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周恩来逝世33周年祭：他为何赢得世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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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1月08日 人民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咱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 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万人敬仰的伟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 “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l至 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 ”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孤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连毛主席都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你必须等待多数人或高贵者的觉醒。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I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

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这就是生命的哲学。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红色经典》）


《江泽民传》作者再出新书 120余高官接受采访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07/13581699629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07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此人并不陌生——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年他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

　　两年后，《中国30年》这部新著，无论从作者的身份，还是从题材以及采访内容来看，都无法不吸引读者的目光。

　   ☆ 库恩新作审视中国30年

　　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使得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因此获得信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北京报道

　　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在致谢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紧接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接下来是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区地方大员，国有大企业老总以及各行业精英。

　　致谢名单用五号字体整整排了三页以上，共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担心还是会有人没有包含在内”。

　　这本书的中文名为《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即将于近日出版。而该书英文版则将随后由约翰威立出版社于2009年2月在全球发行。

　　2008年12月22日，该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阵容可谓豪华。

　　☆ 究竟是哪位作者，拥有如此能量？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此人并不陌生——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2005年他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该书发行110万册，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影响流布海内外，声势甚广。

　　两年后，《中国30年》这部新著，无论从作者的身份，还是从题材以及采访内容来看，都无法不吸引读者的目光。

　　☆ 他的生活十之七八与中国有关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如此眼花缭乱的头衔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库恩受之坦然。

　　目前，他的正式身份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高级顾问，专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他是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他还是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

　　65岁的库恩出版的图书超过25部，内容涉及科学、投资以及传记等。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库恩是位犹太人，“他喜欢追求新知识和新挑战。而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间，这种宏大的国际环境也推进了他研究中国的兴趣。” 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告诉《望东方周刊》。

　　从那以后，库恩每年都会到中国，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走过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

　　向世界介绍中国成了库恩的一项重大兴趣并为之投入许多精力。1997年，他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14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国现实。

　　他建立库恩基金会，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鼓励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

　　他出版《中国制造》一书，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在2000年千禧年首脑会议期间，他又协助有关方面，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了长达25天“地毯式”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江泽民传》则是他的第五项工作。2000年8月15日下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著名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库恩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但是结果让他感到异常沮丧。

　　“华莱士的提问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

　　和中国已有10多年接触的库恩于是决定动笔写作《江泽民传》，让美国人通过了解一个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史来真正的了解中国。

　　这本书也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现在的生活内容起码百分之七八十与中国有关。”朱亚当说。

　　☆ 120多人的采访名单　　

　　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1994年就开始与库恩一起工作，那时他只有20多岁，先是作为库恩的翻译，后来成为库恩形影不离的中方合作伙伴。

　　在写作《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这两部书当中，除了不参与执笔，从策划、联系采访到翻译，朱亚当均全程参与，“我的角色大概类似于总制作人吧。”他说。

　　朱亚当介绍说，库恩一开始并没有写作《中国30年》的计划。“2007年12月9日，一位官员朋友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库恩觉得难度太大，他的想法是可以在《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上写几篇文章。”朱亚当说。

　　但是朱亚当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他将库恩从90年代就开始采访的资料浏览了一遍之后，增加了这样的信心，“素材已经不少，接下来只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采访。”

　　库恩和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但是这时已经是2008年1月份。之后是春节和中国的两会，“所以真正的采访从3月份才开始，最后的采访直到11月份才完成”。

　　库恩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选择关键的采访。“其一，我采访了那些曾亲身参与了早期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如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他是1977年到1978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是一位中心人物，而正是“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我希望能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内采访起码一位专家。”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如何能够完成如此高端的采访任务？朱亚当说，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使得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也因此获得信任。“ 官方对我们最根本的认识，他们知道我们是比较负责任的。最近还有一位很高级的领导人对我说，你和库恩真不容易，近20年来一直不停地做这项工作。”

　　也正因此，库恩在中国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库恩与许多高官建立了私人友谊，这为采访打开了方便之门。

