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讲话 台湾回应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3435

    2008-12-31：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六点意见。对此，台湾当局31日下午作出正面回应，表示愿与大陆共创两岸关系新格局。

　　据台湾“中央社”12月31日报道，台湾“总统府”当天回应说，胡锦涛的讲话体现了大陆过去30年来对台政策变迁与两岸关系发展思路，“政府”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务实促进两岸协商、交流与互惠，并为终结两岸敌对状态，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开创新契机。

　　台湾“总统府”认为，近期两岸签署6项协议、中国国民党智库董事长连战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以及“大三通”等，都可以说是两岸在累积互信和突破对立思维后，所展现的成果。

　　台“总统府”还说，“政府”期待两岸未来以更多的智慧、理解、创意与包容，克服障碍、继续创造两岸“新格局”。

　　附：岛内舆论积极评价胡锦涛对两岸关系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岛内引起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岛内媒体提前预告并在第一时间报道，有关各方作出迅速回应。舆论认为，胡锦涛的讲话为开辟两岸关系新局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国民党乐见胡锦涛讲话内容的实施，更希望在可见未来逐步获致具体成效。他表示，两岸人民有共同血缘，同属中华民族，理所当然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当然两岸间还存在短期不易解决的问题，台湾社会也还有一些不能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疑虑。但两岸唯有坚持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才能持续良性互动。

　　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胡锦涛讲话释出两岸关系善意，两岸都应掌握此刻良性互动的契机，为两岸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张荣恭说，胡锦涛讲话等于对未来的两岸经济合作拍板，对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阐述，也是历年来最详细的一次，显示两岸在不远的未来有机会就相关议题展开协商。

　　台湾军方发言人回应说，两岸能够和平发展是亚太地区共同的意愿，他们乐观其成，同时也已经完成规划，一切将配合政策推行。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说，胡锦涛的讲话理性务实，展示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诚意，必将对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胡锦涛针对“台独”人士的讲话，展现了恢宏的气度，显示了实力不断增强的大陆方面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更加自信，更加务实，更有耐心，更具弹性。来源: 综合 ▲


最小官称成了最高称呼　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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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1：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中央机构几经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央设立书记处；1966年8月，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与中央政治局是什么关系?这要先了解中共中央机构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关。

　　◆ 以最小的官称“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的称谓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中央只设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委员长或总书记“总理各级党务”，既是决策机关，也负责日常工作。

　　中共一大时，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为什么共产党选择最小的官称、与老百姓最近的官职作为党的各级负责人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的称呼呢?

　　中国共产党为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选择了最小的官称“书记”，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 五大时，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群众性的大党。中央机关仅有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地领导全党。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将决策机关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第一次分为两个机构。政治局是决策机关，常委处理日常工作。总书记是常委之一，既领导决策机关也领导负责日常工作机关。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沿用五大的惯例，仍是政治局决策，常委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常委中选举总书记一人。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因全国各个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政治局常委分散到各个根据地担任第一把手。此时，各个根据地均受到敌人的包围、“围剿”，难以召开常委会，党的领导力量显得有些薄弱。

　  ◆ 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各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达30万人。仅一个总书记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中央书记处成立的确切时间，现在已无据可考。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因将装文件的担子挑错了，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都留在苏区，后被烧毁，不留片纸。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

　　◆ 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八大除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主席。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副主席。

　　八大时，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

　　此时的总书记与六大不同，六大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而八大最高领导是党中央主席。

　　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而八大没有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副主席。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毛泽东这样安排自有道理，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他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 邓小平不愿当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召集一次秘书长会议，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邓小平之所说“不顺”，一是和刘少奇不顺。刘是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另一个是和周恩来不顺。邓小平之所以说“不行”，是因为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岁，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

　　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 ”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最终，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52岁，和毛泽东在开七大时的年龄一样。

　　◆ 书记处的同志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 十二大上，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邓小平任总书记3年，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说:小平是副统帅。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进行中央领导的补选和选举，林彪排在毛泽东后面，是第二位。邓小平仍然在第六位，但是陶铸、陈伯达排在他的前面。政治局常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书记处的前途。此次全会虽然书记处增补了谢富治、刘宁一两位，但因邓小平受到批评，书记处很快就停止工作。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从此，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中央政治局仍是决策机关，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来源：《领导文萃》）▲


胡锦涛强调军队要继续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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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31： 12月28日晚，正在四川省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切会见了驻成都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幷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中评社北京12月31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近日在会见驻成都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始终牢记肩负的使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解放军报报道，12月28日晚，正在四川省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随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治委员张海阳等陪同下来到成都军区，亲切会见驻成都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成都战区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年祝福。

