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美建交三十年的回忆与思考
http://www.zaobao.com/yl/tx081219_501.shtml

    （2008-12-19）● 陈有为（华盛顿）中美两国在1978年12月15日发表建交公报，接着又在1979年1月1日宣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值此建交三十周年之际，中美两国的政界、学界与媒体，以大量事实证实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成就。

　　本文不想在此重复同样内容，只从另外的角度来对中美关系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

　　尼克松（尼克松）1972年2月的破冰之旅宣告中美两国长期隔绝与敌对态势的结束，而卡特与中国建交则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美结束敌对状态与改善关系主要出于政治考虑。美国需要与北京建立战略协作关系以对抗苏联威胁，借助于中国影响力来使美国早日脱出越战泥潭。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美外交目的同中有异，毛只求借美之力牵制莫斯科，在经济上对美并无所求。因为他一向提倡自力更生，根据毛的思想，中共在“九评”中指责赫鲁晓夫牌号的共产主义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

      ★ 军售问题始终是障碍

　　但是邓小平既有联美抗苏的战略考虑，又有从美国获得资金、技术、市场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明显意图。虽然后来大量港台资金进入中国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外部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美国。

　　卡特时期的白宫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去北京试探中美建交。日前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研讨会上认为，即使中美建交，但美国朝野还没有做好在外交上“接纳中国的准备”。主要是指台湾问题。

　　迫于美国国会右翼保守亲台势力的强大压力，卡特为了利益平衡不得不在中美建交四个月后批准由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条款是仍然把台湾当作一个政治实体来对待。由于关系法表面上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当时并未引起北京足够注意。

　　尽管美国承诺履行“断交、撤军与废约”，仍力图保持台湾制约中国。1980年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主张要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中美双方在1982年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一度搁浅，最后好不容易才促使美方在“八•一七公报”中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军售。由于海峡两岸局势一直未能缓和，美国军售问题始终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大障碍。

三十年来，中美关系历经波澜，更有出人意料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80年代中期中美首脑互访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平稳发展轨道，但不久发生天安门事件使双方关系陷入空前危机。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访美，中国驻南使馆遭到美国轰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甚至频临破裂边缘。

　　究其原因，双方既有理念不同与利益冲突，也有对彼此的历史文化背景、决策意图和利益考量缺乏了解，从而做出错误判断与对策。美国起初误以为邓的改革开放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又幻想中国可能变天。中国保守势力则重弹“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老调，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根本方针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转向“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白宫批准李登辉访美的真正动机其实并不象北京所想那么严重，但北京却深为怀疑美国政策要从“一个中国”向“两个中国”转变。

　　如果当时北京做出错误判断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对抗，则中美关系不但难以挽回，而且必然倒退。中国改革开放也必然受到很大阻碍。

      ★ 邓小平关键时刻定乾坤

　　幸而中南海有高人妥善决策扭转旋坤。这个高人就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邓小平。当中国处于危难情况和高层派系压力之下，他能够力排众议，独辟蹊径，从战略高度作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决策。这不但定下了原则立场，也使外交执行部门能够在对美外交中思想明确地进行实际操作。

　　邓的外交方针不是让而是斗，但斗的目的是为了中美两国恢复和解合作，而不是对抗分裂。面对里根扬言要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邓即通过南斯拉夫访华高级人士向美传话：如果那样，中美关系必然后退，连现状也保不住。美方在军售问题谈判中对北京施加压力，邓就以“立足于破，争取不破”的决策相对，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边缘政策”，不惜以“零和”来求互利“双赢”。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三十年后回头来看，究竟中美建交对两国与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有多大？现在很多说法着眼于具体问题较多。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影响，一是使苏联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二是中美关系从对抗向合作转化，为中国提供了最重要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北线威胁解除，又与中美友好合作，为中国带来了战略上的极大红利，可以放手进行改革开放，大量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发展经济，不断积聚中国的物力财力。

　　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时代中国只是大国博弈中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二级玩家，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经济增长，财力、军力与国力大大提升的中国已经取代苏联，从当年的“四两”变为今天大国博弈中的“千斤”了。

　　但即使如此，中国并不追求扮演当年的苏联角色对美进逼，而力求在新的形势下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来保持与发展中美关系。在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世界，美国金元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候，北京并未落井下石，而表示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中美关系的内涵、领域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双边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两国范围，成为影响世界安危、稳定世界局势最重要的国际因素。现在中美双方利益交织，彼此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者”。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战略对话与危机处理机制，有助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互相分担稳定世局的重要任务。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会为世界和平、国际发展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  作者：陈有为是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