　　朱亚当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官员有犹豫，毕竟这跟私下交流不一样。也有拒绝的，有的碍于他们现在的位置，觉得不太方便抛头露面。”

　　☆ 采访经历一波三折　　

　　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采访如此众多的高官，有怎样的体验？“我这么说吧，有很多故事。有的采访经历了一波三折，有的是采访完之后在书中没有署名的，比如受访者位置比较敏感，不便署名。”

　　每次采访，库恩一般会提前拟出采访提纲给受访者，“我们提出三四十个问题，受访者可能会选择二三十个作答，很少有百分之百回答的。”

　　采访后，库恩会把录音文档留给受访者或者他们的秘书。“然后进行整理，访谈毕竟是口头的东西，我们会做些调整。有些年事已高的领导，可能会记错数字和年月日，我们要进行核实。之后发回受访者看，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更多的是补充。”

　　写作此书的难度在于，“首先，这不是一本编年体著作，最大的困惑是，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其次是如何把受访者说的话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来。库恩并不精于中文，“而大部分的受访者使用中文。翻成英文，一方面准确性是个大难题，领导人最不希望被更改原话。但是如果直译成英文，又很难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所以需要把他们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英文写出来。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挑战。”

　　朱亚当说，某些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原始素材来写的话，不但达不到目的，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他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某省领导率领招商团在美国做招商活动主题发言，在40分钟的时间里他用20分钟讲类似政治报告的内容，使得200多位在座的嘉宾听得兴味索然。

　　“在中国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听众一定会觉得这与我无关。写书也是这样，西方人关注周期很短，开头看不下去，可能就把书放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可读性，如果完全强调全面，那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做最好。”

　　第三个挑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采访这么多位高端人士，“那么多中央委员，为什么采访这位，不采访那位，你一定能想象到，很难进行抉择，采访的面不好把握。”

　　库恩事先联系过一些西方出版公司，他们的反馈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库恩还是赶在2008年的尾声做到了。

　　在做完所有采访后，库恩说，他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写作，最后完成初稿共41万英文字，翻译成中文后超过80万字。“我每天写作15—18个小时，几乎所有用餐都是在电脑旁边完成。“我的家人就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12月27日，《望东方周刊》记者从中文版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拿到了《中国30年》的样书，全书486页，共49万字。红色的封面大方醒目，延续了《江泽民传》的设计风格。

　　☆ 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有所删减

　　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朱亚当说，中文版出版方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了一些删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告诉《望东方周刊》，“英文版里有一些介绍中国文明和传统的内容，我们就去掉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是常识。”

　　此外，朱亚当介绍，相关部门也做了适当调整，“比如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就删掉了一些。所以英文版会更活泼一点。”

　　有些方面仍难纳入书中，这令朱亚当稍感遗憾，“其实有些问题可以用外国人的角度来写一下。中国的国民已经很成熟。”

　　最终面世的中文版中，库恩将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是“改革的指导原则”，他用四章来阐述，分别是“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

　　第二编为“改革的历史脉络”，由文革一直写到科学发展观。第三编为“改革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改革”、“地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第四编，库恩写了“各部门的改革”，从银行、科技、教育写到宗教。最后一编是“改革的未来前景”，包括经济前景，政治未来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探讨等。

　　虽然放弃了“全面性”，不过，反映在此书中，库恩的视野仍然不失宽广。他写到了瓮安事件，写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还写到人们呼吁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等当下的热点话题。

　　全书的基调以叙述为主，不过库恩仍不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第27章中他写到，“国际上的媒体经常问我：中国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采访我的人大概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经济。我纠正了这种看法，说：不，中国最大的变化并非经济。经济改革带来的转型尽管迅猛，但只是中国第二大的改变，改革所孕育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国家与未来的信心。”

　　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库恩也大胆做出判断。“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 没有人雇得起我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无论是《江泽民传》还是《中国30年》，都很少涉及负面内容。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在英文“维基百科全书”上，他的条目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这样的前缀。