　　胡锦涛指出，即将过去的2008年，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同志们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抗击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维护藏区社会稳定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中，同志们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捍卫国家安全统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突出成绩。党、政府和人民感谢你们！

　　胡锦涛强调，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和安全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们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任务繁重而又艰巨。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保持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要继续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的高潮，增强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要继续发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大力支援灾区恢复重建。

　　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观念，确保部队自身安全稳定，同时积极支持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为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省长蒋巨峰等陪同考察。▲


绝密文件称英国曾向中国兜售武器
http://topyl.com/news-2811791.html

http://www.topyl.com    受众传媒网 2008-12-31  
 
BBC／英国新解密的一份文件称，英国在冷战时试图向华出售军备以促进两国关系，此举引起前苏联强烈愤怒。

这份周二（30日）解密的1978年的文件说，英国认为向中国出售"鹞"式攻击机可以改善两国关系，因为当时官员们正在考虑香港的未来。而中国在毛泽东死后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人们认为这也是帮助英国工业的一个途径。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担心英国在对华关系方面落后于法国。

当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官员们相信中国想要赶上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

统领英国部队的卡梅伦爵士提出，英国和中国"门口有一个敌人，它的首都是莫斯科"。这激起了前苏联人的愤怒。这项计划遇到了麻烦。

解密文件称，英国在冷战时试图向华出售军备以促进两国关系

◆ 解密文件

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发布的文件中透露了计划的细节。英国法律规定，绝密文件可以在30年后公开。

卡拉汉在1977年10月说，他想要当时的外交大臣欧文负责"减少英中关系和法中关系之间的差异"。

于是卡梅伦于1978年4月访问了北京。英国决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促进对华武器销售。

卡梅伦访问中国前不久，在莫斯科的英国官员警告伦敦说，苏联会把任何英国对华的武器销售视为"不友好的举动"，并会造成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 外交关系

卡梅伦在北京的宴会上说："我们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门口都有一个敌人，它的首都是莫斯科。"这使得情况变得更遭。

一位在莫斯科的英国官员当年五月联系了伦敦办公室，说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认为这些声明是针对苏联的挑衅的敌对的举动。"

卡拉汉对此并不担心。根据一份官方谈话记录，他告诉卡梅伦，他提供了过去一周当中唯一有趣的让人兴奋的事情。

但当英国贸易大臣德尔于当年8月即将访问中国时，卡拉汉强调需要采取一个更谨慎的态度，并呼吁德尔的演讲低调一些。

卡拉汉在给欧文的留言最上方写着："我并不想要成为第一个给中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的人。欲速则不达。"

卡拉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对英中之间的武器出售计划做出了"极大的例外"。

他还说，中国和英国最终签署了一份7年的经济合同，但因为价格昂贵中国没有买下"鹞"式攻击机。▲


中共战略大调整，胡六点是对台纲领性文件！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516351-1-1.html

中评社香港1月1日电（评论员　锺维平）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3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胡锦涛重点提出了六点意见，全面完整地构建了胡锦涛的对台主要论述体系。胡六点是新时期对台纲领文件。　  

　　胡锦涛的六点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二，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

    第四，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

    第五，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

    第六，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对这六项主张的内涵和意义进行分析，首先必须回顾胡锦涛的“胡四点”，多年来，胡锦涛喜欢用四段论述来表达对台的政策意见，所以通称为“胡四点”。看一看历史资料，在多达8次的讲话中，当可知道“胡四点”的主要内容：  

　　一，2003年3月11日，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谈了四点意见：

    一是、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二是、要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四是、要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参加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界委员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三，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在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历史性会谈时，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第二，加强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第三，开展平等协商，加强沟通，扩大共识；

    第四，鼓励两岸民众加强交往，增进瞭解，融合亲情。  

　　四，2005年5月12日，胡锦涛在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举行会谈时，就当前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再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

    第二，推进两岸“三通”，开创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新局面；

    第三，早日恢复两岸平等对话和谈判，求同存异、扩大共识；

    第四，增进相互理解，密切两岸同胞的感情。  

　　五，2005年7月12日，胡锦涛在会见郁慕明率领的新党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陆访问团时，就当前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第三，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第四，切实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切身权益。  

　　六，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两岸经贸论坛上百位与会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

    第三，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四，开展平等协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七，在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2008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会上，胡锦涛都谈到了四点意见：

    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第四，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八，2008年5月28日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时也谈到了四点意见：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