中国是怎么一年亏掉2000多亿的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12/19/content_10524188.htm

2008年12月19日 来源：新华网
 
    谭浩俊 作者文集

    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曾让国人豪情万丈，金融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或隐或现。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号角声中，踏着“走出去”的惊涛骇浪，那些匆忙“赶海”的“资本家们”，在亏掉了手中70％的真金白银之后猛然醒悟，轰轰烈烈的海外收购快速鸣金收兵。仔细一算账，我们付出的学费早已超过2000亿元。（12月18日《中国证券报》）

    曾几何时，政府机关兴起了办企热潮，一时间，有条件的在办企业，没有条件的也在办企业，机关随便派个人，租上几间办公室，投上一笔资金，一个企业就诞生了。少则一两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企业，很快就一个个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死的死、伤的伤，即便没有立即死去，也是苟延残喘，没了生机和活力。对政府机关办企业，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十个九个亏，一个赚钱的做的还是假账”。

    就在机关办企业的那一幕还未从我们脑海中淡去，甚至有极少数企业与政府机关还藕断丝连的情况下，我们的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问题，那就是海外收购。虽然海外收购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很多企业甚至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海外收购，但是，一些手里握着大笔资产的国有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却迈得出人意料地迅速，在根本没有了解海外收购有多大风险，不知道海外市场有多少惊涛骇浪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付出了高达2000多亿元的学费，这与机关办企业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并不反对企业“走出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鼓励企业勇敢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知道天有多高、海有多宽。前提是，这必须建立在对海外投资、海外收购、海外市场以及所在国政治、文化、历史、环境有相当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出手，风险必然会很大、问题必然会很多，失误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在笔者看来，从机关办企业到海外收购都输得如此惨重，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投资、这些企业，都是国家的、集体的，输赢、亏赚，与经营者没有直接的关系，赢了、赚了，是经营者的功劳，亏了、赔了，由国家兜底，经营者毫发无损。假如这些投资是个人的，输赢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他们还会如此贸然出手吗？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理论界、企业界又响起了“海外抄底”的呼声，似乎这又是一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发财”的绝佳机会。笔者想提醒中国企业的是，海外抄底或许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是不是属于中国企业，应当认真调查、充分了解、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再作出是否海外收购的决定。切不可再用行政思维指挥市场行为，贸然出手、盲目投资，否则，等待我们的很可能又是交学费、留教训。▲


胡锦涛定未来路向 或推"奥运五环式"整体改革
http://www.stnn.cc/china/200812/t20081219_94417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2-19【星岛网讯】专家认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8日的讲话勾勒了今后改革同步推进的整体路向，其中“四个一定”是为未来改革定基调、定方向、定战略、定步骤，中国下一步需要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体制进行“奥运五环式”的改革。

　　香港《文汇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胡锦涛18日讲话最为重要的，是对今后中国改革如何推进提出了原则构想，其中“四个一定”是为未来改革定基调、定方向、定战略、定步骤。前30年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中国下一步需要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体制进行“奥运五环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环环相扣，如此艰巨的改革需要20至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中国著名政党研究及制度反腐专家辛宇也指出，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今后中国改革将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这一新提法。他注意到，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是“积极稳妥”，而胡锦涛18日改用“深化”二字。这些可能预示着中国政体改革将有实质性推进。

　　另外，胡锦涛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胡锦涛告诫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分析称，这是一种危机感的体现。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例如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在他看来，只能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王长江称，改革开放至今，还有很多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还习惯以权力集中的方式处理腐败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权力越来越失去控制与监督。比如现在民众关心四万亿怎么用，怎么监督，有人担心中间还要滋生腐败，这些问题都需要民主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徐焰将军：中国已不需要大量引进成套军备项目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2-19/0807535584.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9日 兵器知识

    声明：本文为《兵器知识》杂志供《新浪军事》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续前)记者：1999年国庆阅兵时，中国展示了多种新型武器装备，这说明我国的装备水平有哪些提升?