　　“库恩说，不是共产党雇我做的，谁也雇不起我。”朱亚当说，库恩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激情，“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写书挣钱。他将《江泽民传》的一半版税捐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

　　写《中国30年》，朱亚当说，这也不是库恩和他的全职工作，“人家度假、打高尔夫或唱卡拉OK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但因为有激情，所以也干得高效。”

　　那么，库恩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让西方彻底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呢？“说心里话，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会因为一本书和一部电视片就能改变什么。但是万里长征，总有些人要去走。一步步走吧！”

　　朱亚当说，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美国的好处是不论正方和反方都有发言的舞台。”

　　库恩经常被邀请到电视台做节目，而且总是扮演“反方”。“一次，在一个电视访谈上，库恩与一位参议员讨论中国。这位参议员从未到过中国，但经常批评中国。节目中，双方唇枪舌剑，库恩问了一句，‘请问参议员，您到过中国吗？’参议员无言以对。”

　　“美国人还是很理性和成熟的。观众虽然认为库恩的观点是少数，但是他们看到库恩到过中国这么多次，走过那么多地方，也会认为他讲的有一定道理。”朱亚当说，“因此，在美国，库恩和我，可以说‘孤单但不孤独’。”

　　在库恩的带动下，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热爱中国的生活小圈子。库恩乐在其中。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现在，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他爱人还多，”朱亚当说，“我们有个约定，不管我们俩谁先离开人世，剩下的一个还是要继续推进这项事业——用不同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中国高官告诉了库恩什么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07/13581699629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07日13:58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法国的总统有情人，他照样还能当法国总统。但要是在中国，一个有公开情人的政治家，不要说当总统，他连个乡长也选不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北京报道

　　如此高端的采访保证了《中国30年》的独特性，这是其他撰述者很难做到的。比如写银行改革，库恩采访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基于对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采访，库恩将敏感的中国宗教问题单列出一章；而在写中国的政治未来时，库恩的采访对象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库恩希望通过这些核心人士的表述，来揭示中国改革的故事和内在的逻辑。那么，这些受访的中国高官都告诉了库恩什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告诉了库恩一则故事。在2007年11月美国举行的互联网论坛上，蔡名照说，20年前，他的哥哥到斯坦福留学时，一个月能收到他一封信就不错了。“现在我儿子在纽约大学读书，我们每天都用MSN交流，”他说，“感谢美国发明了伟大的互联网，感谢微软发明了神奇的 MSN，让我们父子俩近在咫尺。”他讲完后，MSN总裁立刻跑过来说，“真没想到，你作为中国政府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竟然会用MSN。”

　　蔡名照用这个故事告诉库恩，“中国管互联网的这一批人，恰恰是热爱互联网的，我们不是厌恶互联网的人，我们都是互联网的爱好者。”

　　这仅是一例，此书中，几乎每个章节，都有中国高官的讲述。

　　刘明康：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温家宝第一句话就是，‘14年来，每个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不要让我为在星期天到他办公室谈工作感到惊讶。”

　　1984年初，中国形成了一家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和分别负责处理四块专门领域的四家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这的确是个进步，但是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刘明康告诉库恩，“拿某个基建项目来说吧。在整个施工期，贷款主要是由建设银行负责解决。一旦完工，所有的账目将立刻被转到工商银行。如果涉及用外汇购买进口的设备，那么这笔交易将由中国银行处理。所有的现金流都不得不分成两条：一条用来支付中国银行的贷款，另一条用来支付工商银行的运营资金和贷款。如果还有多余的钱，就作为最初的施工贷款的还款资金，支付给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抱怨说，‘蛋都是我孵的，但等孵出小鸡来，就都跑到你们园子里去了。把我们置于何地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时银行的历史。”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刘明康说，“如果我们想迅速推进我们的改革，就不能孤立地干，一个领域的改革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否则将会出现管理扭曲、效率降低等问题。”

