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科学家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2/0202_17_991369.shtml

2009年02月02日 中广网 中广网济南2月2日消息（记者柴安东）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月2日宣布，由这个中心李建远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攻克人类胚胎克隆技术，成功克隆出5枚符合国际公认技术鉴定指标的人类囊胚。这一研究成果于2009年1月27日在这一领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CLONING AND STEM CELLS》杂志网络版发表。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烟台毓璜顶医院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介绍会”上，李建元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详细介绍了这一科研成果。据介绍，此次研究者选择了健康卵细胞志愿捐献者12人，经促排卵获得135枚卵细胞，经试验最终成功获取囊胚5枚，其中，4枚囊胚的供体细胞来源于正常人皮肤纤维细胞，1枚来源于帕金森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据介绍，李建元教授的研究团队主要采用先进的三维立体偏震光纺锤体成像系统(对细胞无损伤)，对卵母细胞纺锤体(核DNA)精确定位后，再用微激光对卵子的透明带打孔，精确剔除卵子细胞核。通过核移植后所获得的囊胚进行DNA遗传多态性位点鉴定，不同细胞阶段克隆胚胎的供体与受体细胞浆中线粒体定量动态学分析和囊胚线粒体遗传多态性位点SNP鉴定。

李教授介绍说，他们掌握的这一先进技术不是为了制造克隆人，而是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造福人类。

介绍会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我国著名动物克隆专家、中国首例克隆牛专家陈大元教授对这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称该成果不只是应用人类纤维体细胞获得克隆胚胎，更重要的是应用帕金森病患者外周血的淋巴细胞作为供体细胞也成功获得囊胚，这使治疗性克隆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目前各种无法治疗的疑难性疾病都有可能通过克隆胚胎提取到与病人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全能型胚胎干细胞，用其衍生而来的全新的功能细胞、组织或器官，来取代病变的细胞、组织、器官，从而避免免疫排异反应的发生，从根本上解决组织器官移植中配型困难与供体不足等瓶颈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势在必行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902/0202_23_989999_1.shtml

2009年02月02日 新华网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人保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财政负担问题。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那么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肯定会下降。

由于以往养老金政策带来的欠账，虽然近年来国家连年“还账”，大幅提高了企业退休金，但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差距仍然不小。

在此背景下，这次由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所引发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注定影响深远，带来的各种利益观念撞击也在情理之中。在这场持续已久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博弈中，最终国家有关部门下定决心，推开了这扇关闭已久的利益之窗。虽然助推这次开窗的力量不是直接来自于社会民意，而是来自财政的日趋吃紧，但开启国家公民“养老金公平”这一课，无疑具有重要的破冰意义。

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续至今的“退休职工双轨制”的改革。有网民发帖说：“步子还是太小了，首先驾船去撞冰山的应该是公务员”。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任何一项被较长时间固化的既得利益，要成功剥离总得有一个渐进过程。而且，在当初国家实行 “退休职工双轨制”时，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收入与退休金还不存在差距。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职工超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八成。

如果让财政负担的八成职工的退休金先期与企业职工公平性看齐，无疑是抓住了解决当前养老金不公问题的要害。只要在全国五个省市试点“试出”了推行事业单位养老金公平改革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推行，那么，最后的“利益冰山”便会自然坍塌，剩下的公务员养老金向企业职工看齐便成了“小冰块”，要消融这些利益问题的“冰块”就容易得多，届时，争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局面便会得到渐次化解。

养老金改革应重在提高企业养老金标准

◆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为何遭质疑

作者：李琼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根据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个试点省市今年将正式启动这一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

应该说，将事业单位人员养老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不仅是削减高达千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需要，也是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而该改革方案公开后，却引发了社会各方不少质疑。质疑的焦点，并非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的大幅降低，而是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指向制度公平。这种制度公平的根本要求，就是国民化，亦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也意味着不存在游离于这一制度之外、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公务员的养老和医疗一直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主导，采取由财政一手包办的退休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而不是由政府和个人分别负担的积累与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公务员与社会之间相对封闭的壁垒，社会存在对公务员群体既向往又对立的复杂情绪和心理失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二元化的、彼此独立、封闭运行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所形成的高福利。