　　徐焰：国庆50周年大阅兵展示的武器，显示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已开始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此次受阅的战略导弹是可以公路机动发射的远程导弹，人称“个头小了，威力大了”，大大提升了战略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在此次阅兵中.新研制的多种战术导弹、几种新型坦克和装甲车、多种新式步兵武器都通过天安门广场，显示了我国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如中国这一年研制成功的99式坦克，已经达到了战后国际上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技术水平。

　　90年代中国的国防费用还很有限，如1999年中国的国民产值刚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万亿美元)，同年军费开支只有1076亿元人民币 (合125亿美元)，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和二十五分之一。除了装备费仍然不足.世界上武器装备发展的进步又很快，中国研制出的一些新型装备只是少量生产，开发新装备时对老式装备也进行了提升改进。例如解放军陆军大量装备的还是具有战后第一代水平的59式坦克，军工部门通过换装120毫米和125毫米火炮，加装新式电子设备和附加装甲的方式，使其具备了同第三代坦克作战的能力。科研人员对空军过去大量装备的歼一7战斗机大力改造，也使其从过去的第二代战斗机的基础上达到脱胎换骨，具备与第三代战斗机抗衡的能力。中国海军装备的60年代至70年代研制生产的051驱逐舰，也通过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战斗力。1999年美国国会抛出了《考克斯报告》，公开宣扬中国已成为自己的头号对手，从这一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要提交一份《中国军力报告》，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中国军队的巨大进步已引起了世界、头强的不安。

　　90年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有赖于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国内通过“863计划”等项目建立了较好的科技基础，使我国从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到通用化的各种武器都能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有了大幅跨越性发展。我国立足于自主科研，再引进部分俄罗斯装备和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发展在90年代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台阶，而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台阶。

　　★ 以信息化为重点，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后军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忍耐期”，装备发展也是如此。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武器装备又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徐焰：1999年5月美国以“误炸”之名空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年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这都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军民。由于这时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和科研基础，可以说武器装备的发展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即各个重点项目都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了充足的资源投入军队建设。去年我国的国民产值达24.6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合3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逊于日本、德国而居世界第四。按世界银行的“平价购买力标准”计算，中国从2001年起实际国民产值就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公布的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400亿美元，虽还远低于美国的2.6万亿美元，却已居世界第二(日本、德国去年的财政收入都相当于5 000多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今年我国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177.69亿元人民币，按汇率可折合600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三。应该说，我国武器装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资金困难，而是一些重点项目的科研水平仍与世界强国有相当差距。

　　记者：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军工技术因经费不足也日益与西方拉开了差距，这些对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徐焰：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至今仍不肯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而且还加大了高技术方面的封锁，至于中俄军事合作还有继续发展的必要，却不可能也不大需要再像90年代那样大量引进成套项目，中国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重点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

    去年，原总参战役局局长张胜同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也送了我一本，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分析：“进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我想.看了这段话，在强调继续加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同时，也必须深入思考一下今后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

      记者：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正进行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军事变革，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应怎样应对这一大潮?

　　徐焰：中国的发展在新世纪面临着重要机遇，同时世界上新军事变革的大潮又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目前，武器威力的体现已超出战车、战机和舰艇这些 “平台”的本身，而着重依赖电子、信息技术这类“倍增器”。由于过去的国家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西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是两个能跟得上世界先进水平且令中国人民自豪的强项。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强项，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迈向外层空间，“神舟”1号至7 号的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表明了中国的空间技术仅次于美俄而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2006年我国公布的国防自皮书，都提出军队建设要以信息化为中心。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近些年来中国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成就，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也使中国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不断冲击高端市场。例如近几年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或接近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则要低得多。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并开始装备空军的歼一10战斗机，据国际评论也认为具备国际上 “三代半”战斗机的水平。另外，最近我国推出的新型武装直升机和新型驱逐舰、护卫舰的性能水准和列装速度，在国际军界都成为重点议论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在近十年来又迈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台阶，以自主科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记者：近些年中国持续增加了国防费，也加大了武器装备方面的投入，对今后的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焰：这些年来我国国防费用的增加，有着国家财力增强和为过去“忍耐期”还债这两方面的原因。崛起的中国具备庞大的经济实力，自然应该有保障自身安全的相应军事实力.那些以武器发展炒作“中国威胁”的人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完全是别有用心。当然，根据信息化的要求，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不需要再保持原来那种庞大规模，而是要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武器装备下一步的发展也重在提升科技含量，主要重质量而不是侧重数量。根据目前和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解放军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人们怀着不尽的追思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华大地也是旧貌换新颜。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武器装备的发展也会同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保障中华民族能够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兵器知识第11A期 ▲


胡总的“不折腾”究竟是说给谁听呢?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3477050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在这段讲话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激励话语和我们明确的目标外，有一个新的变化是大家耳目一新，那就是明确的提出一个词：“不折腾”。