　　刘明康又对库恩讲到后来的两位总理如何处理银行问题。1998年的时候，政府积极督促各行认真推进清理既有不良贷款的工作，当时的刘明康负责人民银行所有的监管工作。他告诉库恩，“四大商业银行行长纷纷来找我们诉说出现不良贷款的种种理由。他们很激动地说，‘我们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那些负担不是因为我们经营管理不善，而是由那些国家规定要求我们发放的贷款造成的。’”

　　“但是当时刚刚担任总理的朱基厌倦了这些借口。他对这些行长说，‘都别再说这些借口了。我关心的是你们未来的行动。我会找到恰当的标准，衡量你们从现在开始的表现。谁负责，我找谁。’”

　　到了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2003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刘明康说，“当时，我还担任着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一天，温家宝总理通知找我谈心，说已决定任命我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银监会是新成立的、独立于央行的、专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这是早春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温总理给我电话叫我去他中南海的办公室。早春的阳光晒在窗台上，院子里非常安静，偶尔有一些喜鹊在院子里唱歌。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温家宝第一句话就是，‘14年来，每个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不要让我为在星期天到他办公室谈工作感到惊讶。他听了我对工作的汇报，然后问道，‘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这个下午，刘明康向总理和盘托出自己的银行改革计划：“抓两头，带中间”。这导出了后来的一系列银行改革措施，比如改变一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与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等等。

　　叶小文：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对待宗教，这个难题已经破解了　　

　　“这真的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过程。”叶小文告诉库恩，“中国共产党肯定宗教有积极作用，肯定我们可以通过工作去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这个马克思可没讲过啊。”

　　库恩与叶小文的长谈发生在2008年中。这次谈话中，叶小文向库恩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

　　“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见面时，他有段关于跟邓小平见面的回忆。”叶小文说，“他说他问了邓小平三个问题，邓小平当天没有回答，说我想一想，第二天我再告诉你答案。”

　　第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邓小平说：“好的，当然。”第二个问题，中国可不可以印刷和发行《圣经》？邓小平回答：“好的，没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欢迎美国的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坚定地回答：“不行。”

　　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对待宗教呢？这是一个难题。“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个难题已经破解了。”叶小文明确地告诉库恩。

　　2001年12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了一次高层次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来贯彻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江泽民强调，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代表”之一。既然如此，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10%或20%、也许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

　　“江泽民总书记的这篇讲话是他自己亲自思考、亲自动手的结果。”叶小文说，“当然，我是国家宗教局局长，也要被叫过去听听意见。”

　　当叶小文来到江泽民的办公室时，江泽民第二天就要正式讲话，但是他仍然在修改草稿。他通知几个人到中南海开会，亲自主持讨论来最终定稿。

　　在讨论的时候，江泽民说：“我们必须肯定宗教的积极作用。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得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真的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过程。”叶小文告诉库恩，“中国共产党肯定宗教有积极作用，肯定我们可以通过工作去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这个马克思可没讲过啊。”

　　库恩问叶小文，宗教在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叶小文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从数量和规模来看，不会萎缩，而会扩大。从作用来看，恐怕要比现在更加深入地融进社会，发挥文化、道德功能。”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李源潮：会有多大的变化呢？要五年以后看　　

　　李源潮强调了“循序渐进”。“为了建成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命’。”　　

　　“我发现，观察中国民主的发展是令人着迷的事情，甚至是令人震撼的。”库恩在书中写道。

　　在李源潮刚刚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库恩采访了他。库恩对本刊记者说，这是“对于中国最有意义的采访，李源潮部长对中国政治改革进行了详尽、极为深刻、重要的阐述。他讲述了高层领导人的创造性思维，描绘了政治改革的未来蓝图。”

　　库恩想探究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计划在整个中国社会建设民主的。“以扩大党内民主，”李源潮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带动人民民主。”

　　库恩问李源潮，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将民主看做基本的价值观。

　　李源潮说：“我们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民主是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仔细研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看看他一共多少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中国一直在研究和学习世界各国发展民主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

　　库恩又问，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什么样的领导人最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呢？