需要承认的是，保持行政系统和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对稳定，对于保障国家管理的有序和高效，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平稳，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必不可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公正，并不直接等于整齐划一，毫无差别，但将公务员保障纳入社保体系，实现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已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在社保体系之内保证相应福利水平，在保障之外强化外在约束以减少腐败发生，应当是现代社会管理公务员群体的思路。

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无歧视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这既是保证全体成员竞争“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促进全体成员竞争“结果”公平，保证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需要。让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公务员——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应成为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也需要一个具体推进的时间表，以回应社会的期待。（原题：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国民化）

作者：邓聿文

7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由此确立了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建立与“新政”中实行的“以工代赈”，成为美国克服“大萧条”危机最重要的两条举措。

重提这一往事，是因为中国正拟实行一项重要的养老改革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前，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与机关公务员挂钩，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据悉，一旦改革，会把他们拉到和企业职工一样的标准。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月人均养老金只有1080元。

行政、事业单位用工制度的改变，终会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公共部门雇员的终身雇用制；而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扩展，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计划也提出了在制度安排上保持社会一致性的要求。所以，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计划，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此项改革真的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很快“一刀切”地向企业养老金看齐，那么，我们认为，就时机而言，客观上不利于经济复兴。因为，养老保障的作用，在于消除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的担忧，从而促使人们放心去消费。假如养老保障反使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去消费，那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这也就是“罗斯福新政”为什么要为美国人民建立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正处于近1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要想保持一定的增速并奠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必须有赖于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提振。扩大消费还得靠所谓的中产阶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是中产阶层的主体部分之一。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如果这部分人员中的多数因为养老保险改革而不敢或不愿去消费，那么，对我国经济的复苏肯定不利。所以，若鉴于财政负担非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不可的话，我们认为，应保证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不低于现有水平，至少不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保证该项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一个前提。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能上不能下”，具有“制度刚性”，因而，只能是提高企业的养老标准，使之向事业单位看齐。事实上，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5年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今后还应继续提高，直到最终缩小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标准差别。

老有所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非常重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从减轻财政负担的角度考虑，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否则，结果必然是向低水平看齐，从而大幅度降低现有人员的养老标准。这有违建立社保的目的，也会引起人们对改革正当性的质疑，不利于养老保险改革的推进。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出发，在具体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中，由于不同事业单位有着不同的收入来源，以及存在“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区别，改革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归类处理。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改革阻力，最终还须把公务员纳入进来。

◆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为何遭质疑

作者：李琼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根据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个试点省市今年将正式启动这一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

应该说，将事业单位人员养老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不仅是削减高达千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需要，也是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而该改革方案公开后，却引发了社会各方不少质疑。质疑的焦点，并非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的大幅降低，而是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指向制度公平。这种制度公平的根本要求，就是国民化，亦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也意味着不存在游离于这一制度之外、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公务员的养老和医疗一直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主导，采取由财政一手包办的退休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而不是由政府和个人分别负担的积累与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公务员与社会之间相对封闭的壁垒，社会存在对公务员群体既向往又对立的复杂情绪和心理失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二元化的、彼此独立、封闭运行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所形成的高福利。

需要承认的是，保持行政系统和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对稳定，对于保障国家管理的有序和高效，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平稳，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必不可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公正，并不直接等于整齐划一，毫无差别，但将公务员保障纳入社保体系，实现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已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在社保体系之内保证相应福利水平，在保障之外强化外在约束以减少腐败发生，应当是现代社会管理公务员群体的思路。

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无歧视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这既是保证全体成员竞争“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促进全体成员竞争“结果”公平，保证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需要。让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公务员——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应成为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也需要一个具体推进的时间表，以回应社会的期待。（原题：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国民化）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2/0202_17_991083.shtml