    这个具有老百姓口头禅的说法，是大多数人感到非常振奋和激动。这个词透露出一个‘实在’和‘坚定 ’。它是对我们党过去30年走过的路，从发自老百姓内心中说出的一句话。‘不折腾’这是老百姓多么希望的事情呀！谁都知道就是居家过日子也要安居乐业、和和睦睦，如果天天就知道出妖蛾子、耍风头、胡作非为，那就是多好的产业和家庭都会被折腾败的！‘不折腾’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说出了老百姓的愿望，也寄托了老百姓的希望！‘不折腾’，那么谁更应该铭记在心中呢？也就是要问这‘不折腾’的一句话究竟是说给谁听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人民也只是‘东家’，而真正管理我们这个国家是那些被人民赋予了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尤其那些直接关乎老百姓日常生计的官官吏吏们。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温顺的老百姓了，他们在王道的世界里生生息息了上千年，对‘王’的崇拜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老百姓只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从来都不想出什么妖蛾子。一项政策、一个执政行为，老百姓首先想到的‘遵守’和‘执行’，从来都没有在执行前提出什么异议，只有在执行中发现问题不对时才会说一声：‘ 爷！这可能有点不对头，您看能不能改一改？’这就是我们的百姓，天下最好的百姓！我们的政府应该为能有这么好的百姓感到庆幸！可我们的有些官吏呢？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珍惜过这样的百姓了么？为什么目前我们的百姓会对你们普遍存在一种怀疑态度呢？你们喊个口号，大家都笑一声；你们出项政策，大家都在想这家伙又在琢磨从什么地方捞钱；你们向上级汇报你的GDP多好多好，大家都在想这家伙不知道又灌了多少水；你们树了个典型说某某多好多好，大家都在想这家伙不知道又是哪个大官的三姨子小舅子或者说不知道又送了多少钱………唉！。老百姓啊，他就想好好地过日子，他不想今天搞一个什么运动，明天搞一个什么学习；今天搞一个什么形象工程，明天搞一个什么献礼工程；今天刮东风，明天刮西风，后天刮什么妖蛾子风。

    实实在在、踏踏实实是我们老百姓最想要的东西呀！‘不折腾’这才是老百姓的心声！这才是我们为官者，尤其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们要牢记心中的谆谆教导！千万不要只顾为了追逐自己的政绩名利而把老百姓的利益抛在脑后！还是胡主席那句话：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回首文革：周邓对毛最后一击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11857&msg_id=1671

记者： 李肃  华盛顿 （请听李肃华盛顿报导）

☆ 文革败相已露 毛泽东老态龙钟
 
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

高文谦：“他文革中之所以能够支撑10年，也就是因为有周(恩来)给他在这儿撑着这一面。”

这是文革专家高文谦。

高文谦：“所以他才能放手让天下大乱去。实际上，最终尽管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毕竟没有闹到翻车的地步，就是因为老百姓最后还是有饭吃吧。”

☆ *既救浩劫之难 也护文革之盘*

文革以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是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起码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革的。到后来，一定非要势不两立？真地就是文革派不想搞经济，周恩来就是拼命要做好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双方就因此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宋永毅：不能根据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此就断定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上海的经济在文革中间搞得是全国最好的嘛。是谁在搞呢？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搞嘛，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文革派不要搞经济，而是什么时候搞。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在政治斗争，在经济斗争上，它总是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第一个是要夺权。”

☆ *毛不让四人帮一手遮天*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做周恩来的副手，为什么一定要邓小平？为什么不让文革派的人物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直接就让张春桥？

宋永毅：第一个方面来讲，是毛泽东是比较现实的。张春桥的能力和邓小平来比毕竟差得又远。第二个方面呢，他对四人帮也是要敲敲打打，也是要防的。他也不愿意他们把所有的政权都拿下来。如果说他任命了张春桥，那么很简单，张春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四人帮那个班子就把国务院都拿下来了，把行政这条线都拿下来了。这个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

☆ *左派抓革命 右派促生产*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当时在党内摆过来，摆过去，那时候能够平衡周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毛当然是更欣赏文革派了，认为那是一条心的了。但是他也知道，文革派当不了这个家，搞不了维持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转，所以呢，他就选中了左派文革派抓革命，右派，邓小平，也就是元老派促生产。这是毛安排身后的这么一个政治格局。”