　　李源潮用一个比较政治学的例子给库恩上了一课。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习惯，”他说，“比如说，法国的总统有情人，他照样还能当法国总统。但要是在中国，一个有公开情人的政治家，不要说当总统，他连个乡长也选不上。在美国，有些总统是很富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行。在中国，一个很富有的人现在是很难做政府官员的，人们必须要追究他的财产来源的合法性。”

　　在具体的落实中，李源潮强调了“循序渐进”。“为了建成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命’。”

　　李源潮向库恩介绍了“两推一选”(选举中，先由党内推荐，然后由村民推荐，两方来共同推荐村支部书记候选人，再由所有的党员来直接选举)等措施。

　　“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会有多大的变化呢？要五年以后看。”李源潮对库恩说，“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对话库恩：真实比平衡更重要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07/13581699629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07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多数由“中国专家”撰写的西方著作关注基层百姓，少数关注最高层领导人(通常强调政治斗争)，而向世界观众介绍中国广大领导人群体、意见制造者和意见领袖的方面则一片空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北京报道

　　☆ 中国当代领导人的多元化和个人化

　　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变化，而整个世界还尚未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外国人的偏见认为所有的中国领导人的想法都一样，或者被迫想法都一样。　　

　　《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强调，你关于中国的写作并不图经济的回报，那么你希望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库恩：坦率地说，我已经收获了写作本书的最大回报：我有幸从那么多人那里学习到那么多的东西，了解到中国成就卓著的30年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其次，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更为关注“中国的真实故事”，关注中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对有关中国的讨论有所裨益。

　　如果本书能够对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的辩论稍有影响，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同时也相信这本书对中国也是一项贡献。它告诉中国人民一个西方人、一个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化的。我希望这种外部的角度—— 一个热爱中国但不失客观的老朋友的角度，会帮助中国人民重新看待中国的发展，并对他们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有更深刻的了解。对于我来说，能够参与到有关中国的讨论中来，包括在国际媒体上和中国媒体上，已经是对我的一个巨大的回报了。

　　《望东方周刊》：你在写作过程中采访了中国百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中国的高官群体给你留下怎样的总体印象，你对他们做何评价？

　　库恩：对中国的领导人群体进行总的概括，我十分谨慎，因为我一直要传达给世界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当代领导人的多元化和个人化。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变化，而整个世界还尚未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外国人的偏见认为所有的中国领导人的想法都一样，或者被迫想法都一样。

　　在改革之前，在“文革”期间，确实曾有过强制的共识。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之所以想要向读者介绍社会各领域内的诸位领导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打破那种认为中国领导人千人一面的成见。但是，我至少可以做一个概括：绝大多数的中国领导人都对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他们忠于职守，对于中国取得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也实事求是，并不掩盖。

　　实际上，我的每个受访者都鼓励我以一种开放、建设性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问题和挑战。他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日益重要、提倡稳定和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国家。现在，除了这种共识以外，他们也更加个人化，有自己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对于我来说，这种改变让人尤其激动，它也反映了领导层的一种彻底转变。20年来，我和中国很多领导人相识相知，也见证了他们思维质量、个人性格和职业素养的重大提高。他们对于所面临的复杂任务，对于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有切合实际的认识。

　　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主任对中国不断发展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提出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界定中国真实的国际地位。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大使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理解细致而明晰，能够对现实中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外交形势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受成见和传统判断方法的束缚。

　　陕西省袁纯清省长对与提高陕西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各种数据了如指掌。比如，他对喝不上井水的具体人口数目一清二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致力于让贫困乡镇实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次好的建筑是医院”的目标。昆明市仇和书记制订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甚至是极富想象力的制度来加速发展，提高执政能力，以帮助人民改善生活，尽管有时候他的某些政策也会引来争议。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法，也拥有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全球视野。这些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领导人，正反映了中央组织部李源潮部长提出的提拔新领导人的新标准：强调专业才能、德才兼备、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开拓创新精神，以及愿意冒一定的风险来帮助人民群众。

