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两岸关系的前瞻，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态度。▲ 作者：陈子帛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大部制改革换汤易换药难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2-03 机构重叠、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

　　中评社香港 2009年 2月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日载文《大部制改革换汤易换药难》，摘要如下：

　　去年“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前后被媒体热炒的大部制改革，经过近一年的沉寂，似乎已经淡出公众的视线。但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仍在悄然推进。

　　官方媒体近日发布消息说，中央已经批准了上海、重庆、陕西、河南、内蒙古、新疆等17个省区市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预计到今年3月“两会”前，中央将审核批准所有省市区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这次国务院和省市区一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探索实践大部门体制，通过“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规定，厘清政府机构的权力与责任，重点解决政府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对称等问题，力图将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从1982年开始，中国已经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前五次改革的核心都是精简机构，压缩官员人数，但每次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同前五次改革一样，去年“两会”上正式启动的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也先从国务院机构“开刀”。改革调整变动15个国务院部委，减少了4个正部级机构。其中，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和国防科工委被撤销，新组建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环境保护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还剩27个。

    为保证改革能达到精简机构和人员的目的，重庆去年暂时冻结了市政府部门的机构编制，不再增加政府部门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特别是涉及调整和变动的部门，不再补充工作人员，不再新提拔干部。同时，重庆也在探索如何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有效分离，使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某些“大部门”受到监督和约束。

　　重庆市编办副主任刘永全透露，今年重庆还将进行一系列配套的行政改革，改革的力度会更深，牵涉人员更众，情况也更复杂，涉及体制创新环节也会更多，任务也更艰巨。

　　政府部门都乐于管经济、管市场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重庆农委改革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夏祖相坦言，改革前农业口职能部门多，每个部门都手握资金、审批等权力，谁也不愿意被归幷。同时，被精简的官员难以安排，重庆市被迫发明了一个新官衔：“正处长级干部”，来安置那些失去正处长职位但又不愿放弃正处长级待遇的官员。

　　事实上，这次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前五次改革基本一样，即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以及过剩官员的安置。但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都不应仅停留在解决行政体制的架构问题上，还必须真正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所谓政府职能转变，说白了就是政府少干预市场和经济，多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改革后政府的职能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个什么都管的全能政府，改革将象前五次一样归于失败。

　　对大部制改革来说，厘清政府机构的权责、理顺政府管理职能只属于“换汤”，大幅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真正的“换药”。目前，大部制改革只是在政府内部重新分配权力，还没有真正触及“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的经济职能仍然过多过滥，公共服务职能仍然过少过弱。这是大部制改革近一年来，公众幷没有明显感受到政府有多少新气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链作战网络将颠覆传统战争理念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2-05/1029540951.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5日 解放军报

编者按：世界新军事变革历经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新趋势？这是军事学术必须关注的课题。我们特开辟《军事变革新观察》专栏，以期把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

　　内容提要

　　◎历史表明，对传统战争理念的冲击，最有震撼力的当首推具有划时代标志的新武器

　　◎“时间就是军队”。这个战场砝码向谁倾斜，取决于谁具有更强大的信息共享能力

　　◎真正理解信息化武器的时代特征，需要信息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依赖于知识体系的更新

　　把世界军事变革引向深入的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在探索，但却众说纷纭。我认为，真正颠覆传统战争理念的，是信息时代的新武器——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军事转型的关键，就是打造这种改变作战形态的数据链作战网络。

　　☆ 信息时代的战争必有标志性新武器

　　任何划时代的战争形态变革，都有其标志性的新武器。只有弄清标志信息时代战争的新武器及其特征，才能真正掌握信息化战争及其特点规律，否则，就会坠入信息化战争的迷雾。

　　标志信息时代战争的新武器是什么？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美军学者约翰·加斯特卡。他在《网络中心战提供作战优势——数据链是信息时代新武器》一文中，就专门进行了深入论述。他强调，信息化战争的标志性新武器，就是数据链及其链接的作战网络。在美军就是由数据链构建的战场感知网、火力打击网、指挥控制网。数据链实际是计算机之间以软件通信进行的信息沟通语言及其技术系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是信息时代战争的标志性新武器。

　　目前，一提网络，没有说不重要的。可是在许多人的认识中，网络的概念并不是数据链网络，更不是数据链作战网络。事实是，军队网络有作战网络和非作战网络之分，其中作战网络是军队最核心、最基本的网络，而且这一网络主要由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构成。目前，美军数据链已经达到至少3大类50种之多，正在建设中的目标部队，91%信息实现了数据链传输。道理很清楚，不以数据链构成作战网络，就不能实现战场信息实时共享。军队作战是高度动态的，只有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才能满足各种特殊信息需求。