2009年02月02日 人民日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有根本区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崇德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体，是我国人民创造的用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最好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着国家的重大事务，体现着国家生活的全貌，是其他政治制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因而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与我国不同，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持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虽然从形式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都设置体现行政职能、立法职能、司法职能的机关，但作为国家政体，两种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

两种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根本不同。“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倡导的分权学说。在封建社会末期，新生的资产阶级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借助中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提出了各种试图打破封建束缚的政治要求。他们主张设议会以限制王权，设法院以维护自由（自由买卖）、公平（等价交换）、人权（财产权）。资产阶级充当人民领袖，通过他们所竭力争取的代议制、选举权等民主形式的实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法律。所以，最初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社会变革的过渡状态，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及至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了整个政权，早先那种阶级分权的暂时现象便不再存在了。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独占、不与他人分享的政权制度。资产阶级握有全部国家机器，但仍然需要用“三权分立”来包装，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烽火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工农武装割据。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就遵循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理，运用巴黎公社及苏维埃的经验，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创建了各个边区的参议会；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人民性、真实性，而“三权分立”制度则体现出虚假性、欺骗性。事实上，统治权力在任何国家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西方国家把分工谎称为分权，设置了由资产阶级统一控制的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然而，他们的议员、行政官、法官，哪个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的法律和政策措施，哪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主要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士，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我国宪法又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这表明:我国各机关的地位并非平列。由于立法集中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而且法律是全国人民都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立法机关居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治国效率优于“三权分立”制度。西方国家囿于“三权分立”的原则、程序和各种具体制度，其政权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有些国家政党轮替频繁，有些国家议会常常迫使内阁倒台或者弹劾总统，有些国家的行政首脑动辄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甚至解散议会等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效率上则远比“三权分立”优越。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澄清关于“三权分立”的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对切实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崇德）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周锦尉

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由、民主和人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自由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一切人”的自由有关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如何获取自由的问题。自由与责任如影随形，不可分离。而自由与责任又分别同一系列的概念相联系。与自由相联系的概念有:个性、欲望、自主、民主、独立、个人权利、自我选择等。与责任相联系的概念有:共性、集体、抑制过度欲望、共识、集中、相互认同和理解等。一方面，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人有享受各种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有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则的义务，以使整个社会形成稳定秩序。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满足以自由与民主、责任与集中为代表的两方面的需求和功能，离开了哪一方面，社会都会不健康、不正常。没有自由和民主，社会就会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责任和集中，社会就会动荡无序。前一方面反映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后一方面则反映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公民和人大代表的自由又有公民和人大代表的责任，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它既吸取了苏维埃政权的有益成果，又有我国的创造。这种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有充分的民主性和广泛的代表性，真正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选举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政权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产生的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检察权，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全权性，国家政权的运作由人民代表大会一体实行。这就能够避免“三权分立”制度议行脱节、分而不立、互相掣肘的种种弊端。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曾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独特的政权运作方式。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掌控能力，有利于集聚国家力量、人民意愿办成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大事。二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更为有效率、有秩序。三是国家政权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立法、行政、司法既有各自运作机制又有监督，提高了政权运行的效率，从而最大限度保持国家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 周锦尉）

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

江西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李江源

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所谓“三权分立”，是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突出三权独立、三权制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所谓“议行合一”，是指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和执行统一进行的制度。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坚持议行合一原则、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的一种民主的实现形式。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近代史上，我国曾经几次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根据“三权分立”原则，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他废除了临时约法，搞了一个所谓新的约法，实质上是实行封建军阀的独裁制。此后又有曹锟宪法和国民党政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但这些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政权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类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权力结构大体上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权力结构，是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司法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制权力结构，它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广泛采用的一种权力结构形式；第二种权力结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平行制衡，其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第三种权力结构，是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形成民主集中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种权力结构。上述三种权力结构的发展，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一种权力结构取代另一种权力结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文明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即由政治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代表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任何国家都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要求有体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政体同它相适应。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了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人民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能够集中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也能够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特殊利益，从而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和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样的政体能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是最能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因而具有很高的决策效率。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好地推进发展和保持稳定，就必须有高效的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各机关的密切合作，以便迅速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迅速讨论研究和作出决议，并切实贯彻执行。近年来，我国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重大斗争中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来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样，一是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二是有助于实现从过去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向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转变，使党的正确主张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变为法律、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为规范。（江西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李江源）