　　☆ 平衡很重要，但是真实更重要　　

　　国际观众和读者希望了解“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这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事情，也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的最有影响的焦点　　

　　《望东方周刊》：你的采访对象都是高端人士，为什么没有试图去采访基层百姓？在做写作规划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库恩：近20年来，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先生为了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而进行的所有项目都是针对国际市场的。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制造最大的影响，但是每一个项目的具体目标则各有不同。

　　例如，我们为美国PBS电视台(美国公共电视网)制作的广受好评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主要是关注基层百姓——农村家庭、城市里的农村打工妹、农民工、下岗工人、炒股的普通百姓、家庭教会的成员、残疾儿童，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群。这些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在电视媒体上得以很好的体现。

　　而对于我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来说，其针对的国际市场与之前的项目有所不同。这里，人们的兴趣是关注中国迅速增长的世界影响力。世界上很多人头脑中都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此，在我们与世界级的国际版出版商商讨后，我们认为本书的关注点应集中在“中国领导人”身上。这是将产生最大国际影响的焦点。国际观众和读者希望了解“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这是他们目前最关心的事情，也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的最有影响的焦点。

　　本书的主要对象是国际读者，而非中国读者。当然，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也能读到这本书。他们将看到一个西方人、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向国际观众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关注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市场决定了取向。

　　中国领导人是在西方媒体中缺失的重要部分。外国媒体非常强调报道基层百姓，而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对社会不满的故事，例如失业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当然这些确实都是很重要的故事，但是缺少的是对中国广大领导人群体的理解，不仅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也包括对商界、学术界、科技界、文化界、媒体界、宗教界、医疗卫生界等领域的领导人。

　　多数由“中国专家”撰写的西方著作关注基层百姓，少数关注最高层领导人(通常强调政治斗争)，而向世界观众介绍中国广大领导人群体、意见制造者和意见领袖的方面则一片空白。针对国际市场，本书强调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而这正是其独特性所在。我强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最高领导人，尤其是他们各自的政治哲学和理念，同时我也介绍很多不同领域内的领导人，解释他们的思维方式。

　　《望东方周刊》：《中国30年》一书很少触及中国存在的负面问题，基调非常正面，你写作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平衡的问题？

　　库恩：平衡很重要，但是真实更重要。相较之下，我更为追求讲述真实的故事。如果中国的问题真的多于成就——就像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期间的诸多政治运动—— 我也会如实记录，而不会去追求所谓“平衡”。事实上，我对于那段时间的看法相当负面。

　　我知道，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中国国内，都对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指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只写我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我既会关注中国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会提出解决方案和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也会指出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在我的书中(至少在英文版中)，毫无疑问，我以一种严肃而(我希望)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涉及了中国的诸多问题，包括腐败、食品质量、受污染的产品和那些试图掩盖这些问题的行为。在书中我还讨论了收入不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希望中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以建设性的方式指出问题则是真正的朋友所应做的事情。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 我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激励

　　西方应该理解中国所发生的巨变，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人民思维的发展

　　《望东方周刊》：《中国30年》以及《江泽民传》在美国的反映如何？你是否因为与美国主流媒体的基调不同而受到批评？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初期，为中国大陆说好话的一批美国人都受到了打击(麦肯锡主义)，考虑到这样的历史，你是否有所担心，又是如何对待这种非议的？

　　库恩：我常在美国媒体上谈论中国或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很多人对我表示赞赏，也有很多人对我进行批评。赞赏我的人认识到了我的信息渠道的特殊性，我向他们讲述的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批评我的人则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中国学者或华盛顿的专家们，他们的取向与我大相径庭。

　　但是不管怎样，包括我的批评者们都一致认同：我带来的是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不管是与他们的观点相契合或相冲突，他们都必须要加以参考和重视。我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也为我带来了很多批评。通过该书，我向读者展示了从日本侵华到21世纪初的中国80年动荡历史和诸多问题，对中国历史性的巨变进行了史诗般的记录。