　　信息化新武器，追求的是信息的效率、效能、效应、效果。就是能保证对作战有用、必用的信息在最短时间内流动，以信息流动的速度优势制胜，以时间换取军队，赢得战场主动；就是通过信息的作用，使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机动力、突击力、毁伤力、持续作战能力得到最大倍数的增长，产生更大的威力；就是将这种作用的发挥，遍及各种侦察、火力、指挥控制、坦克、飞机、舰艇等各种新型机械化武器装备以至新概念武器装备，遍及联合作战的各军兵种部队和各个作战单元；就是所有信息流动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作战看得远、看得清、看得真，走得快、走得巧，打得准、毁得了。这些不仅突显了信息时代新武器的基本特征，而且也使其成为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主导。

　　☆ 信息智能沟通是新作战平台的时代特征

　　随着计算机小型化，已经广泛运用到各种武器装备甚至单兵的头盔上，成为各种武器装备的“大脑”和“心脏”。在各计算机之间建立智能化信息交流，成为军队共享信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C4ISRK得到综合集成，各种机械化武器装备不仅以其为“大脑”来实施操作控制，而且以其为“大脑”来实施信息交流，由此产生了数据链接即计算机软件通信。这是信息化军事变革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由于这一新的通信方式的运用，使得信息不仅能够大量、快速、安全、抗干扰流动，可通过研制不同特殊功能的格式化信息和协议软件来实现，而且可以电脑为中介，及时转化到武器装备的操作控制中去，进而为军队一体化作战提供最关键的保证。

　　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信息共享分为三个等级：近实时共享；准实时共享；实时共享。以往战争中，需数分钟、数小时、数天共享的信息，在有了良好的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后，可以在数十分钟、数分钟、数秒甚至零点几秒内实现共享。这无疑加大了战场上“时间就是军队”的砝码，尤其是在交战一方信息共享能力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时间就是军队的砝码就会向这方倾斜。信息共享战术性能主要具体表现在：可改变信息流程，使得信息流动环节减少，直接流向所需单位；可保证大家在极短或同一时间内，得到所需相关信息，及时利用信息；可通过信息的及时利用，使兵贵神速作战思想得以真正实现，提高决策、行动速度，以速度优势制胜；可就近就便使用作战力量，实现精确用兵，效果作战；可改变作战单元之间的协同方法，更多的进行随机协同和自适应协同；可改变指挥方式方法运用，更多的实施越级指挥、分散指挥、临时指挥，提高指挥效率；可实现精确高效的物资保障，避免战场物资的冗余和浪费；等等。

　　美军网络中心战的经验表明，在拥有较完备的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的情况下，一个侦察监视平台可以顶上数个以至数十个使用，其获取的信息可供许多作战单位使用；一个战斗发射平台可承担多项作战任务，随时实施多方向机动作战，且可确保随时摧毁最紧迫的目标；一个指挥岗位可以用来指挥控制建制内外的作战单位，且可随时提升其级别和职能。由此，不仅使得军队可以高度精干，而且可以大大增强作战行动的突然性、灵活性、稳定性。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本身，并不具有战场侦察监视、火力打击、指挥控制的作用，其只是提供战场信息流动的新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其不仅不能取代侦察监视、火力打击、指挥控制系统等武器装备的功能，而且必须以其为支撑对象才能发挥自身的巨大威力。所以，对于现代化军队来说，不是有了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就可以形成相对于特定对手的优势战斗力，而必须同时具有先进的侦察监视、火力打击、指挥控制武器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造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与发展先进的侦察监视、火力打击、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同样重要。

    ☆ 打造新武器平台是信息化转型的“抓手”

　　目前，对于数据链的认识，定义不下七八个，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却没有人将其理解为基于计算机软件通信的信息语言及其交流活动系统。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对其来理解和定义，或许更能把握其实质、地位作用。同时，也就会更容易将涉及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构成的一系列技术，如信息广泛获取、自动识别分发、格式化软件开发、数据链融合、C4ISR综合集成，以至机械化作战平台一系列技术作为紧密相关的关键技术来对待，并突出解决“链通”问题。

　　有人认为，数据链并不是什么新技术，美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了数据链。这种认识的不足，是看不到尽管数据链早已产生，但它不仅是新的信息技术，而且是在不断发展成熟的技术。当今的数据链技术已经不是最初的水平。

　　有人认为，目前美军的联合数据链就是万能数据链，可以满足所有作战需求。其实，即使美军的新型联合数据链，也只是一种或一类性能比较先进的数据链，其无法也不可能立即取代所有数据链的作用，满足所有作战需求，只是在联合作战层面较好地满足了一定的作战需求。在军队军兵种构成日益复杂、信息化战场情况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每类作战单元都有特殊的信息需求，不可能以一种或一类数据链满足所有作战需求，这就决定了多类多种数据链并存的客观必要性，这也正是美军目前多种数据链并用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军正在开发多类多种数据链的融合技术，且成为未来数据链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即使在数据链发展过程中，出现“烟囱”现象也在所难免。加强顶层设计不可或缓，但若因此而放慢各军兵种部队特殊需求数据链的开发，必将延缓信息化的速度。在数据链的开发应用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反复的实践过程，就没有不断改进的可能，就没有实现最佳融合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跨越”可言。

