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新华社分析2009年国际局势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73242

    2008-12-28：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到格俄发生冲突，从朝核问题一波三折到孟买遭遇恐怖袭击，从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到世界经济减速，2008年，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发生了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那么，2009年，国际局势将如何发展？本社驻外记者就此采访了驻在国专家。

　　☆ 亚洲：协调互动　合作趋强

　　日本政治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白鸟令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认为，2009年，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将与本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息息相关。他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依然任重道远。朝鲜是否弃核，既关系到它自身的发展，也是东北亚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白鸟令说，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于明年1月上台，日本也将在明年9月前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美、日两国新政府将会更多依靠经济援助等“软性”方式推行其亚洲政策，这有利于亚洲内部形成更加积极地进行相互协调的良性局面。而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和民生问题将受到亚洲各国重点关注，地区经济合作将会加强。

　　☆ 非洲：政治安全　稳中趋好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希林格认为，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非洲地区总体上政治安全形势将稳中趋好。他指出，苏丹政府的停火举措和谈判主张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和解谈判正朝着积极方向进展；在津巴布韦，尽管政治矛盾仍然尖锐，但国际和地区调停努力一直没有间断，执政党与反对党仍有望达成妥协。

　　南非将于明年4月举行自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的第四次民主选举。希林格指出，由于非国大和祖马本人在占南非人口80％的黑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非国大一党独大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等将是南非新一届政府首要考虑的议题。南非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非洲地区安全作出贡献。

　　希林格表示，由于国际社会对非洲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断提升，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非洲整体安全形势应能呈现出稳中趋好的局面。

　　☆ 拉美：自主发展　推进合作

　　拉美地区一些领导人表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未来将会进一步增强地区趋同性，推动一体化建设。日前举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首脑会议强调，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拉美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业已存在的次区域一体化基础上，深入对话与加强合作，是拉美地区融入国际体系不可缺少的方式。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与会时指出，在拉美地区，美国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从此可以自主决定发展模式。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会后透露，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成立拉美和加勒比联盟，与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形成区别，以展示本地区力量、团结和全面性。他强调：“这个联盟是由我们自己制订规则的机制，它将首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

　　☆ 中东：难点仍难　亟待突破

　　海湾战略研究中心驻开罗办事处的战略学专家马兹鲁姆日前接受采访时说，2008年是中东地区形势“不断恶化、非常糟糕”的一年，而在2009年，中东局势仍不容乐观，解决巴以问题的希望十分渺茫。他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内可能无暇处理巴以问题；而如果以色列利库德集团赢得明年2月的选举，巴以和谈很可能会“彻底中断”。

　　《金字塔报》战略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家拉温迪认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任期将于明年1月9日结束，而哈马斯和法塔赫在是否同时进行立法委选举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选举问题上分歧严重，这将使巴内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关于伊拉克问题，马兹鲁姆对驻伊美军地位协议和伊美长期关系框架协议表示担忧。他说，美国在伊继续保持影响力并对伊邻国持续形成威胁，将激化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关于伊朗核计划，拉温迪认为，奥巴马上台将带来积极变化，因为他此前曾表示愿意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持。

　　☆ 欧洲：总体稳定　威胁犹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克认为，欧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明年将保持稳定，但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容小觑。在地区安全方面，他认为，欧洲仍不能摆脱恐怖袭击的阴影，因为在欧洲本土及其外部地区，极端势力的力量都在增强。他还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将持续紧张，但类似今年8月格俄军事冲突的事件明年不大可能重演。

　　巴克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对全球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状况持续吃紧，民众基本需求难以保障，导致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加大。这样的隐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不过，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和索马里海盗猖獗等负面事件将促使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 俄罗斯：期待妥协　共迎挑战

　　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米赫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世界各国都在期待美国下届政府奉行缓和政策而不是强硬政策。俄罗斯希望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致力于寻求妥协，找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办法。他还说，俄罗斯与欧盟及独联体地区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

　　米赫耶夫认为，世界各国在经济、金融和安全问题上相互依存。即使世界大国出现一些摩擦或问题，都不会轻易超越一定界限。

　　关于俄周边地区政治局势，米赫耶夫说，中俄关系将继续积极向前发展；中亚国家将继续在地区大国与美国、西方之间采取灵活政策；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俄欧关系的难点。


12月18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人们手持各种容器在加油站排队买汽油。当日，国际油价暴跌逾9%，收于每桶36.22美元

　　☆ 美国：正视现实　需要合作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重大关切，客观上要求美国、中国等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国家诉诸机制化合作以共同应对。他还说，美国的全球权力优势正在以超出他预料的速度损耗。

　　他认为，对于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八国集团已经难以独力应对，国际合作无疑是解决之道。奥巴马政府应该支持成立一个由当今世界“真正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14至16个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通过一种更为有效的机制来主导全球政治与社会经济合作。

　　布热津斯基还强调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国家，美中关系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得以稳定发展。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应推动美中两国进一步展开全面对话。来源: 新华社 ▲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12/1228_2663_943298.shtml