奥巴马决定将中美战略对话提升至更高级别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02/0202_16_991250.shtml

2009年02月02日 中国新闻网 2月2日电 日本《读卖新闻》网站2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一高级官员1日透露，奥巴马政府已决定将美中战略对话提升至更高级别，使之成为涵盖政治、经济和安保事务的全面战略对话。

美国务院该官员向《读卖》称:“我们相信，美中之间的最高级别的全面交流，对建立更为积极、全面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报道称，熟悉此方面事务的数个消息来源表示，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美国副总统拜登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互访来升级中美双边定期对话。

有美国外交消息称，这一新的战略对话旨在促进中美从战略经济对话转向更广泛领域的对话，甚至包括军事领域的对话。

布什政府期间，中美已开启两种高级别对话:一种是部长级的战略经济对话，另一种是由美国副国务卿和中国副外长参加的定期对话。

美国民主党的一位外交事务官员称，奥巴马的过渡团队此前在检讨中美对话策略时就曾决定要有新的作为。

报道指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总统曾经访华，而且美国副总统与俄罗斯总理曾定期会谈。奥巴马的外交团队显然希望“复制”这一策略，这一点在奥巴马参选之初就已显现。美国消息人士称，拜登与温家宝的定期会谈应该就是该策略的当前诉求。

此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周二暗示，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需要有所改变。“我们需要与中国的全面对话，”希拉里说，“布什政府时开始的(美中)战略对话已变成了一种经济对话。”

她还表示，为了打造中美更为全面的对话方案，她将与美国白宫、财政部和政府其他机构的同事共同努力。

美国打捞藏有10万金币古战船 英美掀宝藏争夺战
http://news.sina.com.cn/w/2009-02-02/17291713483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2日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2日电 美国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2日宣布发现一重大海底宝藏：264年前在英伦海峡沉没的英国海军18世纪木制战船“胜利号”，估计船上藏有10万个葡萄牙金币。由于这是属于英国的战船遗物，双方势酝酿一场宝藏争夺战。

　　香港星岛新闻集团消息，今次奥德赛发现的“胜利号”长53米，是于1744年10月4日在英伦海峡遇上风暴沉没，当时船上载有逾1100名船员，刚在葡萄牙对开海面和法国舰队打了一场海战，正跟随一支英国舰队由里斯本驶返英国，估计载有10万个葡萄牙金币，价值无量。至于铜炮则估值10万英镑。

　　“胜利号”是当时最大、武器最多的战船，被喻为当年世界上最精良的船只，船上有110门铜炮。奥德赛创办人之一施泰姆说，迄今该公司商寻获其中两门铜炮，现时正和英国政府协商合作打捞事宜。

　　斯泰姆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宝藏，因为这艘战船拥有辉煌历史，可以协助解开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沉船谜团。由于奥德赛发现其中31门铜炮及其它证据，因此可以证实是属于“胜利号”的。

　　原来奥德赛正在英伦海峡搜寻其它载有宝藏的沉船，无意中在海底发现“胜利号”的踪迹。斯泰姆拒绝透露发现沉船的确切位置，以免招来其它人争夺。而根据奥德赛向联邦法院申请独家打捞权的法庭文件纪录显示，沉船位置是英格兰沿岸对出约40至 64公里，已超出英国的领海范围。