　　有人认为，战术数据链的作用主要是局部性的，是一种末端信息沟通手段。其实，战术数据链的“战术”概念，主要是“具体”、“可操作”的含义。目前，其作用距离已经超出了“战术”的“局部”范畴，上至太空的卫星，远至大洋彼岸，这已经不是“局部”的“战术”内涵，而是融战略、战役、战术于一体的内涵。

　　有人认为，数据链开发应用主要是技术部门的事，作战部队无法参与。其实，数据链开发不只是技术部门的事，只有技术部门和作战部队共同开发才能加快发展。道理很简单，只有具体操作武器装备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信息，哪些信息需要运用数据链来交流，数据链信息格式内容如何制定才最适合作战需要。而这些，只能来自丰富的作战训练实践经验，是技术人员较难获得的。正因为如此，美军数据链开发应用，都由各军兵种首先发起并形成多样化系列。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一支军队，最可怕的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新武器知识贫乏。以计算机为终端的数据链作战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新武器，已经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和强大威力。面对这样的新武器，如果仍然用传统的武器观念、思维方式、陈旧知识去对待，很可能是视而不见、无法理解、不可接受，更谈不上研究运用掌握了。例如，关于“动中通”，假如我们仍然用传统的“话通”、“信号通”的概念和标准来认识新武器，就不太容易认识其“通”的高质量和巨大威力。而用信息观念来认识，就会很容易地看到“链通”的特殊性，其“通”的信息不仅是大量的、快速的，而且是有用的、必须的、瞬时的。 ▲


 养老金改革目标绝非财政减负
http://www.stnn.cc/life_op/200902/t20090205_97323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2-05　2月3日，新浪网首页同时出现两个可谓针锋相对的标题：其中一个是《事业单位养老金或大幅降至企业水平》，而另一个则是《专家称事业单位养老金不会大幅下降》——很有一点PK的味道。

　　仔细读来，后者的说法，亦即“事业单位养老金不会大幅下降” 的“专家说法”，相信应该比较靠谱。其中提到了三点：其一，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其二，多项措施保证平稳衔接；其三，通过“职业年金”等保持待遇总体不降。这三点告诉我们：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应该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将现在的事业单位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靠向企业，成为企业法人，其从业人员便成了企业职工；另一部分靠向政府，成为政府机构，其从业人员也就成了公务员或政府雇员。

　　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只有三类组织，即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我国事业单位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分类中的一种。我们选择的改革方向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一部分要转成企业的事业单位，其职工当然应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了。正如专家所说，从1994年开始，广东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按企业养老保险办法参保了。

　　其实，目前养老金的实际状况并非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企业单位一定是低的，事业单位一定是高的。企业单位中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一般都偏高。这些企业的退休人员除了可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以外，还有企业年金。另外，他们住房公积金都是按高标准交，到退休时一次性领取本身也带有“养老 ”的意义。而事业单位中在基层工作的教师和医护人员一般都偏低。退休前每月的工资就不到2000元，退休后再打个折扣，也就每月1000元多一点。

　　改革的目标也绝非“减轻财政负担”。因为现在对机关事业单位已退休的“老人”支付的1000多亿元，实际上就照此办理一直支付下去了。现在没退休的，要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去操作，实际上还有一笔费用要考虑，就是单位负担的那20%养老保险交费。如果“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有2000万人，这笔钱粗粗估计也得要100个亿。难道要单位从经营收入中来交这部分钱？真如此，学校、医院就得多收费，“看病贵”、“读书贵”的问题何以解决？不改革，财政是只为退休的人支付养老金；一改革，财政还要为在职的员工掏保险费。因此，政府不是少出钱了，而是每年还得多出钱。这充分说明，减轻财政负担根本不是这一轮改革的“选项”。

　　现在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只有每月1000元多一点，确实很低。但这个平均数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企业退休人员中包括上个世纪末下岗、失业，以及后来转制的那部分人，他们下岗、失业、工龄买断之后，交纳的保险费只是象征性的，所以他们的养老金特别低。估计有60%到70%的人，甚至更多，都在上述平均线以下。要指出的是，这是国企改革的“后遗症”。社会政策理论有一个说法，就是所有的政策都是双刃剑，都有副作用，上世纪90年代政策的“后遗症”现在充分暴露出来了。应该说，眼下当“4050部队”进入老年期的时候，应对他们有个交代——要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

　　在当前很热闹的相关讨论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企业”的人和“事业”的人在相互攻击。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错，但相互攻击对谁也没有好处。请大家注意媒体报道：权威专家透露，广东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具体方案目前还处于收集数据和进行测算阶段，尚未形成具体草案。▲（作者：唐钧 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