2008年12月28日 凤凰网历史综合：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况且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搞建设，是没有经验的，我们要当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搞建设的经验。直到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仍然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陈云在80年代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但是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 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 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 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 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1964年5月15日 到 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 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他曾选派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1973年后，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 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

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 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 个。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的眼光、气魄、思路，给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启示。江泽民在90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对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倍加关注。他当时就指出，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4月，他还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他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党中央于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来源:辽宁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科院报告称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
http://news.sina.com.cn/c/2008-12-26/18031692806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6日18:03  四川在线

　　本刊记者杨 军发自北京

　　不管是在帝国时期的中国，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官民矛盾一直都是最难调和的一对矛盾。而在2008年的中国，当经济和社会转型走到纠结点，利益集团的博弈日趋尖锐，狂热的股市一泻千里，高企的房市摇摇欲坠，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悄然弥漫，官民矛盾以一种狞戾之态侵入公众视野。

　　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恶性泄愤事件的频发。在信息更加透明的前提下，2008年爆发的类似事件让人触目惊心。类似事件在各国并不罕见，如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日本的街头枪杀案等，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和西方国家这类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会色彩不同，中国的多起泄愤事件都频繁指向政府机关。

　　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警察在事件中受伤。甘肃陇南事件中，聚集的群众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警民冲突更是频繁发生。有的还因为警民冲突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并烧毁警车。

　　在短短一年内恶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值得执政者警觉与反思。

　　    ☆ 危险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诸多事件中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激活。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一些地方群众的不满并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早在2006年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危险性在于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即可，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确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上至部委层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任何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变得艰难而漫长，在众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间达到平衡。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当改革的获益被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谋瓜分，无数明显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被粉饰，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沉默中累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已成共识却难以短期解决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近10年来陆续出台，近年民告官获胜的案子也已并不鲜见，但毕竟只是少数，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无法立案或者以败诉告终的情况，而即使小民胜诉，也存在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况。

　　作为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特别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官与民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而调查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导者，那么民众的不满将有多大？

　　社科院的报告也认为，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营企业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官员的社会形象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一旦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众质疑，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无直接利益冲突会日益增多。而官员在实际施政中的失当、不当甚至违法，就直接加剧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 最后的防火墙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

　　而之所以社会冲突事件被直接归咎于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时会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湖南湘西界首因非法集资案引发的集访事件中，就有官员腐败的影子。

　　政府这个本应超脱于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节者，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在采访苏州嘉湖阁事件时，和房地产开发商发生冲突的业主也曾不解地问记者：明明是我们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政府为什么挡在开发商的前面？

　　群体事件爆发极为频繁的房屋拆迁中，矛盾的双方本应该是开发商和居民，而最终往往转化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因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益捆绑，所以积极地站在开发拆迁的一方，动辄出动大批警察，开发商则躲在政府身后，从而引发官民冲突。

　　政府本应是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最后一道防火线，但政府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属于社会利益集团中的任何一方。但近年来，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早已不是新闻，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等更为千夫所指。

　　一些政府部门处理问题方式不当，也常常会激化官民矛盾。甘肃陇南拆迁事件中，最初仅仅是30个人的上访，最终却引来2000人助威，以致发展成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工作中的一再失误，漠视群众的诉求，在得知群众上访的时候，不是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打压群众。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更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采访中，有县级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县的交通系统很大程度上被黑社会垄断了，老百姓谁想蹬个三轮开个出租，都要通过黑社会，每月要交“保护费”，交了保护费，政府有关部门也就不会再来收各种费用。而当地百姓对此似乎并无怨言，因为交的保护费相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合法不合法的各种收费来说，并不算高。也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在县级市以下的地方，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唯一。一些地方黑社会猖獗已被媒体多次报道。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丧失了其最后一道防火墙的功能。

　　虽然一直有学者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向公共政府转型”，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政府依然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于是民众的不满便自然而然指向了公权部门。

　　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这样说：“谣言止于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而事实上，几乎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背后总会有谣言如影随形，信息透明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缺乏合理的上诉渠道使不满情绪积聚，政府有关部门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和信息不公开，则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使官民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现存的许多问题一样，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 （来源：南风窗）


腐败现象呈现出三大变化 仅靠惩处难遏腐败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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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28 作者: 辛 宇   

　　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

　　☆ 三大变化

　　30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这样三大变化：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

　　过去送电冰箱、电视机、包括手机，都是消费资料。现在是生产资料，比如国土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腐败已经渗透到这些方面，钱和权交换，形成一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趋势非常可怕，过去送一个大衣柜、一台电冰箱、一个电视机满足个人或家人的消费需要。现在消费资料已经满足不了贪欲，发展到生产资料，要的是一座矿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大量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

　　过去，腐败和不正之风多表现于商品流通环节，或批条子、或拿东西。现在，已经不在商品流通环节了，而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其表现就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杀官就是说副职想当正职，把正职杀掉，或者两个副职一个把另一个杀掉。腐败一旦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将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

　　这些年，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也越来越加强。当然，30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据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露，近5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县处级以上公务员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势严峻显而易见。回忆过去，我们一开始不承认有腐败，只承认有不正之风，需要反腐蚀。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发现反腐蚀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于是才正视面临的确实是一场反腐败斗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蚀斗争，到了9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