　　英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当局已获悉奥德赛发现“胜利号”的消息。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人指出，若果证实这艘沉船是英国战船残骸，则它享有主权豁免权，意味未经英国政府允许，任何人不得动船上的东西。他拒绝表明当局是否和奥德赛就船上宝藏问题定夺问题进行谈判。
2009年02月02日 中广网 中广网济南2月2日消息（记者柴安东）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月2日宣布，由这个中心李建远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攻克人类胚胎克隆技术，成功克隆出5枚符合国际公认技术鉴定指标的人类囊胚。这一研究成果于2009年1月27日在这一领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CLONING AND STEM CELLS》杂志网络版发表。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山东省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烟台毓璜顶医院成功获得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胎介绍会”上，李建元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详细介绍了这一科研成果。据介绍，此次研究者选择了健康卵细胞志愿捐献者12人，经促排卵获得135枚卵细胞，经试验最终成功获取囊胚5枚，其中，4枚囊胚的供体细胞来源于正常人皮肤纤维细胞，1枚来源于帕金森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据介绍，李建元教授的研究团队主要采用先进的三维立体偏震光纺锤体成像系统(对细胞无损伤)，对卵母细胞纺锤体(核DNA)精确定位后，再用微激光对卵子的透明带打孔，精确剔除卵子细胞核。通过核移植后所获得的囊胚进行DNA遗传多态性位点鉴定，不同细胞阶段克隆胚胎的供体与受体细胞浆中线粒体定量动态学分析和囊胚线粒体遗传多态性位点SNP鉴定。

李教授介绍说，他们掌握的这一先进技术不是为了制造克隆人，而是进行人类治疗性克隆研究，造福人类。

介绍会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我国著名动物克隆专家、中国首例克隆牛专家陈大元教授对这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称该成果不只是应用人类纤维体细胞获得克隆胚胎，更重要的是应用帕金森病患者外周血的淋巴细胞作为供体细胞也成功获得囊胚，这使治疗性克隆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目前各种无法治疗的疑难性疾病都有可能通过克隆胚胎提取到与病人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全能型胚胎干细胞，用其衍生而来的全新的功能细胞、组织或器官，来取代病变的细胞、组织、器官，从而避免免疫排异反应的发生，从根本上解决组织器官移植中配型困难与供体不足等瓶颈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势在必行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902/0202_23_989999_1.shtml

2009年02月02日 新华网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人保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财政负担问题。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那么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肯定会下降。

由于以往养老金政策带来的欠账，虽然近年来国家连年“还账”，大幅提高了企业退休金，但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差距仍然不小。

在此背景下，这次由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所引发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注定影响深远，带来的各种利益观念撞击也在情理之中。在这场持续已久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博弈中，最终国家有关部门下定决心，推开了这扇关闭已久的利益之窗。虽然助推这次开窗的力量不是直接来自于社会民意，而是来自财政的日趋吃紧，但开启国家公民“养老金公平”这一课，无疑具有重要的破冰意义。

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并延续至今的“退休职工双轨制”的改革。有网民发帖说：“步子还是太小了，首先驾船去撞冰山的应该是公务员”。网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任何一项被较长时间固化的既得利益，要成功剥离总得有一个渐进过程。而且，在当初国家实行 “退休职工双轨制”时，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收入与退休金还不存在差距。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职工超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八成。

如果让财政负担的八成职工的退休金先期与企业职工公平性看齐，无疑是抓住了解决当前养老金不公问题的要害。只要在全国五个省市试点“试出”了推行事业单位养老金公平改革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推行，那么，最后的“利益冰山”便会自然坍塌，剩下的公务员养老金向企业职工看齐便成了“小冰块”，要消融这些利益问题的“冰块”就容易得多，届时，争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局面便会得到渐次化解。

养老金改革应重在提高企业养老金标准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为何遭质疑

作者：李琼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根据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个试点省市今年将正式启动这一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

应该说，将事业单位人员养老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不仅是削减高达千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需要，也是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而该改革方案公开后，却引发了社会各方不少质疑。质疑的焦点，并非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的大幅降低，而是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指向制度公平。这种制度公平的根本要求，就是国民化，亦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也意味着不存在游离于这一制度之外、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公务员的养老和医疗一直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主导，采取由财政一手包办的退休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而不是由政府和个人分别负担的积累与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公务员与社会之间相对封闭的壁垒，社会存在对公务员群体既向往又对立的复杂情绪和心理失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二元化的、彼此独立、封闭运行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所形成的高福利。