    第一，要建立互信，这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要搁置争议。

    第三，有了互信，再加上搁置争议，双方就能够求同存异。

    第四，通过交流和协商不断累积共识、共创双赢。  

　　由此我们得知，胡锦涛今次提出的六点意见，具有这样的特点：

　　 ◇一，今次的六点意见是多年来对台意见的总归纳。胡锦涛在近5年来关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讲话内容、主要意见，是根据形势不同而各有着力点、侧重点的。但是，今次所提出的六项主张，则全面涵盖了过去的意见，基本上无一遗漏。  

　　 ◇二，今次的六点意见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论述体系。过去更多是点到为止的提示，或者说是提纲式的政策宣示，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今次则不同，论述层次很丰富，可以说是胡锦涛至今为止的最全面最丰富的对台论述，其中不乏规律性的论述。  

　　 ◇三，今次的六点意见是指导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中共及大陆对台工作、主导两岸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过去的意见，管的是一段时间内的具体事务。但今次的意见主张，提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长远目标。  

　　 ◇四，今次的六点意见是最全面、最善意、最包容地照顾台湾人民利益的政策路线。在坚持一中原则基础上，胡锦涛在政党层次、经济层次、文化层次、民生层次、国际空间层次、军事安全层次等诸多方面都为台湾预留了最大最灵活的空间，其开放度是前所未见的。  

　　 ◇五，今次的六点意见是更具有新内涵的对台新思维。如“两岸终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又如“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三如“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等等，思维活跃，政策新颖。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是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发展。而今次的胡锦涛六点意见的提出，则具有奠定新时期中央对台政策的战略意义。胡锦涛的和平发展思想，是今后实现两岸关系新发展、大发展的重要的方针路线。  

　　中国评论通讯社的评论员、资深的两岸关系专家李家泉在中评网着文指出：如果把“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转变，视为大陆对台政策的第一次战略性调整的话，那末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的转变，则应视为大陆对台政策的第二次战略性调整。今年4月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方针，特别强调“和平发展”，则可视为大陆对台政策的第三次战略性调整，是对大陆《告台湾同胞书》所体现的第二次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化和灵活化。▲


领导怕媒体的根源在于经不起监督
http://news.sina.com.cn/pl/2008-12-31/07311695421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31日 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12月30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新办主任王晨在谈到政务信息公开时，向记者坦陈：有些地方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怕媒体、怕记者，不大愿意跟记者打交道。(12月30日《人民网》)

　　确如王晨所言，“领导怕媒体和记者”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非常普遍。“怕”有多种表现：有的地方一发生突发事件，官员们首先商讨如何瞒住记者和对付媒体，信守“防火防盗防记者”；有的地方一听到记者采访的内容有负面的东西，他们便“贴身”跟随，明为“协助”实为“干扰”；有的地方甚至在媒体中培养“ 眼线”，在负面新闻曝光前获得消息，以便有时间动用各种关系去“灭火”。怕记者的表现常常有：恨记者、躲记者、防记者、打记者、抓记者等等。

　　领导干部为何怕媒体、怕记者？我认为关键不在缺什么观念和意识，更不是怕说不好———王晨的前任蔡武在去年全国两会时对“领导怕记者”的解剖可谓一针见血：怕记者是担心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换句话说，怕媒体、怕记者的根源在于自身经不起媒体监督，在于自身所作所为见不得阳光，一见光就会被揪出问题，一见光就得丢掉乌纱帽。

　　近来几起热点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典型如南京的“久耕抽烟”事件，周久耕问题的曝光源于几张公开亮相、公开报道的照片，连向媒体和社会公开的照片和信息，都能被公众揪出许多腐败线索来，又是被网友看出抽着天价烟，又是被搜出戴着名贵手表，又是被发现开着凯迪拉克———公开的信息中尚且问题重重，公开的照片尚且经不起监督，那些没有公开的信息，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可能隐藏着更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和丑恶之事，更经不起媒体的公开和记者的监督。怕媒体、怕记者，其实就是害怕公开和透明，不敢把自己置于媒体的放大镜下接受监督，经受不住媒体显微镜的苛刻审视。就像周久耕这样，媒体一曝光，就丢乌纱帽，不堪一搜。南京市委书记对近来本辖地一系列丑闻的总结非常到位：干部要经得起网络监督，经得起群众的评说。

　　如果领导干部没有收受过贿赂，没有滥用过权力，没有利用过特权为子女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为不法行为开过绿灯，一切合规合法，有什么好怕的？难道记者能编出不存在的事，难道媒体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领导干部一身正气，他永远不会害怕媒体和记者，永远不会害怕人肉搜索，永远不惮于在媒体面前公开自己的一切，从子女从业状况到家庭收入信息，从自己审批过的项目到消费过的公款。但如果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对媒体生出一种本能的恐惧，潜意识里把媒体当成了曝光自己的敌人。