　　但是，也必须明白，不是“越反越腐败”，而是不反更腐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30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笔者以为，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的原因。30年来，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针坚定不移反腐败，腐败的形势将比现在还要严峻；如果各地各部门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认识再主动一些，行动再坚决一些，制度创新再多一些，腐败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峻。

　　☆ 两个步调

　　如果腐败大范围地滋生蔓延，肯定与重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有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学的，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乃至于小农经济、封建主经济、奴隶主经济，都如此。因为腐败的要件是权力的私有，腐败的猖獗是权力的泛滥。以权谋私即腐败。而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够私有，私有权力在某些方面还能够泛滥，与制度设计有关。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与所谓的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

　　我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奋勇直前、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思前虑后、畏首畏尾。这两个不同步，就如一个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却迟迟不能跟上，于是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下面是一滩泥水、一个粪坑，他就会沾上泥水、沾上粪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缝隙和漏洞，用邓小平的话说，使我们相当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20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到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步迈过去。好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积极稳妥”四个字变为“深化”两个字。这就预示着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和推进。

　　至于腐败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表现为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不仅可以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引申出这个结论，而且可以从封闭性的国家、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中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任何机遇同时也是陷阱。改革开放中如果处置不当，也会滋生腐败。所以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不能只学别人经济技术方面的有益成果，而要同时学习别人政治文明方面的有益成果。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别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防止贪污和腐败的那些经验教训，那么在改革开放中就会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步，甚至出现高于并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

　　腐败不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但如果我们有选择性地，特别是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有选择性地去改革去开放，就会形成对他有利的就改就放，对他不利的就不改也不放。这种因其个人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为取舍的改革或开放，吸取的可能就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东西甚至包括糟粕，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借鉴吸取，那么就有可能重蹈清朝末年所谓维新变法的覆辙，就会使改革异化甚至失败，就会助长腐败，就会助长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

　　由于我们在两大体制改革的同步上做得不够好，从而使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这一理论命题，只在小范围得到一些印证，但是在目前大范围的实践中还没有能够有效实现。

　　☆ 目标调整

　　由于较长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腿没跟上来，所以反腐败只能提一个非常模糊的目标，可能的最低限度。

　　1982年9月执政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之所以出现这种降低目标的提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我们提出根本好转的时候，当时中央想的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出现，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就没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了。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放缓，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倒是如期实现了。

　　这个最低限度是多少？看似没有，其实有一个度量关系。那就是腐败的滋生蔓延速度与老百姓心理和实际能够承受的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非常强，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不仅对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熟视无睹，而且对包二奶包三奶见惯不惊。处死的成克杰当时受贿4000多万元已让人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最近判处死刑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居然过亿元，其中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元。面对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好像司空见惯，看似无所谓。甚至对杀与不杀都没有了往日的关注度。

　　但是，这已经非常危险！任何金属都会疲劳，何况百姓的承受力？瓮安“6•28”事件的直接起因，最初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居然发展到老百姓去烧政府办公楼。

　　要从一个高度认识类似的事件。90年代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腐败的判断有失误，也不是感觉不到它对党的生命的威胁。邓小平早就明确提出不坚决反腐败会亡党亡国。陈云也讲到这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认识归认识，利益才是刚性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大的特殊利益，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影响并延误决策。于是你很难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去反对和防止腐败，只能局限在技术层面，通过查处典型个案来反腐败。

　　好在是中央越来越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重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工作和规划。当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是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能否超过腐败滋生蔓延的速度。

　　☆ 制度反腐

　　改革开放30年的反腐败，无论在精力、时间、力量部署上，还是政策研究、方法重点上，在惩治方面下的功夫远多于预防。案子越查越多，级别越查越高，金额越查越大。不到10年，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杀了6个。严峻的现实，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不行！但单靠惩治，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级开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惩处了几十年，案子查了数百万件，案子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解决了吗？靠惩处遏制不住，这就需要讨论如何预防的问题——关键就是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监督的制衡力”，实现制度反腐。

　　相对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既定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这两者的实质区别可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反腐，就是依托现有的权力架构进行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现有权力架构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反腐。实际上，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即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和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这一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具体包括分解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深化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等等。

　　如是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条条款款即使制订得再多，规定得再详细，也是一张白纸，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现在只能说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倾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有的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也有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目前关于制度建设的各种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比如说目前我们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超过了我们党建党和执政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越级访群体访、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矿难事故。5000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老百姓在接受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就是不大信宗教，而比较信官吏。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就结束了。这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门高度警惕。

　　一些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改革现有权力结构之所以非常困难，就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做这件事，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做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

　　1995年湖南张家界市曾进行过一项改革，市委把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权赋予市纪委，市纪委负责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可惜上级迟迟对其改革不予表态和肯定，最后这一提名权改革，在当地无疾而终。多年后，一些省市纪委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甚至空降任职，这些都反映了纪委提名权的改革与推进。关键是要将这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度化。

　　反腐30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反腐败作为一门我们还知之不多、识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学，正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刻反思一样。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有鉴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力攻关，也需要建立试验区进行创新和试点。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来源: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