　　很多针对我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而加诸我身的批评都是一派胡言。例如有人称我写作该书的构想来自于中国政府而非我自己。这是完全错误的；写作该书的构想百分之百来自于我自己，而我亲自写下了该书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事实上，在出版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曾要求看英文书稿。但是，世界最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外交季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批评评论，而文中则充满了种种不实。

　　我写了一封信给《外交季刊》杂志的编辑作为回应，但是我对于该文作者持续的攻击而做出的第二次回应没有得到刊登。当因为对中国的看法而受到攻击时，我不会退让，也不会为我的名誉或生活而担心。虽然我的动机常受指责，但是我很乐意与任何中国批评家辩论，因为我总是强调，我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我与很多中国领导人直接对话—— 我不像他们一样只知道坐在华盛顿或某大学政治系的办公桌后面攻击中国。

　　当我受到攻击时，我总是想到邓小平。他曾三起三落，经历过了比我多得多的痛苦。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从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激励，因为他跟我一样，身材虽然不高，但是精神上却坚忍不拔，不屈不挠！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西方对于中国的批评主要来自对中国的不了解，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你觉得你的两本书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吗？从长远来说，你觉得西方能最终抛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放心吗？

　　库恩：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幼稚和对当代中国情况了解的缺乏，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来解释。这种幼稚，至少在美国，是对国际事务完全缺少关心的结果。从历史来看，美国人一直都很孤立，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改变。意识形态的偏见显然存在，那是基于过时的、冷战时期对中国的理解和因美国多党执政民主体系的所谓普世优越性而采取的简单化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媒体看到的中国问题也确实存在。

　　美国媒体不能正确地把这些问题放在中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背景中来看待，这样做固然不对，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的事实，例如收入不平衡问题、环境问题、不成熟的法律制度等。

　　今天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应该认识到，在四五十年前，在他们出生之前，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试图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掀起革命的风暴，对数百万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而这一点仍为西方老一辈人所牢记。

　　西方应该理解中国所发生的巨变，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人民思维的发展——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思想的解放。

　　现在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正在加深，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很多极为严重的世界问题中，例如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中国被看做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

　　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繁荣所做的贡献越多—— 对此我坚信不疑—— 西方对于现代新中国的赞赏也会越深。

　　要让西方世界客观地看待真实的中国，需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方法。尽管很慢，但是我相信他们正在做出改变。而这也同时需要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自身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如果能更多与世界沟通，通过出访也好，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也好，那么对每个人都会有好处。不仅是对中国高层领导人有好处，对各个领域内的领导人，比如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领导人，也都有好处。

　　☆ 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人民　　

　　中国的稳定与人民对自身未来幸福的信心有着直接的正比例关系。

　　《望东方周刊》：这本书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在第24章《保持社会平衡》中你提到，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一些原则。能否明确地说出罗斯福新政当中哪些应当被中国借鉴，以防止社会断裂的创痛？中国目前投入4万亿来拉动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有专家指出，这里边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过少，你是否同意这种批评？对于民生的保障是否也是你所说的可以借鉴的部分？

　　库恩：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中国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这对于提高人民对未来的信心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个人的未来拥有信心，他们才会愿意消费，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稳定与人民对自身未来幸福的信心有着直接的正比例关系。但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和战略都很复杂，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国际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本土之外，却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要迅速对经济发生影响，以避免这些国际事件带来的短期问题。而相比之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所产生的影响则发生在较长时间内。二者有所不同。

　　因此，中国既要设定短期目标，也要设定长期目标，二者同时推进，并行不悖。目前的经济危机也正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性原则，因为它可以对多种且常表现为竞争关系的利益进行优化协调。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浙江和时任省委书记李源潮领导下的江苏，我见证了透明度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也看到仇和在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大力提高政府治理中的透明度。但尽管如此，在单一政党制度中提高透明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反对提升透明度，而这也正是我赞赏这些中国高层领导人提高透明度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的原因。▲ (感谢库恩博士助理曹磊先生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