　　可是，在这个民众监督权日益彰显的互联网时代，无论领导干部怕还是不怕，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必须面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监督。正像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所言：网络的快速兴起使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置身于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评说之中———这已经不是一个领导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可以一手遮天瞒蔽所有丑闻的官本位时代———顺应潮流接受监督，公众欢迎；违背潮流不愿被监督，你会被网络的滔滔洪流和人肉搜索逼着剥光“衣服”。怕是没有用的，你别无选择，只有让自己更廉洁更干净，干净得经得起最苛刻的监督。越怕，监督越会盯上你！ 作者：曹林  ▲


国内群体性事件敲警钟 化解根本方法是民主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3383

    2008-12-30  作者: 刘科 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很简单，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

　　 ◇ 群体性事件敲响警钟

　　对于贵州省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来说，今年的6月28日是噩梦般的一天。

　　当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瓮安这个小城。从下午至次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由于处理群体性事件不力，王勤成为今年首位因此引咎辞职的地方官员。

　　 ◇ 多起事件震惊全国

　　自瓮安事件后，2008年的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堪比“孟连事件”的群体性事件远不止一起。10月9日，美联社报道了发生在广东三江镇的群体性事件，“10月8日，该镇数百名示威者与武警和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当地村民，他们抗议当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坝附近的树木。”

　　一个月之后发生的“陇南事件”更是震惊中央。11月17日，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当晚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者打砸抢烧市委大楼，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辆 22辆。

　　继陇南事件后，今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冲击党政及公安机关的事件。

 　　 ◇ 改革关键期的矛盾突显

　　虽然媒体频频以“群体性事件”概括类似事件，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坦言，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大概指的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非常态的事件”，而过去常以“骚乱”来代替类似提法。

　　尽管没有准确的认定标准，但从公安部在2000年4月5日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规定》中或许可以一窥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定义——“ 本规定所称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这里，并未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提法，而是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一词。

　　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按照“转型期突发事件”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仅1979 年1至5月，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如此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得当的处置。

　　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 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

　　而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2003年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更是官民争利的典型，在该县政府门前张贴的一则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更是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针对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特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现在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受全球化的影响，简单的突发事件容易演化成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

　　 ◇ 群众利益诉求反馈不畅

　　那么，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其实很简单而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毛寿龙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毛寿龙就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流变，最早提出“潜规则”一说的知名学者吴思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很多是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

　　王长江认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地方政府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 中央开始垂训“县官”

　　当然，有些转变正在地方官员的层面悄然发生。

　　对于河北省元氏县县委书记李义增来说，这个冬天，他的“学习任务”非常紧。11月17日，他刚刚结束全国县委书记大轮训，又被要求参加河北省党校的干部研讨班，李义增说自己最近的“学习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不仅李义增一个人很忙，11月份，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都很忙。按中共中央要求，从11月10日起，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对全国近两千名县党委书记进行一次集中培训。李义增说，这次学习内容不仅有中央文件，还有经济管理、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实际操作。

　　正是因为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在此背景下，迅速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避免新一轮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改革政策在基层被虚化、异化，已经成为中央高层越来越重视的一件事。

　　王长江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已经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所以急需中央对地方官员“垂训”改变思想。

　　毛寿龙也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转型，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因分配不公、利益调整失当引发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

　　 ◇ 化解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

　　纵观今年以来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调节机制缺失，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和破除体制性的梗阻呢？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非常棘手。首先要平息事件，减少由于打砸抢等暴力行为造成的损失，恢复法制社会的秩序，这是必须的。然后再来调查是哪些问题导致的。

　　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必须畅通。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这么多层级，往往要推诿扯皮；另外信访系统本是专门沟通的渠道，却被人为地堵塞了。

　　对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在权责许可的范围内，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上级部门应该特别支持基层做这样的尝试。这不仅对执政环境有好处，更重要的是解决执政党面对的新问题，对整个党都是有益的。对于人民群众来讲，还是要比较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有成熟的法制观念。当然，我们的司法本身就是有欠缺的，百姓的合法诉求得不到回应，这些必须要纳入改革的轨道。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

　　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政府应该在萌芽期就着手解决，以人为本，悉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与百姓沟通，排解百姓的困难。

　　非利益直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更值得重视，这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是一种对地方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群众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权力的主人所造成的。如果是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件只要处理好利益分配就可以了，可是非直接利益相关的事件是出于一些群众的情绪，比如他们感受不到正义与公平，他们就要发泄，如果带有普遍性的话，就说明执政权威受到怀疑了。化解这种情绪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欢迎浏览ddhw.cn

　　至于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怎么办，那就需要拿出一套方案来，如果已经发生了群体暴力行为，就涉及危机处理了，处理的度上要把握好，不能过激。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