需要承认的是，保持行政系统和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对稳定，对于保障国家管理的有序和高效，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平稳，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必不可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公正，并不直接等于整齐划一，毫无差别，但将公务员保障纳入社保体系，实现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已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在社保体系之内保证相应福利水平，在保障之外强化外在约束以减少腐败发生，应当是现代社会管理公务员群体的思路。

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无歧视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这既是保证全体成员竞争“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促进全体成员竞争“结果”公平，保证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需要。让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公务员——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应成为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也需要一个具体推进的时间表，以回应社会的期待。（原题：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国民化）

作者：邓聿文

7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由此确立了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建立与“新政”中实行的“以工代赈”，成为美国克服“大萧条”危机最重要的两条举措。

重提这一往事，是因为中国正拟实行一项重要的养老改革试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前，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与机关公务员挂钩，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据悉，一旦改革，会把他们拉到和企业职工一样的标准。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月人均养老金只有1080元。

行政、事业单位用工制度的改变，终会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公共部门雇员的终身雇用制；而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扩展，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计划也提出了在制度安排上保持社会一致性的要求。所以，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计划，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此项改革真的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很快“一刀切”地向企业养老金看齐，那么，我们认为，就时机而言，客观上不利于经济复兴。因为，养老保障的作用，在于消除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的担忧，从而促使人们放心去消费。假如养老保障反使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去消费，那也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作用。这也就是“罗斯福新政”为什么要为美国人民建立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正处于近1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要想保持一定的增速并奠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必须有赖于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提振。扩大消费还得靠所谓的中产阶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是中产阶层的主体部分之一。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如果这部分人员中的多数因为养老保险改革而不敢或不愿去消费，那么，对我国经济的复苏肯定不利。所以，若鉴于财政负担非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不可的话，我们认为，应保证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不低于现有水平，至少不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保证该项改革得以稳定推进的一个前提。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能上不能下”，具有“制度刚性”，因而，只能是提高企业的养老标准，使之向事业单位看齐。事实上，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5年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今后还应继续提高，直到最终缩小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标准差别。

老有所养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都非常重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从减轻财政负担的角度考虑，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否则，结果必然是向低水平看齐，从而大幅度降低现有人员的养老标准。这有违建立社保的目的，也会引起人们对改革正当性的质疑，不利于养老保险改革的推进。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出发，在具体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中，由于不同事业单位有着不同的收入来源，以及存在“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区别，改革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归类处理。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改革阻力，最终还须把公务员纳入进来。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为何遭质疑

作者：李琼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根据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个试点省市今年将正式启动这一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

应该说，将事业单位人员养老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不仅是削减高达千亿的公共财政支出的需要，也是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而该改革方案公开后，却引发了社会各方不少质疑。质疑的焦点，并非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的大幅降低，而是改革设计者——公务员群体本身未能成为改革的对象，致使公众对改革所能达致的公平性产生疑虑。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指向制度公平。这种制度公平的根本要求，就是国民化，亦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该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也意味着不存在游离于这一制度之外、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公务员的养老和医疗一直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主导，采取由财政一手包办的退休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而不是由政府和个人分别负担的积累与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公务员与社会之间相对封闭的壁垒，社会存在对公务员群体既向往又对立的复杂情绪和心理失衡，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二元化的、彼此独立、封闭运行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所形成的高福利。

需要承认的是，保持行政系统和公务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对稳定，对于保障国家管理的有序和高效，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平稳，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必不可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公正，并不直接等于整齐划一，毫无差别，但将公务员保障纳入社保体系，实现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已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在社保体系之内保证相应福利水平，在保障之外强化外在约束以减少腐败发生，应当是现代社会管理公务员群体的思路。

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无歧视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这既是保证全体成员竞争“机会”公平的需要，也是促进全体成员竞争“结果”公平，保证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需要。让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公务员——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应成为此项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也需要一个具体推进的时间表，以回应社会的期待。（原题：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国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