邓榕，邓楠和李嘉诚(2004年在香港)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 *邓曾与文革派合作*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到了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

☆ *毛让谁接班？*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文贯中：“没有一个确切证据说毛泽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让邓接班，但至少是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毛泽东对毛远新其实是费心栽培的。另外在这之前，对王洪文也寄予希望，但是他很快看出王洪文既不懂文，又不懂武，不学无术，个人的品质又有问题，毛是比较失望的。

“所以，可以说他当时有几步棋。先是试用王洪文，然后是邓小平，然后是华国锋，他当然是作为接班人把他调到北京的。另外还有毛远新。如果毛再活几年的话，我看会不会最后是毛远新，而不是华国锋。”

☆ *独裁下的分权制衡*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高文谦：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

记者：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发生矛盾是不是必然的？

周原：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点就是说，邓小平实际上是文革把他打下去的，所以他对文革这样一些做法他必然就会有一些不满意了，他是从骨子里是反对的。第二点，毛泽东用他，主要是让他管理国家，管理生产。那么他必然要和江青这一派，主要是搞上层建筑，搞所谓理论、文革的这样一些改革，或者说是他们所说的新生事物，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些改革发生矛盾，这是必然的。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是为了钳制周恩来。他有没有想过邓小平和文革派的关系？

宋：当然知道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了。毛泽东就是要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这个又是他的权术。他就是让他下面的任何一个派别不独大，而且互相之间有矛盾，然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来控制。

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平衡。

☆ *重在争权*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高文谦：“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需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用意也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嘛。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毛那个时候有意识地要把邓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权力斗争。”

☆ *周邓结盟*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一直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 *周封锁“最高指示”*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 *毛曾挺邓批江青*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

☆ *“永不翻案”靠不住*

邓复出前曾保证永不翻案，毛后来认为靠不住
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 我当年采访纪登奎。纪登奎多次讲，周当时就跟他讲，“主席还在看，主席还在看。”这个‘还在看’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毛有感觉，他发现邓虽然说“永不翻案”，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用毛的话讲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这是后来批邓的时候讲的话。

“再一个，邓的个性非常强硬，就是硬碰硬。毛在，掰一个小手指头，就在政治上给你打倒了。但是毛不在，谁能管得了邓？毛必然是在想这个问题。

“加上1975年4月份那个批江青的会议之后，邓表示了一种非常强势的作风，接着就是他又到上海去挖墙角，想去说服马天水，被马天水这帮人通过上海帮举报到毛那儿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那时候对邓一步一步地，警惕性就更加提高了。”

终于，到了197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再次主导了他的大脑。他希望邓能够认识错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低头。

☆ *邓为何抗上？远见还是误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在谈到邓小平态度强硬的原因时说：

“75年的时候，他比较强硬地拒绝承认江青加在他头上的一些指责。例如说他否定文革，说他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威，对他的思想不忠等等。他都是拒绝承认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忠于文革的某些理念的。

“其次呢，支持他抱这种比较强硬态度的是当时的态势已经完全变了。他主持实际工作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他当时有机会不但是全国跑了，国外都跑了一下。像他这么灵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民间和党政军对文革这些做法的极为不满的情绪，他也会了解到世界上对文革的一般的公论。

“当时毛的情况也在恶化。面对当时国内外对文革的这种不满，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他采取了顺从大部份人意愿的立场。他可能觉得，尽管毛可能不会选择他，四人帮可能会对他进行迫害，但是历史可能会选择他，他宁可站在历史这一边。

文革专家高文谦分析说：“到了75年批邓的时候，邓态度非常强硬，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都应该考虑。第一，邓实际上在政治上有一个误判，他当时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毛对他非常信任，而且毛身体已经明显地来日无多了。

“第二，他也看到了，文革这套搞法持续不下去，他并没有错，在党内是得人心的。因此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作为三七开，邓就给回绝了。周那些人那时都劝他忍一忍吧，邓不接受，结果只有彻底给打倒。

1975年12月8日，邓小平看望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周恩来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

☆ *悼念周恩来 剑指文革派*

文革末期，人心思周。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中共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 *万夫所指 文革将死*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民众又去怀念周恩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表明毛的文革已经是“万夫所指”、全民声讨的一种罪行。在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大部份人对文革有过的幻想已经彻底地幻灭。

“文革到这个时候，它的倒行逆施，它的那种反动的性质，完全没有是非，一切以毛一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全国随文革小组的心血来潮被迫跟着起舞。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